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概念的比较分析

第一篇：“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概念的比较分析

一、文化政策的定义

要想清楚说明什么是“文化政策”这个种概念，必须要首先明确什么是“政策”这个属概念。

根据辞海定义，政策的含义是“指国家、政党为完成特定的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是路线、方针的具体化。”[1]不过，迄今为止在理论界，“政策”的概念并没有严密定义并得到一致的认可。一方面原因在于，“政策”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非常活跃，通常用法各异。在众多规范性文件中，可见各式各样关于“政策”一词的使用，在不同语境下，其各自的内涵和外延，具有非常大差异，可谓五花八门，这直接导致我们对“政策”的定义和理解具有模糊性和混乱性。例如常常可以见到“党的政策”、“国家政策”、“政策法律”、“具体政策”、“政策精神”等各类使用方式，但它们其实并不完全指向同一概念内涵。另一方面，在现实使用中“政策”的表现形式过于丰富，灵活性太多，这同样阻碍了我们想要对其进行严格、明晰的定义。在习惯性用法中，不仅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可称作“政策”，还有一些没有规范形式的讲话和评论也被习惯性称为“政策”。可见，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对“政策”的理解是很难绝对统一的。

客观地说，“政策”的定义虽然纷繁复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各种语境下继续合理使用。由于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原因，我们已经对“政策”所体现出的背景的深刻性有着潜移默化的理解。除非要求极高的学术研究和法律文件，事实上对“政策”一词各种灵活的解释，一般也并不会使人对该语境的整体理解造成误区。因此，实践中我们没有过多纠结于必须对“政策”词语本身进行统一、严格的定义。还有学者提出，“我国长期因计划经济体制而导致的一种现象，政策和法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并不是这两个概念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这两个概念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承载的内涵不同。”[2]

但笔者认为，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从性质上还是有相当差异的，它们分别构成党对文化进行宏观管理和中央政府对文化进行宏观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和剖析，对“政策”一词进行狭义的界定，以免在论述时产生混乱。笔者在本文中将“政策”概括为“执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为处理政治事务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在这个概念下，政策的形式范畴包括了党的口号、纲领、章程、文件等等；内容范畴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的文献和决议、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以及中央直属机构为贯彻中央精神以及进一步解释和细化党的基本政策而发布的相应文件等等。需强调，领导人的口头讲话等不具备正式规范形式的内容并不包括在内。

尤其需要特别说明，那就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的区别。党的政策与国家政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其实紧密不可分。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执政党，对政府机构和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因此，国家政策是以党的政策为基础的。在很多情况下，二者虽然内容相同，但是他们发布的主体和采取的形式并不相同，因此法律属性不同。相比较而言，在理论和实践中，国家政策比党的政策更加难以作出明确的定义。尤其是国家政策常常指向未形成规范性文件的原则、方针和发展战略等，或者指向某些具体问题的具体执行计划方案。例如一些行政调整手段，也往往被称作“国家政策”。本文中，根据前文阐述，显然将“政策”定位于“党的政策”，而非国家政策。

我国的文化政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进行政治领导、促进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和规范，是管理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和主要方式及手段。

二、文化法律的定义

理论界通常使用的概念定义是，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反映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意志，规定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确认、维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规范系统。

广义的法律，则指法的整体，即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法律解释。狭义的法律，专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本文中所提及的文化法律，指拥有立法权限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关于国家文化事务管理、调整社会文化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规范性文件的总和。

三、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的区别与联系

通过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执政党的政策并不等同于法律，现阶段我国文化政策也并不等同于文化法律。目前很多学者对文化政策的研究立论，事实上采用的是广义的文化政策概念，例如《文化政策学》中的定义，“文化政策是一国对于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博物等领域进行行政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指定性规定、规范、原则和要求的总称，是有别于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等其他领域政策的一种政策形态。”可见，此处对文化政策的定义实际上既包括了党的文化政策，同时也包括了文化法律。而在本文中，笔者对这两方面做出相当明确而具体的界定。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产生的渠道不相同。我国文化政策是由党制定和颁布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同时也带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外在特征，例如宣言、纲领、决定、决议、讲话、文件、通知、声明、口号、批复等等。而文化法律则是由有相应立法权限的机构按照法定的程序制定的，表现形式具有规范性和确定性。

第二，调整范围和方法不同。文化政策一般不调整社会文化领域中涉及程序类的部分，不具备强制性，靠理想信念、道德教育、纪律规范等加以实现。文化法律则对党内文化建设问题不予涉及，并且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第三，外在表现属性不同。文化政策更加活跃，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感，更能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往往是促进文化建设发展的先导。而文化法律则应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严谨性、系统性和普遍性。

文化政策体系与文化法律体系的关系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文化政策是基石，是社会文化生活基本价值观的体现。同时，文化政策弥补了某些方面文化法律的空白。

“法律机制在社会调整系统中不能不受到其他社会规范的影响，而政策是其中反映社会利益和变革最为深刻和直接的一种，其他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服从根本性的社会政策所作出的价值选择”。[3]文化政策所确立的国家核心文化价值体系，直接决定了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构筑了人民的精神家园和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文化政策始终引领着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人民创造文化产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当文化方针、文化政策符合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时，就有利于保障、鼓励、促进全民族的文化创新，有利于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文化就繁荣，就发展，反之，文化就萧条，就停滞。‘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贯彻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曲折，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4]

