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及其转变（写写帮推荐）

第一篇：态度及其转变（写写帮推荐）

态度极其转变

态度形成的理论

一、学习论

霍夫兰认为，态度大致同其他习惯一样是后天习得的，是个人通过联想（包括强化和模仿）获得有关信息和情感的过程加上评价组成的。所谓联想就是两个或多个观念（概念）之间构成联结通道，由一个观念可引起另一个观念的活动表现。斯塔茨夫妇在“态度由于经典条件反射而建立”一文中说：“态度的形成是一个中性概念与一个带有社会积极或消极含义的概念重复匹配的结果”。例如“学生”一词只表明在学校中接受教育的人，是个中性词，但假若它多次与“偏激的”形容词发生联结，其结果就会产生“学生是偏激的”的偏见。如果经历一次事实的印证，这种联结便更加牢固，成为刻板印象或定型。这就成为对学生所持的一种态度。

强化对态度形成有相当的作用。当个体的态度（如厌恶吸烟、早起锻炼等）得到社会的赞许，它就受到了强化，否则就得不到强化（或称负强化）。态度的强化更多地依赖于赞许，或同时受到两种相反的强化，其作用则取决于两者相对的强度。对于青少年来说，来自于同伴的赞许（强化）比来自于父母的反对，其力量要大得多。所以要帮助青少年形成正确的态度，注意培养群体的健康舆论颇为重要。

模仿是通过对榜样人物形象的示范而产生的联想反应，即初级学习形式。榜样如果是强有力的、重要的或亲近的人物，引起模仿的作用更大，甚至在没有榜样言语教诲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儿童早期的一些态度大多来自于对双亲的模仿，但随后形成的态度来自于对社会上各种人物（老师、同辈好友、英雄人物，名人等）的模仿。人不仅只模仿榜样态度的外部特征──言谈、举止等，而且也吸取着榜样态度的内涵──思想、情感、价值观念、人格等。父母对物质财富持自私态度的儿童可能内化了这种态度，并会拒绝与伙伴共享玩具，甚至父母告诉他们不应这样时也还会如此待人。直到人们掌握了许多社会规范与形成评价系统，这种模仿学习才逐渐让位给鉴别学习。

米德拉斯基进行过一项实验。研究者以六年级学生为被试，让玩有奖弹子游戏，赢一次得一张代币，积累多了可换一件更好的礼品，并请他们将每次获得的代币放入标有“我的钱”字样的罐内；而同时，在墙上张贴有丹佛儿童基金会为贫苦儿童募捐的招贴画，附近放有一个标有“给穷孩子的钱”字样的罐。在玩游戏前，主试对所有被试说：“让我们使这些穷孩子知道，我们在关心他们”，控制组面临的情境大致如此。实验组除上述情境外，加上榜样的示范行为，即主试将自己赢得的代币放入“给穷孩子的钱”的罐子内。结果发现，控制组被试捐代币者极少，而实验组的被试大都能照主试的样子去行动，假如示范者对他们的实际行动报之以微笑（强化）或说“你们这样做太好了”，那么被试的捐献就会增多。研究者认为，只是口头上指点“照我说的做”，儿童不一定会按你说的去做，而教会儿童以利他主义的态度对待穷苦儿童，最好的方法是在儿童面前展示范型以引起仿效，即造型，并给予强化。

凯尔曼曾指出态度形成及变化经历如下三个阶段。（1）顺从指在社会影响下，个人仅仅在外显行为上表示与别人一致，这里还谈不上有多少深刻的认识或情绪成分。这种态度是表面的、外控的（受奖惩原则支配），一旦外因消失，它也就中止，因此是暂时的。（2）认同，指由于喜欢某人、某群体或某件事，乐于与其保持一致或采取与其相同的表现。这种态度带有较多的情绪、情感成分，它虽然谈不上有多深刻的认识作基础，但已比较主动了。(3)内化，即把情感认同的东西跟自己已有的信念、价值观联系起来，给予理智上的辨认，作出是非判断。这是一种认知性成分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它已成为人格的一部分，因此一经产生就比较持久，不易改变。以上三个阶段，既可看做是从儿童到青少年态度形成的次序，也可看做是个体形成的态度所处的三种层次或水平。它对我们分析与理解态度形成的性质与机制颇有启发。

二、诱因论

这种理论是把态度的形成看做是权衡各种可能情况的趋近和退避而后采取最好抉择的过程。比如，一个学生可能感到社交聚会是有乐趣的，令人兴奋的，而且他的朋友们也都喜欢这样做，这种考虑使她对聚会产生积极的态度。然而她知道其父母不希望她这时去参加这种聚会，况且这种活动的确干扰她的学习，而她自己正想考大学法律系，这样的考虑使她对聚会产生消极的态度。当两者发生冲突时，按照诱因理论（incentive theory），这些诱因的相对强度决定着她最终的态度。

诱因论中对于态度的一个通俗看法是由格林沃尔德和由佩蒂提出的认知反应理论。这个理论设想，人对沟通所作的反应是伴随着一些积极或消极的思想（或说是认知反应），而且这些思想依次决定着人们沟通的结果，即是否改变其态度。例如，你听到一个人民代表在电视讲话中建议政府砍去部分对老年人医药费的支付，如果你对自己说：“为什么退休者只有很少养老金？或者人们不能供养自己，又是残疾者或穷困者呢？如果没有人能去支持他们，那么政府的方案是做这件事的唯一途径。”这种消极的认知反应意味着你不喜欢这个讲话所作的劝说。但假如你对自己说：“这是对的，税已经很高，方案已尽可能地为过高的医疗费用作了恰当的支付，人们也无论如何应承担一些他们的医疗费。”这样你很可能出现对讲话者的支持。认知反应论观点的关键设想是，人是积极进行信息的加工从而产生认知反应，而绝不仅仅是对于他所遇见的任何信息的被动接受者。

