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TXT范文

第一篇：旧制度与大革命TXT范文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解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在原有的封建制度崩溃之时，因并未带来革命预期的结果，而致使执政者与民众间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动荡愈演愈烈。看这本书的原因，是处在中国反腐浪潮风口浪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同志想推荐的，虽然是一名工科研究生，我却明显的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特别是托克维尔对于法国大革命背景和旧制度的分析有其独到的视角，改变了我对革命的看法。为什么法国的封建权利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令人民感到厌恶？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是在封建势力对人民压迫最轻的地方发生的？

关于大革命的重新解读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我看来并不是一本历史书。显然，托克维尔并没有采用大量的史料堆积，同样无意于去详细介绍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后果与具体进程。

然而，这本书的影响是如此深远，直到今天，依然能够激起广泛的思考与讨论。

这样一本经典之作固然体现在全书中随处可见的精辟的论断与

华丽的词句，然而却不仅于此。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结构下，旧制度长期演化的结果，甚至这场革命本身都只

是旧制度演化的一个过程。同样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的机制只不过

是旧有的萌芽的发展，而那些骤然建立起的制度却依然脆弱。

虽然对于革命的宏大意义保持审慎地怀疑，托克维尔却并非简

托克维尔(1805-1859)单地主张“告别革命”。相反，对于民情的冷静地考察使他敏锐地看

到平等化的观念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浪潮，并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广泛地传播开来。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加剧了法国阶级的分离，法国人们变得彼此相似，但却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最后，法国的旧制度被一群相似的人推翻。造成社会阶层分化

因此，尽管我们可能通过史料的不同挖掘与解释，对于托克维尔的某些论断提出质疑，然而，这种超越历史的核心的命题是无法被消解的。不简单地成为纷繁历史的工具，也不轻易地沦为激昂情感的奴隶。正因为此，思想才能穿越时代的隔膜，成为深邃的洞见。革命的发生并不是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的忍受着罪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他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情况。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时就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时候公共繁荣迅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加，财富增长更快，但是却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改革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改革可能促进制度的覆灭。如中国的同治中兴，同治中兴时期清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目标是要恢复古代最完善制度的活力。但同治中兴的伟大目标是复兴儒家价值观念及其制度。同治中兴和路易十六期间进行的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路易十六不同的是，他的改革刺激了人民发财的热情，但是其存在的政治制度却阻挠了这种热情实现的可能性，使得人民认定了法国封建体制不得不推翻，从而促成了

自身的毁灭。

经济繁荣何以反倒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

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

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

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

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路易十六统治时

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

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

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

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

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

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读者在当当网购买的《旧制度

与大革命》 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

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试论本书的政治思想（上）

托克维尔在政治理念上的倾向性在这本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衷心的热爱着政治自由和地方自治的治理模式，这从他对英国政治制度的不遗余力的褒奖中就可以看出来。在他关于三级会议省朗格多克治理状况的描述（商务印书馆92年版附录一）中，或者在他的旧作《论美国的民主》中，这种对自由的热爱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他看来，英国、美国，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的朗格多克，都是既有平等、又有自由的社会。他评价朗格多克的地方自治制度说：由于有了朗格多克这种特殊政体，新的时代精神才得以平稳地渗透到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

而对于旧制度，托克维尔认为，它既保留了不平等的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又增加了王权专制的不自由因素，因此是一种弊端丛生的坏制度。他在全书各处不止一次的对这种制度的弊病痛心疾首。他这样评论已经变质的封建等级制度：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对国王的中央集权制度，他更不留情面，这里仅举一例：国王窃取权力任意征收捐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

在大革命后产生的专制帝国里，人们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平等，但也较为彻底的丧失了自由，这也是不合托克维尔理念的。他把1789年革命初期人们那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描述得无比伟大和神圣：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与之相对的是，当人们放弃了自由，重回专制君主怀抱的时候，他又非常遗憾的说法国人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奴仆。他甚至断言：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并进而认为，这场大革命实际上是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的倒退：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根据他在书中的措辞判断，他对自由的热爱远远超过对平等的热爱。

那么，对于未经王权专制污染的传统封建制度，对欧洲传统的贵族政治，托克维尔又是如何评价的呢？在这方面他的态度仿佛非常暧昧。一方面，他曾列举了1788年时德意志大多数邦国农民生活的惨状，把这些地方说成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以此看来，他仿佛是反对这一极不平等的制度的。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书中更多的地方，托克维尔反复赞扬传统封建制度下的自由传统，赞扬贵族阶级的高尚精神，对后来贵族阶级的失势表示了极大的惋惜。他说，在封建时代??贵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权，拥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权利；但是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期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

托克维尔甚至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大革命打倒了贵族，才切断了法兰西民族的自由根基。他说：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

试论本书的政治思想（下）

在阅读这些词句的时候，我猜想，无论如何，托克维尔本人也许并没有完全超越他的贵族出身。他对抽象自由持有坚定的、异乎寻常的热爱，对社会平等却抱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模糊态度。他最欣赏的当然是自由和平等两全其美的制度，但是，倘若在全民平等却毫无自由的帝国专制制度和极度不平等但存在贵族自由的封建制度之间选择的话，也许他更喜欢后者。毕竟，他在描绘贵族的传统美德时动用了那么多浪漫华丽的词汇，而这些丰富的感情却从未应用到消除了等级差异的平等社会的身上。

托克维尔在书中还不止一次的描述了贵族政治瓦解之前地方自治带来的美妙效果，以及各阶级之间通力合作的美妙关系：如果你研究初期三级会议，定会看到??资产者与贵族那时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务；他们表现出更轻微的互相仇恨。在最初和在长时期内，农村的阶级??与贵族接近、??与贵族混合以处理同样的事务。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却占据更有保障的、更高的地位。资产阶级参加政府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中起的作用始终是重要的，常常举足轻重。其他阶级每天都感到需要重视资产阶级。??贵族和第三等级当时??共同管理事务，共同进行抵抗。当然，托克维尔的这些话并不是在正面论述封建社会的美妙。他的本意是拿贵族政治全盛时期和贵族政治衰落后的情形作对比，以彰显后者的不堪。但每当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怀疑的感觉：他毕竟表露出了某些倾向性。欧洲封建社会真的这么美妙吗？各阶级之间真的这么通力合作吗？地方自治真的这么卓有成效吗？然后，我看到这一句话：领主法庭为农村小所有者所作的事情，省三级会议与更晚些的全国三级会议也为城市资产者作了。引起我注意的是，在这里，领主法庭和三级会议服务的对象是农村小所有者和城市资产者，也就是说，没有所谓无产者的位置。

