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谈《红高粱》背后的故事（定稿）

第一篇：莫言谈《红高粱》背后的故事（定稿）

莫言谈《红高粱》背后的故事

莫言谈《红高粱》背后的故事

山东卫视 澎湃新闻记者 丁立

2014-11-02 15:38

【编者按】

10月27日，电视剧《红高粱》登陆山东、东方、浙江北京四家卫视，开播以来收视飘红。10月18日，参加完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莫言接受制作方山东卫视的独家专访，这是他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以后首度接受访问开谈“红高粱”背后的故事。11月2日22：07山东卫视将播出《莫言眼中的“红高粱”》，澎湃新闻第一时间为读者送上文字可视版，今晚可以边读澎湃，边看节目，一起和莫言体验中国“红高粱”背后的故事。

以下为专访选摘：谈10月15日的文艺座谈会

莫言：13号下午的4点半我接到中国作协领导的电话，让我立刻回北京，15号上面有重要的会议。我又反复强调和山东台的节目说好很久了，而且往后推了好几次了，今天人家可是千军万马都汇聚一处。如果我不去他们把整个计划都颠覆了。但是后来作协领导说了这个会议的重要性，也谈到铁凝此刻还在维也纳，刚刚下飞机不到半小时，她恐怕也要立刻往回赶。我想没什么好说的了，立刻回来。

董姝（山东卫视主持人）：您当时在作家组？

莫言：一共72个代表，我是作家组的，作家组有22个代表。

董姝：总书记有没有跟您交流过什么？

莫言：他在整个讲话过程当中提到过我两次，后来在讲完以后，他跟每一个代表握手、寒暄。当然也跟我握手，也问到我一些创作的情况。

董姝：诺奖之后，您被封为中国文学界的标杆，您觉得现在您现在接地气吗？

莫言：应该说不如以前接地气了，因为我参加规格比较高的活动太多了。譬如经常在电视台里做节目，这个地方是不接地气的，这个地方接“电器”。

董姝：您现在成为很多人敬仰的很雄伟的一座“高山”。

莫言：高密没有山，高密最高的一座山，海拔5米。

“其实酒是不能炸鬼子的”

董姝：在《红高粱》当中，我们感受到战争的悲惨、壮烈，您参军的时候没有经历过一点点枪林弹雨吗？

莫言：我参军是1976年，是和平年代。1977年、1978年边境战争我的一些战友参加了，我当时非常渴望能上战场，但是后来因为部队的工作性质我没有这种机会。当然军事训练还参加了一些，在新兵连里面有射击训练、投弹训练，有人认为我军事技术很差的。恰好相反，我在新兵连射击成绩是优秀的，10发子弹打了80多环。

董姝：谈到《红高粱》，要提到张艺谋导演的那部电影《红高粱》，这部电影其实拍完之后改变了很多主创人员的命运，像巩俐、姜文、张艺谋。您觉得您的生活有变化吗？

莫言：我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变化，尤其对我的创作心态没有影响。《红高粱》之后我知名度高了，对于出版可能更加便利一点。过去我没有名气，这部小说人家要这样、那样的修改。写了《红高粱》之后人家不让我修改了，我写什么样人家按什么样出。其它的变化我觉得一点没有，也是不对的，毕竟还是从《红高粱》拿了很多稿费，拿了稿费家里的生活就变得更加宽裕。

董姝：当时导演怎么找到您的？

莫言：他最先找到了《红高粱》的责任编辑朱伟，就是现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他说张艺谋想把《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我说没问题，后来约定时间，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BB机。

董姝：他在哪儿找的您呢？

莫言：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筒子楼里面，因为放暑假同学们都回去了，我是有一个中篇没有完成，急着要稿，我在那边加班。他当时光着膀子，赤着脚，提着一只断了带的鞋等等。我说他像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他说我像生产队的会计。一个会计和一个队长完全可以领导一个生产队，一见面产生一种信任感。我后来作为编剧之一也参加了这个剧本的之一。

我给他很多具体的帮助，种高粱这一年天特别旱，到了六七月高粱长得只有膝盖这么高，他们马上要急着开机，非常焦急，县里宣传部长是我大哥的同学，我也叫大哥，我找他帮忙。他找了县委书记，然后县委书记批了几吨化肥，当时化肥是很紧俏的物资，批了5吨化肥，张艺谋他们组织一帮人去追肥。

我给你讲一个很不雅的笑话，当年我们农民在高粱地里蹲着解手的时候被疯长的高粱戳着屁股。当时他们来了，我跟他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在高粱没有红的时候要拍，我说我写的红高粱，你拍成绿高粱。据他所知高粱红了以后高粱杆硬了，结果在高粱没有成熟，绿色的时候，风一吹有女人肢体柔软之感，他要拍柔软之感，我说你拍吧。

有一些关键性的细节，张艺谋问我能不能用高粱酒就像炸弹一样炸鬼子的汽车。我说据我所知可能性不大，我们把一桶酒甩在地上不可能起火，这个细节经不起推敲。我当年为我父亲用小壶撩酒开了以后，酒开了以后沸出来才会引燃，而且火是绿的，弄到手上看不到。但后来他还是把酒坛子向炮弹一样撒向敌人的汽车爆炸了，观众也没有追究这个细节是否真实。

