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论文《浅析陶渊明人生态度的现代意义》

第一篇：汉语言文学论文《浅析陶渊明人生态度的现代意义》

淺析陶淵明人生態度的現代意義

摘要：陶淵明“任情適意”及“自然天放”的人生態度以一種不忮不求,聽任自然的態度，投身於宇宙萬物迂流變化,決不刻意追求什麼,也不躲避什麼，而是坦然受之。陶淵明以這種人生態度找到了他人生的歸依，而這種人生態度在現今社會是否適用呢？我們不能亦步亦趨地模仿陶淵明，而是要在現今社會環境的大背景下實現對超我境界的一種突破，以便更好的適應時代的需要。

關鍵字：陶淵明；人生態度；任情適意；自然天放

現代人生活緊張、忙碌，為了家庭和事業心力交瘁。競爭的壓力，身心疲憊。生活的單調，情感的孤獨，單拈出哪一條不足以使人異化？於是，人們在享受現代科技文明的同時，渴望回到富於悠閒、富於悠然詩意的往古，對陶淵明古典田園式的詩酒人生心摹手追。可是,時光不能倒轉,回歸田園也不值得提倡。對於現代人而言,最大的問題,不是亦步亦趨地模仿陶淵明,而是要辨證地看待其任情適意和自然天放的人生態度。下麵就從陶淵明人生態度的表現及其人生態度的內涵探析兩方面對其人生態度的現代意義進行辨析。

一、陶淵明人生態度的表現--田園生活任自然

陶淵明生在中國歷史上充滿了戰亂、黑暗、災荒的時代。當時的東晉不但北方完全淪陷在異族手裏,南方也有許多戰亂。開始的蘇峻叛亂，後來有桓玄叛亂，再後來又有劉裕的叛亂，此外還有浙江海邊的孫恩起義等等。陶淵明不僅親身經歷了這些叛亂，而且他眼見那些人可以不擇手段地用極殘忍的手段殺死了許多人。東晉的兩個皇帝都是被毒

害死的。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兩位篡位的人，一是桓玄，一個是劉裕，陶淵明都曾在他們手下工作過。可見他生活在一個十分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中。

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裏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辭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歸隱時想出仕，出仕時想歸隱，內心很矛盾。此後，他堅定了歸隱的決心，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他在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中說出了其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複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由的本性是相違背。他不能改變本性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他堅決辭官歸隱了。崇尚自然是陶淵明對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學思考。“自然”一詞是老莊哲學特有的範疇。老莊所謂“自然”不同於近代人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客觀物質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種狀態，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間萬物皆按其本來面目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無需任何外在的條件和力量，人應順應自然的狀態和變化，抱樸而含真。魏晉人的“自然”內涵實賅四義①，第一義：自然之道。第二義：自然之田園山水。第三義：人之自然。第四義：藝術風格之自然。人之自然情況較複雜。又包括了氣質性情之自然（如嵇康等人重視自然性情之舒展），才氣之自然揮灑（如謝靈運逞才恃智不遺餘力）。本能欲望之自然（如石崇等人的放縱食色，毫不節制）。

陶淵明對魏晉“自然”的基本四義，有繼承也有超越：

梁啟超《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一文寫：“陶淵明何以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藝？一定有他整個的人生觀在背後。他的人生觀是什麼呢？可以用兩個字概括他：自然”②陶詩《五月且作和戴主簿》曰：“既來孰不去？人理故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迂化或夷險，肆志無窳隆。”表現了其順宇宙規律的人生哲學，這是自然之和一義。即自然之道義；《歸園田居》其一曰：“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表達了對田園的渴望，既有第一義，但主要是第二義；《歸去來兮辭》序中自述“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指性情，氣質之自然；此指自然之第四義。宋人黃徹雲：“淵明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於非眷，巧拙之間也。”（《碧溪詩話》卷五）③他的詩不追求強烈的刺激，沒有濃重的色彩，沒有曲折的結構，純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體驗真切深刻，所以具有較強感染力。即藝術風格之自然。

由此，對陶淵明“自然天方”的人生態度可做這樣的理解：返歸和保持自己本來的，未經世俗異化的、天真的性情。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抱樸而含真。

《現代漢語詞典》中“任情”一詞解釋為：“①盡情；②任性；放縱情感。”“適意”一詞解釋為：“舒適”。④陶淵明所做的，是維護個性的淳真，不委曲自己的本真。對此徐公持先生說：“陶淵明更多從自身性情出發，認為人之本性應得到舒展散發，而不應加以羈靡束縛。由此可稱之為性情之自然或曰精神之自然。”⑤陶淵明的一生是

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的。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想隱居。心情很矛盾，最終決定歸隱。這是由“且欣然而歸止”，“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賦》）；“寓形宇內複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歸去來兮辭》）的人生態度所決定的他不想委曲自己的本真，他也是這樣做的。陶淵明絲毫不委曲人性：饑來乞食；（《乞食》）詩曰：“譏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扣門拙言辭。”因來即眠；（蕭統《陶淵明傳》）曰：“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瀟灑飲酒；“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蕭統《陶淵明傳》）。躬耕言利；（《癸卯歲始懷春懷古田舍》其二）曰：“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庚戍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曰：“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純是天真性情的詩意揮灑。這正是陶淵明對“性情適意”的最好詮釋：不委曲自己的本真，及時行樂，享受適合自己的舒適生活。

陶淵明在田園生活中著重發掘個性生存價值，努力揭示生活中的詩意，以悠然、恬淡情懷看待人生，去留無意，順應自然。和諧地處理了物我關係，個性與群體的關係，成功地止泊，找到了其人生的歸依。

二、陶淵明人生態度根源探析

（一）新生門戶婉曲心

正如史學家揭示，六朝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世族與門第。門第一

經形成，便有了門第與世族觀念。世族人士極力維持門第的純潔與發展，國家觀念漸次淡出，便出現“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國”。“求忠臣必孝子之門，竟成虛言”⑥的反常歷史現象。門第觀念甚嚴，士庶之別，涇渭分明，不得逾越。陶淵明曾祖父陶侃出生於一個無門可依的酷貧家庭，但經過他個人不懈的努力，建立了不朽的軍功，成為東晉開國元勳，官至大司馬，封為長沙郡公。其祖父陶茂做過武昌太守，父親陶逸做過安城太守。仕宦已曆三世，如按照三世為官便成為世族的傳統，陶氏確實已不能被視為寒門了，但陶侃政治地位雖高，但因家族積澱尚淺，世族人物尚記其早期起家的尷尬經歷，並不以同類視之。而陶淵明是庶出，非嫡傳，在時人眼裏，地位更降一等。這樣，門第就不足以成為其傲世的資本，反倒鬱結於心，變成難言的隱痛。

六朝時代，受大環境影響，士人將光耀門庭視為家族目標，同時受儒家傳統觀念的驅使，士人又多以建功立業為實現個體不朽的捷徑。而陶淵明正是把二者緊密的結合起來。這些在其早期作品中有所體現。《停雲》詩語：“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暗寓著詩人懷世難的憂心，以及功業難成的感慨。《時運》詩曰：“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宵。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人亦有言，稱心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詩句化用儒家“曾點氣象”之典，表達了對儒家精神境界的企羨。《榮木》詩更直接傳達了對儒家自強不息的功業追求的嚮往，詩第四章曰：“先師遺訓，餘