这个小小的发现触动了我的某根敏感的神经。再次读第二遍书的时候，我注意到，托克维尔的用词习惯中，仿佛总是把人们和人民分开来，人们常常指代当政者、特权者，有时也包括资产者，而人民则指代劳苦大众。甚至有一句话：所有阶级都可能与人民分离，仿佛托克维尔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并没有把人民也算作一个阶级。尽管妄自揣度前人是需要谨慎的，但我还是隐约感到，虽然托克维尔曾经批评过当权者对人民的轻视，并指出这种轻视的确激怒了人民，但在无意之中，他自己也流露出相同的倾向。当然，对于一个出身贵族、一生混迹于政坛的知识分子，要求他对待人民也抱有与对待贵族一样的尊重，这未免也太苛刻了。何况，托克维尔自己也承认：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

说到民主，顺便提一点疑问。初读的时候，托克维尔对民主这个词的使用总让我感到疑惑。有时，他似乎把民主和平等等同起来，作为等级特权的对立面。在他看来，民主和专制似乎并不矛盾，一个民主的社会同时也可以是一个专制的社会。从我今天的理解看来，这种对民主的理解岂不是很奇怪？民主只是意味着平等、无特权吗？难道它不包括对专制权力的反对吗？是这个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内涵发生了变化吗？或者，仅仅是一个翻译上的问题？篇二：胡德平：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

胡德平：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近两年，不少朋友阅读了法国托克维尔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各种评论很多。这些评论大多和我国改革挂钩，因而引起我的兴趣。在这里谈点学习心得，希望听到批评意见，以提高对当前我国改革事业的认识。

革命是否是不识好歹

托克维尔在书中经常反问自己，为何“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压迫）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何以繁荣反而造成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难道革命真是不识好歹吗？人民真是得寸进尺吗？是否一味高压就可以阻止一场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法国大革命前的经济和社会思潮背景。法国自13世纪以来，封建领主的土地制度逐渐瓦解，土地所有者、小农慢慢替代了昔日的大小领主。这一过程延续了500年左右，直至18世纪。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现象。不同的是，这一过程发生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500年间的事情。中法两国在两个500年的期间，都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了新兴的工商经济。这是吕振羽先生对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果。他认为，退出历史舞台的各诸侯国封建领主把持山野川泽的禁令逐渐放宽废弛了，各种矿产、山林、盐铁、水产、运输等资源可以由百姓开发利用，因此私人工商业就得到迅速发展的机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贫富分化的开始。大地主、大工商业者的出现是必然发生的现象，富可敌国的大豪强和可与诸侯分庭抗礼的大商人层出不穷。尤其是在秦汉时期，自耕农、工商经济的发展都带有划时代的特点。中国古代商人出身的权臣桑弘羊也是这时露头的。

法国的中世纪也是自给自足的领主经济，但13世纪以后，多数农奴已摆脱了领主的统治成为自耕农。同时，工商经济亦如中国获得同样的发展。法国的大小领主如不退出山野川泽资源，18世纪的法国何以有大规模的采矿、冶炼、运输业的出现，其规模或是大至千人分散的手工工场，或是集中劳动的百人规模的手工工场。18世纪初期，英法两国在冶铁业方面未见明确统计数字，但世纪之末，英国铸铁产量为6.3万吨，法国则为13多万吨。法国在煤炭、非金属、纺织、造船方面比英国逊色，但在丝绸、冶铁、酒类奢侈品方面则胜于英国。法国还集中了欧洲一半以上的货币，并出现了近代重商主义的权臣柯尔贝尔。与中国秦汉时期的不同之处是法国的工商经济市场规模比那时的中国更加扩大，而且遍及欧洲诸国及美洲。法国贵族的传统意识是权力和荣誉来源于封建领地和领地上的人口，而纯动产则意味着地位卑下，所以贵族视工商业为贱业。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越到中世纪末期：“贵族阶级的财产很快就成了其他阶级力图攫取的共同猎物。每个人都会利用贵族的无知，冲动与弱点，争先恐后地拼命将贵族拥有的大量非生产性财产纳入普遍的商业活动中。（”《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91页）

中法两国不同之点更在于，封建领主制度结束以后，中国文化学术上出现的百家争鸣，被后来强大的秦汉专制皇权封杀了。而法国却在封建领主制度的瓦解中，迎来了欧洲的文艺

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即便是路易十六，口头上也讲“自然法”、“劳动权”、“人权”。法国经济、政治、文化存量的聚积都有了数百年的历史。

其次，让我们思考一下，为什么大革命的主体只能是第三等级。法国当时不少地方仍然存在着中世纪的残余制度，那里的人民多为农奴。农奴没有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渴求，当然也不会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提出资产阶级革命要求的阶级只能是法国的第三等级，即为数众多的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阶层和广大自耕农。他们的物质利益得不到保证，政治上无地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受到严重阻碍。第一等级、第二等级虽然多已失去领地，但不交税，又有特权，享有年金。封建专制国家把沉重的财政负担统统转移给第三等级。第三等级要交的租税，据托克维尔统计就有军役税、人头税、念一税、年贡、劳役、附加税、注册税等等，法国成为一个主要靠穷人纳税的国家。国王税收不足，就大举借债。如路易十三在位15年，国家的债务即增加3倍，达45亿利弗尔。这些债务负担只凭农业人口的税收远远不够，压榨的对象也只能是交纳工商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第三等级的市民了。