谈母亲，泪流满面

董姝：说到高密，你觉得这片土地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莫言：这应该是成群结队的，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亲人，如我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哥哥、姐姐，还有我们的左邻右舍。

我大哥60年代考入大学，在我们东北乡也算是很轰动的事件。我们从小也很崇拜他，觉得他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光荣。当然也满足了我们的虚荣心。他因为是修文科的，对文学比我们启蒙的要早的多，对我早期的写作给予很大的帮助。我二哥在农村被耽搁的人物，他的脑子也是很好用的，上学学习很好。

我姐姐的学习也很好，但是那时候家里重男轻女，当然不仅仅我家里，那个时候都是重男轻女，为了让我大哥、二哥，还有我，让我们弟兄三个上学，我姐姐上了两年学就拉回来。家里有十三口人。就我父亲一个劳力，我姐姐回来帮着我父亲干活，等于她做出了牺牲。

董姝：母亲在您心里是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莫言：我觉得我母亲是最普通的中国北方的一位母亲，一辈子不容易，饱经了人世的苦难。她特别的善良，她确实是我们左邻右舍里面都非常尊敬的一个女性。村子里面很多人家要结婚，那时候农村妇女要开脸，开脸就是用两根线把新娘子脸上的汗毛铰去。这时候需要找一个人品端正，子女成群，家里面上有公婆，下有孩子的一个人。

莫言：我牢记着我母亲给人家新娘子开脸回来那样一种表情，那样一种幸福感。总之她是很善良的人，一辈子从没跟任何人吵过架，没跟村子里任何女性吵架。

莫言：我母亲实际上她的一生，也是非常不容易。她四岁的时候，我的外婆去世了。

管谟芬（莫言姐姐）：俺母亲，她累大（受累多）。那时候俺那盘大磨还在老屋里，就在那里推磨，起早贪黑的。

管谟贤（莫言大哥）：磨呢，那时候没有电，又没有机器，就是人工推磨，我母亲瘦的只有60斤。满嘴满牙上都是那个黑野菜，野菜渣滓。推着推着就昏倒了。

管谟贤：心口痛，胃病其实就是。反正一直没好过。后来年纪大了就是气喘，肺心病。刚刚过上好日子，我母亲去世了。

莫言：小时候我特别孝顺她，赚了钱以后想着首先应该给母亲，买一点特别好吃的东西。（泪流满面）抱歉，努力控制没控制住。

人生几个阶段：煤炭、字典、狼牙山的石头、奖杯

董姝：大哥（管谟贤）用几个物件概括了您人生的几个主要阶段。第一个是一块煤炭，这是为什么？

莫言：我在《蛙》这部小说描写一群孩子吃煤块的事情。1963年、1964年之后了，学校拉了一车煤，煤里面带着松香的，也是半是恶作剧，也是半认真，大家吃煤，煤不可能好吃，但是我们当时真吃过。饥饿始终是一个问题，后来在农村到了1965年情况好转了，那时候也是半饥半饱的状态，就是跟饥饿有关。

董姝：第二个人生主要阶段代表物件是一本字典。

莫言：字典我前面讲过，在村里没书可读翻的字典。

董姝：这是小时候的事？

莫言：小学辍学之后，村子里的书看完了，无书可读就拿着本字典翻来翻去，也是一种自学。创作总认识几个汉字，小学五年级学的汉字对创作来讲远远不够。只有阅读，阅读的时候碰到不认识的字查一下字典，等于弥补了这种学校的知识不足。

董姝：还有一个是两块狼牙山的石头。

莫言：我在保定满城县的地方当兵，离狼牙山比较近。那时候我开始文学创作。保定市当时有一个刊物叫《莲池》，往《莲池》投稿，终于有一天收到《莲池》编辑部的一封信，我的小说《春夜雨霏霏》。

董姝：再到最后一个奖杯。

莫言：他讲的应该是诺贝尔奖杯，诺贝尔没奖杯，就是一个奖章。

董姝：我们导演在今天访谈开始之前提醒我说，曾经有两个人预言过你会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大江健三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发小，他在2010年的时候过世了。

莫言：张世家。大江先生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演讲当中提到我的名字，后来他来到中国多次，在访问的时候做演讲，私下谈话都说过我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他确实是我海外的知音，也是我创作的老师，也是同行，当然也是长辈，他比我大20岁。

另外一个我们都是东北乡人，《红高粱》孙家口伏击战就是发生在他村庄里面的。

后来在1973年我们到了公社驻地的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这时候成了朋友。他曾经确实说过我有可能做过诺贝尔奖，他在这方面也做过鼓励。

电视剧《红高粱》：本来就想搞颠覆

董姝：在挑选演员上你知道要选周迅这事吗？

莫言：大概去年我们也在讲过几个女演员的人选，当然有周迅，我认为很好的。《红高粱》电视剧千万不要再复制一个电影的巩俐。找巩俐那样气质的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反差越大越好，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这样才让观众有兴奋点，有比较，也对演电视剧的演员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我想她（周迅）会塑造出崭新的九儿特质。一个巩俐式的演员演绎了一个九儿，周迅肯定会演绎出周迅版的九儿，同样所谓的一种豪放、敢爱敢放，由于演员个人气质的不同，这样新的演绎就会变的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

