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进出口贸易第六章 国际结算案例
第六章 国际结算
[案例1] 某笔进出口业务，约定分两批装运，支付方式为即期不可撤销信用证。第一批货物发送后，买方办理了付款赎单手续，但收到货物后，发现货物品质与合同严重不符，便要求开证行通知议付行对第二批信用证项下的货运单据不要议付，银行不予理睬。后来议付行对第二批信用证项下的货运单据仍予议付。议付行议付后，付款行通知买方付款赎单，遭到买方的拒绝。问：（1）银行处理方法是否合适？（2）买方应如何处理此事为宜？
案例分析：
答：（1）银行的处理方法是合适的。本案凭即期不可撤销信用证支付方式结汇。在信用证结算方式下，信用证是一种自足文件，银行在输信用证业务时，只根据信用证的有关规定审核出口商提交的单据，只要“单证一致，单单一致”，银行就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因此，本案中的议付行对第二批货物的议付，是符合信用证业务的做法的。[案例2] 某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与国外按CFR条件签订一份棉织品出口合同，合同规定装运期为10月份，但未规定具体开证日期。外商拖延开证，我方见装运期快到，从9月底开始，连续多次电催外商开证。10月5日，收到开证的简电通知书（详情后告），我方因怕耽误装运期，即按简电办理装运。10月28日，外商开来信用证正本，正本上对有关单据做了与合同不符的规定，我方审证时未予注意，交银行议付时，银行也未发现，开证行即以单证不符为由，拒付货款。试分析：我方应从此事件中吸取哪些教训？
案例分析：
教训有：（1）在合同中一般应明确规定买方开到信用证的期限，而在本合同中却未做出此项规定，考虑欠周。（2）装运期为10月份，而出口公司直到9月底才开始催证，为时过晚。（3）10月5日收到简电通知后，即忙于装船，过于草率。（4）以信用证付款的交易，即使合同中未规定开证期限，按惯例买方有义务不迟于装运期开始前一天将信用证送达卖方，而本案的信用证迟至装运期开始后第23天才送达，显然违反惯例。我出口公司理应向外商提出异议，并保留以后提出索赔的权利，而我方对此却只字未提。（5）收到信用证后理应认真地、逐字逐句地审核，而我方工作竟如此疏忽大意。[案例3] 我某丝绸进出口公司向中东某国出口丝绸织制品一批，合同规定：出口数量为2100箱，价格为2500美元／箱CIF中东某港，5-7月份分三批装运，即期不可撤销信用证付款，买方应在装运月份开始前30天将信用证开抵卖方。合同签订后，买方按合同的规定依时将信用证开抵卖方，其中汇票条款载有“汇票付款人为行／开证申请人”字样。我方在收到信用证后未留意该条款，即组织生产并装运，待制作好单据到付款银行结汇时，付款银行以开证申请人不同意付款为由拒绝付款。问：付款银行的做法有无道理？为什么？我方的失误在哪里？
案例分析：
银行做法有理。本案中，信用证条款了银行承担第一性付款责任的性质，使本信用证下的第一付款人为行和／或开证申请人，只要开证申请人不同意付款，开证行就可以此为由拒绝付款。我方失误在于收到信用证后，未对其进行认真审核，导致未发现该条款，使我方丧失了修改信用证的机会。[案例4] 我某食品进出口公司向澳洲某国出口鲜活品一批，双方规定以即期信用证为付款方式。悯在合同规定的开证时间内开来信用证，证中规定：“一俟开证人收到单证相符的单据并后，我行立即付款。”我方银行在审核信用证时，把问题提出来，要求受益人注意该条款。但该公司业务员认为客户为老客户，应该问题不大，遂根据信用证规定装运出口。当结汇单据交到付款行时，付款行以开证行认为单据不符不愿承兑为由拒付。问：银行拒绝付款有无道理？我方的失误在哪里？
案例分析：
银行做法有理。本中信用证条款改变了信用证支付方式下，开证银行承担第一性付款责任的性质，使本证下开证行付款的前提条件不是“单证一致、单单一致”而是开证申请人收到单证相符的单据并承兑后，只要开证申请人不承兑，开证行就强以此为由拒付。因此，银行的拒付是有道理的。我方失误在于收到信用证后，对我方银行提出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过于相信老顾客资信，导致了问题的发生。
[案例5] 我某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向国外客户出口某商品一批，合同中规定以即期不可撤销信用证为付款方式，信用证的到期地点规定在我国。为保证款项的收回，应议付行的要求，我商请香港某银行对中东某行（开证行）开立的信用证加以保兑。在合同规定的开证时间内，我方收到通知银行（即议付行）转来的一张即期有可撤销保兑信用证。我出口公司在货物装运后，将有关单据交议付银行议付。不久接保兑行通知：“由于开证行已破产，我行将不承担该信用证的付款责任。？问：（1）保兑行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2）对此情况，我方应如何处理？
案例分析：
（1）保兑行的做法不正确。本案是以不可撤销保兑信用证方式结汇的一宗业务。在保兑信用证下，保兑银行与开证银行一样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其付款依据是只要出口商在信用证有效期内提交符合信用证条款规定的合格单据，保兑行就必须履行付款义务，而不是在开证行不能履行付款义务时才付款，因此，只要我方提交的单据符合信用证的规定，保兑行应应履行付款义务。（2）在此情况下，我方应责成保兑行履行付款义务，以确保我方的利益不受损害。[案例6] 我某贸易有限公司以CIF大阪向日本出口一批货物，4月20日由日本东京银行开来一份即期不可信用证。信用证金额为50000美元，装船期为5月份，证中还规定议付行为纽约银行业中信誉较好的A银行。我中行收到信用证后，于4月22日通知出口公司，4月底该公司获悉进口方因资金问题濒临倒闭。问：在此情况下我方应如何处理？
案例分析：
由于信用证支付方式是银行信用，开证银行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信用证项下的付款是一种单据买卖，因而，只要受益人提交的单据符合信用证的规定，开证行就应履行付款义务。本案中，我方凭即期不可撤销信用证与日本客商签约出口货物，尽管我方出运前获悉进口方因资金问题濒临倒闭，但因有开证行第一性的付款保证，且开证行是一家资信较好的银行，我方应根据信用证的规定装运出口，及时制作一整套结汇单据在信用证有效期内到议付行办理议付手续。[案例7] 我某贸易公司向国外某客商出口货物一批，合同规定的装运期为2001年6月，D/P支付方式付款。合同订立后，我方及时装运出口，并收集好一整套结汇单据及开出以买方为付款人的60天远期汇票委托银行银行托收货款。单证寄抵代收行后、付款人办理承兑手续时，货物已到达目的港，且行情看好，但付款期限未到。为及时提货销售取得资金周转，买方经代收行同意，向代收银行信托收据借取货运单据提前提货。不巧，在销售的过程中，因保管不善导致货物被火焚毁，付款人又遇其他债务关系倒闭，无力付款。问：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应由谁承担？
案例分析：
责任应由代收行承担。因为，在D/P60天结算方式下，代收行的交单应以付款人的付款为条件。而本案中，代收行在付款期限未到，买方向其出具信托收据（T/R）的情况下，将提货单据借给提货人提货，此行为的风险应由代收行承担。[案例8] 某笔进出口业务，约定分两批装运，支付方式为即期不可撤销信用证。第一批货物发送后，买方办理了付款赎单手续，但收到货物后，发现货物品质与合同严重不符，便要求第二批信用证项下的货运单据仍予议付。议付行议付后，付款行通知买方付款赎单，遭到买方的拒绝。问：（1）银行处理方法是否合适？（2）买方应如何处理此事为宜？
案例分析：
（1）银行的处理方法是合适的。本案凭即期不可撤销信用证支付方式结汇。在信用证结算方式下，信用证是一种自足文件，银行在办理信用证业务时，只根据信用证的有关规定审核出口商提交的单据，只要“单单一致，单证一致”，银行就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因此，本案中的议付行对第二批货物的议付，是符合信用证业务的做法的。（2）本案中的买方应先付款赎单，再与出口方取得联系，共同商议如何解决货物品质与合同严重不符的问题。
[案例9] A与B两家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共同对外成交出口货物一批，双方约定各交50%，各自结汇，由B公司对外签订合同。事后，外商开来以B公司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信用证，证中未注明“可转让”字样，但规定允许分批装运。B公司收到信用证后及时通知了A公司，两家公司都根据信用证的规定各出口了50%的货物并以各自的名义制作有关的结汇单据。问：两家公司的做法是否妥当？
案例分析：
A与两家公司的做法不妥当。根据《UCP600》规定：唯有开证行在信用证中明确注明“可转让”，信用证方可转让。本案中，B公司收到的不可撤销信用证未注明“可转让”字样，则
该证是一份不可转让的信用证。两家公司可根据双方的约定各出50%，但结汇单据的制作必须符合信用证的规定，即以B公司的名义制作整套结汇单据，否则，银行将以单证不符为由拒付货款。[案例10] 我某外贸公司与国外B公司达成一笔出口合同，信用证规定“数量9000公吨，7-12月份分批装运，每月装1500公吨”。卖方在7-9月份每月装1500公吨，银行已分批凭单付款。第四批货物原定10月15日装运出口，但由于台风登陆，第四批货物延迟至11月2日才装船运出。当受益人凭月2日的装船提单向银行议付时，遭银行拒付。后来受益人又以“不可抗力”为由要求银行付款，亦遭银行拒绝。问：在上述情况下，银行有无拒付的权利？为什么？
案例分析：
银行有权拒收单据和拒付货款，受益人也不能以不可抗力为理由，要求银行凭单付款。因为：（1）根据惯例，一个限量分批交货的信用证，如果其中任何一批交货未按时按量装运，则本批及以后各批信用证均告失效。因此，银行有拒受单据和拒付货款的权利。（2）根据《公约》有关规定，合同珏当事人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合同或不能按合同条件履行合同，该当事人可免除违约的责任。但是，这些规定不能适用于信用证交易。因为信用证一经开立，即成为合同之外的独立文件，银行不受合同约束。根据《UCP600》规定，银行不承认受益人因不可抗力而有改变信用证条款的权力。因此，本案的受益人引用不可抗力而要求银行付款，银行是不受其约束的。[案例11] 我国A公司向加拿大B公司以CIF术语出口一批原料，合同规定5月份装运。B公司于5月10日开来不可撤销信用证。此证按《UCP600》办理，证规定，装运期不得晚于5月15日。此时我方已来不及办理租船订舱，立即要求B公司将装运期延至6月15日。随后B公司来电称：同意展延船期，有效期也顺延一个月。我A公司于6月10日装船，提单签发日6月10日，并于6月14日将全套单据交银行办理议付。试问：我国A公司能否顺利结汇？为什么？
案例分析：
不能。根据《UCP600》规定，不可撤销信用证一经开出，在有效期内，未经受益人及有关当事人同意，开证行不得片面修改和撤销，只要受益人提交的单据符合信用证规定，开证行必须履行付款义务。本案中，A公司提出信用证装运期的展期要求仅得到B公司的允诺，并未经由银行开出信用证修改通知书，所以B公司同意修改是无效的。
2、信用证上规定装运期“不得晚于5月15日”，而A公司所提交的提单签发日为6月10日，与信用证规定不符，即单证不符，银行因此可以拒付。[案例12] 甲交给乙一张经付款银行承兑的远期汇票，作为向乙订货的预付款，乙在票据上背书后转让给丙以偿还原先欠丙的借款，丙于到期日向承兑银行提示取款，恰遇当地法院公告该行于当天起进行破产清理，因而被退票。丙随即向甲追索，甲以乙所交货物质次为由予以拒绝，并称10天前通知银行止付，止付通知及止付理由也同时通知了乙。在此情况下丙再向乙追索，乙以汇票系甲开立为由推委不理。丙遂向法院起诉，被告为甲、乙与银行三方。你认为法院将如何依法判决？理由何在？
案例分析：
1、法院应判甲向丙清偿被拒付的汇票票款、自到期日或提示日起至清偿日止的利息，以及丙进行追索所支付的相关费用。甲与乙的纠纷则另案处理。
2、理由：（1）由于票据具有流通性、无因性、文义性、要式性，因此只要丙是票据的合法持有人，就有权要求票据债务人支付票款，并且此项权利并不受其前手乙的权利缺陷（向甲交付的货物质次）的影响；（2）丙在遭到主债务人（承兑银行）退票后，即有权向其前手甲、乙进行追索。同样由于票据特性，甲不能以抗辩乙的理由抗辩丙。
[案例13]
某年6月6日，某托收行受理了一笔付款条件为D/P at sight 的出口托收业务，金额为USD100000，托收行按出口商的要求将全套单据整理后撰打了托收函一同寄给英国一家代收行。单据寄出5天后委托人声称进口商要求托收将D/P at sight改为D/A at 60 days after sight，最后委托行按委托人的要求发出了修改指令，此后一直未见代收行发出承兑指令。当年8月19日委托行收到代收行寄回的单据发现3份正本提单只有两份。委托人立即通过英国有关机构了解到，货物已经被进口商提走。此时，委托行据理力争，要求代收行要么退回全部单据，要么承兑付款，但是代收行始终不予理睬。货款始终没有着落。
案例分析：
1、对托收的商业信用性质的把握。根据《托收统一规则》（URC522）的有关规定：只要委托人向托收行作出了清楚明确的指示，银行对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不负责任，后果由委托人自行承担。
2、对D/A与D/P之间的法律风险的区分。承兑交单比付款交单的风险大。在承兑交单条件下，进口人只要在汇票上承兑后，即可取得货运单据。
3、此外还存在银行与外商相互串通，造成出口人货款与财务的双重损失。
[案例14] 我某公司以CIF价格向美国出口一批货物，合同的签订日期为6月2日。到6月28日由日本东京银行开来了不可撤消即期L/C，金额为XX万日元，证中规定装船期为7月份，偿付行为美国的花旗银行。我中国银行收证后于7月2日通知出口公司。7月10日我方获悉国外进口商因资金问题濒临破产倒闭。在此情况下，我方因如何处理？
案例分析：
由于两个业务行，开证行（东京银行）、偿付行（花旗银行）都是资信很高的银行，我方可以办理出口手续，将货物出口。
理由：信用证业务中，开证行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
因此，我方应在7月份按时发货并认真制作单据，交单议付，由议付银行向东京银行寄单，向花旗银行索偿。
[案例15]
日本某银行应当地客户的要求开立了一份不可撤消的自由议付L/C，出口地为上海，证中规定单证相符后，议付行可向日本银行的纽约分行索偿。上海一家银行议付了该笔单据，并在L/C有效期内将单据交开证行，同时向其纽约分行索汇，顺利收回款项。第二天开证行提出单据有不符点，要求退款。议付行经落实，确定不符点成立，但此时从受益人处得知，开证申请人已通过其他途径（未用提单）将货提走。议付行可否以此为理由拒绝退款？
案例分析： 不能拒绝退款。理由：
（1）L/C业务是纯单据业务，单证不符不能付款，银行仅处理单据，不问货物真实情况。
（2）尽管开证申请人将货物提走，但开证行并未将单据交给开证人。所以，议付行应向受益人追索所垫付的货款，退款给开证行。
[案例16]
国内A公司与外商签定了一笔进口钢材的合同，货物价值为504万美元，合同规定以信用证方式结算。
A公司依约对外开出信用证后，在信用证装期内，外商发来传真称货物已如期装运。不久开证行即收到议付行转来的全套单据，提单表明货物于某东欧港口装运，在西欧某港口转运至国内港口。单据经审核无不符点，开证行对外承兑。A公司坐等一个多月，货物依然未到，深感蹊跷，遂向伦敦海事局进行查询，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在所述的装船日未有属名船只在装运港装运钢材。此时信用证项下单据已经开证行承兑，且据议付行反馈回的信息，该行已买断票据，将融资款支付给了受益人。开证行被迫在承兑到期日对外付款，A公司损失惨重。
案例分析：
这是一起典型的以伪造单据进行的信用证诈骗。1．核实提单的真实性，尤其是进口一些大宗商品。
首先无论是在签定合同还是开立信用证时，均要求客户在装船之后一定时间（如24小时）内发送装船通知，列明提单号码、装卸港、装船日期、货名、装运数量等内容，以便通过相应机构查询船踪，确定提单内容的真实性。一旦查得提单有诈，即可认真审单以合理拒付。即使单据不存在不符点，也可寻求司法救济。
2．规范好商品检验条款。
开证申请人在信用证项下付款赎单的特点要求，在合同签定和申请出具信用证时要规范好进口货物的检验条款，如在信用证中要求客户提交独立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如此可避免货物未装船或装船货物的质量问题。
[案例17] 某市中国银行分行收到新加坡某银行电开信用证一份，金额为100万美元，购花岗岩石块，目的港为巴基斯坦卡拉奇，证中有下述条款：
（1）检验证书于货物装运前开立并由开证申请人授权的签字人签字，该签字必须由开证行检验；
（2）货物只能待开证申请人指定船只并由开证行给通知行加押电通知后装运，而该加押电必须随同正本单据提交议付。问：该信用证可不可以接受？
案例分析：
此为“软条款”欺诈信用证，不可以接受。
“软条款”是指可能导致开证行解除不可撤销信用证项下付款责任的条款。最典型和最多的形式是该信用证所规定的某些单据被开证申请人所控制。
从上述信用证条款中可以看出，由开证申请人验货并出具检验证书及开证申请人指定装船条款，实际上是开证申请人控制了整笔交易，受益人（中国出口公司）处于受制于人的地位，信用证项下开证行的付款承诺是毫不确定和很不可靠的。
[案例18] 1990年8月5日,中国某进出口公司(买卖以电传方式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卖方发出了已经签署的“售货确认书“,其主要内容为:数量3万套,单价30美元,总价90万美元,价格条件是CIF(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某港交货,并明确要求买方在同年9月5日以前,向卖方开出百分之百的、保兑的、不可撤销的、可分割的即期付款信用证。8月20日,卖方收到了经过买方签字的确认书,但买方将确认书中的CIF条件改为托盘运输条款。9月2日,卖方收到了经过买方开出的信用证,金额与确认书相符,但信用证种类与价格条款等却与确认书原有规定存重大差异。其一,信用证并非保兑:其二,确认书原定的CIF价格条件变成了托盘运输条款。据此,卖方于9月下旬电告买方拒收上述信用证,并将信用证退给了开证银行。此后,双方未能就确认书条款与信用证条款的差异达成一致,导致此合同不能履行,双方因此发生争议。问题: 1.本案中,买方修改了确认书而卖方未及时答复,合同是否成立? 2.本案中信用证是否有效? 案例分析：