这种革命在落后的农奴地区是无法产生的，它一定要在生产发展，社会进步，但又遇到强大阻碍时，才能形成革命的暴风雨。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恰恰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14、215页）。

我们万不可被所谓繁荣了，压迫轻了，负担少了，为何革命却发生了的假象所迷惑。托克维尔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在交纳工商税的资产阶级有足够发展的区域开展，而不可能在落后的农奴地区开展。

第三，让我们想一想法国大革命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什么。法国农村多有公社组织——这是我们研究法国历史必须要理解的地方——这在托克维尔、马克思的著作里都提过。公社有大量公地，“1710年至1789年许多省份地主便夺取了三分之一的公共土地。”

（《世界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国经济学家阿瑟·扬，在革命爆发前十分惊异地发现，大量土地已被原来的农奴，现已变为农民的人占有。这种情形，他估计占了法国土地面积的一半。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这是另一场革命，它与使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的那场革命一样伟大”。

用今天的话来说，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所有制变革，资产阶级希望占据统治地位的革命。农民占有了土地，但没有所有权；工商业者有了自己的产业，但也未得到明确的所有权，因而才与当时的国家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产生了严重的对抗性矛盾。路易十四在一项敕令中的理论是：“王国所有土地原本均依国家的条件被特许出让的，国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只不过是身份尚有争议、权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同上，第227页）第三等级没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却要为产权不完整的土地缴纳越来越多的税收，此社会矛盾未除，新危机又出。那时为了应对财政困难，还要加税、举债，又一次触动了第三等级的所有权问题。这才是法国大革命的根本矛盾所在。

路易十六为摆脱政府的财政危机，不得不召开全国三级会议，但在召开三级会议、代表名额、全能法院、国民会议、制宪会议等方面，均与第三等级在这一根本矛盾上产生了激烈冲突，就连特权阶级的米拉波伯爵、西哀士神父都转向革命。矛盾由弱到强，由小到大，革命终于在1789年7月14日顺势而发，巴黎群众攻下巴士底狱。

不能认为革命不识好歹，群众得寸进尺。革命的每一步骤，都包含着百年的历史积怨和愤懑，革命群众没有退缩，而政府却没有根本对策，最后只能是全盘崩溃。“8月4日之夜”，法国的制宪会议在亢奋激昂的气氛下，通过了大革命后第一部新宪法。现节选有关条款如下：

第一条：议会声明封建制度从此废除。这包括“现存关于封建制度的不动产所有权，以及一切来源或代表农奴制的制度的收费都应马上废除而不受保护”。

第九条：财政上的免税权力已被永久废除，税款将会通过相同形式向全体公民收取，新的税款征收方式正在制定当中。

第十一条：所有公民，无论其等级及出身，均有任职政府机构及军队的资格。

以上新宪法的若干条文正是体现了激进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更体现了封建专制政府和法国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个无经验的时代，但它却襟怀开阔，热情洋溢，充满雄劲和宏伟：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当目睹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消失以后，人类一定会长久地以赞美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44页）

法国大革命前，朗格多克省是一个例外。该省是一个经济繁荣，压迫减轻，居民负担较少的省份，由市民阶级治理。他们向法国君主买下了所有的征税权、官位权，而国王则以保留该省的三级会议为代价。这里不但未爆发革命，反而在革命中还持保皇的立场。所以托克维尔不无遗憾地说：“倘若当初那些君王不是仅仅考虑坐稳江山，他们只要把用于取消和歪曲省三级会议的一部分的顽固劲头和气力拿出来，就足以使省三级会议依照朗格多克方式臻于完善，并使之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同上，第279页）或可走上托克维尔羡慕的英国道路。

虽然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群众的内心有着复杂的心理和企望——贪欲、嫉妒、仇恨和独特的残忍，但他还是摆脱了他的贵族立场，尽情歌颂了它。绝不要相信法国人在最大的痛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自寻开心的表现。他认为：“给这些人打开一条出路吧，让他们摆脱他们似乎不介意的苦难，他们立即会朝那个方向飞快地跑去，势头暴烈，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同上，第172—173页）这话多么熟悉，让我们想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托克维尔这种态度、语言充分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正当性、合理性，而他对法国高度集权的官僚专制制度的嘲笑、仇恨也是一目了然的。

今天中国又有人重读此书，我觉得也是对那种“告别革命”思潮的一种反省和考问。“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会过去”，一个中学生以此写了一篇作文，直击我心。中国人民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革命、牺牲，无法令人忘怀，中国的“革命”二字在历史上是怎么写出来的？是用多少人民的热血、生命写出来的？在内战中死亡的敌方官兵，也是共和国成立的一种代价。我国革命在1949年已告结束，但绝不可忘记过去的革命！

记忆加创造等于社会变革，为了不再发生革命，我们要以前辈的勇气、决心和智慧，参加今日中国的改革。旧制度给大革命留下的唯一遗产是什么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有如山呼海啸，毫不犹豫地摧毁了法国的君主王权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基础，改变了法国社会的风尚民俗，并且越出国界，在欧洲境内“打碎一顶顶王冠，蹂躏一个个民族”，“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而且要使世界焕然一新，可以说要创造一种新人类。”（同上，第43，44页）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和旧制度没有完全断裂，但遗产十分有限，唯一保留下来的遗产，就是旧君主制下的中央集权，“我承认中央集权制是一大成就。我同意欧洲羡慕我们，但是我坚持认为这并非大革命的成就。相反这是旧制度的产物，„„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同上，第75页)这种羡慕并非褒义，而是对欧洲君主的揶揄。

这里说的王权或中央集权，实质上都是国家政权中的行政权，而立法权、司法权，虽然名义上也有，但都是仆役、婢女，可能还是封建领主时代的遗留风俗。托克维尔说，只有当王国民情鼎沸时，中央政权才让他们出头露面，“暂时理事，允许他们热闹一番”，“社会飞跃发展，每时每刻都产生新的需求，而每一种新的需求，对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权力源泉，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满足这些需求。”（同上，第100、101页）这就是经济学中“寻租”现象产生的制度环境。因为司法缺乏灵活性，其活动范围是固定不变的，新的案件层出不穷，立法又无例可循。

