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故事与诉讼文化论文

第一篇：法律故事与诉讼文化论文

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矛盾

——法律故事与诉讼文化论文

摘要：由纠纷解决向规则之治是传统司法向现代司法变迁的一个趋势,但是在我国这一转变还需要很长时间,原因是多方面的。同时，人民法庭的司法功能最终是规则之治还是纠纷解决？本文首先阐述了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出现矛盾的客观原因，其次着重分析人民法庭侧重纠纷解决的原因，再次就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说明，认为它不失为一种好的办法,将纠纷解决的理念和规则之治的秩序良好的结合在一起。它可以避免纠纷解决的随意性和规则之治的僵硬。

关键词：规则之治纠纷解决司法功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正文：

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规则的运行来治理社会建立秩序，实现规则之治；二是社会运行中出现的各种纠纷都能得到合乎正义的妥善解决。由此可见，在法治社会的理想状态中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得到了统一，那是一种正义的秩序之治，是人们努力的方向。当前，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不断推广，建立一个法治社会，通过规则之治来实现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努力的目标。同时，作为一个转型着的发展中国家，当前我国社会中新型矛盾纠纷层出不穷，规则本身所固有的滞后、不周延的特性日益明显。

一、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矛盾产生的客观原因。

首先，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矛盾很多是因为精神损失无法有效得到弥补而造成，而每个人对于精神和心理伤害的感知程度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境况下，其感知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因而，赔偿程度也就无法精准计算。例如，同样是被窃取相同市价的收藏品，赔偿的价格应该是基本相同的，但有的收藏家会为自己曾经收藏时付出的努力特别惋惜，因而非常痛苦，而有的收藏家如果生性豁达的话，虽然会有惋惜之情，却不至于有很大的心理伤害。因而规则之治解决纠纷的程度就不同。

其次，法律意识的不同有时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无论现行的法律存在何种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既然此法律仍有效，在司法程序中就必须全力地贯彻，这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公平。有些法律意识淡薄的人却想因为自己的个案，让司法结果成为法律的例外，无论如何固执己见，这都是不可行的，甚至可以说是非法的。当然，另一部分具有相当法律素质的人，在遵守法律的同时，积极对现行法律不适宜、不完善的地方提出质疑和批评，促进法律的完善，这是对法制进步的贡献。

再者，相同的规则之治在不同的地区解决纠纷的程度也不一样。据互联网信息，上海大火后，遇难者家属获赔96万元，虽说金钱不能衡量生命，但是很多网友对赔偿数额深表质疑。上海作为全国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如此索赔/ 4

法律故事与诉讼文化论文：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矛盾

在数额上应该也是居于全国前列，但是相比当地的生活成本来说，还是偏低。甚至有网友因此感叹说，人命竟然不如房子值钱。但如果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赔偿的效果应该会好很多。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却会导致了不同地区公民的司法权益的不公平。

最后，有些案例虽然是根据法律而判决，但是解决纠纷的时间也会严重影响解决纠纷程度。“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是对此种影响因素的极佳表述。如果正义不能被及时伸张，那么正义的理想和信念就会被逐渐磨损，也是对坚持正义人们的摧残和打击。而伽利略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代表。1633年6月22日，宗教法庭宣布哥白尼学说为邪说，判处伽利略终身监禁，宣布《对话》为禁书，然后，逼迫伽利略进行发誓。直到1979年11月11日，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才决定为伽利略平反，为他恢复名誉。伽利略被判刑的年代是17世纪，他生活在政教合一的国家，因此，当时的法律不允许他的“异端邪说”存在，进而对其人身进行摧残。时隔300多年后，关于他的判决才得到了具有官方性质的更改。而这个时刻，他早已离世，无法享受法律重新赋予自己的自由和正义。这是科学史和法律史上的双重悲剧。轰动全国的赵作海一案也是在服刑10年后才得以真相大白。虽然按照法律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但是10年的光阴却永远不会复返，从这点来讲，是无法赔偿的。这同时也暴露了在我国司法过程的实践过程中，“无罪推定”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

因此，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之间必然会出现矛盾，哲学的观点也告诉我们，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并且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我们要做的，是尽量平衡事物之间的矛盾，使形势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和转化。

二、人民法庭侧重纠纷解决的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基层人民法庭的法官在审判中以侧重解决纠纷为其司法功能的价值趋向，他们在努力解决纠纷，而不是确认法律规则；甚至，由于这种对解决纠纷的关注，法官忘记了一些司法的基本规则，在广泛意义上说，还违背了法官“中立”的制度角色。那么，人民法庭的法官为什么要侧重解决纠纷，而不只是遵循规则之治，恪守职责，执行已有的法律规则呢？

首先，这是司法政治功能实现的需要。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集中在基层、暴露在基层，维护稳定工作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层的问题解决不好，局部性矛盾可能演化为全局性矛盾，非对抗性矛盾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矛盾。人民法庭作为人民法院“基层的基层”，与农村、农民接触最广、联系最紧，位于化解和调处矛盾的前沿，只有人民法庭工作做好了，把人民群众身边的一个个“疙瘩” 化解了，才能逐步赢得人民群众对司法权威的认同和尊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有可靠的司法保障。

其次，这是二元化结构社会差异形成的需求。就目前来说，我国的社会是由现代化的都市社会和较落后的农村（乡村）社会构成的。当代中国农村的基本结构还是熟人社会，人际关系比较紧密，互惠性关系普遍存在，并且往往相互牵扯，因此侧重运用纠纷解决有缓和人际关系的必要；虽然农村的纠纷相对来说不像现代城市社会中的纠纷那样复杂多样，但我国的制定法规则主要以城市社会的交往规则为主导，并把此确认为全国性法律规则体系为标准的，农村/

