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爱情的悲剧范文

第一篇：李杨爱情的悲剧范文

李杨爱情的悲剧

李杨爱情故事从古至今都在流传。李杨之间的爱情似乎是早已经注定以悲剧结尾，在政治江山面前，真的有真正的爱情吗？

唐玄宗是一个重色的人，杨贵妃曾是唐玄宗的儿媳妇，但是在一次洗温泉的过程中，唐玄宗无意间见到杨贵妃，被她的美所震撼，于是乎，让她做了自己的妻子。这放在当今的社会上，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可唐玄宗为了美色，仍是封她做了自己的妃子。杨贵妃一进宫，皇上便对他宠爱万分，后宫即使有美人儿三千人，皇上的宠爱都集中在她一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足以见得唐玄宗对她的宠爱，就连她的家人也得到皇上的恩宠。从此民间出现不重生男重生女的现象。可即使是这样，唐玄宗真的对杨玉环就是真爱了吗? 由于唐玄宗终日和杨玉环游乐，不理政事，宠信杨国忠和安禄山，导致安禄山造反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在逃亡的过程中，唐玄宗被迫下令让玉环自杀唐玄宗和随行官员逃离长安，在马嵬坡军士哗变，强烈要求处死罪魁杨国忠和杨玉环，唐玄宗不得已让高力士用马缰将杨玉环勒死。所以就这样，在马鬼坡这对恋人生死相隔。就像李商隐所说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的唐玄宗保不住宠妃，还不如作为普通百姓的卢家能保住既“织绮”、又能“采桑”的妻子莫愁。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剧。

我觉得李杨的爱情一开始就是一场悲剧，自古以来，君王重色无情，江山至上。他们生来便有一种使命，保卫江山。所以自古有句话叫，红颜祸水。李杨的关系必然会导致朝廷内外的谴责，他们认为唐玄宗从开始的励精图治到其后奢侈淫乐的性习相远，完全由杨贵妃所致。所以他们的爱情是不被人看好的，且具有政治色彩。这样的爱情，本身就有很多身不由己，就像唐玄宗纵使不想杀她，也会迫于政治，臣子的压力而不得不杀她。有人说唐玄宗自私，虚伪无情，我却不那么认为，作为天子，本来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虽说万人之上，其实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苦衷不得已。为了大局而放弃自己的妃子，在我看来是件正确的事，但对于李杨来说，这便是他们的悲剧了。

第二篇：浅析《子夜》爱情悲剧

试析《子夜》的爱情悲剧

摘要：《子夜》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自从它问世以来，对它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研究大多从政治学角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阐述。本文另辟蹊径，探讨它的爱情悲剧，突显了作者对萎弱、颓靡、腐朽的现代都市文化的深深失望，暗示了中国现代都市即将发生而且必须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这一重大的社会主题。同时，作品中又透露出崇高而又悲怅的悲剧意识。作者能把相互矛盾的两者很好的统一于作品中，所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子夜》是伟大的，它将永葆艺术生命力。

关键词：《子夜》；爱情悲剧；悲剧性；

《子夜》作为30年代左翼文学的辉煌杰作，各种新文学史论理所当然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整整半个多世纪的茅盾研究中, 人们运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 从时代、社会和政治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子夜》对上个世纪30 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它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但是，由于大家处在一个价值观念相对一致的时代, 学界对《子夜》的评价也基本是一致的。到了世纪末, 由于时代的变革, 学界的文学观念、审美标准发生了深刻变化, 文学的价值尺度由单一走向了多元, 因此, 对《子夜》的评论也出现了重新审视和价值重估的鲜明倾向, 不少评论甚至对其做出否定的评价。有的论者甚至觉得对工农革命的描写是《子夜》结构中的一处“败笔”。这些意见有些是需要商榷的。然而, 它却给人以启迪: 运用新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来读《子夜》,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这么说, 并不是漠视它对现实生活的“ 历史陈述”，也不想排斥被广泛认同的对应作者创作意图的政治性喻示, 更无意否认他的言说方式的写实性。而是试图切换阐释的视角, 以寻求文本中沉睡的丰富的话语资源。《子夜》中最震撼灵魂的是爱情悲剧的描写。

