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

第一篇：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

梁任公曾经说过：上世史是中国的中国，中世史是亚洲的中国，近世史是世界的中国。他的所谓近世史，是指乾隆末年以后的历史。也就是说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发生关系的历史。平心而论，从一种特定的角度来考察，梁氏的说法具有明白而确定的概括性。在世界近代史上，1840年以前的中国和1853年以前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极重要的一点，就是都同处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殖民主义浪潮席卷世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所有的国家都不可能闭关锁国地生存下去了，而中日两国的统治者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实行着闭关锁国的封闭政策。中日两国的大门都是被西方的炮火轰开的。在中国，其标志是鸦片战争。在日本，其标志就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舰队东来叩关。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中日两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有相似之处。而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也都是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而出现的。它们在两国历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它们对两国历史的实际影响，却不可同日而语。

一

即使粗略地扫瞄一下，人们也会发现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就其

基本方面说，有着许多的相同点。这些相同点，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由世界大势和两国自身的社会性质，以及中日两个民族在此时所面临的历史课题造成的。一句话，这些共同点，是历史地形成的。

第一，从外部环境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在本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全面侵略、社会面临着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严重危机时所发生的政治运动。这种侵略与危机，在中国，是鸦片战争的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主权的逐步丧失，大量的赔款、割地和全国被几个列强瓜分为若干个势力范围，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

在日本，则是1853年以后的被迫开关，是《日美亲善条约》、《安政五国条约》、《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之类的极端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是黄金的大量外流，是经济的日趋恶化，是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是被迫让外国在本土建立军事基地，是国内政治危机的加剧，是国家存在着被肢解的危险。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分别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爆发的，它们都背负着救亡的历史任务。

第二，从运动的社会性质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在本质上都是以带有某种半殖民地化色彩的封建社会为母体，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变革。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上溯到北宋。而在较完整的

意义上说，明代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较可观的发展，然而，直到鸦片战争前，还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其中，虽经洋务运动的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有所增长，但在社会经济中，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而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社会的，则除了一部分外来资本以外，更多的是半殖民地化的因素。

日本在18世纪从自然经济中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因素。特别是在江户幕府建立之初，由于政局稳定，全国统一，商品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以手工业工场为载体，已缓慢地开辟着自己的航程。然而，就整个日本社会而言，它也不居主导地位。1853年以后的开关，又给仍蹒跚在中世纪长廊末端的日本社会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因此，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以带有半殖民地色彩的封建社会为出发点，旨在经过变革而走向近代文明的政治运动。

第三，从改革的内容上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包括着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诸方面变革，两个运动所涉及、所要解决的，都不是枝节性的而是社会体制、社会制度问题。戊戌变法诚然是个失败的运动，运动中的主干人物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包括光绪皇帝下的二百多个诏书，许多并未实行就已烟消云散。但就其所提出的内容来看，诸如废八股、办新式学堂、开言路、裁减绿营、裁撤臃肿机构、准许自由开设报馆、设中国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办农会、商会、训练精兵、奖励新发明，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问题。而明治维新运动所提出的尊王攘夷、尊王倒幕、版籍奉还、地税改革、废藩置县，以及“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大量输入西洋文化的措施等等，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问题。

第四，从运动的实行方式上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由围绕着皇帝的一个政治集团酝酿、引发、组织、施行，自上而下地采取颁布政令、法令等方式进行的。在中国，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知识界的精英们，拥簇着一个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在日本，则是得到一批武士支持的萨摩、长州二藩和一些有西方思想的志士，把凄凉寂寞的天皇推到历史的前台，以实现自身的抱负。

然而，历史仿佛对中国过于残酷，而对日本过于恩宠。当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运动，摆脱了殖民化命运的枷锁，走向资本主义进而成为近代列强中的一个时，中国却在戊戌变法之后，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蚕食、瓜分的对象。研究中国

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时，人们常常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同途”而“殊归”情况，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这里扮演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二

现在，让我们讨论这两个政治运动的主要区别，在我们看来这也恰恰是明治维新何以取得成功，而戊戌变法何以失败的主要所在。

首先，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虽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质的运动，但是，它们各自所拥有的力量，和作为其对立面的力量，却有很大的不同。戊戌变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为，他是这场变法的精神教主。而政治上的权威或旗帜，则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说，在思想理论的准备和宣传上，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这个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无论是公车上书也罢，建立学社也罢，以及后来的行走军机也罢，都主要是在发表言论、提供方案的范围内行动。这一切，在中国思想史和政治史上，诚然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在其时沉闷喑哑的思想、政治界中所发生的震撼，也类乎核的裂变。而光绪皇帝，在名义上也是“九五之尊”，可以统帅一切、指挥一切。但是，维新志士们全是手无寸铁的书生。谭嗣同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可悲的正在于，他们手中没有刀，没有任何的武装力量。至于光绪皇帝，又是一个