另一个诱因论的普通看法是由爱德华在《决策理论》中提出的期望—价值研究。他认为，由于诱因冲突的复杂性，人在做抉择时总要对每一种情况进行评价，力图采纳达到最好效果的立场，而拒绝那些似乎会带来坏效果或未必能带来好效果的立场。而人们进行情况评估时，一般都试图通过预期后果的价值及出现这种后果成功的可能性，即概率的估量，以取得最大的主观效用，其公式为 U=V×P。如果一种情况，其后果价值高、成功概率大，则效用亦大，人就会积极对待与参与。反之，如效用较小，人就会消极对待或不参与。如果面临两件事或两种行动，成功概率相同，价值大者所得也大，价值小者所得也小。如果遇到一件事存在着两种成功的可能性，得＞失为正值，人就会采取积极态度或行动；得＜失为负值，则人会采取消极态度或不去行动。

这个理论把人的态度形成看成是有理性的、主动决策的过程，它比学习论进了一步，但它把人的态度形成都看成是个人为得失深谋远虑的表现，则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事实上，人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并非事事都通过决策造成的。

三、认知相符论

在第二章，已提到认知相符理论的基本观点：人的信念或态度如果与其他观点、自身行为发生矛盾，就会有一种动力倾向性推动其进行自我调整（或改变原信念、原态度，或否定其他观点和行为），以达到或恢复认知上的相符和一致。现在再来介绍其中两种和态度形成及改变密切相关的具体论说。

（一）平衡论（balance theory)

这是由海德（1958）提出的有关人际关系和态度变化的一种社会认知理论。海德认为，人的心理活动是人与社会因素（社会事件、他人、文化观念等）相互作用中实现动态平衡的过程。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建立的关系是通过某些事（X）形成的，比如甲（P）喜爱音乐（X），乙（O）也喜爱音乐（X），于是甲对乙会产生好感、积极的情感评价，并有可能相互建立友好关系。这里就存在一种P—O—X封闭的三角关系模式（参见图6-2a）。由于三者之间都是正向关系，即P对X、P对O以及P认为O对X都具有肯定的态度倾向或积极的情感评价，所以就P来说心理上是平衡的。如果事情有了变化，比如甲(P）和乙(O）两人已成朋友，甲支持和主张参加一个社团，而乙则否定和反对参加这个社团。这时P—O—X的三角关系就出现了两正一负的模式（如图6-2e），P就会感到心理上的不平衡，产生紧张、焦虑，不舒适或不愉快。P为了从不平衡状态恢复到平衡状态，一般可采取两种办法中的一种：一是对O进行劝说，希望他改变对这一社团的看法，由负变为正（即恢复到图6-2a）的平衡态；另一种方法是改变自己对O（或对X）的态度，即疏淡或断绝和O的关系，态度上由肯定转为否定，关系上由正转为负（如图6-2c）；或改变自己对X的态度，即由赞成这个社团改为反对这个社团（如图6-2b）。

图6-2平衡态和不平衡态示意图

这种三角关系有许多模式，但大体上可分为平衡态和不平衡态两类。海德认为：“在三个实体的情况下，如果三种关系从各方面都是肯定的；或者两种是否定的，一种是肯定的，则平衡状态存在”（见图6-2a．b．c．d）。相反，三种关系都是否定的；或者两正一负，则存在着不平衡状态（见图6-2e．f．g．h）。一个简便记忆法，是把正负号改成+1和-1，相乘得+1，即为平衡态，相乘得-1，则为不平衡态。

个人处于不平衡态，就会体验到不愉快，其所引起的应力将驱使人将不平衡态转化成平衡态。这种转化方式除前边提到的两种办法（由图e通过对O的劝说改变为图a，或通过自己改变对O或对X的态度而成为图c或图b）外，还可以采取其他一些办法，例如，（1）将不平衡三

角中某两个因素转变为无关联，（如甲对乙可作如下设想：“我们认

识不久，双方还不一定能成为朋友”）成为一个开放，有待再度确认图6-3 的、不完全的三角体系（如图6-3）。（2）把不平衡三角中某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作新的归因或解释，如设想“我的朋友不是反对这个社团，是反对社团中有一个我也讨厌的人”。（如图6-4a）；或想“我只参加无讨厌者参与的社团活动，我的朋友也就不会反对了”（如图6-4b）。这时就会使整个系统恢复平衡。

海德的平衡论对态度的形成或改变的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说明线索，其平衡态与不平衡态所引发的情感体验也获得后续研究的一些支持的论据。但人们也评论其有如下不足之处。（1）在几种关系中只有正负的体验方向指标，而无强度指标。因而无法说明P在不平衡态时何以会对某一方（如X）而不是另一方（O）采取改变态度去恢复平衡状态。这里很可能存在着强度原则，即从薄弱处着手解决问题。（2）人际关系和态度的形成是一种很复杂的过程和体系，绝不会只是个孤立的三角模式。两个人对一件事持有不同意见可能发生不快或影响关系，但也可能不觉得不平衡，更不会影响到双方友谊。因为友谊关系和爱慕态度是和双方对许多事，特别是对重大事件的共同看法有关联，它绝不会因为一件小分歧、小争执而产生动摇。因此，P—O—X模式作为一种“细胞”模型是有意义的，而作为一种整体模型则还有待于发展。

