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乐死”的角度浅析自杀行为

第一篇：从“安乐死”的角度浅析自杀行为

从“安乐死”的角度浅析自杀行为

路神

济南大学学号

摘要：“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这种选择无痛苦死亡的方式看似只是人体的自杀行为，但却因为涉及多方面的社会关系而争论重重。有关于“安乐死”实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观点冲突，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对人类自杀行为支持与否的辩论交锋。两者如何在多重交织的社会关系中备受褒贬，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关键词：安乐死 自杀行为 社会关系

一、适用“安乐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争议

于是，有关于“安乐死”的争议和讨论不断出现。大体来说，“安乐死”适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主要在医学和法学的角度争议激烈：

医学方面，部分人认为，对于受到必死无疑的疾病折磨的病人，还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来延长其生命为佳，只要能使病人在死亡前比较舒适和安逸就行。自愿安乐死的人可在生前立下字据，授权医生，按其意愿在他们临终时不采用人工手段延长其生命。而另一是声音是，虽然医学水平已回天无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心跳，大脑的功能完好，用安乐死的方法就相当于人为地让这些病人死去，医生的作法无异于“杀人”。

重重的矛盾冲突更体现在法律和司法实践上：据收集到的资料，世界各国，除个别国家对积极的安乐死持容忍的态度、免予追究法律责任外，一般都把它视为一种特殊的杀人罪，如瑞士、挪威、波兰等。但是，荷兰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其后日本、瑞士等国和美国的一些州也通过了安乐死法案。由于安乐死涉及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诸多方面问题，我国至今也尚未立法。

综上可见，看似快乐而不痛苦的“安乐死”并不那么简单地就可以达成一致意见。我们研究时，不仅可以当其视作医学伦理、法律或司法实践问题；也可以把它看做和自杀行为等同的社会问题来对待。

二、自杀行为与“安乐死”的社会属性分析

狭义的自杀行为是指有意识，自愿地直接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某种意义来说，积极的安乐死可以等同于狭义的自杀行为。它们本来只是结束个体生命的一种方式，但是也同样在法律和道德之间饱受争论，原因是它们背后牵涉的丝丝缕缕的社会关系和折射出来的社会属性。

1，自杀行为起因离不开社会因素。

自杀行为的目的是追求自我生命的终结，这种自我毁灭的意识成因是多方面的，其本质来源于社会的因素。人们可以先验地假设，自杀所取决的个人条件有两种。首先是自杀者所处的外部环境。自杀的人有时是遭到家庭的不幸或自尊心受到伤害，有时是遭到贫困或疾病的折磨，有时是不得不因某种道德上的失误而自责，如此等等。此外，因为经常伴随着自杀而被认为是引起自杀的情况几乎数不胜数。有的人在富裕中自杀，有的人在贫困中自杀，有的人是由于家庭的不幸，有的人则刚刚通过离婚摆脱了使他不幸的婚姻。自杀行为的借口总是离不开那些点点滴滴的生活因素，可能是疾病折磨，可能是家庭不幸，可能是工作失意，还可能是经济贫困。这些种种的生活因素都来自于社会，没有一个人能摆脱自己的社会属性，自杀的各种行为原因，都抹不去社会给自己烙下的印记。2，自杀行为的后果影响社会关系。

我们都知道自杀行为的后果是死亡，虽然死亡看似是个体生命的结束，但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类死亡意义绝非只关乎个人。早在宗教统治的封建时代，都认为人的生命是天神赐予的,死亡也由天神来决定，只有君主有权代表天神主宰臣民的死生；病痛，包括临终前的痛苦，往往被看成天神的惩罚；于是视自杀与安乐死是篡夺了造物主主宰生死的权力。就这点分析，无非是在神的外衣下，宣扬君主有着控制臣民生命的权力，这实质上是一种保证劳动力数量和对维护国家统治的社会功能。

现代，大多数国家也都从立法和司法上反对“安乐死”或自杀行为，但是民间却几乎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这是社会关系和个体关系的冲突。个人选择自我终结，大部分原因应该是为使自己得到解脱，能逃避或者释放某种来自于社会因素的压力。但是对于国家或者社会来说，一个个体的自由消亡意味着在主动脱离家庭关系，主动脱离社会关系，甚至于能引起模仿等行为，导致集体性自杀等。自杀行为所导致的个体或者群体的瞬间消失，对社会关系链条和社会的稳定性来说，都是作为统治主体的国家所必须考虑到的。3，自杀行为与社会资源分配息息相关。

上述对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历史部分的描述来分析，自杀行为可看作是与社会发展同步的历史。当人类社会生产水平低下，生活资料不足以养活所有的社会成员时，这种安乐死的习俗减少了无力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成员，减轻了社会的负担，在当时可能是适宜的。而在人类社会进入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阶段后，这种安乐死便不被社会所提倡了。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于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而生产力的提高也决定了社会资源的分配。正如某些支持安乐死的观点，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类至今无法治疗的疾病。无生存希望的病人长期占用医疗设备、医务人员，消耗大量医疗药品用以延续无希望的生命，显然是对有限卫生资源的严重浪费。实施安乐死有助于节约吏多的医药资源，可以实现医药资源的合理分配，从而更能体现人的生命价值以及医药资源的有效利用。更者，实行“安乐死”还有利于人体的器官移植。目前各个国家都面临着人体器官来源稀少的困境。由于无器官来源，很多病人相继死亡。但对于那些身患绝症、生不如死、无生存希望的人来说，他们身体的某些器官是完好的。如果用来移植的话，不仅可以救活其他病人，这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分配的体现。

综上所述，“安乐死”作为无痛苦的死亡方式，它的理论和实践历史源远流长，在现代更是激起轩然大波。其争论的实质表现了个人作为社会个体的自我毁灭行为的原因和后果，更表现了两者和社会属性的冲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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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军人自杀行为研究进展

军人自杀行为研究进展

自杀作为一种对社会、家庭和自身安全危害 极大的社会现象，已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社会问 题［1］。军队是一个特殊的战斗群体，军人自杀会 导致部队减员，战斗力下降，严重危害官兵生命 安全［2］。近年，美、英、法等国军队尤其是美军 进行了大量的自杀率、自杀因素及征兆、自杀干 预方面的研究。本文着重从各国军人自杀率、自 杀的危险因素及防治策略等方面作一综述，为我 军自杀防治工作提供一些参考。1 自杀概念和分类

目前自杀概念仍无统一标准。O’Carroll 等提 出自杀的命名应该考虑自杀意图、后果的致命性、自杀未遂、自杀工具等内容［3］。Silverman 等提出 从自杀的意念和行为等方面对自杀定义进行修 正［4 － 5］。美国精神病研究、教育与临床研究中心(MIRECC)、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将自杀 暴力类型(SDV)由A 到G 细化为7 个不同等级，其分类作为临床自杀危险评估的决策依据。2 军人的自杀率

不同国家间军人自杀率各有不同，且因调查 方式、对自杀的理解以及报道可靠性等因素而难 以比较［6］。英军的自杀率总体低于英国国民的平均值，可能与“职业健康效应”(某些职业团体与 大众相比发病率及死亡率较低，患有严重疾病或 伤残者不能任职相关职业)有关［7］。英国一项关 于退伍军人(1996—2005)的研究指出，年龄小、服役年限短、级别低的退伍军人有较高的自杀

率［8］。2004 年法军自杀率达18.2 /10 万［9］。美军 各兵种和退伍军人的自杀率也呈现不同程度升高 趋势［10 － 14］。美国国防部自杀事件报告(DODSER)中指出美国陆军自杀率由2001 年的9 /10 万上升到 2009 年的23 /10 万;海军、空军、国民守卫军自 杀率、海岸警卫队自杀率也呈现上升趋势;在此 期间不同类别、年龄、级别的军人自杀率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表现为35 岁以上、高级别军人自杀 率增长幅度大;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士兵的自杀率 由2003 年的17.3 /10 万上升到2008 年的20.2 /10 万，返回国内的20 ～ 24 岁的退役老兵中自杀率达 22.9 /10 万，是同龄段美国人的4 倍多［15］。美军 新兵(1980—2004)的自杀率是6.9 /10 万［16］。希 腊军队对1098 名士兵做问卷调查显示，入伍前有 过自杀意念者占16.4 %，入伍后为33.3 %;入伍 前有过自杀未遂行为者占2.4 %，入伍后增加到 2.9 %［17］。3 军人自杀特点

不同国家因地域、文化等因素，军人自杀特点 均不同。英国退伍军人自杀以男性为主(96%)，平均年龄22 岁;最常见的自杀方法是自缢99 例(44%)和服毒25 例(21%)，枪击只有5 例(2%);陆军163 例(73%)、海军34 例(15%)、空军27 例(12%)［8］。法军自杀则以枪击(51%)和自缢(28%)为主要方式［9］。2009 年美国DODSER 显示，服役年限长、职务等级高者自杀有明显 增多的趋向，并且女性自杀者数量增加;美国本 土自杀的比例由97.5% 下降到78%、支援持久自 由行动/伊拉克自由行动(OEF /OIF)驻外地域从 0 上升为14%;轻武器自杀仍是主要自杀方式，约 占63%，自缢约占20%;有过外伤性脑损伤(TBI)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者，自杀发生 ·60·