豈之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裏雖遙，孰敢不至。”“四十無聞，斯不足畏。”典出《論語·子罕》，意謂四十五十無善聞，則其人進境有限可知。陶淵明則反用其意，通過“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裏雖遙，孰敢不至。”等句。可見其內心鬱勃著昂揚的進取意志。

但十三年的官場生涯中，經歷了無數“忍看朋輩成新鬼”的血腥屠殺，對此焉能無動於衷？缺少生命的保障和精神的依傍，何談理想和抱負？在出仕和歸隱之間，他選擇了後者，正如葉佳瑩所說的：“如以淵明之志意而言，則用世乃其本心，歸田才是不得已。然而如以淵明之質性而言，則歸田方能保全其自然與真淳，而出仕則不免於有‘違己交病’之患。所以淵明的歸田，既非為了在‘大偽斯興’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質性自然的‘真我’”⑦一針見血地點出了陶淵明人生取捨的依據，簡言之，就是為了保全自然質性。

托身得所不違心

魏晉玄學的形成和老莊思想有明顯的關係，東晉以後又吸取了佛學的成分，步入新的階段。這是一種思辯的哲學；對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維都進行了純哲學的思考。它和兩漢的神學目的論，讖緯宿命論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魏晉玄學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經籍的方式，對於打破漢代繁瑣經學的統治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從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大轉折。

先的社會思想改變著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習尚和價值觀念。儒家的道德教條和禮儀規範已失去原有的約束力，一種符合人類本性的，返歸自然的生活，成為新的追求目標。身外的功業榮名急然受到懷疑，便轉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後的一切既然那麼渺茫，便抓緊即時的人生滿足。

基於社會思潮的影響，陶淵明的思想裏邊有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三種思想精華的結合。比如其《飲酒》第十六首詩中兩句：“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他說：“少年罕人事。”“罕”就是稀少的意思。那是沒有繁雜的、亂七八糟的事情來打擾我，我可以專心念書。他念的“六經”就是儒家的經典。即《詩》、《書》、《禮》、《易》、《樂》、《春秋》。由此可以看書陶淵明確實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

同時他也受道家的思想，他的詩裏曾有這樣的詩句：“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之一）在其《歸去來兮辭》中，也表現了他愛好自然的這種天然本性和思想情趣，而這些都是道家的思想。道家認為，人世之間不應有限制，不應有約束，應返樸歸真，順應自然。可見陶淵明的思想中也包含著濃厚的道家思想。

此外，他還受到佛家思想的影響。他的《歸園田居》之四裏有過這樣的句子：“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他說人生就好像是一個幻影一樣，佛經上說的“如夢如幻”，就是說世間萬象如同夢幻一樣，就是虛無的、空幻的，轉眼就消失不見了。“終當空無”是說最終結果都是空無，“”所謂四大皆空。

雖然他有儒家的思想，有道家的思想，也有佛家的思想。但無

論那種思想影響了陶淵明，他都會立刻與他自己的思想結合起來，他內心中有一種自然的定力與持守。既不委屈自己的本真，也不違背自然規律。在那種黑暗、渾濁、充滿戰亂、痛苦的時代裏沒有迷亂，沒有失落自己。將自己的個人思想同社會思潮有機的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自然天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

現代意義辨析

陶淵明以其隱士的高潔，以一種自然的定力與持守，堅守自己不隨波逐流。不被引誘，不被轉移，在那種黑暗、渾濁、充滿戰亂、痛苦的時代裏沒有迷亂，沒有失落自己。成為中國歷史舞臺上的耀眼明星，甚至成為人倫風範。但在現今社會裏，這也需要辨證的看。

與陶淵明生活著的充滿黑暗、渾濁、痛苦的時代相比，當代社會沒有戰亂、政局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其樂融融。但政治權利與市場競爭無限擴張，使人的詩意生存受到了挑戰和擠壓。現代人生活緊張、忙碌、為了家庭和事業，心力交瘁。競爭的壓力，身心的疲憊等，這些都讓我們感覺到現今社會的人們活著是為了生存而非生活。

據相關資料說，中國留學生70%以上去外國學習電腦，而一位外國人的孩子剛上大學，一位華人問他，你是學什麼專業的？他說：“宗教”。有人就此分析：中國人是為生存而活著。他們按照自己的愛好去學習、生活。

應該說，在就業的壓力下，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學生都想佔據生活的制高點，以圖將來有所發展，但是，就當下中國人的生活狀況

而言，說我們只是生存而非生活，也有悖實情了，隨著物質生活的日益豐盈，不少人已經能夠優雅的生活了！至少不需要像陶淵明一般“饑來趨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扣門拙言辭。”（《乞食》）為自己的溫飽而“拙言辭”了吧！

生活和生存僅一字之差，卻表現出不同的人生態度。其實古人早就追求這種優雅的生活了，這種生活講求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陶淵明正是以他“自然天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達到了“自我實現”境界的一位詩人，蘇軾說他：“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隱之為高。”他的一切選擇都取決於自己的個性，決不違逆個性適應外在的東西。相比較之下，今天的我們是否麻木了一些呢？我們為了收入、住房、家庭、職稱等等的一切，注入了大量的心血，惟獨沒有為我們自己的夢想而著想過。以至於當一切都擁有時，自己的內心卻一片貧瘠！由此，陶淵明“自然天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給我們指明了方向。努力發掘生活中的詩意，以憂然、恬淡的情懷看待人生，去留無意，順應自然，和諧的處理物我關係，尋求一種詩意的人生。

但詩意的人生，首先應該是人性化的，而所謂“人性化”，應當是順從人性自然，既不能壓制也不能放縱，“過”與“不及”都違反自然常態。但由於時代背景、社會思潮、個人思想及個人價值取向的不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陶淵明那樣既能超越儒家的“不及”，也能超越魏晉玄學的“過”。因此，對“自然”的內涵理解的並不像陶淵明那般成功，隨著現代科學技術使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強，自

然成為人類可以隨意玩於掌股的玩意。殊不知，自然在悄悄的報復人類的無度索取，環境變暖、城市沙暴與海水赤潮……這一切如果任其蔓延下去，人類早晚有一天會被自然吞噬。而這一切都是對欲望掌握“過”的結果，雖有“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但還是要有一個“度”的問題。

總之，隨著時代的變化，社會思潮的變化，當代人對陶淵明“自然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的取捨要放入到現今社會的大背景下，辨證的取捨，而不是亦步亦趨地模仿他，這樣才能更好地適應時代的需求。注釋：

①轉引白振奎《陶淵明謝靈運詩歌比較研究》.上海辭書書版社.2006年12版.第39頁

②梁啟超.《陶淵明文藝之品格》其六.商務印書館.1923年排印本 ③《陶淵明詩箋證稿》附錄二《陶淵明及其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版.546頁

④《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2年增補版.1067、1157頁 ⑤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87頁 ⑥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版.46頁 ⑦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50、151頁 參考文獻：

[1]白振奎.《陶淵明謝靈運詩歌比較研究》.上海辭書書版社.2006版

[2]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版

[3]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人民出版社.1999版 [4]餘敦康.《魏晉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版 [5]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版