图6-4

纽科姆也曾对“相识过程”和“人际平衡”提出一个A—B—X模式。他把A和B作为两个人，X为另一件事或另一个人。认为A和B因对X的一致看法而建立友好关系，也会因两人对X有不一致的看法而出现紧张状态，其紧张度取决于：（1）A喜欢B的程度，越喜欢，不一致时就越紧张；（2）X对A或B的重要性，X越重要，不一致时A或B就越紧张；（3）A、B因X而交往频率越高，不一致时也越紧张；（4）A和B对X的态度差异越大，不一致时越紧张；（5）A或B的自信程度越高，不一致时紧张度越大。为了解除这种紧张，就会采取意见沟通以调和矛盾，或者改变原态度和中断友好关系。这个模式弥补了海德理论的不足，但仍未解决人际关系与态度形成的整体关系和复杂性的问题。

（二）认知失调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

这是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关于人们在相互作用中其认知因素由失调到协调，从而引起态度或行为变化的研究领域。费斯廷格曾发表“一种认知失调的理论”的文章，最早阐述了这一理论的见解。他认为，任何人都有许多认知因素，如关于自我、关于自己的行为以及关于环境方面的信念、看法或知觉等。它们之间存在三种情况：（1）相互一致和协调的（如“吸烟危及我的健康”和“我不吸烟”）；（2）相互冲突和不和谐的（如“吸烟危及我的健康”和“我吸烟”）；（3）无关的（如“吸烟危及我的健康”和“今天刮风”）。当人们的两个认知因素x和y，处于第二种情况，即从y推出的是非x时，人就会感受到不舒适或紧张，并力求减缓（reduction）。这种由于认知冲突（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不一致，而非逻辑上的不一致）引起内心不自在的状态，就叫“认知失调”现象。

人出现了认知失调，就会不由自主地驱使自己去减少这种矛盾，力求恢复或保持认知因素之间的相对平衡和一致性。它通常采取以下几种途径：（1）改变或否定两个认知因素中的一个（如否定y，将“我吸烟”改为“我不再吸烟”，这将是行为意向或行为的改变；或否定x，将“吸烟危及我的健康”改为“如果停止吸烟将会使我超重”，这将是一种对吸烟的看法与态度的改变）；（2）对两个认知因素重新评价，减弱其中一个或同时改变两者的重要性或强度（如降低x的作用，改原认知为“吸烟对我的健康可能有一些影响”，或降低y的作用，决心“要少抽点烟”），由于强度的减弱，不协调的程度相应变低，人会感到舒坦一些；（3）在不改变两个认知因素的情况下，增加一个或几个能弥补鸿沟的新认知或理由（如插入一种理由“抽烟可提高工作效率，个人安危是次要的”，或想“世界上抽烟而长寿者不乏其例，我可能就属于这种人”等），以这种方式减少不协调，可以不改变x与y，但会出现辩解性理由。有些理由常以歪曲事实为代价，所以往往有害。

为了证明认知失调和缺乏充足辩解理由时能引起态度的改变，费斯廷格和卡尔史米斯曾做过一项“强制顺从的认知性后果”实验。研究者请大学生当被试，分别来实验室进行1小时单调、枯躁而重复的工作（前半时请他们一而再地把托盘里的胶片卷轴拿空又重新一一放入盆内，后半时，请他们把一枚螺钉在板上顺时针拧转四分之一圈，又倒转四分之一圈，如此等等）。除控制组外，所有的被试在工作完毕后被要求对等在门外的一个妇女（研究者的同谋）撒谎说，这项任务是非常有趣而愉快的。给一些被试对于这种撒谎付给1美元奖赏（低奖赏组），而另一些被试则付给20美元（高奖赏组）。最后，所有被试被要求在喜爱程度10等级表（从-5→+5）上回答在多大程度上他们真的喜爱这种任务。结果发现，高奖赏组和控制组的被试大多认为这项工作枯躁无趣，不大喜欢，两组态度平均得分值较低，且无明显差异。也就是说，他们对工作的态度没有多大变化。而低奖赏组的被试大多认为从事这项工作是有趣的、愉快的，其态度平均得分值较高，与高奖赏组比达到显著差异（p＜0．03）。也就是说，他们对此项工作的态度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不喜爱变得较喜爱（见图6-5）。

图6-5 报酬数量与态度改变

研究者认为，控制组学生没有被要求撒谎，内心也无认知冲突，其所表达的喜爱程度就是他们对这项工作真实的认知与态度。两个奖赏组的被试都出现了对单调工作的认知（态度）和对撒谎行为知觉的冲突，即认知失调。为了减少认知不协调，高奖赏组被试由于高报酬的外力影响就在两个认知之间插入一个理由性的辩解，如“得到一笔可观的酬金，撒个小谎是值得的”等，于是不仅维持对工作十分单调的认知和不喜爱的态度，而且对自己的撒谎行为感到心安理得。而低奖赏组被试在两个冲突的认知之间找不到一个充足的外在理由（因为“为1美元而撒谎，很不值得”），就会从内部寻找对自己行为的支持，于是就朝着否定“说的不是谎言”和觉得“工作是有趣的”方向变化，即改变了对工作的认知与态度。这个实验证实了减少认知失调的第三条和第一条途径的有效性。

