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生产背景

第一篇：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生产背景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是极不寻常的时期，当时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以身许国，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大国的核讹诈下，于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制订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而毛泽东则在1958年先后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即便当时中国开发上述技术的环境还十分落后和艰苦，但不少科学家从此开始投入这些开发计划。

“两弹一星”是对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统称，并没有明确具体指哪两颗弹和哪一颗星。

邓小平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江泽民在表彰“两弹一星”科技专家大会上的讲话提到：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在宇宙中唱响了东方红歌曲。

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两弹一星精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多“精神”及政治语汇中的一个，象征了在欠缺良好环境下，从事科学技术开发研究的精神，也是科教兴国政策的开端。

对于中国而言，两弹一星是在非常艰苦、没有外援的环境下所开发出来的成果。而“两弹一星的精神”象征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在社会主义之下集中力量从事科学开发研究，并创造“科技奇迹”的态度与过程，组合的元素则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科学精神”，并可以衍生至“科技创新”“知识经济”等领域。在政治语汇上，类似台湾的“发展绿色硅岛”、“新竹科学园区奇迹”、“两兆双星”等。

"两弹一星”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继续发扬光大这一伟大精神，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奋勇开拓的巨大推动力量。

两弹一星精神，当成政治语汇可以用在科技发展、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等领域上，例如：“用两弹一星精神创建一流大学”、“用两弹一星精神开发资讯产业”等。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经历了艰辛、困难、风险的历史进程，是来之不易的历史性成果，这当中除了要突破核子理论、爆炸物理、电子测试、自动控制、精密工艺、总体设计以及核材料提取等各个领域中无数大大小小的技术难关，真正掌握确保原子弹起爆成功的奥秘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况，那就是国家正处于经济甚为困难时期，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带，把原子弹研制出来，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学求实、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将会永放光芒。

一、毛泽东对研制原子弹的决策，有着历史发展的过程 1945年8月，美国人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枣园树下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他是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让从法国回国的中国科学家传话给毛泽东: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一、毛泽东对研制原子弹的决策，有着历史发展的过程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志愿军在甚为劣势装 备的条件下，英勇无比，取得节节胜利，美国的当权者为了挽回战局，多次企图对中国使用原子弹。1950年11月30日，合众社报导，杜鲁门总统说:“他已考虑同朝鲜战场有联系的原子弹问题”。美联社也随即报导:“杜鲁门总统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12月份去南朝鲜“访问”，1953年初，他下达命令，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到日本的冲绳岛，为向中国发射核导弹而做准备。甚至到1955年，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时，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授权，美国军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

毛泽东面对美国当权者不断对中国进行的核威胁，完全意识到:为什么美国当权者动辄就要向我国进行核威胁？为什么美国敢于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及其运载工具，中国没有核遏制力量，没有同样的打击报复手段，没有抗衡的力量。

毛泽东面对国际形势变化的现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对原子弹在战略上蔑视，逐步在战术上重视起来。

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论断:“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 工夫完全可能。”

中国的核工业全面上马了。原子弹正式开始展开研制了。

二、赫鲁晓夫翻脸不认帐，撕毁援华协议，企图扼杀我国核工业。历史却是如此讽刺性巧合，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之日，正是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之时。

1956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

1956年10月3日，中苏两国领导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赫鲁晓夫提出:“我们对原子弹、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每次都是以搞原子弹要花费很多钱，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核武器贮存时间长了，还要变质淘汰，重新投资生产，中国不必再搞为借口，搪塞过去，没有同意。

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性变化，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两个国家倒戈，不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此时，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对他的支持，在其向中国援助尖端技术的问题上，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有了松动，出现转机。

中苏两国经过多次谈判，于1957年10月，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此项协议主要内容是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其具体内容为:

苏联同意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 型和图纸技术资料；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包括原子弹、导弹在内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术；苏联派有关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研制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苏联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协议，只执行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出现了大问题。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并进而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化，赫鲁晓夫为了讨好美国，在1959年访美前夕，向中共中央发来一封信，改变了原来协议的承诺，他在信中说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为了避免谈判受到影响，不利于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决定两年内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赫鲁晓夫从美国戴维营回来后，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于1960年7月16日，苏联完全撕毁了协议，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挽留，此时的赫鲁晓夫态度坚决，头脑发胀，一意孤行，于1960年8月23日，将在我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回国，并且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特别严重的是，苏联原来援助中国建设的核工厂，有的建设了一半，有的还未完全建成，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原来订购的配套设备。