瑟缩在西太后淫威阴影之下的儿皇帝，在没有武装力量拥簇的条件下，他表面上的“无限权力”事实上却是极其有限的。光绪一生处于无权的地位，早在他入宫时已经确定了。光绪生于深宫，但他通过审阅奏章，认识到封建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能、营私舞弊；军队无战斗力，对外战争一败涂地；洋务企业耗费国家大量钱财而亏损有加。光绪面对处于列强虎视眈眈威胁下的这样一个烂摊子，认识到不改革、不维新只有亡国。他又具有一定的西方文化知识，这使他接受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成为可能。他比较早地接触到维新思想代表人物如冯桂芬、康有为、汤震等人的著作，也积极主张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光绪，这个处于丧权辱国时期的末世皇帝在19世纪末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局势中，力图变革，他主战、支持变法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然而，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维新改革必遭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盘踞要津的大僚的抵制，维新的精神也为保守的世俗所不容。到19世纪末，中国的顽固派仍主张“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先”，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1 〕维新派抓住光绪，开明官员拥戴光绪为首领，于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就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凡支持光绪的均

遭贬斥。善于权谋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头领慈禧太后将一切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和集团都集合在她的旗帜之下，正当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开始新政改革之际，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逼迫光绪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的第四天连发三道上谕，除罢黜翁同ｈé＠①外还有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这是慈禧企图再度“临朝训政”，并操纵用人大权，既笼络上层官僚，又防止光绪帝任命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权力中心；二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这是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荣禄曾对慈禧太后说：“以皇上任用匪党（指维新派），难保日久不生变乱。京津咫尺，以北洋军可资镇制。”〔2〕所以军机大臣被罢黜后，荣禄出任直隶总督，“身兼将相，权倾举朝”。

总之，维新派没有军政实权，也没有广大人民作后盾，只有一个连自己地位也朝夕难保的傀儡皇帝，所以，当决战关头逼近，变革与反变革力量短刀相向时，他们找不到一只救生之筏，而只能把袁世凯当作“诺亚方舟”。而当袁世凯把他们出卖以后，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所谓“六君子”，也就只能或则瀛台被禁，或则亡命天涯，或则京华喋血，而决不能镇慑强敌、笑傲江湖。

反观日本，日本明治维新时也面临沦于半殖民地的危机，但明

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那时世界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大多忙于其他事物还未顾及去争夺殖民地。日本史学家井上靖说：“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牵制。美国的内战及其善后工作，使它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

在明治维新前夕，以长州蕃为首的革新派即以“开港倒幕”、“强蕃割据”为口号，展开反封建的倒幕运动。长州、萨摩、土佐、肥前诸蕃，不仅有“船中八策”、“王政复古”、“辞官纳地”的方案、纲领，还有事实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权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领导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另一个重要区别点是，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战后日本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以中国为师的。其后日本又从朝鲜、印度学习到不少东西。在幕府时代，尽管实行锁国政策，但它仍然向荷兰吸取了许多新知识，形成了相当有意义的所谓“兰学”。而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统治者由于尝到了苦头，并从残酷的现实中醒悟到，必须从科学文化和政治经济上向西方学习，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学习，成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风气。日本人对外来文化既不

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对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合理吸收经过创造性的再熔炼，使其具有新的性质而逐步成为日本传统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稳定而又“开放”的文化系统。

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历史进入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肩负“救亡”和“兴中”的使命，为救国也向西方去寻求真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旨在维护大清国的独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单一神权”的天国；康有为、梁启超推行变法走资本主义道路；孙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这些只反映了中国近代国情之一面。从历史上看，汉、唐两朝是历史的大开放时代，然而，自安史之乱以后，特别是唐末以后，却逐步陷于封闭状态。比较地说，宋还不是很封闭的，郑和下西洋以后的明清社会，基本上就封闭起来了。闭关自守带来的社会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如果说，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是中国近代经济落后的重要根源的话，那么，思想文化上的闭关自守则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乾嘉汉学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人们不要忘记，当乾嘉学者将自己横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销熔于经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谓“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斓然如日中天”之时，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潮勃起之日。戴震、惠栋、焦循、阮元之辈，不是生活在但

丁、卜伽丘的时代，而是生活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的时代。当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之余，开始写《阅微草堂笔记》，宣扬“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窥”、“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3〕的前因后果说时，正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和进行的岁月。翻阅历史至此，常常使人废书长叹：若是其时的中国不是自我封闭，而是能够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汉学诸大师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当会有崭新的面貌，中国的学术思想当不会落后如许，以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闹出封疆大吏叶名琛靠吕洞宾的乩语来对付外敌的笑话。正是在这样封闭的历史氛围中，戊戌志士们悲壮而激越的呼号，才显得特别的孤独。

再次，中国是一个大国，而日本，则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岛国，这种空间背景的差异，也给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成败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如上所述，其时中、日两国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就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总量而言，中国似乎胜于日本。但以中国之大，而日本相对很小，就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而言，日本的这个比例比中国的要高。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来说，天皇登高一呼，就会影响国内的许多地域，甚至能震动国土的大部分。而在中国，京城发生的一切，哪怕要传递到国内主要经济发达地区，都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遑论僻

远地区了。面对苍茫大地，面对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光绪皇帝的诏书也罢，康、梁等人的狮子吼也罢，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仿佛进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变得杳无踪影。中国社会这种的闭塞性，使辛亥革命后的农村，仍然处于对政治茫然无知的状况。关于这一点，读读《阿Q正传》即可了然。

最后，从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来比较，以明治天皇为首的维新派显得较为条理、有序，而戊戌变法在操作上则显得紊乱和操之过急。