从这个实验中也引出了态度维持和改变的一些似规律性的设想。（1）要想巩固人的原有态度，应力避使他做出与态度不一致的行为（包括言语表态）；假如已经发生了这种行为，最好使他找到产生这种行为的外部原因和充足的辩解性理由。（2）如果要想改变人的原有态度，最好是引发他做出与原有态度相矛盾的行为（包括表态），同时防止或减少他从外部找到为这种行为辩解的理由或原因。

第二篇：端正态度转变作风心得体会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再学习再教育 心得体会---

我院根据上级党委和法院的要求，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再学习再教育活动，进一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思想，提高为人民服务本领。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担负着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和解决民事纠纷的职责，是人民心中解决纷争的最后一道希望所在，如何作一个合格的人民法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是一个人民法官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创新。广大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要坚持和发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进一步牢固树立和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法治是人类社会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总结出来的治国理念，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正在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阔步迈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既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法律文化传统，又要借鉴、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法律文化。

司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特征。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是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确保审判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客观需要。人民法院必须树立司法为民理念，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坚持司法为民，必须把依法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根到底都是为实现好、发展好、保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法院必须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正确运用手中权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近几年来，从江法院开展一系列活动，结合实际查摆问题，边整边改，引导法官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司法、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法官的宗旨观念和公仆意识明显增强，促进了审判工作顺利进行。

坚持司法为民，必须坚持“公正与效率”的人民法院工作主题，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公正与效率是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不懈追求，也是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人民法院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秉公执法，及时高效地审理案件，既实现实体公正，又确保程序公正，坚持公正与效率并重，以公开促公正。要充分发挥惩治犯罪、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努力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充分运用司法手段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公平与正义，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觉接受监督，严格依法裁判，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和尊严。要不断强化司法审判的导向作用，通过公平正义的裁判，教育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学法、守法、用法，增强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规范公民的行为，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实施。

坚持司法为民，必须积极运用和谐的方法化解矛盾纷争，推行人性化审判。“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客观要求，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要树立人权保护意识，尊重和保障被告人、服刑人员以及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做到既依法打击罪犯，又依法保障人权，既坚持严格司法，又防止滥用权力，既要宽严相济，又要罪刑相当，切实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要按照“当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充分发挥民事诉讼调解和执行和解的特殊作用，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坚持司法为民，必须落实司法便民利民措施，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海南的实际来看，要不断改进审判作风，把保护国家利益与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把严格执法与热情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坚决克服对当事人“冷、横、硬、推、烦”的衙门作风，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提高司法效率。

第三篇：端正态度 转变作风 求真务实 强化执行

端正态度 转变作风 求真务实 强化执行

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要求和强调指出，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在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再次告诫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要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进一步增强节俭意识，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八个方面的良好作风和增强“三种意识”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既是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实现领导干部作风进一步转变的鲜明标志。结合丰都烟草实际，要着力找准干部队伍在作风上存在的薄弱环节，求真务实推进作风建设，力求在端正工作态度、提升执行力上取得实效。

抓领导干部的学风建设，带动企业干部员工作风的转变

学习是领导干部增长才干，提高素质的重要途径，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要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推进企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关键在于企业领导干部素质的提高。

因此，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对于每一个领导干部尤为重要，尤为紧迫。抓好领导干部的学风建设，一是完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不断探索增强学习效果的方法和途径，每一个参加学习的干部都要结合自身工作和思想实际，进行深入思考6。每次学习要力争研究解决一两个影响企业改革发展的实际问题；企业中层以上干部，每半年要开展一次述学、评学活动，以此促进各级干部真正把学习的成果变为谋划工作的思路和促进工作的措施。二是领导干部要做建设学习型企业的推动者和表率，始终保持不学习就要落伍的紧迫感，挤时间，多抽出时间系统地读点书，自觉地学习理论、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以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提高文化素质，不断丰富做好管理工作的知识，提高做好领导工作的本领。领导干部还要善于用自己的学习成果去影响和带动员工的学习，这样，就能在企业中形成勤奋学习、学以致用的良好氛围，就能以好的学风，带动

企业干部员工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的转变。

转变作风，端正工作态度

要干成事业，正确的态度和基本技能缺一不可。态度解决的是愿意不愿意干的问题，技能解决的是会不会干的问题。态度由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构成，态度决定一切。干部如何端正态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讲责任、讲诚信、讲效率、讲奉献。国家局党组提出的树立“国家利益至上、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行业共同价值观，对于全行业干部职工统一思想，明确方向，凝聚人心，振奋精神，在社会上树立良好的负责任的行业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今年将持续深入推进“„两个至上‟在岗位”的主题实践活动，并把作风建设与“„两个至上‟在岗位”主题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如专卖管理人员围绕“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寓管理于服务中”的主题查找差距；卷烟营销人员围绕“优质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市场需求、让零售客户和消费者满意”的主题查找差距；烟叶生产管理人员围绕“夯实基础、服务烟农、致富烟农”的主题查找差距；机关管理人员围绕“业精于勤、科学管理、提高效率、服务基层”的主题查找差距；领导干部围绕“做人做事做公仆、尽职尽责尽义务”的主题查找差距。真正把对国家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对企业长远发展负责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变为每个干部员工的自觉行动，把企业发展建立在更加扎实的工作基础和市场基础之上，切实树立大局意识、纪律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一身正气的高尚品格。坚持讲责任、讲诚信、讲效率、讲奉献，在建设责任烟草、诚信烟草、和谐烟草的过程中，不在于我们说了什么，而在于我们干了什么，干事多少，干得怎样。

