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社会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局限性

第一篇：诚信社会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局限性

诚信社会建设中的政府责任及其局限性

金东日/朱光喜

 2013-05-02 14:48:39

来源：《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12年10期

【内容提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空间的增大及对其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是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诚信社会建设中，政府的基本责任就是进行制度体系的建设，包括制度结构的完善、制度内容的合理化以及有效地执行制度并使自身发挥示范作用。然而，一方面，由于政府自身理性的有限性与自利性导致政府的责任难以充分履行，表现为政府供给的制度约束体系存在边界的有限性、内容的不合理性和执行的失效，这不仅难以约束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反而会刺激甚至鼓励其失信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体制的缺陷，政府的责任和定位被扭曲，政府不仅不能为建设诚信社会所必需的以专门从事呵护和培育人性以及守护社会良知等为己任的强大主体群提供充分的活动空间，而且政府自身的强势和渗透及运行逻辑对诚信缺失的社会风气也会推波助澜甚至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关 键 词】诚信社会建设/政府责任/政府的局限性/制度体系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12)10－0034－05

近些年来，一个备受民众诟病和忧虑的问题就是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伦理学等多个视角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①尽管这些讨论的视角不同，但却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诚信社会的建设离不开政府责任的履行。②这个共识的基本依据有两个：其一，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来看，无论是欧洲模式的国家主导型诚信建设机制还是美国模式的市场主导型诚信建设机制，都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1]；其二，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因而社会诚信的重建不可能自然完成，必须依靠政府作用的发挥。换言之，如果某种问题已经成为关涉全社会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那么该问题的解决就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政府在诚信社会建设中到底应该或必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是否有了政府的重视或全面负责就可以建设好诚信社会呢？这些问题在学界的讨论中并没有深入展开。如果仅仅是意识到政府对于建设诚信社会的重要性，而没有从导致诚信缺失的原因出发并由此在具体层面上界定政府的基本职责范围，就找不到建设诚信社会的具体途径和着力点。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如下基本事实：曾经存在过的和正在运行着的中外各种全能型政府大都为建设全新的社会秩序而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他们却都屡遭失败，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至少要承认从这一事实中引申出的命题：在诚信社会建设中，政府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或不可逾越的界限。

由此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解释看似悖论的现象：一方面，政府必须承担建设诚信社会的责任，即我们必须承认和接受政府在建设社会诚信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某种局限性，政府不仅不能有效解决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其自身反而会成为造成诚信缺失的原因之一。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作为的定位，以期对建设诚信社会寻找正确方向有所裨益。

一、诚信社会建设中的政府责任

政府在建设诚信社会过程中究竟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政府必须着手解决和可以有所作为的责任究竟是什么作出合理的判断。

诚信缺失的具体表现虽然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点都是违背了诚实、守信、践诺、履约的社会交往规范，说到底是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这里的问题是，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究竟是怎么在中国产生并蔓延的？中国社会当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化，传统的“单位制”社会迅速解体。转型之前国家控制着各种大小不

一、级别不同的单位，单位则控制着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政治生命、发展前途甚至是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因而社会主体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很小。但在转型社会中，社会主体作出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被急剧拓宽了。首先，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迅速转型。由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因而社会主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作的努力通常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在信息本身不可能完全对称的情况下，谋求利益最大化本身就增加了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其次，社会结构由整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型。社会分化的特点是社会构成要素的增多和各社会群体间的差异扩大。一方面，诸如职业群体、社会阶层等社会构成要素比以前迅速增多；另一方面，不同职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甚至是职业群体、社会阶层内部成员之间的经济状况和发展需求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因此，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利益关系异常复杂，不仅相互之间信息不对称，而且很多交往行为都是一次性或有限次数的博弈。这种利益关系的复杂性不仅增强了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且使传统道德赖以产生作用的“熟人社会”逐渐消失。在“熟人社会”里，人们彼此之间依靠血缘或地缘相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人们失信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在社会分化所形成的“陌生人社会”里，血缘或地缘就难以发挥约束作用。因此，转型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化造成了社会主体失信的机会主义行为空间的增大。

与此同时，在转型期，有效的制度约束体系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单位制”模式的硬性约束体系解体后，在众多领域都留下了制度约束的空白。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许多法律、法规和政策已经出台，但仍有很多方面存在法律漏洞。近年来许多“应急型”出台的法律法规就是很好的证明。例如，关于公共卫生安全、食品安全、慈善事业监管的制度都是在出现问题并导致社会产生强烈不满的背景下紧急出台的。另外，还有很多制度虽然形式上存在，但其内容存在诸多缺陷或者难以得到有效执行，成为了文本上的制度而不是行动中的制度。如《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执法机关可以对企业缺乏诚信的行为处罚，但规定的惩治力度远远不够，加之执行走样，以至于企业失信成本过低，“毒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等现象屡禁不止。显然，对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有效约束的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由上述分析可知，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空间增大且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体系是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从这个原因出发，可以对政府在诚信社会建设中的责任界定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要完善制度结构。制度结构的完善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一，建立完善的制度框架，使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情形中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都有相应制度规则的约束；其二，每一项制度要有具体的实施机制，实施机制的作用在于对遵守制度行为的激励和违反制度行为的惩罚以维护制度本身确定的行为准则，因为没有实施机制的制度是不完整的制度；其三，为了使各领域的基本制度体系及其实施机制切实起到约束社会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特别要重视专门的社会诚信制度的建设，即制定对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信息及信用记录的征集、使用、披露、保护、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实施方案。

第二，制度结构的完善只是制度体系的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制度内容的合理化。一方面，建立制度的目的是约束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增加社会主体交往行为的可预期性并降低交易成本；但另一方面，如果制度内容本身不是增加了社会主体行为的可预期性而是降低了行为的可预期性、不是降低了交易费用而是增加了交易费用的话，那么，不仅不会起到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效果，反而会进一步诱导和刺激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制度内容的合理化是制度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这就要求制度的内容必须符合必要、清晰、协调、稳定、公平的要求。必要是指制度本身是为了满足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而不是徒增繁文缛节；清晰是指制度的内容确定、明晰而不是含糊不清；协调是指制度与制度之间相互衔接而不是互相冲突；稳定是指制度要前后连贯而不是变换不定；公平是指制度的对任何主体一视同仁而不是因人而异。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制度才能使社会主体不仅在主观上知道要怎样做、不能怎样做，认可和接受这些规则，而且在客观上也能达到遵守制度比不遵守制度更符合利益最大化标准的效果，进而增加社会主体行为的可预期性并降低交易成本以进一步约束其机会主义行为。

第三，完善的制度结构和合理的制度内容还需要强有力的有效执行。制度的有效执行就是政府要让制度所确立的约束规则能够完全作用于制度指向的每一个社会主体。制度如果没有被有效地执行，要么导致制度形同虚设、有制度等于没有制度，要么导致制度变异，使“好”的制度变成“坏”的制度，结果是鼓励和刺激了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的有效执行要求执行主体明确、程序公开、内容真实、标准统一。主体明确是指制度有明确的执行者且执行者的责任明确；程序公开是指执行的过程对外透明并接受监督；内容真实是指制度规定的要求不被增加、减少、篡改或替换；标准统一是指在相同的情形之下采用相同的标准，不因人、因事而异。

第四，由于政府既是制度的制定者又是制度的执行者，要求其制定的各种制度能够有效执行和被社会主体所遵从，还要求政府自身首先发挥示范作用，即政府自身应该自觉遵守各种制度，以诚信政府的形象树立起公信力。从行为主体的角度看，社会诚信由政府诚信、包括企业及事业单位在内的法人团体诚信和个人诚信三个部分组成。三者中政府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位置或许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三者中，政府诚信是建设社会诚信的关键[2]。

二、诚信社会建设中政府的局限性

与上述诚信社会建设中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政府的这些责任会得到充分的履行吗？进一步说，如果政府尽心尽力实现上述政府责任，诚信社会是否就能够实现呢？这种疑问并不是没有价值的杞人忧天，因为这种疑问将告诉我们在诚信社会的建设中政府作为的范围界限或局限性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政府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制度边界的有限性。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的事物、新的领域、新的社会关系不断形成，因而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发生的范围和形态是无穷无尽的。由于政府理性的有限性，政府不可能设计出天衣无缝的制度结构，总会存在一些遗漏的领域。同时，由于制度总是在问题出现之后才会制定，并且要保持相对稳定性，因而从逻辑上讲制度就总是落后于实践的。另外，出于自利性，当制度将约束或影响到政府自身的利益时，政府可能会拖延甚至阻止制度的制定。因此。政府制定的制度约束体系总是难以完全覆盖全部社会主体的所有机会主义行为的，总会为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留下空间。