就像大部分人经历的一样，在爱情中，追求者会遇上最理想的追求目标，同时也会遇上不可克服的阻碍。“目标的理想化与阻碍的不可克服就决定了追求者的艰辛与苦味。一再追求而不得，苦就转化为悲，而理想的目标却在前面具体而缥渺地闪烁，仿佛能达到，实际上又达不到；实际上达不到，却又仿佛触手可及。这样一种渴望与焦灼的折磨就能使悲的意味逐渐浓重，弥漫为深深的悲哀追求者与追求目标双方自觉不自觉的理性压抑，使他们之间显出距离，其结果就是追求不得的悲剧。”

对于中国传统的女性，按照文化的理想，她们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夫妻关系。但是，按照传统的礼教，即使他们遇上不忠的丈夫，无爱的婚姻，不幸的家庭，他们也不能摆脱或推翻处于主导和权威地位的夫君，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传统的观念把她们抛入困境的时候，她们不是决裂和拼搏，不是以同归于尽的毁灭来抗议，而是自怨自艾，自甘沉沦。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重压下锲而不舍地追寻理想的爱情、婚姻的过程中就始终弥漫着这浓重的悲剧意味，比如我们最熟悉的《孔雀东南飞》，可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悲剧还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妙龄女性身上反复上演。在《子夜》中，茅盾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残酷现实中却不知奋起反抗的女性形象，深深打上了悲剧的烙印。

林佩瑶就是其中一位。曾经她也是新时期的女性，在那个“密司林佩瑶”的美好青春里，她去教会读书，和同学坐汽车去兜风，享受“五四运动”带给他们的自由。她有着父亲名士般的气质，有着自己短促的“仲夏夜的梦”，梦里有着空中楼阁，淡月清风，有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于爱情，那时的她，满脑袋都是俊伟英武的骑士和王子。但是随着父亲和母亲的 相继急病而死，英勇的热烈悲壮的轰动世界的暴风雨---“五卅运动”风起云涌，现实的真味挤进了“密司林佩瑶”的处女心里。她迅速被现实打败，她藏起了学生时代从英文的古典文学所受的所酝酿的憧憬，嫁给了魁梧刚毅紫脸多疱的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他会打算盘，会坐汽车，会给她丰裕的少奶奶生活。可是他不仅不会像中古时代的那些骑士和王子一样会击剑，会骑马，而且从来不用心关心少奶奶的生活，就算看到林佩瑶眼神的模糊不定，脸上的愁云，行动的迟缓，他也只是一掠而过，甚至泛不起一点涟漪。林佩瑶对于爱情，婚姻，家庭的美好愿望逐渐被磨灭，当年少时期几近中古骑士风的青年在突然失踪又重新出现在她面前时，“现实”和“梦境”在她的意识里刹那间成为永恒，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当她想把她的空虚、苦闷寄托在雷鸣的身上时，但他已不是当年自已那个天真烂漫的恋人，而是一个已经变了质的，惯于玩弄女性的反动军人。所以林佩瑶一方面她对丈夫的没有感情的爱不满足，另一方面却又仍想做“忠实的妻子”；她对雷参谋有着无限的眷念，然而又怕多次遇见。所以，吴少奶奶虽然享受过“五四”以后新得的自由，对于丈夫的那种蛮横的封建家长作风，也作过几次小小的抗争。但她对于人生的意义毕竟理解得太狭窄了，加上缺乏勇气，因而尽管作家说她有“活泼”的个性，却终于不能跳出吴府的精神禁锢，只能在苦闷悲戚之中打发日月。在作品中，作者三次着重写到《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作者悲剧意识的不断加强。对于林佩瑶来说，爱情是他生活中的支撑点，书中间飞出的干枯白玫瑰使她身上反映出来的爱情悲剧达到极致。

