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引发的伦理问题范文

第一篇：克隆引发的伦理问题范文

课程：生命科学技术与伦理问题 教师：姚晓华

学院：中加国际学院 095班 学号：0926210501 姓名：张涵微

克隆引发的伦理问题

克隆，这一名词在科技医学领域，从陌生到熟悉。对于我们而言，知道克隆是从著名的“多莉”开始的。其实，在1997年2月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维尔穆特博士科研组公布体细胞克隆羊“多莉”培育成功之前，胚胎细胞核移植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实际上，“多莉”的克隆在核移植技术上沿袭了胚胎细胞核移植的全部过程，它成为世界上第一例经体细胞核移植出生的动物，是克隆技术领域研究的巨大突破。

随着“多莉”的诞生，许多国家也相继在科学技术领域上展现出不同的克隆成果。各国家相继克隆出牛、羊、鼠、兔、猴等动物。我国的克隆技术也颇有成就，80年代末，我国克隆出一只兔，1991年西北农业大学发育研究所与江苏农学院克隆羊成功，1993年中科院发育生物研究所与扬州大学农学院共同克隆出一批山羊，1995年华南师大和广西农大合作克隆出牛，接着中国农科院畜牧研究所于1996年克隆牛获得成功。而美国最近克隆猴取得成功，日本科学家也声称他们繁殖出200多头“克隆牛”。以上所述的克隆动物，都是用胚胎细胞作为供体细胞进行细胞核移植而获得成功的。1997年2月英国罗斯林研究所宣布克隆成功的小羊多利，是用乳腺上皮细胞作为供体细胞进行细胞核移植的，它翻开了生物克隆史上崭新的一页，突破了利用胚胎细胞进行核移植的传统方式，使克隆技术有了长足的进展。在今年七月份韩国科学家克隆出5只小狗，这5只比特犬是韩国RNL Bio生物技术公司根据一只已故宠物狗克隆的，由两只母狗代孕并于7月28日出生。该公司现已开始全球范围的宠物克隆服务。这是世界上首例商业克隆宠物狗案例。

通过克隆这一技术的巨大进展意味着：在理论上证明了，同植物细胞一样，分化了的动物细胞核也具有全能性，在分化过程中细胞核中的遗传物质没有不可逆变化；在实践上证明了，利用体细胞进行动物克隆的技术是可行的，将有无数相同的细胞可用来作为供体进行核移植，并且在与卵细胞相融合前可对这些供体细胞进行一系列复杂的遗传操作，从而为大规模复制动物优良品种和生产转基因动物提供了有效方法。

由于克隆的特点，使得克隆成为医学上关注的重点。克隆技术给医学领域带来美好应用前景。在人类基因组的带动下,人们正在进行治疗性克隆试验,旨在生产克隆的或单性生殖的人类胚胎以获取干细胞,为人类研究癌症、艾滋病、老年痴呆、帕金森氏症等疑难病症,从基因层面揭示疾病产生的分子生物学机制,预报人体的机能和病理变化,找到标本兼治的治疗方法。克隆生物工程技术将克服中西药的弊端,将使医学在21 世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治疗性克隆和干细胞研究为人体缺失器官的修复和重建带来希望,不但能治疗或预防器官功能衰竭,而且能防治衰老,解决目前我们面临的寿命延长而生命质量低下的难题。寿终无年、青春常驻的梦想在21 世纪有可能会逐步成为现实。克隆技术是现代生命科学领域的一项高新技术,其发展引发了强烈的伦理争议并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1997 年2 月23 日,体细胞核移植克隆羊成功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轰动,世界各国纷纷做出反应,许多国家立即开始起草法案禁止克隆人。1997 年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的文件,明确反对用克隆技术繁殖人。

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伤害了被克隆者。被克隆的是另外一个个体，这个个体是与克隆的原体完全独立的另外一个行为主体，这个主体受到了伤害。受到了什么伤害呢？首先从技术可能性的情况来看，我们无法预知，如果对某一种在功能上与其他基因紧密相连的基因进行干预性改变，生物体内的这种自然的相互牵制的系统会发生何种连锁反应。而根据目前掌握的知识，要想将人类基因组的所有基因重新进行准确的排列，并使之正常的发挥作用，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恰恰是这一点构成了人们反对克隆人的一个重要理据。因为谁也无法排除这样一种风险：克隆技术很有可能导致大量的流产与残障婴儿。

