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第一篇：解读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解读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李茗公：“百姓富了不敬官”

——解读王岐山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做梦也想不到，死了150多年后，他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突然在21世纪的中国红得发紫。1992年商务印书馆首次翻译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它仅仅是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全国几十家著名出版社蜂涌而上，市面上还几度脱销，所以一版再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随笔》、《凤凰卫视》和央视等媒体，纷纷邀请名家解读。政界、商界和学界爱读书的精英们几乎人手一册，趋之若鹜，好像谁不知道这本书就已经落伍了。

奥秘何在？因为十八大后，中国掀起了震撼世界的反腐败风暴，***、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一批“大老虎”和众多“苍蝇”纷纷落网，作家二月河形容为“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动”。在这种形势之下，反腐败的领军人物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反复推荐，必然导致这本外国人写的旧书洛阳纸贵。

王岐山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他的推荐语之一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众学者解读：我们现在社会具有的诸多特征，与大革命之前的法国非常相似。例证如2009年6月30日《中国青年报》曾披露权威部门调查数据：截止2006年3月底，中国亿万富翁3220人，其中高干子弟2932人。后来相关报导否认这一数据，但著名学者张鸣在《中国青年报》上呼吁权威部门公布调查数据“还多数高干子弟以清白”，却没有得到回应。2010年12月9日《中国新闻周刊》披露《2006全球财富报告》数据：0.4%的中国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北京大学《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披露：2012年我国25%的底端家庭财产，仅占财产总量的1%左右。凤凰网《财富派》报道：2015年，中国人用7400亿买走了全球46%的奢侈品，这个数字比2014年足足增加1000亿人民币。真牛！

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衡量贫富差距的尺度：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0.5是危机线。但我国公布的基尼系数很乱，西南财经大学公布2010年为0.61，北京大学公布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基尼系数达0.73，而国家统计局发布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经济学家许小年评价说：连郑渊洁的童话都不敢这么写！

王岐山推荐语之二是：“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媒体说这是对习近平关于“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论述的深度解读。

人民日报《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说：“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出版社的广告词更雷人：“未雨绸缪，做一个有准备的人！”

那么，托克维尔为什么要写这本书？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是继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革命群众攻克了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监狱，把国王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法国的国歌《马赛曲》、国旗三色旗和7月14日国庆节，都源于这次大革命。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只知道歌颂革命，却不会反思革命。托克维尔的伟大之处，就是把革命前的“旧制度”与革命后的“新政权”进行对比，他用这种独特的视角去观察分析法国大革命，不但深刻得只眼独具，而且打翻了思想五味瓶，能让你读得百感交集！

托克维尔曾是风云一时的政治家，1838年当选众议院议员，1841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曾出任法国外交部长，参与制订1848年法国宪法，支持两院制和共和国的总统选举普选权。然而他与议会代表们在巴黎抗议政变，反对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复辟称帝，被当局以“叛国罪”逮捕入狱。获释后，他对政治日益失望，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逐渐从政治舞台上淡出，经过五年深入研究，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

伟大的思想家托克维尔，出生于诺曼底的贵族家庭，当地许多地方都以托克维尔家族为名。他虽然拒绝继承贵族头衔，却赞美优雅、文明、高尚的贵族气质。当革命的法庭审判路易十六时，他的外祖父马罗塞·克伯挺身而出，担任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结果老人也被革命送上断头台，留下了“我在国王的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的面前为国王辩护”醒世名言。除此之外，其妹妹、女儿女婿和孙女孙女婿都随之丧生。在大革命中，托克维尔的父亲同样被当作“嫌疑犯”关进监狱，判了死刑，等待处决，只不过后来因发生热月政变，幸而获释。三年内，巴黎的断头台斩首7万人之多，但不少并非保皇党，而是反对雅各宾派的人士，即革命阵营内部的“自己人”。据说，经过路易十六亲自改进的断头台效率惊人，杀21名吉伦特派用了30分钟，杀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杀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