4的许多纠纷解决可以甚至必须借助一些民间习惯和风俗，以补足各类相对抽象的法律条文的不足。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农村缺乏有效的现代司法技术和制度条件，缺乏律师这样的支持现代司法运作的专业人员。正是在目前这些限制条件下，人民法庭侧重纠纷解决是当前社会的必然需求。

再次，这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需求。不可否认，规则的统治是重要的，我们也在努力追求实现规则的统治。但是“规则之治的一个前提是社会生活本身具有较高的规则化，而规则化是社会现代化的表现，可以说，规则之治（法治）与社会现代化是孪生的。社会现代化将我们每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标准化了，将我们的生活环境、行为方式、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的思想感情都标准化、规则化了，只有这时，作为规则的法律才可能有效地起作用。”然而基层社会中的纠纷具有特定的丰富性和多彩性，还没有标准化，有太多的纠纷是无法与格式化的现代法律相一一对应的，即使经过一定的转化，也很难把其纳入规范化的法律体系。而且他们的纠纷大都发生在世代相息的亲朋、邻里之间，他们的和平相处比是非曲直更重要，所以，如果不是必须，至少也是需要通过纠纷解决的方式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最后，这是“弥补”法律缺陷的需求。法律规范构成了立法者为解决种种利益冲突而制定的原则和原理。而为了做出一个正义的判决，法官必须弄清立法者通过某条特定的法律规则所要保护的利益，这样，就形成了法官对制定法的依附性。而事实上，每一个法律规范或制度体系都是有缺陷的，不可能包揽无遗，在审判中就可能会出现案件疑难和法律疑难的问题。“所谓案件疑难,是指案件事实情况与可适用的法律规定的某一行为或事件构成的要件不完全一致。所谓法律疑难,主要是指没有可以直接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定;或者法律规定本身互相矛盾、互相交叉;或者法律规定过于抽象和概括、含糊不清等。”此时，法官是应该解决纠纷还是创设新的规则来适用，还是干脆就撒手不管？然而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利和法官的责任感、使命感,使法官在案件疑难和法律疑难面前不能拒绝判决，不能拒绝纠纷的解决。否则,法官就是失职,就是对法律的一种嘲讽,法官也由此失去权威性,最终导致当事人及其他社会成员对法院公信力的打折。因此在各种条件的制约或支持下，人民法庭法官会权衡各种可能的救济，特别是比较各种救济的后果，然后做出一种法官认为对诉讼人最好、基本能为诉讼人所接受并能获得当地民众所认可的选择。在这里，诉讼根据、法律规定的法官职责、有关法律的程序规定和实现规定都显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要把纠纷解决好，同时还能减少上诉，不至于发生案子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

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所能发挥的作用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其中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根据主持纠纷解决的主体不同，可分为：法院附设的诉讼调解；国家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纠纷解决机制，如劳动仲裁机构、消费者协会的调解等；民间团体、组织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如人民调解等；由律师主持的专业咨询或法律援助性质的非诉讼纠纷解决办法；等等。这些不同的非诉讼纠/

4纷解决方式，有的主要用来解决一般民事（包括经济）纠纷；而有的是专门用来解决特定的社会纠纷，如劳动纠纷、消费者纠纷、家事纠纷、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建筑纠纷、公害环境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国际贸易纠纷等。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处理结果的效力也有很大差异，有的具有可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大部分不具有可强制执行的效力，当事人在纠纷解决的合意未达成时可直接转入诉讼程序，或在达成协议后的一定期限内仍可提起诉讼程序。

毋庸置疑，在现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成中，诉讼审判制度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诉讼审判代表着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属于一种公共性的纠纷解决机制。相对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更具有正统性和权威性。作为一种特殊的纠纷解决方式，诉讼也存在着某些弊端，例如在民事纠纷解决中存在着一系列矛盾：法律规则与传统、道德、习惯和情理等社会规范的矛盾；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矛盾；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矛盾；公平与效益的矛盾；程序设计中高度专门化与当事人参与的常识化要求的矛盾；规则的确定性和程序的僵化与解决特殊个案所需灵活性的矛盾；事件涉及的简单权利义务关系与纠纷背后的复杂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诉讼作为纠纷解决手段的功能和效果。同时，社会纠纷的与日俱增使得诉讼机制的功能性障碍愈显突出，就纠纷的总量和法院所能承担的纠纷解决功能相比较而言，已经达到超负荷状态，诉讼又是一种高成本的救济保障体系。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不足恰恰为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作用的发挥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现代社会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具有成本低、迅速和便利的特点。尤为重要的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听追求的“公平”、“正义”不同于诉讼的价值取向，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和特定纠纷的解决。现代社会中的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通过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解决纠纷方面起到对诉讼审判制度补偏救弊、分担压力和补充作用，从而减少社会在纠纷解决方面的成本和代价，更及时有效地调整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并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

结语：从当今形势来看，要逐步减小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之间的矛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这需要司法工作者、司法机关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与此同时，普通公民也应对此有充分的社会责任感，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致力于把中国建立成一个先进、全面的法治社会，使民主和法制之光能够照耀在社会的每个角落，让每位公民自由、幸福、有尊严地生活。/ 4