董姝：九儿牺牲掉小我，成全了大我，就是成全了余占鳌他们。对这样的结局改编满意吗？

莫言：比较好，我现在想不出一个更恰当结尾的方法。一部长篇电视剧结尾让有人回肠荡气的感觉，这个结尾还蛮好的。

董姝：但是在小说当中我奶奶九儿是在送东西的路上被射死的，好像那个结尾相比较这个有点冷清？

莫言：应该是两种结尾方式，电影的结尾是在九儿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人家给打死了，她没有准备。这个结尾主动，她要舍身救他人，舍身取义，是一种主动的行为。

董姝：所以《红高粱》里面每个人物觉得很鲜活、很真实。《红高粱》手稿据说在特殊的纸上完成的？

莫言：《红高粱》最早有一个很小的本子，我原来在总参三部系统合作，报务员有训练用的纸本子，纸的质量很差，我拿了几本，先是用圆珠笔快速写，然后找比较标准的方格纸，就是稿纸写着潦草的字体，一边抄一边写。

董姝：最初的手稿在哪里？

莫言：作为引火草生了炉子。但是原稿后来还是找到了，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我跟他们主编说了一下要回来了。第二部《高粱酒》、《高粱殡》《奇死》、《狗道》有的在解放军文艺社，有的在十月杂志社，我想永远找不着了。

董姝：可是最初你写在电报本上的手稿保存下来多好，干吗烧掉它？

莫言：我没有想到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价值。

董姝：没有，留到现在很值钱的。

莫言：那时候确实谁也没想到我们这样的小作家的手稿将来可能能卖钱，所以人还是缺少远见、先见。

董姝：有没有烧掉自己觉得比较惋惜的作品？

莫言：确实有一部还比较惋惜的。1990年的时候在高密南关的房子里面大概住了40多天，期间一部小说叫“革命样板”，文革期间有一部样板戏《沙家浜》。

莫言：我当时我把沙家浜解构了一下，用武侠小说的笔法重新讲述了一遍《沙家浜》的故事。所以戏里面的人物郭建光、阿庆嫂都变成了武林高手。比如郭建光可以脚踩荷叶在湖泊上奔跑，阿庆嫂善使迷药，经常给鬼子他们下毒了。大概写了4.5万字的一个小说手稿，后来投到广东省的一家大型文学刊物，他们看了以后觉得很好玩，但是又感觉到不合时宜给我退出来了。我正好住在南关的房子里面，冬天需要自家生炉子，每次生炉子需要引，把煤点燃的时候下面要用引火纸，每次烧两张，就把它烧掉了。

董姝：郑晓龙导演曾说，这么短的时间完成电视剧《红高粱》，是一个奇迹。

莫言：当时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这么紧张。他们当时趁着高粱还没有枯黄的时候要开机，我说首先剧本完成不了，这么多演员。而且像郑晓龙、周迅有名的演员、大导演他们本身都有自己的档期。怎么样把这帮人粘合到一块确实不容易。

董姝：电视剧《红高粱》和小说当中还是有很大的转变的。

莫言：这是必须的。我带两个女儿搞大纲的时候，也想到这样一种颠覆性的改编。电视剧必须围绕九儿展开，不可能围绕余占鳌改编。

另外我特别强调一定要把原著当中的县长，当时叫曹梦九，现在叫朱豪三，要把这个人物变成跟九儿跟余占鳌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人物。因为他的故事非常丰富，而且他跟九儿这样的关系。

董姝：为什么这么喜欢朱豪三？

莫言：在我小说里就叫曹梦九，这是一个真实人物、真实名字，在抗战前期高密县长就叫曹梦九，他当时是韩复榘的一个部下，也是他的得力战将，而且高密也留下很多传说的故事。关于他来了以后提倡孝道，提倡兴办教育、禁赌，剿匪等等很多传奇故事。当然后来顾忌到曹氏万一有后人表达他们不满，假如我们剧里面有对他不敬的地方，写的不太好的地方，万一曹梦九有有后代儿孙找我们很麻烦，所以改一个名字也是完全正确的。

董姝：余占鳌是您的三爷爷？

莫言：我们姓管，余占鳌确实有我三爷爷身上的影子，也是很多人物的合成，从张三身上拿一个细节，从李四身上拿一个细节，从王五身上再拿一个细节，最后混合成小说里面的形象。

董姝：莫言出名后，曾经和大江健三郎、杨振宁都有过对话。您是更在意圈外人的评价，还是更在意同行的评价呢。

莫言：我想对圈内、圈外的人评价都很重视，因为圈里面评价，他是内行，可能从艺术的角度。圈外人的评价可能从更广泛的角度，可能对人评价的角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圈里和圈外对我的评价都不太理睬。一个作家写了30多年，马上快60岁，我应该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也在不断地反思，我已经做了什么。我也知道我将来还应该做什么。这个时候任何的外部评价，不管正面，还是负面，基本对我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会按照我自己设定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往前走。

