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该不该将安乐死合法化——经典结辩

第一篇：中国该不该将安乐死合法化——经典结辩

结辩系列——中国该不该讲安乐死合法化

各位好

一年前，当我踏进广院校园的那一刻起，我在心里暗下决心，要做一个本分守纪的好学生。可自打我第一次上课迟到之时起，我便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第一次，我迟到了五分钟，发现没什么影响；第二次，我迟到了十五分钟，老师依然没有批评我；再下一次我因为睡过了头旷掉了一节课，再之后，我便习惯了这种行为。我在迟到翘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一切的起始不过是我在最初的原则上做了些许让步。

这便是滑坡理论。迟到翘课如此，安乐死立法亦是如此。对生命的敬畏是我们内心恪守的原则，但这条原则一旦被人以安乐死之名开启特例，必将引致我们在戕害生命之路上越走越远。今天，我们允许了一部分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出于自愿可以要求他人将自己杀死，那么明天就会有人在意愿不明之时被人杀死，后天就会有人即便不想死也依然被杀死。

我方不是在耸人听闻，价值滑坡理论所推导的情形正在现实世界中真实的上演着。我手中所持是一份荷兰的多米林克报告。8681例被执行安乐死的患者中，有4941例未明确表达安乐死意愿而“被安乐死”，1040例不想死却被医生施以安乐死。真正出于本人意愿请求安乐死的只有2300例，仅占总数的26%；这就是草率追求安乐死合法化的结果了，医疗保障体系位居世界前列的荷兰尚且如此，倘若放在理疗体系不健全、医患关系又十分紧张的中国，又将是怎样一幕惨状？我方真的不敢想象。

其实今天对方辩友的观点并没有错。他们说，人有好好死去的需求，对那些躺在病床上饱受折磨生不如死的患者，我们因该心怀怜悯。这些都没有错，我们都承认。可是对方忽略了一件事：今天，我们讨论安乐死在中国该不该立法，并非是站在一个患者的角度去追求自由意志，而是要站在立法者的角度考虑安乐死的合法化对整个社会可能带来的冲击。人有选择死亡的道德需求，但这绝不等同于人有选择死亡的法定权利。何谓法律？法律从来都不是为了保障每一个个体的每一种自由意志得到伸张，而是要做麦田的守望者，来捍卫这个社会最底线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中的最根本的一条，便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今天您方高举着仁慈与自由意志的大旗，号召大家都去同情和关注那些显性的、惨烈的不幸，却丝毫不顾及这份关爱之举背后可能导致的隐形的、潜在的、枉死的可能，为了保障一部分人的死亡需求而侵害更多人好好活着的权利，这究竟是对死亡权的尊重，还是对生命的戕害？

我方不赞同安乐死，理由很简单，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第二篇：当今中国大陆应该将安乐死合法化一辩稿

当今中国大陆应该将安乐死合法化 谢谢主席：

所谓安乐死，指的是使病人无痛苦、有尊严的死。合法化指的是对于公民的正当权益在法律上给予认可和保护。就今天的辩题而言，我方认为在基于人道主义、伦理道德等社会价值取向以及安乐死合法化在社会上的可行性上，当今中国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首先，安乐死必须满足以下几点要求：

①从现代医学上看，病人患有不治之症并已临近死期； ②必须有病人神志清醒时的真诚嘱托或同意； ③必须经过法院等机构严格审查并通过； ④必须由权威专业人士执行； ⑤安乐死必须体现个体的意志

6.必须是病人承受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两者缺一不可

为何要将安乐死合法化？

第一，每个公民都享有人权。我们既然享有生的权利，那么死的权利也应当包括在内。有医生曾写下他的亲身经历：他主治一个肺癌晚期的老人，一次在例行检查时，将耳朵凑到老人跟前，听见老人虚弱地说道“让我走吧”。可惜的是，由于家属不同意，老人在痛苦中熬过一个星期后还是死了。所谓尊重人权，不是通过人工方式维持生命并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却忽视病人万分痛苦的客观现实。当一个理智的绝症患者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以安静方式离开人世，从而保持其人格尊严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样做呢？ 第二，安乐死的合法化对于社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安乐死只是稍稍提前了无法挽回的濒危病人的必死结局，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却可以缓解病人的极端痛苦，让其有尊严的安乐的死去，并且使家属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同时可以使医生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药物消耗，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安乐死合法化符合大多数中国人民意愿。据中国法院调查，80%以上的中国人支持安乐死合法化，而且从1994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立法的提案，这无疑证明了人们对安乐死合法化问题越来越重视；再者，只有将安乐死合法化，才能更好的对其加以规范，不给谋杀犯罪及推卸医疗事故可乘之机。

