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读后感

第一篇：袁氏当国读后感

唐老有许多代表作：《晚清七十年》、《李宗仁回忆录》、《美国民权运动》等，当然《袁氏当国》也在其中。捧读完这部史学传记，最深的印象莫过于他文白相杂，书口并用的写作风格。以袁世凯为主线的民国史在他笔下娓娓道来，绝无戏说成分却有引人入胜，史家讲故事的能力可见一斑。白寿彝大师曾言：“历史不能干巴巴，要让人爱看”，《袁氏当国》大抵符合这条要求。为了更好的体会唐老的写作风格，又去找了远流版本，果然收获颇丰，例如孙中山想联日倒袁就被唐老唾弃为“更是屎棋”，怒其不争的韵味十足，读来让人不禁莞尔。

接下来该说说本书男主角，他出使朝鲜，小站练兵，废除科举，可恰恰是他，戊戌变法或许就因他的出卖而失败，不仅如此，刺杀宋教仁恢复帝制，做起来丝毫不手软。唐德刚评价他为“毕竟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在余看来，他就是一个深谙民意的重要性却摸不透民意的政治老手，成也民意，败也民意。

之所以说他深谙民意的重要性，是因为他懂得为自己造势，利用民意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孙中山暂代临时大总统后随即电袁表示虚位以待，无非迫于“非袁不可”的局势，不然也不会千方百计制定法律来约束“猛虎”了。国民党成立之际，袁为造出与国民党交好的假象，与孙公晤面达13次之多。蜜月期中的孙公还沉浸在三民主义已成二者，自己只要再修多20万里铁路就大功告成的美梦里，何曾想到自己只是袁世凯造势，拉拢民意的一着棋子呢？后来袁更把国民党扫地出门，自己当上终身大总统，可谓飞龙在天了，只是左右逢源，春风得意之时却忘了亢龙有悔，盛极而衰的道理，临了还要像汪曾祺、毛泽东那样晚节不保，不可悲乎？可他远没有毛主席那样幸运，历史对他太苛刻，以至于窃国贼的骂名盖过他先前所有功绩。众人知道他野心勃勃要倒行逆施，却少有人为他辩解，他的洪宪年号实为弘扬宪法之意，只是此中有几分真情几分假意就没人在意了。

追根溯源，袁世凯称帝固有被袁克定坑了的缘故，但当时的政局也起了催化作用。共和这个美国模式原本是被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事实却是，民国成立后，连袁总统也失掉信心了。留学回来对共和制有亲身体会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唐老更是断言“袁世凯对现代政治思想是一无所知”，当时的国民只觉得皇帝换了姓而已，民主？选举？啥玩意儿，能吃吗？再加上总统、内阁分权不清分权制衡这种舶来品来到中国就走样变型，袁有他的智囊团，宋教仁就搞他的政党内阁，双方都在掰手腕，能不乱吗？结果就是内阁还没断奶就夭折，议会那“八百罗汉”把民国搅得天翻地覆。其实早在1908年美国记者托马斯•f•来拉德造访袁世凯就有过报道”虽然袁世凯主张他的国家能真正适应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即是大清国也许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他们”，只是袁不撞南墙不回头而已。

等撞到头破血流了就想起昨日种种，这时候民意又粉墨登场了，君不见民怨民愤多强烈吗？民国不如大清！看重民意的袁大概觉得开倒车也比翻车强一百倍吧？这虽有为他开脱之嫌，但也算是实话。坏就坏在这次袁世凯摸不准民意了。大清比民国好和民国不如大清两种说法，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前者恰是他以为的民意，却不料共和政体之于民众就如月信之于女人，女人每月那几天总会咒骂大姨妈，恨不得“她”快走，可等到亲戚不来了，又火烧眉毛似的求医问药。共和政体再不济，也算是跨出了第一步，缓慢前行着的列车断没有回头之理，袁世凯硬要回头，焉有不车毁人亡的结局呢？在他弥留之际，民意又有了新风向，从非袁不可到非段不可，不知病榻上的袁世凯作何感想？想必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

其二公子讽父诗曰“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唐老觉得如果袁世凯守着本分，一辈子也就过去了，但他如背叛民国，必然是不得善终。如果袁没有倒行逆施，历史对他的评价又会如何？中华民国走向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蝴蝶效应之下，我们如今还会不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呢？只是没有那么多如果，历史在我们探索之时就已尘埃落定。《袁氏当国》大大激发了我对民国史的兴趣，这可能是作者一开始的写作目的。

第二篇：袁氏当国读后感

袁氏当国读后感

篇一：袁氏当国读后感

年初购此书，当即读完，颇为作者的行文和观点折服。唐德刚先生文体自成一家，半文半白，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可读性极强。前此读过其《晚清七十年》即有所感，比大陆史家博雅多多。

此书多为袁氏回护，看来还算客观。盖形格势禁，不得已也。同时唐先生再次强调中国转型期的200年历史三峡观点，不相信革命会毕其功于一役。此观点抛弃所谓阶级斗争的学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立论，颇能得人心。

近日从网上下载了作者另一著作《民国前十年》，发现《袁氏当国》即是《民国前十年》的一部分，前者在大陆出版时个别地方有删节，主要是大陆忌讳的地方。而后者可能是港湾版，联系大陆的议论之处均直言不讳，比读《袁氏当国》更全面有力一些。大陆版是经过重新编辑，截取一段成书，但并未说明，也许是经过作者同意的吧。

吾人记忆力大减，年初读此书，现在电子版重读，竟未发现读过，直到发现有错字，检查此书核对，才发现原文几乎相同。还好，一年内两读，增强记忆了。

篇二：袁氏当国读后感

近读唐德刚先生的史学力作《袁氏当国》，颇有些感慨，袁世凯其人，本为一个平常不过的封建官僚，后来因为形势动荡，时局变幻，终于被历史推到了前台，并最终当上了民国初期的第一任大总统，真可说是时势造英雄。然而，袁氏骨子里终究是一个旧式官僚，其帝王思想可谓是根深蒂固，再加上身边杨度之流的一干损友的煽风点火，终于导致最后改弦易辙，搞起了帝制复辟，可是历史的车轮终是袁氏等人所无法阻挡的，民主政治的潮流如长江大河，汹涌向前，袁氏等人的复辟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细品袁氏的政治生涯，其实可以以一言以精辟概括之：成也时势，败也时势！