毛泽东在此严峻形势的压力下，审时度势，发出: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的口号。他又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

核工业战线的广大职工顶住压力，奋发图强，先后排出了数千个技术难题，奋力攻关，逐项攻克，尤其是有的技术难题在相当陌生的 情况下，认识再认识，攻关再攻关，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

自强不息，不断攻克难关，1963年3月，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11月29日，铀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1964年1月14日，我国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铀—235；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上用的核部件；1964年6月6日，在研制基地，爆炸试验了一颗准原子弹(除未装核材料以外，其他均是未来原子弹爆炸时用的实物)，取得理想的效果。为下一步正式原子弹爆炸成功打下了成功的基础。

1964年10月16日，中国取得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辉煌成果。此时，扼杀中国核工业的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伴赶下了台。

三、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作了困难而果断的抉择——继续上马研制原子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协议，给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正压在中国人的头顶上，紧接着是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由于粮食和副食品以及生活必需品紧缺，实行定量供应，许多人吃不饱肚子，出现全身浮肿，形势相当严峻。甚至传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

在此严峻的经济困难时期，对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中央领导层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是继续研制下去；另一种是暂时下马，等经济好转以后再研制。中央领导对此进行了多次讨论，周恩来和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坚决主张继续，陈毅有一个代表性的 说法: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林彪当时在召见研制核武器的科技人员谈话时，也有一句鼓励的话: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主张下马的人也不少，持此种意见的人，主张先集中人力、财力把经济搞上去，再上马搞原子弹，更为稳妥和有效。刘少奇对此两种意见权衡后，提出先把情况摸清楚，再作决定，并上报了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1961年10月9日到11月初，张爱萍副总长受中央的委托，会同当时的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等人，进行了调

1961年11月14日，张爱萍等人向中央送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此报告的中心内容是，根据原子能工业目前的建设情况，1962年是关键一年，只要中央领导同志亲自领导、亲自负责，其他各项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点的办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有可能实现的。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对此报告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刘少奇、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最后，会议同意报告的建议，上报毛泽东，经毛泽东亲

经过1961、1962两年自力更生的实践和艰苦工作，我国核工业建设，有了很大进展，在调查研究、分析情况的基础上，核工业部在1962年9月正式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为了加强对原子弹研制的领导，中央组建了两弹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委员，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

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为委员。上报了毛泽东，此报告毛泽东于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成为动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为实现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而努力的动员令，发挥了巨大的威

四、核武器研究院广大科技人员，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之火熊熊燃起

自1958年起，为了迎接苏联援助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到来，核武器研究院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一个专用厂房和相应配套的研究室；广大科技人员几乎人人突击学俄文，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用上了，全院各个场所，一片俄语声，一时间好似一个俄语研究院；所有的人都在盼望早日得到这一样品和图纸资料，以便早日上

但是，正在中国科技人员等待和盼望的时候，情况发展却不像想象的那样，1959年，来了一位苏联专家，可是，他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却只字不提，怎么问他都不说，就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的口袋里装着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装着就走，从不让中国人接触，有人生气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哑巴和尚”。

到了1960年下半年，就连这个“哑巴和尚”也不来了。院领导正式传达了赫鲁晓夫的恶劣行径以及中央的决心:“自力更生，自己

与此同时，国家为核武器研究院向全国选调科学家和技术骨干，得到全国各部门的大力支持，选谁给谁，指谁调谁，不到一年的时间选拔了全国许多优秀的科技人员，先后来到核武器研究院，此时的研

调来的国际上知名专家有: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他是在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和在英国担任教授的第一个中国人，著名物理学家、反西格马负超子发现者王淦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等，还有两弹元勋邓稼先和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以及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许多才华横溢的科技专家，他们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排除了种种阻扰，毅然回到国内，隐姓埋名，默默耕耘。他们带领核武器研究院广大科技人员，施展智慧，奋力攻关，为我国研制原子弹成功，作出了贡献。