第二篇：法律文化论文（范文）

浅谈中西法律文化对“ 人”的理解差异

【摘要】：中西法律文化最根本的分歧来自于对“ 人”的理解差异。由于中西法律定位不同,二者追求的终极目标便有了很大的差异。西方法律追求的是在完善法律规范下的井然有序,中华法系则是旨在消除纠纷的“无讼”。相对于西方法律文化的“市民化”倾向,中华法系则存在着“伦理化”倾向。中西法律文化也存在某些暗合。【关键词】： 中西法律文化 渊源 差异 人

前言：

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律制度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在中西方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由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中西方的人民对法律的认识也不同,进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文化。中国古代在立法方面君主独揽立法权,以言代法。即法权渊源出于君主,国家制定成文法要考虑君主的喜怒哀乐,君主的命令具有法律效力。

西方人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话语“ 法庭上见”、“ 找我的律师谈” ,己为我们所熟悉, 并让我们不断体会到了西方人强烈的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莱温斯基事件, 现任总统布什及英国首相布莱尔因对伊战争情报有误而受到本国议院的质询, 法国总理施罗德曾因染发遭到公众的诚信质疑等, 西方的政治文,化与体制也让我们感受到西方深厚的法治传统。西方人对法律、诉讼、权利与权力的看法以及相关的行为习惯、政治行为等, 展现了完全不同于我们

中国人对待这些问题的法律文化。

一、中西法律文化各自的渊源

中西法律文化最根本的分歧来自人类起源的问题。在西方, 上帝造出的亚当夏娃因为违抗了上帝的意志而落入人间, 成为人类的始祖。而在中华文明的众多传说中, 人类无一例外都是顺应天地之气所生, 是世界当然的主角。两种文明的差异出现在对人性根本的认识, 即 性恶论 和 性善论。按照一般的思维, 性恶的百姓自然需要有强大的专制统治来制恶向善, 而性善者更应当有民主自由地发扬 善 的制度与之相适应。可事实却恰恰相反, 西方在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后迅速进入了民主社会, 更让人惊叹的是法律中的宽容平等思想。从某个角度看, 中华法系给人最深印象的却是捍卫道德的严刑峻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在一定意义上它只是统治者行使权力过程中一道可有可无的程序罢了。究其原因, 在西方人心态中, 任何人都有原罪,没有人可以高人一等, 祖先的罪过把所有后代放到了一个更低但更平等的地位上, 于是不再有权威, 人们更倾向于像自己那不安分的祖先一样相信自己,用自己的理性为社会立法。如苏格拉底所说:真正的智慧来自于人本身。这种求诸于内的思维方式让西方人在空白的基础上以完全理性而符合逻辑的方法创造规则, 这不仅有利于民主自由氛围的产生,同时也影响到法律的制订与研究。在西方, 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 再到罗马法精英们, 他们的共同点是借助自由的学术空气进行广泛交流。而反观中华文明,法自然 是贯穿始终的主流思想。与天地同生的人类习惯从自己的起源之处自豪地

寻找真理。性本善 的思想也让古人们相对理性而言更注重道德。于是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缺失了一个从理论角度专门研析法律的专业法学家群体。

二、人的本质的差异

中西文化中“ 人” 的差异, 首先在于对人的本质的看法。中国传统文化从“ 人与禽兽之不同”的角度提出对人本质的认识, 认为人之为人, 人不同于禽兽而居于万物之首, 在于人有道德,懂得以敬重之心孝敬父母, 能知礼尚义, 重仁崇德。孔子曾指出, 所谓孝, 不仅仅是婚养, 人只有在内心懂得孝敬长辈, 才能和动物相区分, “ 不敬, 何以别乎”孟子指出, “ 无侧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 非人也。”“ 人之有道也, 饱食, 暖衣, 逸居而无教, 则近于禽兽。”中国“人”的本质在于道德伦理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和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 这就奠定了中国法律文化重道德伦理, 注重个人道德自律的基调。

三．人性善恶的差异

中西文化对人性善恶的认识差异, 直接决定了中国重德治、人治与西

。。方重法治的不同传统在中国, 孔、孟较早提出了“ 性善论” , “ 人

之初, 性本善” , 人天性为善,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信的德行, 因此人人可以通过道德教化达到向善的目标。基于对人性的乐观态度, 中国文化道德给予了非同一般的重视。在古人看来, 个人修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安定的关键就在于人性之善是否得到发

扬, 人人修善则天下就能大治。所以,高尚道德就成为个人的价值追

求, 成为协调一切社会关系的最高准则, 中国古代的法律也成为道德规则的直接表述。“ 德治”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 统治者注重对人们的道德教化, 人们对政治的昌明也寄希望于统治者的“ 圣明” , 政治制度中更强调执掌权力者本身的道德自律和修 身养性, 而忽视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促成了中国“ 人治”传统的形成。西方的人性论, 受到了基督教“ 原罪说”的影响上帝在创世过程中, 发现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禁果, 他们因此被驱逐到人间。由于祖先的罪孽, 人从出生就是有罪的,人的一生必须时刻忏悔自己的行为。宗教也对西方人的为人处事起了关键性的影响, 人们在信念中多以教义为人处世, 服从并信仰上帝和教义。这种 服从和信仰后来成为西方崇尚和信仰法律之传统的重要文化渊源。基于对人本性的深刻体察, 对人普遍的罪恶意识的警醒, 人们对政治统治者保持着警惕, 对政治的昌明也就不寄希望于统治者的高尚道德, 而是为保障自身权利发展出了一整套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 进而形成了西方的法治传统。