袁氏从当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发展到最后手握重兵，权倾朝野的大员，其中固然有自身的努力，但实在也离不开当时革命党的“帮助”,特别是在满清后期，若没有神州大地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清政府国乱思良将，不得已才把已经被闲置一边的袁氏启用出山，则袁氏的命运也许就是终老山林，更加谈不上什么出将入相了，至于后来，这股革命的潮流更是被袁氏加以利用，作为与朝廷要价的砝码，并最终借此成就了其权倾当朝的举足轻重的地位，造就了一代乱世奸雄。真可谓是时势造英雄也。

等到袁氏当国以后，本来如果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坚定地沿着民主政治的道路走下去，那么他也许将成为名载史册的一代开国元首，并最终功成名就，但可惜的是，囿于其自身的局限，他最终无法看清这一点，再加上他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以及身边的一大帮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的损友的推波助澜，终于走了回头路，玩起了帝制复辟，与历史大潮相悖逆，最后导致功败垂成，身败名裂。真是败也时势，造化弄人！

虽然我们常说历史是人创造的，有时候人也真的能够改变历史，但那往往得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下面，因势利导，才能够真正实现，离开这一点，则一切无从谈起。而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硬要以一己之力，逆流而上，与澎湃向前的历史潮流相对抗，最终只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袁氏的失败，在于他以及他身边的一干智囊们根本不懂这个道理，看不清当时的形势，不懂得民主政治进程的不可阻挡，而强要与历史唱对台戏，那么最终的失败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可以说，袁氏的一生，正是成也时势，败也时势的生动写照。

篇三：袁氏当国读后感

最近在看一本书，是唐德刚写的《袁氏当国》，还没看完，大致写的是辛亥革命，袁大头称帝那个阶段的历史。

看到现在，感触最深的，就是当年袁世凯邀请公共管理学的先驱，美国的古德诺老先生来中国研究专制和共和哪个更好的问题。

这位老学究研究了一六十三招，得出的结论——纯学术性的——是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专制比共和更合适。

于是，袁世凯大人找到了理论依据，顺理成章地登了基，高高兴兴地当上了他的袁大脑袋。苦了的是古德诺，再怎么开记者招待会也没用了，本来有希望当上美国总统，这回全没戏了，还背了一个硕大的历史黑锅——支持复辟帝制。

真挺冤。

但接着往下看，发现当时有很多人是赞成恢复帝制的，而且听听“六君子”蔡元培、胡适之……这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喝过洋墨水，智商绝对不低于180.想想有点不明白了，按照中学历史教材的权威记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怎么还有人不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

再接着往下看，发现当时的民主真搞得不太明白，古老的中国社会，向着民主共和的方向努力，但也的确和民主共和的状态有着太多的矛盾和冲突。

老百姓百分之八十的文盲率，比现在的印度还牛，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没有能力参与到用投票决定自己和国家命运的工作中。那认字的百分之二十，各种党派山头林立，把民主党成了科举的替代形式，入党想的是当官，当大官。就是真正的兴中会、国民党员，也是脑袋一热就把枪掏出来——宋教仁案还没有定论（其实到今天也不能肯定地说，是袁世凯指使的，最有可能是传统政治模式的牺牲品），就开始“二次革命”——黄兴等人极力劝阻，无奈是党内少数派，于是他们就用民主的形式，践踏了自己制定的宪法。

有人认为二次革命是**，我认为起码不理智，不是民主政治的方法。

看到这里，感到，有的时候，变革太剧烈了，变革的力量向原子弹爆炸一样无法控制，任由变革本身推动社会的发展是不现实的，反而会毁灭社会。

这样的例子很多，像法国大革命，那还是思想准备了几百年，也是从头乱倒底，吉伦特牌、雅各宾派……愿望都是好的，决策也都是民主的，但脚底下是一片片的人脑袋。

直到出了一个拿着破轮的拿破仑，自己当了皇帝，才解决了问题。

篇四：袁氏当国读后感

辛亥百年，往事并不如过眼云烟。站在更自由、更开放、更文明的21世纪，回首101年前由“帝制”转入“民治”,可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清末民初那段风雨飘摇的时光里，出现了两个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一是孙中山，一是袁世凯。惶惶恓恓，沧海桑田，对两人的评价却是亘古不变，前者流芳万世，后者遗臭万年。无异乎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结尾说的：“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由民国九年走到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大师尚且如此，何况吾辈？

袁老辣，孙天真

且让我们回到1912年初，民国成立，清帝尚未退位的时候。袁世凯同时对付清廷和革命派的套路是“先养敌、后逼宫、再摊牌”.“养敌”是袁世凯放纵革命派壮大，实力却又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好让自己有本钱同时和两方面谈判；“逼宫”好比曹丕逼迫汉献帝刘协“禅让”,袁世凯将年幼的溥仪和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紧紧握在手里，瞎编革命军三头六臂上天入地云云，恐吓清帝退位；“摊牌”是孙中山承诺过，清帝退位之时，便是袁世凯接任大总统之际。

“摊牌”一项并非袁世凯威胁恐吓革命党，当时天下推举袁世凯为总统的呼声甚高，我认为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他拥兵自重，北洋六师是正规军，怎可与革命军这种杂牌军相比；二是袁世凯的中国式“光荣革命”,他可以不费一兵一将覆灭清廷；三是他声称上任后会推动民主共和政体的发展。这时他站在共和政体这边，或许是出自真心实意，或许是静观其变，至于他后来为什么开倒车复辟帝制，那是后话了。

一战期间，日本先下手为强，逼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五号、二十一条”.袁世凯深知自己不是日本的对手，若是不肯弯腰就被毁灭。因此他故意将“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让忙于一战的列强回过头来制衡日本，尽力将损失降到最低。如今看来，五四运动被骂为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实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啊，若非国弱，谁愿意向列强低头？总而言之，袁世凯是推翻清朝，维护民国初年安定局面的唯一一人，他的功绩不该被淹没。说孙中山推翻清朝、推翻封建制度，纯粹是自欺欺人，“孙大炮”根本无此实力。

