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的论文啊 2000字左右。。。（精选）

第一篇：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的论文啊 2000字左右。。。（精选）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

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

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

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

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

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

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

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第二篇：中国近代航空发展史[最终版]

中国航空发展史

（西安航空学院 陕西西安710000）

摘要：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古代发明和创造的风筝、火箭、孔明灯、竹蜻蜓等飞行器械，被认为是现代飞行器的雏型，对航空的产生起了重要作用。从18世纪后半叶，气球、飞艇先后在西方研制成功。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航空知识传入中国。首先是航空新闻和科学幻想小说，其次是外国飞行家来中国作飞行表演。中国政府也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航空，购买气球和飞机。但直到1949年，中国的航空事业还十分落后，发展极为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真正获得了迅速发展。本文通过对中国航空发展史的浅述，意图使大家对中国的航空有一个粗浅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同时引发人们对于中国与西方航空发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思考，在对历史的回顾中找到未来的方向。

关键词：近代史；航空；发展

1855年，上海墨海书店刻印了《博物新编》,其中介绍了氢气球和巨伞图。《天上行舟》画的是航空设想。在中国最早介绍飞机的文章是1901年石印的《皇朝经济文编》中的《飞机考》。1903年以后开始出现翻译和编著的航空科学幻想小说。

博物新编

气球 光绪十三年(1887)，天津武备学堂数学教习华蘅芳制成直径5尺（约1.7米）的气球,灌入自制的氢气成功飞起。这是中国人自制的第一个氢气球。飞艇 澳洲华侨谢缵泰于1899年完成“中国”号飞艇的设计。“中国”号飞艇用铝制艇身，靠电动机带动螺旋桨推进。谢缵泰没有得到清朝政府的支持,他不得已把“中国”号构造说明书寄给英国飞艇研究家，获得很高评价。

飞机 冯如于1909年9月造出一架飞机,9月21日试飞成功。在国外制造飞机著名的中国人谭根于1910年成功地设计和制造了水上飞机，夺得国际飞机制造比赛大会冠军，后在菲律宾创造了当时世界水上飞机飞行高度的纪录。

中国航空先驱——冯如

中国航空事业的建立是从筹建空军开始的。1913年9月正式成立的南苑航空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学校。南苑航空学校先后训练出4期飞行学员，共159人。之后成立的还有广东军事航空和东北军事航空，为我国的早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飞行员。1913年，北洋政府在筹办南苑航空学校的同时，也购买了修理工厂的设备和器材，建立了中国最早的飞机修理厂。从1919年起,各省相继办起了修理厂。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先后建立了杭州笕桥航校修理厂、南京首都航空工厂、上海高昌庙海军制造飞机处、上海虹桥航空工厂、武昌南湖修理厂。

1934～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与美国、意大利合办了几个工厂，其中有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广州韶关飞机修理厂、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主要也是装配、仿造和修理飞机。近代中国航空工业起步于1918年的海军飞机工程处，以后有广州飞机修理厂，以及30年代建设的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南昌飞机制造厂、广州韶关飞机修理厂和杭州保险伞厂，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成都飞机制造厂和大定发动机制造厂等。

海军飞机工程处：中国第一个正规的飞机制造工厂,以制造水上飞机著名。广州飞机修理厂：是中国早期制造飞机的第二个工厂。

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1934年2月中美合办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

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1935年1月，中国与意大利4家航空公司合办南昌中央飞机制造厂,制造意式飞机。

成都第三飞机制造厂:1942年4月在成都成立第三飞机制造厂。大定发动机制造厂：1940年，航空委员会在贵州大定县（现大方）羊场坝乌鸦洞设立大定发动机厂，又名云飞机器制造公司。

中国自办的航空工程教育起步较晚。早期主要是派员赴外国留学。中国最早训练大学程度航空工程人才的学校是海军飞潜学校。

1935年，南京中央大学创设航空工程系，初时只设航空机械特别班，招收各大学工科毕业生，学习航空课程一年半,实习2月后毕业，共办了3班,先后毕业学生33人。1936年底，北平清华大学成立航空研究所，由顾毓琇和庄前鼎分任正副所长。1939年，研究所迁到昆明。清华大学研究所在昆明设计和建造五尺小风洞，进行空气动力学、高空气象、结构和材料、直升机和滑翔机设计制造等项研究。所写论著和研究报告共108篇，其中4篇曾在国外杂志发表。