1868年明治维新政权建立以后，通过废藩置县，各藩全部解体，实行“四民平等”；通过地税改革，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发展有重要意义；文化开明、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使西方文化大量进入日本，特别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国就学率已超过95％。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发布《教育敕语》，把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规范纳入军国主义的轨道。正是这条理有序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改革的成功，日本迅速走出了封建时代，开始接受资产阶级人权、民主思想，为建立资产阶级近代国家奠定了基础。

戊戌维新在策略上似操之过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轻重缓急，措施失当。103天的新政，颁发上谕达100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

第二篇：浅析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异同

浅析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异同

摘要：1868年，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运动。1898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两次运动都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跃成为东方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而戊戌变法只是昙花一现，中国依然挣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同时改革，结局却一成一败。本文试图从两者的比较中探讨两国改革运动的异同，通过比较内部条件之不同、个人和组织的权力资源掌握程度之不同以及运行效用之不同，将有关因素进行调理归结阐述了当时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改革，论证了变法中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得出了其一成一败的原因。

关键字：明治维新 戊戌变法 改革

目录

一、绪论„„„„„„„„„„„„„„„„„„„„„„„„„„„„„„4

二、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相同之处„„„„„„„„„„„„„„„„„„4

（一）历史背景大致相同„„„„„„„„„„„„„„„„„„„„„„„4

（二）改革的性质宗旨相同„„„„„„„„„„„„„„„„„„„„„„5

（三）改革的内容大体相同„„„„„„„„„„„„„„„„„„„„„„5

（四）改革的实行方式相似„„„„„„„„„„„„„„„„„„„„„„6

三、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成败分析„„„„„„„„„„„„„„„„„„6

（一）国际环境不同„„„„„„„„„„„„„„„„„„„„„„„„„6

（二）社会结构大不相同„„„„„„„„„„„„„„„„„„„„„„„7

（三）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和政策的实际作用不同„„„„„„„„„„„„8

四、对中国发展的借鉴价值„„„„„„„„„„„„„„„„„„„„„„8

（一）改革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8

（二）发展经济„„„„„„„„„„„„„„„„„„„„„„„„„„„8

（三）重视教育„„„„„„„„„„„„„„„„„„„„„„„„„„„9 结论„„„„„„„„„„„„„„„„„„„„„„„„„„„„„„„„9 参考文献„„„„„„„„„„„„„„„„„„„„„„„„„„„„„„9 Abstract„„„„„„„„„„„„„„„„„„„„„„„„„„„„„„10

一、绪论

19世纪中叶，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世界市场逐步形成、殖民主义浪潮席卷世界的时代。在西方列强优势力量的冲击下，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制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国门，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两国分别启动了以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为标志的现代化变革进程，本文重在比较两个变法异同。

（一）中心论题

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成败探讨，比较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在发生时期、社会背景、阶级支撑、改革措施、实质效果等方面的异同。

（二）写作意图

透过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看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国家的发展需要社会各方面环境的协调，通过比较得出雄厚的经济基础，强大的领导阶级，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相同之处

1840年以前的中国和1853年以前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十九世纪起，西欧列强为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扩大殖民地而入侵东亚，此时仍然实行着闭关锁国的中日两国被西方的炮火轰开了大门。在中国，其标致是鸦片战争。在日本，标致就是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舰队东来叩关。两国被迫开港通商，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致使中日两国陷入重重危机之中。为了救国救民、中日两国在自己的国家掀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改良活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在两国历史上都有重大的意义。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就其当时国内的各基本方面，两国自身的社会性质和世界大势，都有许多的相同点。

（一）历史背景大致相同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在本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全面侵略、社会面临着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严重危机，在中国，是鸦片战争的失败，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的订立，主权的逐步丧失，大量的赔款、割地和全国被几个列强瓜分为若干个势力范围，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

在日本，则是1853年以后的被迫开关，《日美亲善条约》、《安政五国条约》、《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之类的极端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是黄金的大量外流，是经济的日趋恶化，是民族工业受到沉重打击，是被迫让外国在本土建立军事基地，是国内政治危机的加剧，是国家存在着被肢解的危险。

在外来的侵略中，西方侵略客观上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有力的冲击了原有的封建生产方式和伦理纲常，催生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潮。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就是在国家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的这样一个背景下爆发的。

（二）改革的性质宗旨相同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在本质上都是以带有某种半殖民地化色彩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变革。直到鸦片战争前，还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其中，虽然经过洋务运动的推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有所增长，但在社会经济中，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而鸦片战争后强加给中国社会的，则除了一部分外来资本以外，更多大的是半殖民地化的因素。

日本在18世纪从自然经济中孕育出资本主义的因素。特别是幕府建立之初，由于政局稳定，全国统一，商品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以手工业工厂为载体，已缓慢地开辟着自己的航程。然而，就整个日本社会而言，它也不居主导地位。1853年以后的开关，又给日本社会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因此，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以带有半殖民地色彩的封建社会为出发点。都是向西方学习，通过政府命令自上而下推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两国维新派都力图通过维新改革现状，使自己的国家走向强大。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增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收回国家主权，以成为近代亚洲独立自主的国家。