“孙大炮”究竟有多“大炮”、多天真，我们权且可以当做笑话听听，“国父”的圣光还是不该磨灭的。第一件事，孙中山没有直接参与武昌起义，起义爆发时他正在美国科罗多拉州的一家中国餐馆打工为生，接报之后火速赶回上海。长年在外宣传革命活动的他，回来的时候却是两手空空，坦言“我一个钱也没带回来，我给你们带来了革命精神”,真是辛苦了浴血奋战的黄兴等人啊。第二件事，袁世凯担任总统之后，“宋案”发生之前，是孙袁二人的“蜜月期”.孙中山不是认为“三民主义”就剩下民生主义还没完成么，袁世凯为了“安抚”孙中山，便按照他的意思派他去“修铁路”了。“孙大炮”脑子一热，就立志在民国初年延长铁路20万里（一说是10万英里）。截至2012年，中国铁路总里程才12万公里左右，想必袁世凯当时心里就发笑。第三件事，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入党宣誓词就有“服从先生，再举革命”,党内高级干部均由党魁直接指派等等，给人的感觉怎么这么像独裁？

法治法治，先法后治

“宋案”发生之后，国内的舆论矛头直指袁世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通过此案向中国人灌输欧美的法治精神。虽然黄兴咬定是袁世凯做的，但他还是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可是孙中山一拍脑门就要兴兵伐袁，这不是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让司法部成为花瓶么？唐德刚先生说：“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不动声色地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即便是民国刚刚建立，百废俱兴，可这法治也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吧，能让别人对共和体制不寒心么？

法治法治，先法后治，无法又哪里谈得上治？若说袁世凯上台前制定法律的工作在正常运行，那么袁世凯上台后，制定法律更像是为他个人服务了。当然，其中也有成为后世立法蓝本的法律条文，例如森林法、出版法、国籍法、著作权法等等，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功过理应折半。

虽说袁世凯称帝前，将政府部门“打扮”得漂漂亮亮，俨然一副民主共和的气象，然而细看其人员安排、权力制衡等各方面，不过是一出“披着共和外衣的中央集权”的小把戏。在当年袁政府中，官吏贪赃枉法逾500元便可判处死刑，虽说这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要求和体现，但与当下风气相比，我们还是要反思一下。

袁臭孙香，命哉时哉

按照唐德刚先生的意思，孙袁等人的命运决定于民国初年那个“烂摊子”,这是个无人可以收拾的“烂摊子”.孙中山、黄兴等人半路转手，没有继续打理这个外表是“胜利果实”,实质是“烂摊子”的中华民国，才免于一场千古骂名的浩劫；袁世凯是进退两难，最终因开历史的倒车而车毁人亡。

为什么说民国初年是个“烂摊子”,我认为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可以加以说明。由帝制转入民治，中国走的太快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存留下来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还有社会问题、思想问题等等，这些是不可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咔擦”掉的，转型需要一个长久的时间。大胆的说，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转型期里面。这没什么可怕的，英国、法国走了几百年的路才有今天的高度；美国是移民国家，一开始就有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土壤”,它没有君主、没有过去、没有思想残留等等束缚。因此，民国只是一个初生的，长得像外国人，却留着中国血的婴儿，稍有不慎，便会夭折。

孙中山晚年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撒手人寰之前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加之他之前的辉煌事迹，这一切怎能不让我们对他产生遐想和同情。“孙大炮”始终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生搬硬套外国体制，不懂得结合国情，这样的改革多半是要人仰马翻的。若是没有袁世凯，谁知道他会不会成为“袁世凯”?

后人对于袁世凯的最大诟病在于他的野心。没错，谁不想做皇帝，可他的野心最后也吞没了他自己。然而其它因素的推泼助澜也是必需的，例如“太子”袁克定的宣传吹嘘，假造《顺天时报》，说日本人赞成袁世凯称帝；古德诺教授的言论被误解，弄巧成拙成为推崇帝制的先锋；筹安会“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人都是幕后推手。正如曹操晚年，位极人臣，朝内大臣竟罔顾龙椅上的汉献帝，奏表让曹操称帝。可惜袁世凯不做曹操偏要做曹丕，这骂名自然是他咎由自取的了。

《袁氏当国》一书提及蒋介石的《告国民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对待历史理应如此，了解透彻细节和利弊，方可作自己的结论，不可将绝对结论推而广之束缚大众。史实有时候会蒙蔽自己的双眼，例如这次“再论孙袁”,实在是颠覆了很多认知。唏嘘之余，不禁感慨，真历史往往比假小说更精彩。

篇五：袁氏当国读后感

近期拜读唐德刚老先生的《袁氏当国》一书，感觉受益良多。盖唐氏应是多为欣赏袁氏，同情袁氏，但也批评袁氏。赏袁氏之才，叹其传统政治手腕之老辣成熟，也认为其是“治世之能臣”;惜袁氏生不逢时，偏生与他那时个社会转型的乱世，令他成一个“乱世之奸雄”;也批其狭隘，不识唐氏所谓之的“历史三峡”之局，悍然打起称帝的大旗，终受各路“口诛兵伐”,而落一个连退而当大总统也不允的悲剧下场，颇似当年秦二世临终的“三求”,真所谓“偷鸡不着蚀把米”!