三、人际关系的差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道德成为人们的根本行为准则, 道德讲究的是“ 义务” , 要求个人为他人做些什么, 人际关系便讲求“ 重义轻利” “ 义” 即道德义务, “ 利”为个人私利, 人们应淡化、排斥个人利益要求, 注重对他人的道德义务。历代儒学大师均有此类经典 论述, 先秦孟子的“ 去利怀仁义” , 西汉董仲舒的“ 正其谊不谋其利, 明其道不计其功” , 宋代朱熹则提出“存天理, 灭人欲” , 将

“ 重义轻利”发挥到极致。这种价值取向, 决定了中国古代法律遵循“ 义务本位” , 重义务轻权利, 这直接导致了政治上对私人财产权的漠视和人权观念的缺失。法律给百姓带来的主要不是权利保障和人格尊重, 而是义务、负担和刑罚, 因此, 百姓对法律也就没有亲近感, 长久以来便形成了中国人疏远畏惧

在西方, 自苏格拉底提出“ 认识你自己’,便萌发了个人主义观念。后来很多思想家将财产权利与社会正义联系

起来, 认为正义就是调节人与人之间财产关系的道德准则。近代文化中则认为, 个人利益是正当而崇高的道德标准, 个人利益的满足和提高合乎道德, 个人通过正当手段追求个人利益,必然会增加社会财富, 也就会增进社会道德, 因此“ 利”就等同于“ 义”。在这种文化熏陶下, 西方人在交往中毫不掩饰对私利的追求, 并形成了强烈的权利意识, 这就促使近代西方法律实现了“ 权利本位” , 强调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 私人财产权和人权的观念也就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 法律成为人的生存、发展和尊严的基本保障, 这便树立了西方人崇尚法律权威的意识,促成西方人亲法、爱法、守法并勇于诉 讼的心理传统法律厌恶诉讼的心。、理传统。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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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法律文化概论论文

班级金融10-3班姓名张晓菲学号0 9 1 0 4 2 4 4指 导 教 师林涛

2012年11月10日

“拼爹时代”的思考

2009年5月7日晚8点左右，年仅20岁的富二代胡斌驾驶非法改装的三菱跑车在杭州繁华的街头与朋友“飙车”，将看完电影、正在穿过斑马线回家的25岁青年谭卓当场撞死。事后这位富二代表现轻松，丝毫没有悔改之意。无独有偶，2010年10月16日晚，在河北大学新校区易百超市门口，一辆黑色轿车撞倒了两名女生，但司机并未停车相反还去女生宿舍楼接女友。返回途中被学生和保安拦下，但该男子却高喊“我爸是李刚！”后经记者了解，两位被撞女生一死一重伤，而男子所叫嚣的父亲李刚则为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我爸是李刚”，让人好悲伤，从中折射了这是一个“拼爹”的年代。很早以来就流传这样一句话：“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家庭的出生，决定了一个人的出路，有一个“好爸爸”，就有一个好前程，这是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如今，许多人就以“我爸是XX”作为成才的捷径，作为进步的筹码，也作为违法乱纪的资本。有家网站做了项调查，发现70%多的男孩子表示没房没车可以结婚。但是同样70%多的女孩子表示，没车没房还是不结婚。有人说，现在80后和90后的男孩子是最可怜的一代，他们要在事业上跟官二代竞争，在感情上与富二代竞争。贫二代的问题，比起富二代和官二代更加令人困扰。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现象已经出现。现在被视为弱势群体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第二代，即使少部分上了大学，改变身份地位的可能性，也比从前小得多。现在贫困的群体，他们的第二代，还有最大的可能依然是贫困的弱势。代表身份地位固化的群体，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权二代的官员子弟。高干子弟借助父辈势力经商的故事，还在延续，但另一种官宦世袭的苗头却已经出现。而且现实已经表明他们既享有特权，又不负责任。代表身份地位固化的群体，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权二代的官员子弟。高干子弟借助父辈势力经商的故事，还在延续，但另一种官宦世袭的苗头却已经出现。在很多地方，一定级别的官员子女，无论所上的大学优劣，甚至在国内上不了大学，花钱送出国，拿了不知什么来头的国外文凭，回国之后，进入仕途，在父辈的荫庇下，就会官运亨通。在历史上，官僚世袭，或者变相世袭，是历史最糟的一种制度。比贵族封建制还要糟。贵族世袭制，至少贵族还会对自己所有的土地和人民负有责任。而世袭官僚制，土地和人民是国家的，官职和特权是自己的。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那样，既享有特权，又不负责任。显然，这样的权二代，最为人们所痛恨。

富二代有比常人更优越的条件，起点高，脱离了与这个社会相处的主体——普通群众，他们也没有适应大众的基本能力。对于那50%的纨绔子弟，父母给予他们的是豪宅、名车，让他们进的是国内外顶尖级的学府，私人培训课上他们学的是高雅音乐欣赏、萨克斯的入门学习等高级爱好的培训，以及绅士淑女聚会等高人一等的社交技能。所以有种说法就说现在80后90后，将来男孩子最可怜的最惨的是：在事业上跟官二代竞争，在感情上跟富二代竞争。对于一些“穷二代”和“农二代”而言，就是噩梦。

经过此次事件，李刚和李刚的儿子在网络蹿红，“我爸是李刚”

