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后的几次会议[本站推荐]

第一篇：遵义会议前后的几次会议[本站推荐]

遵义会议前后的几次会议

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际上可以看成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

通道会议。1934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但李德等人会后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研究了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为此后的黎平会议做了必要的准备。

黎平会议。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12月20日，坐在担架上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黄平的一片茂密的桔林里休息谈话，商议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并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将领达成一致。这就是所谓“桔林会谈”。除战略方针外，黎平会议还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猴场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之后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猴场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的指挥权。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对于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可见会议两项议程一是决定战略转移的方向，二是总结此前军事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没有组织人事变动问题。“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项议程是讨论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由博古作主报告。“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做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博古报告后，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从主观因素做了分析，明确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失误，批评了博古的短促突击和拼消耗的错误。杨尚昆认为，如果没有周恩来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张闻天作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他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不正确，报告代表了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意见，实际上也反映了其他多数与会者的心声。

紧接着发言的是毛泽东。他指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也涉及了政治路线问题，指出为什么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过分扩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这个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遵义会议增补的第三项议程是关于中央领导的变动。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组织上：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此后张闻天起草完成《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全面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战略方针的错误，并总结了教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

遵义会议在战略转移方向和对第五次反围剿及西征的军事路线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样就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常委，进入决策层，部分地解决了组织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部分涉及了政治路线问题，也为解决思想路线提供了一定的条件。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扎西会议。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在此期间，有关中央领导人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二是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不合适做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周恩来建议博古捐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三是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周恩来又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了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苟坝会议。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毛泽东不肯妥协，当天晚上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变被动为主动，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阐明了运动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重新统一了认识，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综上，遵义会议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构成了“广义的遵义会议”。

“广义遵义会议”通过前述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为胜利完成长征，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广义遵义会议”解决了党的组织路线、军事路线，为解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核心领导层；决定常委再分工，在扎西会议上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解决了组织路线问题；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解决为后来解决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基础。

为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实现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依靠兵强马壮，拥兵自重，最后南下另立中央。正是遵义会议后逐步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高度智慧和团结，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向，加上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努力，二、四方面军最后北上同一方面军会师，实现了长征的最后胜利。

为建立陕甘宁边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为了实现抗日，扩大根据地，党中央又领导红军进行东征西征，扩大了革命影响和发展了革命力量，为建立陕甘宁边区打下了基础。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红军作为中国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国民党不得不联合的力量，最终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篇：党的几次会议[范文模版]

中共重要会议

中共一大：1921年，上海，宣告中共成立。

中共二大：1922年，上海，制定革命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

中共三大：1923年，广州，制定革命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方针。中共四大：1925年，上海，明确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

八七会议：1927年，汉口，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古田会议：1929年，福建上杭县古田村，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遵义会议：1935年，遵义，纠正王明“左”倾错误，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

瓦窑堡会议：1935年，瓦窑堡，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次国共合作]方针。洛川会议：1937年，洛川，制定全面抗战路线。

中共七大：1945年，延安，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通过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 府报告》。

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西柏坡。一个“炮弹”：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两 个“务必”：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三个转变：工作重心，乡村→城市；总任务，农业国→工业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为新中国成立作了理论和路线、方针准备。

新政协会议：1949年，讨论新中国成立问题（《共同纲领》、国旗、国歌、首都、领导）。

一届人大：1954年，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共八大：1956年，社会主要矛盾，党的主要任务，经济建设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 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中共十二大：1982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共十三大：1987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基本路线、三步走。

中共十四大：1992年，江泽民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 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中共十五大：1997年，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中共十六大：2002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中共十七大：2007年，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思想。

第三篇：遵义会议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２、红６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１５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１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改变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使红军避免了可能覆灭的危险。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７座县城，于１２月底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１２月３１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１９３５年１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１月７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４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长征开始后，随着红军作战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战士，从革命战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强烈要求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得到他们的支持。周恩来、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中央红军攻占遵义，把敌人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取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中央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必要条件。

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至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２月５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３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

第四篇：遵义会议

第一点，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并逐步走向胜利。

关于这一点，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作了高度评价。大家知道，在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反对“本本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引导党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展开了农村中的斗争。经过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努力，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坚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的道路。由于指导思想符合实际，各地红军、游击队和他们所建立的革命根据地都欣欣向荣，在斗争中取得了许多胜利。整个革命局面是比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曾发展到３０万人。但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者由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支持而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后，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路线，排除了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在几年中，错误领导把一个好端端的革命局面破坏掉了，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损失，直至造成红军被迫退出南督革命根据地，并在行军中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灭的危机。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党和红军中的大多数高级干部，使大家觉悟和团结起来，积极要求纠正“左”倾错误。主要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推动，党中央在紧急关头召开遵义会议，坚决纠正了当务之急的党在军事上的错误，这就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由于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对第五次“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的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极其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从此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次会议，就不可能在国民党军队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取得红军长征的胜利，也就很难设想后来能取得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期间曾深情地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第二点，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在这以后，中国革命摆脱了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应当指出的是，遵义会议能够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自己顺利地解决问题，在客观上有一个特殊情况，即在红军长征前夕的紧急情况下，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中断，这反而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问题创造了客观条件。遵义会议解除了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在中国红军中指手画脚的李德的兵权，批判他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这是中共党史上在排除了外来压力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个果断举措。

在遵义会议后，我们党逐渐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走自己的路。这种认识在遵义会议前对全党来说是没有的，当时党内流行的倒是与此相反的倾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在本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限于绝境。”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迷信“本本”，不照搬外国经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弄清楚了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实践表明，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是采取非科学的、窒息创造活力的“本本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

说，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遵义会议后，我们党之所以充满活力，就是因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和决议，“远方”来的任何意见，是否适用于中国，如何应用于中国，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作出判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固然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但为解决革命中遇到的任何问题，不是从原理演绎出结论，而是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具体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党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走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提供了新的观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们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比过去的革命时期任务更艰巨，情况更复杂，因此更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开拓、务实的科学创造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创造精神。

第三点，遵义会议纠正了过去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局面，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遵义会议以前，党在组织生活上流行着家长制和惩办主义，党内的思想斗争动辄实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遵义会议树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典范。它一方面对“左”倾路线的严重错误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并从组织上作了调整；另一方面又不是单纯地追究个人责任，而主要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正像毛泽东同志后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既要弄清思想，分清原则是非，又要团结同志，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遵义会议以后，曾在长时期清理３０年代前期的“左”倾错误，但没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任何形式的惩办，而是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工作，积极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认识与改正错误，并耐心地等待其觉悟。这为后来党的建设特别是坚持党的基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四点，自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组织上保证了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遵义会议在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后，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会议一致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由周恩来、朱德二同志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同志组成的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从此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遵义会议前，我们党“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伪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上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大党中，没有正确的领导，是干不好任何事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胜利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对遵义会议的最好纪念，就是要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第五篇：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观后感一

根据党中央《关于观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遵义会议》的通知》精神，西安市第25中学党员教师于2017年3月1日在西安和平影院观看近95分钟的《遵义会议》影片。

该片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献礼影片，讲述了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真实记录了革命先辈们在重大紧要关头的信仰追求和坚定意志，准确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深刻诠释出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和长征精神。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悠关的转折点，挽救了党、挽救了人们、挽救了革命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结束了博古和李德“左倾”教导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战争转危为安，“遵义会议”大大加快我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等这些革命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

《遵义会议》影片对宣传遵义，提升遵义形象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镇党委书记张文波强调，全镇党员干部要利用业余时间收看电影《遵义会议》，全镇党员干部更要把观看电影《遵义会议》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学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