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摘要】《红楼梦》中的爱情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独特性而决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 】《红楼梦》悲剧；独特性；必然性；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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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不仅深刻，也极其广泛。封建社会里所存在的很多问题，无论是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以至风俗习惯等等，曹雪芹都做了广泛的反映和不同程度的审视。其涉猎之广，堪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正如王希廉所说：“《红楼梦》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红楼梦总评》①而其中尤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激起读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曹雪芹在表现这一爱情悲剧时，并没有把悲剧冲突放在肤浅、表面的尖锐状态中，而是真切细腻地描叙了林黛玉和贾宝玉从两小无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历程中同周围环境的对立。
一、《红楼梦》爱情之悲剧性
林黛玉初来贾府时，贾府上上下下对于她可能成为贾府儿媳怀着很大兴趣。善于看风使舵、窥察贾母神色的凤姐就多次打趣林黛玉，第二十五回，亲昵地戏称：“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②六十六回，兴儿对尤氏姊妹介绍贾府人物时，颇自信地说：“贾宝玉的婚事，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③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林黛玉孤傲性格的发展和叛逆思想的外露，她逐渐失去贾府统治者们的喜爱。她和贾府的冲突，是以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在深刻的形式进行的，是真正尖锐的。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成为悲剧，不是由于宝钗的出现，也不是简单地由凤姐、王夫人，贾母造成的。对于这些宝黛爱情悲剧的直接制造者，曹雪芹并没有把她们写成像传统的戏剧小说里的小丑一样拨乱其间，而是写她们沿着封建社会不可抗拒的社会法则在进行活动。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一）不合“礼”的“木石前盟”——注定的悲剧
《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注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
（二）宝黛感情产生嫌隙的根源——宝玉的软弱多情
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钗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十二个女子，应当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还有为数不少虽则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儿形象令人瞩目。显然，所有这些人物同主人公的关系远远不是那一张谱系表所能包罗和表示的。
看贾氏四春同宝玉间的关系，可以说手足之情各各在案，省亲一节写到元春与宝玉虽系姐弟，情同母子，发蒙开智，手引口传，悉心教养，属望至殷。探春与宝玉虽则隔母，其于宝玉的亲厚绵密较一母所生的贾环胜过十倍。二十七回写她特地叫宝玉离了众人到石榴树下说话，央及宝玉给买新雅玩意，应允亲手给宝玉做鞋，还诉委曲、数落生母赵姨娘的不是。此处作者特借宝钗之口点明：“显见得是哥哥妹妹了。”④懦弱迎春，少言寡语，平日同宝玉似乎没有什么可资“特写”之处。然而当迎春嫁后，宝玉跌足叹气，独自至紫菱洲徘徊瞻顾，触景伤情，吟诗忆念的正是手足之情。惜春年幼，性又孤介，宝玉对她一视同仁，虽无特写，亦可包举。至于李纨凤姐，与宝玉之间既系叔嫂，亦同姐弟。李纨执掌大观园，园中一切活动，以她为首，自是宝玉感情天地中不可少的一个人物。凤姐更不必说，与宝玉同有“姐弟逢五鬼”之在厄，同命共运，情如骨肉。再有秦氏，她虽是宁府的人，较李纨凤姐远了一层。但她是导引宝玉入梦进入太虚幻境的人。在小说中占有特殊地位。史湘云不是贾府的人，但其与宝玉的关系几可与黛钗鼎足而三，除去对她才情品格的种种描写外，有“金麒麟”一案足资证明。此外还有一个妙玉，与贾府不沾亲不带故，她之人正册除了因出身高贵外，也因为同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情”的连系。由“品茶”、“乞梅”等情节，特别是贺宝玉生日那一个“遥叩芳辰”
共8页第3页的拜帖，可以见出这个“褴外人”已蹈人栏内，不知不觉地为“情”所牵动。
此外，贾宝玉同情于画蔷的龄官，庇护过烧纸的藕官，替彩霞瞒赃，为芳官不平，怕和尚的臭气熏了尤氏姐妹，破例接待付家婆子惟恐薄了付秋芳„„等等。可以这样认为，列名其上的所有女子，几乎都在不同的层次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诸艳之冠”的贾宝玉“挂号”。也就是说，这些艺术形象，不论他们自身的重要性如何，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与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感情上的联系，足以揭示贾宝玉性格的特征“多情”。
另一方面，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红楼梦》中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诱惑，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大家都说曹雪芹以隐语说宝玉，说他的草莽愚顽、不肖无能，在对待爱情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无道理。
（三）宝黛反世间之道而行的结局——理想的幻灭
