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第一篇：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2012年，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当初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最近，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可谓洛阳纸贵。这样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

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政治权利后，仍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地位，并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对人民漠不关心，而且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他们的封闭利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迹象显示，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拿出敢于啃硬骨头的勇气和魄力。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8世纪末，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抛弃。

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当前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对影响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为更勇于表达观点，甚至是据理抗争。这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使下情上达，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说到底，也就是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法国大革命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自由、秩序的民主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在面对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落差时，人们应保持理性，改革需大胆而审慎。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阶级矛盾尖锐，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人民，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然而，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因为它太激进了，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正如托克维尔描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事实上，在革命来临之前，法国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然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最后，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但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自由，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平等的奴隶”。托克维尔明确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没有处理好自由与平等关系的失望情绪，他认为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当前中国面临的现代化难题与之类似。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

第二篇：解读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解读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李茗公：“百姓富了不敬官”

——解读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做梦也想不到，死了150多年后，他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突然在21世纪的中国红得发紫。1992年商务印书馆首次翻译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它仅仅是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全国几十家著名出版社蜂涌而上，市面上还几度脱销，所以一版再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随笔》、《凤凰卫视》和央视等媒体，纷纷邀请名家解读。政界、商界和学界爱读书的精英们几乎人手一册，趋之若鹜，好像谁不知道这本书就已经落伍了。

奥秘何在？因为十八大后，中国掀起了震撼世界的反腐败风暴，***、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一批“大老虎”和众多“苍蝇”纷纷落网，作家二月河形容为“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动”。在这种形势之下，反腐败的领军人物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反复推荐，必然导致这本外国人写的旧书洛阳纸贵。

王岐山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他的推荐语之一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众学者解读：我们现在社会具有的诸多特征，与大革命之前的法国非常相似。例证如2009年6月30日《中国青年报》曾披露权威部门调查数据：截止2006年3月底，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高干子弟2932人。后来相关报导否认这一数据，但著名学者张鸣在《中国青年报》上呼吁权威部门公布调查数据“还多数高干子弟以清白”，却没有得到回应。2010年12月9日《中国新闻周刊》披露《2006全球财富报告》数据：0.4%的中国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北京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披露：2012年我国25%的底端家庭财产，仅占财产总量的1%左右。凤凰网《财富派》报道：2015年，中国人用7400亿买走了全球46%的奢侈品，这个数字比2014年足足增加1000亿人民币。真牛！

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衡量贫富差距的尺度：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0.5是危机线。但我国公布的基尼系数很乱，西南财经大学公布2010年为0.61，北京大学公布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基尼系数达0.73，而国家统计局发布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经济学家许小年评价说：连郑渊洁的童话都不敢这么写！

王岐山推荐语之二是：“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媒体说这是对习近平关于“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论述的深度解读。

人民日报《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说：“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出版社的广告词更雷人：“未雨绸缪，做一个有准备的人！”

那么，托克维尔为什么要写这本书？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是继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革命群众攻克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监狱，把国王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法国的国歌《马赛曲》、国旗三色旗和7月14日国庆节，都源于这次大革命。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歌颂革命，却不会反思革命。托克维尔的伟大之处，就是把革命前的“旧制度”与革命后的“新政权”进行对比，他用这种独特的视角去观察分析法国大革命，不但深刻得只眼独具，而且打翻了思想五味瓶，能让你读得百感交集！

托克维尔曾是风云一时的政治家，1838年当选众议院议员，1841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曾出任法国外交部长，参与制订1848年法国宪法，支持两院制和共和国的总统选举普选权。然而他与议会代表们在巴黎抗议政变，反对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复辟称帝，被当局以“叛国罪”逮捕入狱。获释后，他对政治日益失望，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逐渐从政治舞台上淡出，经过五年深入研究，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

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出生于诺曼底的贵族家庭，当地许多地方都以托克维尔家族为名。他虽然拒绝继承贵族头衔，却赞美优雅、文明、高尚的贵族气质。当革命的法庭审判路易十六时，他的外祖父马罗塞·克伯挺身而出，担任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结果老人也被革命送上断头台，留下了“我在国王的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的面前为国王辩护”醒世名言。除此之外，其妹妹、女儿女婿和孙女孙女婿都随之丧生。在大革命中，托克维尔的父亲同样被当作“嫌疑犯”关进监狱，判了死刑，等待处决，只不过后来因发生热月政变，幸而获释。三年内，巴黎的断头台斩首7万人之多，但不少并非保皇党，而是反对雅各宾派的人士，即革命阵营内部的“自己人”。据说，经过路易十六亲自改进的断头台效率惊人，杀21名吉伦特派用了30分钟，杀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杀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