其次，不合理的制度。由于政府自身的有限理性和自利性，经常会制定一些内容不完全合理的制度。具体表现为：(1)不必要的制度。由于行政权力的惯性以及行政理念没有从管制向服务彻底转变，一些国家机关出台本来不需要的制度，造成“制度过剩”，这些不必要的制度突出体现在诸如行政许可、审批、备案、检查、评估等方面。(2)不清晰的制度。一些制度没有提供确切的行为指南，也就是对社会主体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没有界定一个可预见和预期的框架，或者是由于考虑不周全，对制度的规定有多种理解和选择，这突出体现在诸如“临时政策”、“红头文件”等形式的制度中。(3)不协调的制度。不同国家机关之间没有从整个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出发，而仅仅是从本部门的立场和利益角度出发，造成相关部门针对同一问题出台的制度在内容上相互冲突、相互矛盾。这也就是经常所说的政出多门、制度打架的现象。(4)不稳定的制度。由于前面的制度存在问题或者出现新的情况，不考虑制度的衔接问题就突然停止、另起炉灶，甚至是反复地改弦更张，出现制度“急转弯”、“烤烧饼”的现象。(5)不公平的制度。在没有充足的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制度在分配权利和利益时随意偏袒特定的地域、行业、群体，搞所谓的“政策倾斜”，甚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形成部门保护主义或者地方保护主义，扭曲了成本和收益在社会主体之间的分配。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一方面会使社会主体无所适从，对自身和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体没有稳定的行为预期；另一方面还会直接增加相关社会主体的制度遵从成本，导致遵从制度的收益明显小于损失，甚至为了遵从制度而投入大量的“沉没成本”。这样的制度不是增加而是降低了行为的可预期性，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加了交易成本，导致遵守制度不如不遵守制度，因而会刺激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由此陷入恶性循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3]。

最后，即使是合理的制度也可能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由于政府自身的有限理性和自利性，导致一些本来合理的制度被扭曲执行。具体表现包括：(1)选择执行。一些制度的执行涉及多个部门，由于执行主体不明确、责任不清，导致这些执行部门在执行时对制度的内容进行选择——有利于本部门的就执行，不利于本部门的就不执行，或者出现不同部门之间“推诿扯皮”现象。(2)秘密执行。一些制度的执行主体在没有事先明文公布制度规则的情况下就开始执行，有的甚至是故意隐瞒制度的规定，在执行时用“按照有关规定”来作为依据。至于“有关规定”是什么则不公开。这也就是所谓的制度隐藏。或者在执行制度时没有合法理由而不透明公开，诸如“钓鱼执法”、“秘密执法”等。完全违背了制度的本来意图。(3)虚假执行。由于涉及执行主体自身的利益。执行主体在表面上执行了制度，但实际上是故意不执行或变相不执行——该处罚的不处罚、该奖励的不奖励，这也就是所谓的阳奉阴违式执行。(4)附加执行。执行主体在执行的过程中对制度加入一些原本没有的内容和规定，也就是所谓的搞“土政策”。(5)替代执行。执行主体在执行时完全篡改制度本来的规定，也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6)差别执行。在执行时不按照规定对同样的情况采取同样的标准，滥用自由裁量权、甚至是公开违法对不同对象采用差别性、歧视性标准。这些执行情况完全违背了制度有效执行所要求的主体明确、程序公开、内容真实、标准统一的要求。其结果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制度落空，形同虚设，即有制度等于没有制度；另一种是制度变异，本来合理的制度变成了不合理的制度。无论是制度落空、还是制度变异，事实上都为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空间，甚至是鼓励了社会主体的这种行为。

以上三点说明了聚焦于制度及相关政策上的局限性。但如果把目光稍微转移到政府得以存在和运行的体制框架上，那么政府在建设诚信社会中的局限性就更加严峻了。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最后一点——最根本的局限性，即当今中国的体制缺陷。

信任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它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从已有的证据进行推断，而且借助各种符号来得到控制[4]1。可以认为，诚信是通过积累信任的行为形成的，这就是在“熟人社会”(“熟悉是信任的前提，也是不信任的前提”[4]25)中通常容易建立诚信关系的主要原因，也是政府官员的几次“谎言”而使老百姓不信任或以怀疑的目光看待整个政府的原因。但是，“熟人社会”是小圈子，不可能覆盖大规模的社会。就是说，在大规模的社会现实中不可能通过“圈子”内的“自然”积累来维系诚信，而只能通过健全且可信任的机制来确认并维系诚信。那么，这种机制指的是什么？如何建立并继续维持下去呢？

社会诚信说到底是关于某种社会行为基本准则的信念及行为主体普遍遵守这些基本准则所形成的社会状态。如果不遵守这种基准，行为主体将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由此可以有效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为了建设这种社会状态，需要两种机制的支撑，即上述信念能够维系的机制和遏制机会主义行为(包括不遵守基本准则将受到某种惩罚的威慑力在内)的机制。在现实社会中，安排这种机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有一个始终保持专门从事呵护和培育人性以及守护社会良知等为己任的强大主体群(即除了上述已经考察过的政府之外)，以及促使这种社会群体健康生存和有效运行的社会环境。从人类发展的历史及现实来看，这种主体群主要有知识界、宗教界、言论界，③其共性除了承担上述社会功能之外，就是独立性。如果这些群体依附于权力或财力的掌握者，就难免替自己的这些“靠山”说话或有为他们谋利的嫌疑，因此得不到广泛的社会信任。尽管这些主体群也存在可信度问题，但至少因其角色要求和其领域的开放本质(主要是指其运行基准及据此监督的公开性)在守护社会良知及培育和呵护人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例如言论，除了言论所具有的揭露谎言或欺诈行为以及越是充分的理性讨论越接近事实真相的通常道理以外，还由于言论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即其面对的是社会良心。我们知道，虽然不能说回避直面社会良知的全都是“坏的”，但直面社会良知则至少要以符合社会良知的面目来装点自己。因此，即便一家言论偏向于自己的立场而歪曲事实，不仅其他倾向的言论也会反驳其偏向，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不诚信的言行的生存空间必将缩减，整个社会成员无论参与讨论与否都将在言论报道和理性讨论中受到宝贵的诚信教育。这就是公共言论(直面社会而进行的公开言论在本质上都是公共言论)乃至其他上述主体群存在的价值所在。

由于体制的问题，这种意义上的主体在当今中国尚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从本文主题的角度来看，当今中国的体制特征可概括为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这不仅破坏了合理性、法制进程及程序等，还不利于追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责任[5]。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社会中最积极且最具能量的政治与行政合为一体(即“政治上位的政治与行政一体化”体制)并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导致几乎没有给上述主体群基于独立性而发挥自己应有功能的空间。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特征(例如“家产官僚制”、“家天下”、“学而优则仕”、“胜者为王败者寇”等)和官场上的种种“潜规则”，那么秉持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的群体能够生存的空间就是可想而知的了。由于上述中国的体制特征，完全依靠政府来建设诚信社会也是不现实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诚信社会建设既离不开政府，但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因为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存在着明显而难以逾越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政府自身理性的有限性和自利性导致政府的责任难以充分履行，表现为政府供给的制度约束体系存在边界的有限性、内容的不合理性以及执行的失效，这不仅难以发挥约束社会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反而会刺激和鼓励其机会主义的失信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体制的缺陷，政府的责任和定位被扭曲，政府不仅不能为建设诚信社会所必需的以专门从事呵护和培育人性以及守护社会良知等为己任的强大主体群提供活动空间，而且其自身强势和渗透及运行逻辑对诚信缺失的社会风气还会起到推波助澜甚至“模范带头”的作用。

结语

当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重建社会诚信已成为当务之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提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适宜的，但自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已经表明，经济既不是发展的唯一衡量尺度，也不能在没有其他领域支撑的条件下持续发展。而社会诚信正是包括经济在内的所有社会领域正常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已经讨论的内容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现实情况来更具体地考虑这一问题，社会诚信显然不只是关涉人际关系或伦理道德这么简单，法制进程、政府角色与责任、社会各种机制的完善以及充分、有效地运用社会资源等等，都与之具有密切的关系。

虽然政府在诚信社会建设中必须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到底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还需要进一步界定；不仅如此，还需要充分认识政府责任的内在局限性。只有对这两个问题有清楚的认识，才能对政府在建设诚信社会中的作用有合理的预期，从而为如何建设诚信社会找到有效的途径。

实际上，诚信社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政府之外，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一方面，需要社会的有效参与和监督来促进政府自身责任的充分履行；另一方面，社会自身还需要发挥政府根本无法发挥的功能。这就需要政府给这种主体群提供可发展的空间，而且拓宽与维护这一空间本身就是建设诚信政府的重要社会条件。由此，中国诚信社会建设必然是一个牵涉体制与制度、政府的意志与行为、社会主体群的觉醒与自律等广泛领域的巨大社会工程。