《红楼梦》中两个爱情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不再是以前戏剧小说所常写的“金榜题名”式的才子和温婉贤淑的佳人，而是两个性情乖僻，被当时人嘲弄为有“痴病”的封建主义的叛逆者。他们不单单是在自由恋爱这点上与那个社会相抵触，而是在许多思想问题、生活问题上与那一社会相违背。贾宝玉坚决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安排的生活道路，他对举世趋之若鹜的科举仕进道路非常冷淡，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进底下的人痛骂为“国贼”、“禄蠹”，并对封建秩序、精神道德等等都给以激烈地憎恶和否定，甚至把那些宣传封建正统教义的书给烧了。贾宝玉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一些浊沫渣滓”。⑤林黛玉虽然口头上说得不多，但在许多实际行动上背离了那一社会的妇道，特别是她对贾宝玉的叛逆行为始终采取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不仅对他从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且把贾宝玉引为知已、视为生活的终生伴侣。
宝黛之间的爱情尽管有着反封建的叛逆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有着浓重的没落贵族的气息。这一方面表现在男女主人公由于过着悠闲的生活，他们的爱情生活打上了绮艳轻柔、闲愁万种的情调。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这一爱情的阶级性，更规定了他们爱情的反封建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他们的爱情，只能局限在大观园那一狭小的天地里，他们
无力到荣国府外面去开拓新天地。他们对封建家长还存在着某些幻想，在爱情最后的阶段，他们消极地等待由封建家长做主完成婚姻，以至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面前失去了斗争的能力。
这种反封建爱情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致命弱点。因此，这一爱情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固然是由时代所造成的，但爱情本身所存在的贵族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二、《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
《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主要在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
（一）林黛玉的性格
林黛玉悲愁和眼泪最深刻的根源，是她和周围环境世俗人群的不相协调。⑥不必说恪守名教的薛宝钗，也不必说逆来顺受的贾迎春，便是豪爽旷达的史湘云，也有她从俗认命的一面，随遇而安，因而她们虽则各有自己的悲剧，却都不如林黛玉的悲剧那样富于社会意义和激动人心。林黛玉那种孤高敏感的个性和气质，的确是十分独特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贾府上下的人，尤其是贾宝玉并未伤害林黛玉，林黛玉却认为别人伤害了自己。有时甚至别人的好意也会成为她伤感的由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合情合理，完全显示出了这一个性的独特性。一次贾府伶人扮戏其中小旦扮上活象一个人，风姐、宝钗、宝玉等人心里都知道，但谁也不说出来，或不敢、或不肯，都是为了怕伤着林黛玉。惟有史湘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宝玉忙使眼色制止，好意调停解释，到头来，黛玉不但不领宝玉的情，恼他比恼湘云更甚，宝玉分辩说自己并未拿黛玉比戏子，并未笑她，黛玉回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和她玩我，她就自轻自贱了?她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贫民的丫头，„„”这是怎样—颗敏感自尊的心。的确，谁也没有想给黛玉难堪；然而她脆弱而倔强的个性，时时处处都在防范自卫的心理，对宝玉由相知而苛求的感情，难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值得同情的吗!就如宝钗送燕窝赠土仪一类事情在黛玉心理上引起的反应，也当作如是观。在宝钗这面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在黛玉这面，伤感悲泣又实在出自必然。可见，连好意的关切和体谅都会触发她的联想，引起她的伤感。
在林黛玉身上，真正属于她自身的个性表现得比较充分。她的所谓孤高自许、目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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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尘，她的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常常带有更多的个人性质。从一些细微末节之中已可见出端倪。周瑞家的分送宫花，别人都谢过收下，唯独黛玉发问：“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别人挑剩下的也不给我。”粗粗看去，黛玉确实挑剔、小器，透过表象，可以感到她时时处处看重作为一个独立个性的自我。行酒令时，她随口说出了《西厢记》(牡丹亭)等“淫词艳曲”里的句子，失于检点，以致受到宝钗的箴规。黛玉似乎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放在了脑后，总想展露才智，争强斗胜。省亲之日黛玉安心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只命作一匾一咏，又不好违谕多作，大为扫兴。后来到底憋不住，替正在大费神思的宝玉作了“枪手”，令宝玉喜出望外，觉得比自己高过十倍。
（二）贾宝玉的性格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着作者的影子，也寄托着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
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⑦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
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⑧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⑨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
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⑩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
三、《红楼梦》爱情悲剧之必然性及社会根源
（一）家庭环境背景造成的必然性