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他在1946年和夫人何泽慧在法国居里夫人试验室，先后发现核铀裂变的“三裂变”、“四裂变”现象，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并由此而引发一系列的核物理研究。钱三强和夫人何泽慧也不定期地前来核武器研究院参加学术讨论会，发表了不少宝贵的见解。

核武器研究院在院长李觉将军的主持下，很快组建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研制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配到各研究室，再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和个人，一场全面攻关、自力更生、很快，小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大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和特种炸药车间相继建立。一到夜晚，各研究室仍然灯火通明，研究人员个个埋头钻研，孜孜不倦；大、小爆炸物理试验场，惊天动地的试验爆炸声，遥相呼应，试验数据不断报来，一个个成果呈现出来，必须攻下的技术难关接连取得可喜的进展。各项理论研究和实际试验工作，在热火

四年，经历了不知疲倦的四年，忘我劳动的四年，也是为国献身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攻关如此有成就，进展如此之快，出乎国内、五、原子弹的重大技术关——

美国人在1945年制造出三颗原子弹，其中两颗是“内爆”型，一颗是“枪法”型，在广岛投下的是“枪法”型，在本国本土进行试验和在长崎投下的是“内爆”型。据1960年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内爆”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可能研制出氢弹，“内爆”型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原子弹。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内爆”型。所谓“内爆”型是将大量高效能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将内心里的核燃料压缩后产生核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但是，困难的问题在于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无法实

从60年代开始，国际原子能技术的许多报道，曾多次提到同步 聚焦这一问题，但是如何解决这一技术问题，谁也没有说，也没有关

要解决这一重大技术关，就是如何使炸药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学家把这一技术问题叫做同步聚焦。通俗的概念是，将炸药起爆时

中国人的最大优点之一是发奋和勤劳。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终于攻克了这一技术难关。从北京试验到西北基地，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一步一步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下去。1963年12月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了。

1964年6月6日，在西北试验研制基地爆炸的这颗准原子弹，更进一步证实了同步聚焦的技术关完全突破，当许多科技人员看到示波器记录下来的数据图像时，都喜笑颜开。这时，有一位技术人员，胡子挺长，头发更长，他说:“对不起!我要去睡觉„„”是啊!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不知忘我奋战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才取得了今天的硕果。据说，他这一觉睡了三天。他们太累了。

第二篇：中国政府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声明

中国政府关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声明

●中国政府在核试验的第二天就公开向全世界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世界上那么多核武器国家，有谁曾公开作过这种声明？

1964年10月16日傍晚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3000多名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他满面春风地向大家宣布：

“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起初，人群依然沉默着，甚至有些发愣。等大家回过神儿来时，人们欢呼雀跃起来。周恩来高举并挥动着双手，示意大家静一静，诙谐地说：

“大家可以尽情地欢庆，但可要小心别把地板蹦塌了呀！”

早在10月11日，中央就在准备起爆后的宣传和政治斗争。这天，周恩来还召集总参谋部、二机部、外交部负责人杨成武、刘杰和乔冠华，磋商原子弹爆炸后的宣传工作和有关国际问题。

10月13日，周恩来布置并主持起草有关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中国政府声明、新闻公报和中共中央通知等文件。当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在《严师的教诲》一文中详细介绍了这些文件的形成经过：

一九**年十月十三日下午，总理办公室通知我，晚饭后同乔冠华和姚溱两位同志一道到钓鱼台六号楼去，周总理有事要我们办。

当时我在钓鱼台八号楼中央文稿起草小组，离六号楼不远。晚饭后我同乔冠华、姚溱漫步十分钟就到达周总理的住地。在六号楼门前，总理的秘书把我们带到一个小餐厅，而不是带到总理的办公室或客厅。

不一会，周总理进来了。看来他刚吃过晚饭，他一边用牙签剔着牙，一边在圆餐桌周围来回走动，向我们交代任务。

周总理开始用平静的语气向我们宣布：近日将在罗布泊附近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把你们找来就是要起草一个公报和一个政府声明，这都要在今晚搞好，要送毛主席审定，待爆炸成功后发表。

周总理说，首次核试验来得不易。他向我们追述十多年来我国开展核能研究和利用的大致过程。

接着，周总理就提出他设想的政府声明的要点：

一、要全面阐明我国政府对核武器的政策，我们的目标是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

二、要说明我国进行核试验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的，为了自卫的，是对付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的。