注释：

①参见杨中华《诚信问题的政治学维度分析》，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杨瑞龙《关于诚信的制度经济学思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王利明《关于诚信的法学思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焦国成《关于诚信的伦理学思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②不仅众多学者在学术论文中指出政府在建设诚信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有大量的学者在各种媒体和新闻评论中也广泛强调这一点，在舆论上形成了共识。

③这里所说的知识界并不是简单地指有学历或知识的知识分子，而是指以独立的人格梳理和创造新的知识且积极关注社会公共问题，以理性的态度批判社会不合理现象且秉持良知代言时代精神的群体；宗教界和言论界也不是简单地以从事“职业”为判断标准的概念。虽然在现实中我们难以寻觅完全达到这种“标准”的人，但作为逻辑分析所需要的概念，同其他社会科学上的学术、概念一样，是不可否认其实在性的。

【参考文献】

[1]廖进，赵东荣．诚信与社会发展[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7－8.[2]陈景云，王进敏．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关键在建设诚信政府[J].学习与探索，2006,(5): 89.[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33.[4]卢曼•尼．信任[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5]金东日．中国政府过程的体制症结探析：以政策过程为中心[J].学海，2008,(2).^

第二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摘 要： 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客观存在，由此形成了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相对于较为全面的城市养老保障体系而言，在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目前多数农村人口仍然依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农村居民从制度中得到的养老保障待遇几乎没有，其主要根源在于：农村养老保险作为一种社会保险，政府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战略思路之一就是明确其中的政府责任，并履行其应尽的职责。

关键词： 老农保； 新农保； 政府缺位

中图分类号： d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2-0047-05

the study on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in china’s rural social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song yang

（school of govern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在我国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在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中承担的责任完全不同。著名社会保障专家郑功成曾指出：政府有义务根据国家财力和社会发展水平来推进社会保障建设，却不能将社会保障视为“包袱”，因为保障民生是政府的当然责任，也是政府赖以存在的基础[1]。我国的城市社会养老保险事务基本完全由政府承担，而通过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承担现状的分析，不难发现，在当前条件下，政府责任的缺位仍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滞后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制度设计、财政责任、立法责任等方面的政府缺位。

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政策支撑，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滞后的首要原因即制度设计不足，“老农保”和“新农保”制度设计存在的缺陷可概括如下：

（一）“老农保”制度设计存在的缺陷

1． “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抚持”[2]的三方负担原则设计不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项全国性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其供给必然以政府为主。根据《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基本方案》），三方负担原则中的“集体补助为辅和国家予以政策抚持”是以当地集体经济发展为前提的。然而，由于当时条件下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集体经济实力亦有限，这一筹资原则的设计本身就存在缺陷，使“老农保”制度的三方负担原则难以得到保证。制度设计缺陷使“老农保”主要靠农民个人缴费，集体补助亦无稳定保障，而政府未提供任何补助，“国家予以政策抚持”基本成为一句空话，制度设计难以体现“公共养老金制度”的特点，因而无法在制度实施中落到实处。正是由于三方负担原则中“国家予以政策抚持”的设计不到位，最终导致“老农保”制度难以维系，而以失败告终。

2． “老农保”交费与给付水平设计过低，缺乏相应的调整机制。根据《基本方案》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月交费标准设2、4、6、8、10、12、14、16、18、20元十个档次，供不同的地区以及乡镇、村、企业和投保人选择”[2]。虽然“老农保”的交费标准是根据制度设计时的经济水平设定的，但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实际操作中交费与给付水平却未作相应的调整，导致交费标准极低，保险费积累太少。例如，1998年59.8万参保人领取了养老金，人均约42元/年，月均仅有3.5元[3]，如此低的养老金标准显然难以起到真正的养老保障作用、维持参保者的老年基本生活，使得农民缺乏参保的积极性。鉴于“老农保”在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1999年国务院开始对其进行整顿和清理，至此，“老农保”作为一项统一的制度安排已不复存在[4]17。

（二）“新农保”制度设计存在的缺陷

从2002年开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进入了探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新阶段。“新农保”吸取了“老农保”在上述制度设计方面的教训，但在相关制度衔接设计上仍存在缺陷。由于制度设计时只是单纯地从“新农保”制度的建立与健全等角度进行考虑，制定政策方案时并没有涉及到今后完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对未来如何与“老农保”及“城保”制度进行衔接等方面设计不足。

1． “新农保”与“老农保”制度衔接设计存在缺陷。在“新农保”与“老农保”制度的衔接方面，《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仅提出“原来已开展以个人缴费为主、完全个人账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称老农保）的地区，要在妥善处理老农保基金债权问题的基础上，做好与新农保制度衔接。在新农保试点地区，凡已参加了老农保、年满60周岁且已领取老农保养老金的参保人，可直接享受新农保基础养老金；对已参加老农保、未满60周岁且没有领取养老金的参保人，应将老农保个人账户资金并入新农保个人账户，按新农保的缴费标准继续缴费，待符合规定条件时享受相应待遇”[5]。由于新老农保制度实施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导致参保的缴费标准和基数等方面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而制度设计中却并未对新老农保待遇标准等调整比率做出适当的规定，因此单纯地将“老农保”个人账户资金并入“新农保”个人账户而未制定相应的调整办法，则可能会损害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

2． “新农保”与“城保”及其他养老保险制度衔接设计存在缺陷。在“新农保”与“城保”等制度衔接方面，《指导意见》中仅提出“新农保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其他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办法，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财政部制定”[5]，但至今有关部门尚未出台具体办法并提出合理的转移与接续机制。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会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由于享受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6]待遇而参加“城保”，因此，必须在不损害农村居民切身利益的原则下，妥善做好新农保与这些制度、政策的衔接设计，否则“新农保”制度设计的不足将为我国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带来不利影响。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财政责任缺位

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安全网”，以及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调节器”。从理论上说，社会保障作为一项特殊的产品，兼具有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属性，其中公共产品的属性则更为突出[7]。正因为社会保障具有如此强烈的外部性，其中，社会养老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应由政府来提供并承担财政责任的全民性公共产品，必然覆盖包括城市、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国民[8]。因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和薄弱环节之一，政府有义务来建立与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其建立与完善也必须由政府主导并提供资金支持。

（一）“老农保”制度建设中政府财政责任的缺位

从全国范围来看，就我国农村现实情况而言，由于农民收入水平过低，并且绝大部分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尚不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无法成为稳定的缴费主体，因此，根据“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抚持”[2]的三方筹资原则，“老农保”制度的顺利实施必须由政府承担相应的财政支持责任，“国家予以政策抚持”亦必须落到实处，而不能沦为一句空话。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政府财政责任的缺位，“老农保”“社会保险”的性质并不明确，当地方集体经济实力不强时，“老农保”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农民个人交纳，实际上演变为农民的个人储蓄保险，而国家并未提供财政资金补贴，最终导致“老农保”因缺乏财政支持而难以为继。

（二）“新农保”制度建设中政府财政责任的缺位

近年来我国“新农保”制度建设的经验也表明，如果缺少政府的财政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则会遇到种种障碍和困难。例如2002年国家同时开始进行“新农保”制度和“新农合”制度的试点及推广工作，其中由于各级政府兑现了相应的财政补贴责任，目前“新农合”进展比较顺利，而同样于2002年开展的“新农保”试点工作则由于政府财政责任的缺位进展极为缓慢。截至2010年底，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口数达8.36亿人，参合率为96.3%；而同期全国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仅为10277万人，仅占农村总人口的15.2%[9]。2010“新农合”筹资总额达1308.3亿元，人均筹资156.6元，全国新农合基金财政支出达1187.8亿元，补偿支出受益10.87亿人次[10]；而截止到2010年年末，全年共有2863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仅覆盖参保人数的27.9%，全年共支付养老金200亿元[9]，尚不足财政对“新农合”基金支出1187.8亿元的17%。①通过上面的对比可以发现，政府财政责任的缺位无疑是“新农保”制度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政府未能像对“新农合”那样为“新农保”提供应有的财政支持，从而造成两种制度的发展情况差异如此巨大。

此外，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比，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财政责任缺位则更加严重。虽然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缴费责任，但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则是政府财政兜底，实际上政府每年有大量财政资金用于补贴城镇养老保险，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例如，2008年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约为10.9%，其中绝大部分支出亦用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共7390亿元，其中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达1437亿元[11]，财政补贴占基金支出总额的比重达20%，而财政全年共支付农村社会养老金仅仅56.8亿元[11]，财政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支出总额尚不足城镇养老保险基金补贴的4%，甚至还不到社会保障总支出的1%；而2009年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9.97%，甚至与前五年平均水平相比仍下降了大约1%，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支出8894亿元，其中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共计1646亿元[9]，财政补贴占基金支出总额的比重为18.5%，而财政全年共支付农村养老保险金仅仅76亿元[9]，财政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支出总额仍不足城镇养老保险基金补贴的5%，甚至也不到社会保障总支出的1%。通过上述分析，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相比，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财政责任严重缺失。