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人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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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
（二）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生成悲剧的根源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揭露了贾、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这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其典型意义，它们是整个即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写照。小说的第四回写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问。金陵应天府尹贾雨村初上任不知内情，本想依法办理，一个门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一通“护官符”的缘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
于是贾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事后又连忙修书二封给薛蟠的姨父贾政，舅父王子腾请他们放心。“护官符”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官场，吏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有着何等强大的政治势力。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在贾府上下看来，贾宝玉如和宝钗结合，他将赢得世俗艳羡和锦绣前程。贾宝玉如和黛玉结合，他将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只能允许贾宝玉和宝钗结合，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
综上所述，《红楼梦》这部小说很有研究价值同时它包含巨大的社会意义。它一方面通过宝黛爱情的悲剧故事，反映贵族判逆者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礼教纲常，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给他们规定的生活道路，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重个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将在人类历史上永放光辉。
第二篇：论述《红楼梦》的爱情悲剧
论述《红楼梦》的爱情悲剧
内容提要：宝黛钗三个都是处于悲剧时代，同时又具有悲剧性格的悲剧人物，因此他们的悲剧命运在那个时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是具有普遍性的悲剧典型。本文试图从命运、性格及社会的客观因素三个方面来探究造成这一爱情婚姻悲剧的原因。透过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我们可以看到，在罪恶的封建社会里，悲剧是无所不在的，无论是像宝黛一样叛逆还是像宝钗一样顺从都无法摆脱悲剧的结局。关键词：《红楼梦》 悲剧 命运 性格 社会
《红楼梦》写了一个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这就是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三人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它是贯穿《红楼梦》全书最主要的叙事线索，也是《红楼梦》中最生动、最完整、最扣人心弦的故事。
一、命运的悲剧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活在封建的清朝，经历过大富大贵和穷困潦倒的生活，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悲剧在那个社会中是无处不在的，但是他把这悲剧归结为命运的安排。这种宿命的色彩在介绍宝黛的来历时表现得尤为浓重。
贾宝玉本是女娲炼石补天时剩下的一块石头，有补天之才却不得实现补天之志，偏偏又通了性灵，有了感觉，有了灵魂。曹雪芹以石头的来历暗示顽石的幻象——贾宝玉是个不容于当世的人。因此贾宝玉的思想行为在世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贾宝玉人生的悲剧也是冥冥中注定的。
绛珠草“还泪”之说，明白地揭示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是注定要以悲剧作结的。曹雪芹认为这个悲剧性的结局不是宝黛钗等人能够把握或更改的，因而是命中注定的。
《红楼梦》的开篇，作者就设计了这样一个荒诞神奇而又寓意颇深的神话故事来表明这一故事是一出命运的悲剧。但同时，作者也认识到悲剧产生的原因绝不仅是命运的捉弄，还有着性格和社会的因素。因此，《红楼梦》描写宝黛钗三个的爱情婚姻悲剧时，也着重突出了造成这一爱情婚姻悲剧的性格因素和社会因素。
二、性格的悲剧
关于宝黛钗三人的形象问题，历来争论颇多。但勿庸置疑的是，他们三人都有着不同的出身背景，而正是这不同的家庭背景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点。
宝玉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贾母骄纵孙子，“无人敢管”。由于宝玉一直生活在纯洁的少女世界，因而发出了令当时人震惊的评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实际上是以“奇谈怪论”的形式来批判男权社会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道德价值。宝玉虽然认识到了男性社会的黑暗与丑陋，但他却选择了逃避，只在纯洁的少女中苦苦寻找能够理解他的人，那就是林黛玉。但是，宝玉还是不得不听父母之命，娶宝钗为妻子。宝玉性格中的逃避和软弱决定了他不可能用实际行动去反抗贾府统治者的安排。
黛玉 “心较比干多一窍”，在贾府中“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他去”，出于孤苦的身世和强烈的自尊，黛玉对于他人的歧视和讥讽分外敏感。基于自卫心理，黛玉有时出语未免尖刻，给人“小性儿”的印象。这样的气质和脾性，很难让她融入贾府这个复杂的大家庭中。在大观园里，从不劝贾宝玉走“仁途经济之道”，从不讲这些“混帐话”的只有黛玉一人而已，所以“宝玉深敬黛玉”。黛玉与宝玉的爱情是建立在互相了解，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但是黛玉作为一个弱小的女子，生存尚且艰难，何谈努力地追求自身的婚姻幸福。因此，当爱情遇到阻力时，弱小的黛玉只能用泪水和死亡来表达抗议。