第二篇：汉语言文学论文《浅析陶渊明人生态度的现代意义》

浅析陶渊明人生态度的现代意义

摘要：陶渊明“任情适意”及“自然天放”的人生态度以一种不忮不求,听任自然的态度，投身于宇宙万物迂流变化,决不刻意追求什么,也不躲避什么，而是坦然受之。陶渊明以这种人生态度找到了他人生的归依，而这种人生态度在现今社会是否适用呢？我们不能亦步亦趋地模仿陶渊明，而是要在现今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下实现对超我境界的一种突破，以便更好的适应时代的需要。

关键词：陶渊明；人生态度；任情适意；自然天放

现代人生活紧张、忙碌，为了家庭和事业心力交瘁。竞争的压力，身心疲惫。生活的单调，情感的孤独，单拈出哪一条不足以使人异化？于是，人们在享受现代科技文明的同时，渴望回到富于悠闲、富于悠然诗意的往古，对陶渊明古典田园式的诗酒人生心摹手追。可是,时光不能倒转,回归田园也不值得提倡。对于现代人而言,最大的问题,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陶渊明,而是要辨证地看待其任情适意和自然天放的人生态度。下面就从陶渊明人生态度的表现及其人生态度的内涵探析两方面对其人生态度的现代意义进行辨析。

一、陶渊明人生态度的表现--田园生活任自然

陶渊明生在中国历史上充满了战乱、黑暗、灾荒的时代。当时的东晋不但北方完全沦陷在异族手里,南方也有许多战乱。开始的苏峻叛乱，后来有桓玄叛乱，再后来又有刘裕的叛乱，此外还有浙江海边的孙恩起义等等。陶渊明不仅亲身经历了这些叛乱，而且他眼见那些人可以不择手段地用极残忍的手段杀死了许多人。东晋的两个皇帝都是被毒害死的。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位篡位的人，一是桓玄，一个是刘裕，陶渊明都曾在他们手下工作过。可见他生活在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

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归隐时想出仕，出仕时想归隐，内心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归隐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他在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中说出了其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由的本性是相违背。他不能改变本性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他坚决辞官归隐了。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人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面目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需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魏晋人的“自然”内涵实赅四义①，第一义：自然之道。第二义：自然之田园山水。第三义：人之自然。第四义：艺术风格之自然。人之自然情况较复杂。又包括了气质性情之自然（如嵇康等人重视自然性情之舒展），才气之自然挥洒（如谢灵运逞才恃智不遗余力）。本能欲望之自然（如石崇等人的放纵食色，毫不节制）。

陶渊明对魏晋“自然”的基本四义，有继承也有超越：

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写：“陶渊明何以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艺？一定有他整个的人生观在背后。他的人生观是什么呢？可以用两个字概括他：自然”②陶诗《五月且作和戴主簿》曰：“既来孰不去？人理故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迂化或夷险，肆志无窳隆。”表现了其顺宇宙规律的人生哲学，这是自然之和一义。即自然之道义；《归园田居》其一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达了对田园的渴望，既有第一义，但主要是第二义；《归去来兮辞》序中自述“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指性情，气质之自然；此指自然之第四义。宋人黄彻云：“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眷，巧拙之间也。”（《碧溪诗话》卷五）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具有较强感染力。即艺术风格之自然。

由此，对陶渊明“自然天方”的人生态度可做这样的理解：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抱朴而含真。③

《现代汉语词典》中“任情”一词解释为：“①尽情；②任性；放纵情感。”“适意”一词解释为：“舒适”。④陶渊明所做的，是维护个性的淳真，不委曲自己的本真。对此徐公持先生说：“陶渊明更多从自身性情出发，认为人之本性应得到舒展散发，而不应加以羁靡束缚。由此可称之为性情之自然或曰精神之自然。”⑤陶渊明的一生是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的。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想隐居。心情很矛盾，最终决定归隐。这是由“且欣然而归止”，“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归去来兮辞》）的人生态度所决定的他不想委曲自己的本真，他也是这样做的。陶渊明丝毫不委曲人性：饥来乞食；（《乞食》）诗曰：“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因来即眠；（萧统《陶渊明传》）曰：“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潇洒饮酒；“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萧统《陶渊明传》）。躬耕言利；（《癸卯岁始怀春怀古田舍》其二）曰：“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纯是天真性情的诗意挥洒。这正是陶渊明对“性情适意”的最好诠释：不委曲自己的本真，及时行乐，享受适合自己的舒适生活。

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着重发掘个性生存价值，努力揭示生活中的诗意，以悠然、恬淡情怀看待人生，去留无意，顺应自然。和谐地处理了物我关系，个性与群体的关系，成功地止泊，找到了其人生的归依。

二、陶渊明人生态度根源探析

（一）新生门户婉曲心

正如史学家揭示，六朝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世族与门第。门第一经形成，便有了门第与世族观念。世族人士极力维持门第的纯洁与发展，国家观念渐次淡出，便出现“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求忠臣必孝子之门，竟成虚言”⑥的反常历史现象。门第观念甚严，士庶之别，泾渭分明，不得逾越。陶渊明曾祖父陶侃出生于一个无门可依的酷贫家庭，但经过他个人不懈的努力，建立了不朽的军功，成为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为长沙郡公。其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仕宦已历三世，如按照三世为官便成为世族的传统，陶

氏确实已不能被视为寒门了，但陶侃政治地位虽高，但因家族积淀尚浅，世族人物尚记其早期起家的尴尬经历，并不以同类视之。而陶渊明是庶出，非嫡传，在时人眼里，地位更降一等。这样，门第就不足以成为其傲世的资本，反倒郁结于心，变成难言的隐痛。

六朝时代，受大环境影响，士人将光耀门庭视为家族目标，同时受儒家传统观念的驱使，士人又多以建功立业为实现个体不朽的捷径。而陶渊明正是把二者紧密的结合起来。这些在其早期作品中有所体现。《停云》诗语：“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暗寓着诗人怀世难的忧心，以及功业难成的感慨。《时运》诗曰：“迈迈时运，穆穆良朝。袭我春服，薄言东郊。山涤余霭，宇暧微宵。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诗句化用儒家“曾点气象”之典，表达了对儒家精神境界的企羡。《荣木》诗更直接传达了对儒家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的向往，诗第四章曰：“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四十无闻，斯不足畏。”典出《论语·子罕》，意谓四十五十无善闻，则其人进境有限可知。陶渊明则反用其意，通过“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等句。可见其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意志。

但十三年的官场生涯中，经历了无数“忍看朋辈成新鬼”的血腥屠杀，对此焉能无动于衷？缺少生命的保障和精神的依傍，何谈理想和抱负？在出仕和归隐之间，他选择了后者，正如叶佳莹所说的：“如以渊明之志意而言，则用世乃其本心，归田才是不得已。然而如以渊明之质性而言，则归田方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于有‘违己交病’之患。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⑦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陶渊明人生取舍的依据，简言之，就是为了保全自然质性。

（二）托身得所不违心

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这是一种思辩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 的思考。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式，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上一大转折。

先的社会思想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礼仪规范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身外的功业荣名急然受到怀疑，便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后的一切既然那么渺茫，便抓紧即时的人生满足。