中国健康教育2012 年1 月第28 卷第1 期·综述· 机率较大。Gahm 等指出战时的自杀方式以高致命 性为特点，战时枪械的使用为自杀提供了便利，战时自杀死亡中武器的使用率达93%［18］。Simon 等在自杀未遂军人中调查发现，24%的军人5 分钟 内决定自杀，70% 的军人1 小时内做出自杀决 定［19］，这种军人做出自杀决定的突然性，导致不 能及时进行干预，美军新兵(1980—2004)主要 自杀方式: 枪击(39%)，自缢(35%)，高处跳 下(22%)，服毒或药物过量(4%)［16］。2009 年 美军心理卫生调查队对伊拉克驻地的美陆军部队 进行调查显示，自杀者大都未婚、白种、男性、军衔低(以下士居多)［15］;在战区时间较长的士 兵更易发生自杀;自杀方式中75%使用枪械，其次 为自缢和过量服药;30% 曾有过药物和酒精依赖 史［20］。从伊拉克回国的士兵多在最初的3 ～ 6 个月 内自杀，且大多患有PTSD［15］。4 军人自杀的危险因素及征兆

目前军人自杀的病因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 心理学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军人自杀行为与军 人的行为方式、精神应激、人际关系等因素有 关［6］。美国国防部(DOD)和退伍军人事务部(VA)认为，在诸多自杀危险因素中，军队人员 和社会大众几乎没有区别，作为自杀预防难点问 题的心理创伤不仅仅是由于参加过战争造成的。英军研究指出退伍军人自杀危险因素主要包括: ①不适应民众生活;②在军队有不良情绪体验;③没有把好入伍关，有精神疾病的人员未检出;④在部队没有接受过心理健康服务和训练，缺少 社会支持;⑤年龄≤20 岁、服役年限＜ 4 年、低职 级的军人;⑥酒精滥用［8，21］。法军的自杀危险因素 主要是人际关系等负性生活事件，精神疾病则较 少［9］。挪威军队对维和退伍军人自杀危险因素的 研究发现，非自愿执行维和任务、负性生活事件、婚姻状况以及因各种原因提前遣返会增加自杀的 风险，预防重点在于任命适当的维和人员和注意 提前遣返事件［22］。甘景梨［23］等对新兵自杀意念的 心理社会因素研究显示，心理健康状况是自杀意 念最主要的直接影响因素，人格特征、负性生活 事件和心理健康状况3 者依次递进有机结合产生自 杀意念。王志忠［24］等研究指出城市户籍、幼年非 亲生父母抚养、有精神障碍史等是军人自杀意念 的影响因素。

美军健康促进和自杀危险减少计划总结了军 人自杀危险因素: ①自杀高危军人+ 无自杀预防 经验的领导;②高危险行为;③军人应对能力 差+ 高危险环境;④未被发现的自杀意念和行为;⑤暴力倾向;⑥不良人际关系;⑦药物滥用/酗 酒;⑧失眠;⑨车辆或摩托车等意外事件导致的 躯体受伤;⑩冲动。美国军队医学研究确定了军 人自杀危险因素的4 个方面: ①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战争、身体外伤、肌肉和骨骼的训练伤害等);②心理健康受到威胁(PTSD、焦虑、夫妻关系恶 劣、家庭分离等);③生理健康受到威胁(丧失睡 眠、疲累、倦怠、营养不良等);④环境的影响(有毒工业和化学药品、空气严重污染、高寒伤 害、热伤害等)。在战场自杀方面，Kang 等对比了 战场军人和平民的自杀率，并对战场环境冲击和 自杀风险的关系进行了分析［25］。伊拉克战争中美 军自杀原因主要有: ①战争环境使官兵充满恐惧;②长期驻扎身心疲惫;③思乡、逃避作战;④创 伤后应激障碍;⑤亲密关系破裂;⑥征兵人员压 力过大［15］。5 军人自杀的早期评估

如何早期评定自杀行为是自杀研究的一项重

要内容。梁小庆［26］等编制了军人自杀意念量表，该量表由绝望、抑郁和乐观3 个维度构成。张康 莉［27］对执行重大任务后休整期间的部队官兵，采 用SCL － 90 症状自评量表进行施测，对第15 项目 筛选阳性(计分≥2 以上)者进行个体心理结构性 访谈和心理干预。美军对自杀的早期评估多见于 测量研究。常用的自杀测量工具有R － SIS(Suicidal Ideation Scales)［28］，该量表共10 个条目，包 括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考 察军人是否有“我希望我的生活会结束”、“我死 会对每个人比较好”等想法;第二个因素主要考 察军人是否有“我尝试过自杀”、“我告诉别人我 要自杀”等想法和行为。通过对军人自杀危险程 度早期的分析判断，进行自杀筛查和预防，也用 于临床评估。另外还有自杀和非致命自残事件调 查量表等测量工具。Haas 等人提出的交谈式自杀 筛查计划(AFSP)［29］，采用网络交谈筛查自杀的 方式来阻止自杀。最初用于军校和地方学员，现 已有82 000 余名美国退伍军人接受网际心理服务。近期美军加强对执行OEF /OIF 任务的军人及退伍 ·61·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Education，January 2012，Vol.28No.1 军人自杀测量工具的研究，以达到控制和降低退 伍军人高自杀率的目的。6 军人自杀的预防及干预

美国国防部自杀防卫指导部(DoDI)负责军，队自杀策略的制定、调整，美军自杀预防和危险 减少委员会(SPARRC)整合现有的军队自杀预防 资源，包括退伍军人事务部、军队药物滥用和精 神健康服务管理局(SAMHSA)、疾病预防与控制 中心的相关部门，服务对象是所有现役、后备、退伍军人以及家属。澳大利亚军队主管心理危机 干预的机构是军队防卫心理学组织(DFPO)和心 理健康专业委员会(DMH)。自杀预防计划是其心 理健康专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之一。加拿大国防 部在2002 年推出的《健康强军计划》中增加了一 系列预防自杀的内容。英军在军人心理问题防治 上主要依靠专业的医疗组织。俄军也认为，精神 心理保障应在军队各级建制中建立相应的精神保 障体系。各国军队通过研究探索，形成了各种自 杀预防理论、策略，制定了不同的自杀防控计划 和措施。

6.1 自杀预防的生态学模型自杀的预防应当从 军人自身的特点、所处的小环境、社会的大环境 以及国家与世界因素的整体着眼，综合判断、预 测自杀危险性和可能性。首先分析军人个人特点，包括人口学特征、遗传因素、生理和心理状况、个人的社会身份，价值是否被肯定以及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生活事件和压力耐受能力。其次分析 人与人之间(与家人、战友和其他人的关系)的 危机事件和亲近的人对自杀的看法以及社会环境(社会福利等社会资源、获取有效防治自杀的服 务、自杀途径的方便性和危险性等)的情况。最 后分析有关自杀和来世的传统观念等文化因素以 及社会性的防治自杀活动的普及推广情况。另外 还须考虑价值观的影响等因素。

6.2 多元自杀预防策略即自杀危险因素的评 估+ 高危人群的筛查和干预治疗+ 大众教育(自 杀的耻辱感、酒精药物滥用、家庭关系问题、财 务合法等)。此策略通过普及自杀危险征兆常识、开设自杀危机干预热线以及加强对自杀工具的监 管等措施，提高全体军人对自杀早期征兆的识别 能力、了解可提供帮助的资源，降低耻辱感。其 重点在于监测、确认和治疗自杀高危个体，以提 供及时的干预服务。比较常见的是以认知为基础 的干预，通过调整认知结构，改变自杀高危个体 的错误认识，教授相关社交和问题解决的具体方 法。另外，将辩证行为疗法(DBT)应用于自杀 住院病人的治疗，研究显示是有效的［30］。Knox 等 人在空军做了多方位群体干预研究，将自杀危险 征兆辨识能力训练、开展综合性教育培训、增强 领导支持和个体干预治疗相结合，再辅以心理健 康政策、文化宣传方面的支持，结果显示同时期 干预组比控制组自杀危险减少了33%［31 － 32］。6.3 自杀预防策略自杀预防策略是由美国退伍 军人卫生管理局(VHA)提出，由Signs、Ask、Validate、Encourage(S.A.V.E)构成: S － 征兆，了解自杀危险征兆;A － 询问，如果身边的战友异 常关注并和自己谈论自杀相关的问题，那么就直 接询问他(她);V － 确定，通过了解和掌握实际 情况来确定战友有无自杀危险而不是贸然下判断;E － 支持，鼓励和支持有自杀危险的战友寻求专业 帮助和治疗。