尽管文化法律作为政府进行文化宏观管理所制定社会文化行为规则，对维持社会文化发展秩序和推动社会文化进步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进行文化宏观管理过程中，文化法律的作用并不能一味高估，尤其是当文化立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例如，我们都了解的假唱现象，在大家“明知”的情况下存在了很长时间，甚至从某种强调现场效果的角度看，具备了一定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理由。但是显然，社会价值的道德认同和法律底线都不会认同假唱现象是“合理的”，因为这种现象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弊大于利，让整个社会艺术表演活动失去健康良好的秩序。我们都知道，直到2005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出台，“不得以假唱欺骗观众”的规范才出现。这体现了法律对类似文化现象的界定往往迟迟难以划定，也就是常说的“法律滞后性”，可能会导致法律未覆盖的社会文化生活处于无监管和无序状态。不过，法律的滞后性同时体现了法律在对新生的事物现象进行“存在的是否是合理的”命题下的观察、审视、评估和决定，然后再作出决策的行动。这种滞后性和谨慎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在实际生活中，新事物、新现象以及纷繁多样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文化法律始终将存在“滞后”的“弊端”。无论如何严密，其固有的局限性导致其始终将出现落后于实际和客观形势，永远都存在不完善、不详尽之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建立协调预期的法律机制，更要善于利用文化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其中的不足。而在尚未制定文化法律的社会文化领域内，社会关系就只能以文化政策调整为主。文化政策涉及到我国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党领导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指针，也是社会文化立法的依据。我们应当按照文化政策所引导的方向，有意识地引导、协调社会文化行为，帮助人们进行价值观和行为选择，建立良好的社会文化发展秩序。

也就是说，在已经制定的文化法律不足以调整社会文化领域内各种复杂关系的时候，政策和法律同时作为调整规范存在，相互配合和补充。一方面，“某些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内涵和外延是根据形势，由政策来确定”[5]。另一方面，中央提出的文化政策往往由文化法律加以具体化和规范化，以补充法律的不足。

经验证明，凡是新的重大社会文化问题的产生或者文化宏观管理方针的转变，包括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文化体制改革，一定会出现阶段性的探索实验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从政策指导到制定法律的过渡过程。很多法律规范的产生，也就是从政策原则调整产生的法律关系中再产生出来的。尤其在改革的过程中，许多探索性的文化政策必然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期活跃在文化领域。当然，它们中的大部分最后都将转化为法律规范。

随着文化法律的不断健全，调整机制日益完善，法律调整将在社会文化领域内越来越多地取代原来文化政策的职能和作用，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中最主要的调节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政策的作用日益削减，而是将“进入更高的层次，作为法律的精神或原则，发挥它在整个社会调整系统中的宏观指导作用，而不再作为一种法律渊源与法律体系在微观层次并行”[6]。文化政策的主要职能则是构建国家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功能，而不再过多体现在规范性上。在这个层面上说，这将是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的理想格局。

其次，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互有制约，互相作用。

一方面，政策与法律的适用可能产生交叉或者矛盾。从法律的特点和性质的角度来讲，文化法律作为独立的社会调整机制，强调的是独立的实施过程。但是在实际中，文化政策对文化法律的实施具有相当影响。在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文化行政机构和文化执法机构在依法行政及办案过程中往往要进行适当变通，以考虑党的文化政策需要。可以说，目前党的各种政策，都是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指导和参考。同时，在社会文化发展新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新形势，也必然产生新的社会调整要求。而此时文化法律可能已经经过一段时间落后于新形势的发展，新的政策原则超越了原有的法律，却又没有规范化形成新的法律，这就会产生新的政策和旧的法律之间的交叉或者矛盾。尤其现阶段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新旧体制改变面临到的新情况新事物会层出不穷，所带来的矛盾也势必比原有计划体制下文化发展单一模式的稳定时期更加突出。如果政策的效力盲目地高于法律的效力，那么文化法律的具体实施势必面临着尴尬的境界。这是个无法避免的必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笔者认为，依法有权对文化法律进行解释的职权部门，根据党的最新政策对文化法律进行及时有效的解释，则能够有效缓解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党的文化政策经过实践的验证，在时机成熟之际，经过一定的程序后，其中可操作性、规范性强的部分，必然转化为文化法律的形式。这需要注意两个重点问题。

一是党的文化政策，尤其是在纲领性文件中所阐述的文化政策，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执政基础，文化法律受文化政策的指导和调整。这是党在国家的根本地位决定的。不仅如此，在文化法律机制运行调整功能时，要受到文化政策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规范的影响，例如社会习惯等等。文化政策在各种社会规范中最直接和深刻地体现了文化领域中的社会利益关系和变革的内涵。其他所有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受到文化政策所体现出的根本性的价值判断。

二是文化政策经过在实践中的摸索之后，根据社会需要和经过一定的程序转化为文化法律，形成正式的法律规范，成为文化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这是法治秩序的内在要求，也是党提高执政能力、实行依法执政的重要内容。

通常来说，文化政策的转化具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文化政策采取党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形式。这种形式使得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在形式和属性上相统一并直接具有了相应的法律效力。还有的文化政策文件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被文化立法机构援引，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文件，从而完成从原则到具体规则的转化，这也是文化政策转变为文化法律的一种典型方式。还有一部分文化政策虽然并没有在形式上被转化为法律规范，但是被作为了立法的渊源，其功能性等同于法律机制。

在这个前提下，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必须要遵守正当程序，这是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的重要保障，也是民主与法制社会的重要原则。正当的程序虽然并不意味着结果必然公正，但是公正的结果必然建立在程序的正义基础之上。依靠程序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合理运用技术化手段，文化政策转化的过程和目标才不会发生价值偏离。当然，按照法学理论，正当程序和法定程序并不完全一致。法定程序仅仅是文化政策在向文化法律转化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最低要求，正当程序则是比法定程序更加深层次的要求。现阶段，在我国的文化立法实践中，虽然并没有明确正当程序原则，但是《立法法》中关于提案、听证、审议等制度要求，以及《行政许可法》等包含的类似法律规定，已经对正当程序原则进行了实践中的贯彻。只是，专门针对文化政策转化文化法律的制度研究，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总结研究。文化政策的广泛性、基础性，以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的核心指导作用，奠定了文化政策的独特特点和在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统领性地位。可以说，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的正当性研究，是党在进行文化宏观管理过程中如何实行依法执政和提高执政能力这一命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综上所述，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有很多共同性和一致性的特征，尤其表现在它们都充分体现出了国家意志，但它们并不是两个简单的、重叠的概念。前者指向党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确立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方式，是人民主权和共产党执政行为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后者则指向政府要依法行政，明确了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文化事务，构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安排。正确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顺和协调党、政部门对文化宏观管理的不同职能，这在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注释：