若一个人曾经生如夏花般灿烂，也请让他死如秋叶般静美吧。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在当今中国，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对方观点：

1、安乐死的合法化不符合当今中国国情。

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对比荷兰，连这样法律已经和完善的国家都出现。。的现象，那么在中国。。反驳：如果两个颜值很高的成人生出了一个很丑的孩子，那按照对方辩友的逻辑是不是两个很丑的成人生下来的孩子就是怪物了呢？

对于犯罪问题，法制建设不完善的贫穷过度会发生，文明、法制先进的西方国家也同有会发生，因此对方举得例子根本没有可比性。

2、安乐死是不尊重生命权，安乐死合法化是对生命权的滥用

为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都是特定的患有不治之症的垂危病人。他们的生命在短期内已确定将终结。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故实施安乐死只是遵守这一法则而对病人的生命终结方式进行人工优化。（区别故意使人罪，性质、目的、实施者、主动方、手段等等都不同）

3、中国医患关系紧张

4、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健全

5、医疗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死亡标准和安乐死判断难以确定（医生误诊）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安乐死的条件还不成熟。但可以在具备条件的省、市制定地方性法规，试点性施行，分层次过渡，从而逐步在全国推广开来。待时机成熟时再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安乐死法律。这样做的好处是循序渐进，避免因条件不合而导致安乐死的滥用，从而造成“合法化杀人”，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稳定。

6、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民众观念需要转变

问题的发现和解决都是通过实践本身，只有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的真正所在，再配以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我方论据：

请问对方辩友，若在生命的质量和长短上选择其一，你选什么？ 对于那些经济本不富裕的人来说，难道要为了一个已无生命意义的垂死之人砸锅卖铁，却让其他健康的家人饱受无家可归的颠沛流离之苦吗？

一个人健康的人，应当推动并满足病人的善终权，只有活人做好了，在他死的时候才能享受到这种善终权。

难道放任病痛在患者身上进行无休止的纠缠与折磨就是对方辩友所谓的人道主义（对生命权的尊重）吗？这反而是才是对生命权不折不扣的亵渎与不尊重

对方辩友如此以人道主义（尊重生命）自居，却看着患者被病毒一点点地侵蚀，这与满期的凌迟何异？

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3]相反，如果对施予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量刑，事实上也就是对于医护人员这种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怜悯进行惩罚，这是与道义背道而驰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会，只是为了延续患者充斥着疼痛的生命而不断用药，而患者的病痛不能减轻却还要变本加厉。这就是我们刑法所谓的合法权利得到应有的保护吗？

人类生命的尊严就体现在生命的质量和价值上。因身患绝症而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且处于巨大的身心痛苦之中的病患，其生命已无质量可言

一个人由于外界条件而无法选择生命的情况下，他应当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身患绝症，病痛难忍的患者所作出的安乐死选择，并非来自情绪冲击下的茫然行为，而是希望通过安乐死来摆脱痛苦的理性行为，是真实意思的表达。

家属对家庭成员有照料的义务，但是为了一个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过分的要求，对于上述种类的病人（指脑死或不可逆昏迷或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家属已承受极大的感情和经济压力，他们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安乐死或把他们从这种压力和为难境下解脱出来。

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有挽救价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适且合理，对本应适用安乐死的病人却不惜一切代价去赌资源，这首先就违背了社会发展必须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则。何所谓资源的有效性，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暂时的效用。有限的资源在绝症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续一段并不长久的却充斥着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而死亡或者造成残疾，这些有限的资源，对于这样地区的人们意义又是多么重大。

第三篇：一辩稿 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一辩稿 正方

安乐死在我国的定义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关于在现今中国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问题，我方持肯定态度，接下来我方将已三个方面阐述这一观点。