6.4 同伴支持策略澳大利亚军队自杀预防计划 之一就是同伴计划，美军也很重视同伴作用。监 测自杀高危人群，筛查自杀高危个体使其认识危 险存在并鼓励其寻求帮助。有自杀相关经历或者 掌握自杀相关知识的同伴，主动接触有自杀危险 的战友，为其提供自己面对自杀危机正面的看法 和态度，以及如何避免自杀的经验方法。6.5 自杀预防具体计划及实施美空军2009 年 12 月对实施自杀预防计划(AFSPP)11 步行动的 部队调查发现，AFSPP 的实施使自杀减少33%;家庭关系和睦增加18%;中度家庭暴力减少30%;严重家庭暴力减少54%。意外死亡减少18%。美 国舰队自杀预防计划(MCSPP)设有自杀预防课 程(Noncom missioned officer，NCO)，包括4 方面 内容: 一是交谈阶段，参与小组讨论;二是播放 11 部记录片(海军陆战队生还者等)，按照强调的 教育要点修剪编辑电影;三是同伴支持;四是专 业教师的指导。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成立预防自 杀委员会、完善“陆军自杀事件报告系统”、开设 “预防自杀热线”、普及预防自杀知识、发放录像 和游戏，以缓解官兵自杀冲动，降低自杀行为发 生率。

综上所述，军人的自杀行为研究取得一定进 展，各种有效的自杀预防策略的实施，一定程度 ·62·

中国健康教育2012 年1 月第28 卷第1 期·综述· 上降低了自杀对军人的危害。如何建立强效的自 杀防控支持体系，多渠道增强广大官兵、研究人 员和医护人员的相互协作、理解和团体意识，为 现役和退役军人提供自杀防控方面的各种服务，更好地解决军人自杀问题，是当前军人自杀研究 的重要方向。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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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1 － 10 － 20 ［本文编辑］ 杨昕 ·63·__

第三篇：从心理学角度探讨

从心理学角度探讨“见死不救”现象

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基地班黄二艳0941061031

前不久在广东佛山发生了一起“小悦悦事件”，两岁的小悦悦被车两次碾压受伤，18人步行或骑车路过，均未停下进行及时施救或叫救护车，不久医院宣布对小悦悦抢救无效。这一事件的发生引起社会的反思。对此，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专门组织了3场座谈会，探讨如何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甚至有人建议见死不救立法。

事件发生后，18路人受到社会谴责，通过互联网上各网友的积极参与，新闻还被外国媒体报道，指责中国国民的冷漠，而“国民冷漠说”的始祖鲁迅也被大家记起并极力效仿。争相发表对冷漠国民的看法（其实不外乎就是谴责）。在此我们对此事中相关的路人来进行一场心理分析。

遭到众所矢的的路人，为什么会对一个受伤的小孩见死不救，视而不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分析他们当时的心里活动，大致不会脱离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二是小孩不是我撞的，我不负有必须救她的法律责任，在可救可不救的情况下，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权衡之下选择不救。三是从这走过的人可能会救的，我装着没看见也没人知道。四是可能存在对生命漠视的情况（较少甚至可能不存在，在此只是为使分析尽量全面而作的假设）。五是这应该是他父母和肇事者的事，跟我无关。

现在我们对上述心里依次做简要分析：

存在第一种想法的人一般做事较为谨慎，考虑周详，同时也有点胆小和自私，不想惹事，怕节外生枝，自我保护心强。

第二种人重视法律规范，但较为忽视道德规范，比较注重荣誉与名分，利益心重。第三种人在生活中责任心一般不强，道德责任感也不强，做事可能总是存在侥幸心里，不能脚踏实地。

第四种，则可能是在生活中长期受到某些暴力对待，或曾受到过重大的心理或生理创伤，对自己及他人的生命采取漠视的态度，生活态度消极，不过问也不关心周围事物（或者是没有能力去阻止而选择不理睬和忽视），活在自己的空间里，生人勿近。

第五种，与第二种和第三种人有相似的特点，即忽视道德规范，责任心也不强，但是非观念分的很清楚，认为一件事情的发生，该是谁的责任就该谁担负起来，旁人没必要参合进去，这种人在生活中比较冷漠。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在路人的大致性格中窥见他们见死不救的部分原因，但我们不该忽视直接促成路人这一行为的具体因素，大家都还记得搀扶摔倒老人反被讹的事件吧，之后还是有许多这样的系列事件发生，我们是冷漠吗？我们只是害怕热心太过反而惹祸上身。我们不能一味谴责路人，当大家对做好事存在风险有共同认识时，我们就会对做好事存在疑虑。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换成你是路人，你会不会毫无顾忌的对小悦悦进行急救？同时，当大家将目光集中在媒体想要制造的舆论方向时，我们是否考虑到父母对孩子照顾的疏忽，肇事司机对生命的不尊重与残忍？法律又为想做好事的人做好被反诬的声援的后盾没？我在此不是想为路人开脱，只是希望大家在关注一件事时，不要被舆论牵着鼻子走，要考虑到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仅此而已。

第四篇：对实施积极的安乐死的行为

对实施积极的安乐死的行为，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所谓安乐死，通常是指为免除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患者的痛苦，受患者嘱托而使其无痛苦地死亡。安乐死分为不作为的安乐死与作为的安乐死。不作为的安乐死(消极的安乐死)，是指对濒临死亡的患者，经其承诺，不采取治疗措施(包括撤除人工的生命维持装置)任其死亡的安乐死。这种行为不成立故意杀人罪。作为的安乐死包括三种情况：

一、是没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安乐死(本来的安乐死、真正的安乐死)，这种行为不成立犯罪；

二、是具有缩短生命危险的安乐死(间接安乐死)。这种行为虽然具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危险，...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就一般情况讲，两罪并不难区分，但在碰遇故意杀人未遂造成伤害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两种情况时，二罪易混淆。要把握二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剥夺他人生命为故意内容。如果行为人无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而只有伤害他人健康的故意，即使客观上行为导致了他人的死亡，也只能以故意伤害罪致死认定；如果行为人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即使其行为没有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也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司法实践中，要认定行为人的故意内容是伤害还是杀人，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实，从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案件的起因、过程、结果、作案的手段、使用的工具、打击的部位、强度、作案的时间、地点、环境条件、行为...你是反方，正方的弱点有：1 如何确保是病人的真实意志？很多垂死病人是没有语言能力或思维能力了，这个时候如何保证是病人的真实意志同意安乐死呢？ 2 如何确保已经是最后的医疗手段都无效呢？医院的行医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各级别的医院都有不同，小医院治不了的病 大医院可以制；国内治不了的病，国外可以治。如果要安乐死，至少要肯定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医疗水平都无法治愈才可以，而这根本无法保证。但如果不能保证这样，医生的行为又和杀人有什么两样？ 如何保证是病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人，各种情况下的承受能力也不相同，用什么方法确定 病人无法承受？ 别说病人自己说的，甭管多大点儿病 哪儿疼张口都是“疼死我了”难道都当是真要疼死了？ 还是关于病人的真实意志，即便是病人同意，如果病人在进行安乐死一半的时候反悔怎么办？如果病人在有心理疾病的情况下同意的怎么处理？所以 必须要保证的是病人心智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同意 才可以算真实意志！但承受巨大痛苦的时候，谁能保证心智完全正常？ 所以这个想法从操作层面上几乎不可能。补充回答：

以上弱点都是要抓住一点 就是“操作层面不可行”，即便确实合理，不管对方说得多么美好，就是“无法操作”，因为太多无法确定的因素，而这么多无法确定的因素去决定病人的生死大事？ 所以不能合法，就是因为“不可操作”！～ 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比较研究

安乐死，原意是指无痛苦死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安乐死包括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狭义的安乐死，是指对患有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减少其临终前的痛苦，受病人嘱托而由医务人员采取积极措施加速其死亡的行为。实施安乐死是否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处罚，国际上的看法不一。笔者主张安乐死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但并不主张任意地实施安乐死行为，这是有严格限制条件的。本文分析了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的异同，提出了实施安乐死的可行性和必要的条件，指出了立法上的不足，探讨了安乐死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并对我国安乐死的立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法治文明也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党和国家在报告中也明确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到底何为法治文明，何为法治国家呢?笔者以为法治文明就是要真正体现立法精神和本意，法治国家就是指要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法律的制订与出台，并非告诉人们怎样去钻法律的空子而不被法律追究，而是用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起到威慑力的作用。正如对安乐死进行立法，其主要目的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维护医务工作者之基本权利，预防犯罪，而不是像目前在对安乐死还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就生搬硬套地认为故意杀人。