与具有叛逆思想的宝黛相反，薛宝钗是封建社会淑女的典范。宝钗生于有百万之富，“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宝钗对人对事都自有一套，甚得贾府中人的喜爱，连仆人也喜欢她。第二十三回中讲到贾母出资为宝钗过生日时，“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她“便总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宝钗的这种种行为自然博得了贾府统治者的欢心。
宝钗作为一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在和宝玉的接触中自然地产生了爱情。但她总在试图争取宝玉的同时对他有所改造，因此她不止一次地规劝宝玉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偏偏宝玉对此深厌之，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得这样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精神上的鸿沟决定着宝钗与宝玉不可能心灵相通。可是宝钗明知如此仍要设法去改造宝玉，也有点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其性格中同样有着悲剧的因素。最后，宝钗虽如愿嫁给了宝玉，然而宝玉的心始终不属于她，后竟至出家为僧。宝钗的悲剧至此到达顶点。
三、社会的悲剧
“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这是《红楼梦》为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关系所写的最后结局。无论是叛逆的宝玉、黛玉，还是精明世故的宝钗，在封建社会性里，他们都不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无力替自己作主。只不过宝黛的毁灭是叛逆者的悲剧，宝钗的毁灭则是殉道者的悲剧。然而，他们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是建立在蔑视功名富贵，不谈“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这样的思想对封建社会来说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是叛逆者之间的爱情。自然，贾府的统治者们作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是不允许这样的爱情存在发展的，他们可以采取一切残酷的手段来摧毁宝黛之间的爱情，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宝黛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而宝钗作为封建道德文化造就的标准淑女形象，她与宝玉婚姻的最后解体，不仅意味着她的爱情生活的最终失败，同时也标志着她作为淑女典范的彻底失败。
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大悲剧，生活在贾府的人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只是悲剧的内涵各有不同。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则是《红楼梦》全书最大的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是罪恶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婚姻制度。因此，说到底，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是一个社会悲剧。
参考文献：
曾扬华《红楼梦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陈继征《红楼梦艺术鉴赏》。《红楼梦诗词鉴赏》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版。
第三篇：浅析《子夜》爱情悲剧
试析《子夜》的爱情悲剧
摘要：《子夜》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自从它问世以来，对它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研究大多从政治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阐述。本文另辟蹊径，探讨它的爱情悲剧，突显了作者对萎弱、颓靡、腐朽的现代都市文化的深深失望，暗示了中国现代都市即将发生而且必须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这一重大的社会主题。同时，作品中又透露出崇高而又悲怅的悲剧意识。作者能把相互矛盾的两者很好的统一于作品中，所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子夜》是伟大的，它将永葆艺术生命力。
关键词：《子夜》；爱情悲剧；悲剧性；
《子夜》作为30年代左翼文学的辉煌杰作，各种新文学史论理所当然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整整半个多世纪的茅盾研究中, 人们运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 从时代、社会和政治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子夜》对上个世纪30 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它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但是，由于大家处在一个价值观念相对一致的时代, 学界对《子夜》的评价也基本是一致的。到了世纪末, 由于时代的变革, 学界的文学观念、审美标准发生了深刻变化, 文学的价值尺度由单一走向了多元, 因此, 对《子夜》的评论也出现了重新审视和价值重估的鲜明倾向, 不少评论甚至对其做出否定的评价。有的论者甚至觉得对工农革命的描写是《子夜》结构中的一处“败笔”。这些意见有些是需要商榷的。然而, 它却给人以启迪: 运用新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来读《子夜》,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这么说, 并不是漠视它对现实生活的“ 历史陈述”，也不想排斥被广泛认同的对应作者创作意图的政治性喻示, 更无意否认他的言说方式的写实性。而是试图切换阐释的视角, 以寻求文本中沉睡的丰富的话语资源。《子夜》中最震撼灵魂的是爱情悲剧的描写。
就像大部分人经历的一样，在爱情中，追求者会遇上最理想的追求目标，同时也会遇上不可克服的阻碍。“目标的理想化与阻碍的不可克服就决定了追求者的艰辛与苦味。一再追求而不得，苦就转化为悲，而理想的目标却在前面具体而缥渺地闪烁，仿佛能达到，实际上又达不到；实际上达不到，却又仿佛触手可及。这样一种渴望与焦灼的折磨就能使悲的意味逐渐浓重，弥漫为深深的悲哀追求者与追求目标双方自觉不自觉的理性压抑，使他们之间显出距离，其结果就是追求不得的悲剧。”