基于社会思潮的影响，陶渊明的思想里边有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三种思想精华的结合。比如其《饮酒》第十六首诗中两句：“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说：“少年罕人事。”“罕”就是稀少的意思。那是没有繁杂的、乱七八糟的事情来打扰我，我可以专心念书。他念的“六经”就是儒家的经典。即《诗》、《书》、《礼》、《易》、《乐》、《春秋》。由此可以看书陶渊明确实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同时他也受道家的思想，他的诗里曾有这样的诗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之一）在其《归去来兮辞》中，也表现了他爱好自然的这种天然本性和思想情趣，而这些都是道家的思想。道家认为，人世之间不应有限制，不应有约束，应返朴归真，顺应自然。可见陶渊明的思想中也包含着浓厚的道家思想。

此外，他还受到佛家思想的影响。他的《归园田居》之四里有过这样的句子：“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他说人生就好象是一个幻影一样，佛经上说的“如梦如幻”，就是说世间万象如同梦幻一样，就是虚无的、空幻的，转眼就消失不见了。“终当空无”是说最终结果都是空无，“”所谓四大皆空。

虽然他有儒家的思想，有道家的思想，也有佛家的思想。但无论那种思想影响了陶渊明，他都会立刻与他自己的思想结合起来，他内心中有一种自然的定力与持守。既不委屈自己的本真，也不违背自然规律。在那种黑暗、浑浊、充满战乱、痛苦的时代里没有迷乱，没有失落自己。将自己的个人思想同社会思潮有机的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自然天放”，“任情适宜”的人生态度。

三、现代意义辨析

陶渊明以其隐士的高洁，以一种自然的定力与持守，坚守自己不随波逐流。不被引诱，不被转移，在那种黑暗、浑浊、充满战乱、痛苦的时代里没有迷乱，没有失落自己。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耀眼明星，甚至成为人伦风范。但在现今社会里，这也需要辨证的看。

与陶渊明生活着的充满黑暗、浑浊、痛苦的时代相比，当代社会没有战乱、政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其乐融融。但政治权利与市场竞争无限扩张，使人的诗意生存受到了挑战和挤压。现代人生活紧张、忙碌、为了家庭和事业，心力交瘁。竞争的压力，身心的疲惫等，这些都让我们感觉到现今社会的人们活着是为了生存而非生活。

据相关资料说，中国留学生70%以上去外国学习计算机，而一位外国人的孩子刚上大学，一位华人问他，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他说：“宗教”。有人就此分析：中国人是为生存而活着。他们按照自己的爱好去学习、生活。

应该说，在就业的压力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学生都想占据生活的制高点，以图将来有所发展，但是，就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况而言，说我们只是生存而非生活，也有悖实情了，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盈，不少人已经能够优雅的生活了！至少不需要像陶渊明一般“饥来趋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乞食》）为自己的温饱而“拙言辞”了吧！

生活和生存仅一字之差，却表现出不同的人生态度。其实古人早就追求这种优雅的生活了，这种生活讲求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陶渊明正是以他“自然天放”，“任情适宜”的人生态度达到了“自我实现”境界的一位诗人，苏轼说他：“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隐之为高。”他的一切选择都取决于自己的个性，决不违逆个性适应外在的东西。相比较之下，今天的我们是否麻木了一些呢？我们为了收入、住房、家庭、职称等等的一切，注入了大量的心血，惟独没有为我们自己的梦想而着想过。以至于当一切都拥有时，自己的内心却一片贫瘠！由此，陶渊明“自然天放”，“任情适宜”的人生态度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努力发掘生活中的诗意，以忧然、恬淡的情怀看待人生，去留无意，顺应自然，和谐的处理物我关系，寻求一种诗意的人生。

但诗意的人生，首先应该是人性化的，而所谓“人性化”，应当是顺从人性自然，既不能压制也不能放纵，“过”与“不及”都违反自然常态。但由于时代

背景、社会思潮、个人思想及个人价值取向的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陶渊明那样既能超越儒家的“不及”，也能超越魏晋玄学的“过”。因此，对“自然”的内涵理解的并不像陶渊明那般成功，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使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自然成为人类可以随意玩于掌股的玩意。殊不知，自然在悄悄的报复人类的无度索取，环境变暖、城市沙暴与海水赤潮„„这一切如果任其蔓延下去，人类早晚有一天会被自然吞噬。而这一切都是对欲望掌握“过”的结果，虽有“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但还是要有一个“度”的问题。

总之，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思潮的变化，当代人对陶渊明“自然放”，“任情适宜”的人生态度的取舍要放入到现今社会的大背景下，辨证的取舍，而不是亦步亦趋地模仿他，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求。

注释：

①转引白振奎《陶渊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上海辞书书版社.2006年12版.第39页 ②梁启超.《陶渊明文艺之品格》其六.商务印书馆.1923年排印本

③《陶渊明诗笺证稿》附录二《陶渊明及其诗》.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版.546页 ④《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版.1067、1157页 ⑤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87页 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版.46页 ⑦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50、151页

参考文献：

[1]白振奎.《陶渊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上海辞书书版社.2006版 [2]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版 [3]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9版 [4]余敦康.《魏晋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 [5]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

第三篇：汉语言文学论文

突出语文的工具性，加强语言文字教学

兴化市戴泽初级中学 姜芹

[摘要]：语文是义务教育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语文是语言文字，就是工具。语文教学，首先是语言文字教学，教学生学会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掌握学习和工作的这门基础工具，具有读、写、听、说的能力。因此，进一步改革语文教学，遵循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规律，实现语文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将是我们的重要课题。[关键字]：语言文字；工具性

《语文课程标准》从学生的认知特点和三维培养目标出发，强调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实践性、汉语言文字的规律性，以及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其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是义务教育中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教学这门学科，对于学生学习其他各门学科，获取新的知识；对于贯彻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培养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对于提高民族素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按照时圣陶先生的说法：“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这样看来，语文是语言文字，就是工具。语文教学，首先是语言文字教学，教学生学会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掌握学习和工作的这门基础工具，具

有读、写、听、说的能力。因此，进一步改革语文教学，遵循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和规律，实现语文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将是我们的重要课题。

在语文教学实践中，较普遍的现象是未能将着力点放在基础工具上。汉字形、声、义俱全，信息量远远大于其他拼音文字，它的形成和发展与自然生活实践紧密相连。汉字源于生活实践。能够表达众多微妙的情感。对其工具性的忽视，使语言文字教学成了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一大困扰。但好在我们已认识到语文教学必须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的训练。但光有认识还不够，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还必须加强语言文字教学。语文教学如何回归到它的工具性、基础性上来，如何从课文内容分析模式回归到从语言教学为主这方面来，还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以下就谈谈我个人的几点看法。

第一，教学观念上要真正转变、更新

我们要认识到语文学科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因此语文教学还赋有向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发展智力、培训良好的学习习惯等任务；其它学科也有这些任务，是各学科共有的任务。“特有任务”和“共有任务”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教学过程中，二者关系处理得当有利于加强语言文字的训练；真正切实地把语言文字教学和读写听说能力、思维能力的培养训练有机结合起来并落到实处。

第二，要研究和梳理语言文字教学的基本内容，探索和总结语文

教学的基本规律

基础教学的任何学科，基础知识是重要的教学目标。语言基础知识包括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字词的音、形、义、标点符号，词法和句法即汉语语言的构造形式及其规律，修辞和语言逻辑等。掌握这些知识的目的在于更自觉更熟练地运用语言这一工具。所以，语言基础知识教学不能单纯的孤立的机械地进行，只有充分利用课文——活的语言环境进行教学，才有可能使学生牢固掌握语言基础知识和形成语言能力。