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立法责任缺位

从西方各国的经验来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无一不是以立法的形式来体现的，无论是1935年美国出台的《社会保障法案》，还是1971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农业者年金基本法》等，都不断推动这些国家的养老保障事业向法制化和规范化方向发展。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规范和稳定发展，在制度推行之前立法先行。对制度的实施做出明确规定，才能使社会保障制度从一开始就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其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顺利实施和稳定发展也必然由国家立法来保障。

然而，就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现状而言，无论是“老农保”还是“新农保”制度的实施，政府在其中的立法责任均始终缺位，由此导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进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和根本的法律保障。例如，我国直到1992年才有民政部颁发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2009年国务院也仅下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单独的《农村社会保障法》或相关的《农村养老保险法》。立法的缺失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政府责任、基金筹集与管理、农民享受的待遇标准等没有具体的规范[13]，并给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带来相应的问题，诸如保障对象不明确，保障资金来源不稳定，保障标准不一致，保障管理的随意性和盲目性等[14]。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与社会发展，原因虽是多方面的，如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使其缺乏经济基础，相关法律的欠缺使其实施缺乏约束力，农民浓厚的养儿防老情结使其发展缺乏内在动力等等[15]；但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责任承担的缺位无疑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薄弱的主要原因。

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缺位的原因分析

政府在制度设计、财政责任、立法责任等方面缺位现象的产生，除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客观影响外，还有如下三方面主要原因：

（一）认识上的偏差——对传统养老保障功能的弱化趋势认识不足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家庭养老即“养儿防老”和土地养老是我国数千年来解决农民养老问题的主要方式，无论在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这种传统的养老保障方式都将继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扩大，而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亦使家庭结构日益小型化，子女的赡养负担越来越重；同时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和户籍制度的松动，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16]，传统的“养儿防老”等方式不断受到巨大的冲击，并进而对农村养老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由于政府的认识理念仍不到位，在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过程中政府责任仍长期缺位。

基于上述分析，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政府对传统养老保障功能弱化的趋势缺乏正确合理的认识和预期，主要受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政府仍将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视为农村养老保障的必然方式，即使在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日益弱化的背景下，政府依然长期忽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对其责任承担的力度亦明显不足，由此导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并未取得较大进展；二是受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思维模式的影响，政府认为城市居民靠工资生活，仅需要承担城市干部、职工等的养老保险责任；而农民靠土地生活，政府认为国家已经给农民一份土地，并通过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将农村剩余劳动力留在农村，“农民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管理的土地，生老病死有所依赖，这就保证了中国在经济社会急剧变革中的基本稳定。”[17]

（二）实践上的偏差——受长期存在的“重城市、轻农村”政策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为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建设，“重城轻乡、重工轻农”的政策一直被长期奉行，各级政府在思想上也相应形成“重城市，轻农村”、“重居民，轻农民”的观念，缺乏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统筹、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客观上强化了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制，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在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差异中，“重城市、轻农村”政策的影响表现则更为明显，两种制度模式的具体差异见表2。

如表2所示，根据“国家、企业、个人共同承担”的三方负担原则，政府为保证城镇居民获得基本的养老保障，如城市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时，政府会提供必要的财政“兜底”。然而，与“城保”相比，政府并未对“农保”给予应有的支持及财政补贴，导致“老农保”最终演变为农民个人的储蓄积累，并未体现社会保险的互助共济功能、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养老保障；同样地，与“城保”相比，尽管各级财政对“新农保”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补贴，但仍存在水平低、范围窄等问题。在“新农保”试点中，虽然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规定，“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地方政府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18]，但上述政府补贴也仅针对少数试点地区，并未覆盖到绝大部分农民。

简言之，相对于政府在城市养老保障体系中承担的责任而言，由于长期以来受“重城市，轻农村”、“重居民，轻农民”政策的影响，因而导致政府责任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长期缺位，使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差异日益明显，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差距，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

（三）“政府财力不足”——政府财政责任缺位的直接理由

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践的过程中，财政资金的筹措机制和财政的支持能力是政府承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责任的前提保障，一直以来，政府财政责任缺位的直接理由是“政府财力不足”。然而，无论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国内外实践，还是我国财政收支情况来看，“政府财力不足”的理由并不充分。

作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供给本应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然而，我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地方政府不得不在其中承担主要责任。一方面，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出现了财权过度集中到中央，事权过度下移至地方的现象。随着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强化和大量基础设施的建设，导致基层政府的财力需求和负债率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财力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更为短缺。，因此，许多地方政府将“财力不足”作为“新农保”制度建设中政府财政责任缺位的直接理由。事实上，即使部分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中央政府已积聚起巨大的财力，通过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也可为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近几年，中央财政连年大幅增收，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均在50%以上[12]，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承担这份责任。而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践过程中，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责任却长期缺位，“政府财力不足”的理由已显得越来越不充分。

综上所述，在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的缺位已极大地制约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正是由于政府责任缺失导致“农保”制度建设不尽如人意，建立由政府支持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中国农民养老问题的一种最为有效的途径[19]。因此，在农村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战略思路之一就是明确其中的政府责任，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当积极主导，并履行其应尽的职责。

第三篇：论政府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1

论政府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

案例1 2011年，衡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与药品经营企业安全信用等级评定工作相结合，以安全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为载体，创先争优意识贯穿整个评定工作，共评出县人民大药房等13家A级药店、衡东诚信药号等101家B级药店、珍珠大药房等6家C级药店。

2007年以来，衡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省首次创新性推行药品经营企业信用等级建设，等级划分为守信、基本守信、轻微失信、严重失信四级，相应标示为A级、B级、C级、D级。同时,该局对全县零售药店建立诚信记录机制，结合日常监管、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和跟踪检查，将企业不良行为记入诚信档案，作为年底诚信等级评定重要依据，促进了药品市场诚信机制的建立。对A级药店，建立诚信激励机制；对C、D级药店，建立失信曝光机制，增加对该类单位的日常监督巡查频次，并将其列入重点监督检查对象名单。目前，因市场竞争日益激烈，D级药店已全部关门停业。

据悉,该局还将衡东县人民大药房定为2011年医药企业先进典型。衡东县人民大药房成为该县第一个吃螃蟹的个体经营药店,该药房以其质量优、价格平、服务诚，很快就稳占了衡东县龙头医药企业的地位。该药房严格按GSP规范经营，为学习先进科学的经营管理经验，多次组织人员到广东等地学习先进的连锁药店经营管理经验，请专家对员工进行系统的培训工作，并聘请了经验丰富的执业药师向庚如具体负责该药房的经营管理。目前已发展为营业面积220平方米，员工30人，年收入近300万衡东县规模最大的个体药店。今年3月份，该药房在衡东县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做了先进典型发言，介绍了该药房的先进科学的经营管理经验。县食药监局并组织其它药店现场参观学习了人民大药房的药品陈列、分类管理、药房管理的一系列制度等软硬件设施。

案例一讲述了政府通过经济职能市场监管职能。即政府为确保市场运行畅通、保证公平竞争和公平交易、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而对企业和市场所进行的管理和监督。案例中衡东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与药品经营企业安全信用等级评定工作相结合，以安全信用等级评定工作为载体，创先争优意识贯穿整个评定工作，共评出县人民大药房等13家A级药店、衡东诚信药号等101家B级药店、珍珠大药房等6家C级药店。就这样的一个

“一个民族不能缺乏信用观念，一个国家不能缺乏信用制度，一个社会不能缺乏信用体系，一个企业不能忽视信用管理。”—————2002年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信用论坛”口号

在我们这个崇尚儒家文化的悠久国度里，诚信，本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词汇，自古就是维系各种关系与秩序的金玉良言。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呼唤诚实信用的声音似乎突然间放大，民间在呼唤，企业在标榜，政府在敦促，这无意中也昭示着信用的缺失与苍白。而良好信用体系的整治与重建，政府负有根本责任，理应发挥核心作用。