1.本案争议焦点是确认书经买方擅自修改后是否成立及确认书与信用证的关系,涉及到涉外经济合同的确认订立问题。根据我国《涉外经济合同》第七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要求签订确认书的,签订确认书时,方为合同成立”。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采用信件、电报电传方式达成协议后,如果一方在要约或承诺中提出了签订确认书的要求,那么,即使双方已经以要约与承诺的方式协商一致,合同仍未成立,只有在一方将确认书邮寄对方交换签字后,合同才成立。从本质上讲，这种确认行为是一种基于约定而为的要式的承诺。实践中，确认书不能改变来往函电的内容，确认书的答复应在双方约定的期间内作出。本案中买方事先未与卖方协商而单方面修改了确认书的内容,导致买卖合同成立,是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
2.在本案中,还涉及到信用证问题,信用证是银行根据买方的请求,开给卖方的一种银行保证支付货款的书面凭证。在信用证制度下,买方须履行的对汇票付汇的责任转移给了银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控制单据达到了控制买方按合同交款的目的,缓解了双方互不信任的矛盾。信用证是从属于销售合同的，在确认订立涉外经济合同的情况下,由于确认书是作为正式的简单的书面合同。故而只有经过双方承认的确认书有效成立,才能谈得上基于主合同而开立信用证这种支付方式的有效与否。在本案中,买卖合同尚未成立,卖方单方面退回信用证并不是毁约行为。由于买方单方面修改了确认书的内容,开立了不符合确认书内容的信用证,故该信用证无效,买卖合同未成立
[案例19] 中国甲电子公司从日本购进一批电路板,银行A为甲开立了一份不可撤销的信用证。货物装船后,航运公司B签发了正本提单情况下,向航运公司B代理人出具保函,办理提货手续,银行A按“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之规定将货款支付给日本卖方通知行,但甲没向银行A付款赎单,于是,银行A以航远公司B元正本提单交货为由提起诉讼。被告认为,甲方已向其出具保函,原告应向甲追索信用证下款项,而不应起诉被告。
问题: 1.提单的法律性质如何? 2.被告应否承担无正本提单交货的责任 3.被告能否以甲方出具的保函对抗原告的诉讼? 案例分析：
1.提单是承运人接受托运人交付的货物时给托运人的一种书面凭证。国际惯例认为提单具有物权凭证性质。
2.承运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将货物交与向其提示正本提单者,本案被告作为承运人仅凭甲方一纸保函便交货,致使原告提示正本提单并证明自己为提单被背书人而无货可提。被告显然违反了国际惯例,违反了其提单上做的仅向合法持有正本提单之人交付货物的承诺,应承担责任。
3.保函是提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双方民事行为,只约束双方当事人,不得对抗包括提单合法持有人在内的第三人。而且至今未见有国际公约或成文惯例中载有凭保函提货之规定,因此承运人须向正本提单合法持有者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20] 1992年10月,法国某公司(卖方)与中国某公司(买方)在上海订立了买卖200台电子计算机的合同，每台CIF上海1000美元,以不可撤销的信用证支付，1992年12月马赛港交货。
1992年11月15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证行)根据买方指示向卖方开出了金额为20万美元的不可撤销的信用证,委托马赛的一家法国银行通知并议付此信用证。1992年12月20日，卖方将200台计算机装船并获得信用证要求的提单、保险单、发票等单证后,即到该法国议付行议付。经审查，单证相符,银行即将20万美元支付给卖方。与此同时,载货船离开马赛港10天后,由于在航行途中遇上特大暴雨和暗礁,货物与货船全部沉入大海。此时开证行已收到了议.付行寄来的全套单据,买方也已知所购货物全部损失的消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拟偿付议付行支付的20万美元的货款,理由是其客户不能得到所期待的货物。根据国际贸易惯例，现问: 1.这批货物的风险自何时起由卖方转移给买方? 2.开证行能否由于这批货物全部灭失而免除其所承担的付款义务?依据是什么? 3.买方的损失如何得到补偿? 案例分析：
1.风险自货物交到装运港的船上起由卖方转移给买方
2.开证行无权拒付。根据国际商会制定的《眼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信用证交易独立于买卖合间,银行只负责审单.只要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银行也须承担其付款义务。
3.买方可凭保险单及有关载货船舶沉没于,大海的证明到卖方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
[案例21] 卖方向买方销售某种商品10000吨，在合同中规定了6至10月分5批装运，每月各装运2000吨，不可撤销即期信用证付款。买方按约于5月15日按合同开来信用证。卖方在前三个月每月装运2000吨，银行已分批凭单付款。但是9月份卖方因故未能按时装运，并延迟至10月初才装运。当卖方持有相关单据向银行议付本批货款时却遭到银行拒付，银行同时声称最后一批货物的装运也已经失效。分析银行拒受单据、拒付货款以及宣布最后一批失效有无道理？
案例分析：
卖方确实违反了合同，银行的做法符合有关的国际惯例。有关信用证规定在分批装运时，如果任何一批未按规定装运，则信用证对该批和该批以后的货物均告失效。
[案例22] 我某外贸公司与外商于2004年7月10日以CIF方式签订了一份向对方出口价值150000美元商品的销售合同，不可撤销信用证付款。合同中规定我方应在8月份运出货物。7月28日中国银行通知我外贸公司，收到外商通过国外银行开来的信用证。经审核信用证条款与合同条款相符。但在我方装船前又收到外商通过银行转递的信用证修改通知，要求我方在8月15日之前装运货物。由于我外贸公司已预订了8月25日开航的班轮，若临时变更手续较为繁琐，因此对该修改通知未予理睬，之后按原信用证的规定发货并交单议付，议付行随后又将全套单据递交开征行。但是开征行却以装运与信用证修改通知书不符为由拒付货款。请分析开证行是否有理由拒付货款。
案例分析：
开证行没有理由。本案例为不可撤销信用证，对于不可撤销信用证未经有关当事人同意，开证行不得单方面修改或者撤销。由于修改通知是在我方预订了班轮以后到达，达到不及时，我方也未同意对信用证的修改，因此开证行没有理由拒付货款。
[案例23] 我国 A公司向加拿大B公司以CIF术语出口一批货物，合同规定4月份装运。B公司于4月10日开来不可撤销信用证。此证按《UCP500》规定办理。证内规定：装运期不得晚于4月15日。此时我方已来不及办理租船订舱，立即要求B公司将装期延至5月15日。随后B公司来电称：同意展延船期，有效期也顺延一个月。我A公司于5月10日装船，提单签发日5月10日，并于5月14日将全套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单据交银行办议付。试问：我国A公司能否顺利结汇？为什么？
案例分析：
结论：A公司不能结汇 理由：
（1）根据《UCP500》规定，不可撤销信用证一经开出，在有效期内，未经受益人及有关当事人的同意，开证行不得片面修改和撤销，只要受益人提供的单据符合信用证规定，开证行必须履行付款义务。
本案中A公司提出信用证装运期的廷期要求仅得到B公司的允诺，并未由银行开出修改通知书，所以B公司同意修改是无效的。（2）信用证上规定装运期“不晚于4月15日”，而A公司所交提单的签发日为5月10日。与信用证规定不符，即单证不符，银行可以拒付。
[案例24] 我某公司向日本出口一批土特产品。合同价值300万日元，采用D/P六个月远期付款。签约后，日本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日本前一季度的财政赤字规模大幅度上升，国际收支逆差明显加大，而且通货膨胀也显著加剧。问：为了减少外汇风险，我公司应如何争取调整货款的收取时间？为什么？
案例分析：
结论：为了减少外汇风险，我公司应采败提前收取这笔贷款的办法。理由：
（l）从日本政府公布的各项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未来日元汇率将趋于下浮，因此，软币结汇将会减少我公司的人民币收入，我公司应加速软币的应收帐的收进；
（2）资例显示。日本前一季度国际收支逆差明显加大。通货膨胀加剧。则可推测出日元汇率一下跌幅度可能要大于我公司提前站汇所发生的各项相关费用，故我公司应尽快收回这笔贷款。
[案例25] 国外一家贸易公司与我国某进出口公司订立合同，购买小麦500吨。合同规定，2002 年1月20日前开出信用证，2月5日前装船。1月28日买方开来信用证，有效期至2月10日。由于卖方按期装船发生困难，故电请买方将装船期延至2月17日并将信用证有效期延长至2月20日，买方回电表示同意，但未通知开证银行。2月17日货物装船后，卖方到银行议付时，遭到拒绝。
问题：(1)银行是否有权拒付货款?力什么?(2)作为卖方，应当如何处理此事？
案例分析：
(1)银行有权拒绝议付。理由如下：根据《UCP500》的规定，信用证虽是根据买卖合同开出的，但一经开出就成为独立于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银行只受原信用证条款约束，而不受买卖双方之间合同的约束。合同条款改变，信用证条款未改变，银行就只按原信用证条款办事。买卖双方达成修改信用证的协议并未通知银行并得到银行同意，银行可以拒付。
(2)作为卖方，当银行拒付时，可依修改后的合同条款，直接要求买方履行付款义务。
[案例26] 某制造商缔结了一项安特卫普船边交货（FAS）为贸易术语的提供重型机械的巨额合同，由不可撤销保兑跟单信用证付款，信用证规定须提供商业发票及买方签发的已在安特卫普提货的证明。
货物及时备妥装运，但到达安特卫普后买方却不提货，由于卖方未收到买方的证明，无法根据信用证收到货款。经过长达一年的交涉，卖方虽然得到赔偿但仍受到巨大损失。
试分折该案例中受益人应接受的教训。案例分析：
根据UCP500第九条a及b分条的措词，卖方确实可由不可撤销的保兑跟单信用证得到最好的保护。但同时，根据上述分条措词，信用证的付款保证取决于受益人提交信用证规定的合格单据的能力。因此，如果卖方同意接受的信用证中规定要提供如下一份或数份要由买方或其代理人签发的单据，则卖方就要冒无法提供合格单据的风险：
a．买方签署的收货证明；
b．运输行代买方收到货物的证明； c．由买方会签的商检证书。
由于UCP500允许买卖双方自行商定信用证所要求的单据种类及份数，因此，卖方应尽早确定（无论如何不能迟于收到信用证时）信用证中规定的单据的签发、细节或格式均不能由买方控制，以免卖方发货后不能获得信用证所需由买方签发的单据，从而造成失去信用证付款保证的困境。
[案例27]
南德经济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牟其中等，伙同他人共谋，共同策划以虚构进口贸易的方式，通过对外循环开立180天远期信用证，非法获取银行资金。从1995年8月15日至1996年8月21日，南德经济集团凭虚构的进口货物合同、交通银行贵阳分行对合同的“见证意见书”，通过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在中国银行湖北分行共计骗开信用证33份，议付31份，获取总金额7507．4万美元，造成中行湖北分行实际损失3549．95万美元。
案例分析：
1．通过对外循环开立180天远期信用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差，隐蔽性大，不易察觉，能配合其他条件实施诈骗。
2．中外勾结。本案中，国内不法诈骗犯，就是南德经济集团及其总裁牟其中，境外不法外商就是何君和提供假单据并进行贴现的香港东泽科技贸易公司。
3．为掩护实施诈骗，虚构炮制假进口合同。
[案例28]
单证是否一致
外贸企业的结算单据应由有一定业务水平和经验的人员专职审查把关。有条件者尽量在每个单据做到互相相复核，以后再经过专职人员审查，保证错误单据不出门。如以下案例汇票收款人漏: “only”一词,发票有证明杂质和水份与合同规定一致,这些都是缮制单据失误。如果能由有经验的人员审查把关，就不致于发生以下案例的事故。有关外贸企业应引起警惕!1994年A.B.进出口公司向S.M.有限公司出口一笔大麻籽。对方开来信用证主要条款规定:“Credit available by the beneficiary's draft(s)at sight, pay to The Standard Bank, Ltd.Only.Covering 150 M/Tons of Hempseeds, Admixture and moisture must be identical with the contract No.DHF94308 stipulated.A certificate issued by the beneficiary and Countersigned by buyer's representative Mr.Smith, his signature must be verified by opening bank, certifying the quality to conform to sample submitted on 15th July, 1994.”(由受益人开具的即期汇票，只限付给标准银行150公吨大麻籽，杂质及水份必须与第DHF94308号合同规定一致。受益人出具证明并由买方代表史密斯先生会签，其签字须由开证行核实，证明品质符合1994年7月15日提供的样品。)A.B.进出口公司审查信用证后，认为信用证条款与合同规定相符。在货物备妥后即邀请买方代表史密斯先生检验货物。买方代表看货后亦认为货物符合样品和合同的要求，表示同意装船。A.B.进出口公司即按信用证要求出具证书，证明所装运货物品质符合1994年7月15日提供的样品，并由买方代表史密斯先生会签。A.B.迸出口公司在装运后，于9月13日将信用证所要求的单据向议付行交单议付。于9月29日开证行却提出如下单证不符: “ 1.我信用证规定: ‘The beneficiary's draft(s)at sight pay to The Standard Bank, Ltd.only’(只限付给标准银行)，你方提交的汇票收款人却只表示: ‘pay to The Standard Bank, Ltd.’(付给标准银行)，漏’only’，违背了信用证规定。
2、我信用证规定货的杂质(Admixture)和水份(Moisture)必须与第DHF94308号合同规定一致。从你方发票和其它有关单据上都无法确定杂质及水份的含量已符合上述合同规定。
3、你方出具的证书虽然已由史密斯先生会签，但其签字并非真实的，经与申请人事先向我行备案的签字存样对照，差别很大，故该证书无法生效。
以上三点与证不符，经联系申请人亦不同意接受单据。速告处理意见，我行暂代保管单据。”
A.B.进出口公司对开证行所提的三项不符点，经研究认为对方是无理挑剔。于10月4日即作出如下反驳意见: “1.汇票收款人名称有三种惯例填法，即记名式抬头、指示式抬头和来人式抬头。记名式抬头即直接指定某某人为收款人。你信用证所规定和我提交的汇票均属于记名式标准银行，有无‘only’，其作用没有很大的差别，均以标准银行为该汇票的收款人。我们认为我汇票的收款人缮制方法已符合你信用证要求，应认为单证一致。
2.对货物规格含量问题，信用证规定杂质和水份必须与第DHF94308号合同规定一致。该合同规定杂质最高3%，水份最高12%，我发货票上亦同样记载杂质最高3%，水份最高12%。两者均相同，完全符合第DHF94308号合同规定，怎能说单证不符? 3.关于我们出具的证书，证明货物品质符号1994年7月15日提供的样品问题。该证书己经由买方代表史密斯先生在检验货物后亲自会签，并非第三者签字，如何能说签字不真实? 信用证要求受益人出具证书，我们按信用证要求的内容出具了;信用证要求由买方代表史密斯先生会签，我们也已由其本人亲自签字了。史密斯先生只有一个人，怎能出现不同的签字? 因此我们完全不同意你行的意见，你行应该接受单证一致的单据，按时付款。”
A.B.进出口公司信心十足地向开证行提出上述反驳意见，认为开证行这次无理可驳了。未料于10月9日又接到开证行的异议，其电文如下，“你10月4日电悉。
1.我信用证对汇票收款人明确规定: ‘只限付给标准银行’其意思即禁止第三者参与本汇票的流通，不得背书转让。你实际汇票的收款人没有限制，即无‘only’，则可以背书转让给第三者，其性质已改变，怎能说两者制法的作用无差别? 所以它已违背我信用证要求,这是单证不符之一。
2.信用证规定杂质及水份必须与第DHF94308号合同规定一致。虽然你10月4日电中解释发货票上所表明的杂质含量最高百分之3，水份最高百分之12，实际与合同规定一致。但我银行处理的仅仅是单据，单据上表现不出与合同相符的记载文句，你再次解释也无用。根据UCP500第4条规定: ‘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及/其他行为’，所以我银行不能去查找你合同或对照你合同规定是否相符。总而言之，只要单据单纯相符，就是单证相符;单据表面上表现不出来信用证要求，就是单证不符。我银行不管你实际货物情况或合同如何规定。
3.对于品质符合样品的证书由买方代表签字问题。银行不管其买方代表史密斯先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但提请你方注意: 我信用证规定，‘ His signature must be verified by opening bank’(他的签字必须由开证行核实)，申请人开立信用证时曾提供其签字的样本存案在我行。你方既已接受信用证该条款，则你方提交证书的会签人签字必须与我样本相符，其证书才能生效。而你方所提供会签人的签字完全与我行存案的签字不符，因此我行无法表示你单据符合信用证要求。
综上所述，以上三项确实单证不符。我们已再次联系开证申请人，对方亦不同意接受单据。速告单据处理意见。”
A.B.迸出口公司根据开证行的意见，邀请有关行家研究，意欲再次反驳对方。经研究结果认为开证行意见并非无理挑剔，我方已无法反驳对方。但第3项不符点关于签字不符的问题，A,B.进出口公司即找买方代表史密斯先生，却早已离开回国了。A.B.进出口公司又直接向买方提出，并责问对方，我单据由你方代表史密斯先生亲自签字，为何与你向开证行备案的签字不符? 但对方一直不答复。开证行又再三催促处理单据意见。最终A.B.迸出口公司只好委托其它代理商就地处理货物，以免货物遭到更大的损失。