1939年7月7日在成都成立航空委员会航空研究所，下设器材、飞机和空气动力3个组,1941年8月扩大并改名为航空研究院,分器材和理工2个系并附设飞机试造场和机工场。1934年，航空委员会从意大利购买航空风洞，交南京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使用。北平清华大学于1936年建成中国第一个自己设计的风洞。

风洞中的飞机模型

新中国民航业的初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拉开了新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序幕。从1949年到1979年，新中国民航业的发展在艰难探索中前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后的改革发展和崛起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培养了队伍。新中国民航业的发展起步于1949年，建立起发展的基本框架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而真正的起飞则是在90年代。

从1910年到1949年，近四十年的时间中国虽然在航空方面积累了一些基础，但从来也算不上是独立的航空工业。再加上抗战中日军的轰炸，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溃败时的破坏以及战乱中机厂的多次搬迁流漓，设备损失殆尽，工厂残破瓦解。到新中国成立时，除了留下一些航空技术人才之外，仅有的一些微薄基础已荡然无存。我们今天蓬勃发展的航空工业，便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一步一步，一砖一瓦地建设起来的。五十年以来，无数航空工作者为了新中国的航空事业献出了毕生的心血，终于使我国跨入了航空大国的行列。

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诞生。初期阶段主要承担修理军用飞机以保障战争需要的紧迫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新中国自行设计并研制成功的第一架飞机是歼教1，于1958年7月26日首飞成功。初教6于1958年8月27日首飞成功，随后解决了改装国产发动机等问题，于1962年1月定型.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是歼5型飞机。歼5飞机1956年7月19日首飞成功，同年交付部队正式服役。

歼教-1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航空工业进入完全依靠自己力量，独立自主地建设和发展时期。其间虽然受到“文革”的严重干扰，但仍然取得了巨大成绩。到70年代后期，中国航空工业不仅在东北、华北、华东有了比较强的飞机及其配套生产能力，而且在中南、西南、西北等地的“三线”地区建成了能够制造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直升机及其发动机、机载设备的成套生产基地。航空工业布局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比较完整配套的生产能力。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航空工业除了进行强

5、歼

7、歼8等飞机的改型外，还努力研制新一代性能更先进的飞机，其代表就是歼8Ⅱ歼击机。此外，中国的下一代主力战斗机歼10也已经宣告研制成功。这一系列的成果说明，中国已经有能力自己设计高性能的战斗机，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小。

航空工业经过一百多年来的不断发展，航空已经成为21世纪最活跃和最有影响的科学技术领域。该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标志着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

歼-10战斗机

回归今时今日，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群体化、社会化、高速化的趋势和特征异常明显，我们随时可能面临新的危机，新的挑战。这一点在航空领域尤其明显，因为在对航空航天技术要求不断提高的未来，落后的航空技术就意味着落后的国度，意味着国家的领空安全将无法保障。而在未来的多时空时代，失去了领空，就如同我们人类失去了一种感官，必将无法达到最优的状态。请相信，这不是危言耸听，但我们也不必因此而气馁。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开拓、不断创新，属于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李红军.航空概论

[M].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主办社，北京，2011。

钱昌祚.三十年来之中国航空工程

[M].中国工程师学会三十年周年纪念刊，南京，1946。刘佐成.中国航空沿革纪略

[M].飞行杂志社，南京，1930。厉汝燕.世界航空之进化：最近之五十年

[M].申报馆，上海，1923。

第三篇：音乐鉴赏论文——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

中国古代的音乐发展史

根据神话传说及典籍，在距今五千年前至五六千年前地新石器时代左右，我们的祖先就创造的最早的也是最简单的乐器与舞蹈，当时的音乐并非是用于娱乐而是用来祈福，如打击乐器，管乐器及用以招来雨水，驱除乾旱之舞。