第二篇：莫言红高粱

论莫言

莫言是新时期以来极具个性的小说家，作品在风格和结构上都完全超脱现当代作家的思想风格，给人不同感觉。

中后期的莫言，在创作风格和思想上接受了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斯克和美国意识流小说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影响，其创作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轨迹，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里程碑。80年代，伴随着中国“寻根小说”时代的终结，中国的文学理论领域笼罩着浓厚的西方情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着作家创作的内容和形式。莫言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已经开始注意向西方借鉴，他作品中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充满粗野豪放的野性生命力的人物。而且在借鉴的过程中没有忘记民族的东西，在他模仿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或者乔伊斯的大段独白的同时，他却没有摒弃像《黄土地》的高原雕塑风格以及那种极度渲然的特别的色彩，仍然保留着那些非常民族化的东西。在此基础上，他又不自觉地开掘民间的创作源泉，把自己不一样的语言艺术，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艺术气息结合在一起，广泛吸收民间文化的特色，来叙述 “高密乡”的悲欢离合，书写着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世俗的故事。

他的作品非正式的选材，却把自己对民间世界和原始生命的讴歌表现的淋漓精致，独白

.第三人称的使用，确是十分的独到，就像《红高粱》上的虽说是军事题材的作品，却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来描叙民间背景和特色，另外，莫言在小说的环境描写上常常使用象征，隐喻，暗示等手法，很有个性，深于其他作家不同。在小说中我们常常被他出人意料，却又恰到好处、鲜明形象的比喻所折服。他把抽象的事物变成我们耳熟能详的事物，把陌生的感觉变得让我们身临其境。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使作品的感染力更加突出。

在创作上，他用具有穿透性的语言，天马行空般的时间和空间上的错乱叙述，对中国历史、现实、社会人性等进行个性化体验，融合西方现代派，尤其是魔幻现实主义，来表现东方古老民族坚强而又懦弱、伟大而又卑微的品格，给人以耳目一新的陌生感与惊奇感以及悲剧的美。

他用轻松甚至幽默调侃的笔调将读者从本来的悲剧审美轨迹中拉出来，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想象世界，使之富有多意的审美意蕴。悲剧和反讽的复合美感，给人一种新鲜的，广阔的思考空间。像《红高粱》中突出陕北人民特色的《祭酒歌》，把人民那中憨厚的品德完全暴漏出来，给人不一样的文字语言魅力，却给人留下很多悬念。

他的作品充满幻象，其运用童话和寓言的手法，把幻象和现实结合在一起，精确表现人物内心世界以及作家主观世界奇特的心理过程，这种手法就筑成了莫言小说忧郁的主调之下，一方面是凄楚，苍凉，另一方面则是欢乐，激情，狂喜抗争的独特叙事风格。他以“性”和“暴力”为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的作品突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民间激情，包括对性爱和暴力的迷醉和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的讴歌，与同时期先锋作家相比，莫言作品中的性与暴力是来自人的原始本能，是强悍的生命力的体现，充满着原始的张力与激情。

在莫言小说创作中，常常会描写到性爱的场景。莫言对性的描写是美的，并且有着一种荡魂摄魄的力量。如《红高粱》中高粱地狂野的性爱场面，给读者带来了强烈震撼，“我爷爷”“我奶奶”和这两个大胆的、追求自由的年轻人，在高粱地里选择着他们的爱情，在野外忘情地交合，体现了他们强烈的生命意识。我们不会感觉到这个场面是猥亵的，相反我们读出的是庄严与高尚。莫言通过这个隐秘的故事，歌颂了自由生命的真谛——爱就真爱，恨就真恨，大爱大恨，大生大死，痛痛快快的活，痛痛快快的死。表达了人们对那个黑暗悲苦的年代的不满和愤懑，刻画出人们所具有的那种狂热的激情、野性和对自由的追求。

他的小说中描写暴力、恐怖、血腥的场面很多。这些负面东西，写得太多、太详细，然而却能给读者很好的反响。一幅幅生动残忍血腥的画面，不是要表现社会的黑暗，而是要表现生命的狂野不羁和强悍。《红高粱》中罗汉大爷被日本军活剥的场面，罗汉大爷先被割下耳朵，生殖器，然后从头往下被剥成一张完整无损的人皮，最后成了肉核。整个场面，暴力、残忍充斥在我们的面前，但却震慑人心，给人的是气愤和愤懑。日本人惨绝为人的残忍，伪军的良心全无的恶心，百姓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剥皮却无力反击的无奈，以及民间将要自发的为生存而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统统被莫言毫不留情地、毫不遮掩地呈现给我们，让人深省。

在他的作品中，很多是以战争为背景的，那种战争的惨烈和女性的阴柔形成的强烈反差使他的创作更有激情，战争和女人是对立的两个方面，女人代表了爱、代表了繁衍，而战争是破坏、撕裂、惨杀，所以女人是战争最主要的矛盾，男人可能和战争还有一定的相识。这就构成了他早期作品《红高粱》浪漫的主调：极美和极丑陋的东西并列在一起，这种难以撕裂的关系，造成感官上巨大的刺激。这种效果就是１８世纪末浪漫主义所追求的，像雨果的《悲惨世界》。

他是个农民作家，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农村生活，乡间的事和物构成了莫言作品最为基本的材料。在《红高粱》中，带有强烈农村色彩的高粱地是他作品的主线，那一片片红高粱林是他故事的发源地，这些野生的蓬勃的红高粱既是农民闷赖以生存的物质粮食，又是他们生活活动的现实空间——他们在高粱地里野合和打埋伏，他没有写东北高密乡的美好的事物，而是把笔墨注重的使用在农村最基本的形态：吃，喝，拉，撒，生育，性爱，暴力，死亡他所展现的是中国广大农村：古老的充满苦难的农村