1.安乐死合法化更能维护病人的人身自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其精神和身体都在忍受极端痛苦，当他不愿忍受折磨，拒绝苟延残喘的活着，而选择有尊严的死去时，我们难道不应尊重其选则，使其通过安乐死达成夙愿吗？况且部分身患绝症的病人，其生命按照自然规律，本应走向尽头，可我们明知病人已行将就木之时，却仍一厢情愿使用各种仪器延长其生命，也就是延长其临死之前的痛苦，使其生不如死，这是极不人道的。

2当没有切实可行的既减缓病人病痛又无法有效延长其生命的的情况下，.安乐能保证病人的生命质量，维护其生命意义。

人具有社会属性，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才有必要继续存活，当病人处于极度痛苦中，并且没有救治成功的希望时，其精神和身体往往承受着双重折磨。其生命质量已无法得到保障，若病人选择安乐死而遭拒，不得不被迫忍受更大更持久的折磨时，这对于其生活质量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当我们的生命只剩下苟延残喘和巨大的痛苦时，敢问他的价值何在，珍贵性又何在。正如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安乐死》一文中所说：与其让他们（植物人）无辜地，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无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并庄严地结束生命。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因此我方认为安乐死应当合法化。

3.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治之症，常年忍受痛苦且已自愿放弃自己生存权利的人，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他们安乐死不仅能结束其痛苦，满足其意愿，更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助的人，完就更多的生命。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现今中国，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第四篇：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

论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

安乐死能否在中国合法化如今备受关注，在我看来，在中国实行安乐死，授人以幸福死亡的权利是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是提高人生命质量的一种方式。但是安乐死在中国一直没有合法化，在整个世界上除了荷兰以外，也都没有将安乐死合法化。不过关于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在中国却是愈演愈烈，随着每年许多人在痛苦中死去这一现状，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着人们是否能自处生命的问题。

一、安乐死在中国的现状

（一）安乐死的现存问题——安乐死没有明文规定造成了每年将近100万人的痛苦死亡，以及各地对安乐死实施的不同判定出现的不公平。

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就有100万人是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人世的，占十分之一之多。而这100万之多的死亡者之中，有绝大多数曾经要求过实施安乐死，最终却因为缺乏法律的保障而被拒绝。所以，安乐死合法化的提出是人们的切身需求，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

(二)民意对于安乐死合法化的支持

根据人们的意愿，绝大多数的人们赞成将安乐死合法化。上海曾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200位老人进行了有关于安乐死的意愿调查，其中赞成者占72.56%。在北京一次同样的调查中，支持率占79.8%。在对西安某大学小范围的调查表明，90%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在对某医学院172名学生进行调查时，赞成对绝症患者以及极度痛苦者实施安乐死的占77%左右，因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而持中立意见的占16%。据我国的《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曾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中，显示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来实施安乐死。

不同，故意杀人的行为，不论其杀人动机是什么，直接目的是非法剥夺人的生命权，行为人的主观上存在过错，而安乐死的实施，往往是在病人的请求下，出于同情等心理和想法，按照严格的程序包括申请，审核，实施三大环节所实施的，其目的是解除病人的痛苦，使死亡安乐化，主观上无过错。故安乐死不同于故意杀人。

(三)安乐死合法化的具体立法依据——《民法通则》，《立法法》

1——从民法来看安乐死合法化的依据

我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安全的维护，即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不受侵犯的权利，也包括了生命利益的支配权，即意味着行为人是否有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的问题。

2——从立法法来看安乐死合法化的依据

《立法法》第五条中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从民意调查的数据来看，赞成将安乐死合法化的民众占了绝大多数，可见，为安乐死立法已深入人心，也是民心所向，反映的更是人民迫切的愿望和诉求，代表的是广大民众的切身需要和意志体现。为安乐死立法，使之合法化，有助于发扬民主，有助于群众参与立法的进程。

三、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现实依据

安乐死合法化的现实依据主要在两方面体现，其一是现实社会需要合法化，其二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需要合法化。

（一）为什么说现实社会需要安乐死的合法化？

第一，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因素，社会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但医学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不断探讨，循序渐进的过