可是，《子夜》中女性的爱情悲剧远远没有结束。我们看到了林佩瑶的影子---林佩珊，她活泼可爱，无忧无虑，养尊处优，生活在男性的包围和赞美中，生活在姐姐的用心保护下。对于爱情，她自己完全没有主意，她对范博文的追求不置可否，却被杜新箨玩弄于手掌之中。当范博文忐忑的表达对她的爱意后，她装作不懂，却急切的向姐姐征求意见。姐姐因为自身在爱情方面的悲惨爱情，鼓励妹妹要遵循自己内心的意愿，可是林佩珊觉得每个人都可爱，每个人又都不可爱，她怕自己如果和小杜结婚，心里一定会想念着别人。她是不知道如何去爱他人的，她要的只是那种受追捧的感觉。佩珊这个还未完全成年的姑娘，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她生活空虚，脑子里充满浪漫和幻想。小说集中写了她在爱情上的自由和放任，也写到她的爱情最后的悲惨结局。如此相似的两姐妹，如此相同的爱情悲剧。

但是，《子夜》通过封建社会培养出来的“玉女”蕙小姐从悲剧爱情到奋起反抗，最终获得新生的这一事例让我们看到爱情悲剧里的一丝曙光，和积极乐观的主题相互照应。“长期幽居在乡村又受着伪道德的训诲,蕙芳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呈示蒙昧状态和封闭状态。初来上海时,曾对城市文明表示过隔膜和“头痛”。然而不到两个月的功夫,在灯红酒绿、男欢女爱之中,这个被封建文明薰陶出来的“玉女”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4】她开始追求糜烂的都市生活，用自己独特的内敛去幻想自己的爱情，竟在念《太上感应篇》时做起与范博文幽会的桃色梦来。她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所以，吴荪莆对她的约束,范博文对她的若即若离都造成了她强烈的苦闷,她的精神几乎走向变态、走向疯狂。诚然，环境是可以改造人的，四小姐由开始碰见因失恋而几乎投水做“屈大夫”的范一博文表示同情落泪，继而倾心于范，失身于范，龙疑是对封建礼教作了一次力所能及的反抗。但这不是公开的，也不是有力的。一当哥哥蛮横地干涉她的恋爱自由，她只能把脸垂到胸脯上，“一个字也没有”。直到两个月后，四小姐向来敛而不露的“刚强的天性”才喷发出来。蕙芳的追求包含了现代有关人性解放和人性

自由的思想，甚至包含着性爱自由的内容。蕙芳的变化既可以看作是现代精神的胜利,也可以看作是旧道德伦理的解体,它宣告了所有封建文明的非人性、虚伪性、脆弱性，使读者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作为社会剖析小说的领军者，茅盾的小说有着宏大的叙述结构，有着左翼文学最显著的特色，有着最明确的社会政治主题，但同时也有着浓重的悲剧意识。尽管作品中塑造的悲剧类型不尽相同，但都反映了作品的主题，“表达了作者对萎弱、颓靡、腐朽的现代都市文化的深深失望，同时也暗示了中国现代都市即将发生而且必须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第三篇：霸王别姬爱情悲剧个人影评

霸王别姬爱情悲剧

蝶衣的妆容最终定格在各色的陈年旧报里，娇俏倩影却总活在看官与戏子的眼里。“不疯魔，不成活”。他说要与师哥演戏，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行。

游园惊梦一折，蝶衣右足虚抬，他的左手是兰花掌，右手是持扇手，全心全意地演好这出戏，不是为附着强权，是为以戏剧换取师兄段小楼的自由。无奈小楼出来后，只怨他为日本人唱曲，折了腰段，便送他一口唾沫。蝶衣又陷入了失望。

京剧孔雀蓝与玫瑰红的背景下，蝶衣与师兄在二十一年后相见。此时他们经过了誓死不同台的愤恨，也经历了文革相互批斗的讥讽年代，重回舞台，没有观众。小楼突然回想起儿时往事，两人回忆往昔对白。彩排的锣鼓声又响起，虞姬求霸王赐剑：“大王，快将宝剑赐与妾身！”小楼应道：“千万不可”。虞姬起身再拜：“大王，汉兵他┈┈他杀进来了！”。蝶衣原地连旋两圈，双手兰花指捺出，转身，拔出霸王腰间的剑，跑半个圆场，向剑上一望，口中喝道：“叭！”用力横入颈中，定格。只剩小楼拦腰抱住虞姬，满眼的惊慌与难过。在虞姬凄美的告别中全剧结束，银幕上响起那首哀怨的《当爱已成往事》。