对于中国传统的女性，按照文化的理想，她们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夫妻关系。但是，按照传统的礼教，即使他们遇上不忠的丈夫，无爱的婚姻，不幸的家庭，他们也不能摆脱或推翻处于主导和权威地位的夫君，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传统的观念把她们抛入困境的时候，她们不是决裂和拼搏，不是以同归于尽的毁灭来抗议，而是自怨自艾，自甘沉沦。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重压下锲而不舍地追寻理想的爱情、婚姻的过程中就始终弥漫着这浓重的悲剧意味，比如我们最熟悉的《孔雀东南飞》，可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悲剧还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妙龄女性身上反复上演。在《子夜》中，茅盾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残酷现实中却不知奋起反抗的女性形象，深深打上了悲剧的烙印。
林佩瑶就是其中一位。曾经她也是新时期的女性，在那个“密司林佩瑶”的美好青春里，她去教会读书，和同学坐汽车去兜风，享受“五四运动”带给他们的自由。她有着父亲名士般的气质，有着自己短促的“仲夏夜的梦”，梦里有着空中楼阁，淡月清风，有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于爱情，那时的她，满脑袋都是俊伟英武的骑士和王子。但是随着父亲和母亲的 相继急病而死，英勇的热烈悲壮的轰动世界的暴风雨---“五卅运动”风起云涌，现实的真味挤进了“密司林佩瑶”的处女心里。她迅速被现实打败，她藏起了学生时代从英文的古典文学所受的所酝酿的憧憬，嫁给了魁梧刚毅紫脸多疱的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他会打算盘，会坐汽车，会给她丰裕的少奶奶生活。可是他不仅不会像中古时代的那些骑士和王子一样会击剑，会骑马，而且从来不用心关心少奶奶的生活，就算看到林佩瑶眼神的模糊不定，脸上的愁云，行动的迟缓，他也只是一掠而过，甚至泛不起一点涟漪。林佩瑶对于爱情，婚姻，家庭的美好愿望逐渐被磨灭，当年少时期几近中古骑士风的青年在突然失踪又重新出现在她面前时，“现实”和“梦境”在她的意识里刹那间成为永恒，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当她想把她的空虚、苦闷寄托在雷鸣的身上时，但他已不是当年自已那个天真烂漫的恋人，而是一个已经变了质的，惯于玩弄女性的反动军人。所以林佩瑶一方面她对丈夫的没有感情的爱不满足，另一方面却又仍想做“忠实的妻子”；她对雷参谋有着无限的眷念，然而又怕多次遇见。所以，吴少奶奶虽然享受过“五四”以后新得的自由，对于丈夫的那种蛮横的封建家长作风，也作过几次小小的抗争。但她对于人生的意义毕竟理解得太狭窄了，加上缺乏勇气，因而尽管作家说她有“活泼”的个性，却终于不能跳出吴府的精神禁锢，只能在苦闷悲戚之中打发日月。在作品中，作者三次着重写到《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作者悲剧意识的不断加强。对于林佩瑶来说，爱情是他生活中的支撑点，书中间飞出的干枯白玫瑰使她身上反映出来的爱情悲剧达到极致。
可是，《子夜》中女性的爱情悲剧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看到了林佩瑶的影子---林佩珊，她活泼可爱，无忧无虑，养尊处优，生活在男性的包围和赞美中，生活在姐姐的用心保护下。对于爱情，她自己完全没有主意，她对范博文的追求不置可否，却被杜新箨玩弄于手掌之中。当范博文忐忑的表达对她的爱意后，她装作不懂，却急切的向姐姐征求意见。姐姐因为自身在爱情方面的悲惨爱情，鼓励妹妹要遵循自己内心的意愿，可是林佩珊觉得每个人都可爱，每个人又都不可爱，她怕自己如果和小杜结婚，心里一定会想念着别人。她是不知道如何去爱他人的，她要的只是那种受追捧的感觉。佩珊这个还未完全成年的姑娘，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她生活空虚，脑子里充满浪漫和幻想。小说集中写了她在爱情上的自由和放任，也写到她的爱情最后的悲惨结局。如此相似的两姐妹，如此相同的爱情悲剧。
但是，《子夜》通过封建社会培养出来的“玉女”蕙小姐从悲剧爱情到奋起反抗，最终获得新生的这一事例让我们看到爱情悲剧里的一丝曙光，和积极乐观的主题相互照应。“长期幽居在乡村又受着伪道德的训诲,蕙芳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呈示蒙昧状态和封闭状态。初来上海时,曾对城市文明表示过隔膜和“头痛”。然而不到两个月的功夫,在灯红酒绿、男欢女爱之中,这个被封建文明薰陶出来的“玉女”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4】她开始追求糜烂的都市生活，用自己独特的内敛去幻想自己的爱情，竟在念《太上感应篇》时做起与范博文幽会的桃色梦来。她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所以，吴荪莆对她的约束,范博文对她的若即若离都造成了她强烈的苦闷,她的精神几乎走向变态、走向疯狂。诚然，环境是可以改造人的，四小姐由开始碰见因失恋而几乎投水做“屈大夫”的范一博文表示同情落泪，继而倾心于范，失身于范，龙疑是对封建礼教作了一次力所能及的反抗。但这不是公开的，也不是有力的。一当哥哥蛮横地干涉她的恋爱自由，她只能把脸垂到胸脯上，“一个字也没有”。直到两个月后，四小姐向来敛而不露的“刚强的天性”才喷发出来。蕙芳的追求包含了现代有关人性解放和人性
自由的思想，甚至包含着性爱自由的内容。蕙芳的变化既可以看作是现代精神的胜利,也可以看作是旧道德伦理的解体,它宣告了所有封建文明的非人性、虚伪性、脆弱性，使读者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作为社会剖析小说的领军者，茅盾的小说有着宏大的叙述结构，有着左翼文学最显著的特色，有着最明确的社会政治主题，但同时也有着浓重的悲剧意识。尽管作品中塑造的悲剧类型不尽相同，但都反映了作品的主题，“表达了作者对萎弱、颓靡、腐朽的现代都市文化的深深失望，同时也暗示了中国现代都市即将发生而且必须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第四篇：红楼梦读后感之宝钗的悲剧
看了很多遍的红楼,以前总是觉得林黛玉的一生是那么的凄凉,总也不忍看后几回中的黛玉焚稿,宝玉成亲.觉得那么残忍的结局,知道就够了,不想一遍遍去复习那种伤心.前些日子看了一本清代人作的红楼续补,以前对于这种书,我总是排斥的.觉得那些人搞出一个个大团圆,或死而复生或仙境重逢之类的结局,实在是没有意义.这么粗劣的改续,无聊的紧.不过这次去图书馆,见到书架上好几个版本的这种书,抽出一本,粗略的翻了一下,却使我萌动了重读红楼结尾几章的想法.
看到黛玉的郁郁而终,依然那么难过.可待到读完,听甄世隐说着什么“兰桂齐芳”我不由黯然.薛宝钗这样的人物,也要像李纨一样,将一生都葬在这片冷酷的园子里么?
以前的我,是很讨厌薛的.从蜂腰桥扑蝶到最后的成亲,我一直都觉得她是一个既冷酷又自私的人.可是现在,我竟然不由不同情她了。其实细想起来,她的悲剧也许比林的更令人叹惋.