法国君主的王权，中央集权是怎样形成的呢？那是伴随着大小领主势力的沉沦，王权开始发展和膨胀起来。就和中国秦汉两朝一样，封建领主成为衣食采邑的食利阶层，就不再是领地的主人了，即使领主们手中还有一些领地中可怜的司法权力，只要能兑换成金钱，领主们也不吝交换。这样隶属中央的地方行政权力就乘势建立了起来。大革命前的法国划分为34个总督管辖区，各管辖区都由国王委派总督，各县则有总督的代理人管理，总督代理人的手下则有税务员、行会理事和警察承担政府的行政职权。省属的各教区一切事务都由政府的官吏把持，教区实行的法律不再是过去的领主法律，而是君主专制国家的法律。

随着中世纪领主土地的陆续失去，他们转发国王敕令、征集民兵、征收捐税的公共权力已不再拥有，不再直接统治地方。大的贵族住到巴黎靠年金过活，中小领主则生活在农村、乡镇。“领主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居民而已，与其他居民不同的只是享有免税权和特权；他拥有不同的地位，而非不同的权力。总督们在写给他们的下属的信中，特意说道，领主只不过是第一居民。”（同上，第70页）

行政权、司法权的幕后，国王才是一切的主导、灵魂。这就是托克维尔说的旧制度中的王权，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因此法国当时没有真正握有立法权、司法权的相应组织机构。

国王路易十六高度集权，但其行为并不检点，处理国事昏昏欲睡，打猎、舞会时兴致盎然，结果大权落在王后身上。中央设有总监，下面六个大臣各自为政，办事效率极差；各级机构臃肿陈腐，冗官闲职或一团和气不办事，或相互掣肘、拆台；官僚军事警察机构每年的花销空前，仅支持北美独立战争就开支军费20亿利弗尔。法国支持北美独立战争，并非法国国王支持北美人民的正义斗争，而是英法为了争夺殖民地进行的七年战争的延续，结果使法国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三级会议的重新召开和革命的爆发。

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下，法国的官本位在托克维尔笔下描写得也非常精彩：“那时的职位更多，较小职位的数量简直没有穷尽，仅仅自1693年至1709年所设职位就达4万之多”，“一个人略识文墨，生活优裕，若是弄不到一官半职，那就死不瞑目”（同上，第132，133页）。托克维尔大笔一挥，又指向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当时的政府鬻卖职位，而今天政府则授予职位，要想获取职位，不用掏钱；人们的手段更高明：将自己交付出去。”新的人身依附关系出现，奴性官僚又开始形成。

政府官吏专横、贪腐、颟顸，干什么事只求痛快，根本不管百姓死活。比如修路：“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被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等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同上，第227页)这样践踏民众切身利益的野蛮拆迁，怎能不惹怒乡村中新的土地所有者，也就是地主和自耕农，以及城市的市民阶层，也就是新的社会阶级？托克维尔说的中央集权政体，在帝国时期更准确的描述，应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专制政体”。中央集权官僚专制政体成功建立起国家从君王直到城乡最底层官吏的纵向统治体系，但国家缺少横向的组织架构平衡。原有的地方领主机构，城市的行会组织，城乡的自治团体，教会对教区的管理，各省的三级会议几乎都被行政机关代替，没有任何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和行政系统沟通和交流信息，反馈民意。专制政府还自鸣得意，无形中已成孤家寡人，背上无限责任。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城市中一切工程都要奉照御前会议的方案办理。工程招标要在总督或代理人面前进行。甚至公众的喜庆活动也要由官员主持，由他命令何时点放灯火，何时张灯结彩。

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法国人民变得十分怪异扭曲，托克维尔说：“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社会败象，但专制主义喜欢人人如此，“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同上，第35页）这就是现代人称专制社会中，每个人都是游离的原子，原子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需要集权的、专制的制度保证。篇三：旧制度与大革命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2、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

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1]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

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1] 学者评论

从2012年年末开始，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持续大热，这本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老书在市面上几次脱销。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召开专家座谈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为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2013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评论道，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2 《旧制度与大革命》之读后感

托克维尔，一个伟大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虽无生活在法国大革命那激情似火的年代，却目睹着法国政局的风云突变，旧王朝的复辟，革命的云诡波橘令他不知所措。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作浸透着他对拿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热情歌颂了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本书用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为我们剖析了那风云激荡的大革命岁月，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系统分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亲缘关系，其中亦颇多创见，诸多新颖观点亦给人良多启示，令人深思回味。

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革命，什么是革命？19世纪的《利特雷辞典》说：“革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政府的突然地猛烈地变化”，20世纪的《罗贝尔辞典》说：“革命是在社会和道德领域中的突然地猛烈地变化”。可以说不同时期对“革命”的解释不同，如今“革命”一词的不断滥用，让我们很难准确理解“革命”一词的真正的精确含义。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变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显然，狭义的“革命”含义更能有助于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的理解，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正确理解革命，他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而革命就是要摧毁旧制度旧社会；托克维尔也曾说：“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②“真正的革命不仅意味者破坏现有的国家机器，而且还是一种对社会组织结构的破坏，并破坏设置这种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③无疑，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政变或政府更替，他是一场真正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始末始终贯穿着复杂的社会阶级斗争，其中特殊的表现为第三等级（包括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反对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的斗争，“阶级斗争之父”基佐首次提出阶级斗争的观点，其也试图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解释法国大革命，他说：“第三等级在法国曾起了巨大的作用···。从社会的角度和从他同国内存在的不同阶级的关系来看，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那个阶级在逐渐扩大提