第二，用行为准则规范干部行为。潜心做事、低调做人，宽容开放、勇于创新，甘于奉献、自强不息，报效国家、回报社会，这就是国家局党组明确的行业各级干部的行为准则。

潜心做事、低调做人，就是要求我们要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精神，真抓实干、少说多做，不事张扬。我们要正确对待成绩，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组织，潜下心来，扎扎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和提高。

宽容开放、勇于创新，就是要求我们要心胸开阔、虚怀若谷、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不断解放思想，在创新上下功夫，创造新的业绩。

甘于奉献、自强不息，就是要求我们各级干部要时刻心系群众、服务人民，在对待名利地位上要有正确的态度，知足常乐，把事业作为一种追求，为企业发展去努力工作，奋力拼搏。组织把我们安排在重要岗位上，为我们提供了干事业的平台，要倍加珍惜，为企业、为行业、为社会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求真务实，强化执行力

基层烟草企业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成效如何，关键要看领导干部素质是否有提高、执行力强不强、推进发展的水平高不高。

执行力是企业贯彻落实上级决策，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企业管理决策在实施过程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重庆市局（公司）党组在2007年全市烟草工作会上提出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完善机制，精细管理，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的主要任务，明确了坚持“六个适应”、做到“六个注重”和“六个努力”的要求，基层烟草企业的各级干部能否求真务实，将这些要求和部署与本地、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真正落实，关键在于领导干部作风正不正，作风实不实，执行力强不强；关键在于重庆烟草各级领导干部能否继续保持和发扬解放思想，真抓实干，开拓进取，务求实效，顾全大局，令行禁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优良作风，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求真务实，提升执行力，要求我们始终具有责任意识和进取精神，不因矛盾和困难而怨天尤人、畏缩不前，敢于迎难而上，锐意开拓进取，在化解矛盾和克服困难中推动事业发展。

1.从领导干部做起，办事讲规矩，关键是提升执行力

古人云：“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生明、明生廉、廉生威。领导班子是推进企业发展的关键，因此，领导干部要做讲规矩的模范。企业的制度、规矩，大多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制定的，领导干部就应成为制度执行的推动者、带头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领导干部带头讲规矩，企业就能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形成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局面。

2.从身边的事情，从具体事情做起，求真务实，从细节上提升执行力

要牢固树立把发展建立在更加扎实的工作基础和市场基础之上的执行理念，牢固树立为烟农、为零售客户、为消费者服务的思想，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夯实烟叶基础，促进烟叶产业良性发展。坚持“重心下移、着眼基层、突出服务、加强基础”的烟叶发展方针。以计划种植、合同收购为主线，以科技兴烟、提高实用技术推广，服务烟农为着力点，以降低烟农劳动强度，增加烟农收入为目标，扎实抓好烟叶生产收购的各项工作。在烟水、烟路、烟房、烟站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切实做到科学规划，务求实效，管理好资金、质量两个重点，依靠我们扎实有效的工作把行业支农惠农利农等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在加强烟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求真务实，真正做到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市场为导向，以服务为手段，搞好卷烟营销工作。突出品牌培育、订单供货、优

质服务、完善流程、规范经营等工作重点。着眼市场的真实需求，在客户经理的培训和提高素质上狠下功夫，强化客户经理的“四个责任”，即客户买不到卷烟是我们的责任，卖不出去是我们的责任，不赚钱是我们的责任，不满意还是我们的责任。通过强化责任，使客户经理与零售客户、消费者建立品牌纽带、利益纽带、感情纽带。紧紧围绕提高“三率一度”，即预测准确率、重点品牌的成长率、置换品牌的到位率，客户满意度（货源对路、价差适度、进货便捷），扎实开展工作，努力提升销售总量。

依法行政，不辱使命，提高专卖管理水平。按照内部监管和市场监管并重的指导思想，围绕“注重自律、提高效率”的要求，发扬专卖人员的拼搏精神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着力抓好队伍建设，提高专卖人员综合素质，使其履职尽责，不辱使命。同时深入开展内部监管，切实规范生产经营秩序，净化卷烟市场，为搞好“两烟”生产经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牢固树立没有预算不能支出的理念，在推行节俭管理、精细管理上有所作为。要坚持以财务管理为龙头，以预算管理、资金管理为重点，切实加强成本费用的核算和控制，加强专项预算管理，加强资金管理。认真落实烟叶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生产投入及物资采购、融资额度和卷烟物流分库费用等专项预算管理，严格执行预算管理考核，将预算指标分解到职能部门，纳入方针目标进行严格考核，加强预算的刚性约束。全面推行烟叶收购、烟叶生产投入补贴等涉农资金的电子结算，严禁超标准投入行为发生。企业干部员工在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牢固树立节约就是创造的观念。从大处着眼，始终坚持勤俭办企业的方针，强化制度建设与执行，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节实行定额（标准）管理，树立节约意识，倡导节约文化。小处着手，对低值易耗品的消耗实行台账管理，机关部门用电实行定额管理、预算考核与绩效挂钩，努力构建增收节支、增产收购、节能增效、严格奖惩的长效机制，管好用好每一笔资金，真正把钱用在企业发展所需要的地方。