（三）改革的内容大体相同 1

从改革的内容上来看，戊戌变法在政治上开议院，制宪法，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实行君民共治；经济上提倡大力兴办实业，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 1 山根幸夫：《近代中国与日本》，山川出版社，1976年版，第9页 的政策，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文化上废除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提倡科学，兴办新式学堂；军事上设置制造军火，精练海陆军等。明治维新运动政治上废藩置县，消除封建割据，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实行土地改革和地税改革，实行保护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系列政策。如将企业交给私人经营；向资本家发放无息贷款；统一货币；禁止各地设立关卡；取消商人专利的同业公会等。军事上颁布义务兵役制，建立近代常备军，按照西法练兵，对官兵进行武士道精神教育。两者改革的内容都不是枝节性的而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诸方面变革，是关于社会体制、社会制度的改革。

（四）改革的实行方式相似

从运动的实行方式来看，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围绕着皇帝的一个政治集团酝酿、引发、组织、实施，自上而下地采取颁布政令、法令等方式进行的。在中国，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知识界精英，拥簇着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帝，在政坛上进行改革。以达到变革的目的。在日本，则是得到一批武士支持的萨摩、长州二藩和一些有西方思想的志士，把一个凄凉寂寞的天皇推到历史的前台，以实现自身抱负。

三、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成败分析

中国维新派的主要领导人康有为曾经说过：“日本变法收效最快，制度最完备，是中国最好的典范。„„如能效仿之新政，中国变法所获之成果，就又可能事半而功倍。”（注）在他看来，只要以明治维新为模式，变法维新就能成功。但是，出乎中国维新派的意料，1898年戊戌变法却遭到了失败。就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当时国内的各基本方面来看，有相同之处，按维新派的想法戊戌变法可以借鉴明治维新，但是两者之间有许多根本之处不同，也恰恰是明治维新取得成功，戊戌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

（一）国际环境不同

日本的明治维新处于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当时，世界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日本内政日本史学家井上清说：“英法俄的对立„„使各国的魔手相互收到牵制。美国的内战及善后工作，使他没有余力在东方发动侵略。这 5

一切都有助于日本摆脱半殖民地危机。”①英国和法国把自己在远东的重点放在中国，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从日本调走了他们驻军；其他西方列强对日本又有各自的打算，因而未能采取联合干涉的行动。日本维新派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几乎是在没有多大外界阻力的情况下，比较顺利地进行了维新运动。而中国的戊戌变法所处的国际环境是极端险恶的。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甲午战争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帝国主义蜂拥而至，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局发生的任何变动，都会触动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他们决不会袖手旁观。因此，中国的戊戌变法遇到了极大的外部阻力，即使不遭到封建顽固派的镇压，也会受到帝国主义的干涉，因为帝国主义不会放弃在中国已获得的政治、经济、外交权力，决不会让中国成为民族独立、主权完整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维新派希图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推行变法，只能是幻想。

（二）社会结构大不相同

进行资产阶级改革的前提条件是推翻封建制度。在这方面，中国的封建势力比日本的封建势力要强大得多，而资产阶级势力却比日本要弱得多。日本明冶维新前，封建制度危机四伏，封建营垒急剧分化。顽固势力德川幕府的统治在农民起义的多次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分崩离析。其他西南各藩，从藩主大名到下层武士以及一批宫廷贵族都背离了幕府，向资本主义转化。这样，新兴的地主，商人，中、下层武士组成倒幕联盟，主张推翻幕府统治，并拥有军队，其势力远远超过以德川幕府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明治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因此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政是可能实现的。而在中国戊戌变法时，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形成了完整的封建体系，根深蒂固。在中国要冲破这个封建主义罗网，无疑比在日本要困难得多。当时统治集团中主张维新的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而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仍然掌握着大权，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变法斥责为“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②所以说封建制度根本无法触动。并且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很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十分弱小，其上层的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具有严重的软弱性，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推行新政必然举步维艰。

（三）革新派所运用的策略和政策的实际作用不同

日本的维新派懂得以暴力摧毁旧的封建政权，他们利用下层人民的力量，通过国内战争，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政权。然后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实际上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反，中国的维新派不懂得暴力的重要，根本没有自己的武装，又敌视和害怕人民革命。所以，戊戌变法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孤立的活动，没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没有农民起义的配合，没有发动对顽固势力的武力讨伐。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危急之时，只得求助于封建军阀袁世凯，结果又被出卖。相反，慈禧却以武力为后盾，发动宫廷政变，轻而易举地囚禁光绪，捕杀维新派，帝党和改良派无力还击，只得束手待毙。

四、对中国发展的借鉴价值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通过比较我们得出改革需要有一个众人信服的理论作指导；需要一个坚实的阶级基础；一个能普遍认同变法的社会心理环境。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戊戌变法中的新思想都值得我们借鉴。

（一）改革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不管是明治维新改革成功，还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我们都从中得出只有不断地进行改革，我们的国家才会国富民强。我们要积极学习外国的长处，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要坚持对外开放，走出国门，选择西方文明为我用，对西方文明不能生搬硬套，应取其精华，出其糟粕，才能有利于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二）发展经济

经济的雄厚象征着国家实力的强大，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稳定的强有力保证。只有坚持对外开放，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才能最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

（三）重视教育

培养人才的事实告诉中国，国家要强盛，必须投资教育，才能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才能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再“穷”不能“穷”教育。因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只有大力发展教育，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才能造就出优秀人才。