[3] 《论我国社会调整系统中的政策与法》：范愉著，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4月

[4] 《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蒯大鹏、饶先来著，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第二篇：文化政策与法规案例分析

本科生学期作业

题 目： 《文化政策与法规》案例分析

学 院： 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班 级： 文化产业管理131班

专 业： 文化产业管理 学生姓名： 郭孔明 学号： 13660123 任课教师： 岑孝清 职称： 讲师

完成时间：

2015 年 1 月 1 日

成 绩：

案例一：于正侵权案

事件经过：

2014年上半年，电视剧《宫锁连城》热播。台湾女作家琼瑶在4月发文指出，该剧是编剧于正抄袭她的作品《梅花烙》，于正对此予以否认。5月28日，琼瑶向北京市三中院提起诉讼称，于正未经她的许可，擅自采用《梅花烙》的核心独创情节，改编创作电视剧本，并联合其他4方被告共同摄制了电视连续剧《宫锁连城》并播出。琼瑶认为于正严重侵犯了她的改编权、摄制权，给她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请求判令于正在内的5方被告立即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向其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2000万元。

2014年12月25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琼瑶起诉于正等《宫锁连城》侵权一案进行宣判：于正被判公开道歉，五被告共计赔偿500万元，四被告停止对《宫锁连城》的复制、传播和发行，判决宣布后，琼瑶在微博激动发声，“正义终于发出了声音”，“这个案子已经不是我和于正的个人争议，而是‘是’与‘非’之争，是‘正义’与‘非正义’之争！泪在眼眶，我只想大声喊一句，知识产权胜利了！” 案例分析：

《宫锁连城》抄袭《梅花烙》，具体表现为，《宫锁连城》剧本中主线——恒泰、连城、醒黛三人的主线发展情节，与《梅花烙》中皓祯、吟霜、兰馨公主三位主人公之出生背景、三人之间发展出的主从关系，可说是完全一致。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梅花烙》享有著作权。作者琼瑶享有下列权利:未经她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能擅自修改小说《梅花烙》的内容,否则就侵犯她的修改权;未经她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能依据原有的小说续写续集,或者利用原有小说特有的故事情节、人物特征编造或者演绎创作新的作品,否则就侵犯其改编权。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方式歪曲、丑化或者篡改小说中原有主人公的形象和已有的故事情节,否则就侵犯其保护作品完整权,承担侵权的法定责任。个人认为,《宫锁连城》直接侵犯了琼瑶女士享有的著作权中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改编权”和“获得报酬的权利”。

案例二：快播侵权案

事件经过：

2013年开始至今，快播一直对其版权资源实施盗版，涉及数百部独家影视作品；多家平台的数万部版权资源被快播大量盗链。由此造成版权视频业者的经济损失高达数亿元人民币。对此，版权厂商已经采取反击行动。被侵权者之一腾讯视频称，已多次函告快播即刻停止所有侵权行为，下线全部盗版资源，停止盗链行为。

2013年11月，国内数十家正版视频网站和版权方发起“中国网络视频反盗版联合行动”，对快播的盗版采取了技术反制和法律诉讼。

2013年12月27日，国家版权局认定，快播公司构成盗版事实，予以25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并责令其停止侵权行为。

2014年5月20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快播”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拟对“快播”涉嫌盗版侵权一事处以2.6亿元罚款。案例分析：

就快播事件而言，它所挑战的是我国现有法律关于网络服务商对于网络资源的法律审查责任。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合法。第十五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内容。这其实是规定了网络服务商对于网络资源的审查责任。

当然，基于促进网络发展的目的和合理保护互联网权益的目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三条还规定了“避风港原则”，即当网络服务商只提供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如果网络服务商被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权。如果侵权内容既不在网络服务商的服务器上存储，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网络服务商不承担侵权责任。然而，该原则的适用条件却是十分模糊的。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避风港规则”不能滥用，否则，“避风港规则”就会变成搜索网站和分享网站的“安全港”,甚至演变成某些网站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挡箭——“先侵权、等通知；不通知、不负责；你通知、我删除、我免责”，实践中，利用避风港原则，大肆侵犯知识产权的大有人在，而且形成了完整的灰色产业链:首先,专业盗版网站通过技术手段,或干脆直接以雇用人力打字的方式,获取成熟的文学网站每日更新的正版内容,原创作品上传更新后5到10分钟即可被疯狂盗播。盗版网站以搜索引擎为推广途径,大肆赚取网络流量；然后,再以“广告联盟”为盈利途径,赚取巨额广告收入,而搜索引擎、“广告联盟”则与盗版网站按照一定比例共享“收益”。

为此，“红旗原则”出台了，它是“避风港”原则的例外适用，红旗原则是指如果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就像是红旗一样飘扬，网络服务商就不能装做看不见，或以不知道侵权的理由来推脱责任，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移除链接的话，就算权利人没有发出过通知，我们也应该认定这个设链者知道第三方是侵权的。

从技术中立的角度来讲，法律规则的设置不应限制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这是为了鼓励技术创新。从法律正义的角度来讲，任何技术都不应逃离法律的管制，这是为了打击违法犯罪。从任何单方面看技术中立或法律正义，它似乎都是合理的、理性的。但实际上，这两种价值取向往往是冲突的，尤其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信息领域。

那么，当一种新的技术突破现有法律的边界时，到底是鼓励技术创新优先，还是打击违法犯罪优先？到底“技术中立”至上，还是“法律正义”至上？技术与法律，如何取舍？

显然牺牲任何一方都是不合理、不现实的。最终的出路必然是妥协的结果。技术创新需要配套法律创新，法律规制需要适应技术发展。

虽说企业在应用一种新技术时应当考虑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并为此承担责任。但是，板子不该只拍在企业身上。在技术与法律的角斗场，虽然政府并非最后的裁判者，但政府在其中的“比赛”管理职能是十分重要的。