A.B.进出口公司没有充分理解估用证结算方式的特点。信用证结算方式有二个最大特点，其一，信用证走一个独立自足的文件，它不依附于买卖双方的合同，不受合同约束。所以UCP5O0第3条规定“就其性质而言，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依据销售合同或其他合同走相互独立的交易，即使信用证中含有对此类合同的任何援引，银行也与该合同毫不相关，并不受其约末。因此，一家银行作出付款、承兑和支付汇票和/或履行信用证项下的其他义务的承诺，不受申请人与开证行式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而提出的索赔或抗辩的约束。” 其二，信用证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开证行只单纯凭单据表面上是否与信用证相符而决定是否付款。所以在UCP5O0第4条又规定: “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及/或其他行为。”
A.B.进出口公司在接受信用证时就没有严格地审查信用证条款。在装运后缮制信用证项下单据时又没有严格要求单据表面上做到符合信用证条款。这是造成本案例事故的主要原因。
让我们再看看本案例的信用证条款，信用证规定：“由受益人出具证明并由买方代表史密斯先生会签，其签字须由开证行核实„„”。这样的条款对受益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其签字须由开证行证实，是否符合所备案的签字样，受益人无法掌握，开证行可以说相符，也可以说不相符，受益人都毫无依据，只能单凭开证行所说的为准。这样的条款无形中失去了开证行保证付款的作用，也失去了信用证的性质。又如买方代表是否按时到达装运港验货? 即使验货后又不接受等等，却会给卖方造成无法按时装运、收汇的事故。类似这样条款又如: 要求受益人提交目的港收货人提货确认书，即货物装运后必须等待买方在目的港提货完毕，寄来提货确认书才能结汇。受益人一旦接受这样的条款，都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审证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走关系到安全收汇的大问题，即使成交一笔条件非常优越的交易，如在审证工作中出了漏洞，则功亏一篑，最后收不回货款，甚至银货两空。
信用证规定杂质和水份必须与合同规定一致。银行不管实际货物的杂质和水份到底与合同规定走否一致，银行只管单据走否表现了信用证规定的字句，即在单据上表示，”杂质和水份与第DHF94308号合同规定一致。“ 有了上述这句的表示，即使实际货物杂质和水份与合同不一致，仍然算单证相符，开证行就必须履行其承诺，保证付款。A.B.进出口公司虽然在发单上表示了杂质最高百分之
3、水份走高百分之12与合同等量的详细记载，而没有表明与第DHF94308号合同规定一致的文句，也走无用，仍然走不符合信用证要求。
国际贸易结算，单据是主要的依据，即使托收方式也是以单据为唯一依据，单据有问题，付款人有权拒收单据，拒付货款。信用证方式更是如此。所以UCP5O0第14条规定，银行的付款凭表面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当收到单据时必须仅以单据为依据，确定是否表面上与信用证条款相符。如果单据表面上与信用证条款不符，银行可以拒收单据。本案例的信用证规定受益人开具汇票的收款人做成 “只限(only)付给标准银行A.B.”, A.B.进出口公司所提交的汇票在收款人栏虽然只漏“only”一词，但其性质却不同。A.B.进出口公司在反驳开证行电文中认为有无”only“都局限于记名式抬头。但更确切地说，“Pay to xxx Co.only”应该是限制记名式，这样记名式限制付款人只能将票款付给该抬头人，不得转让。这种方式多由于出票人不便该单据流入第三者，限制该债权关系在收款人手里，这是本抬头方式的主要目的。所以 “Pay to xxx Co.only”就等于“Pay to xxx Co.not transferable”(付给xxx公司，不得转让)。”Pay to xxx Co.没有“only”，虽然也是记名式，也却属于非限制式，其收款人可以自己再背书转让。所以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开证行认为该汇票不符 信用证要求是有一定道理的。
通过A.B.进出口公司这次事故，我们该吸取二点教训: 在接受信用证之前一定要严格审查信用证条软，逐条、逐句、逐字地一一审查。尤其带有冒险的条款，如本案例的买方代表签字须由开证行核实，均应全面考虑。原合同没有这样条款，卖方有权利拒绝接受，托出修改信用证;合同有这样条款，也不应该接受签订。
[案例29] 拿到发票就一定付款了吗？ 原告：天津市天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被告：天津市红桥区宏川物流配货中心 被告：郭健
原告诉称，2004年6月，配货中心委托原告代理出运一票货物，起运港为天津港，目的港为台湾高雄港。原告接受委托后代为向承运人天津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订舱，货物配载于SKYFORTUNE轮102A航次，承运人签发了TMSTT102K0200号提单，现货物已安全运达，海运费为1425美元，人民币费用为1765元。
配货中心对欠费事实无异议，但无故拒不付费，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依法承担责任。配货中心系被告郭健投资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按照法律规定，郭健应对配货中心的债务承担无限偿还责任。因此，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配货中心向原告支付拖欠的海运费1425美元、人民币费用1765元（两项合计为13592.5元人民币）及相应的利息；2.两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证人出庭作证费、调查费等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配货中心庭审时辩称，该中心于2004年5月25日将委托书电传给原告，26日送交原件，因是运费预付，所以同时附带一张原告空白支票，现在支票上的字是原告填写的，支票退票是原告未通知造成的。该中心于2004年6月9日已经以现金方式支付了运费并取走了发票，因此不欠原告任何款项。企业之间也可以以现金方式结算，发票的作用有3个：付货的凭证、付款和收款的凭证、报税。原告给该中心开具发票说明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发票是已经付款的凭证，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郭健辩称，配货中心是他个人开办的个人独资企业，依法受法律保护，按《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对自己投资的企业所产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在企业资产不足清偿债务时以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因此无需再为配货中心的债务承担另外的偿还责任。本案纠纷是配货中心的企业行为而非个人的行为，因此不应以自然人的身份为配货中心再承担责任,请求法院撤销原告对他的诉讼。
审理：
天津海事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5月，配货中心委托原告代理出运货物，原告接受委托后代为向承运人天津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订舱，承运人于2004年6月5日签发了TMSTT102K0200号提单，货物安全运达，发生海运费1425美元、人民币费用1765元。被告郭健于6月9日自原告处取走上述费用的发票并承诺6月29日付清费用，7月28日被告配货中心给付原告13592.5元发票一张，后因帐户存款不足该发票未能兑现。
还查明，配货中心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系被告郭健。
天津海事法院认为，被告配货中心委托原告代理出运货物，原告接受委托后依约履行了受托义务并垫付了相关费用，有权向被告配货中心主张偿还，被告拖欠不付系违约行为，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按照有关规定，货主向货代公司缴付款项后，货代公司应开具相应发票，但在货运代理业务中，货代公司先开具发票，货主后付款的情况也司空见惯，因此原告开具了发票不足以证明被告配货中心必然已经缴付了相应费用，且企业之间以现金方式结算也不符合企业财务结算办法的规定，因此被告所谓已经以现金方式支付了原告海运费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理由不能成立。
被告郭健系被告配货中心的投资人，依照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配货中心的财产为被告郭健个人所有，被告郭健也应以其个人财产在配货中心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承担无限责任。判决判决如下：
一、被告天津市红桥区宏川物流配货中心给付原告代垫海运费1425美元、人民币费用1765元，并支付该款项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的自2004年6月5日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
二、被告天津市红桥区宏川物流配货中心给付原告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费损失180元。
上述款项自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
三、上述款项逾期不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四、被告郭健在被告天津市红桥区宏川物流配货中心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下以其他个人财产对原告承担无限责任。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54元，由被告天津市红桥区宏川物流配货中心负担。
两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分析：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配货中心是否在取走发票时以现金方式支付了原告海运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因此一般来讲发票具有证明款项已付的作用。但在国际海运货运代理业务中，海运费的结算货币为美元，而我国又对外汇进行严格管制，依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国际海运业外汇收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的规定，货主向境内货代公司支付国际海运运费及相关费用时，应持国际运输业专用发票（购付汇联）向外汇指定银行申请，从其外汇帐户中支付或者购汇支付。由此可见，在国际海运货运代理业务中会出现这种与其他行业不同的先开票后付款的现象，从证据学的角度看，本案被告配货中心持有的海运费发票对于其付款而言仅是间接证据，按照我国有关证据的基本原理，一份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间接证据只有在形成证据链条的情况下才有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原告发票记录本上“取走发票9/6郭健”的批注只能证明郭健领走发票，在被告配货中心未提供任何运费支付凭证的情况下，不能推定运费同时已付清。
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现金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开户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除1000元以下的零星开支可以使用现金外，应当通过开户银行进行转帐结算，本案运费13592.5元，不属于可以现金支付的范围，因此被告配货中心称已向原告支付了现金的主张也不能成立。
[案例30] 误解装运期条款造成损失案
某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于5月23日接到一张国外 开来信用证，信用证规定受益人为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卖 方)，申请人为E贸易有限公司(买方)。信用证对装运期和 议付有效期条款规定：“Shipment must be effected not prior to 31st May，1997．The Draft must be negotiated not later than 30th June，1997”。
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发现信用证装运期太紧，23日收到 信用证，31日装运就到期。所以有关人员即于5月26日(24 日和25口系双休日)按装运期5月31日通知储运部安排装 运。储运部根据信用证分析单上规定的5月31日装运期即 向货运代理公司配船。因装运期太紧，经多方努力才设法商 洽将其他公司已配上的货退载，换上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的 货，勉强挤上有效的船期。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经各方努力 终于5月30日装运完毕，并取得5月30日签发的提单。6 月2日备齐所有单据向开证行交单。
6月16日开证行来电提出：“第XXXX号信用证项下的第XXX号单据经审核，存 在单证不符：根据你提单记载5月30日装运货物，超出我信 用证规定的装运期限。以上不符点经研究不能同意接受，单据暂在我行代保存，速告如何处理。6月6日”
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接到开证行来电后，查核留底单据，未发现我单据有与信用证不符的地方，认为对方可能有误。于18日即向开证行回电：“你16日电悉。但我们认为单证不存在不符点：你信用 证规定装运期为5月31日，我5月30日装运，并未超过信用 证规定的装运期限——31日。所以我单证相符，请你行查核 并按时付款。6月18日”
6月20日又接到开证行复电：“你18日电悉。你方虽然作了一些解释，但你方没有完 全理解信用证条款和我前电的要求。我提请你方注意：我信 用证规定的是：‘装运必须不得早于1997年5月31日’，也就 是说只能晚于5月31日，实际就是须在31日以后装运，而你 方却于31日以前装运，所以不符合我信用证要求。我行仍然 不能同意接受单据，速告单据处理的意见。6月20日”。
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根据开证行上述意见再次对照信用 证条款，才发现信用证的装运期正如开证行所说的不得早于 5月31日(„not prior to 31st May)。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经 有关人员研究，认为装运期这样不可更改的实质性不符点已 无法再向开证行答辩，只好改向买方进行工作，但几经反复交 涉，均未得到解决。最终只好委托船方将原货再运回内销而 结案，结果损失惨重。
案例分析：
本案例由于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有关审证人员没有认真地审查信用证条款，误解信用证装运期规定，将不得早 于5月31日的装运期当做不得晚于5月31日处理，即使该 公司已经在本出口业务中其他环节上作出了优异的成绩，结 果一切也只等于零，还倒贴上运费，将货物再返回原处，前功尽弃，交易成为泡影。
本案例的信用证对装运期规定有点特殊，却规定为不得 早于5月31日装运(„not prior to 31st May，1997．)，议付有效期规定为最迟不得晚于6月30日。换句话说，就是装运 期与议付有效期都是在6月1日至6月30日之间。一般信用证对装运期习惯规定为：最迟装运期某月某日，或不得晚于 某月某日装(„not later than„)。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的 审证人员就是受这种习惯性的影响，在审证当时没有仔细核 查信用证上条款的词句，只看到有“5月31日”字样就在“信用证分析单”上表示装运期为：5月31日。储运部5月26日 才接到“货运委托单”所通知的5月31日这样紧迫的装运期，还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与船方商洽让别的货退载挤上了对外 贸易进出口公司的货，才争取在5月30日完成了装运任务。结果反而造成单证不符，将原货又退回装运港。
[案例31]备用信用证纠纷
原告：澳大利亚悉尼S银行（下称S银行）。
被告：香港B银行（下称B银行）。
S银行拟凭B银行开立的以S银行为受益人的备用信用证向D客户提供100万美元的信贷。S银行因缺少B银行的印鉴本，便去B银行悉尼分行核对。尽管在核对过程中双方还有争议，但毕竟在信用证签注了“印鉴相符，B银行”的字样，落款是B银行分行的两位职员的签字。然后，S银行凭持有的B银行悉尼分行的印鉴本核对了该两位职员的签字，完全相符。就此，D客户从S银行取得了100万美元。不久，S银行为信用证的一些小修改和B银行联系时，B银行否认曾经开立过此证，并表示对该信用证不承担任何责任。因而，S银行要求凭信用证支取100万美元遭到B银行的拒付。B银行声称该信用证是伪造的，而且信用证上某些内容也足以引起S银行的警觉。S银行反驳称，印鉴经核对相符，说明信用证是真实的，为此B银行应对该证负责。
审理结果：
法庭鉴定原告提示的信用证确属伪造。
原告S银行以其对汇入汇款业务中印鉴核对的处理引作证明，是按当地银行惯例行事的，因而也是确定信用证真伪的有效方法，并且如果通过具有代理关系的银行核对印鉴可以确认信用证的真伪，那么通过开证行的分行核对印鉴当然可以确认信用证的真伪。
被告声称信用证若干内容应引起S银行的警觉，因此被告可不受‘禁止翻供”的约束。本法庭认为只有原告对于该伪证真正知情，被告不受“禁止翻供”的约束。对于原告来说，因不知道该信用证是伪造的而把被告的信用证当成是真实的，是合情合理的。
本法院裁决被告对该信用证承担完全责任。
案例分析：