一、关于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

“安乐死”英文叫Euthanasia，也称无痛致死，是指对于患了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由于难以忍受肉体的痛苦，本人或其家属要求让其安乐地死去时，医生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安乐死去的行为。[1]

根据《布莱克法律字典》的解释，将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且痛不欲生的病人用积极的无痛楚的方法杀死，这种行为被认作是仁慈之举，这便是积极安乐死。例如给这种病人注射或喂食毒药。人们通常所说的安乐死就是指积极安乐死，在英语里又叫做“怜悯杀人”(Mercykilling)。[2] 在我国又称“受嘱托杀人”。在我国陕西汉中医院发生的王明成案便属这一类型。

消极安乐死是指对垂危病人停止治疗或喂养食物等，尤其指的是停止使用现代化抢救设备(如人工呼吸机)抢救病人，安乐死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既包含积极安乐死，又包含消极安乐死;后者指积极安乐死，本文也将重点讨论积极安乐死。

目前，国内外理论界对于安乐死问题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肯定说”和“否定说”，提出了“折衷说”。“肯定说”认为：对于濒临死亡的人，明知其无救治的任何希望，为免除病人的强烈痛苦，基于本人迫切要求，医生本着人道主义的善良动机，以药物促使其安静地无痛苦地死亡，实属合情合理，理应排除其犯罪性。理由大致有：①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是人固有的权利，应尊重人的这种权利；②病人身患不治之症，濒临死亡，痛苦难当，希望早日摆脱痛苦，对其实施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精神；③对回生无望的病人继续治疗，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不仅于病人无补，于病人的家庭、社会也是无益的。

“否定说”认为：安乐死违反人的生存权，已经超出正当的医疗行为，而是杀人行为，虽经病人的同意，也不能阻却其杀人的违法性。理由主要是：①人的生命权不同于其他权益，既属于个人，同时也属于国家和社会，个人无权支配、让与这种权利；②安乐死违反自然精神提前结束人的生命，不符合尊重生命这一人道主义原则；③医疗行为的目的是尽其所能，力求使病人的病情好转，而安乐死则要提前结束人的生命，不能认为是医疗行为；④法律应平等地保护一切人，包括危重病人的生命权，非因死罪，不能任意将人处死；⑤在现在医疗条件下，对于何为绝症，尚无法作出绝对可靠的论断。同时医疗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今天看来是不治之症，明天或许是可治之症。

“折衷说”主张法律对安乐死作出免罪规定，同时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①必须是对临近死期的属于不治之症的伤病者实施。②对极端痛苦、不堪忍受的伤病患者实施。这种场合常有紧急、迫切的味道。③其嘱托或承诺必须是清醒时方为有效。④其医疗的目的仅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纯为早死而实施。⑤要由有医疗资格的医师鉴定，并以最小的方法实施。

从司法实践来看，否定安乐死的观点仍占主流，在理论和舆论上肯定安乐死的观点越来越占优势，要求对安乐死进行立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一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在国际上，一般认为消极安乐死不存在法律上的责任问题，即无论各国是否有无法律规定，对实施消极安乐死的行为均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积极安乐死是否应当使其合法化，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却在许多国家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二、将安乐死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原因分析

对安乐死持反对态度的否定论者,他们坚持“珍视生命”和“无权让予生命”的神圣原则。[1]诚然，生命是无价的，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的价值也是无法偿还的。固我国刑法上对生命采取了绝对保护原则。刑法第132条规定：故意地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是故意杀人罪。基于此，故意杀人罪主观上要有杀人之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带来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却希望或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至于行为人基于何种动机而产生杀人故意并不影响杀人罪的成立，而只是量刑时应予考虑的情节。

故意杀人罪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凡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不论被害人年龄大小及健康状况如何，在定性上都没有医别。故意杀人罪在客观上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合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法律只规定了司法人员依法执行死刑和符合条件的正当防卫杀人。除此之外，任何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都是非法的。否定论者认为，积极安乐死具备了故意杀人罪的各个要件。在积极安乐死情况下，虽然行为人是应病人本人或其家属的要求为解脱病人的痛苦而为之，但这并不能改变行为人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性质，仍应属于故意杀人罪。而解脱他人痛苦的良好动机，仅仅说明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可以作为法院量刑时从轻减轻的理由。

故意杀人的行为方式，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前者指使用犯罪工具或不使用犯罪工具，以积极的或者攻击性的行为杀害他人；后者则是指以消极的、应当履行某种特定的作为义务而不履行，使他人死亡。对于实施安乐死的人，不论其是出于何种愿望，都应视为受嘱托杀人而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处罚时可以视为情节较轻的情况从轻处罚。[1]

不可否认，安乐死与故意杀人存在许多相似性。采取积极措施致人死亡，如注射致死的麻醉剂等。从形式上看，这与故意杀人并无多大差别；从客观结果看，都是造成了他人死亡。这两点是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的最大相似性，由此也就使得对安乐死立法面临很大的担忧。如实行“安乐死”是否违反人道主义；允许实行“安乐死”是否有利于医学的发展；允许医生为患者实行安乐死，是否有违医生的职业道德；对安乐死立法后，是否能防止医生的草率行为，以及患者家属“甩包袱”等弊端。[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医学的发展和新药物、新抢救设备的问世与普及，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例如一个病入膏肓、毫无知觉而又无恢复健康可能的病人，可以依靠人工呼吸器等抢救装置，使用抗菌素等药物和人工输送营养等方法继续活下去。但对这种病人继续进行抢救，是在增加他的痛苦，还是减少他的痛苦?这种病人有无要求停止治疗，选择死亡的权利?如这种病人已失去知觉，那谁又有权替他做出上述决定?医生听从病人的上述要求，或自行决定停止治疗负有什么法律责任?这些问题涉及到法律、道德和宗教，也涉及到人们对人的生命和生活的看法。这些也是对安乐死进行立法所必须考虑到的问题。

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刑法学界对安乐死问题也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尤其是在1987年陕西省汉中市传染病医院住院部肝炎科医生蒲连升为病人夏素文实施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后，医学界、哲学界和法学界以此为契机，掀起对实施安乐死行为性质的大讨论。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认为：人应该有尊严、有理性地选择死亡的权利，禁止安乐死，剥夺了人的这一自然权利，不具有正当性。同时，明知患者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并且处于不堪忍受的极端痛苦之中，而禁止其选择结束痛苦，既是对患者肉体的摧残，也是对其家属和亲友的折磨，是不人道的，也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3]

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则认为，安乐死是违反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反自然行为，削弱了人类战胜灾难的力量和勇气。同时,确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乐死很困难,安乐死有被滥用的危险。[1]换句话说反对安乐死的最主要原因与最大风险是同一个答案，即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患者可能在一刹那间改变死亡的决定；其次，帮助实施安乐死的医生的合法性认证非常复杂；第三，安乐死有可能使救死扶伤的医疗宗旨发生偏移，甚至可能淡化人们对生命的尊重；最后，一旦安乐死案例急剧增多，司法认证失控，就会给谋杀犯罪及推卸医疗事故造成可趁之机。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目前对安乐死还是持否定态度，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把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认定为构成故意杀人罪。笔者以为，这种做法过于绝对化，没有充分考虑事实的本身和具体的实际现状，应当允许附有严格条件限制下的实施安乐死行为的合法化。

三、关于安乐死非罪化的探讨

虽然对安乐死合法化存在争议，但自安乐死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以来，主张安乐死合法化的声音却一直在加大，得到社会响应也比反对安乐死合法化强烈。笔者以为，安乐死的合法化与安乐死的去罪化在逻辑上是同一关系，让安乐死合法目的是消除当前将其归罪化的思想。所以，安乐死的合法化与安乐死的去罪化是同一关系上的两种说法。很多国家所作的调查都显示，民众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支持率远远超过了反对率。在我国，大多数人也赞成安乐死。《北京青年报》曾委托上海市场研究公司对北京市民作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80%的人赞同安乐死，接近2/3的人认为“中国为安乐死立法”是“十分必要”或“比较必要”；不同年龄、不同收入、不同文化程度的市民对于安乐死的态度基本上一致。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2] 尽管安乐死在很多国家还不合法，但很多人已经在医生的帮助下实现了安乐死。1998年英国《泰晤士报》就报道，英国已有2.7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消极的安乐死法即《自然死亡法》；1994年11月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一次全民公决中，通过了一项法案，确认安乐死在有限制的条件下不是非法的；澳大利亚北部领土议会也于1995年6月16日通过“临终患者权利法案”，允许开业医生按照一定的准则结束患者的生命；1996年7月1日，世界上首部积极安乐死法《晚期病人权利法》在澳大利亚北部正式生效；2002年4月1日，荷兰“安乐死”法案正式生效。