语言文字教学的另一个基本的重要的内容是汉语言的表达形式和表达方法。而有不同的语境中又会有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方法。这样的例子在教材中比比皆是。如“把”字句与“被”字句的强调侧重点不同；反问与陈述句等强调语气不同；把两个句子合成一个兼语句；礼貌用语的训练等。我们汉语绝大多数的字既表形又表音、表义。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有些字的音义就有变化。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上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语境。语境是语言教学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教学中语言因素的挖掘，分析和语言训练的主要内容。此外，语言能力如感知能力，理解能力，组织与表达能力等，都是语言教学的生要内容。加强语言教学，加强语言因素分析，到底应提取哪些因素，如何梳理归类，语文教学中关于语言能力水平的序列和层次如何理解和分类，这些都有待探讨。虽然大纲提出了大方向，但何理解，如何落实到每一课时中去，如何使大纲的要法语再细化更易操作，便有待同行的探

讨。

第三，要在突出语言文字教学的前提下处理好语文教学与德育、美育等方面的关系

语文课是语言课，是语言工具课。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也不能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语文课要在突出语言工具性和基础性的教学过程中渗透道德教育，结合审美教育。也就是说，要因文悟道。寓文为鉴赏、审美教育于语言教学之中，对某些范文作分析评鉴，让学生感受美，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操。但必须强调，这些都应在语言教学过程之中进行，应是潜移默化的，不是孤立的，更非牵强的，或随意延伸的。

第四，要改进教法，加强语言文字训练

掌握语言文字工具主要不是依靠教师讲，而是有赖于学生实地操作训练，在练中掌握运用语言的技能技巧。因此，必须改变过去由教师讲授为主的方法，要真正做到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教师起主导作用。叶老早就提出：“知识是教不尽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须不断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练成熟练技能的。”在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中，重吟诵，重语感，重表达，提倡“读书百遍，其义自见”；提倡多读多写等等。这其中的精髓是让学生自己学习、自己感受，在练中掌握技能。而在我们的实践中，但凡效果较好的范文课，加强诵读和语言训练是个重要原因。我们应继承并发展这些至今行之有效的宝贵经验。

众所周知，课文只是语文教学所凭籍的“例子”。教材不过是个例子。但是如何借用这些例子，不同的教学指导想想和教学观念，不同的教学习惯和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教学《卖火柴的小女孩》，倘若过分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和联系现实，便会大谈作品时代背景，讲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并联系当今社会现实中类似现象等等；倘若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与评价，便会在文章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和小女孩形象上大做文章，尽情抒发；倘若当作语言工具的理解与运用的一个示例，就应当着力于课文的语言因素，让学生感知，理解人物，体会每次幻想的内容。任何学科，任何课文教学都受到严格的时空限制。语文课的效率就具体体现在规定的时间内对所教内容的理解，掌握的程度上。而内容的选取又必须具有明确的目标。每一课的教学是语文整体教学任务这一长链中的一个环。语文教学的着力点中哪儿？一个“例子”应选取什么内容交给学生，这是我们认真对待的。因而，我们只有在继承优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探索新教法，才能有效地加强语言文字的训练。

总之，我们在教学的时候要时刻记住语文课要突出语文的工具性和基础性，加强语言文字的教学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参考文献]：

1史灿方.浅谈语言文字的形式力[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 2李春来.对汉语言文字规范化的思考[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8

第四篇：汉语言文学论文

《白鹿原》中人物悲剧比较分析

摘 要：《白鹿原》是一部以悲剧艺术在新时期长篇小说领域见长的文学作品。其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众多生命在传统礼教文化的压抑下的人性扭曲、痛苦与毁灭，构成了白鹿原这个“鏊子”上人物命运的悲惨景象，显示出巨大的悲剧精神，本文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悲剧

一、白嘉轩与鹿子霖的悲剧比较——封建卫道士封建伪道士之间的悲剧；悲剧

二、黑娃与白灵的悲剧比较——盲目革命者与清醒革命者之间的悲剧；悲剧

三、田小娥与鹿冷氏的悲剧比较——主动反抗者与被动适应者之间的悲剧。

关键词：人物悲剧

白鹿原

命运

悲剧

一、白嘉轩与鹿子霖的悲剧比较——封建卫道士封建伪道士之间悲剧

在白鹿原这块传统文化丰厚的沃土上跃着一位族长——白嘉轩。他是作品中塑造的最成功，最丰厚，最有艺术感染力的人物形象。但是，历史把沉重的文化内容沉淀在白嘉轩这个人物身上，沉重的历史负累化为他痛苦的一生。他是一个勇敢而又怯弱者；又是一个仁义而又残酷者，是一个崇高而又虚伪的矛盾悲剧结合体。黑格尔称：“谁如果要求一切事物都不带有对立面的统一，那种矛盾，谁就是要求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不应该存在，因为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威力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特点就在于他不仅担负多方面的矛盾，而且忍受多方面的矛盾，在这种矛盾里仍然保持自己的本色，忠实于自己”。①他宽厚仁慈、不计前嫌，这一切构成了他的个性魅力。他的为人，他的处事无不散发着传统人格的魅力。在白嘉轩心目中，他想建立一个所谓的和谐社会，即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礼教仁义的道德来维持这个社会的安定。但是这个和谐乌托邦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证明）。因此，理想的美好与现实的无奈，必然使白嘉轩的生命历程中充满矛盾和悲剧。②矛盾的爆发使他一次又一次陷入痛苦的绝境，这些灾难使这个坚强的生命体不断的受到打击，以至几乎失去生活的勇气，但是白嘉轩依然痛苦的活在白鹿原上。总之，白嘉轩这个封建卫道士，就是想以儒家的仁义道德和封建礼教武装自己，并以此来实现他在白鹿原的统治。然而几千年传统封建文化秩序一贯制的时代已经结束，传统文化的天空已经开始坍塌（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等），他妄想做这历史激流中一隅顽石,于是他被冲垮就成为一种历史必然了。

鹿子霖是鹿家在白鹿原上的代表，他同样上一家之长，同样受到了封建文化的毒害。但是，与白嘉轩坚决维护不同，他对待封建文化的态度不是那么的坚决，而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道士。一方面他也和白嘉轩一样主持正义公道，维护仁义白鹿原的美誉；另一方面，他又干的尽是些见不的人的勾当。③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作者描写的这一个人虽然敲榨剥削乡民，私饱中囊嗜私舞弊，但他们在人格上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有其重义轻利的闪光点。修建祠堂、办学校，首先支持两个孩子到城里上学，鹿子霖不但表现出他非常的组织才能，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英明和大度，他同样是白鹿原上受人尊敬的乡约。这就是在中国悲剧中，“恶”的势力往往以“伪善”的正义面孔出现，这就必然地在行动上不可能剑拔弩张，反倒是温情脉脉或道貌岸然。”④ 《白鹿原》中，白、鹿两家的明争暗斗一直贯穿全书的始终，这样一对正义与邪恶的矛盾对立体，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又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为自己的儿女而痛苦，鹿兆鹏的拒婚，参加共产党；白孝文的堕落，白玲的叛逆，使这两位家长在精神上都受到巨大的打击，正是因为他们子女的反叛，使他们在白鹿原上演绎着悲剧的人生。当然这只是从表面上来看，从深层次分析，白嘉轩的悲剧源于对传统文化的盲目信仰与残酷执行而鹿子霖的悲剧源于一种非理性文化。所以作者把白嘉轩的道德人格与鹿子霖的功利人格对照着写，目的是在思考为什么作为正义和邪恶的双方在社会的大动荡时期经历着同样的悲剧。但是，在一个制度和思想到了末路的时候，他们的这两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是都要受到打击和毁灭的，都要经历悲剧的人生。悲剧的解决就是使代表片面理想的人物遭受痛苦和毁灭。就个人来讲，他的牺牲是无辜的，但是就整个世界来看，却是罪有应得，足以伸张“永恒正义”的。