本案涉及的信用证是备用信用证。备用信用证又称商业票据信用证、担保信用证，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光票信用证。备用信用证是开证银行对受益人承担一项义务的凭证。在此凭证中，开证银行保证在开证申请人未能履行其应履行的义务时，受益人只要按照备用信用证的规定向开证银行开具汇票，并随附开证申请人未履行义务的声明或证明文件即可得到开证银行的偿付。
备用信用证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美国商业银行创立备用信用证，用以代替保函，逃避法规的管制。备用信用证的用途几乎与银行保函相同，既可用于成套设备、大型机械、运输工具的分期付款、延期付款和租金支付，又可用于一般进出口贸易、国际投标、国际融资、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及技术贸易的履约保证。由此可见，备用信用证是一种介入商业信用中的银行信用，当申请人违约时，受益人有权根据备用信用证的规定向开证行索偿。本案的备用信用证是用于资金融通担保。
尽管备用信用证实质上是一种银行保函，但备用信用证在遵循的规则、所要求的单据、及付款的依据方面都与银行保函有所不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开始将备用信用证纳入它的适用范围，并与跟单信用证一起作出同样的界定。因此，备用信用证与跟单信用证具有同样的性质和特征，在业务处理上都遵循《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凭有关单据而不是货物进行付款。当然，具体来说，还是有区别的，主要在于：（1）付款责任不同。在跟单信用证业务中，开证行的付款责任是第一性的，只要受益人提示信用证中规定的单据，开证行就必须立即付款，而不管此时申请人是否或能否付款。备用信用证实质上是一种银行保函，开证行一般处于次债务人的地位，其付款责任是第二性的，即只有在申请人违约或不能付款时才承担付款责任。（2）单据作用不同。跟单信用证一般都要凭符合信用证规定的代表货权的单据付款，而备用信用证则要凭受益人证明申请人违约的声明或单据付款。（3）适用范围不同。跟单信用证一般只适用于货物贸易结算，而备用信用证则可适用于诸多经济活动中的履约担保，其用途与银行保函几乎相同，运用十分广泛。
本案争执的焦点是备用信用证的真伪，以及伪造备用信用证项下“开证行”与受益人之间的责任权益问题。信用证与其他所有合同一样受同一的一般法律原则管辖。信用证不是流通工具。当提款权利的享受取决于某些行为的完成或某些事实的存在时，必须表明该行为的完成或该事实的存在。本案中B银行声称该信用证是伪造的，并提出：如果开证行与核对印鉴银行之间有代理关系，则核对印鉴可以是确定信用证真伪的合适方法，但实际上它与其悉尼分行并没有代理关系，因此S银行曾到其悉尼分行核对过印鉴并不能证明本案的备用信用证是真实的。事实情况是，S银行以其对汇入汇款业务印鉴核对的处理引作证明，是按当地银行惯例行事的，因而也是确定信用证真伪的有效方法，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通过具有代理关系的银行核对印鉴可以确认信用证的真伪，那么通过开证行的分行核对印鉴当然可以确认信用证的真伪。因为分行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法律行为的权责直接归于总行。B银行还声称信用证若干内容应引起S银行警觉，因此它可不受“禁止翻供”的约束。在信用证业务中，开证行必须对自己的任何疏忽行为承担责任，开证行的信用证是一种付款承诺，对方即受益人确实信赖的话，那么法律是不允许开证行事后再反口，企图推翻其先前的承诺的。受益人没有义务在合理诚信的范围之外，去探究开证行的真实意图。当然，这些都是基于公平的原则之上的，如果说受益人明知道开证行有误，而借以利用之，则情形会不一样。英国法很早以前就有一种说法，即任何手脚不干净的人是不可以到衡平法院去寻求支持的，结合本案来说，若受益人S银行本身行事不公或不正当的话，它是不能以对方“禁止翻供”来作为抗辩的。事实上，S银行对于该伪证并不知情，且依合理审慎原则，按当地银行惯例对该伪证作了核对，因此S银行有理由依赖开证行的承诺。本案审理法庭认为只有S银行对于该伪证真正知情，B银行才可不受“禁止翻供”的约束，正是基于上述法律原则。对于S银行来说，因不知道该信用证是伪造的而把B银行的信用证当成是真实的，是合情合理的。
本案的审理适用了《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及其它相关法律。如果适用UCP500的话，法庭的判决可能会不一样，因为1994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跟单信用证惯例》即UCP500第2条第2款规定：就本惯例条文而言，一家银行设立在不同国家的银行均视为另一银行。据此，同一银行在各国的分支行虽然在组织上和管理上可能同属于它的总行，但在信用证业务中应被视作为各自独立的银行。结合本案来说，S银行到B银行悉尼分行核对印鉴，将不能证明信用证是由B银行开立的，因为B银行与其悉尼分行在信用证业务中是独立的银行，且没有证据表明它们之间具有代理委托关系，如此，B银行与该信用证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关系，当然不能要求其承担付款责任。弄清楚UCP500的这项新规定是必要的，从银行角度来讲，将不因其它相关银行的信用证业务所累，从受益人角度来讲，则能明确法律关系，不受迷惑。
[案例32] 信用证的到期日与交单期
中国A公司与美国B公司签订了一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由A公司向B公司销售一批工艺品，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采用信用证方式付款。合同订立后，B公司依约开来信用证。该信用证规定，货物最迟装运期至9月 30日，提单是受益人A公司应向银行提交的单据之一，信用证到期日为10月15日，信用证未规定交单期。A公司于9月12日将货物装船并取得提单，提单的日期为9月13日。10月5日 A公司向银行交单议付，银行以已过交单期为由拒绝付款。
案例分析：
本案涉及信用证的到期日和交单期的问题。
信用证的到期日是银行承担付款、承兑及议付货款责任的最迟的期限，也是约束信用证的受益人交单议付的期限。信用证的受益人若晚于信用证规定的到期日提交单据的，银行有权拒付。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1993年(修订本)国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以《UCP500》)第42条的规定，所有信用证须规定一个到期日，受益人必须于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提交单据。信用证上规定的付款、承兑或议付的到期日，将视为提交单据的到期日。如果开证行注明信用证的有效期为“一个月”、“六个月”或类似规定，但未指明自何日起算，开证行开立信用证的日期即视为起算日，以此确定信用证的到期日。据此，信用证未规定到期日是无效的，不能使用，而任何晚于有效期限提交的单据，银行是有权拒付的。
信用证的交单期是针对要求提交运输单据的信用证而言的。根据《UCP500》第43条的规定，信用证除规定一个交单到期日外，凡要求提交运输单据的信用证，尚须规定一个在装运日后按信用证规定必须交单的特定期限。如果未规定该期限，银行将不予接受迟于装运日期后21 天提交的单据。但无论如何，交单期不得迟于信用证规定的到期日。即，此时受益人的交单要受信用证的到期日与交单期这两个日期的约束。信用证对交单期的规定是为约束受益人，促使其在出运后及时交单以保障开证申请人的利益。如果受益人出运后不及时交单，会影响开证申请入及时提货转售，贻误商业时机。
本案中，信用证的到期日是10月15日，A公司交单议付的最迟期限本应是10月15日，但因该信用证要求提交运输单据——提单，且未规定装运日后必须交单的特定期限，所以A公司应在装运日期后21天以内向银行提交单据，即A公司最迟应在10月4日交单议付。A公司实际到10月5日才交单，违反了装运日期后 21天提交单据的规定，银行有权拒付。
另外，根据《UCP500》的第44条及第17条的规定，若信用证的到期日或交单期的最后一天，适逢接受单据的银行中止营业，则规定的到期日或交单期的最后一天将顺延至该银行开业的第一个营业日。但，若该银行中断营业是因为天灾、暴动、骚乱、叛乱、战争、罢工、停工或银行本身无法控制的任何其它原因，则信用证规定的到期日或交单期的最后一天不能顺延。本案中，如果10月4日是星期日，银行对外不办公，则依上述顺延规定，A公司于10月5日交单，银行就不能以已过交单期为由而拒付。
[案例33] 信用证为何失去“信用”
2001年7月19日，原告J公司与案外人香港H公司签订10万条沙滩裤出口贸易合同，货物价值30万美元，CIF价格，目的地香 港，信用证规定议付条件之一为必须出具Ｌ公司签发的提单以下简称L公司提单。7月22日，J与供货方D签订加工定做合同，货物品名，沙滩裤，数量10万条，总价人民币276600元。随后，H指示J委托被告F货运代理公司出运货物。2001年8月30日，J委托F出运涉案货物，并明确要求F提供由L公司签发的提单。Ｆ接受委托后，将货物交付Y公司承运，并将出运船名、航次、提单编号、运费等内容经原告确认，但未明示承运人为Y公司。9月5日，H就涉案货物向J提出修改意见。9月6日，H的业务代表施某出具了涉案货物验收合格及同意出货的证明。9月7日，H致函J要求货物出运前再由Ｈ派员对货物进行检查，同时，H传真给Ｆ称因货物质量问题，L公司的提单可能无法交换。9月8日，Y签发的托运人为J的提单，货物出运。9月11日，J发现F未能提供其所要求的Ｌ公司提单，遂与Ｆ进行交涉。9月12日、13日，H通知F因涉案货物质量有问题，由H负责办理的Ｌ公司提单不能出具。9月13日，J书面告知F涉案货物贸易合同信用证即将到期，要求Ｆ依约出具Ｌ公司提单或告知不能出具的原因。9月20日，J要求F返运货物，F则要求J支付因返运产生的一切费用，双方协商未成。9月30日，F将Y公司的提单寄交J。原告起诉称，F故意不履行货运代理合同义务，向J出具L公司提单，使J的信用证议付条件不能满足，不能结汇，是最终导致外贸合同未能按约履行的直接原因，要求被告赔偿货物损失276600元或返还货物。
案例分析：
本案是一起货运代理合同纠纷。J通过传真方式委托Ｆ办理一批沙滩裤的出运业务，F接受委托，双方的货运代理合同法律关系依法成立。J在传真中明确要求Ｆ提交由香港客户即案外人香港H公司指定的货运公司L签发的提单，以便Ｊ按信用证要求结汇。F接受委托，但没有向J提供L公司签发的提单，提供的只是一份由Y公司签发的提单。F作为一家专业的货运代理公司，在接受委托时就应当知道L公司签发的提单系契约承运人无船承运人提单，其是否能获得该提单或获得该接单将受哪些因素制约，并有义务将上述情况告诉委托人J。但是F在接受委托时，没有履行这一告知义务，在涉案货物出运前，J告知交换L公司提单几无可能的情况下，仍然未将事实告知L，并直接出运了涉案货物。货物出运后，在J多次催讨和询问L公司提单时，仍然隐瞒事实，不作如实报告，直至9月30日，货物出运20余天后，才将Y公司的提单交给J。Ｆ在履行货运合同中违反基本的诚实信用原则，未尽告知义务，且擅自出运货物，未履行提交L公司提单的承诺，应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F认为自己在履行货运代理合同没有过错的说法，不能成立。
J认为Ｆ故意不出具L公司的提单，是最终导致贸易合同未能按约履行的直接原因的说法，亦缺乏依据。本案Ｌ公司是一家由案外人H指定的货运代理公司，对此J是清楚的，其在委托F的传真中已提到。H之所以指定L公司，并在信用证中规定凭L公司签发的提单作为信用证议付条件之一，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份契约承运人无船承运人提单来全面控制涉案贸易和信用证结汇。当Ｈ因某种原因准备不履行合同时，必然会指令L公司不签发提单，F也就不可能拿到该提单，其最终目的是H利用信用证中这一软条款不让L顺利结汇。因此，根据现有的证据可以认定，不是F故意不给J公司L公司提单，而是Ｈ故意不给这份契约承运人的提单。这从H与J就涉案货物的质量存在争议的往来传真函件中可以得到印证。F作为专业的货运代理公司，在接受L委托时，就应确信自己有能力获得Ｌ公司提单，或将可能无法获得Ｌ公司提单的情况告知J，F未履行上述任何一项义务，确有过错。但没有证据证明F单独或与Ｈ勾结故意不提交Ｌ公司签发的提单。
综上，被告F应赔偿原告J货物损失276600元或返还货物。
本案中，造成J信用证无法结汇的原因究意是什么？从表面上看显然是Ｆ未履行货运代理合同，提供L公司签发的提单。但实质上，陷阱早已埋下，问题出在J与境外买方H签订的贸易合同和信用证中。买方H一方面在贸易合同中放入CIF价格条款和信用证支付条款，给人一种颇有诚意、保证付款的迹象；另一方面在信用证中又规定凭L公司提单结汇。看似一个很小的要求，实际上将贸易合同CIF条款和信用证支付条款全部否定。CIF原来是卖方负责货物的订舱出运，但实际本案结汇要凭L公司提单，而非海洋单。L公司是买方指定的无船承运人，因此，可以说本案中J能否顺利结汇，已非J自己或F可以控制，而完全由境外买方H控制，信用证所代表的银行信用已名存实亡。H处于进退均可的优势地位，当H因为货物质量或其他任何原因不想履行涉案贸易合同时，必然会指令L公司不签发，F此时也就不可能得到L公司提单。至此，境外贸易买方顺利脱身，F因未履行货代合同，被J起诉。
[案例34]信用证游戏规则
1994年4月11日，国内某公司（以下称为JS公司）与香港GT公司达成一份出口合同：合同号No.94JS-GT102, 4950dz of 45x45/110x70 T/C yarn-dyed shirt with long sleeve（涤棉长袖衬衫）, 5% more or less are allowed, 单价USD28.20/dz CFR Hong Kong, 总金额 USD139,590.00，1994年8月底之前装运，付款方式为by 100% irrevocable L/C to be available by 30 days after date of B/L（不可撤消的提单日后30天远期信用证付款）。
经 JS公司催促，JS公司于5月底收到由意大利商业银行那不勒斯分行(Bank Commercial Italy, Naples Branch)开来的编号为6753/80210的远期信用证，信用证的开证申请人为意大利的CIBM SRL，并将目的港改为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最迟装运期为1994年8月30日，同时指定承运人为Marvelous International Container Lines（以下简称MICL公司），信用证有效期为9月15日，在中国议付有效。
JS公司收到信用证后，没有对信用证提出异议，并立即组织生产。由于生产衬衫的色织面料约定由香港GT公司指定的北京GH色织厂提供，而此后北京GH色织厂未能按照JS公司的要求及时供应生产所需面料，并且数量也短缺，导致JS公司没有赶上信用证规定的8月30日的最迟装运期限。为此香港GT公司出具了一份保函给JS公司，保证买方在收到单据后会及时付款赎单。JS公司凭此保函于9月12日通过信用证指定的MICL公司装运了4700打衬衫（总货款为USD132,540.00），并取得了编号为GM/NAP-11773的海运提单，提单日期为1994年9月12日。
9月14日，JS公司备齐信用证所要求的全套单据递交议付行。不久便收到意大利商业银行那不勒斯分行的拒付通知，理由是单证不符：
1、数量短缺；
2、提单日超过了信用证的最迟装运期。此后JS公司多次与香港GT公司和意大利的CIBM SRL联系，但二者都毫无音讯。
10月19日，开证行来函要求撤消信用证，JS公司立即表示不同意撤证。11 月1日，JS公司收到CIBM SRL的传真，声称货物质量有问题，要求降价20%。JS公司据此推断CIBM SRL已经提货，接着便从MICL海运公司处得到证实。而且据MICL称CIBM SRL是凭正本提单提取的货物。因此JS公司立即通过议付行要求意大利商业银行那不勒斯分行退单。此后还多次去电催促退单事宜。
11月15日，意大利商业银行那不勒斯分行声称其早已将信用证号6753/80210项下的全套正本和副本单据寄给了JS公司的议付行，但议付行仅收到了一套副本单据。
JS 公司了解到意大利商业银行在上海开设了办事处，并立即与该办事处的负责人交涉，严正指出作为在国际银行界有一定地位的意大利商业银行，擅自放单给买方是一种严重违反UCP500及国际惯例的行为，希望意大利商业银行尽快妥善处理这一事件，否则JS公司将会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动，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月2日，意大利CIBM SRL公司的总经理L.Calabrese主动要求来华与JS公司协商解决这一贸易纠纷。12月5日，JS公司组成3人谈判小组赴上海与L.Calabrese谈判。在确认了CIBM SRL是从银行取得正本提单提货的事实后，谈判过程显得比较简单。谈判中对方以短量和货物质量有问题为由要求降价，JS公司未予理睬。
12月10日，JS公司收到CIBM SRL公司汇来的全部货款。案例分析：
纵观以上案例，JS公司在此笔业务中利用信用证的游戏规则成功地追回了全部货款，这一经验值得借鉴。
JS 公司在遭拒付后与有关方面联系以协商解决此事时，有关当事人都避而不理。正当JS公司一筹莫展之时，收货人CIBM SRL公司一封提出货物质量有问题并要求降价20%的传真使之露出了马脚，因JS公司由此推断收货人很可能已经提取了货物。接着JS公司便与承运人核实货物下落，证实了JS公司的推断，而且是从开证行取得的正本提单。因为在这一环节还有可能是承运人无单放货。
根据UCP500的相关规定，开证行如果决定拒收单据，则应在自收到单据次日起的七个银行工作日内通知议付行，该通知还必须叙明银行凭以拒收单据的所有不符点，并还必须说明银行是否留存单据听候处理。言下之意，开证行无权自行处理单据。照此规定，本案中的意大利商业银行那不勒斯分行（以下称开证行）通知JS公司拒付的事由后就应妥善保存好全套单据，听从受益人的指示。
既然JS公司已确定了是开证行擅自将单据放给收货人，就立即通过议付行要求开证行退单。事实上开证行根本就无单可退，也就迫使开证行将收货人推出来解决这一纠纷。银行的生命在于信誉，此时的开证行再也不会冒风险与收货人串通一气。正是抓住了开证行这一擅自放单的把柄，使得本来在履约过程中也有一定失误的JS公司寸步不让，将货款如数追回。
JS在前期履约过程中主要有两点失误：一是在信用证改变了目的港后未能及时提出异议，因为目的港从香港改成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至少买方的运费成本增加了许多；二是当面料供应不及时时，没有要求客户修改信用证，而是轻信了对方的担保函。
[案例35]信用证诈骗“苦果”该谁吞