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自主原则。克隆人活动往往发生在下述情况中：比如，某对夫妇在事故中失去了独生子，他们希望他重获“新生”，于是便通过克隆技术再制造一个孩子，其身体中的绝大部分基因组是先前那个孩子的基因组的复制。这样尽管父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某种欲望，但这整个行为方式对于被复制的孩子而言却意味着一种外来的决定，它将该儿童本属于偶然性的那部分自由（所谓自主原则，就体现在这种自由上）剥夺了，而人的一个最重要的本质特性，就体现在他的不可重复的独特性上。德国著名哲学家忧那思说，人的一个特殊的优先权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不可重复的特性。而被克隆者作为人应享有的独特性便被剥夺了，他的那种不必非要有一个比他大30或60岁的同体同貌者的自由，便被粗暴地践踏了。英国有一个管理人工授精的机构，叫做人工受孕与胚胎学管理局，竟然打算允许患耳聋的父母在试管婴儿的培育中，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耳聋的胎儿，而淘汰掉健康的胚胎。他们觉得都处于耳聋状态，便有利于交流、培育，而英国皇家聋人研究所的发言人竟然说，这样一种选择是合适的，我们支持这样的选择。假如人们都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设计和培育后代，那么什么恐怖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耳聋的父母选择生下耳聋的胎儿，而这个胎儿很可能希望自己是一个健康人，但这已经做不到了。他作为一个人所天然应有的一种开放的前途的权利被粗暴否定掉了。这当然违背了伦理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克隆人违背了伦理学的平等原则。在克隆活动中，存在一个设计者与被设计者的关系。在克隆人活动中，未来人类的基因配置是由父母、医生或国家决定的，而个体的人仅仅是前者所决定与创造的结果。我们知道，设计是以设计者为前提的，一个有着设计者与被设计者之别的人类图景，对于平等原则是一种基本的违背。因为人们无法回答凭什么他自己或者任何别的一个人有权作为未来人类特征与品性的设计者。显然这里存在着一种“道德优越感”，似乎我们，或者说一个医生、哲学家、国家的行政长官拥有着一种控制他人的实力。然而这种心态不单是荒谬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是非常危险的。

有关人类胚胎的克隆性研究已分化成为前后两种类型：一种是首先得到设想的“生殖性克隆”，即克隆人研究。另一种是后来得到设计的“治疗性克隆”，即从克隆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然后使之培养成人们所需要的各种人体器官。不论是生殖性克隆，还是治疗性克隆都涉及到伦理问题，都引发了激烈的针锋相对的观念论战。相对而言，有关治疗性克隆的伦理争论比生殖性克隆的争论更为激烈。治疗性克隆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人类胚胎与病人利益的冲突问题，而不是人类胚胎的地位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在有关堕胎的争议中就得到过讨论，且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同时，不论是有关治疗性克隆的争论，还是有关堕胎的争论都涉及到人类胚胎的利益与成人的利益之间的冲突问题，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有关堕胎的争论及解决办法中汲取思想启示，为解决治疗性克隆的争论寻求出路。

以德国为例，胎儿的生命权在法律中得到了明确的尊重与认定，即包括胚胎在内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应得到保护，堕胎原则上讲是违法的。然而德国法律又规定，三个月之内的堕胎是合法的，只要胎儿与孕妇在权益上发生冲突，且又无任何其它出路可供选择这一前提得到了满足。可见，在堕胎问题上，法律的规定一方面认可人类胚胎的生命权，另一方面却又承认，当遇到冲突这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胎儿的权益应让位于孕妇的权益。

支持治疗性克隆的人希望引借堕胎模式，来处理人类胚胎与急需治疗的病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人类胚胎确有值得保护的尊严，然而在病人急需医治这一特殊的情况下，胚胎的生命应让位于病患者的生命。

然而反对治疗性克隆的人却认为这里无法套用堕胎模式。生物学家与胚胎的关系并不是母亲与胎儿的关系，母亲对胎儿的出现并不负责任，而生物学家对胚胎的处置则是故意的行为，有人说：“谁都不对所有发生的事情负责，但对于我们的行为，我们却要负责”。

有关是否允许治疗性克隆的争论，并不是简单地选择“善”还是“恶”的争论，而是“道德与道德”之间的争论，是“两种道德”之间的争论。在笔者看来，人类对早期人类胚胎无疑拥有尊重与保护的义务，因此以经济或其它医疗之外的科研为目的的胚胎研究是不道德的，是绝对要禁止的。但这种保护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也允许有例外，那就是它必须服从于一个更高的道德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解除人类遭受病魔摧残的痛苦，挽救无数病人宝贵的生命。从对早期人类胚胎的使用的角度来看，这一行为的确损害了人的尊严；然而这一牺牲换来的人的生命的挽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体现了对人类生命的一种最高的尊重。如果不是这样，禁止治疗性克隆的研究，便破坏了国家对社会公正的义务：即国家的对由于疾病所造成的不平等的状态进行补偿的义务。

对于克隆产生的伦理问题的争论，从克隆出现至今从未停止过。克隆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于社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克隆技术是一项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当这一技术被不恰当的运用时,将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的对待这一技术,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它。

第二篇：基因工程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探讨

基因工程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探讨

10级生物科学班

刘文成2010061220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基因工程已成为21世纪的高技术发展的核心，而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也在发生一场重大变革，基因技术在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合理的运用基因技术，才能造福人类。关键词: 自从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基因工程及其所衍生的学科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在基因工程技术等的推动下，生物技术正在快速高效地向前发展，并且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为一项尖端技术和产业，它将逐步取代信息技术成为2l世纪高技术发展的核心。随着基因技术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将使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一场重大变革，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什么事情都有两重性，基因技术在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对传统的理道德构成了冲击。正确对待基因技术发展所引发的道德冲突，以保证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和合理应用，是摆在人类目前的一项新课题。