他是个农民作家，塑造敢生敢死、敢爱敢恨的农民形象，在红高粱中莫言主要刻画的是土匪，流浪汉，轿夫，残疾人，等等乌合之众，他们在最后的战争中物不能用英雄来形容，如作品中的“我奶奶”也是一个敢生敢死，敢爱敢恨、追求自由和爱情的人。临死前的独白正是对她一生最好的概括：“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什么叫贞洁？ 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 一个追求真爱、幸福、自由的敢爱敢恨、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生动，具体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莫言描述的农村生活，给人一种天马行空，波澜壮阔之感。他的语言很大气，很婉约清丽又很深情，总能给人蓬勃的气势，他既保留了民间话语粗野淳朴的原始风貌，又在满足了艺术语言的审美需求的同时，细化自己的语言，使其具有穿透性。莫言小说语言用的非常形象，读来使人身临其境，生动可感。在罗汉大爷被剥皮的刑场上，所有的人都变矮了，“有的面如黄土，有的面如黑土”。用词上很平淡，但视觉效果上却给人形象、生动的感觉，效果达到了极致。又如《红高粱》中还这样写道：奶奶鲜嫩茂盛，“水分充足。”以形容植物的词形容人的形态，很有新意的语言却意外的给人以很自然的享受，生动的鲜活了奶奶的形象，达到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审美效果，使人在阅读时耳目一新。莫言曾在《天马行空》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创作者要有“ 天马行空的狂气和雄风。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他的小说正是映证了这一点。”他从 80 年代崛起于文坛开始，创作不仅是带着“天马行空，而又着意打的狂气和雄风”而且也是带着立足继承。

不管是在小说的主题、题材、语言，还是在叙述结构上，都打破了传统的束缚，不拘一格、独自创新。正因为如此，莫言能在当今众多纷繁芜杂的文学流派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小说新颖独特的创作特色，使人在其作品中流连永久。

无论如何，莫言的小说不俗的风格，给我们展示着人民内心世界的不俗不同，期待着他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三篇：莫言《红高粱》读后感

莫言《红高粱》读后感

莫言《红高粱》读后感1

小说当中的红高粱地祖辈们红色岁月的见证。这片土地孕育着气宇轩昂、有血有肉、正气凛然、奋不顾身为着心中的爱国之情而顽强抗争着。高粱的红就像那群英勇的战士们的鲜血，抛洒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只是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沿着大片大片的高粱地，前往公路伏击日本鬼子的路程当中，作者不断地采用插叙和补叙的手法，让人物关系不断清晰，故事情节不断丰满，最后，以伏击战的胜利来完整父辈们的人物形象与不屈灵魂。

小说当中充斥着对高粱地的大量描写，通过对这一意象的刻画与描写来烘托出一方水土之下的一方人。这片土地是美丽温和的，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温顺，人与自然其乐相融;这片土地是丑陋龌龊的，因为见识到了许多肮脏的人心，泯灭的人性;这片土地是圣洁超脱的，因为千千万万个干净的魂灵在茂密的红高粱地上野蛮生长;这片土地也是最有人间烟火气的，英雄酒肉，不拘小节，应有尽有，人儿痞而不坏，勇而不蛮。就像前文所言：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小说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片段，其一是罗汉大爷被当众剥皮削肉的令人惊世骇俗的场景;其二是余司令大义灭亲，枪毙余大牙的场景。前者可谓是见证了人性里最深处的恶，当众凌迟，不仅仅是对被害者的侮辱，也是对在场百姓的心理逼迫，人心是得有多险恶，本性里是有多冷酷无情才能做得出这样的事情。这种对人命的无视，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在抗战时期数不胜数，大屠杀、人体细菌实验、惨绝人寰的酷刑……都是丧心病狂到令人发指的'。而那些被屠杀、被牺牲、被虐待的人们，大家都是普通人而已，却在特殊时期被迫成为了炮灰和英雄。后者其实是底层民众对于女性权利的一种认可与维护，也是革命的一种需要。余大牙侵犯了无辜的女性，倘若在封建时代，在男权社会的长期压迫之下，女性的人权的不值一提的，最后只会不了了之。虽然余司令一开始也是为难也是纠结，但是最后他还是走了大义灭亲的道路，这其实在我看来是对女性尊严的尊重，也是破除“男尊女卑”、“女人必须为男人服务”的糟粕残余。

《红高粱》这篇小说好像是中国抗战时期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在这里人性美与人性丑都能够发掘出来，当然，最重要的应该是不忘父辈们燃烧自己的岁月，换取了如今的和平盛世，对此恩德，不管多久都要铭记于心，也更要学习他们，一如既往地艰苦奋斗。

莫言《红高粱》读后感2

第一次拜读莫言先生的作品，觉得他的书实在是不可思议，不管是辉煌瑰丽的描写还是深刻难解的情节，都让人拍案叫绝。尤其是他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民间故事与当代社会现实相结合，让读者既看到历史又看到现实，让人时而沉浸在回忆的美好中，时而又不得不面对着生活的残酷。他的书，实在深奥，得多读几遍才能悟出其中的逻辑和道理。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的文笔可谓行云流水般通畅。书中的描写浓墨重彩，透过文字我仿佛看到了一望无际的似血的红高粱，瓦蓝的天空下如小岛一般的.村庄。与此同时，我似乎闻到了醉人的三十里红的香气;听到了墨水河桥上不绝的枪炮声。我一遍又一遍感叹这本书的精彩，莫言的文学功底非常人能及。在莫言笔下文字都变得鲜活生动了，我像是在赏画，并非在读书。