在A市的中国某进出口X公司与澳大利亚某贸易公司Y签订了一个贸易合同，由Y公司向X公司出口一批国内紧俏的物资，合同约定货物拟运至A市交付。X公司向Z银行申请开出跟单信用证，该信用证未指定具体的议付行。后来，货运期将至，X公司怀疑Y公司有诈，要求银行拒绝同意向议付行议付。Y公司找了个担保公司，该担保公司承诺，货已经装船并发往目的港。事后，申请人通知开证行授权议付行议付。议付行是U国际银行，该银行接到授权后，即按UCP500的要求于次日向受益人Y公司放款。后来，买方X公司一直未收到来自Y公司的货物，于是以受益人欺诈为由向A地法院申请保全令，要求法院冻结Z银行开出的信用证项下款项（但事实上，此时开证行已经同意议付行议付，并且议付行已经将有关款项发放给受益人）。
A地法院经审理，作出裁决：Y公司的欺诈行为成立，Y公司应按其与X公司的协议履行其义务；撤销Z银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后来，U国际银行不服判决而上诉，上诉法院仍然维持了原判决，于是该银行试图在其所在地的外国法院起诉我国Z银行。Z银行接到U银行的主张后，才意识到有可能在外国的未来诉讼中被裁决败诉，并可能导致当地分支机构的财产被强制执行。
案例分析：
该案是一个典型的信用证诈骗案。但结果是诈骗的苦果并未归属于卖方而转移到开证行身上了，其直接的原因是我国法院的“禁令”———撤销开证人对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
根据《跟单信用证国际统一惯例》的规定，信用证与可能作为其依据的销售合同或其它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两种交易。即使信用证中提及该合同，银行亦与该合同完全无关，且不受其约束。因此，一家银行作出付款、承兑并支付汇票或议付及（或）履行信用证项下其它义务的承诺，并不受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或与受益人之间在已有关系下产生的索偿或抗辩的制约。受益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利用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契约关系。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单据所涉及的货物、服务或其它行为。
从开证行与议付行的偿付关系来看，该案中的议付行只要得到了开证行的对价和同意议付通知，就可以得到有效的索偿。《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十九条指出：开证行如欲通过另一银行（偿付行）对付款行、承兑行或议付行（均称“索偿行”）履行偿付时，开证行应及时给偿付行发出对此类索偿予以偿付的适当指示或授权；开证行不应要求索偿行向偿付行提供证实单据与信用证条款相符的证明；如索偿行未能从偿付行得到偿付，开证行就不能解除自身的偿付责任。
从上述规定来看，开证行和议付行都有付款的义务。实际上，开证行同意了议付，而且议付行的审核单据行为，也被法院肯定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那么法院为何裁决撤销开证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Z银行为何未及时提出异议？这种类似的错误判决在我国法院已经发生数件，其根源在于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国法律法规对信用证法律关系未做明确的规定，使得法院在解决这类问题时缺乏明确国内法依据，以致法院的态度不确定。我国不仅在基本的法律中未涉及跟单信用证问题，而且司法解释也未对有关的问题作明确规定。这种状况使得国内法院对信用证有关法律问题的解决态度不确定，并时有错误发生。
第二，银行对国际惯例的意义及银行的信誉重视不够。本案中的Z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就未意识到法院裁决撤销开证行义务对自己的危害性，甚至误认为只要法院撤销了信用证，自己也就不需付款了，也没必要去向申请人进行艰苦的索偿。否则，该行就会对法院的措施提出抗辩，但银行并没及时地这样做。
众所周知，《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是各国银行、国际贸易当事人普遍遵循的国际惯例，而且该惯例的权威性已经得到许多国家的立法、司法及仲裁判例所肯定。
第三，我国法院对国际惯例的尊重不够。尽管我国《民法通则》肯定了国际惯例的地位，但是法院在实践中不尊重国际惯例情形时有发生。
本案中的法院裁决，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源于法院对UCP500的精神理解不够，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片面地维护当地的X公司的利益，其结果是第三人——议付行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国内Z银行的权益和信誉也成为牺牲品。同样，法院的国际声誉也受到不良影响。
如果本案中银行能清醒地认识到遵守UCP500的重要性，则应及时地对法院的裁决采取有效的抗辩，这也就不至于将诈骗的“苦果”转移到自己身上来了。当然，信用证诈骗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有赖于贸易当事人提高觉悟和交易水平。
[案例36] 一个恶劣的信用证欺诈判例 1996年3月4日，原告厦门象屿保税区中包物资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称中包公司）与被告香港千斤一国际有限公司（下称千斤一公司）签定了一份购销总价值225万美元、7500吨热轧卷板的合同。合同约定起运港黑海港，目的港中国镇江港，采用分批装运方式履行。合同签定后，中包公司于同年7月1日依约开出受益人为千斤一公司、金额为60万美元增减5%、代号为FIBXM96698-XG 的远期不可撤消信用证，信用证规定货物装运时间不迟于1996年7月15日，付款日期为1997年1月14日，后更改信用证交货地点为中国福州马尾港。
被告千斤一公司在议付期内向议付行交付了全套单据。原告于1996年7月18日向开证行福建兴业银行厦门分行保证承兑而取得了全套单据，该行于同月25日对外承兑。千斤一公司取得承兑汇票后转让给了英国伦敦的一家公司。原告中包公司取得的海运提单载明：承运船舶为被告里舍勒公司所属“卡皮坦·坡克福斯基（KAPITAN POLKOVSKIY）” 轮，发货人 “ALKORADVANCEDLTD.”, 数量165捆，重量2149.50吨，价值644850美元，装运港依切利夫斯克（ILYICHEVSK），目的港中国福州马尾港，装船期1996年6月26日，提单签发日期1996年6月26日。该提单表明，是被告香港永威船务有限公司（下称永威公司）代被告里舍勒公司签发，但不是里舍勒公司的格式提单，提单的抬头名称也不是永威公司。“卡皮坦·坡克福斯基”轮到达福州马尾港后，原告持上述提单前往提货，但该轮并无该票货物。原告中包公司认为被告方提供的装运单据和提单都是虚假的，故起诉至厦门海事法院，请求判令其与千斤一公司的购销合同及海运单据无效，并撤消信用证，不予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并由千斤一公司连带赔偿其损失。
厦门海事法院经审理查明：里舍勒公司系在利比亚登记的航运公司，“卡皮坦·坡克福斯基”轮为其所有（该轮在本案诉讼期间因另案被扣押于马尾港）。该公司未委托永威公司为其代理船舶，也未授权永威公司代其签发提单。“卡皮坦·坡克福斯基”轮与1996年5月24日至6月31日在依利切夫斯克港装运24860.627吨货物，但未装载原告所持提单上的货物。“卡皮坦·坡克福斯基”轮本航次福州代理称其未接到有关收货人为原告的委托。
厦门海事法院认为：原告中包公司为购买钢材与被告千斤一公司签定购货合同，依约向开证行申请开立信用证其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千斤一公司不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提供货物，而在没有交货的情况下，串通永威公司伪造已装船清洁提单，并将提单及其他伪造单证提交议付行，企图骗取货款，这些行为是千斤一公司与永威公司对原告的蓄意欺诈。据此，中包公司与千斤一公司签定的购销合同及其相关的提单等单据无效，原告据此开立的以千斤一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项下款项应当停止支付。千斤一公司和永威公司应对由此给中包公司造成的损失负连带赔偿责任。被告里舍勒公司未参与欺诈，与本案无关，不应承担责任。1996年12月21日判决如下：1，原告中包公司与被告千斤一公司签订的购货合同无效，被告永威公司1996年6月26日签发的9A号提单等相关单证无效。中包公司申请开立的千斤一公司为受益人的FIBXM96698-XG号信用证项下款项不予支付。2，千斤一公司和永威公司连带赔偿中包公司开立和更改信用证的银行费用人民币9103.03，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3，驳回中包公司对里舍勒告诉的诉讼请求。
案例分析：
问题之一：如何适用独立性原则和欺诈例外
在对待因基础合同欺诈为由而冻结信用证项下款项支付问题上，最高法院早有极为明确的司法解释。最高法发布于1989年6月12日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最高法院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先进国家的法院一样，认为信用证基础交易和信用证交易相互独立这一基本原则不能保护一个“不道德的商人”，或者用罗马法的一句古老的格言来说，就是“欺诈使一切无效”。最高法院的这一立场是清楚而坚定的，从最高法院最近作出的新湖商社案和三和银行案判决就可以看出，另外，新湖商社案特别提出了欺诈必须是“实质性”欺诈的标准，换言之，一旦信用证项下发生实质性欺诈，则独立性原则将不再能够保护受益人，法院将可以突破信用证的独立性和单据交易的基本原则，去根据基础合同项下受益人是否作出欺诈来判断开证行应否付款，而不是仅仅根据单据是否严格相符来作出应否付款的判断。欺诈是否是实质性，是一个由法官自由裁量权掌握的问题。
问题之二：认定信用证欺诈和举证责任和举证标准
本案信用证交易显然存在受益人提交假单据进行欺诈的事实。但是问题的关键点是，由于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阻止法院不能轻易越过独立性原则以及单据交易原则去看单据背后的基础交易，那么法院在何种情形下将以何种方式越过独立性原则去考察基础合同是否存在欺诈。本案法院在原告起诉之前冻结信用证的程序中，以及后来法院在本案的实体判决中，法院并没有交待如下一些基本实事就直接认定存在基础合同的欺诈：原告提供了哪些证据？这些证据是一些什么样的证据？这些证据是否足以说明存在基础合同欺诈？该欺诈是否是实质性欺诈？在基础合同存在实质性欺诈的情形下，如果法院不给予法律救济，将造成申请人的损失是否是不可挽救的？法院是否有必要和足够的理由停止或终止信用证的支付？另外，最高法院的《座谈会纪要》中说，因基础合同欺诈而向法院申请冻结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支付的人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在本案的判决中，我们看不到法院对这一举证责任和举证要求做出任何考量。
问题之三：欺诈例外的例外
并不是只要发生信用证欺诈法院就可以一概将信用证的支付予以冻结或终止支付。各国之所以在欺诈例外之外还设定一系列例外，有一个明显的目的，那就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中间商或中间银行参与到信用证交易中来，因此开证行或法院必须注意培养而不是破坏这些信用证交易的中间人或中间行对信用证机制的善意信赖。因为这些中间商或中间行对信用证机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例如保兑行、议付行、付款行以及那些因依赖开证行在信用证中明确的付款保证而善意行事的人，或者他们不知晓欺诈的发生，或者他们已经付出对价。法院必须明白，没有这些中间行的善意参与以及对信用证法律机制的依赖，信用证付款机制就是一句空话。
本案判决的最大问题是，法院在作出判决时没有考虑信用证独立性的欺诈例外之外还有一系列例外。例如就最高法院在其司法解释中规定的信用证项下已经开证行承兑的汇票这一例外而言，本判决就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数年以来，中国法院在这一欺诈例外的最主要的例外问题上的做法已经令国内银行实务界怨声载道，也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法院的做法令中国银行界和司法界声誉受到最严重的损害。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说得明明白白，如果信用证项下的汇票已经开证行承兑，开证行在该汇票项下的付款义务已经变为无条件的付款义务，则开证行必须付款。本案的判决显然直接违反了最高法院前述明确的司法解释。
当然，如果已经开证行承兑的信用证项下的汇票仍然由进行欺诈的受益人持有，则开证行当然可以根据受益人进行欺诈的抗辩直接针对该受益人，但实际上实行了欺诈仍傻乎乎地持有汇票的受益人几乎没有，因为受益人获得开证行承兑汇票之后往往立即以较低的价格直接在票据市场上将该承兑汇票贴现，获得款项后不知去向。所以最后要求开证行兑付承兑汇票的往往是付出对价的、善意的、在票据市场上以公平价格获得该承兑汇票的正当持票人。已经承兑汇票的开证行不得以针对受益人的欺诈抗辩针对正当持票人。
法院在本案中显然根本没有考虑信用证下已承兑汇票项下的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法院的判决将显然造成如下严重的事实和法律问题：由于法院处理的是基础合同项下的欺诈纠纷，诉讼的原被告是基础合同的买方和卖方，但是法院却处分了不是本案当事人的信用证项下开证行和已经承兑汇票的正当持票人的法律权利；另外，由于开证行和正当持票人不是一审的诉讼当事人，自然也被剥夺了上诉的权利。这样的判决显然会造成很大的司法不公平。
问题之四：审理信用证欺诈案件时涉及独特的程序上的问题
对法院的司法程序和实际操作来说，因基础买卖交易项下的欺诈而来的诉讼必然会涉及到信用证交易。但是信用证交易和基础合同交易的相互独立这一基本原则又不允许银行或法院轻易地突破该基本原则。法院必须保持平衡：一方面不能让欺诈得逞，另一方面又不能损害信用证的基本原则。
法院在此时会面临两个问题：首先是程序上的问题。因为法院审理的往往是开证申请人发现受益人欺诈后提起的要求法院冻结甚至撤销信用证项下款项付款的诉讼。但是开证行并不是基础合同项下的当事人，开证行和受益人之间基于信用证开立而来的交单付款关系不能基于基础合同项下一般纠纷的抗辩得以解除，除非出现受益人欺诈。程序上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一般来说，基础合同项下开证申请人为原告和受益人为被告之间的诉讼如何将开证行追加进来是一个重要问题。在美国一般是开证申请人为原告告被告开证行，要求后者因受益人欺诈而拒绝兑付受益人汇票。但是在中国法院目前所审理的案件中，似乎更多的是开证申请人以基础合同项下受益人欺诈为由起诉受益人。所以，开证行往往被当作第三人追加到诉讼中来。
这样就产生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基础交易和信用证交易是两个不同的交易，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不同的法律关系，在一般的情形下，基础合同项下的法律关系和信用证交易的法律关系在一般的情形下是不应该合并审理的。因为原告和被告不一样，诉讼的标的也不一样。
其次是实体上的问题。尽管独立性原则不能被轻易突破，但是由于法院不能违背公正的原则而眼睁睁的看着受益人的欺诈得逞，所以法院在何种情形下，在何种条件下，基于何种考虑才能突破独立性原则，再根据基础合同项下受益人的欺诈的证据判断，对银行应否兑付信用证作出判决。
问题之五：未经审判剥夺开证行和信用证项下汇票持票人的权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案中法院未经追加开证行和信用证项下汇票的持票人就撤销了信用证项下开证行的付款义务。但是法院撤销了信用证项下开证行的付款义务并不意味着法院在同时也撤销了开证行已经承兑并经转让给第三人的汇票项下的付款义务。有的人理解为法院也同时撤销了承兑汇票项下的付款义务，理由常常是该承兑汇票正是银行在信用证项下的付款方式。
本案中，法院显然没有考虑承兑汇票的付款最终性问题。法院也显然没有考虑该承兑汇票的持票人的正当性问题。法院没有意识到，他们一相情愿要保护国内开证申请人的一方利益时，也轻易并且未经审判就剥夺了另一方当事人例如开证行或承兑汇票的正当持票人的财产以及相应的法律权利。显然本案的开证行的国际声誉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另外，本案正当持票人的权利未经司法审判，根本没有获得基本的抗辩机会就被法院无情剥夺。
另外一个更简单直接的理由是，既然法院的判决未经开证行和正当持票人的参与，法院的判决就无法约束开证行或正当持票人。法院的判决不能约束未参与诉讼的、没有接到法院通知、也没有获得足够的抗辩机会的当事人。这是明显的强有力的理由。
接下来的后果是，当信用证项下经开证行承兑的汇票的正当持票人要求开证行兑付到期汇票时，开证行将不可避免地要做出支付。当然开证行也可以以该国内判决作为抗辩，但是持票人可以有几个强有力的抗辩理由：第一，国内法院终止的是开证行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义务，法院并未终止开证行承兑汇票项下的付款义务；第二，开证行和正当持票人不是开证申请人发动的基础合同项下诉讼的当事人，因此该诉讼的判决结果对于未参与诉讼的开证行和承兑汇票持票人并无约束力。第三，如果该信用证项下经开证行承兑汇票的持票人是正当持票人，即使开证申请人或开证行发现受益人欺诈，开证行或开证申请人也很难以此作为对抗正当持票人的抗辩理由。
问题之六：法院不当干预信用证支付造成银行实务的混乱和银行的尴尬地位。
法院显然没有明确区分冻结信用证项下的款项支付和撤销信用证项下兑付义务。因为冻结信用证项下款项支付诉讼的被告是开证行或保兑行。因基础合同欺诈而提起诉讼的被告则是信用证项下的受益人，即基础合同项下的卖方。