高，而首先是有力的改变了、随后又超出了、最终是吞并了所有其他阶级”，马

克思很好的吸收并发展了阶级斗争这一理论，马克思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

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了解完大革命前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的矛盾已日趋紧张，专制王朝和特权等级处处侵犯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改革乃至革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专制王朝依然顽固的维持着旧制度而未能有所改变，革命喷薄欲出。而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革命，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产物，并最终由第三等级成功的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特权等级、打破了封建旧制度的一场革命。

大革命与中央集权制

当我们满心欢喜的认为大革命摧毁了一切封建的旧制度，重新树立了一种全

新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秩序时，托克维尔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①这句话无疑具有爆炸性的力量，颠覆了人们形成的传统观念，我们不禁也会思考：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嘛？托克维尔坚持认为：“中央集权制不仅是旧制度的产物，而且进一步说，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惟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②他还说：“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毁了君主制度这个庞大的体制，但他又于1800年重新恢复。人们常说，这是在国家行政问题上的1789年那些原则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胜利，其实恰恰相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都恢复实施，而且固定下来。”③他甚至这样断言道：“倘若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中没有灭亡，那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本身就是革命的开端和标志。”④这种表述和论断也正好印证了他认为的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思想，诚然这种历史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把法国革命前后的中央集权制作为这种连续性的证明却是缺乏分析的，他模糊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央集权制的阶级实质的差别。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有论述道：“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制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⑤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精辟的分析了中央集权制的起源与作用，并同时

说明大革命以后的中央集权制这一上层建筑并非是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他是 在封建的欧洲反法同盟与近代法国几次战争中产生的第一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再根据马克思有关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不同时期的中央集权制，我们发现这其中有巨大的差异：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代表的是封建贵族的利益；大革命中的中央集权制——雅各宾派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拿破仑的中央集权制则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三个历史时期虽都是中央集权制，却有着不同的阶级实质，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政体未变，国体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封建

的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如果说历史是延续的，那么我们只能说，法国

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一直有这种传统，以后的法国正是继承了这一种传统，而非继承了一成不变的中央集权制这一旧体制。

大革命与基督教

托克维尔在第三篇第二章论非基督教运动对大革命的影响时，认为“法国正在发生一件迄今未见事情”“，在法国，人们怀着一股怒火攻击基督教，而未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①同时，但他也认为“在法国，教会并没有比在其他国家更应受到攻击的理由；相反，教会中混进的罪恶与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国家较少；于过去相比，与其他民族相比，法国的教会要宽容的多。

第二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笔记

詹媛

201302405159

刚开始接触这本书时，我本以为是简单的描写法国因为陈旧的封建制度而引发的一场革命，可能因为我天分不足，加之对法国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读了一遍下来，我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学者一样为当今中国的现状而担忧，其实简单的说来就是觉得这是一本描述法国历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当我为自己的浅薄而苦恼时，我只好耐着性子将托翁这本精华之作再细品了一遍，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本书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说的，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借鉴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这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手法与内容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分为三编。主要是采用了问答式的写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说的，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所以从各章题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决的是那些问题。从方法论来说，这也就是后来“学鉴年派”创导的问题史学。这种写作方法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的，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能使读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达的内容。同时这样表达更能体现出文章的内容且对各方面的描写都更加全面、明了逻辑性更强。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在这一编中，我认为第五章是本编的重点，如托翁说的，前面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阐明主题，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在这一编中，我对十一章的内容感触较深，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托翁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从而旧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书论述了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联系，即旧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继承旧制度。从而揭示了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动力。

二、法国大革命与传统的革命的时代背景比较。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我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觉得无路可走了所以才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却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历史证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国民的私人灾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与感悟

老实的说，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本书中我学到的知识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陷入疑惑当中，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结果呢？为了解决我心中的疑惑，我从网上看了一些名家对这本书的见解，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因为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对现状较为安逸，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法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种旧制度对他们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维尔有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以史为鉴”是古人提出来学习历史最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再从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将中国现状与1789年的法国相比的而发出的言论来看，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因此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写完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篇读书笔记，如果单纯的只是写关于对文中的内容的话，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说，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这份读书笔记可以说是借鉴网上各学者的一些观点所写的。因而望老师切勿责怪。