基因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复杂而深远，其中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从分析基因技术的这种“双刃剑”效应入手，本文在开篇即明确了基因技术发展应兼顾保护和规范的观点，并从国际立法的层面展开对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规范的研究。在与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国际条约中，《关于生物技术发明的法律保护指令》和《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国际公约》(UPOV公约)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保护指令》将基因技术纳入专利法保护范畴，划定了基因技术专利保护的范围，为基因技术的专利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法依据。UPOV公约规定了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和授予标准，创设了对植物新品种的特殊知识产权保护形式。本文在详细分析这两个公约的内容和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基因技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不容乐观。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进一步拓宽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加强有关国际立法，才能改变现状。与基因技术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一样，目前规范基因技术发展的国际立法同样亟待加强。基因技术的消极影响集中体现为生物安全问题和克隆技术的应川问题。生物安全问题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谨慎对待。《生物安全议定书》是目前唯一专门规范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国际法。它确立了风险防范原则，在此基础之上规定了转基因生物越境转移的具体制度。该议定书把基因技术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联系起来，对规范基因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人类克隆技术包括生殖性克隆技术和治疗性克隆技术。生殖性克隆技术破坏了个人的独立性，将人工具化，侵犯了人的平等权，必须禁止应用。国际社会对此认识趋同，但由于对治疗性克隆技术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推迟了《禁止克隆生殖的国际公约》的制定。这使得规范克隆技术的国际立法严重滞后，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公约规范克隆技术的发展。各国必须充分认识到规范克隆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共同努力，推动有关国际立法的进展[1]。

一、基因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 基因技术研究是当代生物技术最重要的研究领域。随着该领域研究的不断推进，由此出现的负面伦理效应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基因技术研究所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人工干预生命的危险性问题。基因工程技术能改变生物的遗传特性，改良和创造新的生物品种，但人们担心这种人工干预生命的危险性。一是担心会危害人体健康，二是担心会破坏自然生态平衡，三是担心制造出威胁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存的新物种。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明令禁止转基因技术，禁止进口和销售转基因食物，认为从基因水平上操作生物是“反自然”、不道德的危险举动。(二)基因决定论与所谓“优生”问题。

人类遗传密码的破译可能会滋生新的基因决定论，把人的一切都看作是由遗传因素决定，否认环境因素的作用。按照基因决定论，人类本身是不平等的，天生就有优劣之分。而这曾经导致过非常可怕的所谓“优生’’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曾搞过长达lO年之久的优生立法，1924年通过移民限制法，限制南欧、东欧人移居美国，理由是他们“在生物学上是低等人”。1931年左右，美国37个州针对“身心有缺陷者”、“性反常者”、“瘾君子”、“酒鬼”等采取了强制绝育措施。优生学成了惩罚、遗弃处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和病人的工具

(三)基因专利化问题。

基因技术研究的初衷是认识基因，造福人类，主要是从科学价值考虑的，但发现基因有商业价值能带来经济效益后，基因专利化的问题就提出了。按惯例，专利授予的对象应当是技术发明而不是科学发现，对基因的研究属于科学发现，不应授予专利。但现在许多人包括科学家在内态度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主张基因技术研究中取得的所有成果都应共享，转变为了主张除基因测序成果应该全人类共享外，对新的功能基因的发现应当授予专利。(五)基因治疗中的负面伦理问题。

从基因角度看，任何人的基因都不会十全十美，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缺陷。但随着基因治疗技术的成熟，有钱的人可以利用经济上的优势改善自己的基因，这会导致新的社会不公平。人们担心，基因治疗还会影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比如，梵高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但假如当年梵高作了基因治疗，也许就不会再有那个取得过非凡绘I画成就的梵高了。此外，基因治疗还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性，有些容易导致某种疾病的基因，对其他疾病又会有抵御作用，如果人们在不知晓其全部功能时用基因技术消除了这此‘‘有害”的基因，很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其中都存在着伦理道德上的问题[2]。

为了基因技术的顺利发展并真正造福人类，必须努力加强基因技术领域的道德建设。因为，事实已经表明，生命科学向纵深迈进，既可能创造生命奇迹，也可能制造人类灾难。只要有很小的失误，就会将人类制造的武器对准人类自己．造成人类生存的新的危机。

参考文献 [1]学位论文，曹朝霞，基因技术发展的国际立法问题研究.2005 [2]康永超，基因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探析，管理观察[j]·2009年9月下旬刊

第三篇：“安乐死”伦理问题浅析

摘 要 中国对于安乐死的讨论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安乐死也越来越被我们的社会所接受。本文从安乐死的概念角度入手，讨论探析当今发达社会对于“安乐死”的理解和各个国家对于安乐死的法案整理与不同层度的推进，正确认识安乐死这种优化的死亡方式。