故事里蝶衣爱地惨烈分不清戏里戏外，或者，他明知小楼不是霸王，还是一如既往的付出。

大概纯粹天真的爱情都是在这些电影和文艺里了。

爱情的悲剧在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蝶衣的惨剧源于师傅逼他唱“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自己是雌雄莫辩，而师哥喜欢的是真正的平凡女子与正常生活。辗转二三十年，现实已叫小楼低头，蝶衣依旧是不谙世事的戏痴。爱的悲剧也有类似。《诛仙》中，碧瑶追问张小凡满月井所现是谁，彼时小凡是青云山下羞涩少年，因与鬼王宗不能同日而语，并不敢作答。当碧瑶沉睡在冰棺中，小凡化身为鬼厉，十年苦寻回魂法术，却只能对着寒冰，说最爱之人便是碧瑶，那个此生不得不放手的女孩。

这差距使爱情多存于言语，面对时间的无形刀刃与世事沧海，爱情总是成为记忆的废墟，以至于书中有神仙眷侣人物，便引发人们心中的向往。而爱情的悲剧还在于，爱，是一种习惯。蝶衣面对施威的学生，躲到小楼身后的动作是那么地自然和理所当然。他在生活中对小楼的依赖和台上一样，只要师哥在身边，他就安心。伤兵闹台，惊慌失措的虞姬躲在后台，看着他的霸王在外面“杀敌”，他便以为自己是他的“妾身”。

这些动作往往是身不由己，就好比，林黛玉只要见着宝钗和宝玉在说话，她的幽怨便从心而生，就好比，黛玉爱诗爱宝玉，倘若她不焚稿她还叫什么黛玉啊？ 只要蝶衣选择袁四爷，他必定不必受这么多的委屈，只是爱，由不得自己。

段小楼的悲剧在于挣扎在戏台的妻和戏外的真实，年轻时的段小楼肯

为花满楼菊仙拍砖流血，为抗日气不出场，为蝶衣拦住师傅的板子。他是优秀的演员，有真爱的过往，“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他把戏作为谋生的工具，却不是真正勇敢的霸王。

真正的爱情需要付出，三位主角都用尽身心，不能说谁好谁爱，便是戏霸袁四爷，在贵妃醉酒一段，当观众因宣传单打扰喧嚣时，唯四爷是唯一知己。

电影的结局是华丽的悲剧，几十年的时事风云，三人逃不出“戏梦人生”。各种爱情故事里，总是悲剧才可以让人心灵震撼吧。《大话西游》里，夕阳武士与紫霞相拥，头戴紧箍咒的至尊宝已经是宿命在身的孙悟空，注定踩着七彩祥云的开始，而猜不中最后的结局。《魂断蓝桥》也是经典爱情悲剧，罗伊与马拉在战火下的爱情悲壮惨烈，三月相见相遇，然二十年后，罗伊仍拿着幸运符缅怀过往时光。

《时代》杂志说，《霸王别姬》是一部场面绚丽、剧情曲折而，动人心弦的史诗式巨制。大致情节是，小豆子被母亲送到关师父的戏班，训练异常艰苦，师哥与他情同手足，名段小楼。春去秋来，小豆子成为一代名角，取名程蝶衣，两人合唱的《霸王别姬》名震京师。程蝶衣强学旦角，戏人不分，以己为虞姬，师哥为霸王。而段小楼与菊仙一见钟情后成亲。程蝶衣随即与段小楼决裂。随后日本人进城，段小楼因拒演而入狱。程蝶衣为救师哥，唱一折《牡丹亭——游园惊梦》。抗战结束，程蝶衣因曾为日本人演戏而被以汉奸最罪起诉，段小楼倾力营救。解放后两人各自为戏。文革到来后，师兄弟、夫妻之间在外界非人的压迫下相继反目成仇，菊仙上吊自杀。程蝶衣和段小楼在二十一年后再唱《霸王别姬》，但此时的程蝶衣已经悲观绝望，自刎戏段真自尽。