第三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旧制度与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倾覆的边缘？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对中国5亿多网民中的一些人来说，本周的大新闻不是他们的国家有了个新的主席。这早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前，他已经担任更为重要的职务—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对这些网民来说，更大的新闻是数千头死猪腐烂的尸体，沿江而下，毫无征兆和解释的出现在上海。很明显，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农户丢弃的。此次事件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公共卫生、污染和腐败丑闻中的最新一桩。很难想出还有更有力的证据表明，尽管中国取得了让人惊讶的经济成就，但是在中国有些东西已经开始腐烂，改变必将到来。该观点在网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认为改变会到来。美国学者Andrew Nathan认为，“中国独裁政权的韧性已经接近了它的极限，这种共识比1989年的天安门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十年前创造了“独裁韧性”来描绘中国共产党适应和生存下来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国学术季刊《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标题让人感到刺激，“即将倾覆的中国”。自1976年毛泽东过世之后，国外人士一直在预计一党统治的死亡。在开放和充满活力的新中国，一个为实际上没有私营部门的中央计划经济设计的政治体系，肯定不能无限期地几乎毫发无损的生存下来。1989年当变革席卷苏联及其卫星国时，中国走到了革命的边缘，一段时间内中国好像要成为下一块即将倒下的多米乐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实证明，在1989看起来可能要倒台的共产党，其实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西方民主国家陷入困境，独裁主义被证明比以往更具有韧性。由于中国经济的繁荣，很少人尝试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他们可以轻易地被无孔不入的“维稳”机器处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没有某个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可能更加接近倾覆的临界点。但是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正不断侵蚀着一党统治的基础。恐惧可能正在消失。近5亿中国人的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对天安门的血腥镇压没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尽所能使他们对此事件一无所知。尽管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仍然写公开信，对法院不公正的判决紧咬不放。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会选择上网，聊一些颠覆性质的话题，如果不忽视共产党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体性事件”——抗议和游行——不断扩散。农民们憎恶贪婪的地方官员无耻地攫取他们的土地。比起他们的父母来说，在中国东部—世界工厂—工作的农民工二代们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温顺。同时城市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的成长。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阶级的出现已经通过人民的抗争（例如，在韩国）和谈判（台湾），推翻了独裁政权。而且很多中国中产阶级人士好像，对被共产党纵容泛滥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深为不满和愤怒，对食物中的毒素，空气中令人窒息的烟尘和水供应中的死猪，感到厌烦。网络和手机为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新闻和愤怒提供了工具。共产党必须想尽办法，确保这些零碎的不满不联合成协调一致的运动。它有许多“锤子”和“钉子”，但是要想把“果冻”钉在墙上，仍然是困难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变化的另一个理由是习先生和他的同事们都自称对这些情况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动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会上反复出现的主题。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的国会，本周正在举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产党对爱揩油官员奢侈性消费的严肃整顿，暗示其要开始政治改革行动。通过部门合并来“精简”机构，表明了政府要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较量的意愿。习先生要求共产党要勇敢的面对改革问题：“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边走路边嚼口香糖，那是胆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尽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着要改变一党统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所说“政治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换句话说，政治改革是要加强党的统治，而不是消弱党的统治。看上去，习先生也同意这种观点。纽约一家网站“北京之春”登载了去年底习近平在中国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讲的节选。他表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国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习先生也清楚地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从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我们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清楚地指出军队是否愿意对人民开枪是中国和苏联经验的关键区别，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很难想到有比“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更让习先生感到受辱的绰号了。从他的立场看，戈尔巴乔夫的生涯是一个失败的教训。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国知识界，阅读1856年托克维尔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很时尚的事情。书中最能在中国引起共鸣的观点是：旧政权由于革命而倒台，不是在其抗拒变革时，而是当他们试图改革，但却无法满足他们唤起的期待时。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维尔是对的，那么习先生就得面临一个不可能的两难处境：为了生存，共产党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风险。可能他将把更根本的政治变化作为解决方法。但是到那时，猪将不再在河里腐烂了。他们将会飞。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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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别：学 院：学 号：手 机：电子邮箱：____邓余佳______________ ____ 女 ___ __________ ___人文学院________________ ____10105214105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772398594@qq,com____________

撰写时间： 2013年 5月 20 日

摘要：人民群众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动力，法国的普通民众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与法国各阶级的关系是非常微妙与复杂的，而大革命爆发的土壤正是来自于这些普通民众所遭受的新型压迫以及路易十六早些时候所推行的一系列不紧不慢的改革，以及中央集权制下的王权扩张。普通民众对这一系列的因素所产生的反应以及原因，都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一书中提出的一些耳目一新的观点。

关键词：普通民众

中央集权制

新型压迫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不仅影响了法国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而且对世界其余地方也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自这场革命发生之后，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接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着无数的冲突和分歧，并且笼罩在他们上面的争论至今未曾衰减，有些史学家把它解读为启示录似的神话传奇——一场毁灭了所有被触及的个体的事件；亦有些历史学家视其为魔幻般的写真：纯粹是一连串疯狂的事件，所有卷入其中的团体和个人都在堕落。他们常常出现两个极端，要么极端颂扬，全盘肯定，要么极端厌恶，全盘否定。而托克维尔面对这样两个极端，冷静而独到的对大革命作了观察。

托克维尔本人来自法国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事实上托克维尔一家与法国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就是在革命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的著名法国贵族领袖马勒歇布，辩护失败后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祖父也被一同处死，托克维尔的亲生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期间被革命政府逮捕判处死刑，仅仅因为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派专政倒台，才虎口余生。但托克维尔的母亲已经为此终生神经惊恐，托克维尔从小的家庭教育因此充满憎恨大革命以及缅怀被处死的国王的氛围当中。但托克维尔的伟大之处在于早在20岁以前，他就开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狭隘贵族视野和保守主义立场，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认同法国大革命原则的立场而终生不渝。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以阶级分析为主要线索，通过细致的社会观察，笔走于贵族，资产者，农民，王权，文人之间，演示他们的分分合合，相互作用，从而重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画卷。托克维尔为了认识旧制度并发掘其与大革命的关系，他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名著，还研究了虽不大知名但更能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并仔细阅读了当时所有的公共公告，因为托克维尔在1838年曾出任众议院议员，而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制宪议会议员并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这段经历使得托克维尔能够得到一些他人从未或很少见到的的资料，从这些资料里，托克维尔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而这些旧制度是大革命的土壤和源泉。在掌握并阅读研究了这些第一手资料后，面对各种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和 讨论，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绝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他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一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从这断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托克维尔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旧制度”呢？“旧制度”是一个特定概念，指的是大革命前18世纪的法国社会，大革命起因于“旧制度”，而在许多史学家眼中，“旧制度”作为革命的反题，是被完全否定的，而托克维尔正是从这里突破，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解释，他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和依附的时代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旧制度其实是两种制度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因为这两者无法调和，才致整个社会出现了矛盾的紧张关系。

传统的观点认为，哪里的压迫愈重，哪里出现的反抗就愈激烈，但实际上情况并不如此，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当时的法国实际上并不是革命发生的典型时代，日常生活并不算穷困，统治者与下层社会的矛盾没有激化到必须改朝换代的地步，政治上也相对开明，民间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王室也在进行不紧不慢的各种程度的改革，路易十六上台后，法国面临着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很快看到了法国所面临的问题，他励精图治，任命一批有才能的大臣进行改革采取各种办法来开源节流，如取消宫廷中领取高额俸禄的一些闲职，压缩国王自己的开支，力求尽快摆脱财政危机，所以在第三篇第四章，托克维尔就指出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度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对此，托克维尔的解释是在革命前“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这是因为在大革命前，法国已经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所以，法国农民对所承受的义务就非常敏感。假如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国农民仍然由领主统治，那么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当贵族拥有特权而且拥有政权是，他们个人的权利再大，也不会引人注意，当贵族进行统治时，他们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对此，人们不以为然，但是，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务，不再进行政治统治时，他们的特权的分量就会显得十分沉重，甚至贵族的存在也成了问题，人们变无法忍受贵族的一切特权。托克维尔说，法国农民对土地有一种执着的追求，他们把全部的积蓄用来购买土地，可以想像，当农民终于有了一小块土地是，他还要为此付税，并不是给政府，而是给无权无势的地产主，那些地产主还要强迫他们去服劳役：地产主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农民勒索通行税；农民付费之后才能在市场上售粮；字食用的粮食必须到地产主的磨坊去磨面，用他们的烤炉烘面包，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心中的怨恨必然越积越深。一部分旧制度被摧毁了，剩下的那些制度更会令人憎恨。