关键词 安乐死 合法化 定义与概念 伦理道德

作者简介：谢萌，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5-288-02

社会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也越来越凸显其弊端。这些懊恼难题的出现在伴随高科技的进步变得可以让人们轻松应对，这是时代赋予我们对生命无限追求的奖赏，也是社会不断前行的必经之路。但上帝很公平，再为你新开一扇窗的同时问题也接踵而至。

一、“安乐死”的基本形式与不同意义

（一）基本形式

“安乐死”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思是善的死亡，这一出现于17世纪有着浓重感情色彩的词汇，自打出现就备受争议。不管是不是自己死亡或者他人死亡，也不管这种死亡是不是秉着病患自愿的原则。怎么样区分“安乐死”与“被安死”已成为一种惯例，被动安乐死是通过不予以患者治疗或者撤出其医疗设备而允许的死亡，而主动安乐死是有意引致死亡的行动的结果。所以常常使初视者误读其意，从而妄下结论。在学术中“安乐死”更是有很多意思，根据意义的不同分化出不同类型，这些所谓的区分显然不是那么清晰明。

（二）不同意义

对“安乐死”的理解因人而异，有相对广义的理解，也有人相对狭义的看待。人们认同它是因为认为“安乐死”属于一种个人权利，个体对自身的存活或者死亡有直接选择权利。虽然“安乐死”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依旧不是被太多人所接受，但我们已经在宠物身上看到“安乐死”的情况了。

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元首希特勒曾筹划一个关于“安乐死”计划，意在用模糊的“安乐死”方式来杀害他认为没有用的人。一位收到过500份脑组织的神经病理学家描述：“在当时的德国，有关于这种惨绝人寰的屠杀包括其中的智力低下者、精神分裂患者、癫痫痴呆以及身体器官出现异常或者失调的病患„„实际上，那些所没有工作能力的人一概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人被处以“安乐死”的方式杀害。”被谋害的人真正死亡原因在于他们是对于社会毫无价值可言的人，只有他们的死亡方式才可能被想到是相对“舒适”。快速的结束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式只是过于简明扼要的表达了安乐死的定义，而完全忽视了在受此安乐的人的那些微妙的东西。这种对于安乐死的定义不得不说是一种违背了安乐对象的意愿，简单粗暴的认为安乐死是无痛的死亡方式。

另一个侧面则认为，如果我们实施安乐死的意图在于将一个正在受到病痛无休止折磨的病患的子网中获取经济利益，那么我们也算是在实施安乐死。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我们个人利益的追求，那么安乐死真的还是安乐死？我想那样的安乐死完全等同于一场毫无争议的谋杀。

有关于安乐死的不同理解和认知我们不得不在对安乐死的描述和定义上绞尽脑汁的想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考虑，这些定义仍无法满足所需要的必要因素和实施条件，所以也不能算是对安乐死的准确定义。这些不同的理解都是如今社会对于安乐死的认识的一个阶段性符号，它们也都承载了不同时代对于安乐死定义的理解力和感知力以及接纳程度的趋势。

二、安乐死在世界范围的合法化问题

目前为止，安乐死在世界范围内一直都是被众多国家视为不合法的一种医疗技术。因为它与我们目前所建立起的传统道德观念、医德价值、人道主义原则相违背。安乐死的合法化面对极大挑战。但还是有不少国家在面对安乐死的的出现后才用相对积极的态度去接纳它。荷兰作为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与其后的比利时、西班等国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在通过了此法案后都制定了严苛的执行准则。安乐死虽在荷兰已经合法化，但安乐死依旧属犯罪。荷兰安乐死实施决意看来，不仅能发现在面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约束下，人们面对对他人实施安乐死时，依旧心有余悸。真正明确安乐死，并且由案例法通行“安乐死”的国家却是日本。日本1976年首次举办“安乐死国际会议”，会中提到：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从而使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条件地承认安乐死的国家，但目前仍有较多问题亟待解决。

日本通过的安乐死必须具备以下要求：

（1）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判断，病人已患不治之症且死亡已迫近。

（2）病人痛苦剧烈，且令人惨不忍睹。

（3）实行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减轻病人死亡前的痛苦。

（4）如果病人神智清醒，并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则需要本人的真诚委托或同意。

（5）原则上由医生执行，如果不能，必须有足够说服人的理由。

（6）实行的方法在伦理上是被认为是正当的。

在日本刑法规定，具备上述全部要求而夺去人生命的行为属于“正当行为”。为了消除病人肉体上的痛苦不得已而侵害生命的行为，可被认为相对于日本刑法规定的“紧急避难行为”。其依据是作为正当行为的违法性阻却和紧急避难的违法性阻却，即是通常构成违法的行为，由于特殊理由可不认作为违法。

安乐死合法化维护者认为，患者有自由来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意愿是可以让医生对他们的选择予以实现。作为一个人，我们连自己掌控自由选择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都丧失了，那我们真正拥有的权利有是什么呢？如果社会大众同意患者自由的选择用“安乐死”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如果在行使这个权利时这种选择有另外一个人来执行，会有怎样的有关于道德的缺陷呢？再如果一个人有权死亡，并且在权衡了继续活着的利与饱受痛苦之后已经达到了这样做的决定，那么请求另外一个人来帮助执行这种合法的选择有何不可？这样另外一个人又有什么不对？ 对于支持者的观点来看，这样的结论既是出于一种慈悲之心，可它并不以同样的形式在自杀的场合出现。