恐怕蝶衣点翠粉腮，在人生最后的时刻，以虞姬的身份倒下，便是他人生最精彩的谢幕了。

福建工程学院经济管理系

诗来秀月

第四篇：论《伤逝》爱情悲剧根源

论《伤逝》爱情悲剧根源

摘要：而这种同居，在某种意义上是婚姻的象征；殊不知，冲破重重阻碍所换来的婚姻却并没有走向最后的幸福。甚至在同居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便已经裂痕重重。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源，固然有那个社会的压迫，阻挠，遗弃，为此他们被迫断绝所有的人际关系，涓生失去维系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然而，更深层次的，横亘在涓生与子君之间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早已溶进血液里的隔膜。

关键词：爱情，悲剧，隔膜，男尊意识

五四运动以后，思想得到解放。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成为当时反封建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文学创作上，有大量的反应青年人为实现个性解放，冲破家族禁锢的爱情故事问世。但绝大多数的作品都止步于“有情人终成眷属”，没有人思考他们结合以后的故事是否一如童话中一样“王子和公主打败了巫婆，最终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鲁迅先生所写的《伤逝》当中的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青年男女一样，他们向往自由平等，敢于突破封建礼教追求爱情，为爱甚至不惜同封建家族决裂。然而鲁迅先生却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描写他们为争取爱情自由的抗争故事，而是用独特的视角着重写了他们结合以后却最终分离的一幕爱情悲剧。两个新时代的“反叛青年”并没有如预期中一样的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反而一步步走向了截然相反的路上，直至子君自杀，两人之间的爱情彻底覆灭。这场悲剧，并非一句“涓生变心”便可以结语的，因为悲剧的发生并不是处于偶然，而是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性格根源。

在恋爱的初期阶段，他们沉溺在爱情所营造的美好氛围当中，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彼此眼里的情人都是完美无瑕的，所以，他们并未预见到结合以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当爱情逐渐被平凡的生活磨去当初的光泽后，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隔膜就渐渐地明晰起来了。子君从骨子里透出的所谓“贤妻良母”意识，涓生的“男尊意识”都使彼此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隔膜的两岸，是两颗永远无法真正靠近的心。涓生与子君，两个接受反封建反礼教思想的新式青年，也许在外人眼里，他们行为怪诞，人们都宁愿避而远之，但是他们在恋爱的初期阶段却可以做到无视流言，毅然地选择同居。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他们谈得废寝忘食，他们以为彼此的心灵已经贴得很近，他们热烈而满含激情。直至“和她的叔子，她早已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道不再认她作侄女；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他们在同居在一起。

而这种同居，在某种意义上是婚姻的象征；殊不知，冲破重重阻碍所换来的婚姻却并没有走向最后的幸福。甚至在同居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便已经裂痕重重。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源，固然有那个社会的压迫，阻挠，遗弃，为此他们被迫断绝所有的人际关系，涓生失去维系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然而，更深层次的，横亘在涓生与子君之间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早已溶进血液里的隔膜。

“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现钱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正的隔膜”，这段话已经隐隐暗示着他们日后的悲剧。这种隔膜，并不是在同居以后才有的，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是整个时代整个旧社会的悲哀。当时在热恋当中的他们并未看透这一点，他们互相崇拜，互相赞赏。子君视涓生为老师，是思想的启蒙者，她倾倒于他学识的渊博，见解的独到；涓生更把子君看作这个时代的新女性，有别于过去的，有思想、有灵魂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子君石破天惊的一喊，“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边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对于子君，一个被启蒙者，涓生感到满足和骄傲。他们对于彼此的认识都太过片面，因此在同居了一段时间后，爱情也渐渐地被琐碎的生活一点一点侵蚀掉，彼此慢慢疏离，爱情的新鲜感不再，幸福更加背道而驰了。