配，安乐死合法化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推进了社会发展的进程。

第五篇：浅议安乐死合法化

浅议安乐死合法化

内容摘要

安乐死问题涉及法学、社会学、医学等多个领域，安乐死非犯罪化以及合法化的争议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司法界，至今仍没有统一结论。在国际范围，安乐死立法的进程早已开始，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于自己的个人价值和权利自由的认知程度越来越深，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观是安乐死立法的最大障碍，虽然目前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但从国际上看，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安乐死立法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文章阐释了安乐死及合法化的含义和特征，简要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对于安乐死问题的看法和安乐死立法的进程，并提出了安乐死合法化的个人价值、道德价值及社会价值。

关键词：安乐死；非犯罪化；合法化；国外趋势；国内现状；价值

今年4月，新华社报道，“因涉嫌7起谋杀案而被媒体称为‘死亡天使’的荷兰女护士露西·德贝克，在度过6年半的监狱生涯后近日重获自由。荷兰最高法院判决说，因相关证据不足，德贝克得以无罪释放。”[1]

8月《中国青年报》报道了重庆一个助人自杀的案件：重庆开县的曾婆婆，年近八旬，长期瘫痪在床，她不想拖累家人只求一死了之。隔壁一位七旬老翁宋某深表同情，在曾婆婆的多次请求下助其购买了毒药，曾婆婆服毒后被家人送医院但抢救无效身亡。随后，帮助他人自杀的宋某被控故意杀人罪，一审被重庆市开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一审宣判后，宋某没有上诉，目前，该

[2]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以上两个案件均涉及的一个重要话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那就是“安乐死”。安乐死非犯罪化甚至合法化的争议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司法界，至今仍没有统一结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自己的个人价值和权利自由的认知程度越来越深，对于生命质量的追求逐渐超过了生命的存续时间，从世界范围来看，安乐死非犯罪化和合法化的趋势是不容忽视的。

一、安乐死的概念和特征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原意指“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通常指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濒死的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同意认可，采取人为、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广义上的安乐死还包括其他为缓解痛苦而提前结束生命的情形[3]，例如，“在事故中身受重伤的人请路人致其死亡以消除痛苦”，现代医学仍使用狭义的概念。

对于安乐死的定义存在不同的意见，目前，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安乐死作以下分类[4]： 根据实施方式，可以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是指“使用医术干预手段，提早结束处于终极状态的患者之生命”；消极安乐死是指“对处于终极状态而饱受痛苦的患者，终止毫无意义的维生医疗，以免遭受抢救措施的无谓痛苦，使其具有‘人性尊严’的自然死去，也有人称之为‘尊严死’。”虽然安乐死在中国尚未合法化，但实际上，消极安乐死的情况较为常见。

根据病人是否有主观意思表示，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自己提出安乐死的要求和愿望，或者他人提出而本人同意”；非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无行为能力，无法正确表示自己的要求、愿望，为了使他们免受痛苦而实施安乐死”。

根据行为目的是否直接导致病患死亡，分为直接安乐死和间接安乐死，直接安乐死是指“医生的行为以直接致人死亡为目的”；间接安乐死是指“医生的行为能够减轻痛苦，但具有终结人生命的风险与可能”。

由此可见，安乐死的目的在于减轻生理和心理的痛苦，尊重人的自主选择和人格尊严，并提高个人生活的质量。首先，安乐死的实施对象是特定的，只有垂危的、承受极端痛苦的人才能实施安乐死；其次，只能由本人或其相关人才能提出申请；再次，实施安乐死的人必须是为患者治病的医生；最后，医生所选择的方式必须符合人道和伦理，并在实际中能够减轻患者的痛苦。

二、非犯罪化与合法化

非犯罪化是指“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5]；合法化，是指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把过去认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给予正式的法律认可或法律保障，合法性的客观基础被质疑的时候达成关于合法性的某种共识的努

[6]力，也指使某些事物符合法律规范。欧洲委员会出台的《非犯罪化报告》认为，非犯罪化可以通过立法活动进行，也可以经由司法机关解释立法的途径来实现，因此，非犯罪化可以被区分为“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法律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罚制度拥有的作为对特定行为的正式反应的制裁范围收缩的过程，亦即改变现行法律的规定，将特定行为从刑法干预范围中排除出去的立法过程”；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尽管刑罚制度的正式能力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刑事司法制度对特定情况下特定行为（逐渐）减少其反应活动的现[7]象”。