托克维尔似乎很矛盾：他既赞成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毁灭，也为革命的血腥而感叹，更对革命后的独裁极度失望。他强调被推翻的路易十六并非贪婪昏庸无耻，而是一个“改革与革命赛跑”的失败者。其实，他倡导的是英国那种双方虽然激烈对抗、但是最后能够妥协让步的非暴力革命。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取得的成果，意义非常伟大：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等。国王威廉王后玛丽接受了这些条件，确立立宪君主制，英国从此告别了血腥内乱政治。

托克维尔认为：被革命推翻的政权“并不该死！”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我的目的是要绘制一幅极其精确、同时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图画。”

他冷静分析大革命的利弊与得失，“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专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

经过比较，他发现“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在第二阶段，他们要恢复一部分已被遗弃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革命之后出现了大倒退。

托克维尔斩钉截铁地声明：“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

所以，当年《旧制度与大革命》一出版，就引起震动，反复再版，20世纪以来，牛津大学把这本书指定为基础教材，西方还于1977年成立了托克维尔协会，由此可见影响之大。

这本书怎样解读法国大革命？由于法国经济繁荣，所以国王路易十六不愿意像英国“光荣革命”那样实行民主立宪，甚至企图调动军队镇压群众。愤怒的巴黎群众因此发动起义，国王路易十六化装逃跑未遂。起义群众以牺牲98个人的代价攻占了著名的巴士底狱，然而却发现里边竟然只关了7个普通犯人，2个精神病患者。公正地说，被革命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其实心地善良，他鼓励发展经济，努力救济穷人，国王狩猎区饲养的野兽毁坏了农田，他居然亲自撰写必须赔偿农民损失的理由。在投票表决处死国王时，虽然有387票赞成，但也有334票反对。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上，法国总统密特朗感叹说：“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

托克维尔首先承认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但是同时，他强调即使没有这场流血的暴力大革命，“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旧制度好比一座历史悠久的破房子，改革是扒房子，革命是烧房子；自我转型改革能够小心翼翼地把旧建筑拆掉，其中许多部件还能够继续使用。然而，旧房子拆了一半的时候最丑陋，最让群众无法忍受，所以往往爆发革命，熊熊烈火烧毁了旧房子，导致血流成河。

《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有两个小标题非常刺眼：一是“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二是“减轻人民负担，为什么反而激怒了人民？”托克维尔的结论更令人震惊：“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文化革命初期不堪批斗侮辱而投水自杀的著名作家老舍，在话剧《茶馆》中有一句“民国不如北洋；北洋不如大清”台词。他在无意之中为托克维尔这个著名观点，做了中国版的注释。

对于当今中国来说，这本书的意义非同小可。

所谓“托克维尔定律”，通俗地说就是“百姓富了不敬官”。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社会都很稳定，朝鲜和古巴至今仍是鸦雀无声的国家。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485美元，北京、上海等7省市人均GDP破万。然而繁荣昌盛却出现了“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维稳”成了头等大事。匪夷所思吧？

在贫穷饥饿的年代里，“七亿人民七亿兵，日夜想念毛泽东”，老百姓对大小干部都相当崇拜，毛泽东时代极少有群众闹事。改革开放后，老百姓有饭吃了，干部威信全面下降了，“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老百姓敢当面奚落嘲弄县乡领导，从北京到地方各级政府常被上访群众堵住大门，“截访”成了新闻热词。

曾为邓小平经济改革的大造舆论的周瑞金先生，忧心忡忡地写道：“中国现在已经坐在一个火药桶上。在缺乏法治和制度制约的今天，部分权力的堕落和百姓对腐败的愤怒，都已经到了严重地步，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已经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习近平主席居安思危，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在所走的道路和今天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联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君知否？苏联和东欧剧变并不是因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联合国曾经做过测算，以购买力平价计算，1989年苏联人均GDP为8210美元，南斯拉夫人均GDP为3454美元。东德比较穷时，柏林墙很坚固；东德富起来后，柏林墙反而倒塌了。请看数据：1986年东德人均住房面积为26平方米，1988年东德每百户有电冰箱152台，53%的家庭有小汽车，1989年东德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12000美元！总而言之，无论是苏联，还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最不可思议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他们最穷的时候，而是在他们渐渐吃饱饭的时候。那些最穷的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没有“改变颜色”。