法院在发出冻结信用证的命令时，应该明确知晓自己发出的命令将严重干预商业实务，除非确实发生了严重的欺诈行为。如果法院的命令错误，将使信用证的各当事人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害。法院应该知晓，在一般情况下，尤其是没有明确的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被提交法庭之前，法院不应该轻易去干预国际商业实务的运作。因为国际贸易买卖双方相隔遥远，交易双方互不认识以及涉及金额巨大且生死悠关，交易各方全凭信用证这一精妙的支付机制以及对银行付款信誉的依赖，否则国际商业就无从开展。
没有一个国家的法院会故意去损害自己国家银行的国际声誉，尤其对于信用证来说，开证行的声誉以及信用是信用证机制赖以存在并发挥其关键作用的基石，先进国家的法院明确承认，损害这一基石，将使本国的国家贸易企业和银行在国际贸易中陷于极为不利的境地。
几乎所有先进国家尤其是国际贸易发达国家的法院，在处理信用证冻结和撤销案件时，均战战竟竟，生怕影响了本国的银行家和生意人的生意。我们在这一个案件中看不到法院对此有任何考虑。法官是那些银行家和生意人交纳的税养活的人，法院没有理由，也不可以因自己的不当行为扰乱银行家和生意人的生意。和其它一些案件一样，我们再次看到了基层法院在审理信用证欺诈案件时造成银行实务的严重混乱，本案是最典型的案件之一。
本案法院造成银行界尴尬处境至少有两个：其一，因为法院审理的案件是基础合同，却处分了信用证交易项下当事人以及开证行承兑汇票关系项下持票人的权利，由于实行欺诈的卖方不可能来参加诉讼，因此对这样一个被告缺席的判决，一审判决自然无人会上诉，而信用证项下的当事人因为不是案件的当事人就更无法上诉，案件判决出来后银行作为协助执行人又只能执行，如果银行想要对这一已经产生既判力的不公判决要求撤销，又极其困难。开证行的国际声誉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开证行只好干瞪眼。开证行面临的另外一个更大尴尬是，开证行由于已经承兑受益人开立的汇票，该汇票又被第三人在国外的公开市场上以公平价格购得，因此该持票人显然是正当持票人，如果该持票人在国外提起诉讼，显然开证行最后仍需支付，不但本金利息要支付，而且还要赔上一大笔律师费，银行声誉上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这正是国内法院为了保护国内企业利益的好心一不小心就变成了一件大坏事。
更糟糕的是，一旦开证行在国内或国外被中间行或正当持票人起诉败诉后，开证行必须对外支付信用证项下或承兑汇票项下的款项，但是开证行在付款以后将无法获得法律救济。因为开证行对外支付后，开证行替开证申请人垫付的款项最终无法从开证申请人那里获得偿还，因为开证申请人会根据海事法院在基础合同项下做出的终止信用证支付的生效判决作为针对开证行债权的有力抗辩。最后的结果是，不但开证行两头不是人，而且还吃了一个哑巴亏，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本案最恶劣的地方在于此，开证行都几乎将在或已经在国内或国外被开证行承兑汇票的正当持票人起诉，开证行几乎无一可能逃避付款责任。而开证行最担心的就是在自己对外作出付款后，自己的债权最终无法从开证申请人那里得到偿还，原因就是国内已经有一个法院的无理判决横在那里阻止了它的索偿企图。
[案例37] 因受益人拒受信用证修改引发的纠纷案
1997年1月10日，芝加哥F银行向A银行开立了一笔金额为15783美元的即期信用证。该证装船期分别为2月25日和3月8日，受益人为B市某外贸公司，货物名称为铁钉。
2月12日，A银行收到该信用证项下第一次修改，要求将装船期分别提前至2月15日和2月24日，并修改货物描述等内容。A银行立即与受益人联系，请求答复。受益人于2月19日向A银行发出书面确认，拒绝修改，A银行即向F行发出同样内容的电报。3月3日受益人交单，A银行经审核无误后议付单据，并按开证行要求寄单索汇。A银行编号为BP95I1327／97。3月13日，A银行收到F银行电报，称该单迟装并超过有效期，以此拒付并准备退单。
经查，此笔单据的装船日为2月25日，交单日为3月3日，完全符合修改前信用证的要求。据此，A银行据理力争，反驳F银行提出的不符点。
此后，F银行又多次来电坚持上述不符点，并两次将单据退回A银行，但A银行毫不退让，又两次将单据重寄开证行。由于A银行有理有力的反驳，F银行最终于4月25日付款。
案例分析：
本案争议的产生原因在于：开证行与议付行对已经开证行修改过，但未经受益人同意的信用证条款约束力的认识不同。开证行认为按照其修改过的信用证条款来审核单据，存在不符点，因此拒付；议付行则认为信用证条款虽经开证行修改，但因未获得受益人同意，因此修改过的信用证不能对受益人构成约束，仍只能依照修改前的信用证条款来审核单据。
那么开证申请人、开证行单方面修改信用证能否产生法律效力呢？回答是否定的。一方面从信用证的开立与基础交易的基本关系看，信用证的开立是服务于基础交易的，信用证作为一种支付条件，它应当符合基础交易合同中所反映的进出口商的一致意见，除非进出口商就修改基础交易合同的支付条件达成协议，否则不能修改信用证条款。单方面的修改信用证条款即同于违反了基础交易中约定的支付条件，对另一方来说是没有约束力的；另一方面，正是基于对正常交易秩序与规则的认识，UCO500第九条规定：
“未经开证行、保兑行（如有）以及受益人同意，不可撤销信用证，既不能修改也不能撤销。在受益人向通知修改的银行表示接受该修改之前，原信用证的条款对受益人仍然有效。”根据《UCP500》的规定，很显然，如果受益人不表示接受修改的信用证条款，那么仍只能依据原信用证条款来审核单据。
本案中，开证行的做法是不当的。由于受益人并没有同意修改的信用证条款，因此，开证行不能强加于人要求适用修改后的信用证条款。在根据原信用证条款审核单据没有不符点的情形下，开证行应予付款。
[案例38] 正确选择议讨行
从理论上讲，银行在处理信用证业务时的一切行为，只受《ucp500》约束，信用证独立于贸易合同，它是建立在开证行与受益人之间另一种保证付款的承诺。然而信用证源于贸易合同，是履行贸易合同的手段之一。在国际贸易实务中，信用证与贸易合同之间不可能没有丝毫关系，银行以及贸易双方在处理信用证业务时的行为，对贸易合同也不可能没有影响。开证行接受开证人的委托开出信用证，开证行与开证人的利益是相关的。开证行常常为维护开证人的利益而恶意拒付，避免和减少损失的措施之一。
选择国际信誉卓著专业优势强的银行作为议付行
1997年，某公司与瑞士客商签订向土耳其出口40万米灯芯绒的合同，总金额为58.4万美元。信用证是由瑞士日内瓦国际商业银行开出的。在该公司备货期间，客户根据该公司的要求，对信用证进行了三次修改，这表明一切都很正常。就在该公司准备发送货物之际，客户突然提出不能出运。对客户这种单方面违约行为该公司不接受，但对方态度强硬，拒绝收货。在双方交涉时，货已装船，如果卸货，公司必将蒙受巨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该公司决定强行出运，以单证取胜。单证部经过慎重考虑，做出两项决定；对所有单据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把保押在议付行身上。该公司未把单据交给通知行，而是另找一家与开证行有代理关系，自身实力较强，既能控制开证行又能与公司密切配合的银行。公司选中了中国银行。交单13天后，开证行连发两份拒付电议付行给予反驳。开证行回电坚持不符点成立。议付行据理力争，不再在所谓不符点上与其纠缠，而直接指出开证行违背《UCP500》第五条，开出模糊不清条款，由此造成的后果应由开证行负责。公司与议付行共同商讨对策，由议付行向开证行施压，直接打电报与其总裁联系，电文大意是，很遗憾贵行违背了国际惯例，我们不能相信像贵行这样一个国际知名的银行竟然因一个不能成立的不符点而拒付，这将影响到我行与贵行的长期合作关系。请贵行立即付款，否则我行将把此案提交国际商会。开证行保持了两周的沉默后全额付款，客户不得不把货物全部收下。在业务交往中，我们体会到，应选择在国际结算业务中有传统计表优势，在国际银行界信誉卓著，影响面极广，经验丰富的银行作为议付行。应该说，上述电文中每一名话都是极其有份量的，开证行不得不认真考虑拒付的后果。
案例分析：
上述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当开证行、付款行、通知行作为议付行可谓是最佳选择。外资银行到中国来建立分行，希望在中国金融市场占一席之地，就必须与中国金融市场占一席之地，就必须与中国客户建立多种服务关系，尽可能满足客户要求。这种关系就是当今金融营销的新理念---与客户建立关系银行，在银行和客户间建立一种谁也离不开的关系，出口公司正是利用了这种关系，才获得了成功。
第二篇：国际结算案例分析
国际结算模拟案例分析
4.1 案例一
4.1.1 案例介绍
某年初，国内某出口商B公司委托当地出口保理商叙做一笔出口保理业务。在获得进口保理商批准的10万美元信用额度后，出口保理商即与出口商签订了《出口保理业务协议》及《保理融资扣款授权书》。同年4月和5月，出口商先后向出口保理商提交了两张发票，金额总计10万美元。出口保理商随即将这两张发票先后转让给了进口保理商，并根据出口商的申请，向其提供了8万美元的出口保理融资。
8月5日，出口保理商收到进口保理商发来的争议通知，告知出口保理商，该年初出口商以托收方式发给进口商的货物因质量问题被进口国海关扣留，致使进口商不能提取该批托收项下已付货款的货物，进口商A公司因此拒付该出口商保理项下两笔应收账款。进口保理商同时随附了一份进口海关的证明书。出口保理商立即将有关争议情况通知了出口商，出口商承认托收项下货物确有问题，并正在与进口商交涉。为了资金安全，出口保理商根据与出口商签署的《保理融资扣款授权书》及《出口保理业务协议》的有关条款规定，于8月11日将保理融资款项极其利息费用从出口商账上冲回，出口商对此未提出任何异议。
然而，在这之后直至次年7月进口商倒闭，买卖双方始终未能协商解决保理项下这起因反索引起的贸易纠纷。其后第3年3月5日，出口商以“出口保理商冲回保理融资侵犯了出口商的合法权益”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出口保理商赔偿人民币100多万元，后又认为起诉理由不当而主动撤诉，并另以“保理业务项下贸易合同未出现任何质量争议，出口保理商却以质量争议为由扣划保理融资款项是严重侵犯出口商权益”起诉出口保理商。
4.1.2 案例分析
1.应解决反索是否构成贸易纠纷的问题。反索，是指进口商因与出口商另外一笔交易的结果导致进口商向出口商提出索赔而引起的争议。在本案中，由于出口商最初发给
进口商托收项下的货物出现质量问题，从而导致进口商拒付出口商保理项下两笔应收账款，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反索。本案中的反索已对出口商能否按照保理协议如期得到保理公司的融资构成了威胁，甚至导致了融资的失败，因此，反索已构成贸易纠纷。
2.需要考虑本案应该如何判决。对此，我们应该看下出口商的起诉能否站的住脚。按照国际保理商联合会颁布的《国际保理业务惯例规则》第41条规定：“如果债务人提出抗辩、反索或纠纷，并且如果出口商于发生纠纷的应收账款所涉及发票的到期日后270天内收到该纠纷通知，进口保理商不应被要求对债务人由于这种纠纷而拒付的金额进行付款。”即按照规定，在进口商提出反索的情况下，进口保理商有权对本贸易合同项下的金额拒绝融资，即本案中出口保理商是可以以进口商提出的反索为由扣划对出口商的保理融资款项的。这种做法符合国际惯例，不应该被看做是侵犯了出口商的权益，所以，出口商的起诉本身是不能成立的。
4.1.3 启示
首先，《出口保理业务协议》应明确，一旦出口商以保理方式与买方进行交易，须将所有对该买方的应收账款（信用证交易及现金交易项下应收账款除外）转交出口保理商处理，以便保理商即时控制贸易纠纷引起的收汇风险。
其次，为了减少麻烦，便于双方控制风险，出口商在向出口保理商提出信用额度申请时，应将其与买方之间所有现存贸易纠纷如实通报出口保理商，以便其及时转告进口保理商，此条应列入出口商与出口保理商签订的《出口保理业务协议》。
最后，一旦客户提出反索，出口商不该在纠纷是否成立这个问题上与出口保理商纠缠不休，而应积极联络进口商，就如何协商解决反索引起的纠纷及早达成一致意见。
4.2 案例二
4.2.1 案例介绍
上海A公司与新加坡B公司签订了一份738450美元的售货合同，A公司为出口商。嗣后，B公司根据合同向印度银行新加坡分行申请开立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有效期为1996年5月21日至同年8月17日，受益人为A公司，议付银行为中国任一银行，汇票类别为即期，受款人为香港C银行，付款人为开证行，出票人为A公司。1996年5月29日，A公司就上述信用证向C银行申请打包贷款,该行同意后于次日向A公司发放贷款30万美元。期间，根据开证人申请，开证行曾先后3次向C银行发出3份电传，对该信用证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其中第3次内容为“收到申请人指示后，应将装运日程和船舶名称以修改方式通知受益人，上述修正副本应随单据一并发出”。1996年8月30日，C银行收到1份以B公司名义发来的电传（该电传下称“第4份通知”），告知A公司船名和货物装运日期。C银行将该电传转交给A公司。上述船名和装运日期与船公司接受A公司托运货物后签发的提单中所载内容相同。同年9月3日，A公司向C银行提供了包括第4份通知在内的信用证项下的出口单据要求议付。C行于同年9月5日向A公司发出议付通知，告知该公司在信用证项下的金额738450美元中，扣除手续费、邮费、短款费、修改通知费、提前付款利息及所欠打包贷款本金、利息后，尚余净额491434.01美元，并于次日将该议付款划入A公司账户内。之后，C行将信用证单据寄往开证行要求偿付，开证行于同年9月18日、10月11日致函C行，称单据与信用证第3次修改的指示不符，并称其从未发过第4份船名和船期的修改通知，开证人B公司也未发过这份电传，单证存在不符点，拒绝偿付该信用证款项，并将所有单据退回C行。于是，C行于同年10月25日致函A公司告知其单据已遭拒付，并要求其归还议付的信用证款项。因A公司未归还议付款，C行就先后3次从A公司账户内扣划59650美元用于归还上述议付款，尚欠678800美元，后因催讨未果，向法院诉讼要求Ａ公司清偿所欠议付款本金及利息。而A公司则辩称C行在信用证议付时，扣除手续费及打包贷款本息后，原信用证项下的美元已经结清；单证不符是由C行造成的，其应承担遭开证行拒付的责任。
4.2.2 案例分析
本案中，C银行与A公司是议付行与受益人的关系，然涉讼信用证议付之前，双方还发生了打包贷款业务，审判实践中往往易将打包贷款法律关系与信用证法律关系相混淆。从上述概念可见，打包贷款与信用证相关，但不等同于信用证法律关系，而是银行与出口商之间的借款关系。本案的打包贷款本息及相应的手续费，C银行已在1996年9月5日以出口押汇的方式议付信用证时，从议付款项中直接扣除，因此该银行与A公司之间的打包贷款法律关系因履行而终止。当开证行印度银行新加坡分行以单证不符为由拒付信用证项下款项时，C银行要求A公司偿还已议付的款项，行使的是信用证法律关系中，议付行对受益人的追索权。故本案应是信用证纠纷，不是打包贷款纠纷。
从概念来分析信用证是一种银行开立的有条件承诺付款的书面文件，它不同于支票、汇票、提单等票据，本身不是一种权利凭证，而只是各种约定的载体，而出口押汇不是信用证的质押，只是在操作过程中需向银行提交信用证和全套的出口单据，它也不同于通常的汇票或者提单的质押。出口押汇的特征是由银行买入单据。议付则是指被授权议付的银行，针对付款仍有一段时间，但信用证订明银行可去议付并让购，即马上付款给卖方，并扣除提前付款这段时间利息，对汇票及单据付出对价。依据英文的字面理解，出口押汇是汇票及单据的买入，议付则是汇票及单据的转让。两者无实质的区别，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一般使用出口押汇的概念，而在国外主要使用议付的概念。
4.2.3 启示
1.对相关概念的认识
要正确处理此类信用证纠纷案件，应首先正确把握涉案的打包贷款、议付信用证、出口押汇等法律概念及其法律责任的认定，以防止混淆概念而导致错误地适用。
打包贷款是指出口地银行为支持出口商按期履行合同义务、出运货物而向出口商提供的以正本信用证为抵押的贷款。因为最初这种贷款是专门提供费用给受益人包装货物的，所以称作打包贷款，它是银行对出口商提供的一种短期融资，主要用于对生产或收购商品开支及其他从属费用的资金融通，融资比例通常不超过信用证金额的80%，银行根据资金情况和客户情况而定，期限从信用证抵押之日到出口商提供货运单据并向开证行寄单收回贷款之日。提供贷款的银行承担议付义务，收回信用证项下贷款后，将贷款
收回。
议付信用证的含义是凡允许受益人将其汇票和单据持往指定的银行或未指定特定银行的情况下，持往付款行以外的任何其他银行请示议付，而不必直接向付款银行提示请求付款的信用证。
出口押汇系指出口商将信用证和全套出口单据提交银行，由银行买入单据并按票面金额扣除从押汇日到预计收汇日的利息及有关手续费用，将净额预先付给出口商的一种融资结算方式。
2.认识信用证议付行在信用证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权利、义务
信用证作为完全独立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之外的一种单据交易，无论根据其本身的特殊性还是国际商会第500号出版物《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的有关规定，合理、谨慎地审查单据之表面文义都是信用证交易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议付行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
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被广泛适用的一种付款安排。信用证不会独立存在，总是以一份基础合约（通常为国际货物买卖合约）为前提。但是，信用证与其可能依据的销售合约或其他合约是性质上不同的业务。即使信用证中包含有关于销售合约的任何援引，银行也与该合约完全无关，并不受其约束。销售合约产生纠纷，主要依据国际货物买卖公约等来解决。信用证纠纷依据的则是专门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信用证关系本身有一连串的合约组成，开证申请人与开证行是一个合约，开证行与通知行又是另一个合约。开证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有法律关系，与通知行则没有法律关系。通知行只与开证行发生法律关系。因此，开证申请人或以开证申请人名义发给通知行的电传，未经开证行签署或加押，不是一份有效的信用证文件或有效修改书。基于上述理由，C行通知的日期虽然是实际装运日，但是因该通知未经开证行确认，涉案信用证的开证行当然有权以不符点拒付。
第三篇：国际结算案例分析
1、案例分析题
出票人甲将票据交付给受款人乙，乙通过背书将票据转让给丙，丙又将票据转让给丁，丁又将票据转让给戊，戊为最后持票人。
请问：在这一系列的当事人之间，谁是票据上的前手和后手?这样的区分有何意义?