除了绚烂如云霞的描写，还有生动质朴的人物对话。简洁明了，又不乏有市井平民的说话语气，但在书本上很少出现。莫言的笔触很锋利，他剖析人性、伦理，所以这本书又“血淋淋”的，像一个被剥了皮的人一样，五脏六腑、骨骼、血管都清晰可见。

我还喜欢他所描写的人物，他是以孙辈的口吻来写的，好想是写他爷爷奶奶那一辈人的故事。九儿，余占鳌，豆官，恋儿，罗汉，土匪们，官员们，侵略者，被侵略者……形形色色的人物充实了这本书的核心内在。其中我最喜欢九儿这个人物，虽说是个裹小脚的农村妇女，但性格极其倔强，泼辣，洒脱，明辨是非，大度从容，是当时社会中鲜有的妇女形象，给人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觉。对这个人物，莫言也隐含了对当时妇女所处的水深火热的境遇的一个批判。

最后，便是这部书的内容与核心精神。如果说人物给这部书注入了生命力，那历史背景就给这部书加大了深度。这部书的核心就是一个“国”字，抗日部分描写的比较多，这本书中的战争描绘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身临其境。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在读他的书时，真觉得自己就站在战场上，面对着枪林弹雨，很有张力。余占鳌所带领的抗日武装出场次数最多，也是十分顽强的一股力量。余占鳌，作者笔下的爷爷，是典型的的山东男人的代表，血气方刚的硬汉，战场上保家卫国，出生入死，但也深藏着柔情，如果再足智多谋，有一点儿文化点缀就好了。红高粱一样的精神，要一直传承下去，如莫言最后写的那样。

这部书展示了不同方面的文化精神，你再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些方面，可以说太深奥了，仿佛看尽人生百态，善恶丑美。

莫言《红高粱》读后感3

《红高粱》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整个小说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赞美生命是该书的主题。“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

首先，《红高粱》自身有一条完整的故事线，但这条叙事线大部分由文字感受来完成。作者着重歌颂一群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群。“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他们之中，有余占鳌，有刘罗汉，也有戴凤莲。

其次，当我们面对《红高粱》时，就会感知到《红高粱》都被那辉煌的红色所浸透。红色是太阳、血、高粱酒的色彩。莫言用他独特而强悍的语言，与众不同的文体安排，在高梁地里生动深刻地展现了那一时期的血与泪，强烈刺激着情感麻木的现一代人，演绎也什么是伤与痛，什么是真实与历史，什么才是人生，怎样铸就自己的一生，没有思想与作痛相溶合的摸爬滚打，怎能造就一部传奇。

第三，《红高粱》的空间环境与造型描写，都在努力寻求一种色彩的单纯化和空间的神秘与阔大。一切琐细的对比协调和过渡都被抛开，造成一种崇高神圣和神秘生命的生存空间。《红高粱》主要是两个空间环境：高梁地和酿酒作坊，酿酒作坊体现出生命的远古意识，如风雨剥蚀、似古堡般的'十八里坡的圆形门洞。而那片自生自灭的高粱地，则透着生命的神圣。当《红高粱》上描写高粱地时，它是作为一个巨大的自然生命符号群，舒展、盛大、坚强、热烈、宽厚。《红高粱》三次对高粱的渲染都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生命的整一性。当我奶奶泪水满面、仰天躺在我爷爷踩踏出来的圣坛上时，《红高粱》上一连出现了四个叠化的狂舞的高潮。在这里，高粱地是生命诞生的见证。而在日本人强迫百姓踩踏高粱的中，又感到生命被摧残的震撼。

记不清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大概意思是：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反映现实的。过去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是无数双眼睛见证的，像记忆中的烙印一样。无法磨平，更不允许篡改。尊重事实是人最起码的良知。

第四篇：莫言谈《聊斋志异》

莫言：读书其实是在读自己——从学习蒲松龄谈起

2010-04-16

莫言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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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前我没开始写作的时候，就知道蒲松龄，童年时期读得最早的也是蒲松龄的小说。我大哥考上大学后，留给我很多书。其中一册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蒲松龄的小说《席方平》。尽管我当时读这种文言小说很吃力，但反复地看，意思也大概明白。这篇小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006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这本书出来以后，有人说我是学习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看完后对我说，莫言，你是借这本小说向蒲老致敬。

《生死疲劳》一开始就写一个被冤杀的人，在地狱里遭受了各种酷刑后不屈服，在阎罗殿上，与阎王爷据理力争。此人生前修桥补路，乐善好施，但却遭到了土炮轰顶的悲惨下场。阎王爷当然不理睬他的申辩，强行送他脱胎转生，他先是被变成了一头驴，在人间生活了十几年后，又轮回成了一头牛，后来变成一头猪，一条狗，一只猴子，50年后，重新转生为一个大脑袋的婴儿。这个故事的框架就是从蒲松龄的《席方平》中学来的，我用这种方式向文学前辈致敬。