薛宝钗家境富足,从小饱读诗书.接受的是极为全面而正统的教育.贾母总是夸她“沉静宽厚”.没错,这正是她从小被教育过的为人方式,也是古代女子应有的美德.甚至悲喜都不应形于颜色,否则就是“不尊重.”综观全书她的举止,几乎从未超出这些束缚。只有一次宝玉将她比做杨妃令她大怒,可也只是冷冷的用一句话反讽过去.以前最恨她在蜂腰桥下陷害林的一段.现在想来,其实也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恶毒举动.她从小生长在皇商家庭,这种“趋吉避凶”的法门应该是早就深深的印在心中了吧.虽然她的做法很自私,但在她,也许认为人理所应当就该这样应对.其实她才是最可悲的人,一生都被别人的看法和所受的教育支配着.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只是按照理所当然的道路走下去.从未得到过全心全意的爱情,也没有谁真正的关心过她.而她,也就认为世界本就如此.认为夫妻间有的不是真诚的感情而是“举案齐眉”的尊重;认为母女间有的不是血浓于水的亲情而是服从的孝道.这样冷酷的纲常,竟是她遵守了一生的原则,而且还毫无知觉的麻木着.
她的作为,其实并没有多少是自由的选择.她只是一个典型的循规蹈矩的服从者.她是聪慧有才的，却被教育着认为女子读书也是无用,香菱和湘云谈诗她说道“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她也熟悉剧作戏曲,却认为这些淫词巧句是不能为端庄淑女所知的,因而委婉的批评宝琴的咏古诗;她像任何人一样希望有美好的生活,但当母亲为了贾府的权势而把她嫁给痴痴傻傻的宝玉时,因为母亲告诉说她已经应承了,也就只有流泪接受.直到最后宝玉出家,她的悲剧达到高潮.即使在这时,她依然是不能由着本性而为的.王夫人说“看着宝钗虽是痛哭,他端庄样儿一点不走,却倒来劝我,这是真真难得的!”可想想宝钗如此人物,又这样年轻,此时想起自己的一生将如何结束,她的痛苦其实并不在黛玉焚稿之下呀!可她依然只能克制着,这是她的“尊重”!
与林相比,他的一生也许更为可悲,林至少还追求了自己的幸福,而且得到了一份真诚的感情,最终一死解脱了所有的痛苦.而宝钗一生“愚昧而不自知”而且依她的性格,终其一生,也只能是任由生活这把钝刀一点一点割掉生命吧!
“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 金簪雪里埋”
这几句判词,注定了薛是红楼数场悲剧中的一个.对于她的一生,作者曹雪芹应该也是叹惋的吧!
第五篇：《伤逝》悲剧的思想意义
《伤逝》悲剧的思想意义
石寿红
鲁迅先生在1924年和1925年间写了许多有关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这是因为先进知识分子是民主革命中最先觉悟的阶层，在社会成员结构中他们是最能敏锐地感知时代变动信息和捕捉历史发展趋势的人。在“五四”和以后的革命过程中都起到重要作用，这不能不引起鲁迅的注意。这些小说主要收集在《呐喊》和《彷徨》两个集子里，以《彷徨》集居多。《伤逝》一文写于1925年10月，收在《彷徨》集里。从写作直接相关的背景来看，学时正是“五四”高潮已经过去。鲁迅自己的思想正处在重大的彷徨和探索之际。因而很自然地将自己和他所感知到的知识分子时代心理变化交织在一起进行典型概括。鲁迅写过不同类型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在鲁迅的有关知识分题材的小说中，《伤逝》是极富新意和独创性的一篇。作者通过爱情生活题材对有关知识分子广性解放与社会实践和社会解放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思索和探讨。
《伤逝》是一篇具有非凡思想浓度的小说，它与当时其他作家同类题材的伤口相比较，有其独特之处：第一，它描写的重点，不象一般爱情小说那样放在诉说封建社会制度下爱情婚姻不自由的痛苦，或表现青年们在个性解放思想鼓舞下，为争取婚姻恋爱自由与封建传统偏见所作的斗争中，而是放在子君与涓生结合以后的悲惨遭遇上。他们的爱情不是直线走向悲剧结局，在他们为爱情而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子君毅然离开封建专制家庭和涓生在亦兆胡同建立了宁静的爱巢，在这里他们共享着爱情的密果，但悲剧却从这里开始了。所以一般描写爱情作品的终点只是它的起点。第二，他们的爱情悲剧不是直接来自于客观社会的压力，而是突出地表现为同居之后，爱情自身热力的降低和消散，这出悲剧不仅是爱情婚姻的悲剧，也是一出反封建社教，反封建专制的悲剧，也是一出知识分子企图通个人奋斗，获得个性解放的悲剧。
作品的主人公子君和消生都是二十年苍茫初期具有民主程度的民主思想的知识青年，他们是一对反封建礼教与封建专制的判逆者，作者通过对他们婚后生活的细致描写，深刻提示造成悲剧的思想根源，为社会谱写了一曲悲婉的爱情挽歌/
作品写他们因恋爱而幸福的同居并未暗示人们这是一种错误的结合，相反他们的相爱、同居有着他们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他们均受到“五四”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他们在一起“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伊索生，谈仄戈尔，谈雪莱”。他们有着渴望婚姻自主，爱情自由的崇高理想，并为之勇敢地斗争，在争取爱情这条道路上，子君与涓生可谓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彼此手挽手，步伐一致，这样他们的爱情显得愈加深沉而真挚。同居又使他们的爱情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一朵爱情之花经过子君与涓生辛勤与培育终于开放了，但为什么只是“昙花一现”呢？他们彼此顶住如此大的社会压力才获得爱情归宿的情侣，同居令一年多为什么又匆匆分手呢？这不能不引人深思，催人猛醒，封建社会是这样森严恐怖，封建专制的牢宠又是如此的坚不可破。在封建主义的黑暗秩序中，中国的妇女处于被压迫、被侮辱和被蹂躏的地位。儒家伦理道德所宣扬的大男子主义的思想观念，将妇女当作发泄淫欲的工具，并不可能有同男子平等的地位。婚姻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妇女不大可能有择偶的自由权利。这种专制的婚姻制度，实际上是专制的政治制度的派生物，而子君则坚定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与涓生他们争取爱情和婚姻自主的思想，显然与当时的封建专制制度格格不入。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势单力薄的子君与涓生俨然是网中之鱼，笼中之鸟，当他们的鳞羽还未丰满时，变必然会被封建统治者当作邪恶的异端加以扼杀。在这里作者对封建礼教、封建专制的控诉是何等的强烈啊！