张明楷教授在《外国刑法纲要》中提出了“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概念，“意

[8]指排除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的违法性的事由。”即在一般情况下，某种行为符合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侵害或危及了实质法益，那么该行为具有违法性；但由于某种特殊的理由或根据，否定了这一行为的违法性，这种特殊的理由或根据就是违法性阻却事由，或称“正当化事由”。对于安乐死行为而言，如果安乐死立法通过，与其说医生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合法，不如说是一种阻却违法更合理。

因此，安乐死的合法化或者非犯罪化，一方面并不是指安乐死这一行为完全被法律鼓励或者合乎情理，只是并不具有恶性的违法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而不构成犯罪；另一方面，只有严格满足非违法性的构成要件才能够作为非犯罪化处理，否则，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

三、关于安乐死问题的争议

（一）国际趋势

目前国际上允许安乐死的国家有十二个，荷兰和比利时认定安乐死全面合法，而奥利奇、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挪威、瑞典、瑞士、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允许消极安乐死。从安乐死立法的角度上来看，最早提出立法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1936年，英国成立自愿安乐死协会，并向英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安乐死法案，同年，美国也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但遭到了民众的反对。然而，1938年希特勒建立安乐死中心，以“安乐死”为借口肆意屠杀，使安乐死蒙上了纳粹恐怖的阴影，阻碍了安乐死的蓬勃发展。[9]之后几十年，西方学者频频提出安乐死的相关法案，但都未获得通过，支持和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争议愈演愈烈，直到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安乐死立法的进程在荷兰首先正式起步，这一法案的通过极大地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并认可安乐死。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政府通过了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2001年荷兰上下两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2002年比利时议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严格按照规定对病人实行安乐死，比利时成为继荷兰之后，世界上第二个以法律形式准许实行安乐死的国家。

有赞成就有反对，英国、意大利和葡萄牙三国对安乐死问题存在激辩，而希腊和波兰两国则明令禁止安乐死，美国也对此持保守态度。然而，国际上对于实施安乐死的条件要求十分严苛，从提出申请到整个操作程序到相应的保障措施，法案都进行了细致严格的规定：“首先，病人必须是成人，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必须自愿，而且必须是病人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坚定不移的决定；其次，病人必须在无法忍受病痛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安乐死；再次，病人所患疾病必须要经过两名医生的诊断，慎重的确定安乐死的方式。”[10]“实施安乐死的前提是病人的病情已经无法挽回，他们遭受着‘持续的和难以忍受的生理和心理痛苦’；实施安乐死的要求必须是由‘成年和意识正常’的病人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自己提出来的。”法案同时规定，“病人有权选择使用止痛药进行治疗，以免贫困或无依无靠的病人因为无力负担治疗费用而寻死。”[11]谨慎立法、严格执法，从而保证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初衷，避免安乐死成为恶意杀人的借口。

（二）国内现状 安乐死涉及医学、社会伦理学与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中国的刑事立法中，从未提及过安乐死，真正广泛关注安乐死，是从1987年陕西省汉中市发生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开始。汉中市传染病医院住院部肝炎科医生蒲某在重症患者夏某的儿子王某的多次要求下，为其开了两次复方冬眠灵，夏某在第二次用药后14小时死亡，冬眠灵加深了患者的昏迷程度，减轻了患者的痛苦，但对其死亡起到了促进作用。1987年9月，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将蒲某、王某逮捕，1990年3月，汉中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在其母夏某病危濒死的情况下，再三要求医生蒲某为夏某注射药物，让夏某无痛苦死去，虽属故意剥夺夏某的生命权利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而蒲某“在王某多次请求下，亲自开处方并指示他人给垂危病人注射促进死亡的药物，行为亦属故意剥夺公民的生命权利，但用药量属于正常范围，不是造成夏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亦不构成犯罪。”经被告人上诉和检察院抗诉，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汉中市人民法院的判决，蒲某、王某无罪。[12]

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后对于这一案件的讨论也日趋深刻并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蒲某和王某的行为确实存在剥夺生命权利的故意，但是其目的是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主观上既非出于恶意，也不是为了摆脱经济、精神负担或出于其他个人目的而追求夏某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蒲某、王某的行为与故意杀人有本质区别，“不可说没有社会危害性，但不具有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然而，并非所有“安乐死”的实施人都和蒲某、王某一样规避了刑法处罚，除了上述重庆“曾婆婆案”之外，2001年上海的一起“安乐死”“杀母”案中，被告人梁某最终被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多数涉及“安乐死”或协助杀人的案件，最终都以刑法处罚结束。