一方面，政府应当为企业技术创新开绿灯，鼓励并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当企业的技术创新闯过红灯时，政府应当加以处罚。然而，在绿灯与红灯之间的黄灯区，政府应当保持谨慎、缓和的态度,尤其在新兴技术与保守法律冲突之时。

就快播事件而言，笔者认为，相关部门应当在前期通过警告等方式加以引导，在引导无效时才可以进一步进行处罚，最后乃至是追究刑事责任。一步到位的“巨额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未免操之过急。

案例三：

事件经过：

2014年11月22日下午，人人影视发布公告，称暂时关站，“正在清理内容”，并发布公告称：“本站自2004年由加拿大的一群留学生创建至今已10年多，感谢一路有大家的陪伴，我们一直保持着学习，分享的态度，不管是翻译优秀海外影视剧还是世界名校公开课，希望我们的这些劳动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这就已经足够。”

同日，以电影中文字幕为主的主题资讯交换平台射手网宣布关闭，站长沈晟发表了名为“断·舍·离”的文章，宣布射手网正式关闭：射手网陪着我度过15年了。我所希望射手网所具有的价值，就是能令更多人跨越国家的樊篱，了解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如果这个网站有帮到人，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但是，需要射手网的时代已经走开了。因此，今天，射手网正式关闭。

案例分析：

如果说人人影视的关站是因为提供影视资源下载链接，侵犯了版权，那么对于单纯提供字幕翻译及分享的射手网，为何会在同日关闭?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翻译，即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翻译权属于著作权人。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并依照约定或者《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获得报酬。因此，翻译已有作品，翻译人应当先获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并向其支付合理的报酬。

同时，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人享有。”根据相关条约(比如《伯尔尼公约》、《世界 版权公约》)的规定，其他国家的作品进入中国也像中国作品一样受到保护。目前，跟中国签订有多边条约或者双方条约的国家包括了世界上大部分主要国家。

也就是说，未经许可，私自翻译他人作品并公开传播，存在侵权的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在“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这种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因此我们在网上下载的影视资源中，经常可以看到“本字幕仅供学习交流，严禁用于商业用途，请于24小时内删除”的字样，以期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回避版权问题。然而这样的方式仍存在侵权的危险。

来自百度“人人影视吧”的未经证实消息称：11月21日，凤凰科技注)人人影视被查封了5台服务器，直接是广电执法部门去查封，因为人人影视管理团队成员在加拿大无法回来处理，所以服务器直接被扣了。据说是调查未经授权的影视翻译，意思就是直接要打击字幕组，没有引进的片子不允许翻译中文。还会继续查封其他字幕组和海外影视资源站。这次搞得蛮大的，全网清理。

2014年09月份，广电总局在其官网贴出通知，重申网上境外影视剧管理的有关规定，要求用于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的境外影视剧，必须依法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或《电视剧发行许可证》。未取得《电影片公映许可证》或《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的境外影视剧一律不得上网播放。《通知》明确，符合广电总局资质 的网站，可以引进专门用于信息网络传播的境外影视剧，经省级以上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审核并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专用于信息网络传播)后，在本网站播出。

《通知》强调，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网站应将本网站在播的境外影视剧相关信息，于2015年3月31日前按规定报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登记。自2015年4月1日起，未经登记的境外影视剧不得上网播放。

根据新京报的解读，2015年新上线的境外影视剧必须拿到一季的全片并配好字幕交给属地的地方局审核，审核通过后，取得引进许可证号方可上线播 出，“先审后播，属地管理，不能同步直播”。因此，《生活大爆炸》《行尸走肉》《神探夏洛克》等边拍边播的美剧，将不可能同步在中国播出，只可能等到全季 播完、审查之后，国内剧迷才有可能看上。

然而人人影视、射手网这类以速度著称的网站，通常会在第一时间将境外剧翻译、制作好字幕并上传，并未经过任何审核。这就导致影视资源良莠不齐，甚至出现不良视频，不符合“引进境外影视剧的内容、格调应当健康向上”的规定，也给监管带来难度。

另外，字幕组成员大都是来自民间自发网友，他们生于互联网时代，自由开放，喜欢并乐于尝试新鲜事物，因此来自字幕组的翻译更加接地气，也更互联 网化。比如在《生活大爆炸》里就出现了例如“给力”“老娘”“为毛”“坑爹”等时下流行的互联网用语;再比如他们会将“What do you think?”翻译为“元芳，你怎么看”，将“my office,my rule”翻译为“我的地盘我做主”„„这样的“自由化”难免会出现“不和谐现象”。

但是关闭的真正原因，凤凰科技尝试联系射手网站长沈晟求解，然而截至发稿时尚未收到回复。只留下他的那句话：需要射手网的时代已经走开了。

就像他说的，15年了，在丰富中国网民文化，加强中西方沟通方面，字幕组已经做了很多;然而，15年间，字幕组一直游走在法律边缘。如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出更好的贡献，还需要再探索。

第三篇：法律文化

礼

在传统中国，“礼”是一个含义广泛、内容复杂，包容量极大的概念。从“礼”的字义考察，“礼”字的古体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本指祭神之器具，尚无规则、制度的含义。后来引申为祭神祭祖的仪式，所谓“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这种表现为原始习惯的礼，从而有了行为规则的意义，并与神权、族权相联系。

其次，随着父系家长制的宗族演变为奴隶制的国家，祭祀和军事活动成为“国之大事”，以祭仪为中心的习惯准则遂具有政治制度和国家规范的性质。

再次，春秋之后，虽然随着周礼的分崩离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内涵的“礼”，其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如这时的“礼”，已经不是专指礼节仪式这种狭义上的“礼”，“仪”与“礼”相分离。