之后逐渐过渡到夏、商时期，根据古典文献记载，此时的音乐舞蹈已经渐渐脱离原始氏族乐舞为氏族共有的特点，它们更多地为奴隶主所占有。从内容上看，它们渐渐离开了原始的图腾崇拜，转而为对征服自然的人的颂歌。例如对大禹治水的赞颂、对武王伐纣的称赞等等也因此出现了《大夏》、《大蠖》等音乐及舞蹈。而在商代，巫风盛行，于是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在行祭时舞蹈、歌唱，是最早以音乐为职业的人。奴隶主以乐舞来祭祀天帝、祖先，同时又以乐舞来放纵自身的享受。他们死后还要以乐人殉葬，这种残酷的殉杀制度一方面暴露了奴隶主的残酷统治，而在客观上也反映出生产力较原始时代的进步，从而使音乐文化具备了迅速发展的条件。

继而到了周代，西周和东周是奴隶制社会由盛到衰，封建制社会因素日趋增长的历史时期。西周时期宫廷首先建立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宴享娱乐中不同地位的官员规定有不同的地位、舞队的编制。总结前历代史诗性质的典章乐舞，可以看到所谓“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蠖》，周时的《大武》。而在周代还有采风的习俗，在民间广泛收集民歌民谣，为后代保留了许多的民间风采，在春秋时期经孔子的的删定，形成了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有着丰富的内涵与深远的意义，《诗经》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

秦汉时开始出现“乐府”。它继承了周代的采风制度，搜集、整理改变民间音乐，也集中了大量乐工在宴享、郊祀、朝贺等场合演奏。这些用作演唱的歌词，被称为乐府诗。乐府，后来又被引申为泛指各种入乐或不入乐的歌词，甚至一些戏曲和器乐也都称之为乐府。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有着重要影响。

在秦汉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荆轲刺秦王》）、《猗兰操》、《酒狂》等一批著名曲目问世。

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称作“燕乐”。隋、唐时期的七部乐、九部乐就属于燕乐。它们分别是各族以及部分外国的民间音乐，主要有清商乐（汉族）、西凉（今甘肃）乐、高昌（今吐鲁番）乐、龟兹（今库车）乐、康国（今俄国萨马尔汉）乐、安国（今俄国布哈拉）乐、天（今印度）乐、高丽（今朝鲜）乐等。其中龟兹乐、西凉乐更为重要。燕乐还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演奏，根据白居易的《立部伎》诗，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

宋、金、元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市民音乐的勃兴为重要标志，较隋唐音乐得到更为深入的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 “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缠令、缠达两种曲式结构对后世戏曲以及器乐的曲式结构有着一定的影响。而鼓子词则影响到后世的说唱音乐鼓词。诸宫调是这一时期成熟起来的大型说唱曲种。其中歌唱占了较重的分量。

戏曲艺术在元代出现了以元杂剧为代表的高峰。元杂剧的兴盛最初在北方，渐次向南方发展，与南方戏曲发生交融。代表性的元杂剧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另外还有王实甫、乔吉甫，世称六大家。典型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单刀会》，王实甫的《西厢记》。由明清时期说唱音乐异彩纷呈。其中南方的弹词，北方的鼓词，以及牌子曲，琴书，道情类的说唱曲种更为重要。南方秀丽的弹词以苏州弹词影响最大。

明末清初，北方以陕西西秦腔为代表的梆子腔得到很快的发展，它影响到山西的蒲州梆子、陕西的同州梆子、河北梆子、河南梆子。这种高亢、豪爽的梆子腔在北方各省经久不衰。晚清，由西皮和二黄两种基本曲调构成的皮黄腔，在北京初步形成，由此，产生了影响遍及全国的京剧。

第四篇：发展史论文

为什么中国科学技术的伟大复兴

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社会五千年历史中有过辉煌的创新与发明，四大发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极大推进了各国发展的脚步。明朝中期以后，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和闭关锁国政策等原因，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开始停止。近代中国政治腐败、战争频繁，经济和教育水平落后，中国科技事业更是远远落后于世界水平。1949年中国成立后，我国现代科技事业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主要依靠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的措施是科技复兴的前提条件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到了百废待兴的阶段。在长时间的社会**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现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既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特点，也是科学技术发展必然结果。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要重视科技创新，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重视科技事业的发展。现代科技每前进一步，都会引起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特别是本世纪以来，量子力学、相对论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成果，孕育产生了第三次新技术革命，以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为核心的当代科学和高技术突飞猛进，使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更是为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进步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产生了深刻的巨大的影响。