仔细想想，笔者以为袁氏经历颇与法国路易·波拿巴相似。路易也是当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没多久便也复辟帝制，当起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而那个短命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一场激烈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中诞生。这些颇与中华民国诞生于辛亥革命，而民国不久，袁氏又要闹做皇帝这一路线相似。这不由得令笔者想起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觉得袁氏亦有自己的“雾月十八”.然而，袁氏又毕竟不是路易·波拿巴，袁氏的“雾月十八”远没有像路易那样取得成功，袁氏这个“洪宪皇帝”每当几天，就在全国的一致讨伐下与他那个“中华帝国”一起见鬼去了。唐氏在其书中，他给出了很多角度的剖析解释，其中给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注意，是历史学家的角度而非政客、军阀的角度）的解释，即其“历史三峡”论。

袁氏当国的历史，是中国社会历史正在发生巨变和社会转型剧烈的历史，这个转型，用唐氏的话来说即是从“帝制时代”到“民治时代”的转型，又或者用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近代化转型。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转型非从袁氏当国开始，而是早在鸦片战争后就已开始慢慢展开了，因为这个转型是多层面的（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外交的、军事的、社会阶层和生活的······）而非单一的领域，正如唐氏说所，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它是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形态。政治生活只是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就中国历史而言，中国明末清初以李贽和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知识界便已经开始泛起了反专制主义的涟漪，只是应者寡寡罢了，而他们的思想也被视为“异端”而受到压制。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内忧外患下开始了自己艰难的近代化路子，这里面有西方影响，也有中国文化自身的营养。就这样，中国历史也翻开了近代历史的篇章。“袁氏当国”就是这个近代化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中国近代化转型的一部分，自然不应该脱开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大局来看。

在这个近代化大潮中，笔者十分赞同唐氏的“历史三峡”论——社会历史向前推进，没有开倒车的余地，从“帝制时代”走向“民治时代”这个方向不可逆转，民治时代终将到来，这个就叫做“客观实在”.只是在这个“客观实在”面前，袁氏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扛起了复辟帝制的大旗？唐老先生应该是从很多角度进行了阐释，如袁的个人因素，袁的身旁人鼓动的因素等等。但值得一提的，应该是那时的“社会存在”（笔者有意区分“客观实在”和“社会存在”两者，事实上，唐氏所讲的“客观实在”是一种规律性的东西，即一种真实存在的规律和趋势，信奉的人会将其视为真理；而“社会存在”即现实存在的东西，换个说法也叫作“国情”,它也是物质性的东西，但却没什么信奉与不信奉之说）

那时的“社会存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无非这么四个：

1.共和国体（现代的政治术语应该称为“共和政体”,在此笔者沿用唐氏的叫法）；

2.军阀政治

3.沉默的多数（silent majority）和吵闹的少数（a quarreling minority）

4.内忧外患

当然，除了这四点外应该还有别的，例如“黑金政治”等等，但这些都可视为其中的衍生之物。

基于这些社会存在，“书呆子”古德诺写下了《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继承式的寡头制优于非继承式的寡头制。唐氏认为，古德诺的这篇谬论“还不算太缪。他的缪，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political naivety）”唐氏还提到：

古氏对袁世凯作上述分析时，他也留了个但书：那就是这个反转型政体（从个人独裁，立正向后转，再来搞帝王专制）必须：

（一）要全民认可，不得稍有反对的**出现；

（二）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反转型政体没有异议；

（三）要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三者缺一不可也。

看来古德诺也是向袁世凯推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呀！要全民认可，不就像路易得到法国小农的认可，然后又得到国会通过，恢复帝制吗？

唐氏认为古德诺的理论“不算太缪”,但却忽略中国的政治实际。唐氏书中这样评论道：

他（古德诺）不知道，民国之所以能顺利建立，实在是在中国试行君主立宪（戊戌变法）而彻底失败的结果。如今改到实行共和，虽是困难重重，但没有彻底失败。此时要舍“辛亥”,而返“戊戌”,岂非庸人自扰？

唐氏的这一番评论开始时令笔者感到疑惑，在书的前篇，唐氏分明提到“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但细细想来，却也可以理解。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另一共和大国——法国的模式呢？早在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也表明其不适合中国当时国情。那怎么办？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共和模式。这或许是唐老先生的所谓“虽是困难重重，但没有彻底失败”吧。基于这点，唐氏赞成袁氏的“可继承式总统制”,做一个“皇帝总统”;但反对撕开总统外衣，复辟帝制，偏要带上那个虚衔，这就成了在“历史三峡”的洪流中中逆流而上的愚蠢行为，自然也就被一片痛骂了。

然而，若就“历史三峡”论来看，何以路易·波拿巴能成事？这岂非与“历史三峡”论相悖？唐氏书中有一篇章“历史史实与历史哲学”.唐氏说：“历史哲学离开历史史实便是空话······历史事实如果没有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显然，历史哲学与历史史实是需要结合在一起的。而以“历史三峡”论解释袁氏的“雾月十八”,通；解释路易的“雾月十八”,不通。何也？笔者愚见，以为纯历史学家角度不能解释一切的“雾月十八”现象，因为事情的发生毕竟不是为了历史学家的研究而发生，单纯的历史哲学也不能完全解释一切历史史实，又或者说微观的具体历史史实难以用宏观的历史哲学来解释（例如“历史三峡”论，笔者赞成这一观点，但这是一个大局的趋势，是宏观的；而袁氏也好，波拿巴也罢，都是具体微观的历史现象，而历史最终由“历史三峡”论来书写，无论是何种模式、何种道路、是何过程，都不能改变这一趋势，这回过头来看就是所谓的“客观实在”了。这正应了那句话，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这也或许为何唐氏要多层面来剖析袁氏为何失败吧。

第三篇：[袁氏当国]观后感

<袁氏当国>读后感

按照时间分, 袁世凯的一生可以分为下面10个阶段.第一, 锋芒初露.袁世凯不善读书, 后来投靠吴长庆开始从军, 又随之驻守朝鲜.感想:

1> 袁世凯发现了自己的长处, 并且发挥了自己的长处;

2> 要明白时移世易, 世易时移的道理, 要与时俱进;

3> 袁的成功是因为一手拿刀, 一手拿钱(权), 提携部下, 广布网络.第二, 小站练兵.袁在小站编练新式陆军.感想:

1> 要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实力), 做出成绩(业绩).第三, 戊戌疑云.袁在戊戌政变中向太后告密, 害了革命者, 自己却保住了.感想:

1> 要清晰的判断局势, 站对队伍.变法是向太后告密, 才能够在日后被太后提拔.又如:

与荣禄和张之洞搞好关系, 才能够在太后, 光绪死后, 不被载沣杀死, 仅仅是开缺回籍.2> 尽量不要树敌, 至少不要翻脸, 与大的方面搞好关系, 因为总有一天, 他们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关照到你.比如, 袁在山东巡抚任上与洋人的关系好, 故而在直隶总督和走向共和阶段能得到洋人的支持.第四, 总督新政.太后西逃事件以后, 袁被任命为直隶总督, 收拾残局.感想:

1> 办事要得力, 排场要大, 给对方面子的功夫一定要做足, 例如: 太后回京的时候, 袁搞了非常气派的接待典礼.又如: 孙中山来北京面谈的时候, 袁也是以极大的排场接待, 让孙非常的飘飘然.第五, 宦海沉浮.西太后和光绪帝死后, 摄政王载沣想杀袁世凯, 但是被荣禄, 张之洞等劝住了.最后开缺回籍.感想:

1> 要保存实力, 在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时候, 要冷静而不偏颇;

2> 要隐藏实力, 不要被别人看到自己的底线, 特别是自己的敌人;

3> 一定不要中断对时局的把握;

4> 不要让自己闲下来, 要多联系人, 好好忍耐, 等待机会.第六, 走向共和.武昌起义爆发, 袁在清廷和革命军之间摇摆.感想:

1> 要清晰的判断局势, 以自己的目的为导向, 指导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

2> 养敌以自重;

3> 多保持联系, 哪怕是自己的政敌;

4> 要明白, 有的人会病急乱投医, 不在乎价码;

5> 实际的利益远比仁义道德更加有用.第七, 肇建民国;

第八, 家国天下;

第九, 洪宪迷梦;

第十, 灰飞烟灭.袁周旋于清廷和革命党, 先是逼清帝退位, 又逼孙中山让出总统位置, 又自立为皇帝, 最后死了.感想:

1> 袁世凯成功是因为他顺应了时局, 又有能力, 提携了一大批人;

2> 袁世凯失败也是因为没有考虑, 没有顾及他手下的人的利益, , 比如: 段祺瑞, 曹锟就亲

口说过, 袁世凯当皇帝, 他儿子也要当皇帝, 以后我们伺候完老子, 还要伺候儿子, 这事不干, 自此, 袁和北洋部下正式分裂.3> 要学会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条件, 如: 袁世凯在受到载沣要杀他的威胁时, 自导自演自家

门口的一起爆炸案, 借口革命党要杀他而不去上朝;找革命党人去暗杀宗社党, 只有他这样的政客能干的出来这么老辣的事, 与此同时, 表演做戏给太后和小皇帝看, 软硬兼施, 胁迫清帝退位;迎袁专使团来北京接袁世凯去南京, 袁不想去, 自导自演了一出兵变的案件, 在北京天津四处抢劫, 以此制造自己离不开北京的舆论.4> 袁另一个失败的原因是没有顺应时局… 当时民主共和已经深入人心, 他非要逆流而动,恢复帝制, 实在是败笔.

第四篇：袁氏当国 读书笔记

《袁氏当国》之我见

据百度百科介绍，《袁氏当国》是一部追索现代中国历史转型之灵魂的大作，而不是一部主旨为袁世凯翻案的书。因此，极其具有阅读价值且颇具幽默的历史书籍，学近代史的人可以一读，既了解了历史，同时又娱乐了自己寂寞的内心，填充了自己空虚的大脑，重振了自己对国家失去的信心，以及改变对袁世凯袁（冤）大头的偏见。

说起《袁氏当国》，不得不扯点关于唐德都唐老爷子的题外话了。在刚开始看《袁氏当国》时，个人觉得无聊至极，就老袁当总统，孙文创建民国这一个事实，从古到今，写了多少，又有什么意义？于是乎，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看了大家对唐老爷子写的这本书的看法，真谓是不看不知道，一看，这评价可真高啊。看来，唐老爷子写的这本书还真不是什么无营养的书，其中的奥妙，得自己读后才能体会。顺便，搜了老爷子的简介，呀呵，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红学家，简直牛人一个！啥也不多说了，还是先看书在评论吧。

书的开篇几页是些照片，这使得不爱文字的我大大欣喜了一番，又过足了看名人的眼瘾。中华民国成立之时，孙宣读的誓言如下：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尊之，以忠于国，为民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国民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一职，谨以此誓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中华民国，是从清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1912年是农历壬子年、鼠年、中华民国元年，也就是孙文宣读誓言这一年。从这个誓言中，我们看出什么？第一，在民国时期，正式的文体还是更接近于古文；第二，“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孙中山先生胸怀天下，丝毫不以名利为重，这是不是在学习美国的开国之父乔治华盛顿呢？华盛顿在两届任期结束后，他自愿放弃权力不再谋求续任。可见，伟大的人物总是有那么一些共性的。在原文中，作者评价其为“上述孙文总统的这则誓言虽然很短，但它却是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这个生生不息的最古老的国家，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

“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这段话给我的感触特别多，引起我的无限感想。在古代，帝王就是代表着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时，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全部是决定于帝王的，于帝王有利泽好，于帝王有弊则坏。那时的社会就如一辆车，帝王就是这个车的轴承，没有了这个支撑，国家就要散，而彼时的大清，是一架破旧不堪的车，轴承几近坏掉的车。如同分久必合的死循环一样，盛极必衰也是帝王们逃脱不了的厄运。就这样，这台机器，连着这台机器的心脏，在袁世凯与孙文二人合力的情况下，像庞然大物一样轰然倒塌。第一章 孙文创制，宣统退位，袁氏当国

——民国开国史简论

这一章主要讲述了宣统如何在“内贼”——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与“外敌”——孙中山、黄兴等人武装逼迫的夹缝中为求生存而被迫退位结束了，就这样，满族爱新觉罗氏建立的大清，共历十帝，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存在了二千一百二十三年的封建王朝落下了帷幕。“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母子做的，但是三百年来的怨，却要她母子独当之”，唐德都在文中也将裕隆称为“幽居深宫、糊涂无知的小寡妇”。可以见得，唐还是对裕隆和溥仪怀有深深的同情的，不说在皇帝即位后没有能但得起大人的辅佐大臣，又加上摄政王载沣、宰相袁世凯等怀有深深恶意的人在身边，这皇帝自然是当得不好受的。