也不免成为网络流行语。人们在惋惜花季女生夭亡的背后，是对权势之子的深深不屑与痛恨。其实官二代之所以如此嚣张，起因还是在现实中见惯爸爸的权力无所不能、屡试不爽——能够轻而易举打破司法、行政各领域之间的壁垒，完成权力通吃。很多爸爸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首先喊的也是“我是领导”。前不久，兰州旅游局局长在一起交通纠纷引发的冲突中就向群众叫嚣“我是局长”；此后，马鞍山市一名区旅游局局长在殴打中学生的时候也放言“我是领导”。

儿子们喊“我爸是领导”，老爸们直接喊“我是领导”。现在不仅官二代身份在代际相承，连思维方式也是拷贝老爸，说白了，特权思想也在代际相传，只是官二代由于涉世未深，态度会比官一代更加恶劣、嚣张。缺乏监督的权力不仅会匪化，也会遗传，只是这种遗传基因先天就发育不良，自然也结不出成熟的果。

长期被特权思想所左右，极容易变成特权思想的傀儡，遇事趋向简单化、极端化，只认权力这个“硬通货”，而无视法律法规的规定，更加无视生命的可贵——这既是部分官爸爸的通病，也是部分官二代的问题。真正解决特权思想的代际遗传还需彻底打破特权思想的产生渠道，依靠公开、透明、有效的权力监督方式先遏制住爸爸的特权，儿子们自然也就无法嚣张。

第四篇：法律诉讼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法院：

你院受理诉我单位（第三人）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以及财产损失赔偿纠纷【（2013）崇州民初字第号】一案。依照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全权委托人保财险成都市分公司法律部雷梦苏同志为我单位的诉讼特别代理人。

代理权限为：

1.代为调查；2.代为起诉；3.出庭诉讼；4.承认、追加、变更、放弃诉讼等请求；5.提出反诉以及提出申诉、抗诉；6.参加调解；7.代为上诉。

特此委托

委托单位：人保财险康定县支公司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五篇：诉讼文化

加强法院文化建设 繁荣诉讼文化

——从法庭布局看诉讼文化的价值目标

刑事庭 王 庆

文化凝聚力量、文化赢得尊重，文化创造价值。人民法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设者，保障者。加强和创新法院文化建设，进一步繁荣诉讼文化，是各级法院当前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人民法院要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大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法院特点、时代特征的法院文化建设新路子，形成以物质文化为基础、行为文化为重点、制度文化为关键、精神文化为核心的法院文化建设新格局，努力为法院工作和法院队伍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

一、法院文化的一般理论

纵观历史长卷，尧舜时代皋陶“神兽断狱”之标榜司法公正，商代“敬鬼神畏法令”之神权法思想，西周时期“明德慎罚”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礼治”特征，春秋时期“铸刑鼎”开创成文法先河之历史功绩，秦代法家重刑主义“法治”中的法网严密与严刑酷法之警世思考，汉代尊道家“无为而治”中的“重德轻刑”与崇儒家“独尊儒术”的“春秋决狱”之功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儒家道德法律文化中的“八议制度”、“官当制度”与“刑讯制度”、“登闻鼓直诉制度”之传世遗风，隋代弃用500条《开皇律》而“法外用刑”与搁置500条《大业律》而另行“严定酷刑”之历史教训，唐代“宽仁治天下”中的“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可鉴经验，宋代理学催生的政治、思想上的自由风气和立法强化中央集权却又称司法官吏为“难才”、并禁止武人干预司法之可歌典范，元代立佛教为国教下的立法却确立僧侣特权和强化主奴不平等关系及维护奴隶制度之法哲学思辩，明代“治乱世用重典”中的“明刑弼教”与“内行厂”、“锦衣卫”操控司法之冤滥悲剧，清初立法“详译明律，参以国制” 而赢得“盛世”与清未“礼法之争”中的“变法修律”虽法丰而朝亡之“法治”价值评价，中华民国初期立宪确立“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其后军阀独裁统治下的“复辟帝制”、“沿袭清末立法”及继而出现国民党反动派以“三民主义法制”原则“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和“以党治国”、法外实行法西斯主义专制之治国方略比较„„中国古、近、现代这一切国体、政体变迁中的涉法文化的演进，都蕴含着司法文化不断提升的史实。

（一）法院文化的内涵

前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指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见，文化包容精神、物质两方面财富。所谓法院文化，是指法院组织法官行为主体在依据宪法和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进程中，形成的审判理念、司法规则、职业道德、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物质符号、司法行为和审判管理等方面内容的总和。

（二）法院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和主要成绩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王胜俊指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充分体现人民司法事业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法院及法官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职业道德，以及行为准则等，既具有完美的精神内涵，又具有丰富的物质内涵，既表现为外在形象，又表现为内在素质，既有政治标准的要求，又有司法能力标准的要求。”这深刻地揭示了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社会地位和人民法院文化的外延范围。