最近中东的局势动荡也证明了这个原理。

先说“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人均收入2240美元不算低，过去十年，突尼斯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平均经济增速达5.68%。稳健的经济增长使得国际社会对突尼斯印象良好。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公布的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上，突尼斯位列世界第38位。但是民众始终无法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以本·阿里为核心的权贵集团成为财富巨无霸，才是问题的根源。

再看推翻穆巴拉克统治的埃及，人均收入接近7000美元，远高于中国大陆的2010年农民5919元、市民19109元人民币。加之风俗使然，普通埃及妇女佩戴重达1公斤左右的金首饰也不足为奇，但巨大的贫富差距和腐败，让埃及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至于推翻卡扎菲政权的利比亚是非洲首富，2010年全国人均收入竟达12062美元，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全民享有免费医疗和教育，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补贴，许多家庭都有小汽车，但贫富悬殊极大。因为反政府武装各派之间互相不买账，再加上恐怖主义如ISIS之流法西斯武装血腥搅局，阿拉伯的民主之路必然曲折漫长，但独裁专制已经日暮途穷。猪的最高理想是吃饱睡香，然而老百姓不是猪，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还需要享受尊严、公平和正义。

“百姓富了不敬官”成了国际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真理，因为发达国家老百姓嘲弄总统，几乎是家常便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德曼的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已经被翻译成18种语言，仅英语印刷就超过了50万册。经济学家吴惠林甚至说“这是一本每个地球人不可不读的书。”弗里曼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经济自由必然导致政治自由：“对于促进自由的社会，经济安排扮演一个双重的角色。一方面，经济安排方面的自由本身就是广义自由的一个成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就是目的。另一方面，经济自由也是成就政治自由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手段。”通俗地说，也是“百姓富了不敬官”。

这确实是个让许多人无法理解的社会怪圈：百姓贫困饥饿并不影响社会稳定；百姓变富了反而会“忘恩负义”得寸进尺，要求人权和民主。也正是如此，我们国家领导人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启发那个兄弟国家领导人，也学习中国搞改革开放繁荣经济，但对方就是无动于衷我行我素。许多国人批评说人家太糊涂，其实人家那才真叫精明。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2013年8月9日《经济观察报》发表《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说：“不能认为革命不识好歹，群众得寸进尺。革命的每一步骤，都包含着百年的历史积怨和愤懑，革命群众没有退缩，而政府却没有根本对策，最后只能是全盘崩溃。”对于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广大官员来说，“百姓富了不敬官”最正常，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群众谋福利。我们的《宪法》上非常庄严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官员则是人民的公仆。

如果主人对自己掏钱雇来的小保姆感到畏惧，而小保姆却经常训斥主人，那恐怕不正常；如果主人对小保姆曲意奉承讨好巴结，经常请吃请喝还悄悄送厚礼，那也不正常；如果主人对小保姆非常热爱，纵情歌颂，那就更不正常了。

因为“保姆者，仆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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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

■2012年，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当初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最近，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可谓洛阳纸贵。这样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

法国贵族在丧失了其古老政治权利后，仍占据着高官显爵的地位，并保持着种种令人憎恶的特权（主要是免税特权），对人民漠不关心，而且越来越顽固地维护他们的封闭利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个旧制度的顽症。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出路在哪里？答案是深化改革。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风险很大，但不改革风险更大。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迹象显示，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拿出敢于啃硬骨头的勇气和魄力。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因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8世纪末，时代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法国的平民等级，尤其是平民的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法国贵族还想像中世纪那样维护他们的特权已经行不通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猛力抛弃。

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当前中国，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对官员的腐败、特权更难以容忍，对影响到自身直接利益的行为更勇于表达观点，甚至是据理抗争。这都在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模式。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使下情上达，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说到底，也就是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法国大革命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自由、秩序的民主政治实践告诉我们，在面对理想秩序与现实秩序的落差时，人们应保持理性，改革需大胆而审慎。