只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并未认识到那种隔膜。它有别于《故乡》当中的闰土与“我”的隔膜，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血液里，融入骨髓。子君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她追求平等自由，她坚强独立，热烈纯真；她为爱出走，不惜与父亲叔叔决裂，她是一个带有浓烈时代特色的新型女性。对于旧式女子“在家从父”的命运，她据理力争。她不顾人们的嘲笑，世俗的不容，她最终还是义无返顾地奔向了自己所向往的生活。是的，她胜利了！然而，出人意料却又在意料之中的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女性，在同居之后却在某种意义上过上了“出嫁从夫”式的生活。她停止了读书，放弃了思考，做起了传统中国式的“贤妻良母”来。从此安于平庸的生活，她埋头繁重的家务劳动，命地想方设法维持小家庭的存在，饲喂油鸡、阿随。生活的拮据与邻居争吵不再追求人生，不再追求个性解放，不再追求理想，将别的人生的要义都忘却了。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女性变成了一个庸庸碌碌的家庭奴隶。

作为一个复杂组合体的子君，在追求个性解放的同时，她又未能彻底摆脱压在自己身上沉重的传统精神负担。正如鲁迅在 《娜拉走后怎样》 中曾无奈的感慨：“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 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所以，在子君将自己的全部都托附于涓生时，一半是爱，一半应当说是封建礼教中 “三从四德”以及妇女对男子的依附心理。当她以一个战斗者新女性的形象出现时，随即又跌入“丈夫的附庸” 的怪圈之中。她沉湎于日常琐事中，她对丈夫百依百顺，温柔体贴，她把爱自己的丈夫，搞好家庭内务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简言之，她完全丧失了自己，而把重心转移到了涓生身上。她依赖涓生的爱而生存，面对着涓生爱的表示，子君 “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 ； 面对涓生表明不再爱时，子君 “眼光射向四处，正如孩子在饥渴中寻求着慈爱的母亲，但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她的这种依附式的爱，在涓生对她说出“不爱”时，将自己逼上绝路。

然而她内心里的“贤妻良母”式理论却造成了自己与涓生之间最深的隔膜，在涓生那里直接表现为对子君的认知落差。涓生的隔膜感一旦产生，他眼中的子君身体很快就变形：子君竟胖了起来, 脸色也红活了；可惜的是忙，醉心于家务的子君终日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脑额上了, 两只手又只是这样地粗糙起来。当初那清纯的子君已不复存在，而外形的邋遢和粗糙也隐喻着精神价值的消亡。精神价值一旦消亡，子君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十分敏感。涓生叫她不可太操劳，她神色马上变得凄然等等。对于子君的前后落差，涓生深感失望，他认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他意识到了这种隔膜，却并不了解造成这种隔膜的根源，因为他自己也早已深陷其局。

子君受封建传统文化影响深重，涓生又未尝不是。从骨子里透出的男尊意识使涓生在发现自己已经对子君无爱后，将全部责任推卸给子君。涓生向子君表示纯真热烈的爱的时候，“身不由己地竟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 然而 “后来一想到，就使我很愧恧，但在记忆上却偏只有这一点永远留遗”。在内心深处，涓生对男性尊严的降低是难以接受的。在面对生活困顿时，涓生想到的是“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虽然因为骄傲，向来不与世交来往，迁居以后，也疏远了所有旧识的人，然而只要能远走高飞，生活还宽广得很。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便是放掉阿随，也何尝不是如此。但子君的识见却似乎只是浅薄起来，竟至于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了”。再如，涓生发现吃他残饭的只有油鸡们，便 “如赫胥黎的论定 ‘人类在宇宙间的位置’ 一般，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 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子君吃的饭是不是少得连残饭都剩不下，只看这位置中的子君在哪里？这种男尊意识是导致悲剧一步步发生的催化剂，当发现子君已经成为自己的累赘时，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抛弃，他甚至为此给自己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色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清明的闹市，黑暗的夜„„”令人犹为寒心的是，这样一个男人，他将子君的存在看作一个沉重的负担，阻碍了他前进的路，唯有子君的离开是他唯一的光明。