一、政务信用问题及政府改善措施

现如今通货膨胀，已涨到5.5%，而一年期整存整取最新利率是3.25%，所以叫负利率。其中，食品涨11%，低收入群体受到较大冲击。如果这种负利率状态继续扩大，就有可能较大地损害国家主权信用。还有这样的一个报告：腐败的绝大部分目的都是为了敛财，所以，要求政府官员申报和公示家庭财产情况，是反腐工作的有效手段，这也是全世界大部分廉政国家的共同经验。但目前，这个办法在中国却遇到了“条件”障碍。中央纪委副书记、新闻发言人吴玉良在中央外宣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官员财产公示目前有两个方面的条件是欠缺的，“一个是社会诚信体系，第二个是信息统计的体系，没有两个体系的建立，这项制度实施起来是很难的。我报的数字你又不相信，有关部门没有办法查询和统计，这项制度很难在实践当中发挥它的作用。看到这个报告，真的让人很质疑，一个政府官员在申报家庭财产上都没有以身作则，更何况那些偷税、逃税的企业和个人又怎么能做好呢？

先如今我过的政务缺失主要表现有：政府政策决策随意性、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一些官员为追求政绩，只顾短期效应，不求长远规划；为追求升迁，大量举债造“政绩工程”，结果形成沉重包袱，而继任者又不愿意为前任还债，结果造成大量的三角债；政府维护市场秩序，有失公正，推行地方保护主义，甚至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不惜纵容违法活动，如制假售假等；一些地方官员为了虚报政绩，进数字造假，诚信意识淡薄，而另一类地方官员，为了保护地方利益，故意缩小产值、收入，尽量少向国家纳税；对重大安全事故，隐报、瞒报，害怕承担责任，相反为了骗取国家救济，又故意夸大灾害损失；暗想操作，决策远离科学，缺乏透明度、民主和公众参与；公共信息行政垄断，不向社会公布，遇到公共危机，不及时发布相关信息，故意对社会隐瞒，对其危害避重就轻、轻描淡写；政府任意干预经济，任意毁约严重；进行权力寻租，甚至买官卖官，腐败形势严峻等等。

对如何重建政府诚信，研究者纷纷提出各种建议，但是，我们认为，在众多的措施之中，信息公开是政府诚信的基本要求，是政府诚信的第一要义。诚信，本是从政者一项基本的政治道德。然而，结合当今一些官员权色名利皆重于“信”的现实，令人感觉这笑声实在不是滋味。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今，诚信是官员必须攀登的一道山峰。只有官员诚信了，政府的诚信才“立”得起来，整个社会才会有良好的秩序。诚信政府能够增强社会公众的社会信任感、归属感和责任感，而政府失信会导致社会公众信心不足和对政府信任的丧失，从而可能造成社会普遍失信。信息公开势不可挡。政府部门信息公开不足，导致行政秘化、人治色彩浓重和腐败现象，最终影响政府与民众的信任关系。因此，信息公开是诚信政府第一要义。

同样是“非典”，在后期，政府以最快速度向全社会公布疫情最新状况和数据，稳定了人心，塑造了一个负责任和诚信的政府形象。非典一役很快取得了胜利，但由非典引发的信息披露制度的深刻变革则刚刚起步。

新闻发言人制度被称为迈出官方信息公开“第一步”。其实，从1983年外交部首设算起，此项制度在国内从尝试到推行已历时20余年，但在非典之前一直是孤芳自赏；直到非典之后，该制度才在国内各级政府机构真正推开。

在融入信息公开这一世界潮流的行动中，作为政治和经济龙头的北京和上海的举措无疑具有风向标的意义。2004年5月，上海全国第一个采用立法形式强制信息公开的做法，出台《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提出了“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总要求--“除属于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六类信息依法免予公开外，凡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政府信息都应当予以公开。”2005年10月1日，北京也开始试行政府信息网上公开办法。

2006年1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当中明确规定：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预案还规定，如果官员没有及时上报信息，也没有把信息通报老百姓及相关单位，即使没有损害老百姓，也是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的。

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党的建设，提高党执政能力的建设，具体而言就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要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建设，尤其要防止公职人员的渎职行为。所谓先进性，“三个代表”已作了非常好的表述，关键是要落实

随着诚信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显现出来政府应该肩负起诚信建设的责任，从自身做起。第一，保持政府政策和行政立法的连续性。第二，信赖保护，即要求政府信守承诺。第三，正确处理公共利益与政府自身利益的关系。第四，搞好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第五，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履行。第六，政府发布信息真实、准确、及时。

二、商务信用缺失及政府作用

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曾尖锐地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有报道说，我国每年由于信用问题造成的损失高达6000多亿元，看来穆尔的担心和告诫不无道理。

用经济发展的眼光看，在有的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可谓极尽优惠，渴望的双眼能望穿秋水，但“金凤凰”就是不飞来，已落户的也纷纷“东南飞”，现存的企业只有“种草”的积极性，没有“种树”的前瞻性。这说明企业对未来没有稳定的预期，其重要原因在政府的政策层面上，政府政策不稳定，朝令夕改，随意操作，或者是政出多门，互相扯皮，这样便导致市场主体行为短期化，投资短期化。诚信政府的要旨是兑现承诺，“言必信、行必果”才能取信于民。有的地方的发展证明，政府的行为规范、透明、积极，有着真金白银般的经济价值。

政府失信的另一种表现是不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导致无信无威的局面。有的官员整天讲不摊派、不加重企业负担，可企业经营者最清楚他们到底缴了多少不明不白的这费那费，他们报怨生意难做难道仅仅是市场使然吗？上市公司黑幕频繁曝光、走私骗汇屡屡得逞、逃废债务逍遥法外、恶性事故时有发生、政绩“掺水”人所共知，这恐怕不能仅仅归咎于企业的不良吧，地方保护、权钱交易、短期行为、践踏契约，使得多少法律法规成为一纸空文，多少承诺最终以失信而告终。所以，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和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首先政府要诚实守信，政府的责任是根本的。真正的信用危机不是来自企业和个人，政府失信才会造成真正的信用危机。

在建设信用体系方面，有专家指出，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颁布法规、制定政策、确立基本的信用制度；其二是加强监管，支持守信，惩戒失信，促进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

政府要加强商业监管，严惩假冒伪劣产品，提高行业诚信。特别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房地产、食品、药品行业，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加大监管和查处力度，杜绝商业欺诈行为。特别是对虚假广告以及商场和超市促销欺骗行为，要严加打击。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生命，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则衰，国家无信则败，政府应从自身做起，用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根治信用缺失的顽症，让诚信重新闪耀价值的光辉，让诚信成为失败者的墓志铭，成为成功者的通行证。

三、个人诚信缺失及政府作用

一个名叫郭美美的20岁女孩微博炫富，将中国最重要公益机构之一的中国红十字会推向舆论漩涡的中心，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近年来，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唐骏学历“造假门”各个领域诚信危机现象愈演愈烈，已演化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由此引出的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引发了高层强烈关注。在“染色馒头”事件发生两天后，温家宝总理即对此发表看法，称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教育诚信在塑造诚信中具有奠基石的作用，因为教育是培养亿万青少年的巨大社会基础工程。当今学校的诚信教育，不但大多泛泛而谈流于形式，缺乏实质内容，而且学校本身诚信缺失的问题就由来已久。比如，高考移民事件、教育官员腐败、违规收费、顶考事件、考试作弊、择校过程中的金钱交易。

在教育过程中，有不少诚信丧失的表现，其根本原因就是有些人脑海里多了功利主义的自私自利。比如，屡禁不止的补课行为，某些中小学校长吃校服回扣行为，一些学校不顾义务教育法的规定赶走成绩落后学生的行为，教师拿教辅回扣行为。如果教育者的身上丧失了诚信做人做事的基本道德内涵，丧失了用制度维护现代社会平等、公正的基本理念，将给教育本身带来巨大伤害。

政府在个人诚信方面，要通过大力发展民间社团组织，培植社会舆论力量。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塑造和培养良好的社会道德，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通过社会力量的培育，抵制市场不诚信行为，有效防止欺骗现象的发生。

要尽快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加大个人失信成本。比如，建立以信用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社会诚信体系，全面记录和高效传递信用信息，通过拒绝交易形成全社会对失信者的联防惩戒机制，也是解决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

诚信，不只是一个人说话算不算数这么简单的话题。诚信是一个人个人素质的一部分。一个有素质的人，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处世待人的方法，但有素质的人也不能就说在诚信这方面就做得也很好。没素质的人，就不必说了，毫无羞愧之心的人，心中不会有“诚信”二字。他与别人讲诚信，别人当他在“放屁”，他人与他讲诚信，犹如“对牛谈琴”。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如是说也。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都是做人要讲信用。对于我们简单的理解来说，我们所说的诚信就是讲“言必出，行必果”，一旦“言虽出，行不果”，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此人今后的所行所为肯定得不到他人的信任，一个人的信用一旦破产，今后不管讲什么话，人家都不会再相信，做什么事，都很难成功，这个社会是集体的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人，脱离了集体，想一个人做成大事，其难度可想而知。正所谓：朋友多了路好走；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诚信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个人不可能一出生就知道什么是诚信，就懂得以诚待人。诚信是需要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在每个人的做人做事的经历中慢慢去深悟，慢慢去培养起来的，让其成为自己的习惯，成为自己的性格。好的性格习惯能成就一个人，相对而言，怎么样的性格习惯也能毁灭一个人呢？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个人小结：