我小学五年级辍学参加农业生产，读完了村子里能借到的所有小说，童年时期的阅读，对我后来的创作非常有用，但可惜那个时候能借到的书太少了。每个村庄里都有一些特别健谈的人，像我的爷爷奶奶，他们讲述的故事，后来都成为了我的写作素材。所以有人说，几乎每个作家，都有一个非常会讲故事的祖父或祖母。民间口头传说，是文学的源头。我小时候听到的很多故事都是讲妖魔鬼怪的，当我后来阅读了《聊斋志异》后，我发现书中的很多故事，我少年时曾经听老人们讲述过。这些故事到底是在《聊斋志异》之前还是之后呢？

我想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乡村的知识分子阅读《聊斋志异》，然后把文 言转化为口头语将故事流传下来，另一种是蒲先生把很多民间传说加工后写进了《聊斋志异》。

好作品缘自作家不彻底的状态

要理解蒲松龄的创作，首先要了解蒲松龄的身世。他的作品，一方面是在写人生，写社会，同时也是在写他自己。蒲松龄博闻强记，学问通达，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绝不是夸张。他的科举之路刚开始非常舒畅，县、府、道考试，连夺三个第一，高中秀才，但接下来就很不顺利了。那么大的学问，那么好的文章，就是考不中个举人。原因有考官的昏庸，也有他自己的运气。他怀才不遇，科场失意，满腹牢骚无处发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正因为这样，才使他与下层百姓有了更多的联系。他的痛苦、他的梦想、他的牢骚、他的抱负，都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彻底的。我们在读前人的作品时，往往能看到历史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的局限性。对前人的局限性，我们大都持一种宽容的态度，但这种宽容里边似乎还包含着一种惋惜。我们潜意识里想：如果没有这种局限性，他们会写出更好的作品。但现在我想，我们这种对人的局限的否定态度，对于文学来说，也许并不一定正确。我的意思是说：一个没有局限的人，也许不该从事文学；作者的局限，也许是文学的幸事。

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一方面可以看到他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与嘲讽，另一方面也可以读出他对自己一生科场失意的感慨和婉惜，当然也可以读出他对金榜题名的向往。在蒲松龄笔下的很多故事里，主人公的结局都是科场得意。由此看来，他对科举制度还是有着很深的眷恋。

我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两句：“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尘埃”。如果蒲松龄金榜题名，蟾宫折桂，肯定也就没有《聊斋志异》了。从历史角度看，蒲松龄一生科场不得意其实是上天成就他。在淄博历史上，考中进士的人有数百个吧？但都没法跟蒲松龄相比。时至今日，蒲松龄不仅是淄博的骄傲，是山东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人类的骄傲。几百年前，有这么一个人写出了这样一部光辉的蓍作，他用他的想像力给我们在人世之外构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世界，他用他的小说把人类和大自然建立了联系。

《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提倡环保的作品，他提倡爱护生物。在几百年前，他用他的方式，让人认识到人类不要妄自尊大，在大自然中，人跟动物是平等的事实。小说里很多狐狸变的美女不但相貌超过人类，连智慧也超过人类；《聊斋志异》也是一部提倡妇女解放的作品，那时妇女地位很低，在家庭中，女人就是生孩子机器和劳作的奴隶，但蒲松龄在小说中塑造了很多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

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蒲先生对待妇女的态度也是一种不彻底的态度。一方面他写了很多自由解放的女性，对其充满了欣赏和赞美，但同时也摆脱不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对他的限制。这种不彻底是时代的局限。作家的不彻底性为小说提供立体的层面，好的作品正是因为作家不彻底的状态，才具有了多义性和对人的深层次理解。当今社会，没有理由苛求作家具有某种鲜明的道德价值观念，当然也没有理由要求作家成为白璧无瑕的完人。作家当然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但无论多么严格的自律，也不可能白璧无瑕。另一层意思是，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是非标准，但在写作的时候应该相对模糊一点，不要在作品里那么爱憎分明。我们在判断事物的时候，都是站在自己立场来判断，很少有人站在多元角度上来判断。但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变化，很多在当初黑白分明的事件，会有另外的解读。

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读自己。读者阅读时，可以从一本书里读出自己最 喜欢的部分，因为他从这部分里读到了自己。作为读者的我们，跟作为社会中人的我们，有时候也不是一个人。我们读《红楼梦》，大多会同情林黛玉，鄙视薛宝钗，但如果我们为儿子选媳妇时，我们大概都会选薛宝钗吧。再如，当我们在评判目前教育现状的时候，我们都会义愤填膺地批评应试教育，我们都知道这种教育方式对孩子不利，但一旦开始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各种特长班时，大多数家长都很积极。这也是人的不彻底性的表现。

读书时的我们跟生活中我们是有一定区别的，文学与现实是有距离的。《聊斋志异》的流传不衰就说明了我们文学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在于他能够虚构出跟现实生活不一样的东西，它开阔了我们的思路，诱发了我们的想像力，在读的时候，我们会跟他一同想像，一起虚构，也会使自己变得丰富多彩，也会潜移默化地使自己发生变化。

小说成功离不开细节描写

我向蒲松龄先生学习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塑造人物的功力。成功的作品中，都有让人难以忘却的典型形象。就像讲到鲁迅，我们就会想到阿Q一样，好的小说中肯定会有个性鲜明的人物。