中国号称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社会往往被称为“礼法社会”，毫无疑问，“礼”对中国历史文化而言，其地位及意义都是举足轻重的。礼是传统中国的一种基本的社会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法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亦有着密切联系。

礼与法，是两种性质不同，但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现象。“礼法结合”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条件，经济关系以及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将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基本途径。

首先，“礼”的纲要构成了法律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关系。儒家把传统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五伦”。而五伦中“三纲”为要。于是，“纲”被传统封建法律作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加以调整。

其次，“礼”的教条成了法律定罪量刑的一般原则。“礼教”教条的制度化，对于巩固“三纲”，保护封建统治的基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中也有一些进步因素。

再次，礼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根本大法。

德主刑辅 “德主刑辅”是传统儒家在刑法原则上坚持轻刑的思想主张，自汉以后一直是封建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其核心就是主张“省刑法”、“以德去刑”，所以在治理国家上，把道德放在核心和首要地位，而法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虽然这种主张在以法治国的理念下，应该遭到诟病，但其中蕴含的一些合理思想还是值得借鉴的。孔子的法律思想核心便是“德主刑辅”，即以“仁”为本的法制原则;“德”、“礼”教化的防范措施;宽猛相济的施刑办法;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

孔子的法律思想对今天中国的法制建设仍将有借鉴意义。德主刑辅的主要思想包括：重视道德教化、主张宽猛相济、、提倡刑罚适中。孔子认为老百姓有过失，是由于居上位的人对他们没有施行教化或者实行不彻底的缘故，他把“不教而杀”斥之为“虐”。由于孔子重视教化的作用，所以他反对“不教而杀”。孔子并不否认刑杀的必要性。“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表名孔子并不是只讲礼德，而不要刑罚，而是主张德与刑交替使用。从中庸哲学的角度出发，孔子主张用刑要适中，他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意在强调断狱用刑都要合乎中道，要公平正直，不枉不纵。

德治与法治并举符合社会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客观规律。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只有二者的相互影响比较密切，才能使其发挥作用。法律的遵守离不开广大社会成员在道德价值上普遍的认同和接受。

它在历史上成为人们反抗昏君和暴政的理论武器，历代进步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儒家省刑法、慎刑滥杀，反对暴政等思想主张，来抨击统治者的昏庸残暴，反对用繁法严刑去对待人民，在客观上，它比法家的严刑峻法主张多少有利于被压迫者的生存与斗争。

同时，德主刑辅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预防犯罪。

道家法律思想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传统的法律思想表现出不同的历史特性,道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统治者在治国理政中所形成的一种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老子第一次提出了“道法自然”的自然法观点,他认为“道”是宇宙的本体,主宰着天地万物,普遍而无私,并且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受任何人的意志影响。与礼、法相比,“道”是最高的原则。统治者只有顺应自然,按照自 然

法则办事,才符合“道”的精神;统治者只有“惟道是从”,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老子之道,乃宇宙中自然之道,上古流传迄今之逋也,它究天人之际,察万物之情,通古今之变,应人生之事,证大道之真.是世人修真成圣之道。

老子论及法律的思想内容主要体现在他对“道”的说教之中。老子认为“道可 道,非常道”。故“天地之道”无所不在,无往不胜,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天长地久,无 为而治;以柔克刚,柔弱胜刚强,尊道贵德以百姓之心为心,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 之至坚;以正治邦,以奇用兵,班无事取天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只有“惟道是 从”,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总之,老子法律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一是从“天人合一,法本自然,无为而治,唯道”来阐述道家法律思想的基本观点;二是展开对礼法的批判。道家思想以其独特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跌宕多姿的道家思想绵延不

息。源远流长.是东方文明的重要基因,《老子》一书是人类文明智慧的源头括水。我们要重视对老子的研究，和与无讼

自古以来，中国的学者的文化追求和中国政治的最高追求，无一不是一直在追求“和”的最高境界。第一次学到什么是和谐社会，应该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解释了什么是和谐社会，是全社会共同追求的一个理想境界。后来在学高中历史和政治中，老师无一不提到了，古代所崇尚的大同社会，即我们现在的共产党追求的最高的政治境界，也就是我们通常左说的共产主义的境界。

“和”文化传播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便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在很多年以前，我读到了于丹的著作----《论语心得》。其中于丹提到的《论语》中的一句经典，“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句话虽然只是描述的是为人处世，而没有涉及更为宽广一个国家的政治层面的内容。但是也是异曲同工的。于丹对于这句话的解释也令我印象深刻。在《论语》中，君子一次出现的次数超过百次，在这部一万余字的经典中，这一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而孔子认为，能够称之为君子的人，是极少的，需要达到极高的道德境界，而“和”便是其中之一。孔子认为，真正的君子是能够在一个群体中，服从大家的意见，即使自己有着不同的意见，但是会求同存异，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努力，这一思想，也在我国历史上的外交中，得到了极大地运用，也成为了各国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准则。但是小人则不同，他们表面上服从了群体的意见，可是背后反对群体的决定，还会背地里说坏话。