悲剧

二、黑娃与白灵的悲剧比较——盲目革命者与清醒革命者之间的悲剧

黑娃可以说是《白鹿原》中人生起伏最大而又最令人惋惜的悲剧人物。他一生集土匪、国、共、儒家信徒等等身份于一身，从不安分的雇农到农协运领袖到红军战士到聚众山林的土匪二头目，国民党保安团营长，共产党副县长，新政权的死囚被处决。走完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历程。

黑娃是长工鹿三的儿子，一方面他继承了父亲的善良、勤劳、质朴的性格；另一方面他却与父亲鹿三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从小倔强、执着、反叛、生性好动而不安分守己。这一切，就决定了他必然与白鹿原上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宗法社会格格不入，并且不断发生摩擦、碰撞，以至最后走向反抗。他参加“风搅雪”式的农民运动，遥遥地与他企求美好生活与向往平等自由的心理目标相联系。大革命浪潮席卷而来，黑娃本性中受压抑的能量找到了渲泻的突破口，他把婚姻上的反叛和政治的、阶级的反抗不良觉地结合起来，怀着对富人和祠堂的憎恨，投身大革命，打土豪、办农协，砸宗祠里的石碑。然而，可悲的是，他虽然在毁族规、砸招牌，却一点也有跳出宗法文化的樊篱，有革命的果敢性但缺乏革命的目的性，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思索造成自己不平等地位的社会根源以及革命的意义，只简单地把革命理解为铡人和毁乡约砸石碑。这种缺乏理性的盲目做法，不可能带给他理想中的结果，最后只有落荒而逃。

然而，在黑娃的命运中还存在着更大的悲剧性。在白鹿原，作为反抗者的黑娃一方面想逃出白鹿原那个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环境却又逃不出而被它牢牢的束缚在原上；另一方面他又想容入那个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环境而白鹿原又容不下他而把他拒之原外。这就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在白鹿原上巨大的力量的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荡生活，既增加了他的仿徨与苦闷，也消磨了他的人生意志。受降招安后的黑娃似乎热衷于什么，又在己方，不在明处而在暗处。这一切都表明这个盲目反抗者在没有先进思想指导下矛盾的悲剧人生。

可以看出，由于缺乏丰厚的知识与理性作为个人对于现实认识的支撑，黑娃的反抗还只是在外在力量的影响下才发生的，还属于一种自发的反抗，因而这种反抗的动机也是盲目的，反抗力量也是有限的。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他缺乏先进思想的作为行动的指导，另一方面他本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也使他无法摆脱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思想的影响。这也就注定了他的反抗是要失败的，他的人生也会成为悲惨的。

作为“五四”新文化影响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女性形象，确切的说应该是叛逆的女性形象白灵的反抗就是已经上升到自觉阶段的反抗。与黑娃的反抗相比，白灵接受了新式教育，主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具有了先进思想的指导，具有了更加坚决的反抗精神和更多的同仁志士，因而她是最坚定的反抗者，最彻底的革命者。但是就是这样她也没逃脱悲剧的命运。她对事业非常执著坚定，在革命工作中白灵显示出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特别是在地下工作的时候，在白色恐怖之下，毅然承担了许多情报的接送工作。在自己的同伴一个又一个被扔进城市的某一处枯井的时候，她没有退缩，没有背叛，反而更加勇敢更加坚定。但是这样给她带来许多痛苦。首先是与最疼爱自己的父亲反目，接着是与兆海爱情的破灭，再就是革命运动的失败，被迫转移，身怀六甲却要四处逃难，有家不能归，过着流浪的生活，到最后到了根据地，以自己最大的热情的才华给根据地带来欢乐和笑容的时候，等待他的不是光明的前途，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被自己的同志活埋。她的死是令人悲痛的，一切的言语都无法形容这种悲痛，这与鲁迅先生所写的《药》里面的夏瑜相比，两者惊人的相似。夏瑜作为先觉者，却死在不觉醒的同胞面前，然后还遭人诬蔑和嘲弄。白灵的死再次说明了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的残酷和巨大的牺牲。白灵死亡的悲剧原因是很值得深思的，甚至她的死亡悲剧比鹿兆鹏媳妇、田小娥的死亡更令人深思。

总之，在白鹿原上，不管是仁义者还上邪恶者，不管是有文化的还是没文化的，不管是坚定勇敢者还上犹豫怯弱者，不管是积极入世还是消极避世的都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我们再一次看到《白鹿原》这部厚重的历史题载小说，反映着一个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在社会前进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作者通过一系列的人物的描写，把中国传统文化在走近它末路的时期，依然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力，也使人们看到，要改变一个落后的社会的艰难和代价。使读者再一次从中领略到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在古老的传统文化对人性的种种压抑与迫害，这无疑是现代文学史上对悲剧精神的一次深刻的体验，它把痛苦和挣扎展示给每一位读者，揭示出他们的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这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仅以浅陋之笔，抒个人之见，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这作品，以发现它更丰富伟大之处。

注释：

①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②、⑥陈忠实.《白鹿原》

③、④熊元义.《回到中国悲剧》

⑤奥尼尔.《论悲剧》见《美国作家论文学》

参考书目： [1]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3]熊元义.《回到中国悲剧》华文出版社 [4]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

[5]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6]易新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7]傅其山.《西方文论》中国文艺出版社

[8]张亚斌.生命的苦难与悲凉[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9]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0]楼昔勇.《美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1]易新鼎.《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五篇：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

尴尬、灰色、无力的人生

——方鸿渐形象分析

[内容摘要]首先本文给方鸿渐定性，他是位正直善良，聪明幽默，但意志薄弱，优柔寡断，即缺乏明确坚定的人生信念，又不懂得人情世态的炎凉，所以他极易受环境支配，被他人牵制，常常陷入尴尬境地，本文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由于他的意志薄弱，优柔寡断和幼稚，他被鲍小姐引诱然后抛弃，被苏文纨羁绊然后报复，被孙柔嘉诓骗，然后驾奴，饱尝感情的折磨，其次，好心买假文凭，在事业上屡遭同事暗算，卷进各种莫名其妙的派系斗争和扯不清的恩怨纠葛中，饱受炎凉世态的折磨，这就是方鸿渐形象所凝结的人生思考。

[关键词]软弱，尴尬，空虚

《围城》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讽刺小说，是一个流浪汉的喜剧旅程。在书中钱钟书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有知识分子、有名媛淑女、亦有商贾政客。钱先生对这些人有的浓墨重刻，有的轻描淡写。但无论采取何种手法，都生动绘出了他们各异的特征：或鄙俗、或勾心斗角、或虚与委蛇。他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成功塑造了一群现代新儒的典型，其中方鸿渐的形象是最丰满的一个。