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阶级矛盾尖锐，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人民，已普遍产生了彻底纠正不平等状态的强烈渴望。然而，法国大革命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实现民主政治的理想模式。因为它太激进了，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正如托克维尔描述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令人焦虑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最终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事实上，在革命来临之前，法国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然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容忍。最后，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但是人们很快就忘记了自由，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平等的奴隶”。托克维尔明确表达了他对法国大革命没有处理好自由与平等关系的失望情绪，他认为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当前中国面临的现代化难题与之类似。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不拿出大胆的勇气改革，就是在与“革命”赛跑；一味追求激进的改革甚至革命，又有走向动荡混乱的危险，只能依靠审慎的进一步改革化解，决不可误入冒险激进的歧途。

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

第三篇：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二)

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二)

中央集权下的民主社会，最首要的核心内容就是平等。等级制度下不存在平等，没有“人人平等”的概念，也不会产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迈。对此，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认可的。然而，《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核心思想之一是，托克维尔认为，与平等相比，自由更重要。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是认识托克维尔的关键，也是无数人借助《旧制度与大革命》来解读当下的关键。托克维尔时代的“自由与平等”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附有托克维尔另外两篇文章，写作时间早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基本与他的成名作《论美国民主》的写作时间相同。我不知道国内其他版本是否都附有这两篇文章，它们对于理解托克维尔关于“自由”的观点很重要。

托克维尔说：“法兰西对今日人类命运的影响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这只有未来才能知道”；“数百年来，所有欧洲古老国家都在默默地从事摧毁国内的不平等现象。法兰西在自己国家中激发了革命，而革命在欧洲其他地区则步履艰难”；“法国人敢于说出别人还只敢想的东西。别人尚在模糊的远景梦幻的事物，法国人却不怕今天就付诸实施。”他的这些话指的就是法国大革命。虽然托克维尔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饱含深情，但对于法国大革命确实有所保留。关键在于，民众通过法国大革命要求实现平等，把不平等的矛头指向贵族和教会，造成了很多在托克维尔看来属于暴政的野蛮行为。因此，他主张借鉴英国的做法，实现民主不是消灭特权阶级实现平等，而是保留特权阶层，让他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以实现自由的民主，避免平等的民主可能造成的暴戾。

我们在讨论托克维尔“自由比平等更重要”的观点时，必须注意一个前提：托克维尔本人是贵族出身。在等级制度未被打破时，与低等级相比，贵族不仅拥有不平等的特权，还拥有自由与民主的权利。因此，当底层民众也要求获得民主权利时，贵族希望更多保留自由，实际上依然是贵族特权意识的体现。对于底层民众来说，在等级制度下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当中央集权制打破等级制度，限制贵族特权，民众首先要求平等权利，这是自然而然的首要选择。因为，平等与自由相比，前者看得见摸得着，后者有点虚。

法国大革命在全欧洲激发了普通民众对于平等的渴望，却在欧洲各国贵族联合镇压下遭遇失败，等级制度在法国多次复辟。1830年，巴黎市民为推翻波旁王朝发动起义，史称“光荣的三天”。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以此为题材创作了著名油画《自由引导人民》。可见，广大民众的民主要求同样包括了“自由”。但这个“自由”常常是指出版、言论自由。对于民众来说，平等包括财产、教育、法律权益等，与言论自由相比，财产等方面平等更实在，也是自由的基础。

“自由重于平等”背后实为贵族与民众权利之争

要理解托克维尔说“自由比平等更重要”，还应该多理解一点法国贵族与英国贵族的区别。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作者也有描述。由于法国中央集权制开始得比较早、比较彻底，因此，法国贵族比英国贵族受到更多的限制。法国贵族在大革命之前维持着财产方面的特权，但政治自由受到较大的制约，法国国王以政府官员来取代原先掌握政治权利的贵族。英国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爆发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也试图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克伦威尔因此也被称为“独裁者”。但这场革命未能彻底成功，等级制度再次复辟，克伦威尔等人的尸体被挖出来，象征性地处以绞刑，后又被砍头示众，尸骸被扔到垃圾堆，其头颅直到三百年后才被下葬。