科学技术已越来越成为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特别是高新技术，已成为当代人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制高点。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其核心和关键在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在当代历史条件下，要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和知识创新。谁掌握了高新技术的优势，谁就掌握了经济和政治竞争的主动权。我国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在高科技的发展上占有自己的位置。只有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发展高科技，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化，抢占当代先进生产力的制高点，才能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科学技术从“间接的生产力”到“直接的生产力”到“第一生产力”说明社会生产力内涵的深刻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它揭示了近现代人类社会所以发生如此迅速和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一定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不但要认识到生产力的关键作用，还要认识到在现在的世界，什么是“先进的生产力”。在马克思的时代，先进的生产力反映在传统的工业产业上，如钢铁、铁路„„而在今天，先进的生产力是指以高科技如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现在关注发展生产力，不只是一般的生产力，特别要关注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

“科教兴国”是党中央、国务院按照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科学分析和总结世界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趋势和经验，并充分估计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人民生活和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影响，根据中国国情，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宏伟目标而提出的发展战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中央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又进一步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今后作为科技进步源泉的科学研究的投入将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全国科研院所的体制改革正在深入开展，科研经费申请的审批方式已从过去单纯的上级审批拨款，改革为专家论证评审。（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6年第5期）

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明确把科教发展作为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先导，摆在中国发展战略的首位。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是教育”的核心思想，为“科教兴国”发展战略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九年义务教育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该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确定推行义务教育的步骤。该法于同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一项教育法，标志着中国已确立了义务教育制度。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2006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新的《义务教育法》。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中最终明确：“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保障”，完成了“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真正转变。

2、大学扩招 大学扩招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自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本科、研究生）不断扩大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扩招源于1999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

3、高校扩招

高校扩招称为大学扩招或大学生扩招，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即中国大陆）自1999年开始的，基于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的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进入2008年后，教育部表示1990年开始的扩招过于急躁并逐渐控制扩招比例，但在2009年环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教育部开始了研究生招生比例的调节。

4、多种办学模式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在注重学科教育的同时，更注重对自身学历和素质的提高。继续教育、成人教育、自学考试、夜大、函授、网络教育等使许多无缘上大学读书的人能够走进大学的课堂，自学成才，从而拓宽了“成才”的道路。办学机构越来越趋向多样化，如汽修学校、烹饪学校、美发美容学校等等，为社会培养出各种各行各业的人才，使他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当中。

5、鼓励支持留学人员回国工作近年来，我国制定了有关吸引留学生归国创业的一些优惠政策和鼓励办法，各有关部门设立了一些针对留学人员的资助项目或招聘计划，吸引了一大批海外留学人员为国服务。

国家留学政策的总方针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1992年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在外留学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解决了留学工作中许多重大政策问题。2000年7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人事部印发了《关于鼓励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工作的意见》，对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中的高层次人才，在任职条件、工资津贴水平、科研经费资助以及住房、保险、探亲、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的政策规定，较过去有较大的突破。2001年5月，人事部、科技部、教育部等共同拟定下发了《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若干意见》，规定海外留学人员可以兼职、合作研究、委托研究、创办企业、人才培养、从事中介服务等多种适当方式，为国内各类企事业单位服务，为祖国发展服务。

6、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待遇

记得以前有句话“研究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意思是研究尖端技术的科研人员的薪酬待遇还不如买小商小贩挣得钱多。而今，我国为优秀的科研人员提供了多样的资金支持。中国政府早在1955年就发布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决定对重大科技成果进行奖励；1984年，政府又设立了科学技术进步奖。1999年5月，中国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五个奖级，每年评选一次，并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由国家主席颁奖。

在2006年1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笃正，肝脏外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获得2005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同时，还产生国家自然科学奖3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40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36项。在此之前，已有7位科学家先后获得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一殊荣。

二、人民群众是科技复兴的中流砥柱 在国家政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了知识在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于是，掀起了自发学习、自主科研的热潮。

（一）自主学习

各企、事业单位、个人自发的掀起了学习先进科技文化的浪潮。学习的形式多种多样，各类参观、访问、培训、进修、讲座的兴起，学习一切先进的知识，纷纷投身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中来。