托克维尔似乎很矛盾：他既赞成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毁灭，也为革命的血腥而感叹，更对革命后的独裁极度失望。他强调被推翻的路易十六并非贪婪昏庸无耻，而是一个“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失败者。其实，他倡导的是英国那种双方虽然激烈对抗、但是最后能够妥协让步的非暴力革命。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取得的成果，意义非常伟大：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等。国王威廉王后玛丽接受了这些条件，确立立宪君主制，英国从此告别了血腥内乱政治。

托克维尔认为：被革命推翻的政权“并不该死！”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我的目的是要绘制一幅极其精确、同时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图画。”

他冷静分析大革命的利弊与得失，“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

经过比较，他发现“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在第二阶段，他们要恢复一部分已被遗弃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革命之后出现了大倒退。

托克维尔斩钉截铁地声明：“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

所以，当年《旧制度与大革命》一出版，就引起震动，反复再版，20世纪以来，牛津大学把这本书指定为基础教材，西方还于1977年成立了托克维尔协会，由此可见影响之大。

这本书怎样解读法国大革命？由于法国经济繁荣，所以国王路易十六不愿意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实行民主立宪，甚至企图调动军队镇压群众。愤怒的巴黎群众因此发动起义，国王路易十六化装逃跑未遂。起义群众以牺牲98个人的代价攻占了著名的巴士底狱，然而却发现里边竟然只关了7个普通犯人，2个精神病患者。公正地说，被革命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其实心地善良，他鼓励发展经济，努力救济穷人，国王狩猎区饲养的野兽毁坏了农田，他居然亲自撰写必须赔偿农民损失的理由。在投票表决处死国王时，虽然有387票赞成，但也有334票反对。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上，法国总统密特朗感叹说：“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

托克维尔首先承认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但是同时，他强调即使没有这场流血的暴力大革命，“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旧制度好比一座历史悠久的破房子，改革是扒房子，革命是烧房子；自我转型改革能够小心翼翼地把旧建筑拆掉，其中许多部件还能够继续使用。然而，旧房子拆了一半的时候最丑陋，最让群众无法忍受，所以往往爆发革命，熊熊烈火烧毁了旧房子，导致血流成河。

《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有两个小标题非常刺眼：一是“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二是“减轻人民负担，为什么反而激怒了人民？”托克维尔的结论更令人震惊：“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文化革命初期不堪批斗侮辱而投水自杀的著名作家老舍，在话剧《茶馆》中有一句“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台词。他在无意之中为托克维尔这个著名观点，做了中国版的注释。

对于当今中国来说，这本书的意义非同小可。

所谓“托克维尔定律”，通俗地说就是“百姓富了不敬官”。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社会都很稳定，朝鲜和古巴至今仍是鸦雀无声的国家。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485美元，北京、上海等7省市人均GDP破万。然而繁荣昌盛却出现了“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维稳”成了头等大事。匪夷所思吧？

在贫穷饥饿的年代里，“七亿人民七亿兵，日夜想念毛泽东”，老百姓对大小干部都相当崇拜，毛泽东时代极少有群众闹事。改革开放后，老百姓有饭吃了，干部威信全面下降了，“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老百姓敢当面奚落嘲弄县乡领导，从北京到地方各级政府常被上访群众堵住大门，“截访”成了新闻热词。

曾为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大造舆论的周瑞金先生，忧心忡忡地写道：“中国现在已经坐在一个火药桶上。在缺乏法治和制度制约的今天，部分权力的堕落和百姓对腐败的愤怒，都已经到了严重地步，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习近平主席居安思危，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君知否？苏联和东欧剧变并不是因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联合国曾经做过测算，以购买力平价计算，1989年苏联人均GDP为8210美元，南斯拉夫人均GDP为3454美元。东德比较穷时，柏林墙很坚固；东德富起来后，柏林墙反而倒塌了。请看数据：1986年东德人均住房面积为26平方米，1988年东德每百户有电冰箱152台，53%的家庭有小汽车，1989年东德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12000美元！总而言之，无论是苏联，还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最不可思议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他们最穷的时候，而是在他们渐渐吃饱饭的时候。那些最穷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没有“改变颜色”。