克伦威尔革命失败后，英国贵族的政治权利没有像法国那样受到限制，而是与资产阶级融合，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欧洲各国贵族“唯有在英国又重为掌权阶级”。于是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托克维尔的主张，所谓“自由比平等更重要”，无非是说贵族的权利比民众的权利更重要。只不过，这个贵族权利在英国社会经克伦威尔的革命后，不再那么封闭，而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例如贵族与平民的通婚。这一点直到戴安娜王妃时期依然被英国人津津乐道。而在法国，贵族与平民的通婚很少见，而且被贵族看不起。因此，法国贵族到最后，几乎就像中国清朝时期的八旗子弟。当然，英国贵族阶层的开放性并不仅限于此。旧贵族的改造与新贵族的形成大致可以看成是社会精英的构成方式的转变，英国的方式就是旧贵族与资产阶级结合，因此既保留旧贵族的等级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托克维尔在书中专门提到：这种改进后的等级制度，“它最终和英国人一起传到美国”。美国《独立宣言》时间上虽早于法国大革命，但其强调的“人人生而平等”正是启蒙运动这一意识的体现。

法国大革命后，自由与平等在政治制度上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各自发展。一种是强调平等。为了保障平等，除了要消除以前等级制度的不平等，还要防止今后发生的不平等，由此就需要强大的中央集权持续地强大下去，否则，在自由的前提下，一定会产生新的不平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这一思路、方向的产物，目的是实现真正的平等、真正的民主。欧洲后来出现的苏维埃就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虽然托克维尔没有看到苏维埃的成立，但他的论断是正确的：为了更广泛、更彻底的平等，就会限制自由。

另一种方向是英美等国，它们改变了法国大革命过于强调平等的倾向：既给予社会底层一定程度的平等，又保留了上层精英较大的特权，也即自由。在当今美国，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被改造的“新等级制度”的特征：有钱的富裕阶级具有很大的特权。不管现在如何说“美国梦”，这个特权阶层在美国早期还有较大的开放性，越接近现代，这种开放性越低。英美民主制度实质上是对平等、自由不同程度的折中，而非“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的口号那么简单地极端化。平等和自由是一对矛盾，平等不能绝对，自由也不能绝对。过度的平等一定会伤害自由，过度的自由也一定会伤害平等。就个人社会权利来说，左翼通常更强调平等，右翼一般更强调自由。任何民主社会都是两者不同程度的调和。民主之所以复杂，人们对民主的评价之所以众说纷纭甚至对立，就是因为对这一调和的不同认可。混乱的“自由”折射西方政治理论缺陷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笔记

詹媛

201302405159

刚开始接触这本书时，我本以为是简单的描写法国因为陈旧的封建制度而引发的一场革命，可能因为我天分不足，加之对法国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读了一遍下来，我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学者一样为当今中国的现状而担忧，其实简单的说来就是觉得这是一本描述法国历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当我为自己的浅薄而苦恼时，我只好耐着性子将托翁这本精华之作再细品了一遍，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本书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说的，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借鉴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这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手法与内容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分为三编。主要是采用了问答式的写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说的，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所以从各章题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决的是那些问题。从方法论来说，这也就是后来“学鉴年派”创导的问题史学。这种写作方法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的，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能使读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达的内容。同时这样表达更能体现出文章的内容且对各方面的描写都更加全面、明了逻辑性更强。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在这一编中，我认为第五章是本编的重点，如托翁说的，前面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阐明主题，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在这一编中，我对十一章的内容感触较深，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托翁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从而旧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书论述了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联系，即旧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继承旧制度。从而揭示了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动力。

二、法国大革命与传统的革命的时代背景比较。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我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觉得无路可走了所以才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却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历史证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国民的私人灾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与感悟