其一，法院建制完善。全国设置四级法院遍布城乡各地，空前地方便民众的诉讼，完善的人民法院现行建制，在中国司法史上开创了无与伦比的崭新局面。其二，适用的法律走向完备。自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余年的立法攻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人民法院文化的基本要素——法律，已经空前完备。其三，物质需求空前满足。国家对人民法院司法资源成本的投入逐年加大；作为司法审判物质文化标识符号的标准审判法庭，均以高悬的国徽、庄穆的法台、镇堂的法槌、威严的法袍和足够的旁听席位，成功地向国人、向世界宣示了中国现代“衙门”的威严；同时，又有“圆桌审判”少年刑案的物质表象，体现出中国现代司法的人文亲和；且各级法院均建有数个大、中、小法庭，充分满足法官坐堂审案之需；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执行需要的车辆、通讯、办公设施等物质装备，除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民法院外，也日趋完备，已彰显了司法审判不可或缺的司法物质文化。其四，法院、法官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初步形成。各级人民法院和全体法官以“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思想为指导，以“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践行履职，尊崇法治、崇尚法律，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以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胸有良知，心怀大爱、以民为天、“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以能动司法、深入群众、力促和解、增添社会和谐为荣为乐；恪守“廉生威、公生明”的信条，诚以自尊、严以自律、勤以自强、廉以自信、学以自觉，已蔚然成风。其五，审判机关的司法功能作用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坚持以审判为中心，通过审理刑事、民事、行政和国家赔偿案件及强制执行的司法活动，为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权，调整社会关系，加强社会科学管理，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审判、执行司法专业之功能作用。其六，司法监督机制日趋完善。人民法院的审判权、执行权为极其重要的国家公权，不可缺失的公权监督成为法院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七，法制宣传外化影响空前。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案件，既力求公平、高效，又注重扩大法制宣传影响力：每年办理各类案件千余万件，仅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友与旁听群众受法律教育影响者达二亿余人；《人民法院报》、《人民司法》、《法律适用》等报刊和中国法院网、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成为法制宣传受众率极高的载体，为中国法院文化史上的首创；各级人民法院充分利用社会各方报刊媒体，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法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既使公民增强知悉法律、崇尚法律和遵守法律的法律自觉，又使公民看到人民法院主持正义，依法公正审判，依法公正执行，增强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的法律自信。

二、诉讼文化的内涵

（一）诉讼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法律的产生是为了诉讼的需要，诉讼的结果又使发哦了自然产生。诉讼与法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法律文化与诉讼文化是处于不同位阶层面、内涵呈递进关系的关联概念，对诉讼文化的分析离不开对法律文化含义的界定。大致说来，通过对学者们各种文化概念的分析，可归纳出三种不同的法律文化观：广义法律文化指作为人类文明的法律现象的总和；狭义的法律文化则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有关法律的精神财富的总和，主要包括制度法律文化与观念法律文化两部分内容。最狭义的法律文化则是指人们有关法律的群体性认知、评价、心态的总和，即前述狭义法律文化中的观念法律文化。诉讼文化，严格意义上应称之为“诉讼法律文化”，显然是法律文化的下位概念，前述法律文化的三种定义对其完全适用，即广义的诉讼文化是指人类文明的诉讼法律现象的总和；狭义的诉讼文化是指人类在处理社会事务中体现的有关法律程序和社会公平正义的一整套体系性的秩序总和。最狭义的诉讼文化则指人们有关法律如何适用、如何解决社会纠纷的具体程序方面形成的一致性意见和认识。

（二）诉讼文化的特征

诉讼文化既具有法律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特征表现为：

第一，诉讼文化具有物质依附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诉讼文化也不例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是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就是它的物质依附性。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与之相对应的诉讼文化；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化时，诉讼文化或迟或早会发生转变。换言之，诉讼文化的物质依附性决定了：产生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时代的诉讼文化从整体上讲是无法与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相契合的。

第二，诉讼文化的内容具有特定性。诉讼文化是观念形态的总和，反映的是人们对一系列诉讼现象的整体性认知、价值取向、观念、看法、思想等，这体现了其内容的特定性，也是诉讼文化区别于一般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具体而言，诉讼文化的认识内容与评价对象包括社会中各种有关诉讼的法律、法规、判例，现存的各种诉讼制度、诉讼原则、诉讼法律思想，司法机关及普通民众的诉讼行为与诉讼活动，古代或国外的各种诉讼制度、诉讼法律思想等等。从涉及的法律领域来看，既有人们熟知的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也有在域外不少国家盛行，但国内至今尚未制度化的宪法诉讼。、第三，诉讼文化具有抽象性和层次性。一方面，作为观念形态的诉讼文化，它反映了一定时期人们对诉讼法律、诉讼制度、诉讼活动的整体性认知、评价、观念、看法，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态度，因此具有很强的抽象性，这也是观念形态诉讼文化与制度形态诉讼文化的重要区别。这种抽象性决定了，尽管诉讼文化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日常行为，但它是隐藏在人们观念中，无法直接被感知的，换言之，我们只能从人们的言语、举止、行为——诉讼文化的载体中感知推测人们的诉讼文化观。此外，诉讼文化的抽象性还表明它具有不确定性，即诉讼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自发或自觉形成的，无法由法律加以规定，“法律上可以明确规定人们在刑事诉讼中为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或不为这样或那样的行为，但却不能对人们应当持有什么样的诉讼文化作出明确的规定”。另一方面，诉讼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层次性。美国学者克鲁克洪曾指出：“每一种文化都是关系的复合体，都是既有序且相关的部分的多重体。”诉讼文化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的子系统，也是由诸多部分组成的复杂的“多重体”，这些组成部分之间呈现出前后递进的位阶关系，表现出很强的层次性。在不同社会、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存在着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甚至反主流文化）的区分。前者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存在的占居主导地位、发挥着支配作用的文化形态，后者指与主流文化存在千丝万缕联系但同时有着重要区别、不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比如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诉讼文化一般是主流文化，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诉讼文化往往是非主流文化。