而“和”的思想在法律上的最高理想追求，便是达到一种“无讼”的境界。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便意识到了法律存在的意义，最终目的不是要惩治坏人，而是要整治社会秩序，而使社会最终达到没有违法事件发生的程度。这一思想最早也是由孔子提出的，在《论语·颜渊》中，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我断案的结果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而目的是在于使人们不争讼。这一个思想在民间从古至今，在法律案件上都极大地影响了乡民们的行为，无讼的思想，让大家更愿意用道德的手段去解决问题，只要是能不用法律武器解决的问题，就先用道德的武器去衡量。有的学者认为，无讼的思想有些扼杀了人们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权利，认为倘若个人的权利受到了威胁和损害，就应当采取正当的手段去捍卫个人的权利。法律无疑使一个最为合法的武器。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千年传承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很多冤假错案的发生，还减轻了司法程序的负担，提高了工作的效率。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以来的人治思想。和西方法治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总结而言，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一个“和”的社会，而古人在法律上的最高追求便是达到无讼的境地。“和”与法律文化有着很深的关联，值得我们去继续学习和探究。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倡导天地万物之间的和谐之美,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而诉讼便是对这种和谐的破坏,因为“讼则终凶”(《易经》)。)在社会关系的领域,中国古代的和谐观念演化为一个具体的原则,那就是“无讼”。这种观念认为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一个没有讼争的静态社会.因此,法律的存在实在是因为不得已而求其次。人们真正的目的在于最终消灭法律,实现“无讼”社会的理想。可见,“无讼”不过是古代和谐社会在司法上的要求和反映,或者说,“无讼”是和谐在司法上的一个转用词,他们的意蕴和旨趣是一致的。于是,中国古代社会当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产生冲突和对立时,人与人之间出现权利义务争端时,“和为贵”便作为解决争端的原则受到人们的信仰和推崇.在先秦诸子的学说中,几乎都是主张“无讼”的。即使是主张法治的法家,大力提倡“以刑去刑”,但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并不是刑杀而仍然是“无讼”的境界。如商鞅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

第四篇：法律文化

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法律文化大写意

普法2班 王统 学号201200040093

【摘要】：法律文化是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的，并在精神和原则上引导或者制约它们发展的一般观念和价值体系，是人类追求生活秩序化和社会正义性的本质表达。中国、经济和文化现实孕育的中国当前文化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文化范畴，虽然它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在整体上无法创生现代法治，许多方面甚至成为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摒弃传统文化的阻滞因素，理性移植西方文化并加以本土化。

【关键词】：法律文化、中国法律文化、法治理念 西方法律文化、文化整合

引言

通过一个学期跟随武树臣老师的学习，使我进一步对中国法律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与认识，在课下我看了部分关于西方法律文化的书籍，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现代化，法律文化现代化下，使我对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也形成了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在这里，借用武老师《中国法律文化大写意》的书名，浅谈一下我眼中的“法律文化”。

一、文化与中国法律文化

“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国学大师南怀瑾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没有凝聚力,始终像一盘散沙.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没有创造力,只会跟在外国人后面模仿.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自信心,也不可能得到外人的尊重.”诚然，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根基的民族，一项没有文化的事业是没有根基的事业。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科学推动发展，文化孕育希望。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有学者考究是源于上古时代的名著《易经》。在很多人的眼里，《易经》只是一本卜卦算命测风水的迷信书籍。《易经》相传是周文王所著，其内容博大精深，从《易经》里我们可以得到深奥的哲学思想。易经讲究的是阴阳的调和和转化，有时候阴就是阳，阳就是阴。中国人最推崇“内方外圆”，这在易经里可以得到解释，那就是每个人都有着自己棱角分明的性格，但表现在外，却是一种趋附于人的圆润。那是一种人与人相互尊重的圆通，社会的和谐需要的就是这种圆通。所以内 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方外圆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最好方法，这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积淀，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

法律从来就是公共权力的核心部分，中国传统法律基于个体对群体的义务优先而发挥的抑制和处罚作用。法律必然是权利和义务的结合，法治的制度框架是由权利和义务双柱支撑的。当法律和文化相结合时，法律文化一词就”诞生”了。

中国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法律实践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不论在总体精神还是宏观样式上，都洋溢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烈气息。

二、中国古代法律文化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德”、“礼”为基石的法律理念。以“德”、“礼”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更是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在于礼，提及古代法律文化最直接的观念就是“德主刑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但这并不是古代法律文化的全部。确切地说，由汉武帝尊儒术为始，成熟于唐代的《唐律疏议》，发展固化于元明清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源头在周公制礼，周公历经多次制周礼，形成一套完善的治理系统。

礼一开始就有义和制的区分，前者指精神层面的亲亲、尊尊（后来发展为忠孝节义），后者指“五礼（吉、嘉、宾、军、凶）”或“六礼”。此时的“礼”就是现在的“法”，因为其满足“法”的三大特征：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国家强制性。法的产生和壮大是历史的必然。儒家重视礼义，法家重制度建设，各有侧重，而儒法在汉代的合流，根源在于两者起源的同一，是历史发展的螺旋上升而不是简单的反复。

礼与法的关系历来就被学界讨论，传统意义上的法不等同于现今意义上的法，仅指制度规范层面，而不当然包含法的学理学说，这一观点严复有明确的表述。中国有礼刑之分，以谓礼防未然，刑惩已失。而西人则谓凡著在方策，而以一国必从者通谓法典“，并进而指出西方法对应古代中国的不仅是刑律，更有理、礼、法、制之意，简言之，西方法既有制度规范又有学理学说之意，现代法理学对法的研究就是这样，而律在古代多指制度规范，法（确切说是律）的价值剥离为”礼（义）“，礼是中国古代法律追求的目标。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民刑有分、重刑轻民,礼法结合、以礼代法和行政监理司法的主要特点以及类推裁判、无讼是求、以法治吏等的特征。其形成主要受到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政治模式和思想意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在体系结构、价值取向和法律观念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诸多特征,它们使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律体系中独树一帜,这些法律是由真正的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发展并积淀起来的结晶,无讼是中国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它具有独特魅力,显示了中国人与世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真正的中国人过的应该是“心灵”的生活,惟有从“心”的角度去体悟才能了解中国法律文化, 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三、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构筑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较为明显变迁过程。这是一个从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的工具性特征到认同的价值性特征的过程。

中国、经济和文化现实孕育的中国当前文化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文化范畴，虽然它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在整体上无法创生现代法治，许多方面甚至成为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摒弃传统文化的阻滞因素，理性移植西方文化并加以本土化。我们不难发现，在法律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文化之保守和落后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文化范畴，与现代文化差距仍然很大。文化现代化的实现是构筑现代社会法治大厦的前提和基石，理性分析制约和影响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因素，科学构建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理想模式，对“法治国家”的实现无疑具有深远意义。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民主化，营造市民社会；公平立法，严格守法，公正司法，树立信仰；强化法制和普法宣传工作。