在我国，对安乐死的探讨较晚，1982年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医学伦理学学术讨论会上天津、山东的代表发了有关安乐死的论文，引起大会瞩目和较大的社会反响；1986年，在陕西汉中发生了我国第一起安乐死案，此案轰动了全国，由此引发了一起涉及医学界、伦理界、新闻界及公众的关于安乐死的大讨论；1988年7月，我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1995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著名医学专家胡亚美、严仁英两位代表提交了安乐死议案；1996年，上海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2003年8月3日，中国“安乐死第一人”王明成去世，“安乐死”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检察日报》刊登文章指出，应该以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安乐死”，希望以积极的态度把“安乐死”纳入法制轨道；2003年12月21日，广东省政协委员在省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出：应对无可救治的晚期癌症患者实行“安乐死”，但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在会议该提案时指出，立法实行“安乐死”有违《宪法》。

安乐死在国内外或明或暗地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对安乐死，即使司法机关能够对有关当事人网开一面，也难以摆脱违法性的纠缠；即使面临违法风险，安乐死也必然会客观地存在并引发人们的讨论。因此，对安乐死，与其让它犹抱琵琶半遮面，还不如认真加以研究，痛痛快快地将其合法化。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对安乐死持否定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应看到，把那些病人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痛苦难忍情况下医护人员出于同情之心而实施的安乐死一律作为犯罪处理，是与常规、人情、法理相悖的。因此，笔者主张在严格的条件之下允许安乐死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凡符合这些严格条件限制的安乐死，我们就应当予以肯定，而不再以犯罪来处理，既将严格限制条件下的安乐死行为非罪化。当然，我们在承认这种安乐死的合理化的同时，也不予以鼓励，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严格地控制其发生的范围，并使其可能带来的一些弊端减小到最低程度。[1]我认为，对安乐死加以严格条件限制，将会有效地防止各种不良后果的发生而且从理论上讲，也可以为其存在提供一定的根据：

第一，允许安乐死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体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尊重人的生命、固然是人道主义的基本准则，但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在病患者身患绝症，濒临死亡，而又痛苦难忍的情况下，一味地把人的生命看成是第一位的，从而想方设法延长病患者的生命，这除了延长患者的痛苦之外，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呢?在这样情况下，究竟是安乐死符合人道主义呢?还有让病魔大施淫威，慢慢地折磨着、吞噬着病人的生命更符合人道主义?从人道主义言，生命固然是应当受到保护的，但是当一个濒临死亡，且又不可救治，对其生命的保护已失去任何实际意义的情况下，其愿望的实现和尊严的维护就会成为主要的方面，因此，按其愿望施以安乐死，不但是其愿望的实现，而且也使其至死保持了人格的尊严，这对于一个即将死亡的人来说，是符合人道主义的。

第二，关于一个公民有没有处置自身生命权的问题，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一般来讲，人是社会的人，其生死存亡是和社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紧密相关的，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人是不能处置自己的生命权的。例如，自杀就是一种对社会不负责任，从而不为我们所接受的一种错误做法，但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人是否有权处置自己的生命呢?这个问题可以找到许多为社会所承认的合法化的事例。例如，有一些体育项目，如赛车、拳击、漂流、登山等运动，都是危险性极高的竞赛项目，自古以来，已有不计其数的运动员在这些体育运动中丧失生命。在这些体育竞赛之前，运动员实际已把生命和健康权交了出来，作出了因竞赛伤亡而不追究他人责任的承诺，既然在运动场上运动员可以处置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那么，为什么身患绝症的病人就不能处置自己的生命呢?国外有的刑法学者认为，体育竞赛中运动员对自己生命和健康的承诺只是人不得随意处置自己生命和健康规则的一种例外情况。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安乐死不能也成为一种例外情况呢?在病患者身患绝症，疼痛难忍的条件下，允许其对自己的生命作出处置，既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损于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

第三，从犯罪的本质特征来讲，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构成犯罪的基本条件。而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安乐死，不仅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相反，从客观上讲可能还有利于社会。首先，从医疗工作上讲，对那些身患绝症，久治不愈，濒临死亡的病人施以安乐死，可以使医护人员从繁杂而无益的工作中脱开身来，把精力用于其他病患者。尤其是目前医疗任务繁重，病人看病难的情况下，这更富有意义。其次，安乐死也有利于死者的家属和亲友及早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投身到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产中去。同时，由于家属对病患者负有照料的义务，为了一个即将死亡的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对社会不利的。最后，对患有绝症的病人施以安乐死，还可以减轻社会的负担。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国家对于那些老弱病残者是承担了一定义务的，但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允许一定条件下的安乐死，则可以使国家有限的财力和社会有限的资源用到其他更多的老弱病残者身上。可见，一定条件下的安乐死是于社会没有危害的，不具备犯罪所应具有的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因此不应将之作为犯罪来处理。

第四，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如果对一定条件下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处以刑罚，却是达不到预防犯罪之目的的。首先，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一般都是基于对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的心理而实施行为，从主观上讲并无恶意，对社会并无任何危险。如果对之定罪判刑就有可能使其原有善良之心受到伤害，更有甚者，还可能以社会和国家产生怨恨情绪，起到消极的作用。这与刑罚要达到特殊预防之目的的要求是相冲突的。其次，从一般预防的角度讲，刑罚的威慑作用是建立在群众对其信服的基础这上的。如果对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施以刑罚，群众中对此不服的肯定大有人在，还可能——事实也证明如此——导致其他医务人员的不满，在此条件下，刑罚的一般预防作用如何得以发挥呢?当然，从根本上讲，对按一定程序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施以刑罚不能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是基于这种行为根本不能成立犯罪为理由的。因此，在实践上对实施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判刑，从刑法的角度看，是无益的。

第五，关于如何看待实施安乐死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问题。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对实施安乐死加以严格的条件限制，不大可能出现什么不良后果。例如，如果允许病患者本人要求的安乐死，就不会导致患者家属因争夺遗产而实施安乐死的情况。当然，由于社会情况的复杂性，也不能绝对排除安乐死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尤其不能排除在实施安乐死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差错。但这并不能说是由安乐死本身造成的，而是执行中由于人的错误或无意造成的。而这种情况在任何场合任何人的活动中都会出现。此种不良后果的发生与安乐死制度本身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四、对我国安乐死的立法展望及其依据

对于安乐死在我国的立法建议方面，学者专家们各有见解，但都有相同之处，可以概括为实体性条件和程序性条件两大类。其中实体性条件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1)安乐死的适用对象。总的说是各种不治之症的患者具体有：①癌症晚期、痛苦难忍的临终病人。②严重畸形或严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儿。对之适用安乐死，有利于我们民族的优生优育。③“脑死亡”病人。医学理论，认为“大脑机能停止活动为生命结束”，因此，“脑死亡”患者的生命是形存而实亡，医院对其治疗已失去实际意义，应施行“安乐死”予以处置。

(2)安乐死的适用条件。为防止安乐死的滥用，法律必须明确规定其适用条件，具体应包括：①根据现代医学确诊病人患的是不治之症，而且死亡已迫近眼前。②病人所遭受的肉体痛苦已达到了其本人难以忍受的程度。③病人神智清醒能表示自己的真实意愿，必须有本人的真实的委托或同意;在病人处于丧失表达自己意志能力的情况下，则可以由其直系亲属提出请求或委托。上述“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必须在符合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实行“安乐死”。

(3)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实行“安乐死”在方法上，必须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如用冬眠、麻醉、窒息、气体吸入等方法，通过上述方法要达到使患者“无痛苦、安乐”致死的基本要求;要严禁使用其他暴力致死的手段，如剧毒药物、枪杀、刀杀、缢死、溺死等。总之，法律应明确规定采用的方法、剂量、时间等。

(4)实行“安乐死”的程序。应规定如下程序：①须有病人或家属的书面委托或视听材料。②要有一个专门委员会讨论和相当一级的医院主管医生、主治医师、科主任经过会诊诊断，院长签署意见。③由法院审查批准。④施行“安乐死”必须由两名医生同时进行，须有死者家属在场。为防止不法之徒钻空子，法律应明确规定除医生外，其他任何人不准帮助患者实施“安乐死”。⑤安乐死完毕后，由执行医师、死者家属及其他在场人签名。

对于安乐死的立法依据，前几年国内的呼声很高，无论是在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会议上还是全国和地性的人大会议上，都曾有强烈的呼吁并提出议案，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是主张被动安乐死还是主动安乐死，但字里行间给人的感觉，似乎两者都包括在内。[1]概括起来说要求安乐死尽快立法的依据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对安乐死进行立法的三个有利于为基础;另一方面，认为安乐死立法已具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从上述过的民意测验和大量的问卷调查统计数字可以证明，大多数是主张安乐死的。