三、中国文化中对于死亡的理解与阐述

谈到关于中国人怎么理解“安乐死”时，回望过往悠悠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文化根基和传统道德模式、思考行为方式准则的华夏文明。历史中我们知道秦始皇不辞辛劳想要得到仙丹以求自己能长生不老，我们推崇尊崇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这种文化底蕴塑造出我们对于生死观的理解是人们惧怕死亡和一种希望获得长生不老的心理。

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对于生死问题的看法是：“未知生，焉知死”。他认为我们活着，首先你得先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和活着该去做些什么，对于死亡这么一个极其抽象的问题不应该过多假设和猜想。实际上，孔子退而求其次避开了阐述关于生死和本体的意义这么一个问题。他更多的给出一个让我们能参悟出的理解发醒怎么积极地去活着，那也就是他所体悟的活在当下，活在今生。这是中国儒家对于生死的一种阐述和态度。

道家相对于儒家的生死观而言对于死亡更深刻，呈现出一种坦然的态度。道家的老子取表象之外为其立足点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解释他所宣崇的对于生死的态度。“安乐死”无非也是人类在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一种自我选择的问题，其受到争议的是在选择这种死亡方式后所要面对的可能无法得到真实准确个人意愿的一个道德问题。相对前面两种派别佛家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就相对激进很多。佛家认为人活着就是一种修行，在修行中无论遇到怎样的苦难痛苦，即使是备受折磨的活着也是修行中一部分。面对“安乐死”这一种“优化”形式的死亡方式也是不予赞同的，佛家认为任何形式的杀生都是不善业。人活着的修行是一种轮回，痛苦的源头源自他过去所应承受业力，故必须自己承担。

四、当代国人对于“安乐死”的认知

面对迅猛发展的高科技全球化一体的世界格局，国人对死亡的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安乐死作为一种现代的死亡方式也同样随着时代的大潮流不断演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在逐渐对安乐死的认知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就中国国情来看，“安乐死”使得濒临死亡的病人得以解脱，减轻病人家庭经济与精神的双重负担，节省社会医疗卫生资源。它同样也是对病人的一种体贴和尊重。是他对自己生命的一种选择。

也有人认为安乐死是一种否定医学的消极态度，医学的存在就是救死扶伤，无力医治就不去医治，不利于医学的发展。相对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明确的界定什么是不治之症这一抽象定义。也许这一秒还是不治绝症下一秒就攻克难关。

五、结论

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牵挂与牵绊，这些是我们作为人所必然要面对的关于生死的问题。于安乐死我们不能过早言论孰是孰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部分，自然无法避开社会性，它不能跨越一个时代而孤立的讨论，它必然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密切在一起。当今的中国在踌躇满志的朝着前方光明的充满希望地方发展。

学者们也开始不断反思关于生命与哲学直接关系，以及安乐死是否对于我们社会与人起到积极作用。而法律上尽管还在研究，在其研究过程中也不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种种置疑和诽谤，但随着文明的进程，安乐死终将会被法律所承认。生命对于每一个拥有生命的生物而言都是如此珍贵，了解生命，体悟生命，感知生命，掌控生命。

第四篇：论大众传媒与科技的互动中引发的伦理问题

论大众传媒与科技的互动中引发的伦理问题

【摘 要】大众传媒和科技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但时效性和客观性的矛盾使得大众传媒在与科技的互动中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有可能危害公众安全，造成错误的公共决策，不利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科学家和媒体应该各尽其责，互相沟通，避免、解决这些产生不利影响的伦理问题。

【关键词】媒体；大众传媒；科学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197-01

一、大众传媒与科技的关系

第一，大众传媒需要科技。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科技信息是大众传媒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作为公众主要使用的媒体，它能及时将最新的、与公众关系密切的科技成果和信息传达给公众，在科技与公众之间搭建了一个桥梁，科技信息已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大众传媒的发展需要科技的支持。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大众传媒的信息来源更加广泛，传播速度更加迅捷，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从报纸、广播到电视和网络，如今，手机成为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同时，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和大众传媒的管理方式等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科技的进步带动了大众传媒的发展。

第二，科技需要大众传媒，这主要表现在科技成果需要通过大众传媒进行传播。近年来，“科学家通过召开记者招待会或新闻发布会、寻求媒体报道自己研究成果的事已经屡见不鲜”，克隆研究、火星生命探索、器官移植、试管婴儿等科学事件也成为主要的新闻事件，所有主要的电视网、报纸和网站都有报道。科学家如此做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有时候科学家的发现或结论很重要，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科学家有责任尽快向公众传达这一重要信息，这一点在非常时期尤为明显。其二，科学家希望通过大众传媒对研究成果的展示，强化公众对其研究的印象，争取资助机构进一步的资助和社会对该项研究的支持。