老实的说，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本书中我学到的知识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陷入疑惑当中，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结果呢？为了解决我心中的疑惑，我从网上看了一些名家对这本书的见解，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因为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对现状较为安逸，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法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种旧制度对他们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维尔有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以史为鉴”是古人提出来学习历史最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再从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将中国现状与1789年的法国相比的而发出的言论来看，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因此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写完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篇读书笔记，如果单纯的只是写关于对文中的内容的话，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说，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这份读书笔记可以说是借鉴网上各学者的一些观点所写的。因而望老师切勿责怪。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旧制度与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倾覆的边缘？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对中国5亿多网民中的一些人来说，本周的大新闻不是他们的国家有了个新的主席。这早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前，他已经担任更为重要的职务—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对这些网民来说，更大的新闻是数千头死猪腐烂的尸体，沿江而下，毫无征兆和解释的出现在上海。很明显，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农户丢弃的。此次事件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公共卫生、污染和腐败丑闻中的最新一桩。很难想出还有更有力的证据表明，尽管中国取得了让人惊讶的经济成就，但是在中国有些东西已经开始腐烂，改变必将到来。该观点在网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认为改变会到来。美国学者Andrew Nathan认为，“中国独裁政权的韧性已经接近了它的极限，这种共识比1989年的天安门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十年前创造了“独裁韧性”来描绘中国共产党适应和生存下来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国学术季刊《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标题让人感到刺激，“即将倾覆的中国”。自1976年毛泽东过世之后，国外人士一直在预计一党统治的死亡。在开放和充满活力的新中国，一个为实际上没有私营部门的中央计划经济设计的政治体系，肯定不能无限期地几乎毫发无损的生存下来。1989年当变革席卷苏联及其卫星国时，中国走到了革命的边缘，一段时间内中国好像要成为下一块即将倒下的多米乐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实证明，在1989看起来可能要倒台的共产党，其实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西方民主国家陷入困境，独裁主义被证明比以往更具有韧性。由于中国经济的繁荣，很少人尝试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他们可以轻易地被无孔不入的“维稳”机器处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没有某个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可能更加接近倾覆的临界点。但是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正不断侵蚀着一党统治的基础。恐惧可能正在消失。近5亿中国人的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对天安门的血腥镇压没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尽所能使他们对此事件一无所知。尽管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仍然写公开信，对法院不公正的判决紧咬不放。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会选择上网，聊一些颠覆性质的话题，如果不忽视共产党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体性事件”——抗议和游行——不断扩散。农民们憎恶贪婪的地方官员无耻地攫取他们的土地。比起他们的父母来说，在中国东部—世界工厂—工作的农民工二代们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温顺。同时城市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的成长。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阶级的出现已经通过人民的抗争（例如，在韩国）和谈判（台湾），推翻了独裁政权。而且很多中国中产阶级人士好像，对被共产党纵容泛滥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深为不满和愤怒，对食物中的毒素，空气中令人窒息的烟尘和水供应中的死猪，感到厌烦。网络和手机为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新闻和愤怒提供了工具。共产党必须想尽办法，确保这些零碎的不满不联合成协调一致的运动。它有许多“锤子”和“钉子”，但是要想把“果冻”钉在墙上，仍然是困难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变化的另一个理由是习先生和他的同事们都自称对这些情况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动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会上反复出现的主题。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的国会，本周正在举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产党对爱揩油官员奢侈性消费的严肃整顿，暗示其要开始政治改革行动。通过部门合并来“精简”机构，表明了政府要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较量的意愿。习先生要求共产党要勇敢的面对改革问题：“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边走路边嚼口香糖，那是胆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尽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着要改变一党统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所说“政治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换句话说，政治改革是要加强党的统治，而不是消弱党的统治。看上去，习先生也同意这种观点。纽约一家网站“北京之春”登载了去年底习近平在中国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讲的节选。他表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国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习先生也清楚地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从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我们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清楚地指出军队是否愿意对人民开枪是中国和苏联经验的关键区别，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很难想到有比“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更让习先生感到受辱的绰号了。从他的立场看，戈尔巴乔夫的生涯是一个失败的教训。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国知识界，阅读1856年托克维尔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很时尚的事情。书中最能在中国引起共鸣的观点是：旧政权由于革命而倒台，不是在其抗拒变革时，而是当他们试图改革，但却无法满足他们唤起的期待时。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维尔是对的，那么习先生就得面临一个不可能的两难处境：为了生存，共产党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风险。可能他将把更根本的政治变化作为解决方法。但是到那时，猪将不再在河里腐烂了。他们将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