总感觉那些国家大事离我们很远很远，直到进入大学生活边多了那么的事情，开始关心更多的事情，开始被外界更多的事情所影响，“药家鑫”、“我爸是李刚”、“撑腰体”、越来越明白原来我所被告知的社会是多么的凶险的，不是因为社会的凶险，而是因为每个人心目中德那种和谐，人们心中的那种道德在逐渐离我们远去。

第一次真的意识上的感受到灾难的壮举是汶川地震，记得那时的我是高二，还记得那时的我们是多么的有同情心，我们在不停的存钱，将那些很少的钱捐了出去，而后有接下来的灾难还是那么的多，然而，我们的那同情心却随之越来越来越淡了。我们不再谈论那些灾难，觉得那些都不是我们的事情。

教育，我们一直被教育着，可是又存在了假文聘和各种各样的作弊，我们是为了真实诚实而学习，而被教育，可是结果怎么样？大学生，在我们身边的大学生却又引出了各种各样的代考和作弊，学校的规章制度写得那么清楚，还是有那么多的人那么的搞教育的、所谓的高素质的人作弊。

每每都会有那么多的捐款，可是我们的钱究竟去哪里了，究竟有多少是用到那些贫困的人那里。我们很好奇。总会有那么多的人捐了那么的钱，总会有那么多的企业捐了这么多的财物，总会有那么的财政拨下来救济那些贫困的人，可是贫困真的得到解决了吗？没有，似乎我所看到的是越来越来还在贫困。就连大里的贫困的助学金都有了那么多的争议。

老人倒在地上没人去搀扶，这是为什么，难道是我们真的道德沦丧到了那种地步。不不是，是因为人们害怕了那巨款的要挟，可是为什么那些本应该去享受天伦之乐的人，却要因为那些钱和别人打官司，却得到了别人的骂名，这么老了还不安分。我们是不是因该想想这是不是赡养？这是不是国的基本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路上总会有那么多的老人明明是退休了却还要靠蹬三轮车来挣那些微薄的收入。

各种各样的企业，一边公正于世声明社会责任，可是做到了吗？我们一边在为高质量的生活水平而努力，一边又为那些上身又伤心的东西而缠上。

无数次走过十字街，看到路边总会有那么多的残疾人，他们在路上爬着，哭嚎着、总会有那么几个孩子会追着你跑，为了是卖掉一束花。我听朋友说他们是有组织的。不要同情他们。可是我却感谢那些所谓的组织，至少有那么一些人可以收录他们，也许这就是他们所期盼的生活吧。他们很好的生活了。而相反的景象却是，必胜客、肯德基里的人们却爆满。该如何说。

农民工，一提到这个词各种各样的话语又会在大家嘴里出来，是不是他们贫困就天生该受到人们的歧视。农民也是一样，辛辛苦苦种一些蔬菜，却因为信息失误，销售不出去。而城市里的蔬菜的价格却一直在疯长。

诚信出来问题吗？是的。但是也许我们怎的该思考，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导致了现在的状况。一直所倡导的和谐，可是和谐了吗？

也许政府、国家真的应该把那些放在国际综合实力的排名和人均GDP等等的关注，轻轻的转移到那些事情上。

政府正在改革，我相信不久的今天将会看到与众不同的景象。

感谢老师

参考资料

《新浪网新浪新闻》 《中国人民网》 《瞭望期刊》 《》 《》

第四篇：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浅析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王成(延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延安716000）

摘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企业的参与。企业在其生产经营过程中，是否承担社会责任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与环境、消费者、员工、社区等的关系，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在当前许多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的情形下，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通过法律、道德和社会审计等途径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终使自然、社会、企业、个人和谐得以发展。

关键词：和谐社会企业社会责任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更加追求精神生活的质量。近年来，人们对拥有美好的生活、工作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党和国家对此也高度重视，十七大提出“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当前我们的生态及社会环境离人民的要求相差很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在于许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淡薄，诸如随意向自然界排放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歧视员工、恶意拖欠员工工资；只注重经济效益，忽视员工安全；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现象屡屡发生，这与建设生态文明、和谐社会是格格不入的。目前，我国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环境责任

市场经济社会中，许多企业往往只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认为产品只要在市场上有销路，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功能、质量等方面符合政府制定标准，企业只管去生产，至于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以及产品使用过程中或产品报废以后，是否对环境造成污染，企业很少去考虑。2004年，川化公司将超标10倍的废水直接排入沱江，导致沱江流域被严重污染，内江资阳等沿江城市近百万群众饮水中断26天。再如一些生产电池、电子产品的企业，没有完善的废品回收措施，致使消费者使用过这些产品以后直接当垃圾丢弃，对环境造成污染。就拿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来说，有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初黄河干流水质全部在Ⅲ类以上，90年代初黄河干流水质没有劣于Ⅳ类，而2006年黄河干流Ⅳ类水已占32%，50%的支流水质为劣Ⅴ类。

（二）缺乏对员工的责任

一些企业片面追求利润，忽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山西的黑窑工事件，砖厂老板不给工人发工资，侵犯了工人的经济利益，更为恶劣的是限制工人人身自由，严重侵犯了工人的人身权益。近几年，一些煤炭企业，在全国性的用煤紧张，煤价突飞猛涨之时，在国家三令五申重视安全的形势下，为获得暴利，不顾员工的生死，不愿在安全设施方面投资，重大矿难屡屡发生。如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郑州煤炭工业集团大平煤矿等特大瓦斯爆炸造成多人死伤。还有一些企业恶意克扣员工工资，肆意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者以政府指导的最低工资作为工人的工资，工人的工资不能随企业的效益的提高而提高或随国家的GDP的增长而增长，工人享受不到企业、国家经济增长的好处。此外，许多企业的经营者尽管懂得人力资源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作用，但在员工的培训教育方面却舍不得投资，致使许多员工在能力、素质等方面得不到提高，感到发展无望，工作起来没有积极性，有些人干脆跳槽，去别的地方去寻找发展机会。

（三）缺乏对所在社区的责任

一些企业在经营发展的过程中没有顾及所在社区的群众的利益，造成当地环境的破环和群众的生活空难，当地居民封堵企业大门的事件经常发生.。例如，陕西榆林市神木县是煤炭资源大县，许多煤炭企业在当地开采煤炭，形成大面积的地下采空区，造成地表下陷，目前已有6700多名村民生活陷入困境。

（四）缺乏对消费者的责任

一些企业为了获取利润，不惜牺牲消费者的利益，制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给消费者造成巨大的伤害。例如，安徽省阜阳市171名儿童因使用劣质奶粉，出现营养不良综合症，其中13名儿童不治死亡。

（五）缺乏对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责任

近年来，全球变暖，气候异常，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国家每年都要拿出大量的财政资金救灾，与此同时，一些企业打着救灾的旗号，只喊喊口号，做做样子，却不采取实际行动。，例如，今年2月3日，在湖北省抗雪救灾晚会上，众多企业现场慷慨解囊，举牌捐款，一个月过去，湖北省民政厅统计却发现，截至统计日，湖北省共接收捐款1.06亿元，而实际到帐7000多万元，部分企业上演了一场“捐赠秀”，诸如此类的现象举不胜数。

众多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才能使企业承担起其应尽的社会责任呢？要使企业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必须从多方面入手。

（一）建立完善的法律约束机制，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大多数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意识是很单薄的，而目前我们还主要站在道德层面期望企业经营者自觉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很不够的。市场经济下利益最大化往往使企业经营者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忽视长远利益。他们把承担社会责任当作是负担，以为这样会增加企业成本。因此，在当前情况下，通过立法来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西方一些国家很早就这么做了。例如美国是较早颁布法律、法规条例等强制性手段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规范的国家，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已有48个州通过了法案，明确支持注册公司可不通过特别的章程条款来资助慈善事业。1991年美国颁布的《联邦判决指南》允许法官按照企业所采取的社会责任的道德措施状况，酌情减少对其经理人员罚款和监禁时间。本世纪初，安然公司丑闻事件后，美国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的严肃公司道德准则的法案，加大了对忽视社会责任，侵害相关者利益的企业的处罚力度。在美国的影响下，英、法、德等国在各自立法中确立了倾向于就业、工资、工作条件等问题的社会责任。我国也应相继出台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企业的社会责任。国务院国资委就于08年元月4日发布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要求152家中央企业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社会规范和商业道德，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对股东、职工、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相关者和自然环境负责。依据指导意见，今后中央企业要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带头完成节能节排任务，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情况下，积极提供财力、物力和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此外，一些地方的做法也值得借鉴，如浙江省政府近日决定通过政策引导，推动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今后社会资源将向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倾斜，积极推荐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贡献的优秀企业经营者参加劳模等社会荣誉的评选。引导企业更加注重诚实经营、照章纳税，更加注重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