三、要宣布中国在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四、要提出召开各国首脑会议的建议，首先要有核武器国家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

我们三人赶紧议论如何体现总理的思想，并大体上拟出了声明的布局。我们还作了分工，先由乔冠华说个大体的意思，然后由我遣词造句，大家商定后再由姚溱执笔写下来。起草工作进行得较顺利，两千字不到的政府声明在午夜过后不久就起草出来了。到写完简短的公报，大约是十四日清晨两点钟。

周总理看过草稿后，又走到小餐厅来，带着亲切的微笑对我们说，稿子大体可用，个别字句我还要斟酌一下，就可以送毛主席审定了。你们这些秀才不愧为快手。现在慰劳你们一人一碗双黄蛋煮挂面。总理风趣地说，这双黄蛋是我家乡（淮安）的特产，拿来慰劳你们带有象征意义，就是我们正在搞两弹。

10月14日晚7时，在对三个主要文件草稿进行修改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

有关爆炸原子弹的宣传和政治斗争的工作，昨天已在书记处、后来又向主席，作了报告，并得到同意。现在先将已拟好的三个文件，即政府声明、新闻公报、中央通知的草稿，送请审阅。其他还有致各友好国家政府首脑信、外交部通知、对外宾外国记者谈话要点，将陆续送审。我国这次试验，决采取公开宣传办法，以便主动地击破一切诬蔑和挑拨的阴谋，并利今后斗争。爆炸时间，前方还在作最后研讨，今晚方能定夺，当另告。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几个小时后，日本传出消息说，中国可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不久，又收到了美国的广播，证实了这个消息。深夜11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实现了第一次核试验的《新闻公报》，同时播发阐明中国政府对于核武器立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全文如下：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张遭到美帝国主义的顽强抵抗。中国政府早已指出：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这个条约企图巩固三个核大国的垄断地位，而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不仅没有减少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核威胁，反而加重了这种威胁。美国政府当时就毫不隐讳地声明，签订这个条约，决不意味着美国不进行地下核试验，不使用、生产、储存、输出和扩散核武器。一年多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年多来，美国没有停止过在它已经进行的核试验的基础上生产各种核武器。美国还精益求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几十次地下核试验，使它生产的核武器更趋完备。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美国正在通过所谓多边核力量把核武器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手中，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美国的潜艇，携带着装有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出没在台湾海峡、北部湾、地中海、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处威胁着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反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由于美国暂时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假象，就认为它对世界人民的核讹诈和威胁不存在了呢？

大家知道，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中国政府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相信人民。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人民，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们深信，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斗争，加上互相支援，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民是可以信赖的。

中国政府完全理解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求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善良愿望。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懂得，核武器越是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也就越大。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长了。我们衷心希望，核战争将永远不会发生。我们深信，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坚持斗争，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如果已经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国家连保证不使用核武器这一点也做不到，怎么能够指望还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相信他们的和平诚意，而不采取可能和必要的防御措施呢？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内，中国人民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对国防力量的增强欢欣鼓舞；在国外，友好国家和团体认为，中国有了原子弹，显示了自力更生的威力，是亚洲历史上的一个辉煌功绩。

当然也有不高兴的，比如赫鲁晓夫，他不但不高兴，而且下台了。世界上真有凑巧事。就在中国原子弹爆炸的这一天，莫斯科传来另一件震惊世界的消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理由是“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世界舆论议论纷纷：中国原子弹爆炸！赫鲁晓夫下台！当年正是这位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卡我们的脖子。中国核试验一举成功之日，正是赫鲁晓夫下台之时，这难道不是历史的绝妙讽刺吗？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曾开心地说过：“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美国当局也不高兴。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中国核试验之前公开声称，中国即将进行核爆炸，并且诬蔑中国“不顾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在努力保护大气层的时候，断然进行大气层试验”。试验后不久，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把中国的核武器计划说成是“中国人民的一场悲剧”。他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中国的“核主张”是“既昂贵而又残酷的”。10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对约翰逊的这种谬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如果说这是什么悲剧的话，不是别人的悲剧，而是美帝国主义的悲剧„„只要美帝国主义手里还有原子弹，中国就非有不可。” 至于说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也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据郝建秀同志回忆，原子弹爆炸后，她正好从阿尔巴尼亚访问后，途经意大利回国，但在机场买不着飞机票。当机场工作人员听说是中国人要买飞机票，就说你们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真了不起。然后很快就把票卖给他们一行了。这个例子实在是太具体、太能说明问题了。