总之，要通过扎实有效地推进作风建设，牢固树立“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的理念，在转变作风中端正工作态度，在求真务实中提升执行力，促进全面发展，为建设责任烟草、诚信烟草、和谐烟草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第四篇：家访,转变学困生家长的教养态度

家访，转变学困生家长的教养态度

一项调查表明，学困生最害怕的就是老师上门家访。因为孩子担心老师在父母面前告状，有些严厉的家长可能就会因此责骂孩子。当我告诉孙某周末我将去家访时，他“哦”了一声，然后一声不响地转身离开了。我知道孙某的顾虑，但我想通过这次家访，让孩子有一个新的转变。

孙某——班里令人最头疼的学生之一，人很聪明，但无心上学。在班里跟几个同样无心学习的学生经常在一起玩，学习滞后，不及时交作业，课堂上常睡觉或搞小动作。但他也有一些优点：如乐于助人（能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帮老师拿一些教具）；尊敬老师（见到老师、领导能主动问好）；热爱劳动（轮到他搞卫生时，他总是搞到最后一个，平时也自告奋勇地去丢垃圾）。为了让这次家访顺利进行，我先了解了他的家庭：父母在外地挣钱，基本上一个月回来一次。爸爸最为严厉，考试成绩不好就骂上一顿。做好了家访准备工作，我出发了。

刚到孙某家时，他妈妈还没回来，孙某一开始跟我聊得挺开心。后来父母到家，他们一看到我，就开始数落起孩子的种种不是，听着父母的骂语，孙某脸色马上暗了下来，然后就和他们顶起来。我本来要反映他在校的一些不良情况，看到这种情况，就马上改口：孙某表现不错，班内的地脏了，他会很快、主动地打扫干净；看到老师都会问好；会主动去帮助有困难的同学；上体育课活跃、积极，老师都说他的表现很好。听了这些表扬的话，孙某的父母都不再吭声，而孙某明显没有刚才那么激动了。接着我继续表扬他的其它优点：如聪明，机灵等。由于说的都是好话，他的父母也高兴了起来，便也陆续地说出他平时的一些趣事。这时我不失时机地指出他几点主要存在的问题（问题多，但不能一次全部提出来，免得接受不了，丧失了教育孩子的信心）并希望他今后能够改正，做得更好。由于之前我帮孙某在他父母面前争得一点荣誉，他马上表态：尽快改正自己的坏毛病，每天争取进步一点。于是，我让他自己进房制定今后的学习计划、短期内的目标和长期的目标以及奖惩方法等等。孙某的情绪一直都很高涨，并一再表示不会让老师失望。在他进房间写决心书的时候，我跟他父母交流起来，果然和孩子说的一样，父母望子成龙心切，开始时对孩子期望很大，但当孩子表现不如同龄孩子时，父母平就说一些打击的话或动不动就打他。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你看看某某，这次考试又是一百，你怎么这么笨啊！在这样下去，将来肯定没出息，我们对你真的是失望。而孙某听到这话，他不是大发雷霆，就是摔门而去。我向他们指出：人各有长短，世界上没有完美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我们的任务是细心地观察、发现、找出孩子地优点和长处，坚持不懈地鼓励孩子前进，不断为孩子的进步加油。但同时也要注意，该指出的问题应及时指出，该批评的时候，应当及时批评。由于家长长期不在家，回家以后不要一味地批评，应当抽出时间和孩子多相处，在相处中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和长处，及时表扬。当发现孩子做错事或存在的不足时，要耐心引导，毕竟孩子大了，要顾及孩子的脸面。另外，让孩子自己设置恰当的奋斗目标，而且是要分步进行，不要把目标一下子定得太高，免得挫了孩子的积极性，只要他能保持一直进步下去，而且成为一种定势，使他从每一步前进中感到克服困难的愉悦，才会成为他下一次争取进步的动力。这些话，令孙某妈妈很感动，她也认识到由于自己家庭的问题，没有尽了关心孩子成长的责任，只有在他犯错时，才打骂他，把自己的压力全发泄在儿子的身上，儿子的不良行为，自己也应该负上一定的责任。

家访反思：

1、家访目的在于与家长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共同研究教育学生的内容和方法。是关心、爱护、转化、教育学生，而不是因教师管教不了才去向家长“告状”，因为这无异于给家长

送去一根“棍子”，学生回家不免要受皮肉之苦。

2、对后进生家庭，家访工作要多“报喜”，不但给孩子送去希望，也要给家长送去希望，只有这样才能为后进生的转化创造良好的环境。教师要积极去找他们的“闪光点”，先感化家长，再去沟通教育学生，给学生自信，希望和热情。

3、面对家长责骂孩子时，不应该添油加醋、落井下石，应多说点孩子的好话，使气氛缓解下来，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坐下来商量以后应该怎么做，还能取得学生对老师的信任。

通过这次家访，孙某在家的表现有了好转，有一次看到我时，开心地说：“老师，这个周末我们全家去了上海看世博！”看着孙某满脸的笑容，我也开心地笑了。

第五篇：论毓贤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

论毓贤对义和团态度的转变

解琳琳

摘要：鲁晋地区曾是义和团运动发展的突出地区，义和团时期，毓贤曾经先后任山东巡抚和山西巡抚。其中在任职过程中，他对义和团的态度前后反差很大，在中国历史上对于义和团的所做所为呈现的形象也是模糊而矛盾的。毓贤对待义和团的态度由围剿到招抚再到支