二、大众传媒在与科技的互动中引发的伦理问题

第一，少数科学家可能为了争夺优先权，通过大众传媒发布不成熟的研究结果。科学研究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事业，因此，科学家们对优先权的争夺非常激烈，“实际上它们成了科学家之间社会关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正常的科学检验制度是重复实验和论文审查，这要求科学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同行严格评议，以此确保其客观性。

第二，大众传媒在报道科学发现和技术成果时可能会断章取义、失实报道。科学的专业性很强，其概念术语都有特殊、复杂的含义，其结果表达方式也是高度抽象化的，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外行很难理解。现在，记者收集科学信息的方法很多，包括出席记者招待会和新闻发布会、对科学家进行访谈、参加科学会议、对期刊文章、著作或电子出版物进行摘要、利用搜索引擎和索引系统等。但是由于他们大多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或不够认真，草率对待科技信息，所以在报道的过程中可能会断章取义，不实地反应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第三，个别情况下，一些大众传媒带着明确的政治、哲学或宗教任务报道科技新闻，“人们看不见的情感支配着人们看得见的事件的发展”。例如，为了国防安全，媒体可能失实报道某项军事发明，以便误导敌对国家，产生威慑作用。上述伦理问题对公众、科学和社会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首先，对于公众来说，失实的报道会引发不必要的恐慌，严重地甚至危害公众安全；其次，对于科学自身来说，这些问题会引导公众误解科学，减少公众对科学的支持，不利于科学的发展；最后，对于社会来说，在关于科学信息的问题上，无知不是福，断章取义的报道会导致政府和公众在公共健康、环境、产品安全等重要的社会问题上作出错误的政策和决策。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避免、解决大众传媒在与科技的互动中引发的伦理问题。

三、对解决大众传媒在与科技的互动中引发的伦理问题的建议

第一，对于科学家来说，首先，要遵守科学共同体的规则，除非有危害公众安全的特殊情况发生，否则都应通过正常的审查程序发表研究成果。科学的元规范之一就是追求真理，客观性是保障科学顺利发展的充要条件，对名誉和利益的追求不应该掩盖这一原则。其次，科学家有责任通过大众传媒教育公众，向公众灌输科学知识，克服无知。

第二，对于大众传媒来说，要充分发挥客观性原则，尽量客观、准确、全面、深入地报道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不能想当然地断章取义、夸大其词，造成失实报道。大众传媒是沟通科学和公众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媒介，这一特殊的位置决定其必须客观准确地报道科学信息。一方面，记者要具有相关的科学背景知识，能够很好地理解科学概念，熟悉科学方法，在报道时要没有倾向性，不犯统计学错误，不使用不可靠的原始资料，不过分渲染或歪曲报道，不犯推理方面，深度报道重要发现，跟踪正在进行的研究，确保公众得到准确、全面、深入的信息；另一方面，虽然审查科学成果的客观性不是大众传媒的责任，但确保报道的科技信息的客观性却是无法推卸的。大众传媒不能为了满足时新性而牺牲客观性，对所报道的信息不加考察，草率报道。

参考文献：

[1] R.K.默顿著.鲁旭东,林聚任译.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88.[2]参见徐梦秋.科学规范的内涵、类别、功能、结构和形式[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3).

第五篇：“人肉搜索”引发的社会伦理思考

我所认识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肉搜索”引发的社会伦理思考

行政管理三班

杨波 学号:2010127030012

我所认识的人与社会的关系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肉搜索”引发的社会伦理思考

引: 伦理一般是指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是从概念角度上对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它不仅包含着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处理中的行为规范,而且也深刻地蕴涵着依照一定原则来规范行为的深刻道理。社会伦理集中反映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本文从从“人肉搜索”说起，阐述网络生活中遵循的伦理原则。

关键词：“人肉搜索”，社会伦理

从2001年诞生至今，“人肉搜索”这一网络行为一直饱受争议。“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现象，它在现实社会与网络中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它伸张过正义，为弱势群体带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希望，在网络社会中给弱势群体开辟了一条新的救济途径，同时它也侵犯过他人的隐私和名誉，给他人的现实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一、“人肉搜索”的涵义

所谓“人肉搜索”，就是把现实社会中搜寻信息的传统方式与现代网络搜索技术相结合，按照“提问—搜索—答案”的过程进行的信息搜寻活动。具体说来，其过程是搜索发起者在网络上提出需要搜索的事项（问题），搜索参与者在网络和现实社会中寻找相关信息，并将其搜寻到的信息上传，彼此共享信息，最终汇总成为搜索发起者所需要了解的信息（问题答案）。可见，“人肉搜索”是把现实社会中的“人找人”式的传统信息搜索方式和当前的网络搜索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其既具备人找人方式的信息准确性强的优点，又吸收了网络搜索范围大、信息更新迅速的特点。正是由于“人肉搜索”不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事件的真相，还可以在网络上获取到用传统网络搜索无法触及到的领域中的信息。海外媒体对“人肉搜索”的直接描述是一个新造的短语“中国特色的网上追捕”。从其定义中，可以看出“人肉搜索”具备以下特征：