美国不高兴归不高兴，但最终还是承认中国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从此后，不敢再把中国不当回事了。尼克松当政时期，他在就是否与中国发展关系的问题上，曾经征求过法国总统戴高乐的意见。戴高乐对他说：“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我们不应让他们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西方应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尼克松也有类似想法，回答说：“考虑到将来，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戴高乐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戴高乐是一位深受中国人民尊敬的西方政治家，具有远大的目光。正是在他当政期间，法国于1964年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与我国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国家。

中国在核试验的第二天就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世界上那么多核武器国家，不论在此前，还是在此后；也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更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有谁曾公开作过这种声明？

据笔者所知，没有！

1964年11月，中美举行第123次会谈。根据中央指示，王国权大使向美方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协议声明草案。美方代表毫无思想准备，根本不敢表态。直到1965年2月的第124次会谈时，美方才作出反应，以不能没有监督为借口表示反对，暴露了美国坚持搞核垄断的用心。

在中国政府的声明面前，任何对中国的指责和抱怨，都显得苍白无力！

此番印度声称，它之所以搞核试验，是因为受到了“中国的威胁”。印度当局应该重新读一读中国政府的上述声明，然后再开口说话，免得让人家说它没有文化，不懂得历史。

事情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只要中国人民自己高兴就行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用“扬眉吐气”形容中国人民当时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了；现在，用“腰杆挺直”形容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恐怕大多数人都能够同意。

我们在发展核武器的过程中，虽然花了一些钱，但并不象约翰逊说的那样“既昂贵而又残酷的”，而恰恰相反，从中国原子能事业起步到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中国所花费用是很低的。周恩来曾经说：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只花了几十亿元人民币，美国花了几百亿美元。我们是后来居上，也应该后来居上，因为人家已经为我们探了路。

现在放眼望去，我们周围的核国家又增加了不少，如果我国不是从那时起独立发展自己的核力量，没有核武器，那么，今天谁能够设想我们会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呢？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10月24日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说过：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这是对我国发展原子弹、氢弹的历史功绩的最精辟的概括与总结。

我们常说，中国发展核武器的决策，是一种战略决策。纵观今天的世界格局，是否可以说，当时的那个“战略”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呢？

笔者以为，是的！

历史必将进一步证明！

第三篇：我国计划生育背景

纵观２０世纪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产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许多曲折的阶段，也遭受了许多困难。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的历史沿革可大致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６１年：节制生育的提出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这一阶段，我国人口增长基本处于自发和无计划的状态，人口出生率持续增加。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出生高峰的出现，人口无计划地盲目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促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随着死亡率的下降和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要求节制生育的呼声在增高。

我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已意识到中国人口多的现实，并逐步认识到节制生育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一些知名学者和民主人士也开始关注日益增长的中国人口问题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如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民主人士邵力子先生等。

二、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９年：提倡计划生育的试点阶段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后，我国人口增长经历了建国后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期。１９６４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时总人口已接近７亿。人口这种盲目增长的态势引起了政府的再一次关注。

１９６２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强调：“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制定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１９６４年，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些地区也相应成立了类似的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先后建立了计划生育组织机构，这也是我国建立相应组织机构来推广节制生育工作的尝试。

三、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０年：提倡“晚、稀、少”的生育政策阶段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大力倡导下，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城乡全面展开，并明确提出了力争在“四五”期间将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内，这也是首次在政府正式文件中提出了人口控制目标。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会上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１９７２年，政府提出了“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战略思想。

四、１９８０年至今：现行生育政策的提出、完善与稳定阶段

１９８０年９月，国务院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指出：“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执行新的计划生育政策。次年，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就是我们的人口政策。”１９８２年９月党的十二大确定“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１２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确立了计划生育的法律地位，走上了依法行政的道路。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实施。

这个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特点是，具体内容不断完善，政策不断制度化和法制化。

（一）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国内背景分析

1、经济背景（因素）分析

人口多、底子薄，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据有关部门统计，截止到2001年底中国内地的人口总量达到12.76亿1.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但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总人口仍然在以每年1000万左右的速度增加，长期存在高增长量与低生育水平的矛盾，预测到21世纪中叶，我国总人口数达到16亿方能实现零增长。