持，对洋教痛恨至极，主张尊王攘夷，扶清灭洋，他的思想变化是随着当时 的社会环境和官民阶级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发展变化的。

关键词：毓贤招抚义和团洋教

十九世纪，帝国主义纷纷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带着他们的侵略野心开始了在中国的新一轮掠夺。清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却一再的纵容与妥协。割地、赔款、在华建设教堂等一系列深深的震撼了爱国人士的心灵。特别是一再饱受外国传教士剥削的农民阶层成了帝国主义直接压迫的对象。而山东作为帝国主义入侵的据点，阶级矛盾更加格外凸显尖锐。

当时，对帝国主义“仇教”的态度占据着上风，其中也包括地主阶级等一部分官员在内，作为山东巡抚的毓贤则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作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典型代表，带着某种矛盾的心态，步入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这种矛盾的心态导致了其作为封建官吏的代表人物行为上在进程中矛盾而变化的行为模式，这种变化，更深深的影响这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态势。

一、毓贤简介及在义和团初期其围剿的政策

毓贤（？—1901年）字佐臣，监生出身。清末汉军正黄旗人。毓贤的主要活动是在光绪年间进行的。光绪五年，毓贤由选用同知报捐知府，光绪十五年，委署山东曹州知府，鲁南曹州府属一带，向来是经常发生人民反抗斗争的地方，“曹故多盗，毓贤抵任后，不分良莠，岁余共杀两千余人。”［1］光绪十七年由巡抚张曜奏荐得以实授，并盛赞其“讲求吏治，整顿捕务，署任两年，民怀吏畏”的政绩，［2］随后授山东兖沂曹济道。“光绪二十二年，补山东按察使。九月来京陛见。十月巡抚李秉衡以节交霜降，黄河各工俱庆安澜，追陈毓贤在兖沂曹济道任内出力，得旨交部优叙。二十四年巡抚张汝梅以毓贤志趣正大，果毅性成，奏署山东布政使，八月调湖南布政使，十一月署江宁将军。„旋授山东巡抚。”［3］

特别提出的是，毓贤本是所谓的“果于杀戮捕务”的屠夫，［4］在毓贤任职山东按察使的光绪二十二年，他坚决执行朝廷的旨意，积极镇压大刀会的反抗组织活动，命令“将首要各犯捉获就地正法，余令归家，不准再习，限一月内各向各官具结报明，否则大兵压境，按户搜查，如一查出，即与首犯同罪”，［5］残忍无情，并杀害了会首刘士端等。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山东巨野教案发生，毓贤以“善治盗，不惮斩戮”［6］取得了朝廷的赏识和信任，成为了他得以晋升山东巡抚的重要原因。这一阶段时期的毓贤不遗余力的镇压着山东义和拳的反洋教组织斗争，与义和拳民不共戴天。

二、毓贤对义和团态度的具体变化过程

随着义和拳运动规模的不断高涨，毓贤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对拳民的态度时剿时抚，暴露了他对义和拳态度，极度缺乏着稳定性。可以说毓贤的行为是受着周围环境的影响的，他是清政府封建统治的代言人，他对义和团并不是完全丧失人性的屠害，而是利用他的封建思想这把尺度在丈量着其范畴。他不会允许任何一种僭越封建统治的组织凌驾于皇权之上，并对其发起挑战。但又对义和拳这种深受洋教侵害的百姓有些同情。他虽对“抗官拒捕，伤毙勇丁”［7］的义和拳首领朱红灯、于清水、心诚加以迫害镇压，其中的直接原因是他们率众起事，造成了抗击官兵的事实，不加以处置，不利于他在山东范围的统治，也无法向清政府做出有力的交代。但同时毓贤又如实的奏报了他们“向习拳棒，均未为匪”。朱红灯系“因平民屡被教民遇害事科罚不平”，［8］故起意纠众“滋闹”。这与蒋楷等人目之为“邪教”主张一味镇压义和团的态度是不同的。

可以说毓贤是清政府思想政策的发言人，是封建统治的忠实奴才，他的某些行为与清朝统治者存在着密切可观的联系。当义和团组织的锋芒刺痛了清政府的权力底线时，毓贤便会毫无顾忌的愤然起身，把刺枪对准他们，加以残酷镇压。他对义和团态度的两重性，即是清政府态度的两重性，仇视洋教势力，害怕洋教势力侵犯到他们封建统治阶层的权力范围，同时又时刻敌视着劳动人民大众，与人民处于对立的阶级立场上，从根本上害怕人民的反抗会危机封建统治的自身利益，所以随时遏制他们随时爆发而起的反清朝统治范围的运动。毓贤对义和团所执行的态度不是单纯的一味的剿杀，也不是心平气和的去招抚，而是一种“剿抚兼施”的统治态度。他曾在递交张汝梅的禀报中，一面宣称“并无大刀会滋扰情事”，［9］一面强烈指责德国公使及外国传教士，说他们“偏袒”不法教民，致使许多入教者“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遽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10］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毓贤接任山东巡抚之位，此时正是戊戌变法后西太后慈禧鼓励各地兴办保甲团练之际，而此时的山东义和拳又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所以山东巡抚毓贤将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形式上可谓是公开承认了义和团，他将“团”与“匪”区分开来，他公开宣称：“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11］同时义和团组织对洋教势力丝毫没有屈服，反而加大了与洋教势力斗争到底的热情。列强对毓贤的态度不满，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毓贤回京陛见。毓贤一面申称：“闹教生事”的“固难保无被诱之拳民，然亦有拳民绝不与闻者，固不能概诬拳民以闹教之名也，”［12］委婉地为其招抚拳民政策辩护；一面进而提出：“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限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13］隐约可以看出毓贤表达了希望可以利用义和拳对抗洋人的思想。毓贤在回京之后与朝中实权派人物宣讲拳民忠勇可用之处，并且得到了端郡、载勋、刚毅等的支持。随后毓贤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出任山西巡抚。