《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是旧中国一个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艺术形象，这位江南的绅士之子，在北平上大学期间，因为学不了他们家乡很看重的土木工程，于是转到社会学系，最后又转到中国文学系而勉强毕业。由于一个偶然因素的出现（未来仗人的帮助）便毫心理准备地走上了留学之路，学中文的人出洋“深造”不免有些滑稽，但是他“到了欧洲，既不抄敦煌卷子，也不访《永乐大典》，也找不到太平天国的文献，四年中先后在伦敦、巴黎、柏林读了三所大学。随便听了几门功课，兴趣甚广但心得全无，除了夸夸其谈外，一无所有，临回国时，在父亲和丈人的威逼之下，为了搪塞才挖空心思的买了“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

在北平上大学期间，受个性解放新思想的影响，萌生对自主爱情的向往，于是大着胆子给父亲写信要求解除包办婚姻，最终被浇了一桶冷水，在与鲍小姐的调情，苏纹纨的应酬中，渐觉到“女朋友”和“情人”的不同，当遇到“摩登社会里那桩罕物——唐晓芙”时，他真正坠入了爱河但他俩处于萌芽状态的爱情却在苏纹纨的无情报复下夭折了。

也许是为了逃避心灵的痛苦，方鸿渐和赵辛楣等走上了去三闾大学的求职之路，1

三闾大学虽然地处湖南一个偏僻的乡下，但并不是一方净土，这里有道貌岸然、老奸巨滑、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市侩校长高松年、有外形木讷，内心狡诈的假洋博士韩学俞、有在政界失足落水，混迹学校的旧官僚汪处厚、有专事吹牛拍马，浅薄委琐的势力小人陆子渊等等。清高孤傲无所作为的方鸿渐终于在三闾大学中几十个知识分子的勾心斗角和相互倾轧中被排挤出来，被解除了教师职务。

他还没有在事业的挫折中清醒过来，便受到孙柔嘉的诱惑，而逃避到了“一个自己并没有确认是否爱他的孙柔嘉的婚姻中”以为这里是一个可以逃避失败和压抑，追求自由生活的幸福港湾，或许是孙柔嘉在婚前过于心计。婚后，方鸿渐忽然发现自己娶的好象是另外一个人，新家和旧家的矛盾又激化了他们之间的冲突，的确很难相容，终于不离而散，他丢下昨日的失望，怀着对明天莫名的期盼，方鸿渐终于冲出了家庭的围城。

一 方鸿渐在事业遭遇到的尴尬，表现出的软弱

方鸿渐悲剧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是其主观原因，也有客观生活环境对其的影响。方鸿渐性格中的最大特点是“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发自本性的怯懦，迷茫和盲动性。因此在我看来，同情要比恨多许多，因为钱先生塑造的方鸿渐本质是善良的。比如说，他根本不想骗人，他只是为了满足岳父、父亲的虚荣心而买了一张假文凭，所以他在履历上不填得过博士学位，但当他在三闾大学得知韩学愈借助同样的一张假文凭混了个教授兼系主任的地位时，便承认老实人吃亏和骗子被揭的双层痛苦。他有自尊心，有羞愧感，他看到大学教授在追逐名利的时候，他很蔑视，因为他有一种良知在里面。但钱先生在描述他的良知是，只是一闪而过。他没有把目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只是更多地描写他生活当中尴尬的一面。他没有把目光停留在这个地方，他只是更多的描写他生活中尴尬的一面。例如钱钟书描写他的吃相，他吃饭没有一般中国人所谓的高贵的贵族，留过洋吃饭的典雅，所以他的吃相就受到一些人物的嘲讽。再比如他第一次演讲，人家叫将东西方文化，他根本就没有深切的体验，所以只得大谈鸦片、梅毒。学生倒是愿意听，但是对那些正襟危坐，虚伪的士大夫看来，他是在胡闹，对于真正的学者看来，又是非常浅薄的皮毛之谈。所以钱钟书在描述这个人物时，处处让他表现出尴尬的境地。我们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丑的地方。比如说像那些教授，三闾大学也有个教授，他叫韩学愈，他也在克莱登大学弄了个假文凭，他骗人。方鸿渐在备课的时候，他那种心理，他就写道：“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那真是器物了，所以方鸿渐预备功课，特别加料，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的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学生，鸿渐当年没哄过先生，所以未得学位，现在要哄学生不免欠缺依傍，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讲义当著作，第二，著作当讲义，好比粗学的理发匠，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实验品，所以讲义在课堂上适用，没出乱子就作为著作出版，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鸿渐既然格外卖力，不免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

方鸿渐仿佛天生不是会成大事业的人，他总是处于中间状态，坏也坏得不够彻底，却又不是绝然意义的好人[1]。苏文纨评价方鸿渐的话极为中肯：“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了，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得太可笑了。”他对人情世故全然不通，对李梅亭、顾尔谦的厌恶全摆在脸上，对高校长的不满不加掩饰，方鸿渐学不会如何在别人倾轧自己的情况下保持镇定，他学不来韩学愈的厚颜无耻，也学不来顾尔谦那副“狗望着主人”的姿态，因此更讨李梅亭的嫌，总之，方鸿渐就是那种无恶意的好人——不令人讨厌，却一无用处。

方鸿渐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没有学到更多的专业，钱钟书认为他是一个无用的人，所以在小说的开始说：“他是一个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学系毕业，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呢，没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国外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国外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的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向中国的官吏和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成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二 方鸿渐婚姻，感情上的无奈与失败

由于他没有真才实学在恋爱上又不断地陷入到一种陷井里边。比如说在刚开始的时候，写在巴黎到上海的船上，他和一个鲍小姐的爱情，他追求鲍小姐，鲍小姐也对他眉来眼去，但是最后到岸上，他就被鲍小姐甩掉了。他被人骗。所以钱钟书眼里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温情的关系是非常少的，最后无意中他和孙柔嘉结婚了，他那个结婚，本来对孙小姐印象非常好，是一个很文静的知识女性，但是结婚以后，他们不断的产生冲突，他陷入了家庭的无边无际的矛盾之中，所以方鸿渐这个人，不论是在学业上，在家庭上，在社会上，他几乎没有一个有亮点的地方，他陷入了一种悖论，一种荒唐的陷阱里边[2]，比如他跟孙小姐结婚后，他说：“结婚以后，你总会发现你要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早知道这样，结婚以前那种真器追求，恋爱等等全可以省掉，谈恋爱的时候，双方本相收敛起来，到结婚后还没有彼此认清，倒是老式结婚干脆，索性结婚以前，谁也不认识谁。”方鸿渐这个