1.参与主体具有广泛性。

“人肉搜索”通过互联网作为平台，将传统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找人方式发展到网民广泛参与的找人方式，使其参与主体的范围扩大，帮助搜索的主体不再仅仅局限在现实生活中的家人或朋友，而是通过互联网可以扩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无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无论说何种语言，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到人肉搜索当中，成为“人肉搜索”的主体。由于网民来自五湖四海，不同阶层和知识背景的广大网民共同搜索答疑，使得问题被解答的几率大大增加。

2.信息汇集速度快、传播渠道便捷。

“人肉搜索”集合了网民的力量，搜索的信息内容既广泛又具有针对性，针对具体事件或某一方面信息发起的搜索，往往在很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的回复信息。在著名的“女子虐猫”事件中，仅以6天时间，虐猫视频中的3个嫌疑人就被锁定，随后当事人的相关信息被陆续公布。信息内容收集之全面性和更新速度之快都体现“人肉搜索”的极大威力。随着网络平台的发展，网络和搜索引擎的广泛应用，使“人肉搜索”的传播渠道体现出极大的便捷、迅速且高效。

3.社会效果正负两面性。

“人肉搜索”过程使个人信息公开化、透明化，颠覆了网络的匿名性特点。一方面使社会不规范现象公诸于众，能够唤起社会普遍谴责，将违反者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从而起到强制社会规范的作用。另一方面，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在网络世界被最大化公开，其隐私权和生活遭受极大的侵害，这就使“人肉搜索”背上了侵害个人权利的罪名。

二、“人肉搜索”引发的伦理问题。

“人肉搜索”游走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是一把双刃剑。“人肉搜索”具有宏扬网络正气，彰显网络正义的一面。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监管，一盘散沙的网民，一旦聚沙成山，可能形成压跨一切的力量，这股力量一旦失控和异化，将会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而陷入不

正当行为的泥潭，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伤害。“人肉搜索”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由于“人肉搜索”主体的广泛性，无法控制每一个参与搜索的网民所发布的信息是否涉及被搜索者及其家人的隐私，所以“人肉搜索”的过程往往变成对被搜索者及其家人的隐私权侵犯的过程。目前，针对网络的监管还处在起步阶段，很多网络中的不道德甚至违法行为都很难在制度与技术层面上得到有效地监管。而人们的猎奇心理无可避免地会在搜索的过程中触及到他人的隐私，并将其隐私信息在网络中散播。在“铜须门”事件中，参与搜索的网民竟然将被搜索者的真实姓名、就读学校、甚至照片和视频都在网络中散布；而在“死亡日记事件”和“钱军打人事件”中这种对于隐私权的侵犯更加严重，参与搜索的网民不但将被搜索者的个人信息公之于众，而且还将其家人的信息在网络上公开，对于其本人及家庭成员个人隐私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和侵犯。

2.侵犯他人名誉权。

在结果非正义的两种“人肉搜索”的类型中，被搜索者的名誉权也会在搜索的过程中受到侵害。众所周知，公民或法人有保持并维护自己名誉的权利。人的名誉是指具有人格尊严的名声，是人格的重要内容，受法律的保护。任何人对公民和法人的名誉不得损害。凡败坏他人名誉，损害他人形象的行为，都是对名誉权的侵犯，行为人应负法

律责任。目前，由于网络监管的不利，加之网民素质的参差不齐，在“人肉搜索”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参与搜索的网民对被搜索者的名誉进行侵犯，对其人格进行攻击的现象，更有甚者会在现实生活中对被搜索者及其家人进行侮辱和谩骂。正是基于名誉权受损的缘故，“死亡日记事件”才会引发“人肉搜索第一案”的名誉侵权诉讼。

3.干涉他人生活方式选择权。

“人肉搜索”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而且会扩展到现实生活中。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有对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权。在“死亡日记事件”中，作为被搜索者的王菲不仅在网络中因“人肉搜索”而声名狼藉，而且这种负面的影响延伸到了他的现实生活，对他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权造成严重干涉。众多的网民凭借从“人肉搜索”中所了解到的王菲的个人信息，在其住所附近向其所在小区的居民揭发王菲的不道德行为，并且对其进行当面的指责甚至人格攻击，不仅如此，王菲的家人也受到了牵连而无法正常生活。这种负面的影响还扩大到了王菲的工作之中，王菲所在的公司也迫于网民的压力将其辞退，更有甚者，没有公司在这种背景下愿意雇佣王菲。“人肉搜索”的负面影响，不仅使王菲的社会评价被大大贬低，无法正常的生活，而且让其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正因如此，走投无路的王菲才于2008年3月将大旗网、天涯网、北飞的候鸟三家网站告上法庭，这场被称为“人肉搜索第一案”的民事诉讼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4.成为商业炒作和实现私利的工具。