结论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离开中国实际，盲目照搬别国变革模式和别国经验，是行不通的。说明了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只有以革命方式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正如诺斯所提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像过去学习，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和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参考文献

[1]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

（一）[2] 《菊与刀》：（美）本尼迪克特，出版社xxx年版本：

[3]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M]：道格拉斯.诺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Analyses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Hundred Days Reform movement Abstract: in 1868, Japan experienced The Meiji Reform movement.In 1898, China has made Hundred Days Reform movement.Two is to save the national sport with the bourgeoisie peril the nature of the reform movement, but the success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to Japan on the capitalist road, has become the only east of the capitalist powers.And Hundred Days Reform movement is just a flash in the pan, China still struggling in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society of the abyss.And reform, but losing eleven percent.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both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reform movement,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internal conditions in different,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ower resources of master degree and different operation of utility from relative factors conditioning attributed expounds when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Hundred Days Reform movement of reforms, and demonstrates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reform, and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one into the cause of a game.Keywords: The Meiji Restoration；Hundred Days Reform；Reformation

第三篇：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文化差异

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文化差异

日本明治维新：吸纳欧美文化，以欧美为师。了解和掌握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在国内大力兴办现代教育，包括强制推行小学义务教育制，通过政府扶持的形式兴办高等教育。废除士、农、工、商身份等级制度，倡导四民平等。移风易俗，开化文明，确立“万民皆学”的方针，重视教育，国内强制推行小学义务教育制，大力兴办高等教育。日本向西方派遣了留学生日本的留学生回国后从基层开始层层改革。从文化来说 日本天皇具有精神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 虽然在政治上权利由幕府统治但是天皇的一道诏书可以对社会造成很大影响凭借功绩成为军政界的重要人物，日本的维新收到了社会基层的响应。

中国戊戌变法：虽然中国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及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但大都士大夫抵触外来文化，视欧美为蛮夷之邦，鄙夷其文化。

中国都向西方派遣了留学生，中国的留学生回国后则被改革者视为瑰宝任以要职，但是由于中国派系的关系却最终没有被任命在关键的官职上。加上军政界的社会风气留学生大多很快腐化同流合污。从观念来说 中国的维新是基于技术成果的维新花大笔银子购置西洋军火购用西洋顾问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洋技术。

第四篇：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对比研究[最终版]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对比研究

摘要：在19世纪中期风起云涌的资本主义世界潮流的推动下，中日两国都进行了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两国的改革都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都是在探索近代化的道路。但是，同时代的改革，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局和影响，中国洋务运动最终没有改变沦为半殖民地的厄运，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日本的明治维新实实在在地使日本走上富强之路，由被殖民、被侵略摇身一变而成为殖民者、侵略者。反思其中，我们研究这两个国家的成败的原因，以对今天有所裨益。

正文：

改革，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之一。中国近代维新变法发起者梁启超说：“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易经》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古人就已经提出了世间万物的发展都必须符合这一规律。古代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今天的改革开放，无一不使国家在当时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十四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产生、发展，世界历史的主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结果证明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同作为亚洲国家的中日两国，却在近代化的大潮当中，表现出了不同的思想、做法，从而导致两国不同的结局。对比近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同命不同运。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得出一点认识。

首先，从两国近代化起步的背景看。

1、国内社会背景：中国从秦王朝确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开始，到1840年鸦片战争时的两千多年一直是封建专制国家。历朝历代不断强化皇权，使封建制度发展成为庞然大物、盘根错节，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难以撼动。明清以来，为防止倭寇入侵以及其他国家进入，威胁封建统治，政府长期以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格限制对外的经济文化交往，和外界的交流少之又少，逐步地蒙蔽了自己的双眼，看不到世界发展的主流，仍做着“天朝大国”的迷梦。却不知他国不仅确立了资产阶级统治，甚至于完成了工业革命，已经从思想、政治、经济全面升级换代，我们已然从世界强国之列逐步退出。经济上，重农抑商，封建小农经济占据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主要地位，长达两千年。始终处于农业文明的框架之内而不能突破。思想上，农业文明决定了封闭保守，愚昧封建的思维模式。教育制度实行的科举制度，退变为八股取士，以四书五经培养“奴才”式的人才和官员。缺乏自然科学的教育，缺乏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这些就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其实这是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地加固封建专制，不断地加强皇权，不断地强化封建农业经济。不肯改变，不肯变革的后果。