四、西方法律文化

西方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高度的程序性、公正性、民主性和法治性的理性基础上的，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司法框架，都极为严密、成熟和规范，整个社会学法、守法和用法的观念深入人心，法治氛围浓厚。

西方国家经历了宗教文化、哲学文化、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几个发展阶段。它是一个由崇高到低俗,由理想到现实的过程。西方文化有三大源头: 一是希腊文化的人文和科学精神。它是对自然、社会及人类思维的科学的理性抽象,是力图建立公理化的演绎系统的尝试。二是罗马文化的政治和法律传统。西方的法律制度以法律保障自由、独立人格和公民的合法权利正式植根于罗马文化的土壤中。三是希伯莱文化的宗教意识。视《圣经》为金科玉律,信仰上帝,注重来世。西方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一个注重实证,追求理性的文化。其核心是:实证科学,宗教精神,以个人自由为重心,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民主制度。其特点是外向、超越、富有挑战性。

西方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于建立如此理性而发达的法律体系功不可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一大批资本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但丁、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冲破欧洲宗教势力的束缚，提出了“自由、博爱、平等”和“天赋人权”等主张，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从而拉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然而，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是什么力量催生了“文化复兴”运动呢？其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市场经济是培育民主、权利、法治等先进司法理念的最好土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市场主体要求保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要求建立自由、平等、有序的竞争机制。可以说，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市场经济是西方法治建设最坚实的基石。

五、比较视野中的中西法律文化

相比较中西方的法律文化，其共同点在于都体现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也都体现了刑法的惩罚性功能，都把惩恶扬善、刚直严正和稳定社会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但同时由于人类的发展,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交方式以及看待问题的不同态度、价值观和行为惯例,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不同法律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说话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各自有不同的社会规约或习惯。

传统中国的法的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因此，在传统上，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以为法即是刑法。这种观念源于中国古代法的特殊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加强。刑与暴力相联系，而且最初主要是针对异族的，后逐渐转化和扩大到在性质上类于异族的所有违犯礼教的人。刑归根到底是一种血缘集团性的压迫法，并长期局限在血缘范围内。西方法的观念主要以权利为轴心，这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国家法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社会妥协的结果。

传统中国法律文化是一个带有封闭性的体系，而代表西方法律文化的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是开放性的。这种不同的结构形态是由它们所属的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并随着社会本身而变化。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主要表现为对法律进行注解的律学，缺乏西方那种围绕正义而展开的具有批判功能的法学。“律学”与“法学”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它是两种形态的法律文化的反映。

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必然导致民主的诞生，完善的民主又是法律得以被遵循的前提。卢梭社会契约论核心正在此。我们信仰君权神授，信封道德教化而不是法律惩戒，必然道德泛化法律退让。法律的出发点就是人性本恶，我们显然一直接受不同信念。在跨法律意文化交际过程中,如果一方或双方对另一方的社会文化传统缺乏了解,忽视这些差异,就会出现不恰当的言行,或错误地评价对方,以不恰当的方式与对方交际,产生交际障碍,造成双方的误解。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决定了中西方文化具有不同的内涵。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六、总结

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法律，而每一种特定的法律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法律文化作为文化整体下的子系统，从最狭义的定义看，是一系列行为、风俗中所含的稳定的观念、心态。法律文化既是一种用文化的眼光认识法律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具有实体内容和对象化的文化结构，并且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着的。

文化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如果没有西方法律文化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东方文化，中国法律文化的对称。随着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世界也正在关注着中国。在今后的几十年中,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交往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频繁程度。

我们应该承认，同为人类文化组成部分的中西法律文化存在差异与冲突的同时，也有相似、相近、相通之处。只有继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同时移植西方符合我国国情的法律文化，才能促进我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构成世界范围内的法律文化大写意。中国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中国法律文化概论

论文

标

题：

法律文化大写意

学

院：

法 学 院

班

级：

2012 级普法（2）班

姓

名：

王

统

学

号：

201200040093

指导教师：

武树臣

日期：2013年12月9日

第五篇：文化政策与法规

如何通过政策法律促进我国演出娱乐市场健康发展

答：

一、完善娱乐市场市场体制建设政策法律

（1）制定、确立深化娱乐市场诚信制度建设的政策法律。通过政府管理、行业参与、学术支持三方结合规范娱乐市场；

（2）切实推动娱乐市场行业建设。各地文化行政部门要积极推动和指导娱乐企业、演职人员开展服务标准、自律公约、经济合同示范文本的制定和推广工作政策法律的制定；

（3）引进娱乐市场竞争机制。制定、确立市场竞争机制的政策法律标准。（4）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积极培育新的娱乐文化产业。强化地区规划，增设特色娱乐产业，依靠高新技术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业态，不断拉长产业链，拓展产业发展空间。

二、鼓励娱乐市场创新性政策的确立

（1）娱乐市场与新科技的结合的政策。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影响着演出产品的传播方式，娱乐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应积极研究探索新的演出形态，增强娱乐性、互动性等，适应现代网络传播方式，为演出产品的创作、运营带来新的模式，注入新的活力，提升演出产品的文化内涵、拓宽娱乐演出策划的融资渠道、推广娱乐演出宣传的品牌理念、挖掘演出消费的市场潜力；（2）思想观念的转变，管理模式的创新。推进文化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创新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加快推进产业技术化和产业文化化，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3）经营模式的转变。大胆创新经济文化发展方式，努力培育文化创意群体和内容提供商。同时，创新核心文化产业的微观运行机制，加速资源整合和资本化步伐，加快以组建大型集团为重点的集团化发展，提高集约化程度和规模经营能力，实行多媒体兼营，调整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增强资源的综合开发能力。