第四，诉讼文化的形成具有延续性。列宁在论及无产阶级文化时指出：“无产阶段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的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诉讼文化的这种延续性和历史惯性要求我们在进行诉讼文化的改造与更新时应尊重历史、善待传统，几千年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既有糟粕，也有精华，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富有生命力的诉讼理念应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也是诉讼文化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戈登堡大法官指出的那样：“过去与现在不仅不可割裂，还能共同构筑一个美好的未来。”

第五，诉讼文化具有民族性。诉讼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任何诉讼文化都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和一定民族范围内，基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而孕育和生成的。如果说：“法律是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价值观念和一般意识与认识的集中表现，没有两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是确切地相同的”，那么，也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诉讼文化是完全雷同的。尽管各国诉讼文化之间由于不断交流、融合、移植，可能表现出很强的亲缘性与趋同性，但始终无法根除民族性的烙印。比如，同为英美法系的英国、美国在关于陪审团功能与适用范围、法官的地位与作用等方面就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别。诉讼文化的民族性造就了诉讼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各国诉讼文化都有其产生、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和历史原因，不能简单地以孰高孰低进行价值评判。

三、规范法庭布局，彰显诉讼文化的内在价值

（一）法庭布局是诉讼文化的外在体现

法庭是进行司法审判的特定场所，也是司法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法官席、公诉席、辩护人席、被告人的相对位置，除了体现预期要实现的诉讼功能之外，还体现了诉讼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结构。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庭布局与其对抗制诉讼的精神与结构有着鲜明的对应关系。在法庭中，法官坐于审判席，居中，居高，取临下之势。法官往往苍颜鹤发，披袍执棰，望之俨然仙人，令人肃然起敬。

法官席所处位置和高度，昭示法官乃主持公道之人，恪守其中立 性，与当事人双方保持等距离，持不偏不倚之态度。这种中立性是对法官提出的基本要求，如卜思天·M·儒攀基奇所言：“如果一个法官已形成了被告人有罪的成见，他就等于把自己置于控诉方的地位。控辩职能分离的原则能够在相当的程度上避免法官在审判中的主动性，防止其进入控诉方的角色。法官以及陪审团在庭审中保持被动的地位，就是要求他们的职能不具有任何倾向性，思想不带任何成见。”但法官之消极中立，并不意味着他在法庭无所作为，只是一双眼睛和一对耳朵而已，英国学者A·D·K·欧文指出：“法官之基本职务为主持法庭。彼绝对不负控诉之责，或予控诉方以不能予被告人方面之协助。然而，他并非一仅为一不甚关心之公正人；他亦负责改正因误解、与无能或放恣之辩护，及拒绝不可承认之证据，俾因此达到正确之裁判——无罪者被释放，有罪者则判处刑。”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庭格局体现检察官乃与对方为平等争讼之当事人，在审判过程中其承担客观义务，不得仅为获得胜诉之结果而枉顾正义。诚如A·D·K·欧文所言：“刑事裁判之主要原则，即王权（即控诉方面）不当有较被告为优越之权利。王权之代表，甚至国家总律师或国家法律总律师，并不佩戴官方之徽章，且与其他律师坐于同一席位，而与罪犯之辩护人并列，向法官陈述。当他们陈述案件时，控诉方面代表之态度与实际，须非常公正，不得夸大被控犯罪之剧烈性，不得恐吓证人，甚至不得企求判罪；简言之，他们应当尽力协助陪审员确定案件之真相，而非煽动彼等向王权提出有罪之判决。”

（二）法庭布局体现平等对抗的司法精神

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等，其法庭布局与英美国家的法庭布局有一定差异。在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具有天然身份优势。1200年以后法国率先出现检察官，是代表国王进行诉讼的重要角色，属于“国王的代理人”，诉讼地位当然不一般（不过，英国的检察官虽然至今仍为“国王的代理人”，称为“皇家检察官”，却没有在法庭布局上显示这种身份优势）。以后王权消失，检察官的身份优势不减，代表国家进行诉讼，成为“国家的代理人”（即通常说的“国家公诉人”）。检察官在法庭上与法官位置同高，辩护人席位在法官席前下 方或正前下方，高低悬殊，有甘居下风之感，体现了这种身份优势。

德国的法庭格局同样是法官席居中，较为特别的是公诉席，与法国法庭布局中公诉席的位置相似，检察官与法官位置一样，辩护人席与检察官席相对，但高度逊于对方。龙宗智教授曾介绍说：“中国刑诉法学者代表团1993年11月和12月访问了法国和德国，所见到的德国布兰登堡州中级法院法庭以及法国重罪法庭布局，检察官均是坐在法官一侧，而不是与辩护律师在庭下相对而坐。法国、德国检察官坐在法官一侧，显示其为官方‘护法人’的身份，表现了某种职权主义的理念。”

四、我国法庭布局体现的诉讼文化价值

（一）法庭布局的历史演变

我国从清末开始“远师法德，近仿东瀛”，诉讼制度受大陆法系国家影响较大，法庭格局也是如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既有的法庭布局受到质疑。在1999年台湾地区举行的司法改革会议上，对这一法庭布局进行了检讨，指出：法庭布局的意义在于，“法庭席位布置，影响各当事人的心理机制、参与诉讼者的尊严、刑事诉讼法所揭的权利能否落实、审判程序活动得否具体发挥，非止位置形式上的象征意义而已。”以此观察法庭布局，“现代刑事法庭的布置，将法官席、检察官席、辩护人席、被告席分开，其中检察官与辩护人的席位分置于法官席位两侧，被告席位设于法官对面栏杆后方，于应讯时起立上前。如此的席位设置，有下列两个问题：