在现实中，我国涉及“安乐死”的案件已经不在少数，而在医疗系统，为了减轻重症患者的痛苦，经患者及其家属同意签字，医生为病人注射镇定剂使之陷入昏迷，最终由家属签字决定“拔管”来停止无谓延续生命的治疗这一现象也已非常普遍，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消极的安乐死。而司法机关对于这类案件并没有进行主动干预，基本上处于不告不理的状态；对于诉诸法院的案件，要么认定“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不以犯罪论处”，要么以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但“考虑安乐死的特殊情形给予从轻处罚。”无论结果如何，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始终没有一个明确彻底完整的结论，每个案件都是结合其特殊情况而作出判决，但是可以明确感受到，安乐死的合法化在以儒家文化为传统，注重伦理道德的中国仍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尽管安乐死合法化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应然性，并且是大势所趋，但其与人伦道德显著违背的部分将会严重阻碍安乐死立法在中国的步伐。

传统伦理道德观是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最大障碍，首先，对于“由病人或其亲友提出要求”这一点，显著违背我国的“孝道”，从传统道德观的角度来看，没有晚辈“可以”或者“能够”同意长辈放弃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主动“要求”，若实施这一行为，该亲友必然受到自己和他人的谴责；其次，救死扶伤才是医生的职责，医疗行为的目的是尽其所能使病人病情好转，无论何时，医生都不应该提早结束病人的生命，实施安乐死违背了现有的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操守；再次，在中国的传统道德理念中，勇敢地向病魔挑战才是正确的做法，而主动放弃生命，则是一种与自杀类似的逃避行为，并不是主流思想道德的主张；最后，由亲友提出申请的作法运作十分复杂，安乐死涉及继承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申请人的主观目的很难确认界定。除此之外，就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情况、人们的整体素质和认知水平而言，安乐死立法的条件尚未成熟。

四、安乐死合法化的价值

虽然目前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但从国际上看，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安乐死立法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一）安乐死合法化的个人价值

个人意识觉醒，人们越来越强调自主选择和自由权利，在现代社会，个人价值的构成包括作为人的尊严、自主、隐私以及自我发展；从法理的角度看，人的尊严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基本人权。人们主张的生命权利范围扩大，生的自由和死的权利都成为确认和追求的价值目标，法律在承认生的权利同时，也应当承认在特定情况下选择死的权利。人之所以为人，因为生活和生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类是有意识有思想的高等生物，人类不仅关注生命时间的延续，更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更注重生存的价值，法的精神并不包括强制人类毫无意义而痛苦的生存。

“优死权”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提升而提出，人抉择的呼声日益强烈，但优死权并未完全摆脱群的生存规则的痕迹。目前生命权并不完全归个人所有，只有国家可以依法处分，“限制个体通过法律禁止的方式处分其自身的生命权，或在追究和处罚犯罪人时可以依法适用剥夺其生命的死刑”，因此，安乐死必须通过国家的认可才得以合法化。

（二）安乐死的道德价值

安乐死是一种人道的行为，病痛的折磨来自于自然生理，与一般情况下人道主义所对抗的残忍待遇来源显著不同，这并不意味着避免自然生理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痛苦并不属于人道主义所对抗的范围。人道主义的行为方式所规避的痛苦应该是广义的，既包括人为的也包括非人为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目的，关于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现实生活和幸福、人的解放的学说。”

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说：“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

[13]时使他安逸的死去。”使患者减轻痛苦，得以“善终”，符合现代伦理道德观。

（三）安乐死的社会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情况越来越严重，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推动安乐死合法化有利于实现资源公平分配和社会效益最大化。救治绝症病人，病情越严重，所需要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越大，消耗的社会资源越多，结果确实可以相对延长生命，但不能改变其死亡的结果亦不能改善其生命质量。[14]然而，将这一部分资源用于救治可能康复的患者，更能有效利用医疗资源，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因此，安乐死合法化具有合理性和应然性，明确实施要件、对象和整体程序，并对其适用和操作进行严格监督，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减轻患者的痛苦，对于维护病人的人格尊严、保障适用患者的基本人权，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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