如果说以上这些灾难在法国农民心中积聚了怨恨和嫉妒，那么下面这种新奇的压迫让他们再也看不到希望。18世纪的法国，一种奇怪的力量吸引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农民：自17世纪初，贵族便开始抛弃农村，到18世纪则成为了普遍现象，同时，资产者为了获得免税权，也抛下农村，千方百计在城里找一个栖身之地。这样，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而他们本来是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于是乎，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出去，扔在一边，“既无人想对他施以暴政，也无人试图开导它，为它服务。”结果就是，社会的进步虽使所有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作对并渐行渐远，农民虽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们却经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被抛弃的痛苦。于是，托克维尔叹道：“14世纪的法国农民受压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贵族有时对农民施以暴虐，但他们从未抛弃农民„„而现在，农民被禁锢在一道鼓励穷苦的深渊中，完全隔绝，彻底绝望。”

但与这个相比，中央集权的作用则更严重的加剧了各阶级的紧张关系。托克维尔认为：“旧制度下中央集权最为显著的特征不在于其强大或者具有压迫性，而是其无所不在：中央集权下，政府承担的不是主权者的角色，而是担当‘监护人’，中央集权实行的行政监护，国王收回了贵族的领地的自治权，废除各省的自由，把他们吸引到城市，从而取代地方权力，国家升值进入了国民的日常生活。大革命前，中央政府由国王领导下的御前会议完成日常工作，制定规章，发布命令，各地方基本上由国王排除的总监及总监任命的总监代理管理，“御前会议有时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适宜的土地上种植某种植物，有的决议命令人们拔掉在它认为低劣的土壤上种植葡萄，可见政府已由统治者转变为“监护人”，王权的扩张逐步铲除了过去许多独立于中央的私人地方团体，中央政府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于一身，实施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出现两个明显的特征：首先，它意味着社会结构的扁平化，由王权—中间团体—个人的三重结构，而变成了国家—个人的两重社会结构，这会导致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依赖又很容易导致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的极端仇恨；其次，出现了大量的个人，随着贵族衰落，第三等级的崛起，人们身份差别逐渐缩小，趋于平等，却为进一步的集权专制埋下了隐患。

再者，民众对不平等的耐受力在古今中外都是很高的。在旧制度下，在为专制政权制定的许多规章中，自由仍未死亡，贵族,资产阶级，底层教士都能通过政治的，法律的手段辩论他的公道，但“只有人民，尤其是农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地，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要想使用这些抵御手段，就必须在社会上有一个能为他人看到，声音达于四方的地位。”所以，绝大多数时候，底层民众都是忍受的，也正因为如此，民不聊生往往并不足以激起民众的集体反抗，而在减轻人民负担的时候却激怒了人民，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而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又恰好出现了文人政治。在那个时代的启蒙思想家虽然不参与政治，但是他们领导政治的动向，他们主张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样，使得“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了，而不仅仅下层民众如此，路易十六也受到了文人政治家的蛊惑和激荡，轻信凭借理性可以彻底对复杂，陈旧的社会进行有效的改造。这场改革从1787年开始对一切行政规则和一切行政习惯突然进行大规模革新，他“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利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每个人的地位都动摇了，每个人的习惯都被打乱，每个人的职业都受到妨害，某种正规秩序继续支配着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务，但已经无人知道该听命于谁，办事该找谁，无人知道在那些构成每日社会的更细小的私人事务该如何行动。”这使得人心变得浮动不安，而“这些最应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而政府的机构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这些都激发了民众的愤怒，民众无法忍受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改良措施，因为他们处于原始状态，他们从无助到麻木，虽已承受过比眼前更恶劣的生存境况，但一旦被某种力量召唤起，他们便无法再等待忍受下去了。

以上这些关于普通民众在推动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研究这些民众对当时旧制度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出现的原因，正是我们今天读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因此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第三编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四，五章是本书的精华所在，也正是王岐山在中国当今社会推荐此书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⑴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⑵冯棠.张丽.旧制度与大革命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

⑶刘北成.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⑷范峰松.另一种阶级叙事——重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社会科学论坛.2008 ⑸周静.民众与旧制度和大革命.专题笔谈·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2013

⑹里景阳.张恩博.试论农民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4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继续有关法国大革命的阅读，这次看的是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也是魏老师指定的阅读书籍之一。托克维尔一生经历丰富，历经第一帝国、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五个时期，并且有着多年的从政经验，这使他具备了很强的分析能力。从1851年起即开始着手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本书出版，共耗时5年时间，期间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书等一手资料，使得本书更具科学性和严谨性。在托克维尔之前，已经很多人就法国大革命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因此托克维尔没有在叙述和描写具体事实上下功夫，而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探讨大革命的根源，也就是它与旧制度的关系问题，这就使得在兼顾历史事实的同时更具理论深度。