这三个有利于分别是：有利于解除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的痛苦;有利于减除患者亲属不堪的身心重负;有利于社会有限的医疗资源的合理使用。这就是说，给安乐死立法符合人的尊严、人道主义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对安乐死的对象本人、家属以及社会都是有益的。对此，笔者只想强调一点，上述理由都言之成理，但它们并非处于同等地位。所谓解决濒临死者的痛苦，其前提是尊重患者本人有此要求的意愿，尊重个人在安乐死的自主自决权是第一位的。一般而言，没有个人的自主、自决，其他理由就很难作为实施安乐死的依据，这恐怕是绝大多数赞成安乐死的人都认可的原则。

在安乐死问题上最为棘手的是死亡权利问题。它包括两方面：人究竟有没有自主死亡的权利;医生或其他相关者有没有主动结束他人生命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安乐死问题的核心与关键。笔者认为，人有生的权利，自然也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选择死亡的方式其实质是选择生命进程的特殊形态。此时此刻，提出对安乐死进行立法，面临一个最大的障碍是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不强、科技水平不高，导致对安乐死的对象难以认定。另外，我国刑法第1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并没有排斥安乐死。所以要对安乐死规定严格的限制条件，应注重科学死亡观的教育，以及引导人们培育起正视死亡、接纳死亡的心态，特别是要将人们所希望的本原意义上的安乐死观念与健康观念相结合，使人们都能珍惜生命、善待生命、充实生命，以善始善终的态度赋予生命以灿烂的价值。

其罪不可恕其情却可悯

从法律层面而言，邓明建的行为当然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但从善良大众的情感出发，邓明建照顾病重瘫痪的母亲近20年，在长期的精神和经济压力之下，一时冲动为求解脱做出弑母之举，其罪虽不可恕，但其情可悯。

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指控邓明建弑母的残忍行为，但同时，我们又无法给这个照顾瘫痪母亲18载的罪犯与孝子贴上恶的标签。在人性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刑事案件中，善与恶、情与法的冲突无时不鞭打着我们的灵魂。当情与法发生冲突时，对于事实和罪名的认定，我们不能因为同情，就背离原则，但在量刑方面，可以综合被告人的一贯表现、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家属的谅解等，作出更符合人性的判决。

与之前在东莞发生的“慈母溺死脑瘫儿”一案相类似，人伦惨案一再挑战人们的底线。社会救助体系的不完善，是此类悲剧的社会原因。如果我国的重症残障人士保障制度能够完善，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此类家庭的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悲剧的发生。

无论是弑母之罪，还是杀子之痛，相信已经给被告人本人及其家庭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伤害，如一味强调对其严惩，则无异于使其家庭遭受双重打击。在这类案件的处理上，我认为，“严定罪宽量刑”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

第五篇：高中女生自杀行为心理咨询案例一

高中女生自杀行为心理咨询案例一

紧急电话

叮铃铃！叮铃铃！”1997年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起。电话的另一端，是一个男子焦灼的声音：“我女儿出事了，昨天下午自杀。现在状况很不好，谁也不愿见，也不愿跟我们说话。她的班主任老师建议我们来找您。孩子自杀决心下得很大，我们怕她再出事，请老师一定抽时间跟她谈一下„„”

事情紧急，心理咨询师答应马上就去。对方在电话里舒了一口气。驱车来接心理咨询师的是当事人的父亲，某市某局干部。在去当事人家的路上，咨询师抓紧时间询问了自杀事件的大体情况以及当事人的一般家庭情况。

当事人是一位名叫妩智的高中二年级女生，父母都是10年前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中级干部。父亲出身于一个家庭气氛比较宽松的农民家庭，在兄弟姐妹5人当中居老大。母亲则出身于一个家教十分严格的军人家庭，在姐妹俩人中也居老大。妩智从出生到4岁，一直寄养在既疼孩子、护孩子，又十分严厉的外婆家；4岁以后，跟随父母在部队生活了几年，然后转到地方上。妩智一直跟父亲关系不错；跟母亲关系比较疏远，母女之间不大交流。

妩智喜欢交朋友，喜欢读书，喜欢文学，但是脾气很“牛”。她跟她的语文老师——一位温和、性情很好且很有才气的中年女教师关系很好。有一次，她邀请这位老师到她家去做客，老师因为有其它事而谢绝了她，她一气之下骑上自行车，玩命似的横冲直撞，冲出学校，冲上车水马龙的大街，老师吓坏了，跟在后面拼命叫她，她却头也不回。从此以后，这位老师再不敢“怠慢”她。

妩智待人比较热情，因此在同年级的女生当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她最好的朋友是同班同学倩倩，她们同住一栋楼、一个单元，倩倩住三楼，妩智住五楼。她们天天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回家，一块儿玩耍。妩智喜欢海阔天空地聊天，倩倩喜欢听。妩智性格比较独立豪爽，倩倩性格比较随和温顺，所以她俩性格上很能互补，很合得来，因此也就显得关系十分密切，形影不离。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闲话开始在同学中流传，认为她们之间是“同性恋”。

对于同学中的那些闲话，妩智起初还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可倩倩的父母却十分在意。倩倩的学业成绩不如妩智，进入高二下期以后，倩倩的父母下决心要让倩倩与妩智断交，以避免“名声”上的不利影响，减少分心的事，以利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在父母的苦口婆心、严词训导下，倩倩屈服了。面对倩倩的断交，妩智十分痛心。

出事的那天下午，妩智到倩倩家去问一件事情，倩倩害怕父母责备，不敢理会。倩倩父母以为妩智还来死死纠缠倩倩，不禁怒火中烧，狠狠骂了妩智一顿。1 妩智一气之下，回到5楼自己的家中，在盥洗间找出父亲刮脸用的刀片，在左手手腕上划了3刀，再吞下大把安眠药片，倒在盥洗间的地板上„„

妩智的父母下班回家，见到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妩智，马上送医院急救。醒来以后，妩智一直流泪，不愿见人，不愿说话。

初步了解了当事人的一般情况和事件的大体起因，心理咨询师头脑中逐渐形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大方向和线索。于是，他向这位心力焦瘁的父亲承诺，共同解决好孩子的这次危机，让她尽快地走出阴影。第一次面谈

时间：当天下午3点左右

地点：当事人家客厅

在父亲的耐心劝说下，妩智总算从自己的小卧室中跌跌撞撞地走出来了。

心理咨询师对她的第一眼印象是：个子中等，打扮洒脱，但精神面貌极差，灰暗的目光从散乱的额发中幽幽漫放出来。

心理咨询师欠身站起来，礼貌地招呼她，让她隔开一点距离并排在长沙发上落座。

她低头坐下，姿态像是受审。

一会儿，她微微抬头，发现正前方没有“法官”，于是她的坐姿稍微有点放松。

她依然紧紧抿着嘴，准备就这样沉默下去。

“休息得还好吗？”心理咨询师开始为打破沉默作努力。

妩智点点头，稍微侧侧身子，暗暗的目光透过额发懒懒向心理咨询师一扫，算是回答，也算是对心理咨询师的又一次打量。

“我有很多中学生朋友，初中生、高中生都有。他们许多方面都与你一样„„”

从妩智微微抬头的姿势可以看出，她在听，在揣摩心理咨询师下一步究竟要说什么。

“从你的穿着给我的印象来看，你精神状态好的时候一定像我认识的许多中学生朋友那样活跃。”心理咨询师似乎看出她的心思，绕开了敏感话题，尽量让谈话轻松一些。（后来妩智告诉心理咨询师，当时，要是问及有关她自杀的事情，她会坚决抵制，很可能整个下午她都不会开口。）

她欠欠身子，开始对谈话表现出一点点兴趣，情绪也放松多了。

“我听说你十分喜欢文学，都喜欢一些什么作品呢？”

心理咨询师举出许多作品，询问她读了没有，并简单地谈到一些作品中的人生哲理。

她终于慢慢加入了心理咨询师发起的文学爱好与文学作品的话题。他们一起谈到了琼瑶的作品，谈到了三毛的作品，各自发表了自己对他们作品的看法。

心理咨询师始终对妩智的评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在接谈的第一个话题中，心理咨询师坚持了“在信任关系未建立起来时，不触及敏感问题”的原则，并初步获得了会谈第一阶段的成功。

妩智的情绪在她投入话题的过程中开始明显好转。头抬起来了，眼睛也少了些灰暗，多了些光亮。

现在，心理咨询师可以试着进行话题转移了。

“有些学者认为：喜爱文学的人比一般人更敏感，你觉得自己也比较敏感吗？”心理咨询师抓住一个谈话间的停顿开始发问。

“嗯，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比较敏感。”妩智回答得比较从容。

“敏感的人常常会比别人多一些烦恼，你遇到过烦恼吗？”

“哎，我的烦恼太多太多了„„”

妩智终于打开了倾诉的闸门。心理咨询师引导会谈顺利地转向了第二个话题。

妩智向咨询师倾诉了她的许许多多烦恼。

咨询师一边听，一边应诺。

她谈到，在她的所有烦恼中，最大的烦恼是与同学朋友之间的友谊总是不理想。

她谈到，她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喜欢帮助别人，对朋友掏心掏肝、说一不二，对友谊忠心耿耿。