答：①甲、乙、丙、丁、戊所处的地位是相互独立的，在前者被称为前手，在后者被称为后手。例如：甲为乙的前手，乙为甲的后手，甲、乙、丙、丁均为戊的前手，戊则同时是甲、乙、丙、丁的后手。②前手与后手的区分意义在于，票据上的当事人行使追索权时，只能由后手向前手追索，而前手不能向后手追索。所以在前后手的关系中，前手为债务人，后手为债权人。
2、案例分析题
1998年1月，湖南天易公司与福建华茂发展公司签订了名为联营实质上是借贷性质的《联营合同》，约定华茂公司向天易公司借款人民币500万元，湖南交通银行衡阳某分行(下简称为交行)对该借款作担保并给天易公司出具了担保书。之后，天易公司签发了以浙江某服装厂为收款人，到期日为1998年8月底的500万元商业汇票一张，还同该厂签订了虚假的《购销合同》，将该汇票与合同一并提交给农业银行某县支行(下简称为农行)请求承兑，双方签订了《委托承兑商业汇票协议》。天易公司告知农行拟使用贴现的方式取得资金，并承诺把该汇票的贴现款项大部分汇回该行，由该行控制使用。其后，该农行承兑了此汇票。而后收款人浙江某服装厂持票到建设银行浙江某分行贴现，并将贴现所得现款以退货款形式退回给天易
公司，后者则按《联营协议》的约定，将此款项全部借给华茂发展公司。汇票到期后农行以受天易公司等诈骗为理由拒绝付款给贴现行，而当天易公司要求华茂发展公司及交行归还借款时，该行则以出借方签发汇票套取资金用于借贷不合法为由，拒绝承担保证人责任。请问：(1)此案中哪些属于票据关系?
(2)此案中有哪几种非票据关系?
(3)农行和交行的理由能否成立?为什么?
答：(1)天易公司的出票、农行的承兑、浙江某服装厂向建行浙江某分行的贴现，构成了本案中的汇票的出票人、收款人、承兑人、背书人及被背书人之间的一系列的票据债权债务关系，即本案的票据关系。
(2)在本案中存在以下几种非票据关系：①票据原因关系。将套取的资金用于非法借贷是本案中一系列出票、承兑等票据行为的真正原因，它们在本案中是以各种合同关系体现出来的。②票据资金关系，该关系以天易公司同农行某县支行签订的《委托承兑商业汇票协议》
体现出来。
(3)农行和交行的理由均不能成立。因为付款人一旦承兑，其即成为确定的付款人，承担保证到期支付票款的责任，不得以资金关系抗辩善意的持票人。交行是票据基础关系的当事人，同样不得以他人的票据关系系非法来作为借贷担保关系的抗辩理由。本案中，天易公司与华茂发展公司的借贷关系显然是无效的，交行应依法就其过错承担赔偿责任。
3、案例分析题
1995年8月6日，某市天吉电器集团公司与某县对外贸易公司化工建材分公司签订一份价值203765元的天吉冰柜、天吉空调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化工建材公司预付货款8万元，天吉公司供给化工建材公司价值202797元的电冰柜和空调。电器公司在催要货款过程中，双方于1995年8月17日又签订一份价值492800元的空调、冰柜购销合同。为付款，化工建材公司向刘某借款，并从某县支行申领到一张以刘某为户名的20万元现金汇票交付给电器公司(此款包括8月6日的合同款122797元，余下款作为8月17日合同的预付款)。电器公司持该汇票到某市分行要求兑现。因汇票密押错误，某市分行拒付。电器公司遂将该银行诉之法院。法院在审理中查明：汇票密押错误，系某县支行工作失误所致。在．电器公司要求兑付汇票过程中，某县支行先后发出4封电报催收。付款单位以有纠纷和汇票方汇款人刘某挪用公款为由，电告某市分行协助不要解付，要求汇票作废处理，退回某县支行。
此外，在电器公司要求兑付汇票过程中，某县检察院出具通知函，以刘某挪用公款为由，要求某县支行不得更改密押。其间，某市分行根据内部结算办法规定先后发出几封电报给某县支行，要求进行查询答复、更改密押，但某县支行始终未更改密押。·
试问：某市分行是否应承担付款义务?为什么?某县分行应否承担责任?
答：某市分行应该承担付款义务。因为根据票据的无因性原则，某市分行应否解付的依据在于持票人所持汇票是否有效，如果银行汇票的形式符合法定要求，则银行应五条件付款。在本案中，由汇票的形式看：发票人是某县支行，付款是某市分行，收款人为电器公司，其形式合法；从汇票记载的内容看，也符合法律的规定；从其取得方式看，天吉电器集团公司从某县支行申领，取得途径亦是正常的。而根据票据的无因性，付款方某市分行所负的审查义务也仅限于以上各项内容，而不必审查收、付双方的原因关系以及双方是否存在纠纷等实质性的内容。因此，该汇票是有效的，某市分行应该承担付款义务。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密押错误系某县支行的工作失误造成，应由其承担过错责任，在本案中，某县支行应承担不解付的连带责任。
4、案例分析题
2001年7月间，某工商银行A市分行某办事处(相当于县级支行)办公室主任李某与其妻弟密谋后，利用工作上的便利，盗用该银行已于1年前公告作废的旧业务印鉴和银行现
行票据格式凭证，签署了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出票人和付款人及承兑人记载为该办事处，汇票到期日为同年12月底，收款人为某省建筑公司，该建筑公司系李某妻弟所承包经营的企业。李某将签署的汇票交给了该公司后，该公司请求某外贸公司在票据上签署了保证，之后持票向某城市合作银行申请贴现。该合作银行扣除利息和手续费后，把贴现款96万元支付给了该建筑公司。汇票到期，城市合作银行向A市分行某办事处提示付款遭拒绝。
请问：(1)本案中有哪些票据行为?其效力如何?为什么?
(2)某市合作银行是否享有票据权利?如有，应如何行使? 如没有，该如何处理?
(3)如果李某用已经作废的旧票据格式凭证(无出票人一 栏)签署银行承兑汇票，在其他情节相同的情况下，对某市合作银行有何影响?
答：(1)本案中的票据行为有：①李某伪造签章进行的出票和承兑行为。相对于A市分行某办事处的现行有效公章而言，李某使用的作废的公章应定为假公章。因此，出票和承兑行为属伪造，行为本身无效。②某外贸公司的票据保证行为，该行为有效。③建筑公司的贴现行为(背书转让)，该行为有效。虽然该公司(代表人)恶意取得票据，不得享有票据权利，但其背书签章真实，符合形式要件，且有行为能力，故有效。
(2)合作银行不知情，且给付了相当对价，为善意持票人，故享有票据权利，可以向保证人或背书人行使追索权。
(3)该汇票将因形式要件欠缺而整个无效，连保证人亦因此不承担票据责任。合作银行不享有票据权利，只能依据普通民事关系进行追偿。
5、案例分析题
1996年1月16 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空调购销合同，双方约定：由乙公司向甲公司供应空调100台，价款为25万元，交货期为1996年1月25 日，货款结算后即付3个月的商业承兑汇票。1月24 日，甲公司向乙公司签发并承兑商业汇票一张，金额为 25万元，到期日为1996年4月24日。2月10 日，乙公司持该汇票向S银行申请贴现，S银行审核后同意贴现，向乙公司实付贴现金额 23．6万元，乙公司将汇票背书转让给S银行。该商业汇票到期后，S银行持甲公司承兑的汇票提示付款，因该公司银行存款不足而遭退票。S银行遂直接向该公司交涉票款。甲公司以乙公司未履行合同为由不予付款。1996年11月2 日，S银行又向其前手乙公司追索要款，亦未果。为此，S银行诉至法院，要求汇票的承兑人甲公司偿付票款25万元及利息；要求乙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甲公司辩称，论争的商业承兑汇票确系由其签发并经承兑，但乙公司未履行合同，有骗取票据之嫌，故拒绝支付票款。乙公司辩称，原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太短，无法按期交货，可以延期交货，但汇票追索时效已过了6个月，S银行不能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
请问：(1)甲公司是否应履行付款责任，为什么?
(2)乙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为什么?