光绪末年的袁，原已经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是又叫载沣的一纸文书开缺。尽管那时被大boss的叔给炒了鱿鱼，然有了外患时，他东山再起了。在这起称不上却又是宫廷政变的闹剧中，袁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才能。他知道养兵自重，他知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知道大多王公大臣做不到毁家纾难，他知道国民革命军没有他事不能成。正是因为他知晓如此多的消息及内幕，因而，一个寡妇一个孤儿，一个封建势力一个新生势力，被他紧紧抓在手里，虽然他看上去由于清王朝的存亡而奔波憔悴，我想，其实他的内心中是淡定的。

孙文呢，既没有财力，也没有物力，同时没有人力。凭着个人的威望，才学，提出的制度，便抢得了头彩。

人员的安排，由于面子、人情，却是稍许的有些怪异。第二章 项城不做虚君 遯初志在首相 ——记民初共和政体的实践与流产

黄兴，在袁不在南京执政，将偌大的地方、若干兵力留于其手中，他不趁人之威，自立为王或是起兵来一次兵变，我认为，这不仅仅说明了黄兴是一个在儒家的教育下的君子，也可以看出袁知人善用。黄还是与黎元洪一样的，在建立民国的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的巨头，因而在我看来，黄没有与黎元洪一样被孙和袁任为副总统，有些遗憾，不过二人都将其用到了他该去的位置。

黎元洪，被两届总统（或者临时总统）给予副总统之位。宋教仁，这个最年轻总长，谁曾想他竟然想当的是首相。唐绍仪，一个传奇的人物，跟着袁混，与孙关系好。那么，唐绍仪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为什么在就职总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挂冠而去呢？是恃才放旷还是觉得继续在袁手下干事有些憋屈呢？根据唐德都先生的意思是，唐绍仪在袁手下干活受限太多。我惹不起还躲不起么，于是乎就不干了。不管怎样，在袁孙的执政下都官居要职。

来吧，回头再来说说袁与孙两个人吧。

孙逸仙，在建立民国的过程中，尽管没有提供任何物质上的帮助，但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让位于袁后，自然而然时宣传他的“社会丹方”了，而且袁也投其所好，让他负责全国的铁路局。

“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落个悲剧的结局......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式。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都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

“在这项转型还未转的干净之时，老的魔鬼继续附身，就是难免的了。袁世凯后来便是被老魔鬼附身，缠死的”（讲的多好多形象啊）。

“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

“因此这些‘罗汉’们就只是一批徘徊于转型中期......”。“这是我们社会政治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在第二章中，作者多次提到了转型的问题，袁从民国开始着手筹备到建立期间的起起落落，全拜革命所赐，可以说是成也萧何败萧何。袁这个“过期的老政客”，在革命中看到了自己当皇帝的希望，也灭了自己当皇帝的美梦。我不能想象也不敢想象袁在位居虚位时的感受，那种自己累死累活打拼下的事业被别人抢了成果不说，自己分到的羹又是那么难以下咽。

“要有深厚的法制基础，法治才有效。在一个毫无法制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是无法无天”。

可见，民国最初建立时乱的一塌糊涂。

第三章 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

宋教仁，年轻有才，然在荒唐的民国执政者的受命下惨遭暗杀，这并不是天妒英才，而是执政者容不下不服从命令的人而已。不过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宋教仁自己身上，谁叫他那么恃才放旷呢？ “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我记得这是红楼梦中用来描述晴雯的一个词），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

“......宋教仁就认为由他来组织一个清一色的政党内阁......”.这个，用俗一点儿的话来说，就是宋教仁这个人，实在是不能正确看清形势。也不搞清楚在谁的手底下做事呢，这么肆无忌怛的做自己想做的。

“可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对这个最大的政敌，就是欲先除之而后快了。”，“袁可能是认为赵之悍然杀宋，为的只是保持相位的一己之私”，可怜的袁大头还真是冤大头啊，被队友赵秉钧狠狠的坑了一把。不怕蛇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于宋教仁的死，老袁既不能说是自己授意又不能说不是自己授意，只好任大家将屎盆子扣在自己头上了。作者在讲述这里时，类比了尼克松的“水门案”和蒋经国的“江南案”，同时幽默的讲了乾隆皇帝招美人的事。

而在在孙与袁对峙阶段，我感觉到一种不是朋友便是敌人的气息。宋教仁之死或许与这不无关系。二者相战，源于宋教仁之死。而孙中山此时又不知怎滴，或许是被气到了，失去了理智，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袁氏还好，关键时候筹集到借款，加之本来就有兵力物力，所以与孙对峙压力并不是那么大。相反，孙可能就在名气这一点强于袁，其他的都处于劣势，为了能与袁抗衡，差一点与日联合。实在惊险呐！真真是冲动是魔鬼呵！

“在民国史上政治不遵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如同毛泽东主席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二次革命，人民遭殃，“革命军全军尽没，国民党全党上下，被扫地出门后，早期梦想的以美为师、民国政体的实验，也以此全盘告终”。

不知道为什么要将民初的政治称为黑金政治。

可能是时代原因吧，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将人性都扭曲了。应夔丞，服务于袁。为了金钱，为了达到目的，竟然使出诽谤他人这种下作之举，实实是不堪的很。

第四章 孙中山改造国民党，袁世凯做终身总统

在我看来，这一章是最难读懂，也是最值得多读几遍的，应该细嚼慢咽、理解消化的一章。在位置上，它位于全书的中央；在内容上，它起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在前三章与后三章中，叙事为主，偶有评论。此章完全是哲学社会史学，高深的样子。一来毕竟是讲道理的东西，应该多读；二来此章内容生涩难以理解，所以多读。

开章引读部分里边说“不幸这项共同认知，却被二次革命革得烟消云散了”，我实在是才疏学浅，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这部分内容里，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民国初，国民有学识之人非常少，而有学识并有见解的人更是少数，人们往往直观的来判断选择哪一种政体，而且，在那个阶段，老官僚还是存在许多的，这便使得美国的那套很难搞下去。