（二）出版事业持续发展

2005年共出版各类报纸404亿份，各类期刊27.5亿册，各类图书64亿册（张）。共有570家出版社，国家多次规划图书出版的重点项目，设立优秀图书奖项，促进了图书业的发展。期刊业以惊人速度发展。1949年，全国仅有期刊257种，印数2000万册，人均不足0.1册；而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全国的期刊总数发展为1470种，总印数达到11.84亿册，人均1册。2005年期刊品种达到9423种，总印数为27.5亿册，每人平均2.1册。

社会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使电子出版物市场迅速形成，如今已有相当规模，每年都有2000多种电子出版物面世。

网络书店逐渐流行，网民在家通过互联网购买图图书，送货上门，方便快捷，极大的刺激了网民的购买欲，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

（三）大众传媒的传播

大众传媒更广泛的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传播。各类科教、文化、自然、探索类栏目受到广泛好评，收视率很高。

三、逐渐走向世界的中国科技

（一）文革前的科技成就 1、1958年，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建成； 2、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3、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4、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5、1965年，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6、1973年，袁隆平培育出“籼形杂交水稻”。

（二）文革后的科技成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通过科技攻关、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解决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大批关键技术问题，使中国整体科技实力不断增强。

1981年以来，中国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61.9万项，约20％的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核技术、空间技术、运载火箭研究、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尖端科学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其中核技术，是少数几个拥有比较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空间技术上，是少数几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和一箭多星技术的国家，并走向国际市场。运载火箭技术，已经迈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2003年、2005年两次载人飞船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的跨越式进步，而就在2011年11月14日，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飞船成功进行第二次交会对接；截止2005年，全国共登记科技成果31720项；中国国际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五位。2004年，被国际颇具影响的三个检索系统《科学引文索引》、《工程索引》、《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收录的中国论文共93352篇，占世界论文总数的5.1%；科技实力的增强使专利申请量也逐年增加。2005年，全国受理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申请总量达228万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专利申请47.6万件，全年共授予专利权21.4万件，比上年增长12.5%；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重视纳米材料研究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国纳米技术专利申请量迅速增长，现已拥有4000多项，占世界总量的12%，名列世界第三。

1900年，中国完全没有现代科技，懂得微积分的人全国不逾10个。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高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整体差距已明显缩小，60%以上的技术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复兴大业，注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五篇：中国近代文学史论文

假期的时候看了《骆驼祥子》，它讲述了一个祥子在旧中国想要通过自身奋斗而创造新生活却最终堕落的悲剧故事。祥子从农村来到城里，作为一个城市贫民的代表，他在奋斗的过程中遭遇了许多的挫折。从洋车被乱兵抢走到被迫与虎妞结婚，是他一步步度走向堕落，到最后他甚至会出卖人命来换取钱财。祥子的梦想其实并不难实现，他只是想要一辆车，一辆自己的车。可是社会的黑暗是他一次次的绝望，他用不知多少汗水换来的一辆洋车，最终却也还是落得被乱军抢走。

祥子的婚姻也是他的一次悲剧。祥子想要娶一个可以和他一起奋斗的女子，温柔而且可以和他一起吃苦。可是他最终却被虎妞算计了，而不得不与她成婚。虎妞——泼辣而有心计的中年妇女，生就一副男儿性格，很会打理事物，将人和车场管理的井井有条。颇有心计的她安排好了一场骗局，却没料到早早的被父亲——刘四爷——拆穿，但他还是骗取祥子和她结了婚，但却没料到父亲会狠心抛下她不管，卖了厂子到外地去了。虎妞就是不想劳动而靠资本获得钱财的人，这与祥子的理想生活相差太大，而且虎妞是何等厉害的角色，她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祥子，这也使祥子对他婚姻的厌恶感大大加强了。最终由于虎妞的好吃懒做引起难产而死去为祥子婚姻的结局，这一切结局都是又虎妞自己一手造成的，用伎俩换取了婚姻，却算来算去结果把自己的命也算了进去。