（一）破坏刑事诉讼中的三面关系，形成四面关系的现象；

（二）不符合当事人平等原则，使立于原告地位的检察官在先天上凌驾被告之上。”因此，“为符合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弹劾主义的三面诉讼关系构造，贯彻当事人对等原则”，提出进行法庭席位改造的建议，将“刑事法庭上检察官席位与被告席位对等，以落实当事人平等之精神”。

（二）法庭布局中的“三足鼎立”格局

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法庭布局均体现“三足鼎立”之格局，即法官居中主持、引导法庭审理的进程，原被告双方对峙而立，形成竞争关系，积极为自己的诉讼主张寻求论据；同样，检察机 关和辩护人相对而坐，分别行使公诉和辩护职能。整个法庭形成一个“倒三角”格局，三方互不隶属，各司其职，法庭秩序因此有条不紊。

（三）法庭布局体现当事人对等原则

当代诉讼中的法庭布局，着重体现当事人对等原则，依此原则，双方皆立于同等地位，与公平原则颇相符合。美国学者戈尔丁在谈到平等的重要性时说：“在解决纠纷过程的审理阶段，平等尤为重要。亚里士多德认为，利益和荣誉的分配应取决于功过，他承认这就是坚持不管是好人骗了坏人还是坏人骗了好人，都没有什么区别。法律应当把当事人都作为平等的人来对待。显然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对法律规则的公正运用，而且也适用于对有关案件的审理。”由于政府权力过于强大，抑制这些权力，使其正当行使，同时提升辩护一方的地位、扩大其权利，使其能够尽可能对控诉方的进攻进行卓有成效的防御，这样做的最终目的不是确保有罪的人逍遥法外，而是在诉讼中达到一种适当的平衡，使无辜的人不被错误处罚。

（四）当代诉讼结构设置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地区）法庭布局一直是法官席居中，审判长在法官席中央，其他审判员或者人民陪审员坐在审判长两侧，书记员在法官席一端。就刑事诉讼来说，公诉席和辩护席在法官席的两翼，与法官席同高。公诉席在法官的右手（即法庭左侧），辩护席在法官的左手（即法庭右侧），呈现扇形向旁听席略为张开。被告人在法官席对面，面向法官。这一法庭布局的变化，形式上公诉人处于与辩护人同等的地位，法官裁判的尊崇地位突出出来。这种布局试图强化公诉机关的“原告者”地位，体现控辩平等的精神。不过，这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实质上，我国的检察制度是在苏联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检察机关虽然在宪法地位和诉讼地位上与法院比肩，其司法职能使其在诉讼中占有天然优势。在刑事诉讼中，存在控诉、辩护、审判三大职能主体，形成三角形关系。不过，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由于公诉方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诉讼主体，不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辩护方的诉讼地位难以与其抗衡，所以我国刑事诉讼结构实为“倒三角形”结构。这就形成了法庭布局与实际诉讼结构不相匹配的局面。法庭布局除了上述存在形式与实质未能契合的不足之外，还存在一个明显缺陷——在中国的法庭上，被告人与其辩护人相距甚远，会增强其孤立无援的感觉。在许多国家的法庭布局中，被告人与其律师并肩坐，可以使被告人的孤独感大为降低。蔡墩铭先生曾指出：“刑事被告人进入法庭，与其接触之人多素不相识者，加之代表国家执行职务之法官，高高在上，使其不免有孤独之感觉。其次，诉讼之进行形式化，且其变化起伏不定，使被告人彷徨失措，求救无门，此实足以使其陷于孤立之天地，难以排脱，在心理上更难免有孤独感。”

不仅如此，英美法庭布局中，被告人与其律师并肩坐，而且可以随意商议防御对策，辩护律师也可以向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以进行有效防御。我国之法庭，被告人无法与其辩护律师随时交换意见，不能及时商议防御对策，是法庭布局的一个缺陷，因此辩护人与被告人同席列坐于法庭右侧，应成为法庭格局调整的方向。

五、繁荣诉讼文化，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

一定意义上说，以实体结果为评判司法公正的依据，可能会大大削弱诉讼程序的价值，并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产生的温床。英国有句著名的法谚：“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可见的方式实现”（Justice should not only be done,but also should be seen done）。司法机关在这种看得见的诉讼中按步就班地推进正当的诉讼活动，并在这种看得见的诉讼过程中作出司法裁判，必定会大大增强人们对案件实体真实性的可信度，即使败诉方也会输得心服口服。以程序法作为司法公正标准的评判依据不仅能及时消除社会不安全因素，增进人际和睦关系，还会增强法律与社会的亲和度，为正确的社会行为模式观的树立赋予了导引价值。

法庭布局看似寻常，却是诉讼文化的外在体现，承载着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司法文化，体现司法文明的进步，不可等闲视之。长期以来，我国司法体系一直饱受西方国家‘重实体，轻程序’的诟病，而法庭布局恰恰是实现程序正义不可缺少的环节，合理、规范法庭布局，不仅有利于平等对抗的诉讼格局有效形成，更有助于实体方面的公平正义。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共同组成司法公正的基本内涵，而程序公 正则主要是通过诉讼程序实现。诉讼程序本身具有保障司法公正的机能如果诉讼结构设置得当，那么周密而完善配套的制度和独立、公正的法官就可以使这种机能发挥出来，依赖于诉讼本身的机能就能够使司法获得公正并增进人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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