最近中东的局势动荡也证明了这个原理。

先说“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人均收入2240美元不算低，过去十年，突尼斯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平均经济增速达5.68%。稳健的经济增长使得国际社会对突尼斯印象良好。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突尼斯位列世界第38位。但是民众始终无法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以本·阿里为核心的权贵集团成为财富巨无霸，才是问题的根源。

再看推翻穆巴拉克统治的埃及，人均收入接近7000美元，远高于中国大陆的2010年农民5919元、市民19109元人民币。加之风俗使然，普通埃及妇女佩戴重达1公斤左右的金首饰也不足为奇，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腐败，让埃及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至于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是非洲首富，2010年全国人均收入竟达12062美元，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全民享有免费医疗和教育，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补贴，许多家庭都有小汽车，但贫富悬殊极大。因为反政府武装各派之间互相不买账，再加上恐怖主义如ISIS之流法西斯武装血腥搅局，阿拉伯的民主之路必然曲折漫长，但独裁专制已经日暮途穷。猪的最高理想是吃饱睡香，然而老百姓不是猪，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还需要享受尊严、公平和正义。

“百姓富了不敬官”成了国际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真理，因为发达国家老百姓嘲弄总统，几乎是家常便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德曼的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已经被翻译成18种语言，仅英语印刷就超过了50万册。经济学家吴惠林甚至说“这是一本每个地球人不可不读的书。”弗里曼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经济自由必然导致政治自由：“对于促进自由的社会，经济安排扮演一个双重的角色。一方面，经济安排方面的自由本身就是广义自由的一个成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就是目的。另一方面，经济自由也是成就政治自由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手段。”通俗地说，也是“百姓富了不敬官”。

这确实是个让许多人无法理解的社会怪圈：百姓贫困饥饿并不影响社会稳定；百姓变富了反而会“忘恩负义”得寸进尺，要求人权和民主。也正是如此，我们国家领导人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启发那个兄弟国家领导人，也学习中国搞改革开放繁荣经济，但对方就是无动于衷我行我素。许多国人批评说人家太糊涂，其实人家那才真叫精明。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2013年8月9日《经济观察报》发表《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说：“不能认为革命不识好歹，群众得寸进尺。革命的每一步骤，都包含着百年的历史积怨和愤懑，革命群众没有退缩，而政府却没有根本对策，最后只能是全盘崩溃。”对于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广大官员来说，“百姓富了不敬官”最正常，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群众谋福利。我们的《宪法》上非常庄严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官员则是人民的公仆。

如果主人对自己掏钱雇来的小保姆感到畏惧，而小保姆却经常训斥主人，那恐怕不正常；如果主人对小保姆曲意奉承讨好巴结，经常请吃请喝还悄悄送厚礼，那也不正常；如果主人对小保姆非常热爱，纵情歌颂，那就更不正常了。

因为“保姆者，仆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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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笔记

詹媛

201302405159

刚开始接触这本书时，我本以为是简单的描写法国因为陈旧的封建制度而引发的一场革命，可能因为我天分不足，加之对法国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读了一遍下来，我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学者一样为当今中国的现状而担忧，其实简单的说来就是觉得这是一本描述法国历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当我为自己的浅薄而苦恼时，我只好耐着性子将托翁这本精华之作再细品了一遍，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本书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说的，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借鉴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这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手法与内容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分为三编。主要是采用了问答式的写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说的，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所以从各章题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决的是那些问题。从方法论来说，这也就是后来“学鉴年派”创导的问题史学。这种写作方法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的，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能使读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达的内容。同时这样表达更能体现出文章的内容且对各方面的描写都更加全面、明了逻辑性更强。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在这一编中，我认为第五章是本编的重点，如托翁说的，前面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阐明主题，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在这一编中，我对十一章的内容感触较深，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托翁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从而旧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书论述了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联系，即旧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继承旧制度。从而揭示了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动力。

二、法国大革命与传统的革命的时代背景比较。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我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觉得无路可走了所以才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却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历史证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国民的私人灾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与感悟