事实上，当子君的父亲接走子君后, 涓生感到了解脱：心地有些轻松, 舒展了, 想到旅费, 并且嘘了一口气。子君最终以死结束了一场虚无的爱情，身体的灭亡是最彻底的灭亡。因为爱是精神实践，同时也是身体实践，它是对死亡的抵抗，是对生命的救赎，是对价值的肯定。身体已然消亡，爱情更无处依存。那种男尊意识，发展而成的个人主义，早已化作一剂毒药，或是一把匕首，狠狠地插进了子君的身体。究竟是涓生逼死了子君，还是他的那种连自己也浑然不觉的男尊意识逼死了子君，抑或是子君的那种对爱的极度倚赖逼死了自己。

涓生的男尊意识，无形中加剧了他与子君之间的隔膜，他只是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者，看着子君渐渐埋没在日常琐事里。当自己的爱已经全部收回，就将这种无爱的结果归咎于对方，然后堂而皇之地抛弃对方。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子君而言，同居后的涓生，她深感迷惑，惶恐不安，更多的是不了解，猜不透。当自己为了一日三餐而忙得晕头转向时，招致的是涓生堆积起来的无奈、抱怨和不理解。她看不到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因而也无从去改变。两人间的隔膜日趋加深，终于发展到爱情破裂，伊人远去。

这种隔膜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造成的，如果子君只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封建小姐，而涓生也是一个只懂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公子，那么悲剧必定不会发生。他们没有对新生活的幻想，更不会去尝试。然而《伤逝》当中的这一对青年，正是五四以后一群追求进步的青年的代表，他们向往自由平等，并坚持身体力行。也许他们已经强过了许多人，他们击败了软弱；然而却永远不会明白，那身体里所遗留的封建残汁，已经在二十余年的身体里生根发芽，连自己也浑然不觉；当爱情渐渐被平凡的生活所替代，归于平淡的时候，它所带来的隔膜趁虚而入，将两个进步青年曾经对未来抱有的期望瞬间砸个粉碎。

参考文献

（1）吴宏聪.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9（2）李今.析 <伤逝 >的反讽性质[J].文学评论，2010（3）苏颖.古典爱情在五四文学中的演变[J].文学评论.2011（4）孙郁.鲁迅与胡适[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5）魏福惠.鲁迅研究[M ].沈阳: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第五篇：论述《红楼梦》的爱情悲剧

论述《红楼梦》的爱情悲剧

内容提要：宝黛钗三个都是处于悲剧时代，同时又具有悲剧性格的悲剧人物，因此他们的悲剧命运在那个时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是具有普遍性的悲剧典型。本文试图从命运、性格及社会的客观因素三个方面来探究造成这一爱情婚姻悲剧的原因。透过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我们可以看到，在罪恶的封建社会里，悲剧是无所不在的，无论是像宝黛一样叛逆还是像宝钗一样顺从都无法摆脱悲剧的结局。关键词：《红楼梦》 悲剧 命运 性格 社会

《红楼梦》写了一个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这就是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三人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它是贯穿《红楼梦》全书最主要的叙事线索，也是《红楼梦》中最生动、最完整、最扣人心弦的故事。

一、命运的悲剧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生活在封建的清朝，经历过大富大贵和穷困潦倒的生活，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悲剧在那个社会中是无处不在的，但是他把这悲剧归结为命运的安排。这种宿命的色彩在介绍宝黛的来历时表现得尤为浓重。

贾宝玉本是女娲炼石补天时剩下的一块石头，有补天之才却不得实现补天之志，偏偏又通了性灵，有了感觉，有了灵魂。曹雪芹以石头的来历暗示顽石的幻象——贾宝玉是个不容于当世的人。因此贾宝玉的思想行为在世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贾宝玉人生的悲剧也是冥冥中注定的。

绛珠草“还泪”之说，明白地揭示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是注定要以悲剧作结的。曹雪芹认为这个悲剧性的结局不是宝黛钗等人能够把握或更改的，因而是命中注定的。