在“人肉搜索”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组织或个人利用“人肉搜索”这个网络平台，让其成为商业炒作和实现自己私欲的工具。这些组织或是个人往往利用人们对于“人肉搜索”的关注，在网络或是现实社会中采取一些哗众取宠甚至极为不道德的行为，之后有目的的在网络中发起“人肉搜索”，从而扩大其知名度，实现其经济或其他利益的目的。最出名的事例就是“虐猫事件”和“网络红人‘兰董’”等。其中“虐猫事件”的主角是为了成为网络中的所谓“红人”，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才做出那种极为残忍的虐待动物的行为。如果说“虐猫事件”是个人行为的话，那么“网络红人‘兰董’”事件便是有组织精心策划的一起商业炒作，其通过一个虚构出来的70后的“兰董”在网络上对于80后和90后的青年人进行恶意的诋毁，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虽然这些事例只是一少部分组织或个人的行为，但是其凸显了目前我国对于网络监管，以及网民和组织的道德自律的缺失，在网路和现实生活中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人肉搜索”应遵循的伦理原则。

我国学者严耕、陆俊和孙伟平在《网络伦理》一书中提出了用全民原则、兼容原则、互惠原则和自由原则等四项原则作为网络伦理的基本原则。其他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尊重原则、知情同意原则等。笔者认为：网络伦理的基本原则应当立足于网络社会的实际情况，依照其内在的逻辑加以构建。而作为网络社会的新生事物的“人肉搜索”，同样需要符合其实质的网络伦理原则加以规范和调整。

1.无害原则。

无害原则认为，无论动机如何，行为的结果是否有害，应该成为判别道德与不道德的基本准则。伦理的基本理论之一功利论认为：正当的行为增进总体的“善”，总体的“善”可以用“效用”来描述，效用原则是道德的基础，是“善”与“恶”终极评判的标准。网络行为不应当对其他网络主体造成伤害，结果的伤害就是不道德。对于“人肉搜索”行为而言，参与搜索的主体在进行搜索的过程中不应当伤害到被搜索者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和合法利益，否则，该“人肉搜索”行为即为不道德的。

2.知情同意原则。

“同意”是某人对某事自愿表示出意见一致的意思。要使同意有意义，前提必须是某人对某事“知情”，即他知道即将发生的事件的准确信息并了解后果。知情同意原则在评价与信息隐私相关的问题时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果要使个人隐私得到保护，那么为了某一目的而采集的信息，在没有得到信息主体知情同意之前，就不能用作其他目的。只有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得到充分地保障以后，其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和自身的具体情况，进行自主选择与决定所做出的同意，才是符合其自主意愿的。对于“人肉搜索”而言，只有在给予

被搜索者充分地知情权的保障之后，经过被搜索者的同意，才可以对涉及其隐私、名誉等敏感事项进行搜索，当然，这种同意原则上应当是明示的，至于默示是否可以成为同意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保障被搜索者的知情权，是该原则的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由被搜索者所做出的判断，才可能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决定。相反，没有尊重被搜索者的知情权的“人肉搜索”，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是违反知情同意原则的，应当视为不道德的行为。

3.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就是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简称。所谓公序良俗原则就是指网络的行为主体应当遵守其所在社会的公共秩序，并符合当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网络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作为规范“人肉搜索”的网络行为的三条基本原则———无害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与互惠原则，很难全面地规范与调整全部的网络行为，那么“公序良俗”原则便是对于网络伦理上述三个基本原则的有力补充。该原则是针对在网络中出现的那种极少数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会符合无害原则，没有对他人的利益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而且会得到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和许可，甚至有可能会对行为的双方均带来利益，但是该行为是明显与当前的公序良俗相违背的。仅仅按照前三个基本原则便无法认定该行为是不道德的，此时便需要公序良俗原则加以规范和调整。

在“虐猫事件”和“网络红人‘兰董’”等事件中，虽然参与搜索的主体客观上将损害了被搜索者的隐私权，对其人格名誉进行了贬低，但是这种损害行为却得到了被搜索者明示或默示的同意，符合被搜索者的自由意志，而且由于参与搜索的主体与被搜索者均获得了某种利益，一方面参与的网民满足了个人的猎奇心理，而另一方面被搜索者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并成为“网络红人”，甚至给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此类的“人肉搜索”行为表面上看没有违反不伤害原则与知情同意原则，甚至还符合互惠原则的要求，仅仅按照上述三个原则的判断标准，似乎该行为是合乎道德要求的。但是，像“虐猫事件”和“网络红人‘兰董’”这种通过采取极端的行为或是言论，进行炒作的“人肉搜索”行为，违背了当前社会的善良风俗，破坏了社会赖以维系的公共秩序，该行为自然是不道德的。而这种不道德的行为，需要公序良俗的伦理原则加以规范和调整。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一方面尽力保持自己的隐私不被公开，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挖掘别人的隐私，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这使得许多社会问题凸显，社会伦理遭到破坏，也成为部分人谋取非法利益的又一手段。两千多年前，孔子说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样适用于今日。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多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一下，尊重别人，尊重自己，尊重社会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