老实的说，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本书中我学到的知识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陷入疑惑当中，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结果呢？为了解决我心中的疑惑，我从网上看了一些名家对这本书的见解，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因为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对现状较为安逸，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法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种旧制度对他们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维尔有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以史为鉴”是古人提出来学习历史最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再从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将中国现状与1789年的法国相比的而发出的言论来看，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因此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写完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篇读书笔记，如果单纯的只是写关于对文中的内容的话，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说，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这份读书笔记可以说是借鉴网上各学者的一些观点所写的。因而望老师切勿责怪。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旧制度与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倾覆的边缘？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对中国5亿多网民中的一些人来说，本周的大新闻不是他们的国家有了个新的主席。这早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前，他已经担任更为重要的职务—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对这些网民来说，更大的新闻是数千头死猪腐烂的尸体，沿江而下，毫无征兆和解释的出现在上海。很明显，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农户丢弃的。此次事件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公共卫生、污染和腐败丑闻中的最新一桩。很难想出还有更有力的证据表明，尽管中国取得了让人惊讶的经济成就，但是在中国有些东西已经开始腐烂，改变必将到来。该观点在网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认为改变会到来。美国学者Andrew Nathan认为，“中国独裁政权的韧性已经接近了它的极限，这种共识比1989年的天安门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十年前创造了“独裁韧性”来描绘中国共产党适应和生存下来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国学术季刊《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标题让人感到刺激，“即将倾覆的中国”。自1976年毛泽东过世之后，国外人士一直在预计一党统治的死亡。在开放和充满活力的新中国，一个为实际上没有私营部门的中央计划经济设计的政治体系，肯定不能无限期地几乎毫发无损的生存下来。1989年当变革席卷苏联及其卫星国时，中国走到了革命的边缘，一段时间内中国好像要成为下一块即将倒下的多米乐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实证明，在1989看起来可能要倒台的共产党，其实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西方民主国家陷入困境，独裁主义被证明比以往更具有韧性。由于中国经济的繁荣，很少人尝试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他们可以轻易地被无孔不入的“维稳”机器处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没有某个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可能更加接近倾覆的临界点。但是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正不断侵蚀着一党统治的基础。恐惧可能正在消失。近5亿中国人的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对天安门的血腥镇压没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尽所能使他们对此事件一无所知。尽管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仍然写公开信，对法院不公正的判决紧咬不放。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会选择上网，聊一些颠覆性质的话题，如果不忽视共产党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体性事件”——抗议和游行——不断扩散。农民们憎恶贪婪的地方官员无耻地攫取他们的土地。比起他们的父母来说，在中国东部—世界工厂—工作的农民工二代们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温顺。同时城市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的成长。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阶级的出现已经通过人民的抗争（例如，在韩国）和谈判（台湾），推翻了独裁政权。而且很多中国中产阶级人士好像，对被共产党纵容泛滥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深为不满和愤怒，对食物中的毒素，空气中令人窒息的烟尘和水供应中的死猪，感到厌烦。网络和手机为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新闻和愤怒提供了工具。共产党必须想尽办法，确保这些零碎的不满不联合成协调一致的运动。它有许多“锤子”和“钉子”，但是要想把“果冻”钉在墙上，仍然是困难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变化的另一个理由是习先生和他的同事们都自称对这些情况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动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会上反复出现的主题。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的国会，本周正在举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产党对爱揩油官员奢侈性消费的严肃整顿，暗示其要开始政治改革行动。通过部门合并来“精简”机构，表明了政府要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较量的意愿。习先生要求共产党要勇敢的面对改革问题：“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边走路边嚼口香糖，那是胆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尽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着要改变一党统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所说“政治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换句话说，政治改革是要加强党的统治，而不是消弱党的统治。看上去，习先生也同意这种观点。纽约一家网站“北京之春”登载了去年底习近平在中国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讲的节选。他表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国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习先生也清楚地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从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我们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清楚地指出军队是否愿意对人民开枪是中国和苏联经验的关键区别，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很难想到有比“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更让习先生感到受辱的绰号了。从他的立场看，戈尔巴乔夫的生涯是一个失败的教训。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国知识界，阅读1856年托克维尔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很时尚的事情。书中最能在中国引起共鸣的观点是：旧政权由于革命而倒台，不是在其抗拒变革时，而是当他们试图改革，但却无法满足他们唤起的期待时。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维尔是对的，那么习先生就得面临一个不可能的两难处境：为了生存，共产党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风险。可能他将把更根本的政治变化作为解决方法。但是到那时，猪将不再在河里腐烂了。他们将会飞。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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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别：学 院：学 号：手 机：电子邮箱：____邓余佳______________ ____ 女 ___ __________ ___人文学院________________ ____10105214105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772398594@qq,com____________