《红楼梦》的开篇，作者就设计了这样一个荒诞神奇而又寓意颇深的神话故事来表明这一故事是一出命运的悲剧。但同时，作者也认识到悲剧产生的原因绝不仅是命运的捉弄，还有着性格和社会的因素。因此，《红楼梦》描写宝黛钗三个的爱情婚姻悲剧时，也着重突出了造成这一爱情婚姻悲剧的性格因素和社会因素。

二、性格的悲剧

关于宝黛钗三人的形象问题，历来争论颇多。但勿庸置疑的是，他们三人都有着不同的出身背景，而正是这不同的家庭背景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点。

宝玉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贾母骄纵孙子，“无人敢管”。由于宝玉一直生活在纯洁的少女世界，因而发出了令当时人震惊的评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实际上是以“奇谈怪论”的形式来批判男权社会与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道德价值。宝玉虽然认识到了男性社会的黑暗与丑陋，但他却选择了逃避，只在纯洁的少女中苦苦寻找能够理解他的人，那就是林黛玉。但是，宝玉还是不得不听父母之命，娶宝钗为妻子。宝玉性格中的逃避和软弱决定了他不可能用实际行动去反抗贾府统治者的安排。

黛玉 “心较比干多一窍”，在贾府中“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他去”，出于孤苦的身世和强烈的自尊，黛玉对于他人的歧视和讥讽分外敏感。基于自卫心理，黛玉有时出语未免尖刻，给人“小性儿”的印象。这样的气质和脾性，很难让她融入贾府这个复杂的大家庭中。在大观园里，从不劝贾宝玉走“仁途经济之道”，从不讲这些“混帐话”的只有黛玉一人而已，所以“宝玉深敬黛玉”。黛玉与宝玉的爱情是建立在互相了解，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但是黛玉作为一个弱小的女子，生存尚且艰难，何谈努力地追求自身的婚姻幸福。因此，当爱情遇到阻力时，弱小的黛玉只能用泪水和死亡来表达抗议。

与具有叛逆思想的宝黛相反，薛宝钗是封建社会淑女的典范。宝钗生于有百万之富，“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宝钗对人对事都自有一套，甚得贾府中人的喜爱，连仆人也喜欢她。第二十三回中讲到贾母出资为宝钗过生日时，“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她“便总依贾母往日素喜者说了出来。”宝钗的这种种行为自然博得了贾府统治者的欢心。

宝钗作为一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在和宝玉的接触中自然地产生了爱情。但她总在试图争取宝玉的同时对他有所改造，因此她不止一次地规劝宝玉走“仕途经济”的道路。偏偏宝玉对此深厌之，说“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得这样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精神上的鸿沟决定着宝钗与宝玉不可能心灵相通。可是宝钗明知如此仍要设法去改造宝玉，也有点不可为而为之的意思，其性格中同样有着悲剧的因素。最后，宝钗虽如愿嫁给了宝玉，然而宝玉的心始终不属于她，后竟至出家为僧。宝钗的悲剧至此到达顶点。

三、社会的悲剧

“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这是《红楼梦》为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关系所写的最后结局。无论是叛逆的宝玉、黛玉，还是精明世故的宝钗，在封建社会性里，他们都不能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无力替自己作主。只不过宝黛的毁灭是叛逆者的悲剧，宝钗的毁灭则是殉道者的悲剧。然而，他们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是建立在蔑视功名富贵，不谈“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这样的思想对封建社会来说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是叛逆者之间的爱情。自然，贾府的统治者们作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是不允许这样的爱情存在发展的，他们可以采取一切残酷的手段来摧毁宝黛之间的爱情，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宝黛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而宝钗作为封建道德文化造就的标准淑女形象，她与宝玉婚姻的最后解体，不仅意味着她的爱情生活的最终失败，同时也标志着她作为淑女典范的彻底失败。

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大悲剧，生活在贾府的人都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只是悲剧的内涵各有不同。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则是《红楼梦》全书最大的悲剧，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是罪恶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婚姻制度。因此，说到底，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是一个社会悲剧。

参考文献：

曾扬华《红楼梦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陈继征《红楼梦艺术鉴赏》。《红楼梦诗词鉴赏》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