“这个美国模式从兴中会开始，直至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诞生时，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孙中山先生就是据此提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切都是对的或者一切都是错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正如后边的共产主义，俄国派来专家（姑且称之为专家）博古李德等来指导我们如何发展建立共产主义，可是他们不明白中国国情，只是一味照搬，导致共产党元气大伤，长征来躲避国民党的剿杀。孙中山等人便是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一味学习美国模式。“因为中国能否采行美国制，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问题，而不单纯是哲学上的知和行的问题呢”。那么，什么是“三民主义”呢？三民主义包含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中国国民党的基本理论，后被采纳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内容。基本原理来自西方政治学与社会主义，再加上孙个人的理解与想像。那什么是“五权宪法”呢？五权宪法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对于宪法的创见，是孙的重要思想，曾列入中国国民党党纲。孙对五权宪法早在十九世纪就有酝酿，1906年12月2日始正式见于文字。五权宪法的最核心的思想是政权、治权分立，政权归属国民大会，而治权乃指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考试权，各自独立运作并互相合作。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孙中山这种希图“救三权鼎立之弊”的探求，非但没有起什么效果，反倒是让蒋介石利用这个漏洞实行了个人独裁。

正如小标题所说，民国史的发展自有其客观实在，德国近代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政治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有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它是和传统生活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这种再者，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转移，却是一转百转的，时间至少要拖长至两百年之久。哪能在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内，就能‘毕其功于一役’呢？但是不论时间要拖得多久，在中华民族今后的历史上，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民治时代’，是必然会出现的。今日不出现，明日一定会出现；明日不出现，后日一定会出现；后日不出现，迟早会出现„„。这个迟早会出现，便是个历史上的‘必然’。这个历史上的必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ent)都改变不了的。这就叫做‘客观实在’。”。

历史史实与历史哲学，诚如作者之言“第一，历史哲学离开历史事实便是空话。第二，历史事实如果没有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只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二者可谓是相互交融的，缺一不可的。

袁世凯，耍足了阴谋诡计，逮捕孙中山却还能叫国民党人为其投赞成票，这一招着实漂亮。诚如作者而言，袁逆着历史的大潮流复辟帝制，不仅仅由于他想独裁，更是因为他看穿了孙中山提出的体制不适合中国现在的国情，老百姓也怨声载道，加之也有那么一些人，居心叵测也好，为民服务也好，将袁推入这个错误的轨道之中。所以尽管他可以做终身大总统，但是到最后还是回头选择了帝王。而古德诺教授的言论观点，或许也是说明了袁最终失败的一大原因。

袁世凯摇身三变，为着他个人的权益。当初刘邦项羽楚汉争霸之时，刘邦也是好几变呐。大人物，不应以常人的眼光来看。若是想成就一番事业，随机应变，能屈能伸，这些都是必要的。袁为了他的大梦，也是费尽心思。毁了国会，再造一个国会。正如同孙，毁党造党一样。

调转头来看，孙中山发现自己被逮捕也是托了同党人的“福”后，终于开始着手整治党了，只可惜最终失败了。对于指模一事，孙发表的讲话，我是不能够完全赞同的。

“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携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唱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做“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绝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

“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祈求未来之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的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杀，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前两条还说的过去，后两条可以看出这时的孙中山有一种“我就是革命，革命就是我”的想法。

孙文与宋庆龄的婚姻，我也只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谁叫我们的孙先生这么有才呢？

第五章 帝制酝酿期的内忧外患

袁氏对于当皇帝的心我是可以稍许理解的，但是，对于为了当皇帝而做出卖国的行为，差点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这可能是令人们唾弃他的原因吧。

原来，**、**与国家之间的种种矛盾是从这时候就被外界挑起了呀。

俄、日、英，真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觊觎我中华良久，乘火打劫，割我国土，抢我钱财，挑拨我关系，更让人痛心的是，袁大头为一己之私竟忍着痛卖国。好一个袁世凯！不过，这也让我想起了国共相争之时，国民党便是与袁有着类似的做法。

第六章 记一失足的帝王之梦

——兼评古德诺教授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其实不然，时势不仅造英雄，难免有时候会毁了英雄，造出狗熊。古德诺一介书生，终究被复杂的中国政治给黑了，丢了在美国的差事和美名。这也难怪，毕竟中国的政治不比国外的单纯，可古德诺教授却天真的以为中国的国情与美国的相似，更单纯的没有想到杨度这些所谓“君子”的险恶用心。

“圣贤、禽兽之分，哪有若斯之绝对哉？天何言哉？”袁氏尽管在开倒车这件事上做的大错特错，留下千古恶名，然则不能否认其做出的功绩。秦始皇一代帝王，也不是有错有对么？况一般人对于一件特别喜爱的事物，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半会选择要的，而袁还是在众多人的诱导下才去拿的，故而，这事不能全赖袁氏一个人呀。当读在袁与冯国璋的对话时，我感到的是悲凉。

“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60岁的人。我今年58，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

袁氏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想必心情也是十分糟糕的吧！

借用文章中的话来说，“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第七章 帝制终于覆灭，护国也有难题

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梁任公先生靠着《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促使袁氏皇帝落马。尽管袁氏有古德诺教授曾经做强大的支柱以及理论支撑（虽然是被坑的），尽管袁氏有杨度等人组成的智囊团，然而终究是被梁任公先生的文章所战败。这足以说明两件事：

一、袁氏的皇帝是个泡沫，一戳就破；

二、梁任公先生的才干相当了得。这让我想起了曾经学过的一篇关于梁启超的文章。“我记得清清楚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他的广东官话是很够标准的，距离国语甚远，但是他的声音沉着而有力，有时又是宏亮而激亢，所以我们还是能听懂他的每一字，我们甚至想如果他说标准国语其效果可能反要差一些。”

这是梁实秋先生写的《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国体之改变，也就是因为那个时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时代才使得有这么一场特殊的闹剧，才会坑了这么多的才子英雄。

当然，除了梁任公出色的文笔和演说之外，少不了蔡锷等人的武装力量的支持，这才能教袁氏退位，将帝制覆灭。

其中，文章内提到的蔡锷与唐继尧二人的恩恩怨怨，让我痛惜不已。虽不是“本是同根生”，但也不必要“相煎何太急”呀，二人没到“相煎”的地步，却也因为矛盾差点坏大事。并且，于情于理，唐对蔡不应该如此，毕竟蔡锷对他有恩。