《伤逝》悲剧的社会根源是封建势力的压迫。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奴役和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的思想工具，封建思想在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封建统治者就利用它来维护其封建统治，加强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使人民成为它的奴隶。封建思想已成为广大劳动因袭的无法摆脱的精神枷锁，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反抗，都将撞得头破血流。那么对于势单力薄的子君与涓生来说同样难以幸免。他们成子这一制度的殉葬品。
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制度是规范，约束人民行动的准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个伦理常纲就是这种准绳的体现，违反常纲为当时社会所不容。子君与涓生从恋爱到同居，没有遵循封建婚姻的那一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是明媒正娶。依照准绳自然是大逆不道的，子君的叙文极力反对子君的行为，百般阻挠。最后气愤到不认他侄女的地步。子君的叙文是封建道德的维护者。他怎么能容忍子君的大逆不道之举呢？子君与涓生的同居当然为当时社会所鄙弃。即使是亲朋好友，也多数给他们以白眼和冷遏，这样人像躲避麻风病者一样避而远之。“寻住所实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托辞拒绝”，“寻了二十多所，这才得到可以暂且敷衍的处所。”子君与涓生在往日的亲朋好友那儿得不到丝毫的理解和同情，他们的生活天地虎来越狭小。开始时涓生还“由家到局，由局到家”，还能“在办公室桌前钞，钞，钞些公文和信件”。不多久连这样的生活也不能保全了。就这剩下这个“小窝”了。冷酷无情的封建制度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以极端残忍的手段使他们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进而将他们一举“歼灭”。
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和扼杀是极端恶劣的，封建家长制的权势就是它的直接手段，子君虽不生活在父母身旁，寄居在叔父家里，叔父依然行使着家长制的特权，竭力阻挠她的婚事，甚至将她送出家门。虽然子君勇敢地从封建家庭里走了出来，但她始终摆脱不了封建家庭的阴影，最后又陷入阴影，在阴影的笼罩下，不久逝去，这种杀人手段是多么的触目惊心啊！
子君在与涓生同居前是一个无畏的战士。她在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道路上是表现得十分坚决和勇敢的。为了追求个人幸福，不顾父辈的反对，不顾周围人的冷眼，不顾最终的身改名裂，甚至是无字的坟墓，在那些邪恶的封建势力面前，她显出了一种高傲和睥睨一切的神色，她坚定地向涓生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的选择没有错，她就像放飞的小鸟，自由而幸福地飞翔在自己争取来的这一方蔚蓝的天空上，但她在反封建的道路上又走了多远呢？在她得到幸福的爱情之后，她就无法了解前面还有什么远大的生活目标了，不知道还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事情应该去做了，只是劳碌地埋头于琐碎的家务中。没有时间自书读报，没有闲暇谈家庭专制„„。渐渐地，她两眼中充满稚气洋溢着对新生活热爱的光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琐碎的家务和券养小油鸡和“阿随”的空虚和无聊，再也没有了与涓生共同战斗的勇气，再也没有了理想的追求。在与封建礼教封建专制斗争中，曾找到真正自我的子君在与涓生勇敢同居后，失掉了她最初的人生追求，心甘情愿地依拊男人暂时做稳奴隶，在一个用爱构筑的小家庭中又失去了自己，她实质上从一个牢笼又陷进了另一个牢笼，并未取得真正的解放，她最终只有默默地向封建家庭的围城缴械投降，终于被黑暗的社会吞噬掉。
涓生是子君的思想启蒙者，但子君的思想却比涓生透彻、坚强得多。子君闯入涓生的生活，曾给涓生带来了很大的快乐，倍尝爱情的甜蜜。但他较弱，多顾虑：“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瑟缩，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骄傲和反抗来支持”。这充分暴露了他思想的弱点。对于同居后的子君整天沉述于琐碎的家务，不再读书，不再思考问题。这使涓生不满，爱情这花渐渐褪色。涓生对婚后生活认识是较清醒的，认识到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否则：“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但是爱情怎样才能更新、创造、生活的意义窨是什么，要开辟什么样的生活？他自己并不很清楚。他先把婚后爱情生活褪色的全部责任归咎于子君，当他遭到失业打击，生活难以维持时，非但不想与子君共同奋斗，反而把子君看成是自己的累赘，认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甚至“突然想到她的死”。以到有一天他终于向子君说出“我已经不爱你了”，这样累率的不负责任的话，终于使子君在“无爱的人间死灭了”。在这里，作品对资立阶级极端的利已主义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