日本是中国近邻，自古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生活等皆取之于中国，是中国文化的衍生。公元646年的“大化改新”，日本仿中国隋唐制度为蓝本，结合日本旧习，从政治到经济，进行了改革，从而进入到封建社会。因而其政治、经济等方面与中国非常相像，近代前夜的日本也实行锁国政策，只允许中国、朝鲜、荷兰与之通商交往。可见，两国有着极其相似的国情背景。但是，日本也有其特点。政治上从12世纪以来，武士阶层掌握了政权，天皇成为傀儡，政权落入到将军幕府中，军人掌权，没有经济、文化作支撑，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难以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将军下的大名及中下级武士与将军幕府也是矛盾重重。这势必造成日本中央集权的分化，弱化了将军幕府的封建集权，为以后变革减少了阻力。经济上日本也是封建经济，但其国土狭小、多山，耕地有限，故其手工业、商业相对发展较好。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日本是一个岛国，文化多来源于外部。思想上容易接受外来文化，尤其是先进文化的影响。这些因素是中国封建社会所不具有的。这样一来，改革进程中遇到的阻力、对外来事物的接纳，改革者的成分，中日两国必然是截然不同。其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2、国际环境：中日改革的时间不同。中国是1860年后，日本是1868年后，但同属19世纪中期。这一时期，正好处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的确立阶段。欧美强国在进行工业革命中，急于解决本国内部的社会各种矛盾。美国进行了南北战争，俄国进行了农奴制改革。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相对稳定，是一个较为有利的改革时机，这对中日两国来说是一个同等的机遇。

第二，从思想认识上看。而面对相同的国情，相同的发展机遇，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所进行的反思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上书总理衙门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在遭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之后，洋务派的先进人物尚且如此看待自身与对手，不要想其他人了。这一认识就决定了洋务运动改革的目的、内容、性质、作用的重大缺陷，注定了它失败的结局。

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目睹了欧美国家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坚船利炮、富国强兵和工商繁荣，也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的相继没落，遂萌生“脱亚入欧”的思想。福泽谕吉在其所著《文明论概略》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上发表《脱亚论》文章，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福泽谕吉为日本选择的振兴之路，就是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其思想核心就是接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等一切先进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入欧”。与中国的认识相比，高下立判。我们看到的是西方的皮毛，日本抓住的是西方的精髓。

落后不可怕，挨打不可怕。可怕的是落后了、挨打了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落后、挨打，还以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不能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认识，也就不可能对症下药。马克思说：“人是由思想和行动构成的，不见诸行动的思想，只不过是人的影子；不受思想指导和推崇的行动，只不过是行尸走肉——没有灵魂的躯体”。我们的洋务运动就像行尸走肉，缺少改革的灵魂，焉能不败。

第三，从改革者的成分上看。改革是创新，就必须由新型的阶级阶层来组织实施。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是恭亲王奕䜣以及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汉族重臣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藩等人，其本身仍然是封建政权的支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必然是封建地主。他们想到的首先是如何维护其封建利益，这样，学习西方就只能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的目的始终没有改变，谈何改革，这与改革是背道而驰的。只是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使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模式，诸如工厂、机器什么的，聊胜于无。我们无意否定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巨大作用，究其本质，它没有顺应历史潮流，改革者也不能提出全新的思想理念，无非是封建皇权的再加固。

反观日本，其经济结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8世纪中叶起日本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并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交换关系也日益频繁起来，并初步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生产，是日本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一条重要途径。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也陆续在制丝、丝织、棉织、陶瓷、酿酒、造纸等生产部门出现。由于受到封建制度的种种限制，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他们虽然还没有能力领导革命，但对现存的旧体制是不满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导致新兴地主阶层的出现。一些农村的富裕农民、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工场主非法占有农民的份地，转化为地主。他们同幕藩封建领主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这些被称为“豪农、豪商”的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后来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由于日本的封建制度异常僵化，统治等级的内部矛盾重重，从中分化出一支主张变革的力量——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代替资产阶级充当了革命的领导者。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是改革的具体领导者。可见，在日本，代表先进资本主义的力量及其同盟者领导实施了改革，他们是用一种新的体制来取代旧的体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第四，从改革的内容看：

洋务运动首先是军事技术的改革，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等早期措施均是军工企业，是为了方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起的轮船招商局、湖北织布局也都是为军事工业的补充。设立的京师同文馆也是应外国的要求，为方便与外国打交道而设立的，改革涉及了经济、军事、教育三个方面，而且只是一部分。经济上使用机器生产，其管理还是封建性的，从性质上讲，依然是封建政府或官僚的一个生产部门而已。并非是为了满足市场需要，而是为了提高清政府的军事力量，以达到“自强”“御外辱，弥内患”之目的。军事上只是使用洋枪洋炮而已，军队的组织机构，管理机构、运行机构还是旧的体制。教育上只有一所翻译学校和一些留学生，全国性的、普及性的教育机构都没有，教育内容没有大的变化，在四书五经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西学的内容，美其名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狭窄的、补充性的改革措施，怎能实现中国社会的转型。

明治政府，于1868年4月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其后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政治方面，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且天皇一切权力集于一身。政权的统一有利于改革政令的颁布实施。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经济方面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设立工部省管理工商业；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教育方面，设立文部省，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发展近代资产阶级性质的义务教育。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建新式铁路、公路。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亦容许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传教的禁令。显而易见，日本的改革是全面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用全新的体制取代了旧的体制，当然也保留了大量旧的有利于日本统治的的内容，从而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学史以明志，鉴史知兴替。通过对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对比研究，我们认识到改革应该因地制宜，结合国情，更新观念，开放思想，大胆实践，选贤任能，切合实际，适时调整，不断完善，只有不间断地将改革进行、深入下去，才能一直走下去，走向更加强大。

第五篇：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演讲稿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

南华大学船山学院2014级会计四班 张湘悦

大家好！我是船山学院会计四班的张湘悦，很荣幸今天能在此和大家分享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成果。在下见识浅薄，多有不足，还望大家海涵。