撰写时间： 2013年 5月 20 日

摘要：人民群众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动力，法国的普通民众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与法国各阶级的关系是非常微妙与复杂的，而大革命爆发的土壤正是来自于这些普通民众所遭受的新型压迫以及路易十六早些时候所推行的一系列不紧不慢的改革，以及中央集权制下的王权扩张。普通民众对这一系列的因素所产生的反应以及原因，都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一书中提出的一些耳目一新的观点。

关键词：普通民众

中央集权制

新型压迫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不仅影响了法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而且对世界其余地方也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自这场革命发生之后，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接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无数的冲突和分歧，并且笼罩在他们上面的争论至今未曾衰减，有些史学家把它解读为启示录似的神话传奇——一场毁灭了所有被触及的个体的事件；亦有些历史学家视其为魔幻般的写真：纯粹是一连串疯狂的事件，所有卷入其中的团体和个人都在堕落。他们常常出现两个极端，要么极端颂扬，全盘肯定，要么极端厌恶，全盘否定。而托克维尔面对这样两个极端，冷静而独到的对大革命作了观察。

托克维尔本人来自法国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事实上托克维尔一家与法国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就是在革命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的著名法国贵族领袖马勒歇布，辩护失败后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祖父也被一同处死，托克维尔的亲生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期间被革命政府逮捕判处死刑，仅仅因为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派专政倒台，才虎口余生。但托克维尔的母亲已经为此终生神经惊恐，托克维尔从小的家庭教育因此充满憎恨大革命以及缅怀被处死的国王的氛围当中。但托克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早在20岁以前，他就开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狭隘贵族视野和保守主义立场，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认同法国大革命原则的立场而终生不渝。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线索，通过细致的社会观察，笔走于贵族，资产者，农民，王权，文人之间，演示他们的分分合合，相互作用，从而重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画卷。托克维尔为了认识旧制度并发掘其与大革命的关系，他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名著，还研究了虽不大知名但更能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并仔细阅读了当时所有的公共公告，因为托克维尔在1838年曾出任众议院议员，而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制宪议会议员并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这段经历使得托克维尔能够得到一些他人从未或很少见到的的资料，从这些资料里，托克维尔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而这些旧制度是大革命的土壤和源泉。在掌握并阅读研究了这些第一手资料后，面对各种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和 讨论，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绝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他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一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从这断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托克维尔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旧制度”呢？“旧制度”是一个特定概念，指的是大革命前18世纪的法国社会，大革命起因于“旧制度”，而在许多史学家眼中，“旧制度”作为革命的反题，是被完全否定的，而托克维尔正是从这里突破，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释，他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和依附的时代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旧制度其实是两种制度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因为这两者无法调和，才致整个社会出现了矛盾的紧张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哪里的压迫愈重，哪里出现的反抗就愈激烈，但实际上情况并不如此，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当时的法国实际上并不是革命发生的典型时代，日常生活并不算穷困，统治者与下层社会的矛盾没有激化到必须改朝换代的地步，政治上也相对开明，民间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王室也在进行不紧不慢的各种程度的改革，路易十六上台后，法国面临着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很快看到了法国所面临的问题，他励精图治，任命一批有才能的大臣进行改革采取各种办法来开源节流，如取消宫廷中领取高额俸禄的一些闲职，压缩国王自己的开支，力求尽快摆脱财政危机，所以在第三篇第四章，托克维尔就指出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度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对此，托克维尔的解释是在革命前“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前，法国已经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所以，法国农民对所承受的义务就非常敏感。假如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国农民仍然由领主统治，那么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当贵族拥有特权而且拥有政权是，他们个人的权利再大，也不会引人注意，当贵族进行统治时，他们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对此，人们不以为然，但是，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务，不再进行政治统治时，他们的特权的分量就会显得十分沉重，甚至贵族的存在也成了问题，人们变无法忍受贵族的一切特权。托克维尔说，法国农民对土地有一种执着的追求，他们把全部的积蓄用来购买土地，可以想像，当农民终于有了一小块土地是，他还要为此付税，并不是给政府，而是给无权无势的地产主，那些地产主还要强迫他们去服劳役：地产主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农民勒索通行税；农民付费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售粮；字食用的粮食必须到地产主的磨坊去磨面，用他们的烤炉烘面包，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心中的怨恨必然越积越深。一部分旧制度被摧毁了，剩下的那些制度更会令人憎恨。