我们写作时，往往会被故事吸引，忽略了写人。我们急于在小说里表达自己对政治的看法，忽略了人物自己的思想和声音。我最近的一部作品《蛙》，写之前，我就明确自己要写什么。在中国推行30年的计划生育，影响千家万户，影响几代人。如果我用小说的形式来写计划生育这件事，那还不如写报告文学，用真实数字和真实人物，来呈现事件的来龙去脉。写《蛙》，目的是写一个人物。这本书出版后，有记者采访我，问你为什么要写一个计划生育的敏感题材？我回答，我并不是写计划生育的小说，而是写一个妇科医生的一生。

小说的成功离不开细节描写。蒲松龄小说里就有可圈可点的范例。比如他写一条龙从天上掉落在打谷场上，没死，但动弹不了，这时有很多苍蝇飞过来，落在龙的身上。龙就把鳞片张开，很多苍蝇钻到鳞甲下边，龙突然阖上鳞片，把苍蝇都夹死在里面。这个故事发生的可能性很小，蒲先生也肯定没见过有龙从天上掉下，但他在细节方面描写的准确、传神，让我们仿佛看到龙在打谷场上用鳞甲消灭苍蝇，这个细节很有力量，让一件子虚乌有的事具有了真实感。蒲先生对细节的想象力叹为观止。因为他写的细节符合常识，是根据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可以想象到的。把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非常相信，让我们从中得到非常形象的阅读效果。

《阿纤》是《聊斋志异》里唯一写高密的一篇。里面写一个老鼠精非常漂亮，善良，善于理财，只是终生有一癖好——囤积粮食。蒲先生这一笔写得非常风趣，也非常有意味，这个细节就让我们最终不能忘记阿纤跟现实中的女人虽然表面没有差别但她是耗子变的事实。类似这种细节比比皆是，都是建立在大量的符合我们这种日常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

关于小说写作，其实并没有特别奥秘之处。每一个作家构思小说的方式和习惯也都不一样。刚开始写小说，往往会犯一个毛病，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事件，很多人有非常曲折的经历，当他讲的时候非常生动传神，一旦写下来，就会索然无味。为什么？因为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语言方面的风格，没有熔铸出自己的语言来。

蒲松龄的小说五光十色，百味杂陈，充分调动了视觉嗅觉触觉。写作时调动自己各种各样的感受，甚至是第六感，发动自己的联想，运用大量比喻，这是写作的基本功。然后就是事件、人物和作家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作家的思想不能直接在作品里暴露出来，在作品里越隐蔽越好。而且，真正的思想性强的作品，并不一定能被当代的人所理解。那些人云亦云的思想，其实不值得写到小说里去。

蒲松龄是值得我们重读的作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主要原因就是其语言好。很多人说在当今社会，小说要死掉了，但我觉得小说不会死。语言带给人的美感是其他艺术无法代替的。一段好的语言可以让我们反复朗读，能产生一种独特的言外之意，也就是意境。除了语言因素外，好的作品会有价值标准的多样性，丰满的人物形象和人物所附带的历史信息，这些会随着时代发展，给后来的读者产生新的读解。

第五篇：莫言《红高粱》首次上荧屏

改编自莫言原著小说的电视剧《红高粱》将于10月27日登陆东方卫视梦想剧场。昨天，东方卫视在上海举办该剧开播发布会，导演郑晓龙与制片人曹平，率主演周迅、朱亚文、黄轩、宋佳伦等亮相。

对于此次接拍《红高粱》的原因，郑晓龙坦言：“《红高粱》实际上是山东卫视买了莫言的小说改编权，然后想找人来拍，就找了我。我一开始没答应，但看了故事大纲，我还是有了拍的愿望，这可能是我拍的第一部年代剧。”此前，莫言的这部小说曾被张艺谋改编成同名电影《红高粱》，如今改编电视剧，在郑晓龙看来难度不小。“原素材不是很够，合成电影是够了，但要制作几十集的电视剧，需要更多内容，内容还必须跟莫言小说的价值观和主题比较贴合。”为此，电视剧《红高粱》在丰富剧情的前提上尽量忠实原著，“人物命运主线基本差不多，小说原来是以余占鳌为主，这次是以‘我奶奶’为主，女性的角度更多。”

莫言看了剧本，表示认可。在郑晓龙看来，莫言是个特随和的人。“他是个艺术家，他有对艺术考量的标准。莫言知道小说和电视是不同的艺术门类，允许创作空间，这是很懂行的做法。他女儿管笑笑也参与这个片子的编剧工作。”选择周迅出演“我奶奶”这个角色后，郑晓龙在第一时间告诉了莫言。“周迅本身演技非常好，身上还有女汉子的劲儿。莫言说，他对请周迅来演表示肯定。他说写小说的时候，以他奶奶为原型，个子还不如周迅高。之前电影版选定巩俐时，莫言一开始并不看好，他觉得奶奶的形象不是这样，但演出来非常好。”

无可否认，巩俐在电影版《红高粱》中的表演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而周迅主演《红高粱》的消息一曝光，外界就颇为好奇：一个古灵精怪的江南女子，如何超越巩俐在电影版中野性十足的北方女人形象？对于质疑，周迅先是大方夸奖巩俐是“文艺女青年的鼻祖”，随后又表示，不应该脱离年代背景和艺术形式谈超越，“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观看习惯，这些改编某种程度是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拍戏也没必要去复制到一模一样，各取所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