首先，请大家看这两张幻照片。大家应该对照片中的这两位人物都有一定的了解：一位是满清的慈禧太后，另一位是日本的明治天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西太后穿着旗装，而明治天皇穿着西式军服。

天皇剪去发髻，换上西装是受了“明治维新三杰”中铁血宰相大久保利通的影响，他们的行为当时在日本震惊朝野，但正由于他俩的以身作则，近代西方生活方式才能在日本得以推广。

反观慈禧太后。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提议减去辫子以适应工厂工作，但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强烈抵制，她认为辫子是不能废的祖宗之法。剪辫易服是民国才得以推广的。

在社会风俗方面，大概可以总结为：日本自上而下接受西方文化而图变;而满清却在某种程度上拒绝近代化。

在外交方面，两国的反应也较为不同。

英国设计师在东京设计了一座意式公馆，名为“鹿鸣馆”，日本外务卿井上馨主持了开馆仪式。鹿鸣馆名称出自诗经《诗经》中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日本人取“鹿鸣，燕群臣嘉宾也”之义而命名，意即迎宾会客之所。并把一些和外国人交际的机构移到里面。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曾于此举办了盛大的化妆舞会，从而开启了所谓的“鹿鸣馆外交时代”。

而中国的情况却大为不同。

清朝的第一位驻外使节名叫郭嵩焘，湖南湘阴人。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驻英法大使，被英国人誉为“所见最有教养的东方人”。但他一系列被西方盛赞的寻常礼节却被副手和国人诬陷为对天朝的大不敬。几年后他因为国内舆论压力过大辞官回乡，回到湖南的路上还一路被乡人骂为“洋奴”等。李鸿章为他请求谥号却被皇帝驳回，光景甚为凄凉。

在外交方面，大概可总结为日本政府在积极主动的面对，而清廷在消极被动的应对。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都创办了大量的企业。

幻灯片里展示的就是洋务派创办的一些企业。其中，航运业近代在中日两国都是紧接着军事工业而着手发展的部门。而棉纺织业是前期遭受外商挤压的生产典型的大众消费品的部门。这两个部门都是反映两国工业发展差距的较为典型的部门。于是我们就从航运业和棉纺织业来对比分析两国的近代工业。

下面我们来看看两国在航运业方面的不同应对方式，首先是洋务派。

1873年1月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所创的官督商办的近代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的出现，立即引起一向行走江海各线的外国航业的嫉妒和反对。

每当轮船招商局的轮船在江海行驶时，外国轮船公司便在同时的同一航线上将运费减去一半乃至2／3甚至更低，企图用跌价竞争的办法把招商局扼杀在摇篮里。

从1873年到1877年，在剧烈的竞争中，招商局依靠漕运专利，官款协济和国内商人的广泛支持，勉强维持下来。1877年轮船招商局拥有的固定资产超过了当时任何一家在华的外国轮船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以为从此可以打破外资轮船公司的垄断局面了，但事实上并不如此。在招商局情况日见好转的条件下，为了避免同外国轮船的竞争，1877年，李鸿章指使太古等人在国内主要航线上与良家大型外国轮船公司订立了“齐价合同”，以排挤其他轮船公司参与竞争。

从此，招商局“增减运价”，推行航线，悉受洋商操纵，我国商帮大受“运送迂缓，运送奇贵之苦”。这样，不仅招商局的事业受到限制，更为主要的是民族资本的活动因此项垄断合同而受到扼杀和阻止。

下面我们来看下日本明治政府在航运方面的应对。

日本在1873年11月成立内务省，日本的海运业就是在这以后发展起来的。

这时明治政府领导层认识到在关税不能自主的情况下，发展海运业不仅有助于收复商权，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代替保护关税的作用；而当时半官半民的邮便汽船会社经营不振。

因此，明治政府主张在殖产兴业期间大力扶植海运业，并根据大久保利通的建议，选了三菱商会作为扶植的重点。

1875年6月，日本半官半民邮便汽船会社宣告解散。政府用32万元购买该公司的18艘轮船并无偿地拨给了三菱商会。同年九月把委托其管理的13艘官方船只无偿交给三菱使用。并规定每年向三菱提供25万日元津贴。

三菱汽船会社也同样遇到了要和外国轮船公司抗争的问题。

它的第一个对手是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自恃资本雄厚，不断降低运费，以图打夸对方。三菱汽船会社在政府的支持下也以降价奉陪。经过几番激烈较量，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感到十分棘手。这时，日本政府贷款81万元资助三菱汽船会社，三菱汽船会社以78万元的代价收买了太平洋邮船公司往返上海航线的船只及陆上设备，并约定以后三十年内不再从事上海航线各港的航运业务。

这样，太平洋邮船公司终于自日本沿海的航运中撤走。

在与英国的大海运公司P、O公司的竞争中，也是以“P、O”公司无条件地撤走而告终。

这说明，日本在与外国资本争夺航权取得很大的成效。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为对抗初期沿海航线上的外国优势，设立了半官半民的航运业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的要素，但在下述两点可以看出两国明显的差异。