倩倩是她最好的朋友，但是性格比较文弱，在倩倩受到别人欺负的时候，她常常站出来保护；倩倩对人对事比较温和，她则比较毛躁，因此倩倩也常常帮她解决一些人际冲突，并且很能理解她，她喜欢倩倩的好性情。但由于她们之间的交往太密切，几乎是形影不离。有些同学莫名其妙地说她们是在搞同性恋。

“老师，你说我们是同性恋吗？”妩智不服气地问。

心理咨询师向她说明了同性恋的诊断条件。她如释重负：“那，我们还不算是同性恋嘛。”

在学生心理咨询中，切忌贴标签，也要尽量引导当事人不要给自己贴标签。特别切忌给某些“倾向”贴上“某某症”的标签。诊断过程应该把重点放在咨询师明确当事人症状以后的问题原因探查上面。

她接着倾诉。

上高二以后，高考的压力越来越明显。倩倩的父母担心倩倩的成绩上不去，对她的行为控制更严了。当他们发现倩倩与妩智形影不离，害怕她们混在一起贪 3 玩误了学习，特别是听到“同性恋”的传言后，断然勒令倩倩与妩智断交，并以十分粗暴的态度对待妩智。每次放学回家路过倩倩家门，只要碰上倩倩父母，她都要受到一次奚落。倩倩性格比较温和软弱，在父母的高压下，只好就范，断绝了与妩智的来往。

这个突然的变故使妩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同学非议，朋友反目，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

这天，妩智终于忍不住了，放学后去倩倩家想问个究竞，结果遭到倩倩父母劈头劈脑一阵谩骂。

一气之下，妩智选择了自杀。

“我最好的朋友都背叛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价值呢？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她说完这句话，心理咨询师立即意识到：她的倾诉基本告一段落了，应该马上把话题转向价值澄清。

第三个话题应该是“友谊”，在她关于“友谊”的认知结构中有问题，需要引发她的自我探索，最后达成价值澄清。

她抱怨这个世界上没有友谊，没有真诚，只有虚伪。

“那，你认为什么才是真诚呢？”

妩智谈来谈去，谈了一大堆真诚是什么，真诚应该怎样做，最后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心理咨询师帮她作总结：“你的意思是：真诚就是体谅朋友，真诚就是朋友有难就去帮，真诚就是自己不应该有对自己前途的追求，真诚就是当朋友有自己的社会计划你就要生气„„”

“你认为你真的是在为友谊献身吗？”我平静地问妩智。

她认真地想了想：“也不全是。”

“那，还为什么呢？”

“也为自尊心。”

“朋友的难处，朋友的自尊心，你考虑过吗？”

“„„”

这时的沉默，是真正的“黄金”，为当事人自我探索和领悟留出了一个适度的空间。

“我当初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倩倩的难处呢？”

心理咨询师与妩智一起认真地探讨了什么是真正的友谊，真正友谊中的相互理解、相互谅解原则；讨论了什么才是真正地为友谊献身，怎样做到真正为朋友着想，等等。

妩智终于意识到：选择自杀是自己没有原谅自己；而在不原谅自己的背后，首先是没有原谅朋友，没有原谅别人。她领悟到：理解朋友、谅解别人方能谅解自己，方有真正的友谊，方有平静的心态。友谊中只要求朋友服从自己，是一种自私；而友谊中的自私是一剂可口的毒药。“发展自己，成全朋友”才是真正的友谊，才是真正的真诚。

一个半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妩智的额发拢了两边，露出了明亮的眼睛和渐渐变得红润的脸蛋。

心理咨询师约定一周后再去看她，然后起身告辞。妩智把心理咨询师送到门外，愉快地告了别。

第二天，妩智的父母打来电话告诉心理咨询师，咨询后她情绪很 好，当晚睡眠不错。第二次面谈

时间：1周后的一个下午

地点：同前

通过第一次会谈及会谈前所了解的情况，知道在妩智自杀事件的背后，其学校人际关系、家庭人际关系、邻里人际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相互缠绕，纠结在一起，通过她的认知结构与性格中的问题，引起强烈的情绪纠葛与震荡，以至酿成了这次严重的自杀事件。

考虑到上次面谈的地点选择比较适宜，因此没有作变动。由于事先在电话上约定了去的时间，心理咨询师一敲门，妩智就主动前来开了门。

与第一次见面相比，妩智像是变了一个人：衣着整洁，面色红润，谈吐大方自然多了。

“还好吗？”咨询师以一个中性的问候开室砘谈。“还可以。”她从容地应答。

“你爸爸、妈妈在电话上告诉我，看到你心情好转，他们十分高兴。你注意到他们心情的变化了吗？”（引导当事人重视人际敏感性训练，也是心理咨询中的重要内容。）

“注意到了。”

“你对他们有什么希望吗？”

紧接下来，咨询师把谈话引入本次会谈的第一个话题：她的家庭关系。

她的外公和外婆都是荣誉军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4岁前，她与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不过，当时具体的生活情景她已经记不清了。在以后的年月中，外公给她的印象比较和蔼，外婆也爱她，但是比较严厉一些。

父亲一直是一个态度十分和蔼的人，总是乐哈哈的，容忍她的自由散漫，容 5 忍她说话时的没大没小，唯有在她的学业上喜欢唠叨。母亲则态度十分严肃，要求严格，喜欢训她，用她的话来说，喜欢吹毛求疵。因此，她与母亲之间常常发生冲突。这些冲突往往并不为多大的事情，不是吃饭嚼响了一些，就是洗脚水洒到地上了。解决冲突，一般也就是两个办法：父亲说说笑话，把空气缓过来；要不就是她负气跑到外边去，等气消了再回来。

读小学的时候，负气出去，常常一个人像无家可归的孤儿，躲到一边去发呆。往往是父亲连说带哄地把她“找”回去，然后就是百般迁就，说啥是啥，要啥有啥。上中学以后，她开始与倩倩交上朋友。上高中以后，又交上语文老师这个大朋友。负气出去的时候，往往能够得到她们的安慰、接纳以及温和的劝导。她发现自己似乎在感情上对倩倩和语文老师有些依赖。与此同时，她对父亲的“嬉皮笑脸”、毫无原则又觉得似乎有些厌倦。

正因为如此，倩倩的断交使她非常难受。

她以死相求的“友谊”背后究竟是什么呢？

心理咨询师的理论背景和实践经验告诉他，妩智以死相求的，实际上是母爱的替代品。在妩智的成长史中，最大的缺乏就是“母爱”。她把内心深处对母爱的强烈渴求几乎全部投射到了她所最接近的、温和的女性身上。与倩倩的深厚“友谊”实际上是对母爱缺失的过度补偿。父亲的过分溺爱造就了她的偏执，同时，父亲的过分温和与缺乏原则性又使16岁花季中的她心目中的“英雄偶像”破裂。只有这种“友谊”能够使她得到最大的慰藉，成为她“最后的”一片心灵绿洲，当然再不能失去。

妩智对自己家庭人际关系的坦率看法陈述得差不多了。心理咨询师抓住机会，迅速把话题转移开去。

“我明白了，你还是很爱自己父母的。同时，你也希望他们成为更理想的父母，是不是？”

妩智点点头。

“父爱和母爱是一个人成长离不开的，缺乏其中一方面，人都会以其他方式追求补偿。”

在第二个话题中，心理咨询师帮助妩智分析了她的母爱补偿与择友偏好。她对温柔型女性朋友的情感专注主要是出于对母爱的补偿。当她终于明白原来自己深深渴望着母爱的时候，眼圈湿润了。

“母爱是人性中最伟大的。寻求母爱是人善良天性的集中表现。每一个母亲其实都疼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不同的文化背景或母亲个人的不同性格又使她们的表现方式不同。”心理咨询师用斯巴达母亲以严酷的体能训练使孩子成为优秀战士的故事，把谈话转移到理解母亲、支持父亲的话题上来。

“你有这样强烈的恋母情感，你母亲其实也是十分爱你的。你们可以通过沟通把你们的心连在一起。”

妩智点点头，若有所思。

“你父亲其实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从部队到地方，白手起家，闯一番事业，没有坚强的意志是不可能像他现在这样在事业中成功的。”

妩智又点点头，笑笑说，这话曾经也有人对她说过，今天听起来感觉很不一样。妩智愉快地接受了心理咨询师布置的任务：了解爸爸、妈妈，用心、用新眼光去观察爸爸、妈妈，并且试着把自己观察结果告诉爸爸、妈妈。

一个小时过去了，会谈结束。心理咨询师接受了她们全家的邀请，留下来共进晚餐。餐桌上，心理咨询师向全家公布了布置给妩智的“家庭作业”。看着女儿的好精神，父亲谈起了自己的艰苦创业史。妩智给妈妈挑去一大夹菜„„母女之间终于结束“冷战”，开始了积极的互动。