（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水平

企业经营者道德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经营者自觉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自觉性。使他们认识到盈利不是终极目的，应关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如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福利，为用户提供安全产品，保护环境，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使企业可持续发展。消费者道德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诸如环境保护、慈善事业、员工的发展及社会的和谐等不仅仅是政府或个人的责任，而是与企业密切相关的。如果每个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都

承担了其应尽的社会责任，那么就不会出现诸如太湖蓝藻、渤海红潮现象，就不会有重大矿难等事故屡屡发生的现象。公众应该对污染环境、不善待员工等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予以谴责，在购买产品的过程中，自觉抵制那些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破坏等不愿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产品。在全社会形成一个不承担社会责任，则人人喊打的氛围，使企业认识到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严重后果。

（三）转变价值观念，运用新的考核标准评价企业经营者及企业的业绩

过去我们往往以企业获利的多少、上交税收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经营者的业绩和评价企业经营优劣，而对企业是否污染了环境、是否侵害了员工或消费者的利益，是否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活动等很少顾及。现在，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树立全新的价值观，建立新的评价、考核标准，特别是应将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作为重要的评价标准。在企业中大力普及ISO14000标准、ISO9000标准和国际劳工标准。对于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给与税收、信贷等多方面的优惠，各类媒体应多关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对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应随时曝光；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及时给与表扬，提高其社会知名度。对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经营者在政治方面给与更多的关照。

（四）建立社会责任问责审计制度

当前，我国还缺乏各种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的专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为此，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中介机构，形成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情况审计和对企业经营者承担社会责任定期质询、问责制度。如由环境保护协会对企业的环境效益进行审计、由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就企业对消费者社会责任予以审计，由其他社会公共利益机构来审计企业在承担其他社会责任方面的情况，并定期向社会公布，从而使社会大众知道哪些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哪些企业没有承担社会责任。

总而言之，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其应尽的义务。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尽责任的乐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暂时会有一定的付出，但从长远来看，只有人、社会、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才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资料：

《21世纪经济报道》2008.4.1

《中国日报》2007.11.20

人民网2007.11.20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3.22

《中国青年报》2008.3.11

周三多 《 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6

曹希绅 “企业社会责任绝不是道德” 《中外管理》 2004.1

2作者简介：王成，1967年10月生，陕西子长县人，延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于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战略管理研究。

第五篇：诚信政府

xxx诚信政府建设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诚信政府建设，不断提高政府的公信度，引导和促进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根据《“诚信哈尔滨”建设总体方案》，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为目标，以解决诚信政府缺失的问题为重点，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优化发展环境，不断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和公信力，全力打造“诚信政府”，为实现“诚信哈尔滨”建设的总体目标提供强大的推动力量，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目标 

按照“决策科学、运行高效、监督有力、服务周到、言行一致”的标准，力争到2010年实现以下目标：

——基本完善政府信用制度体系；

——塑造“忠诚、廉洁、高效”的公务员形象和“高效、廉洁、务实、为民”的政府形象；

——提高城市综合发展的竞争能力，社会和谐发展的促进能力和政府执政为民的施政能力；

——加快政府决策信用建设，政府行政信用建设，政府服务信用建设和政府监督信用建设；

——深化政务公开，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坚持依法行政，建立规范的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强化行政责任，健全行政行为监督机制；严格公务员诚信管理，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强组织领导，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协调发展机制。

三、主要任务

（一）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进一步丰富和规范政务公开内容，科学编制政务公开目录，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按照“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外，将部门职责内容、工作程序、服务承诺通过政务公开栏、办事指南、广播、电视、报刊、政务信息查询窗口、公众信息网、市政府短信中心平台等途径向社会公开，便于公众随时了解和监督政府的行政行为（此项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市信息产业局牵头）。坚持执行“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失职追究制、否定报备制、无偿代办制、一次告知制、AB岗工作制”等8项制度，向社会作出公开承诺（此项工作由市监察局牵头）。出台《哈尔滨市政务公开规定实施办法》，逐步形成完整的政务公开制度体系（此项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府法制办牵头）。举行新闻发布会，及时通报重大决策、重大突发事件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此项工作由市政府新闻办牵头）。按期公布每年的惠民行动工作进展情况，对不能兑现的承诺事项说明情况，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此项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牵头）。

（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对行政权力和服务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市本级与各区、县（市）政府重点对行政审批主体、事项名称、实施依据、法定期限和收费标准等内容进行梳理，建立新增（减）行政审批事项长效制度化工作机制；市直部门重点对行政许可、非许可性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裁决、行政征收等职权进行清理；公用事业单位对服务项目、服务收费、行业法规、服务监督等进行清理，经审定后向社会公开。通过梳理规范，科学划分行政权力，进一步解决部门间的职权不清、越位缺位等问题，核准各项权力的授权依据、执法主体、行使范围及流程等内容，进一步减少自由裁量限度，强化部门责任意识和效能意识，提高行政效能（此项工作由市编委办、市政府法制办、市物价局牵头）。未建立办事大厅的区、县（市）政府尽快建立审批大厅，实现相对集中行政审批。起步较早且条件成熟的区、县（市）可向基层和社区延伸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水平。逐步将有关联的行政审批事项（包括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部纳入服务中心，在管理机构和监管部门的监督下集中公开办理，接受群众监督。进行“授权办理”试点，对政府所有对外办理事项通过“授权”集中办理。由多个部门联合审批的事项，由中心受理并通过组织联席会议形式进行审批，提高审批效率（此项工作由市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各区、县市政府牵头）。

（三）规范政府行政权力。完善落实重大事项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与政协协商制度，积极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此项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府法制办牵头）。进一步完善重大决策专家咨询、社会讨论与听证等制度，涉及公益性产品与服务价格调整、重大项目投资、预算追加等事项，先听证后决策，提高决策的社会参与度和透明度。实行市民代表旁听市政府常务会议制度（此项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厅牵头，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物价局配合）。制定《哈尔滨市政府投资重大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监督办法》（此项工作由市发改委牵头）。进一步整顿建筑市场、规范建设市场招投标行为，实施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挂牌拍卖、建设工程项目公开招投标、国企改制产权交易进入市场等“阳光工程”，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杜绝“暗箱”操作（此项工作由市建委、市国土资源局、市政府国资委牵头）。公开城市建设规划、商业网点规划等相关规划内容，认真受理群众投诉（此项工作由市城市规划局、市商务局牵头）。公开交通行业各种行政审批事项、审批程序和审批结果，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政策、项目和标准，查处各种违规操作行为（此项工作由市交通局牵头）。规范高中考试录取工作，对加分考生严格审查，在学校、新闻媒体上公示名单，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继续深入治理中小学校乱收费问题，实行义务教育公开、透明的“一费制”收费制度，公开收费标准，及时查处乱收费行为（此项工作由市教育局牵头）。建立企业产品质量档案，建立执法打假“黑名单”制度，筹备建立企业产品质量信誉等级评价制度（此项工作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牵头）。组织医疗机构开展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监督医疗机构严格执行国家卫生法律法规及工作规范、要求，严厉查处违规违法行为，坚决遏制“乱加价乱收费”、“药品回扣”、“收红包”等问题，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此项工作由市卫生局牵头）。建立游戏厅、网吧等文化经营场所审批公示制度，规范审批行为（此项工作由市文化局牵头）。加强鉴证类中介服务机构信用管理，指导各商业协会建立自律机制、行规行约和行业信用工作规则，为会员企业提供信用管理技术支持和咨询、培训等服务（此项工作由市工商局、市商务局牵头）。严格履行审计的经济监督等职能，建立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审计发布制度（此项工作由市审计局牵头）。健全政府采购制度，政府采购的相关政策、标准、招标信息、投标过程、中标结果向社会公开（此项工作由市财政局牵头）。为下岗失业人员办理再就业优惠证、再就业培训、提供公益岗位等项工作，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公开办理程序和办理情况。开展劳动行政执法监察，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执法过程依法进行听证（此项工作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牵头）。公开优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等相关政策、标准，对享受政策的人员进行公示（此项工作由市民政局牵头）。对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申请事项按照规定的内容、时限、程序进行公示，及时处理违法违规行为（此项工作由市房产住宅局牵头）。组织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进一步改进收费方式，减少收费环节，简化收费手续，并将清理结果向社会公布。对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搭车”收费以及其他变相收费等行为严肃查处（此项工作由市物价局牵头）。