就方法论而言，张芝联教授认为托克维尔类似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他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如为何最繁荣的路易十六时期反而加速了革命，为何同样的制度下法国首先爆发革命等，有助于引导人们重新思考现象背后的秘密，进而探寻历史发展的真相。虽然不同的人会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不同的解读，但不可否认的是，托克维尔力求客观分析这一历史的努力是最有成效的。他重视各国间的比较，指出“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正是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考察，托克维尔认识到法国革命的独特原因以及它在全欧洲的影响。他还重视通过辩证法来分析法国革命，一方面他强调民族特征、旧制度传统对革命兴起以及革命后政治制度构建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特别重视偶然因素，如路易十六时期的改革加速了法国社会矛盾的激化。托克维尔认为“即使没有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会产生”，这是整个法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过程，使得中央集权制由此得到巩固。另外，托克维尔还使用了阶级分析法，正如他所说的，“人们会拿但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他将贵族、资产者、农民等视为阶级贯穿了他的整个论述过程，通过分析阶级间的矛盾来探究整个社会的矛盾，进而发现导致社会变革的原因。当然，这里也不能不提他难以摆脱的贵族性，托克维尔尽管有意识的试图客观的对大革命进行分析，但他仍然时时流露出他对贵族政治优越性的判断，认为贵族制是实现地方自治的保障，或许那些认为其是吧保守主义者的人就是从这里得出自己的论断的（与之相对的则是托克维尔也高度重视平等和自由，并将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视为法国人一贯具有的特质，从这里或许还可以将其归为自由主义者）。

通观整本书，可以发现托克维尔的最核心观点在于大革命后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并非是大革命的直接后果，而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集权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大革命只是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到来，本书的各个篇章也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观点展开。在第一编中，托克维尔首先指出法国大革命采取了一种宗教革命的形式，一方面从形式上说，它利用信仰的力量，使人们共同为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而追求，这里就类似宗教战争那样采取了精神力量的形式；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确实将宗教特别是教会视为其反对的对象之一，因为教会作为特权阶级，引起了人们的愤恨并且阻碍了人们的发展。然而，托克维尔深刻地指出，法国大革命仅仅是一种采取了宗教形式的政治社会革命，因为它最终所要改变的是社会和政治，宗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由于旧制度已经生产出了社会变革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革命集中爆发出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大变革，并通过一种普遍的价值传播到整个欧洲。

第二编涉及更多的关于旧制度的细节问题，托克维尔通过描述旧制度中产生的新现象论证了他的核心观点，即旧制度已经产生了革命后得到巩固的中央集权制。1789年之前很长的时间里，法国就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贵族失去了政治权力，资产者日益富裕等等。但是，尽管农民成为小地产主，他们却仍然受到日益沉重的剥削，他们要负担军役税、道路通行费、集市税、市场税、土地转移和变卖税等等，还要向领主交纳地租和年贡，并且仍然需要承担徭役和兵役。更遥远的过去领主和农民的矛盾还不是这么激烈，因为前者掌握着统治权时还负担着救济贫民的责任，并且他们拥有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但王权集中后，一切都改变了，贵族和教士通过特权免去这些负担，资产者通过避居城市减少这些压榨，而政府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只得将注意力集中到农民身上，于是作为最穷且享受公共福利最少的群体，却不得不承受最沉重的负担，这必然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贵族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因为他们失去了政治权力，作为补偿他们获得免税等特权，但这只会增加第三等级对他们的嫉妒和愤恨。并且出于尊严和身份的考虑，以及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不屑于和资产者以及平民官吏为伍，这样他们不仅失去了政治权力，还失去了创造财富的机会，很多贵族日益走下坡路，变得日益贫困。教士的日子也是如此，他们的土地被剥夺，并且开始缴纳一些税赋。资产者由于财富日益增加，开始慢慢提高自己的势力，由于国王为增加收入而大肆卖官鬻爵，使得拥有财富的资产者得以通过这个机会进入政治统治的领域，他们中很多人很快变成了行政官吏，而后来真正掌握权力的那些官吏很多都是出自这个阶级，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由此还变成了新贵族。

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王权日益加强，中央专制能力不断提高，御前委员会控制了全国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务，而国王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宰。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国王向各地派遣总督作为各省的最高管理者，而总督又派遣总督代理管理各个教区。传统的三级会议（这里朗格多克省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这在作者的附录中得到清楚的描绘）或者议会等机构难以与之抗衡，而只能徒具其名。事实上，法国各个地区由于传统的原因建立了名称各异、模式多样的行政体制，但这些都在不断加强的中央集权控制下名存实亡，中央的直接控制成为唯一的行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巴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成为整个法国的核心，尽管国王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巴黎的扩大，但行政资源的集中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资源向巴黎的集聚（现在中国大城市特别是北京的膨胀遵循的是同样的道理，不缓解中央对地方的强控制无法从根本上限制这些大都市的发展）。王权以及中央权力的急剧增强还导致了司法权力的萎缩，尽管经常出现国王委托司法机构立法的现象，但这只能充其量将之视为国王逃避责任的一种形式，更重要的表现则是国王通过调案使得行政案件以及所有与行政有关的案件都从司法机关转移到行政机关手中，这更加强了行政权力的扩大。另外，正是这种单一形式的行政控制导致了法国各地方的趋同，人们变得日益相似，但正是专制权力的加强，人们逐渐丧失了自由，人们变得互不来往，不同阶级之间乃至同一阶级内部都不会相互协作。而正是这种自由的丧失，使得旧制度变得难以维持，因为它只会加剧社会的分裂，而难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旧制度的毁灭需要推手，而文人适时的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不像英国文人那样干预政治，又不像德国文人那样沉湎于哲学思考中，法国文人喜欢通过文学的形式探究政治，并高度重视理性和自然法则的作用。他们的学说甚至吸引了无所事事的贵族，他们更引起广大民众的认同。而经济学派更注重实际，他们要求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对自由的追求。这个时候路易十六的改革措施尽管是在减轻人民的负担，却反而激起了人们更大的不满，因为他使人更清楚的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以及他们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即在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在这里提出了后来政治科学研究发现的一个定律：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随着路易十六所采取的政策日益导致不满，原本已经集聚起来的可以导致巨大社会变革的各种诱因终于集中爆发，于是法国大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通过托克维尔的分析可以看出，早在大革命之前许多世纪，法国就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它们为后来的进一步变革提供了准备。历史总是相互联系的各个事件汇集而成的，没有哪个事件是凭空产生的，它总能从历史上找到它的蛛丝马迹，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