心理咨询师微微笑了：第二阶段进展顺利，不仅个别咨询中的深度会谈获得成功，餐桌上的“家庭心理咨询”也取得积极进展。

临别前，心理咨询师建议父亲将妩智的转变情况及时告诉班主任老师，并约定一周后再见面。第三次面谈

时间：第二次会谈的1周以后，一个下午

地点：同前

参加人：妩智全家

心理咨询师进屋后，妩智忙着泡茶、削水果，表现得十分活跃。

“心情还好吗？”

“还不错。这几天我又读完了一部杰克·伦敦写的长篇小说。”

“有什么新想法、新打算吗？”

“这一周，班主任老师和很多同学都来看过我了，下周我就准备去学校了。”

“那很好。耽误了一段时间，回学校学习，有什么担忧的吗？”

咨询师顺利转入第二个话题：重返学校可能遇到的问题。

“现在是高2下学期了，课程进度很快，高3的课程都下到高2来上了。有人建议我去下一个年级重读，因为这件事使我前前后后有将近两个半月没有能够好好学习。学习上欠账太多，怕影响高考。”

“你认为怎样呢？”

“我心里还没有底。不过，班上的一些同学还是希望我回到班上去。”

“班上有部分同学过去说过一些对你不利的话，你担心不担心他们再说一些 7 令人难堪的话？”

“我不会在乎。不过，我相信也许不会有人再说了。就是他们再说，我也不会理会。如果我要回到班上，我肯定会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当中去，可能没有心思去听别人说什么。”

“我听出来，你其实已经有一个想法了。看看我猜得对不对。心理咨询师又借机转移话题了。

“那你猜猜。”妩智若有所思地说。

“你内心很想再回到原来的班上。”

“你真的猜对了。”妩智目光一闪，高兴地说；“我真的不愿重读，我想努力夺回损失的时间，但是，我还没有想好究竟怎么办。”

“首先，想想你的有利条件。现在是五月下旬，这学期还有一个半月。还有„„”

“还有两个月的暑假可以利用。”妩智接下来说。

“一个半月加上两个月就是3个半月，100多天，计划好可以做很多事情。”

接下来，心理咨询师告诉妩智一整套作计划的科学方法：

（1）分析统计自己的学习资源，主要是时间资源，其次是信息资源，看看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有多少，分布在1天、1周的什么时候；能请教谁解决学习上的什么问题；

（2）把困扰自己的学习问题（或需要补课的科目）作一个数量化的统计（按问题个数、知识点个数或页码数进行计量）；

（3）把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分段，每阶段留出少量机动时间（如每周留出半天作机动）后确定出有效时间，然后把需要解决的学习问题按时段分配到有效的时间中，并具体分配到每一天中相应的时段中去；

（4）努力在每天的有效时段中完成分配的任务，若提前完成，可把后边的任务提前，也可安排一点自我奖赏性的活动，如看看电视、玩玩等等；

（5）在每天的学习中，把所学内容的要点归纳出来，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晚上睡觉之前，洗漱完毕后，用10多分钟把小本子上的内容过过“电影”，然后作作自我暗示：“我今天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我将睡得特别香。在香香的睡梦中，我所学的内容将记得牢牢„„”

心理咨询师把方法教给妩智，同时说明有人监督在开初的时候可以起到最好的效果，并暗示她应该请父母督促自己。

妩智愉快地请求父母督促，父母欣然答应妩智的请求。

让孩子明白有人督促的好处以后，创设融洽的人际情境让她自己请人督促，比在她不情愿的情况下把督促强加给她要好得多。

第三次会谈结束时的作业，是妩智根据咨询师交给她的方法做好未来三个半月的自我学习计划。

这种计划的方法，不是一般的计划方法，它是一种综合性很强内心理疗法——“生活行动分析法”的变体。这种方法中既有行为主义的强化法则，又有人本主义的内在目的性假设；既有“格式塔疗法”中的“此时此地”原则，又有社会学习理论中的“自我效能”原则，还有睡前复习的记忆策略。在面对巨大学习压力的时候，使用这种方法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这次会谈，是整个会谈的结束式，因此，心理咨询师安排的时间较短，一共只用了35分钟。

临别时，心理咨询师给妩智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叮嘱她不要忘了在计划做好以后打电话告诉他。第三次面谈5天以后的一个晚上

妩智全家人围在电话旁给心理咨询师通了一个电话。他们轮流告诉心理咨询师，妩智已经回到学校，回到原来的班级。班主任老师说妩智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妩智的学习计划也定好了，已经开始实施。心理咨询师表达了自己喜悦的心情，并告诉妩智这种计划的好处：计划中每天的小部分，都是大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当她每天完成当天的任务之后，就知道明天的任务有完成的希望了；当一周的任务完成以后，就知道下一周的任务有完成的希望了；当一个月的任务完成以后，就知道下一个月的任务有完成的希望了。由于能够准确地预知未来，她就不用为未来担忧、为未来的不确定而恐惧、焦虑了。每天生活在具体的目标中，一个人的注意力就会特别集中，而且一旦任务完成，玩一下也会觉得充实、放心、尽兴。加上“睡前过电影”，你会发觉你的学习效率特别高。

心理咨询师最后说；“我相信你会把一切做得很好，因为我已经发现，你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中学生。” 尾声

1年多以后，1998年8月下旬，妩智的父亲打来电话，告知妩智已被某省重点医科大学录取。待妩智从某南方城市旅游回来以后，邀心理咨询师去她家聚会。

在这次愉快的聚会上，妩智神采奕奕，表示要争取优秀，要争取出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倩倩也考上了大学，妩智准备到校后与她通信联系，互相鼓励。（一个人若能够发现自己情感的真实面，以成熟、理性的心重新体味母爱和友谊，永远保持一种健康的心态，把自己的成长与广阔的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她就一定能够战胜自己的非理性情感，在人生道路上充满信心，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

点评：

自杀是一种恶性的社会事件，历来引起心理咨询工作者的重大关注。当自杀事件发生时，人们一般重视其直接诱因（如家庭问题，事业、经济问题或身体的、精神的疾患问题等），而我们心理咨询工作者则更加重视在自杀行为发生前心理的形成、准备状态（即自杀倾向的产生机制）。无论剖析哪一个自杀的案例都可以发现，在自杀行为出现之前，首先是自杀的心理倾向的形成，然后加上自杀的直接诱因，才最终导致恶性事件的发生。

从自杀发生的支接诱因来看，少年儿童主要是家庭和学校生活问题、父母和教师的态度等因素；青春期、青年期的学生主要是异性、同性恋爱问题，以及考试、前途问题等。有时候自杀倾向在社会环境因素、生物学的因素以及心理学的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社会环境的因素如战乱、政治大动荡、经济状况的急剧变化（如破产、失业等）导致自杀现象的发生；生物学的因素如神经症、抑郁症和精神病态者，使得自杀倾向出现的比率增高；心理学因素如来自病理构造的家庭或缺损崩坏家庭中的生活压力外人人格中的极端、偏激、歪曲、异常。此外，青少年的自杀，从季节的变化上看，以春秋两季为较高。

本案例中的少女因同学之间纯真的友情被猜忌为“同性恋”，进而被强行勒令断绝友情，在伤心、绝望、愤怒、痛苦之余，一念之差走上自杀之路。这是本案例中少女自杀的直接诱因。但从另一方面看，少女心理症结的背后潜伏着“人际关系不适应”问题。即目前的独生子女心理非常孤独，她们渴望友情，渴望交流，但自我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也十分显著；一旦遇到挫折或流言蜚语，心理承受力很脆弱，性格中走极端、冲动性的倾向就会遏止不住爆发出来。这是青少年自杀倾向形成的心理变化状态的机制。本咨询案例中的少女妩智属于“情感挫折脆弱症侯群”类型，极需及时进行心理的“补强”和辅导。

心理咨询师紧紧把握住这一自杀事件的前因后果，从辅导少女的人际关系问题上着手，采用正确的心理咨询策略，避实就虚，由表及里，丝丝入扣，循循善诱，在短期内成功地化解了少女的“心结”，比较符合对自杀者案例的心理咨询原则。心理咨询师在咨询技术运用上，能灵活地将家庭疗法、认知理性疗法和生活目标分析心理疗法综合起来使用，这是本案例咨询的成功之处。

自杀倾向者的心理特征常常具有两重性。在“唯求一死”的背后往往存在着强烈的“希望被救助”的愿望。因此，心理的援助和对自杀的预防，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一项重要任务。作为心理咨询工作者，我们通过这个案例也呼吁：青少年要珍惜生命，热爱生命，承受挫折，勇于面对人生。对于有自杀倾向的青少年，我们的忠告是：“请等一下，是否找一个人谈一下„„”，“请等一等，会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