答：(1)甲公司应当履行付款责任。因为在本案中，甲公司作为承兑人(其同时也是出票人)以乙公司未履行合同为由拒付票款，该抗辩事由只是对乙公司的抗辩事由，不得对抗善意持票人。S银行通过贴现，支付了相应的对价，经原持票人背书后成为新的善意持票人，享有票据权利。S银行在承兑期间提示承兑，甲公司不能与持票人的前手即乙公司的抗辩事由来对抗S银行，甲公司应履行其付款责任。·
(2)乙公司不负担连带责任。因为S银行的追索权时效已届满。虽然我国票据法规定背书人以背书转让票据后，即承担保证其后手所持汇票承兑和付款的责任。背书人在汇票得不到承兑或付款时，应当向持票
第四篇：国际结算案例1
案例1 D/P远期付款方式的掌握 案情
X月X日，我国公司同南美客商B公司签订合同，由A公司向B公司出口货物一批，双方商定采用跟单托收结算方式了结贸易项下款项的结算。我方的托收行是A′银行，南美代收行是B′银行，具体付款方式是D/P 90天。但是到了规定的付款日，对方毫无付款的动静。更有甚者，全部单据已由B公司承兑汇票后，由当地代收行B′银行放单给B公司。于是A公司在A′银行的配合下，聘请了当地较有声望的律师对代收行B′银行，因其将D/P 远期作为D/A方式承兑放单的责任，向法院提出起诉。当地法院以惯例为依据，主动请求我方撤诉，以调解方式解决该案例。经过双方多次谈判，该案终以双方互相让步而得以妥善解决。分析
托收方式是一种以商业信用为基础的结算方式，这种结算方式显然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不利。鉴于当今世界是个买方市场这一情况，作为出口商的我方想通过支付方式给予对方优惠来开拓市场。增加出口，这一做法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在采用此种结算方式时，我们除了要了解客户的资信以外，还应掌握当地的习惯做法。
在这一案例中托收统一规则《URC522》与南美习惯做法是有抵触的。据《URC522》第7条a款：托收不应含有凭付款交付商业单据指示的远期汇票；b款：如果托收含有远期付款的汇票，托收指示书应注明商业单据是凭承兑交付款人（D/A）还是凭付款交付款人（D/P）如果无此项注明，商业单据仅能凭付款交单，代收行对因迟单据产生的任何后果不付责任；c款：如果托收含有远期付款汇票，且托收指示书注明凭付款交付商业单据，则单据只能凭付款交付，代收行对于因任何迟交单据引起的后果不负任何责任。
从中不难看出，国际商会托收统一规则，首先不主张使用D/P远期付款方式，但是没有把D/P远期从《URC522》中绝对排除。倘若使用该方式，根据《URC522》规则，B′银行必须在B银行90天付款后，才能将全套单据交付给B公司。故B′银行在B公司承兑汇票后即行放单的做法是违背《URC522》规则的。
但从南美的习惯做法看，南美客商认为，托收方式既然是种对进口商有利的结算方式，就应体现其优越性。D/P远期本意是出口商给进口商的资金融通。而现在的情况是货到南美后，若按D/P远期的做法，进口商既不能提货，又要承担因货压港而产生的滞迟费。若进口商想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则必须提早付款从而提早提货，那么这D/P远期还有什么意义？故南美的做法是所有的D/P远期均视作D/A对待。在此情况下，B′银行在B公司承兑后放单给B公司的做法也就顺理成章了。
此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处理跟单托收业务时，原则上我们应严格遵守《URC522》。托收行在其托收指示中应明确表明按《URC522》办理，这样若遇有当地习惯做法与《URC522》有抵触时，可按《URC522》办理。
当然我们在具体操作时，也应尊重当地的习惯做法。将来凡货运 南美地区的托收业务，我们可采用D/P即期或D/A的付款方式，避免使用D/P远期，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倘若非用D/P远期不可，则远期的掌握应该从起运地到目的地运输所耗费的时间为准。
案例
2代收行对托收指示的态度
案情:1995年11月，荷兰A银行通过国内B银行向C公司托收贷款，B银行收到单据后，将远期汇票提示给付款人承兑。据付款人称，出票人已告知，货物已抵达香港，必须承兑汇票后，出票人才肯交货。付款人为尽快取得货物，遂承兑了汇票。1996年1月，B银行收到已承兑的汇票后，遂对外发出承兑电，称汇票业经付款人承兑，到期我行将按贵行指示付款。
1996年5月，汇票到期，B银行要求付款人（C公司）付款，C公司称，由于未完全收到货物，不同意付款，B银行就此电告A银行，付款人不同意付款。
几天后，A银行回电称：在我行的托收指示中，我们要求贵行：⑴承兑交单（汇票期限为出票后180天）；⑵承兑的汇票由贵行担保；⑶如果已承兑的汇票没有由贵行担保，请不要放单。贵行1996年1月来电通知，客户已承兑汇票，到期时，将按我行指示付款。因此，请贵行立即安排付款。
分析:B银行收到A银行寄交的托收单据，必须按托收指示中的指示和国际商会522号出版物《托收统一规则》行事，对不能履行或不愿履行的指示，必须毫无延误地通知寄单行。国际商会522号出版物《托 收统一规则》第一条C款规定：“无论处于何种原因，如果银行决定不办理它收到的托收或任何有关指示，它必须无延误地以电信或在不可能采用电信方式的情况下，以其他快捷的方式通知向其他发出托收指示的一方”。B银行收到A银行寄交的托收单据，既没有执行托收指示中的指示，又没有将不执行的决定及时通知寄单行，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案例提示行能否根据付款人（受票人）的授权部分付款交单？ 案情
:1995年4月，香港某公司委托当地A银行通过内地B银行向某进出口公司托收货款。B银行收到单据后向某进出口公司（付款人）提示，要求其按托收金额USD205020.00付款。同年12月，付款人通知B银行，该公司已将USD165020.00直接汇给出票人，授权B银行将剩余的货款USD40000.00通过A银行付给出票人。付款人在支付了余款后，B银行遂将单据交给了付款人。
1996年5月，香港某公司（出票人）致函B银行称，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该公司的正当权益，违背了国际惯例及《URC522》准则。分析:国际商会《URC522》第19条第6款规定：“跟单托收时，部分付款只有在托收指示特别授权时才被接受。然而，除非另有指示，提示行只有在全部款项收讫时才能把单据交予受票人”。本案例中，托收指示没有授权指示行（代收行）可部分付款交单，提示行也没有征得委托人的同意，而是根据付款人的授权执行部分付款交单，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案例信用证指示不明确，不完整
案情:欧洲某银行开立一张不可撤销议付信用证，该信用证要求受益人提供“Certificate of Origin：E．E．C．Countries”（标明产地为欧共体国家的原产地证明书）。该证经通知行通知后，在信用证规定的时间内受益人交来了全套单据。在受益人交来的单据中，商业发票上关于产地描述为“Country of Origin：E．E．C．”，产地证则表明“Country of Origin：E．E．C．Countries”。
议付行审核受益人提交的全套单据后认为，单单，单证完全一致，于是该行对受益人付款，同时向开证行索汇。
开证行在收到议付行交来的全套单据后，认为单单，单证不符： 1 发票上产地一栏标明：E．E．C．，而信用证要求为E．E．C．Countries。产地证上产地一栏标明E．E．C．Countries，与发票产地标明E．E．C．
开证行明确表明拒付，并且保留单据听候处理。
收到开证行拒付通知后，议付行拒理力争：信用证对于发票并未要求提供产地证明，况且发票上的产地系与产地证一致。故议付行认为不能接受拒付，要求开证行立即付款。
分析:该案的争议源于信用证条款的不完整，不明确，在开证行开列的信用证中，开证行对产地的要求为E.E.C.Countries，而并未具体要求哪一国。在此情况下，受益人提供的单据中涉及产地一栏时既可 笼统表示为欧共体国家，也可具体指明某一特定国家（只要该国是欧共体成员国即可）。倘若开证行认为不符合其规定，它应在开证时将产地国予以明确表示。
《UCP600》规定：开立信用证的指示，信用证本身，修改信用证的指示以及修改书本身必须完整，明确。
既然开证行开立的信用证指示不明确，它将自己承受此后果。故在此案中开证行的拒付是不成立的。
此案中给我们的启示是：
1.作为开证行在开立信用证是必须完整，明确。
2.议付行在收到不明确，不完整的指示时，应及时与对方联系，以免不必要的纠纷。
3.受益人必须严格按照信用证条款行事。对于非信用证所要求的千万别画蛇添足。在本案中既然商业发票中不必显示产地，虽然商业发票中显示产地是许多国家的习惯做法，但为避免麻烦也不应该出现原产地。
案例5 保兑责任的延伸
案情:I银行开立一张以M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信用证，并且要求通知行A加保。A银行对信用证加保后通知了M，在信用证到期日两天之前，M将全套单据交A行议付。A行发现全套单据有两处不符：其一是提单抬头做成了托运人抬头并空白背书，而信用证的要求是提单做成买方抬头；其二是信用证超支USD10000.00，考虑到信用证即 将到期，A行立即将此情况通知M，M要求A行立即电传开证行I银行要求其授权付款。开证行在接到A行的电文后与其开证申请人协商，在后者的同意下，I银行授权A行议付提示的单据。
在I银行电告A银行对不符单据付款后，I行国内的政局开始动荡，政变使政府行将倒台，结果使I银行营业中断。有鉴于此，A行通知M：尽管它已收到I行同意对不符单据付款的指示，A行不准备照办，因为I行的资金账户已被冻结。如果A行对M付款，它将无处取得偿付。
受益人于是求助于其律师，律师称既然A行已对该证进行了保兑，根据
其实，根据《UCP600》的规定，保兑行可以接受修改，也可以拒 绝修改，若拒绝修改的话，保兑责任只对原证有效而绝不扩展至新证。在此案中，作为保兑行的A行完全可以采取自我保护的做法。那就是它可以替受益人与开证行接洽要求其授权对不符单据议付，但同时声明其保兑责任就此终止。它也可以通知受益人直接与开证申请人联系，要求申请人说服开证行接受单据并指示议付行付款。
倘若A行这样做的话，它完全可以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
案例6
信用证的再转让
案情:I银行开立一张不可撤消可转让跟单信用证，以M作为受益人，A行为该证的通知行。在A行将该证通知M后，M指示A行将此证转让给X,该转证的到期日比原证早1个月。第二受益人X受到转证后，对于转证的一些条款与第一受益人M产生了分歧。双方经过多次协商，终未达成协议。而此时，该转证已过期。
于是M请求A行将已过期的未使用的转证恢复到原证。鉴于原证到期日尚有1个月，M要求A行能将恢复到原证的金额再度转让给新的第二受益人Y。A行认为它不能同意M的做法。因为将该证转让给Y构成了信用证的第二次转让，而这正违反了《UCP600》第38条的规定。况且，A行未从第二受益人X处收到任何货物未出运.转证未被使用或者同意撤销转证之类的信息。
分析:A行在认识上存有误区。将未使用过的转证再次转让给另一新的第二受益人不能被视作为二次转让。《UCP600》第38条规定：除非信用证另有规定，可转让信用证只能转让一次，因此，该信用证不 能按第二受益人要求转让给随后的第三受益人。根据此条文意，由第一受益人作出的再次转让并不构成二次转让，而视为一次同时转让给多个受益人的情形。所以此等转让并非为《UCP600》所禁止。在此案中，既然第二受益人X并未接受转证，第一受益人M当然可以自动地将该证转让。
当然A行也并未义务接受M再次转让的指示。《UCP600》第38条又规定：除非转让范围和方式已为转让行明确同意，转让行并无办理该转让的义务。倘若A行同意将该证转让给Y，比较谨慎的做法是：它从X处获取一份书面指示同意撤销未用的转证，同时退回转证通知。那么转让行A能否在未收到第二受益人X明确表明撤销转证的情况下，接受第一受益人M将未用转证转至新的第二受益人Y的单方面指示？有关这点《UCP600》并未作出任何规定，这完全取决于银行与各方的关系。
案例7 分批装运
案情:某日，A银行开立一张以X为受益人的不可撤消信用证，信用证的通知行为B银行。该信用证对货物的装运描述如下：装运矿砂400吨，分四批出运，4月份~7月份每月运100吨。
在得到信用证通知后，受益人X于4月5日出运100吨矿砂，5月13日出运矿砂97吨。前两批货物出运后，X按时将全套单据送交通知行B行议付，并很快得到了货款。
6月21日，受益人再次出运货物100吨，由于该证是公开议付 信用证，受益人X此次将全套单据交由议付行C行议付。C行审核单据后认为单单、单证相符，于是一方面对X付款，同时单寄开证行A索偿。
A行审单后认为不能偿付C行，因为货物在第二批装运时短装，所以第三批即告失效。
C行认为不能接受A行的拒付理由，坚持要求A行偿付，并外加延期支付的利息。
分析:此案涉及如何理解《UCP600》第32条及《UCP500》第30条c款。
《UCP600》第32条规定：如信用证规定在指定的日期内分期支付及/或分期装运，而任何一期未按期支款及/或按期装运时，除非信用证另有规定，信用证对该期及以后各期均告失效。
本条阐述分期装运和分期支款的掌握问题。在信用证上规定受益人分期装运货物的时间，则受益人应严格遵守，不得违反，否则信用证即失去效用。但一个复杂的问题是，在按期装运时少装怎么办？在国际商会的银行委员会上，有人曾就此问题提出咨询，该委员会做出如下解释：委员会决定，除非当事人在信用证上另有说明，信用证对在指定的分期装运期限内只装了一部分的分期装运失效。而且除非信用证允许分期装运中可以只装运一部分，那么不管信用证是否允许在各装运期中可以分批装运，信用证对已装部分以后的分期装运均告失效。（见国际商会第470/278号出版物）该意见可解释为当分批装运的一部分在规定期装出，只要信用证未禁止分批装运，信用证对这一 期中已装部分生效，而对这期中未能按期装运的剩余部分失效。对该期以后的各期也宣告失效。
从表面上看，该案似乎是属于分批装运的一部分在规定期内装出，已装部分生效，而未装部分及以后各期失效。A行也正式以此为理由来拒绝C行的。
但事实上，第二期装运不存在短装。根据《UCP600》第30条c款：除非信用证规定所列的货物数量不得增减，在支取金额不超过信用证金额的条件下，即使不准分批装运，货物数量亦允许有5%的增减幅度，但信用证规定货物数量按包装单位或个数计数时，此项增减幅度则不适用。
简单地说，此条规定允许散装货数量有5%的增减幅度，由于该证装运的货物属散装货，故允许有5%的伸缩，而97吨正是在5%的范围内，所以第二批装运不能被看做分期装运，故A行的拒付不成立.
第五篇：国际结算信用证案例
请分析以下案例：如何解决问题（或纠纷），并从案例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案例1 信用证指示不明确，不完整 案情
欧洲某银行开立一张不可撤销议付信用证，该信用证要求受益人提供“Certificate of Origin：E．E．C．Countries”（标明产地为欧共体国家的原产地证明书）。该证经通知行通知后，在信用证规定的时间内受益人交来了全套单据。在受益人交来的单据中，商业发票上关于产地描述为“Country of Origin：E．E．C．”，产地证则表明“Country of Origin：E．E．C．Countries”。
议付行审核受益人提交的全套单据后认为，单单，单证完全一致，于是该行对受益人付款，同时向开证行索汇。
开证行在收到议付行交来的全套单据后，认为单单，单证不符： 发票上产地一栏标明：E．E．C．，而信用证要求为E．E．C．Countries。2 产地证上产地一栏标明E．E．C．Countries，与发票产地标明E．E．C． 开证行明确表明拒付，并且保留单据听候处理。收到开证行拒付通知后，议付行拒理力争：信用证对于发票并未要求提供产地证明，况且发票上的产地系与产地证一致。故议付行认为不能接受拒付，要求开证行立即付款。
案例2 保兑责任的延伸 案情
I银行开立一张以M为受益人的不可撤销信用证，并且要求通知行A加保。A银行对信用证加保后通知了M，在信用证到期日两天之前，M将全套单据交A行议付。A行发现全套单据有两处不符：其一是提单抬头做成了托运人抬头并空白背书，而信用证的要求是提单做成买方抬头；其二是信用证超支USD10000.00，考虑到信用证即将到期，A行立即将此情况通知M，M要求A行立即电传开证行I银行要求其授权付款。开证行在接到A行的电文后与其开证申请人协商，在后者的同意下，I银行授权A行议付提示的单据。
在I银行电告A银行对不符单据付款后，I行国内的政局开始动荡，政变使政府行将倒台，结果使I银行营业中断。有鉴于此，A行通知M：尽管它已收到I行同意对不符单据付款的指示，A行不准备照办，因为I行的资金账户已被冻结。如果A行对M付款，它将无处取得偿付。
受益人于是求助于其律师，律师称既然A行已对该证进行了保兑，根据
某日，B银行开立一张不可撤消保兑信用证，该证的保兑行与通知行均为A银行。受益人在接到A银行通知后，即刻备货装运，且将全套单据送A行议付。A行审核单据后，发现有两处不符：其一是迟装，其二是单据晚提示。于是A行与受益人电话联系，征求受益人意见。受益人要求A行单寄开证行并授权议付。
受到议付行寄来的不符单句，B行认为其不能接受此两不符点，并且将次情况通知了开证申请人。开证申请人也认为单据严重不符，拒绝付款。于是B行电告A行：“由于货物迟装运以及单据晚提示的原因，金额为XXX的第X号信用证项下的款项被拒付。我们掌握单据听候你们方便处理。我们已与申请人联系，据告他们回直接与受益人协商，请指示。”
A行受到B行电传即告受益人。受益人要求A行电告B行单据交由B行掌握并等待受益人的进一步指示。遵受益人指示，A行即电告B行上述内容。
收到A行要求单据交由其掌握，听候受益人进一步指示的电传后，B行与申请人取得了联系。由于申请人迫切希望得到这批货物，他随即指示B行付款。于是B行电传A行道：“你方要求单据交由你方掌握，进一步听候受益人知识的电传已收到，经进一步与申请人联系，他已同意接受不符的单据，并且授权付款FFrXXX,请即对受益人付款，并借记我方开在你处的账户外加所有的银行费用。”
收到B银行电传指示，A行打电话通知受益人。受益人认为他们不能接受。因为在得到申请人拒付的信息后，货物市价突然上涨，他们已将货物以更高的价格转卖给了另一买主。况且在对方拒付，他们毫不延迟地作出决定：单据交由A行掌握，听候处理。得此信息后，A银行给B银行发了一则电传：“由于你方拒绝接受我方的不符单据，在此情况下，受益人已将货物转卖给另一客商。因此他们不能接受你方在拒绝不符单据后再次接受该单据的做法。此外，据受益人称，申请人已掌握了代表货物所有权的正本提单。我们认为未经我方许可，你方擅自放单的做法是严重违反《UCP600》的规定。”
B银行电告A银行称申请人与其关系极好。该行的放单纯粹是为了有利于争端的解决。B行认为由于收益人提供的单据与信用严重不符，据其估计该笔业务只能以跟单托收的方法进行。既然申请人随后接受了单据并且支付了货款，B行在次情况下将提单背书给买方，即将货物所有权转至买方，故B行也无需再将全套单据退A行掌握。
如何妥善解决此案？
案例 信用证的再转让 案情
I银行开立一张不可撤消可转让跟单信用证，以M作为受益人，A行为该证的通知行。在A行将该证通知M后，M指示A行将此证转让给X,该转证的到期日比原证早1个月。第二受益人X受到转证后，对于转证的一些条款与第一受益人M产生了分歧。双方经过多次协商，终未达成协议。而此时，该转证已过期。
于是M请求A行将已过期的未使用的转证恢复到原证。鉴于原证到期日尚有1个月，M要求A行能将恢复到原证的金额再度转让给新的第二受益人Y。A行认为它不能同意M的做法。因为将该证转让给Y构成了信用证的第二次转让，而这正违反了《UCP600》第38条的规定。况且，A行未从第二受益人X处收到任何货物未出运.转证未被使用或者同意撤销转证之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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