三、毓贤对洋教的痛恨及举措

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有了更加强烈的危机感，使得光绪二十六年四月，英、法、日、俄、德、美、意、奥等八国组成了侵华联军，他们绝不允许自己的利益被这帮中国军民所剿杀，借口保护教堂和教民，纷纷进入使馆区，并短时间内陆续增兵，以此扩大侵华的规模。五月二十日，慈禧召见群臣，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有人讲伪造的一份“勒

令慈禧归政光绪”的洋人照会送达大学士荣禄，荣禄于次日呈交慈禧，作为封建统治的最高代表，慈禧是不会向任何他损伤自己清朝统治最终大权的势力妥协的，“今日开衅在彼，国亡在目前，若意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豫乎？”［14］这一行动激化了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矛盾，使慈禧确立了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的思想。同时慈禧的态度更加膨胀了毓贤对洋教势力的行动野心，这就坚定了他放纵义和团和“杀洋灭教”的思想及行为，使得毓贤更加迎合慈禧的心意去行事。他宣称“晋中洋教，得净绝根除”，［15］表达了要“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的决心。［16］

在山西巡抚任职期间，他首先对义和团抵抗侵略的行为给予表扬，并号召山西各地建立义和团，将义和团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照得义和拳民，本系激于义愤，矢厥公忠，甘为国家效命杀敌。前在京畿津沽一带，努力助战，每遇临阵，皆系该拳民等奋勇前驱，屡获战胜，成效昭然，是以迭次钦奉上谕，发币给赏，钦派王大臣统带，并饬各直省督抚，招集成团，以御外侮。本部院遵旨招募，编入队伍，给以口粮，特涉员弁管带”。［17］毓贤自称是义和团的大首领，又隆重接见了从榆次来省城的义和团首领大师兄姜晋华，“大师兄出入抚署，无敢阻之者”。［18］同时毓贤也采取了“杀教”的行动。他在给清政府的奏报中写到：“洋人勾结教民，潜谋倡乱，„奴才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口，及同恶相济之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19］六月十八日。毓贤派巡捕率领兵丁，会同省城义和团，包围太原头道巷，二道巷的李家、樊家两院，杀死天主教中国教徒李泽华等78人。

四、对毓贤对义和团运动的综合评价

可以说毓贤支持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动因是洋教势力的渗透对毓贤作为封建官绅在权力上的僭越。这种外来的“异端”势力对毓贤构成了挑战。众多的中国教民冲着给予他们希望的教会寻求希望与寄托，而教民的管辖权则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可以说洋教势力是完全脱离于封建王朝的一种异己文明，他们的存在对保守封建思想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天敌，在对抗外来殖民势力的战线上，毓贤便选择了与义和团运动组织站在同一个壁垒里。

毓贤对义和团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着爱国心的，帝国主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对于当时条件下的中国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统治阶级表现了不同的态度，而封建官僚尾随着这种态度的变化，他的立场是处于清政府和百姓之间的，他既是清政府对外行使权力的直接授予者，又是桁架于普通百姓的父母官，他的面前可以直生生的看到受压迫的劳苦大众。他的感官随时可以感受到百姓面对洋教迫害所遭遇的一切。他不愿意看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践踏，不法横行，尽管他的思想受的是封建正统与妄自尊大的传统束缚，但是民族的自尊心依然能够表现出来。这种民族自尊心与普通的百姓不同，却客观上却符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总体目标的。

毓贤从自身行为上纵容过义和团，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就注定了在反复无常以自身利益为重的清政府对待毓贤同样是以利益为前提的。使得毓贤在帝国主义大肆入侵后，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毓贤对义和团的态度由围剿到招抚再到支持，既是取决于自身前途利益的发展点，又是取决于西太后慈禧当权者反复无常的需要。在态度上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是非观，始终处于一个或左或右，摇摆不定的立场位置。这也肯定了毓贤在义和团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位注定是悲剧的。

注释：

［1］日本佐源笃介.拳事杂记.义和团.中国史学会编.第一册.第262页.［2］［3］［4］清史列传.中华书局1987.11.01.卷62.［5］山东近代史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02.01第一版.第3分册.第184页.［6］清史稿.毓贤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08.01.卷465.第12757页.［8］［9］［10］［12］［13］义和团档案资料.中华书局.1990.07.01.41页.第13页.第40页.［11］金梁：四朝轶闻.复东印刷局.1936.09.01.第23页.［15］［16］（清）许指严：十叶野闻.中华书局.2007.04.01.［17］中国近代史资料专刊.山西省庚子年教案前后记事.上海出版社.2000.06.01.［18］罗敦曧：拳变馀闻.中华书局.2009.01.01.［19］义和团

（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02.01.第501—502页.参考文献

［1］山东近现代史料，第3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一版。

［2］李文海：义和团运动史实要录，齐鲁书社1986第一版。

［3］卞修跃：义和团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4］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著：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5］戴玄之：义和团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