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每年增加1000万人口的状况，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实施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带来巨大的压力。人口过多和人口增长过快始终是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问题。因此国家把实行计划生育确立为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但是长期以来虽有国策却无国家立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长期依靠政策和地方立法开展工作的状况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必要把“实行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通过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2、社会发展背景（因素）分析

21世纪中国人口的继续增长与资源的矛盾更加突出。虽然中国的土地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但是适合居住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很有限，人口分布极不平衡。中国的耕地面积仅占世界总面积的7%，却养活着占世界总人口22%的人口。中国耕地面积只有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而印度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55%，人均耕地是中国的两倍；美国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20%，人均耕地是中国的9倍；中国的粮食产量居世界第一，人均粮食占有量却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将继续扩大，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长期维持在不足400公斤的低水平上。

随着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不断扩大，农业资源已经迅速接近承载力的上限，平均每人拥有的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0%，平均每人拥有的草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平均每人拥有的林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平均每人拥有的水资源不到世界水平的1/4.中国还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困难。目前，全国每年有近2000万青年人进入劳动年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达到1.2亿人，到2005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将超过1.5亿。只有在大力发展经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坚决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才能使劳动力增长和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相适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列世界六、七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0美元左右）仍居世界中位左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450美元）。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国家用于发展的资金相对减少，能够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资金不足，要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面临着很大的困难。

为了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可持续性发展，满足全体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保证当代及子孙后代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国家选择了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国家立法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从1992年开始，生育水平降至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经过近30年的工作，我国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思想已在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已被广大群众理解和接受，广大群众的婚育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近30年来，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初步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逐步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举措，迫切需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长期坚持下去并不断发展完善。

3、政治背景（因素）分析

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国家计划生育管理必须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为了规范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管理计划生育的行政行为，做到有法可依，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必须制定专门法律。

实行计划生育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更好地体现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应当改变以往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对公民重义务、轻权利、重管治、轻服务的状况，国家也急需制定专门法律来明确规定公民履行计划生育义务的同时本应享有的合法权利。

为保障计划生育工作健康、稳定、持续发展，需要由国家立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计划生育行政管理部门及相关部门、各类社会组织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应承担的义务及法律责任，以及为计划生育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为综合治理我国人口问题提供法律依据。实践证明，仅仅依靠地方立法，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必须由国家制定专门法律予以规范和保障。

此外国家立法也具有较好的地方立法和行政立法基础。人口与计划生育国家立法始于70年代末，前后起草、论证30余稿，为新一轮人口与计划生育国家立法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80年代以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制定了计划生育条例（西藏、新疆制定了政府规章），计划生育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制定逐步纳入正轨。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依法管理计划生育工作。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加快，既对依法治理计划生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国家立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近年来计划生育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广大计划生育专兼职人员的法制观念、群众观念、服务观念不断增强，初步形成了依法治理计划生育的法制环境。

国家立法具有坚实的工作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适应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势，坚持深化改革，从工作的指导方针、改革思路、管理机制以及工作方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国家立法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二）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国际背景分析

多年来，我国积极参与人权及人口问题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截止目前，我国已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主要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签署的人口问题国际文件主要有：1974年世界人口会议通过的《世界人口行动纲领》、1984年国际人口会议通过的《墨西哥城人口与发展宣言》、《关于进一步执行〈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建议》、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国际人口与发展行动纲领》等。我国政府在签署这些公约和文件时，申明中国将在不违背宪法有关计划生育条款规定的情况下履行国际公约、文件所载的义务。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体现国际公约、国际文件对公民生育权的尊重和保护。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认真借鉴国际成功经验，改进和提高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水平，履行对国际公约和国际文件的承诺。

第四篇：我国烟草行业发展背景

我国烟草行业发展背景

烟草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1982年实施国家烟草专卖制度以来，全国烟草经济先后出现过1982-1991年和1992-1999年两次较为完整的发展周期性循环。从2000年开始，全国烟草经济开始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至今已连续9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0年我国烟草全行业实现工商税利1112.2亿元，增长率由1999年的2.O％上升到