如果说以上这些灾难在法国农民心中积聚了怨恨和嫉妒，那么下面这种新奇的压迫让他们再也看不到希望。18世纪的法国，一种奇怪的力量吸引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农民：自17世纪初，贵族便开始抛弃农村，到18世纪则成为了普遍现象，同时，资产者为了获得免税权，也抛下农村，千方百计在城里找一个栖身之地。这样，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而他们本来是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于是乎，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出去，扔在一边，“既无人想对他施以暴政，也无人试图开导它，为它服务。”结果就是，社会的进步虽使所有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作对并渐行渐远，农民虽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们却经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被抛弃的痛苦。于是，托克维尔叹道：“14世纪的法国农民受压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贵族有时对农民施以暴虐，但他们从未抛弃农民„„而现在，农民被禁锢在一道鼓励穷苦的深渊中，完全隔绝，彻底绝望。”

但与这个相比，中央集权的作用则更严重的加剧了各阶级的紧张关系。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下中央集权最为显著的特征不在于其强大或者具有压迫性，而是其无所不在：中央集权下，政府承担的不是主权者的角色，而是担当‘监护人’，中央集权实行的行政监护，国王收回了贵族的领地的自治权，废除各省的自由，把他们吸引到城市，从而取代地方权力，国家升值进入了国民的日常生活。大革命前，中央政府由国王领导下的御前会议完成日常工作，制定规章，发布命令，各地方基本上由国王排除的总监及总监任命的总监代理管理，“御前会议有时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适宜的土地上种植某种植物，有的决议命令人们拔掉在它认为低劣的土壤上种植葡萄，可见政府已由统治者转变为“监护人”，王权的扩张逐步铲除了过去许多独立于中央的私人地方团体，中央政府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实施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出现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它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扁平化，由王权—中间团体—个人的三重结构，而变成了国家—个人的两重社会结构，这会导致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依赖又很容易导致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的极端仇恨；其次，出现了大量的个人，随着贵族衰落，第三等级的崛起，人们身份差别逐渐缩小，趋于平等，却为进一步的集权专制埋下了隐患。

再者，民众对不平等的耐受力在古今中外都是很高的。在旧制度下，在为专制政权制定的许多规章中，自由仍未死亡，贵族,资产阶级，底层教士都能通过政治的，法律的手段辩论他的公道，但“只有人民，尤其是农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地，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要想使用这些抵御手段，就必须在社会上有一个能为他人看到，声音达于四方的地位。”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底层民众都是忍受的，也正因为如此，民不聊生往往并不足以激起民众的集体反抗，而在减轻人民负担的时候却激怒了人民，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而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又恰好出现了文人政治。在那个时代的启蒙思想家虽然不参与政治，但是他们领导政治的动向，他们主张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样，使得“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了，而不仅仅下层民众如此，路易十六也受到了文人政治家的蛊惑和激荡，轻信凭借理性可以彻底对复杂，陈旧的社会进行有效的改造。这场改革从1787年开始对一切行政规则和一切行政习惯突然进行大规模革新，他“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利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每个人的地位都动摇了，每个人的习惯都被打乱，每个人的职业都受到妨害，某种正规秩序继续支配着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务，但已经无人知道该听命于谁，办事该找谁，无人知道在那些构成每日社会的更细小的私人事务该如何行动。”这使得人心变得浮动不安，而“这些最应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而政府的机构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这些都激发了民众的愤怒，民众无法忍受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改良措施，因为他们处于原始状态，他们从无助到麻木，虽已承受过比眼前更恶劣的生存境况，但一旦被某种力量召唤起，他们便无法再等待忍受下去了。

以上这些关于普通民众在推动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研究这些民众对当时旧制度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出现的原因，正是我们今天读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因此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第三编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四，五章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也正是王岐山在中国当今社会推荐此书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⑴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⑵冯棠.张丽.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⑶刘北成.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⑷范峰松.另一种阶级叙事——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社会科学论坛.2008 ⑸周静.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专题笔谈·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2013

⑹里景阳.张恩博.试论农民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