人他在谈吐当中给人感觉非常儒雅，像一个读书人，但是钱种书在描写过程中觉得他呢，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生活自理的人，是一个在高校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地位的一个人。而在生活上，在婚姻上又是一个一塌糊涂的人，比如在唐小姐应允了方鸿渐共进晚餐的邀请后，“他那天晚上的睡眠，宛如粳米粉的线条，没有粘性，拉不长。他的快乐从睡梦里冒出来，使他醒了四五次，每醒来就象唐晓芙的脸在自己眼前，声音在自己耳朵里。他把今天和她的谈话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将心熨帖着，迷迷糊糊的睡去，一会儿又惊醒，觉得这快乐给埋没了忍住不睡，重新温一遍白天的景象”第一次收到唐小姐的信，他‘临睡时把信看一遍，搁在枕边，中夜一醒，就开电灯看信，看完关灯躺好，想想信中的话，忍不住又开灯再看一遍。“这是何等的痴情和喜悦啊，让我们回想起梦寐思服的初恋。可惜，他好日子没好过，又没有禁受住苏小姐的诱惑，让苏文纨坚信他已非她不娶，最后闹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一段纯真美丽的恋情，只能成为他和唐小姐心中一生也抚不平的伤痛。他想要追求的，他得不到，他不要的呢，偏偏要来，来了以后呢，本来以为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但其实又是一个悲剧的开始。其实，方鸿渐在同龄人当中，也应该算是个佼佼者了，他“家学渊博”家世头衔都不错，而且留过洋，人也声得一表人材，为人正直，谈吐幽默，还颇讨女人喜欢，为什么人生的道路就这么不顺利呢？我认为是他性格造成的，早在大学读书期间，方鸿渐便萌生自主恋爱的念头，但在父亲的痛骂下，顿是“吓矮了半截”，一下子便打消了自己的念头，不再妄想，开始读叔本华，常自我安慰地对同学们说：“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在这里，方鸿渐的怯性格就暴露无遗了，在后来与女博士苏文纨的交往中，明知自己与她“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不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始终合不拢成为一体。”但却在苏文纨的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中迟迟不敢表明自己的心。但他失去一生中最心爱的女性——唐晓芙时，心瘦弱到了极点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但方鸿渐此时却毫无力挽狂澜的勇气。只是呐呐的说：“你说的对，我是个骗子，我不敢再辩，以后决不来讨厌了。”然后站起来就走。在这把握幸福的关键时刻，他不是积极主动的去争取和解释，却把本存幸福的爱情结束的那么轻率，这不能不说是发自他那本性的怯懦。

对于内心的痛苦，他从不敢直接面对，而是一味的回避，他千里迢迢，历经千心万苦到三闾大学求职，却并不如意，受人排挤和诽谤，却无力抗争，受孙柔嘉的诱惑而任其摆布，没有接到下学年聘约，不是去斥责高松年食言，而是冲动的一走了之，逃避到孙柔嘉为其设置的“温柔的网”中。可是他错了，正象那句法国谚语：婚姻是一座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里也不是方鸿渐饿避难所和归宿地。由于自身的懦弱，他宁肯自认失败，却不敢面对现实被孙

柔嘉连骂三声“懦夫，我再也不要看见你这个懦夫”像戏剧高潮般地为方鸿渐悲剧添上了极为传神之笔。“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他与赵辛楣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出身，与赵辛楣的霸气十足不同，方鸿渐是个让人倍感亲切的人，也是深得女性喜爱的人物，他很好相处，与他一起不会有压迫感，他愿意照顾别人的感受，关心体贴，他也是个“很会说话的人”，贫嘴滑舌地既能逗人开心，又能化解矛盾，但方鸿渐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没有能力把握自己的人生，从一出场到全文结束，他都在受别人和和命运的摆布，几乎没有一件事顺了自己的意愿，其实书中有一句话，借了赵辛媚的口，已然给他定论了——那是即将结束赴三闾大学的艰辛旅程，赵辛媚突发感慨：“像咱们这种旅行，最试验得出一个人的品性，旅行是最劳顿，最麻烦，叫人本相毕现的时候，经过长期苦旅而彼此不厌的人，才可以结交为朋友”方鸿渐：“我问你，你经过这次旅行，对我的感想怎么样？觉得我讨厌不讨厌？”赵：“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赵辛媚一句随口的回答，竟然一语成缄概括了方鸿渐悲剧的性格和他的人生走势，方鸿渐在恋爱婚姻上的失败和他自身性格的懦弱是分不开的，他的好虚荣，爱面子的心理特征直接导致了他事业上的连连受挫。但他留学归来，凭从一爱尔兰人手里买来的假博士文凭受到地方小报记者夸赞时，他“感觉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也伟大了好些”，方鸿渐对文凭极为“认真”的功利性态度伴随着他的生活和工作愈演愈烈，他去大学教书，做名教授的美梦也因博士文凭被校方怀疑而破灭了。方鸿渐图幕虚荣之心被钱钟书先生刻画得淋漓尽致。三闾大学的生存环境让这个听来才高学富的方鸿渐备感失落，在假博士文凭“光环”的笼罩下，方鸿渐在生活工作中处处遭遇尴尬，从回国后给学生演讲到三闾大学的任教，这位尚有一定正义感，良知未泯的方鸿渐一直在维护自尊心和欺骗与反欺骗的境遇中挣扎着。

在文章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描述“这简短的一怒把余劲都使尽了，软弱得要哭个不歇，和衣倒在床上，觉得房屋旋转，想不得了，万万生不得病，明天要去找那位经理，说妥了再筹旅费，旧历年可以在重庆过，心里又生希望，像湿火柴虽点不着火，而开始冒烟，似乎一切会有办法，不知不觉中黑天昏地地合拢，裹紧象灭尽灯火的夜，他睡着了，最初睡得脆薄，饥饿象镊子松了，钝了，他的睡也坚实得镊不破了，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本”，是不是全文将尽，在作者心目中，方鸿渐这个人物也已然死去了呢？

三 方鸿渐形象的意义

方鸿渐饱尝感情的折磨，爱情的折磨，始终不断地从这一个“围城”走进另一座“围城”永不安分，永不满足，因而永远苦恼，他总想摆脱困难然而处处有困境，因此方鸿渐这个人物最根本的意义，是预示着我们现代教育的一种失败，现代某种文化的一种失败。他在看似神秘艰深的外表背后，他隐含着一种空虚，无力，灰色，荒诞这样的一种深切的隐含意义[3]。中国所谓的文化人，很多的文化人他们现在被名利所驱使，他们远离了学问，他们也是在做一些和学术没有关的东西。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看《围城》，我想它一方面使我们可以还原到历重新回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道那一段人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可以重新来反省我们当下的知识界和读书界的情况。我们就会感觉到，中国文人的劣根性，它的存在，它是有它的一段历史，它是有自己的源头的，它有流脉的。所以它具有了很深刻的文化标本的意义。所以我想我们通过方鸿渐，通过《围城》，通过钱钟书，我们可以深深地来反省我们人类自己，反省我们今天人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也在以虚幻的以一种欺骗人的，或者被别人骗的方式，存在一种尴尬的文化境界里边。我们是不是成为了社会上一个多余的、无力的、无援的、无助的一个孤苦的存在，我们是不是一个充满了幻想而又实际上永远是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的一个可怜的人物，它给我们带来的联想，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都是非常非常之深远的。

注释：

[1]、周锦著《〈围城〉面面观》

[2]、章明著《钱钟书研究采辑》

[3]、彭斐著《钱钟书研究》第一辑

参考文献：

1、王振彦著《漫议〈围城〉及方鸿渐形象的个体意义》《南都学刊》1995年，第5期

2、杨至今《怎样评价〈围城〉》《新文学论丛》1984年第3期

3、李健吾《咀华新篇重读〈围城〉》《文艺报》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