（四）清理政府拖欠债务。进一步加大清欠工作力度，维护政府的诚信形象。制订切实可行的还款计划，签订分期还款责任书。坚持清欠工作目标考核、清欠进度定期通报、重点督察等制度，加大清欠力度。在按期完成清欠工作目标的同时，实现工作重心由清理旧欠向预防新欠转变，工作方式由大规模集中清理向强化日常管理转变，工作手段由行政主导向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转变，逐步建立健全依法、诚信、公开、透明、平等、有序的市场秩序（此项工作由市建委、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牵头）。从投资计划入手，对政府投资项目逐项调查、核准，严格把关，杜绝新上资本金不足、后续资金无保障的项目，防止新的拖欠（此项工作由市发改委牵头）。制订防止拖欠的规章制度，建立长效机制，从根本上防范和解决拖欠问题。对恶意拖欠的要进行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此项工作由市监察局牵头）。

（五）追究失信责任。建立多层次、多方面、多途径的权力监督体系，加强失信责任追究。尊重和保障新闻报道自由和批评自由，进一步拓宽信用监督和投诉渠道，全面受理市民投诉，及时曝光各级政府和行政部门的失信行为，处理工作人员的推诿扯皮、效率低下、不守承诺等问题，做到有报必查、有错必纠。加强对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行政行为的监督，通过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开通行风热线、聘请社会监督员等方式，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着力解决行政执法部门、经济和社会管理部门、公用事业单位因失信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此项工作由市监察局牵头）。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和监督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活动，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认真做好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将行政执法部门内部评议与外部评议相结合。对行政执法部门或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评议，必须认真听取相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意见。根据评议考核结果，进行行政执法绩效奖励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畅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法定渠道，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信行为进行监督，对行政行为相对人造成重大损失的，要给予相应的国家赔偿并追究工作人员的行政、法律责任（此项工作由市政府法制办牵头）。严格贯彻执行《哈尔滨行政执法监督规定》、《哈尔滨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监督规定》、《哈尔滨市行政效能监察规定》、《哈尔滨市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等规章，制定《关于实行行政机关领导干部问责制度的指导意见》、《哈尔滨市行政机关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严格错案追究，完善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规范领导干部的行为（此项工作由市监察局、市政府法制办牵头）。

（六）建立政府信用评估体系。制订完善以政府信用信息征集、信用信息管理、信用信息审查申请、信息发布和政府信用评价等为主要内容的政府信用评估体系，制定《哈尔滨市政府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此项工作由市诚信办、市政府办公厅牵头）。将诚信程度作为一项指标纳入考核，根据完成情况评定等级并兑现奖惩（此项工作由市诚信办、市政府办公厅、市政府法制办牵头）。

（七）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征集全面、客观、公正的公务员信用信息，建立完善的公务员诚信档案系统，制定《公务员诚信等级评定标准》、《公务员公务失信行为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研究制定把诚信纳入考核内容的具体意见。诚信档案既要包括个人在履行职责中的成绩、行使职位权力中的守法行为、树立政府形象的个人言行等正面内容，也要包括政令不畅、作风不正、工作不力、形象不佳、纪律不严等不良行为记录。公务员的诚信考核与工作绩效考核挂钩，根据评定等级兑现奖惩，对公务员的诚信水平进行科学的评价和管理，并作为干部使用的重要参考和依据（此项工作由市人事局、市诚信办牵头）。

（八）开展公务员诚信教育。在公务员录用考试中，增加诚信内容。在公务员培训方面，将诚信教育内容纳入培训计划，增进公务员对诚信的认知与了解（此项工作由市人事局牵头）。通过讲座、报告会、讨论会、演讲比赛、有奖征文、“创诚信机关，做诚信干部”、“争创人民满意的基层站所”、评定“十佳诚信公务员”等活动，使公务员了解国际和国内信用建设发展趋势，认清诚信建设的重大意义，树立“诚信是政府的生命”等理念。制订《哈尔滨市公务员诚信守则》，对诚信行为的标准进行规范（此项工作由市人事局、市监察局牵头）。

（九）建立联合征信平台。建立统一平台，整合各方面诚信资源，并加强信息资源管理。界定信用信息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明确政府部门及其相关机构信用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和具体方式（此项工作由市诚信办、市保密办、市安全局、市政府法制办、市财政局牵头）。归集房地产开发建筑业企业及其相关从业人员信用信息（此项工作由市建委牵头）。归集公路建设施工企业和运输企业、机动车维修企业、驾校等信用信息（此项工作由市交通局牵头）。归集各医疗机构、执业医师等医务人员的信用信息（此项工作由市卫生局牵头）。归集相关企业质量信用信息，包括企业获得产品质量情况、产品销售服务情况、质量监督抽查情况、质量事故情况等（此项工作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牵头）。以“公安综合信息查询系统”建设为重点，建立综合信息资源数据库和综合信息查询系统，及时归集涉及经济诈骗、偷税漏税、制售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企业和个人的信息（此项工作由市公安局牵头）。归集律师、公证员、司法鉴定人员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信用信息（此项工作由市司法局牵头）。归集图书音像出版单位、书刊发行单位和印刷企业的信用信息（此项工作由市新闻出版局牵头）。归集旅行社、宾馆、饭店等旅游企业的信用信息（此项工作由市旅游局牵头）。归集商贸流通企业、商会、协会的信用信息（此项工作由市商务局、市工商局牵头）。归集会计师、审计师、评估事务所、企业资信评级等重点行业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的信用信息（此项工作由市工商局牵头）。组建市中小企业信用评价中心，对民营企业进行信用评价和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此项工作由市中小企业局牵头）。开展“价格诚信”评选活动，探索建立价格诚信评价体系（此项工作由市物价局牵头）。建立和完善企业及个人信用数据库，对失信企业实行“黑名单”制度（此项工作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牵头）。联合开展纳税信用等级评价工作（此项工作由市国税局、市地税局牵头）。归集系统内企业和个人的基本信用信息、荣誉信息、失信信息（此项工作由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哈尔滨海关、中国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牵头）。

（十）发展信用服务行业。按照“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的原则，积极培育信用中介机构，促进中介服务业规范发展。完善对中介机构的资格认定与市场准入制度，鼓励国内外信用专业人才来我市创业，扶持信用调查公司、信用征集公司、信用评价公司、信用担保公司、信用咨询公司等信用中介机构发展，推进信用建设产业化。加强对信用中介机构注册和年检等环节的监管，规范其服务行为。要重点对会计师、审计师、律师、评估事务所、企业资信评级等中介机构的行为进行规范，杜绝做假账、出具虚假报告、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防止和杜绝来自企业和权力部门的干预，维护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建立中介机构诚信档案，完善执业诚信记录和定期检查披露制度。逐步扩大政府使用信用产品的部门和领域，在推进实施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信用产品的政府采购模式。在条件成熟和具备相应标准时，以政府采购方式采购信用产品。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对失信的中介机构及其责任人采取取消经营资格、市场禁入等行政和法律手段予以惩罚（此项工作由市工商局牵头，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等部门配合）

四、实施步骤 

（一）启动阶段（2007年上半年）。按照“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原则，按照诚信政府建设总体方案，深入开展诚信教育、宣传和动员。

（二）全面推进阶段（2007年下半年至2008年年末）。建立健全信用制度和信用相关标准，出台信用征集、信用评估、信用查询、信用公示、信用监督等有关管理制度，建立同业征信、联合征信信息平台，促进政府信用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整合有关部门信息，基本建成信用信息数据库，搭建信用信息监管平台，促进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发展。

（三）完善提高阶段（2009年至2010年年末）。初步构建诚信政府信用信息系统，完善政府信用平台，建立信用综合网站，构建起与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府信用体系。

五、推进措施 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根据“诚信哈尔滨”建设的总体要求，诚信政府建设要形成“1个领导小组，1个工作机构，部门分工负责”的领导体系，主要负责对诚信政府建设的规划，提出政府诚信建设的目标、原则、重点任务和措施，各区、县（市）政府、市直各部门要根据本方案要求，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

（二）强化监督，全员参与。充分发挥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监察、审计的内部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以及社会群众监督的作用，定期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

（三）科学考评，注重实效。各区、县（市）政府，各部门要将政府诚信建设纳入目标考核体系统一考评，建立完善信用激励、约束机制，加强督促检查，保证工作落到实处。

（四）积极探索，健全法规。在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框架内，结合实际，探索制定有关信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开展诚信宣传教育，建立诚信监督管理和失信惩戒机制。

（五）加大投入，保障实施。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对政府信用体系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经费，属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的，财政部门要纳入同级预算管理，计划部门要列入财力投资计划，为该项工作正常推进提供有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