经济压力是造成涓生和子君悲剧的间接手段。1923年10月鲁迅远在北京好高等师范学院演讲时就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娜拉走后怎样？她指出妇女取得自由的关键是经济制度的变革。否则，娜拉除带走一颗觉醒的心外什么也没有，不是堕落，就是重回丈夫家里充当玩偶。妇女争取解放的前提是要在经济上有独立的地位。鲁迅明确提出，经济制度要改革，不改革旧的经济制度就无所谓妇女解放。子君和涓生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动摇了这个经济制度了吗？没有，相反，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以此作为一条坚硬的绳索牢牢地束缚着他们。他们政治上、经济上都有无权。首先，子君在那样的社会里不可能与男人要样有一份应有的工作，真正达到人格上的独立。只好依赖丈夫，只好操持家务，使自己的思想日趋平庸，空虚起来。再者，涓生虽然努力工作，苦苦奋斗、译书、撰稿，但生活的境遇却每况愈下。最后失业了，这样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也不具备了。但涓生并没意识到这是封建势力加在他们身上的经济压力，却消散了诱人的芳香，失业的打击则加速了爱情之花无情地凋谢。就这样仅一年多点，一个冲破艰难险阻建立起的家庭就被毁掉了，主人公的爱情理想在强大的经济压力面前被子击碎了。那么，如果他们生活富裕，涓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是不是可以避免悲剧发生呢？我认为这也不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因为物质的富裕，并不能弥补精神的空虚，这苍白、空虚的爱情又能维持多久呢？
主人公爱情至上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也是悲剧发生的思想根源。子君在争取爱情自由时，确实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无畏的精神，但一旦得到爱情之后，就陷于狭小的天地，不再思考问题，不再读书看报，整日忙于琐碎的家务，养小油鸡，喂小狗“阿随”。因为害怕房东太太的嗤笑和奚落，就把轻易不吃的羊肉给“阿随”，为了小油鸡而与房东太太暗斗，一个勇敢的女性，一个曾经为爱情理想而大胆反抗的女战士又回到了旧社会为妇女安排的哪条平庸的老路上去了，变成了家庭的奴隶，结果使自己的思想一天天趋向平庸、空虚、怯弱，为了竭力牢牢抓住自己得的爱情，又靠努力唤起甜蜜的回忆，靠虚伪来填补爱情的虚空，结果只能使爱情之花渐渐暗淡，直到全部凋零。
涓生在婚后似乎比子君清醒些，但他并没有迈出更大的一步。他虽然感到“爱情必须更机关报、生长、创造”。又感到不能“只是为了爱——盲目的受，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疏忽了”。可是拘局于狭小的生活圈子里，割断了与社会斗争的思想联系的他也不知道别的人生要义是什么。涓生预感到爱情虽已成为虚空，但子君来说，却是生命脉的唯一的一根丝线，因而他又想努力不让它断绝，但缺乏了为爱情提供持久、巩固和不断丰富发展的实际基础，所以这对他们日赵破裂的爱情并没有带来任何帮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仅仅以追求爱情作为人生的全部，这样的爱情不可能天长地久。所以作品通过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深刻地再现了爱情至上主义者的心理变迁，暴露出个性解放的个人主义实质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因有弱点。
当然，在封建势力张牙舞爪的二十年代，子君与涓生敢与封建礼教、封建专制制度抗衡，争取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产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这是可歌可叹的。但是他们不懂得人生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追求个人幸福，个人幸福与社会变革，社会解放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社会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个人解放和个人幸福社会解放是个人解放，个人解放的基础，前提条件，所以子君离去后，涓生虽然奋斗了一番，却一事无成，孤苦无告。结果并没有迎来他自己预感到的“新生面”鲁迅先生在这里揭示出这样的思想：知识分子如果把个人奋斗的目标仅仅局限于追求个人出路的圈子中，仅仅凭着个人奋斗的微弱的力量是决然冲不出封建势力的樊笼的，是找不到一条生路的，在冷酷现实的逼迫下，涓生的个人奋斗暴露了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
总而言之，《伤逝》的悲剧不仅仅是寻求妇女解放的悲剧，也是知识分子奋斗的悲剧。因此这不仅是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也是对知识分子道路的探索。这样《伤逝》就成为了鲁迅启蒙主义小说所达到的一个新高峰。在封建思想统治森严的旧社会，广大人民意识尚未真正启蒙的思想状态下，通过个性解放实现妇女的个人解，此路不通；知识分子不与广大人民结合，靠个人奋斗，实现个性解放的愿望终究破灭。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追求个人幸福的理只有与寻求社会解放和人民解放道路的思想结合起来，才能实现。附参考书目：
八校合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甘竞存《鲁迅小说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
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评论选》 丁涌生的《鲁迅〈伤逝〉思想的重新审视与界说》 林非《〈伤逝〉的思想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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