第一，中国是与外国公司妥协，而且试图与外国公司共同维持沿海航线的垄断；日本则是扶植特权公司，把外国势力从沿海航线上彻底赶走。

第二，中国自始至终维持了官督商办的组织形式；日本则通过扶植三菱，培育了民间资本，也就是用最少的资金和最低的浪费做了最有效的事，这也为之后的出售官营企业培育资本主义积累了经验。

下面再看两国的棉纺织业的对比案例，首先是洋务派。

1878年开始筹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现代棉纺织厂，也是官督商办企业。在建厂过程中，织市局通过李鸿章向清政府取得了专利、免税的特权。“十年以内，只许华商附股搭办，不得另行设局”。可见，李鸿章的经营方针，除减轻税收外，即禁止其它同行业兴办。

上海织布局于1890年投入生产，1893年渐具规模。1890年因上海织布局于起了大火，华盛纺织总厂便于1894年在上海织布局的原址上建立，仍为官督商办，除总厂外，还在上海和宁波等地设立十个分厂。

与此同时，李鸿章、盛宣怀更进一步制定了垄断纺织业的计划，他们申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立案，明文规定“十年以内，不准续添”。也就是这十年内还是不许国人另设这种企业。

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第一个十年垄断到华盛纺织总厂的第二个十年，垄断对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发展是一个严重的压抑和阻碍。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明治政府在发展棉纺织业方面是如何做的。

在日本，外国棉制品也以开港为契机，侵入日本，国内市场被打开，在这一点上中日两国是共同的。但明治六年建立了大久保政权后，对纺纱给予特别奖励。

明治政府一方面通过官营模范工厂的示范作用，来推动民营纺纱厂的建立；另一方面，内务部于1879年用22万日元创业资金，从英国订购10套2千锭棉纱机器，然后以无息分10年偿还的条件，出售给有志于兴办棉纺业的私人资本家。此外，政府还采取垫付进口纺纱机价款的方法，扶植民间资本家。

在政府的扶持下，在民间有一个大机器纺纱厂异军突起，这就是1880年开始筹办，1883年7月正式营业的大阪纺织厂。

以大阪纺的设立和发展为先导，1886-1890年间，日本又先后建立了20余所私人的近代纺织企业。这些新企业的资本大多在25万日元以上，纱锭在1万到3万枚之间，从而大大增加了棉纱的产量。

据统计，1886-1889年近代机械棉纱产量从77万贯增长为337万贯（每贯等于3．759公斤）。日本到1890年产纱量便增大到513万贯，并超过了国外进口的棉纱量到1897年，日本棉纱的出口量已大大超过进口。

这些说明，日本近代棉纺织业经过了这样的短期发展，完全达到了自主的地步，甚至可以出口。

中日两国的棉纺织业起步时间相近，但中国洋务派官僚想以一两个纺织工厂来堵塞巨漏，抵制洋布倾销的狂潮，无异于杯水车薪，结果只是严重压抑和阻碍了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发展。

而日本，在政府扶持下的机器纺纱厂，一方面排挤了外国棉纱，另一方面也压抑了自下的成长(机器纺纱厂的经营者大多为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同原有的棉纺织业的发展无直接的联系)，但它同中国的“官督商办”显然是不一样的，尽管在经营上受到保护，但始终是作为民间企业受到扶植的，因为有政府的保护而由早期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

在中国，尽管棉纺织业利润优厚，商情踊跃，由于有上海机器织布局“不准另行设局”的限制，致使1882-1891年十年间除织布局外都没有出现过一家私立的棉纺织厂。

只有象日本那样，奖励和支持民族资本自由发展纺织工业，才能有希望抵制洋纱洋布的倾销。

从以上航运业和棉纺织业对比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处处表明它受到了封建生产关系的严重束缚，因之新的生产力不可能获得应有的发展。

从性质上来说，这些企业依然是封建政府或官僚的一个生产部门而已。

同中国清政府对企业的需索无穷和实行垄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对私人资本的大力扶植和奖励发展。

日本明治维新的殖产兴业，其前期也是以官营工厂、半官半民工厂为主要形式推进的，它和中国洋务运动中的“官督商办”政策基本相同。

可是日本在后期殖产兴业中实行扶持民间资本，出售官营工厂和半官半民工厂的政策。

这虽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的起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中国却始终徘徊在官督商办死胡同里，分歧由此而起，终究完成不了资本主义转型。

这些不同在两国的一些文件和一些当事人的话里也能得到一些体现。

比如明治维新的纲领性文件《五条誓约》: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广振皇基”。

木户孝允起草的这个文件有着西方的近代思想和卓越的远见，他们的后继者们，如伊藤博文等，在他们逝世后也能以此来秉着他们的志愿，带领着国民上下一心的图发展，从而使日本走向强大。

与之相对的是洋务派一些发起者的思想。

曾国藩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 “剿发捻，勤远略。”

“剿发捻”是指镇压太平天国和北方的捻军起义；“勤远略”便是指加强国防建设以抵抗外国侵略。它反映了洋务运动的两大目的－－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最终的目的乃是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

张之洞对洋务运动的总结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些治标不治本的目的和策略，完全暴露了洋务运动的实质其实是狭隘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的自救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政治理想一对比，高下立分。故而

昔人已往，往事如烟。随逝去久矣，但仍旧震撼、警醒着我们。既然我们无法改变过去，那么而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以史为鉴，展望未来。

谢谢大家都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