三、深化娱乐市场品牌建设和综合竞争力完善的政策法律

（1）加强娱乐市场品牌化、连锁化、特色化经营；

理开发。通过携手联合，寻找最佳结合点，实现娱乐市场各产业的的共赢；（3）强化产业规划，形成良性互动效应。在发展娱乐产业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品牌效应，完善各种多功能场所，适时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歌舞演出活动，推动娱乐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开发开发娱乐产业的同时，要重视对新兴文化业态的发展；

（4）推动体制创新，吸引资本融合。进一步推动民营资本、外商资本进入文化休闲演艺娱乐行业，进一步推动该行业的深层次、全方位的快速发展；

（5）强化企业规划，培养行业领军企业。要充分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文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以资产为纽带，运用市场机制，推动联合、兼并、重组，实行多媒体经营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发展；

（6）强化人才规划，构筑产业人才高地。要树立人才资源是文化演艺娱乐产业发展第一资源的观念，建立、健全文化人才培养、引进、选拔和激励机制。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和锻炼，培育文化人才后备队伍。造就一大批既有开拓能力又有经营能力，既懂文化又懂市场，善于运作企业的文化经营者，要建立激励机制，给予在各类文化活动中表现突出、有艺术成就的人才和文化经营管理人才等特殊的奖励，努力形成事业留人、感情留人、生活待遇留人的良好的用人环境和机制。着力培养、吸引和用好一批熟悉意识形态工作、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造就一批文化名人和文化经营人才，化演艺娱乐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四、完善娱乐市场人才机制的政策法律

（1）完善演出经纪人制度。培养具有了解艺术生产规律，具备文艺素养、演出市场运作和营销商业素养，以及掌握合同、著作权等相关法规知识法律素养的职业经纪人。明确演出经纪活动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提高演出经纪人员的整体素质，规范演出中介活动的自律行为，使演出产品供给渠道更加丰富，使市场流通机制更加灵活，流通环境更加宽松，建立有条不紊的演出市场要素流通秩序；

（2）加强对演出经纪人员队伍的考核力度。各级文化部加强对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认定工作的指导与监督工作，定期组织全国性考试，考试内容包括演出市场政策法规、演出市场基础知识、演出经纪实务以及从业规范、艺术基础理论等；

行为，在行业内按规定处理。当演出经纪机构受到行政处罚，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将对负责该项经纪业务的演出经纪人员予以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将注销其演出经纪资格证书。此外，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还将根据演出经纪业务特点，制定演出经纪人员分类、分级管理细则，加强对演出经纪人员的服务，健全继续教育制度，提高演出经纪人员素质与水平；

（4）建立演出经纪从业规范。根据经纪活动的共性以及演出市场经纪活动的特性，制定从事演出经纪活动的相关要求。要求充分发挥演出经纪人员在演出活动中作用和地位，引导演出经纪人员逐步成为演出经纪活动的主体，强调演出经纪人员的责任和义务，规定演出经纪合同中应当注明负责该项演出业务的演出经纪人员的演出经纪资格证书证号，要求演出经纪人员应当对所经纪的演出活动进行内容自审，督促演员规范从业行为、遵守道德规范；（5）建立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认定制度，进一步完善专职演出经纪人员的年龄、学历基准，细化专职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考试和《演出经纪资格证书》领取、变更、注销管理制度。

五、深化各级文化主管部门支持、引导、监督体系的法律政策

（1）根据歌舞娱乐场所和游艺娱乐场所的不同特点，完善规范经营、加强引导、可操作性更强的管理细则；

（2）依托科技力量，建立娱乐市场的技术监管体系，通过实施行业标准和服务规范促进市场主体的自律行为；

（3）是保护和支持民族原创，配合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加大对盗版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4）扶持重点企业实现资源共享和市场整合，努力迈向品牌化、连锁化、特色化经营的道路；

（5）积极推进全国娱乐行业协会的成立，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对娱乐市场进行监督和协同管理，营造娱乐市场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

（5）强化项目规划，打造特色拳头。根据不同区域特点规划产业功能和形态打造特色品牌。要加强甄别，充分发动民间力量，通过组织、包装、宣传推广，推出影响广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休闲演艺娱乐项目，提高娱乐产业的知

名度，促进演艺娱乐产业的发展。用适销对路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赢得巨大的消费群体，把娱乐产业做强做大。

（6）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娱乐市场的监管，取缔或整顿非法、违法的娱乐宣传责任主体。

六、深化执法、建立健全司法监督机制。

(1)公安部门等执法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及时并严厉查处和打击娱乐市场的非法、违法活动，确保其执法到位，建立健全司法监督机制，对违法经营进行经济处罚，做到违法必罚，对情节严重的责任主体，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停止其业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切实做到公平执法。

（2）政府部门要完善职能分工，并理顺各部门之间的分工关系，形成相协调的工作机制，进行全方位的监管。

(3)建设健全广告的社会监督体系，形成一个多层次、多方面的长效整治机制。只有娱乐活动置身于全社会监督下，才能使娱乐市场规范化、有序化。在打击和查处的过程中，媒体要充分发挥其特长，将被查处的不法责任主体公之于众。同时，政府应该畅通举报和投诉渠道，建立公众举报制度，联合群众一起建立规范的公众举报制度。在实行公众监督举报制度时，规范举报的方式和受理机关，保证公众有正当的举报方式以及举报后有正规的举报事件;对积极举报的消费者群众进行必要的物质奖励，通过这种合理行动激发举报者的积极性，鼓励全社会的公众都参与到监管中来。

七、加强娱乐市场扶持与管理

国家政策的扶持。对于大型龙头企业，要予以重点扶持，在政策上予以倾斜，并加强对企业的服务，支持其做大做强。重点发展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文化创新能力、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文化休闲娱乐集团。提高行业竞争力，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对于中小企业，要营造公平竞争的产业环境，建立更加灵活的管理政策，放宽市场准入，在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积极支持、鼓励和广泛吸纳非公有资本，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优胜劣汰，保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活力。

八、注重娱乐市场的传承与发展问题。在发展娱乐产业的时候，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两者间的关系，加强对有地区、民族、国家特色产品的保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