祥子对这个强加的婚姻感到委屈耻辱，如果他对虎妞，对这个家也不是只有恨而没有留恋，那样的话虎妞的死应带给他解脱的兴奋，但实际上他是痛苦的。因为虎妞也带给了他温暖，一回家就可以吃到温热可口的饭菜，虎妞拿私房钱维持生活，给他买车，圆了他买车的梦，在他生病时照顾他。祥子也觉得“不管怎样，他觉得自己已足有了家，一个家总有他的可爱处”，“生命的延续不过是生儿养女——只要有个小孩，生命便不会是空的”。虎妞其实也是喜欢祥子的，只是她对祥子的喜欢演变成了一种占有，她想不断的改变祥子，让祥子时时刻刻都陪着自己，远离车夫这种低贱的行业。但可惜的是虎妞不理解祥子，她不知道祥子真正向往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也是祥子这场婚姻的失败之处,在那样的时代，没人能理解他。

尽管婚姻带给祥子痛苦，他也不想毁掉它，可现实连这么低微的要求都不能满足他，是多么的悲哀!祥子与虎妞的婚姻悲剧又是性格悲剧祥子是来自农村的城市个体劳动者，农村的生活在他的性格以至于他的形象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无论是他的健壮、木讷或者勤快、朴实，还有他的狭隘、保守或者谨小慎微，即从外表，生活习惯，到心理状态，精神气质，无不带有浓厚的泥土气息，显示出来自乡间的特点。祥子性格上最大的特点，是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祥子的婚姻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命运的强烈愿望。他所承受的是来自整个社会的沉重压迫，孤立的零散的个人奋斗自然难以取得成功；即使有了自己的车子并且始终保有，又何尝能够摆脱这些压制而成为真正可以独立自主，幸福生活的劳动者?他自身的身份地位是他的这种想法不切实际。这种不切实际的打算，使他一开始就陷入了盲目性，一切真诚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等待他的只能是失败和悲剧，攒钱买车是祥子理想的全部，他拼命拉车，生活节俭，无不良嗜好。靠自己的双手买了车，日子好一些，他才会考虑娶亲，而这强加的婚姻使他要靠双手立业成家的愿望成了泡影，他感到委屈和耻辱。祥子本打算，假如有了车，生活好一些，“而且愿意娶亲的话，他必定要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做的姑娘。”虎妞不是合适的人选，她想要靠资本过活，而且又会耍手段，祥子正是因为自制力不强，才中了虎妞设下了圈套。虎妞想要占有祥子，她对祥子和对别人比起来真是好上百倍。祥子被军阀逃兵抢去心爱的车，逃出回到人和厂时“虎妞仿佛是招待个好朋友”，当他病未好利索就拼命拉车，心疼他的也是虎妞，“她真是一百一的客气，爱护”，这对于无亲无故的祥子，是温暖的，所以祥子认为虎妞是做朋友的不错人选。可她不符合祥子的婚姻理想：好看些、年轻、和顺。从祥子不接受虎妞也是因为封建传统观念对祥子的影响。虎妞不但又丑又老，婚前还用欺骗手段得到丈夫，婚后还傲慢地支配丈夫，祥子在新房里转悠，他感觉整个生命就是一部委屈。所以祥子看虎妞是母老虎，怕她，又恨她，怎么能接受他呢?祥子不接受虎妞理应拒绝，但他又不能摆脱掉虎妞；虎妞的私房钱可以弄上的二三辆车，“不为要她还不为要那几辆车吗”?同时祥子又狭隘、爱面子，怕别人说他贪图刘四家财，怕别人笑他依赖虎妞生活，怕别人骂他不正大光明。祥子的矛盾不仅造成了自己的痛苦，也给虎妞带来了不幸。祥子与虎妞生活习惯与情趣及挣钱的方式方法上也有矛盾与分歧，这些矛盾与分歧是由各自的性格决定的，它使这场婚姻的悲剧色彩更加的浓重。

祥子与虎妞最大的差别在于思想，他们的悲剧也源于此。无论祥子怎么忍让或者是试着和虎妞相处，他们之间总有隔阂甚至是矛盾。在现代的婚姻中已经没有了社会的逼迫，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因为钱财与权力的逼迫和诱惑选择不适合自己的婚姻。其实这样的婚姻又何尝不像祥子一般，想逃又逃不掉，相适应却又适应不了，最终只会是自己人生的一大悲剧。面对如此的婚姻，应该很清楚的认识到其中的利与弊，然后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免人生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