9.3％，提高了7.3个百分点。2003年实现税利1600亿元，比实行专卖前的1981年的75亿元增长21.3倍。2005年，烟草行业全年实现工商税利超过2400亿元，同比增长14％。2007年l一11月，中国卷烟制造行业实现累计工业总产值343 1.0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0.18％；实现累计产品销售收入3362.3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7.58％，实现累计利润总额593.9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5.44％，全年累计实现工商利税3880亿元。而2008年，全国烟草行业生产卷烟4439.8万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7.0万箱，同比增长3.7％；累计实现工商税利449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亿元，同比增长18.1％。中国卷烟制造行业实现累计工业总产值4029.4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7.82％；实现累计产品销售收入3848.2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6.68％；实现累计利润总额694.7l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7.42％。正因为烟草行业在我国的财政税收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实施卷烟的品牌营销策略，培育我国自主卷烟品牌，从而提高我国烟草行业整体竞争力就显得十分重要。

2003年4月开始，我国烟草行业开始实行工商分离改革将省级烟草公司的烟草销售与管理卷烟生产企业的两大职能分离。各地市烟草公司主要承担本地区的烟草销售和烟草流通管理职能。“工商分离”理顺了烟草管理体制，明晰了烟草工商企业职责，加快了烟草企业市场化的步伐，有利于培育烟草企业的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最终加强烟草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具体而言，“工商分离”烟草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卷烟商业企业树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营销理念，根本扭转烟草商业企业养尊处优的工作作风，实现以满足烟草消费者需求为己任的企业目标，全面提升烟草商业企业的营销管理等水平，从而促进卷烟销售，提高烟草商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根据2003年我国政府加入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承诺，2005年我国生产的卷烟平均焦油含量要降低到12毫克／支。由此引发了烟草业的“低焦革命”，伴随着国外卷烟的挤压，艰难博弈的中国烟草行业，直面着一场颠覆性的行业洗牌。

第五篇：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背景

社会环境背景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生产伴随着环境的恶化和城市生活的快节奏，也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化下自然经济和社会关系，发展经济成为整个中国的主旋律。沿海地区和大的都市的工业发展带动了服务行业的发展，乡村旅游也应运而生，满足旅游者不同层次的需求。区域分布

当前，我国的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都市圈地区，乡村旅游的发展起步较早，发展较快，形成了一批有特色的乡村旅游景区，但乡村旅游产品类型以城市郊区休闲游为主，市场也主要是面向都市经济圈的城镇居民。西部的乡村旅游除了集中在都市圈周围的城郊型乡村旅游地如成都“农家乐”还有独具特色的以少数民族文化为背景形成的旅游文化目的地型的乡村旅游。中国西部由于少数民族较多，形成的自然村寨富有民族特色，保留了原风味的民风民俗，形成了旅游文化目的地型的乡村旅游地较多也最有特色。乡村旅游的产品特点

中国乡村旅游产品现阶段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以观光为主要形式的产品上，虽然近些年也逐渐有体验型的产品的不断开发进入，但产品的形式和产品的组合都过于简单，游客的乡村旅游活动大都是吃农家饭、住农家房，还有简单的棋牌娱乐，户外活动只是简单的观赏和对新鲜事物的认识，基本上很少有直接参与农户的生产劳动去体验农村生活的活动。政府政策方面

在乡村旅游的政策方面，政府作出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以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拉动地方经济，解决农民的脱贫问题，例如减免税收、服务的培训等。我国乡村旅游的起步晚，基础薄弱，设施不全，政府的财力投入很大部分用于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在环境保护方面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投入就相对不够。政府给予很多的优惠政策扶持一个地方的乡村旅游在很大程度上是想拉动地方经济，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发展模式

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也因为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而有所不同，东部省份如浙江的乡村旅游多是在企业参与下，完全市场化的运行，国内很多的乡村旅游地都还是在政府的宏观指导下，以农户为单位参与乡村旅游的经营，也还有以村集体为单位各农户以“工分制”形式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

国内的乡村旅游不仅丰富了旅游的产品形式，满足了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的引导。旅游文化目的地型的乡村旅游地对于乡村文化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村民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都增强了。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背景

我国的乡村旅游是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促动下，在发达国家的影响下

在我国特殊的旅游扶贫的政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