总结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宪政的确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法国、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成长的历史已经很好地说明了这点，中华民国最初的历史也对其有了同样的证明。一个社会的成熟和进步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会有反复。处于历史激变中的人，如何去抉择、顺应，就不仅仅是个人智慧与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历史发展条件，以及当时的环境乃至历史人物个性和遭遇的偶然性因素。历史不可重复，历史更不能假定，在把握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回头重读这段历史，才会有更为清醒的洞识，也更能在当时的情境下对历史人物的误读、误判有深刻的理解、切实的体认。

虽然袁世凯当国为时相当短(全部合起来也不过四年)，却是中国史上大转型时期。从几千年周而复始的王朝几乎一夜就跨入了陌生的共和。作为旧时代的强人突然遭遇新时代，袁世凯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除了老手段、老药方，我们还指望这个曹操式的“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有全新的作为吗？唐德刚先生用自己诙谐幽默的语言解释了近代转型之曲折，对袁世凯这样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负面人物”有同情和理解，对袁世凯做出了客观的评价，而不是一言以蔽之，总之，这本书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本对袁世凯有着客观而中肯的评价。即使在孙中山这个“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身上，我们也能找到许多令人遗憾的局限或缺陷。一个民族要从一种古老的文明模式向另一种全新的文明模式转换，是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完成的，袁氏终究只是一个特定的过渡时代的人物，历史终究是踩着他的尸体往前去了。

第五篇：莫到琼楼最上层——《袁氏当国》读后感

李苏菲：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氏当国》读后感

李苏菲

批语：不错，很好，表扬！

读进去了，想明白了，写清楚了。特别是，懂得了历史的纷繁复杂，避免了非黑即白的简单化倾向。

当然，对历史也好，对前人也罢，既应该有同情之了解，更应该有大是大非之判断。现在有一种倾向，似乎一说同情与理解、温情与敬意，就连起码的是非都不讲了，就像电影《色戒》一样。

在读本书前，我对袁世凯的印象还停留在历史教科书中的描述——窃取革命果实的盗国贼，种种行为让人恨得咬牙切齿。但读完此书，不免对他多了些同情，觉得袁氏实乃一个在社会转型期的悲剧人物。

“上自孙文缔造共和肇始，下逮蔡锷护国运动兴起”，唐德刚先生就这寥寥数年间袁氏当国之事做了深入剖析，从客观角度就史论事，秉笔直书，一个满含悲剧色彩的袁世凯就这样呼之欲出了。

在我看来，袁氏此生最大之悲剧就是恢复帝制。下面就次分析一二： 当时中国确立了共和体制，向前跨了一大步。所谓国体不可轻变，袁世凯哪来的那么大勇气，逆历史潮流而行，去称帝独裁呢？除了自身欲望，必然有相当大的推动力。

推力一：古德诺与《共和与君主论》

古德诺是中国请来的美国宪法顾问，在纯学理上是一流的政治学专家，他认为任何政治制度本无优劣之分，重要的是其是否适合本国国情，一个国家如果搞共和政体画虎不成，与其实行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权，倒不如干脆实行帝王专政。按中国的条件，应该以君主立宪为宜。他的这一理论出现的“恰逢其时”，被帝制运动的支持者断章取义的概括为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并被大力宣传开来。在当时极力崇洋的环境下，这一理论不仅为袁称帝打造了理论基础，更为其营造了舆论环境。

推力二：筹安会六君子

筹安会是杨度等六个文人为推动帝制运动而发起的组织。该组织主要从两方面助袁称帝。其一，杨度等人借古德诺之理论大肆鼓吹帝制的优越性，制造舆论。其二，“六君子”中不乏严复与刘师培这样的学术界泰斗，袁本对称帝没信心，但受了这些一级大师的劝进，变的极为欢悦。

推力三：大儿子袁克定

在推行帝制过程中，袁克定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其一，他以各种迷信说法突破了老爹的心理防线；其二，他找到了袁世凯的软肋——日本的态度，于是伪造了完全赞成袁氏称帝的日本报纸《顺天时报》，让袁世凯吃了一个偌大的定心丸。

推力四：“沉默的大多数”

这一因素或许被很多人忽略，但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离不开群众，尤其是中国。在那个民智未开的年代，活跃在政坛上的知识分子和政客只是“吵闹的少数”，而那些底层的百姓则是“沉默的多数”。可恰恰是这些多数，对当时局面又愤又怨，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日子过不下去。满清封建专制统治已被推翻，百姓都希望在共和政体下能过上好日子，但哪知各政党、政客都各为私利，搞的社会乌烟瘴气，混乱不堪。所以人心思治，再加上人们心中固有的传统观念，国家就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来管理，此时袁世凯就成了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征。

当然，有推力就有阻力，此处主要对袁恢复帝制后的阻力稍加剖析，这也是袁政权土崩瓦解的关键所在。

阻力一：梁启超与其《异哉》

这篇论文在众多反帝论文中，乃最有深远影响者。众所周知，梁启超是君主立宪派的力挺者，如今站出来为共和制度做辩护，着实是为民着想，怕国体一变会引来**，使得民不聊生。待该文在《京报》刊登并经他报转载后，全国沸腾，这一大文豪的力量足以撼动袁的帝位。

阻力二：蔡锷及护国运动

蔡锷在袁氏官场中失意归来，联合唐继尧，组护国军讨袁，从而促使了各省独立，成为了袁氏倒台的直接因素。

阻力三：袁的班底靠不住

袁世凯从晚清旧官僚到后来的民国大总统，一路走来，也有了自己的“班底”，主要来自北洋系。但到了最后时刻，北洋系出现了窝里反。不论是文班底的“嵩山四友”，还是武班底的“北洋三杰龙虎狗”，都弃袁而去，只留他一个唱独角戏。这很好理解，在那样一个**年代，人都会为自己的生存考虑，又怎会守着一个势必倒台的短命皇帝呢？

袁世凯曾说过：“我绝对无皇帝思想。”这话在人们看来，不免故作虚词，但当时冯国璋、美驻华使馆都信了这话。就算这与其行为相矛盾，但也不能单纯认为这是他的欺骗之词。正如作者所言，做皇帝是何等大事，袁心里本来是又想又怕的。可就在紧要关头，出现了那样一帮人猛推了他一把，将其置于必定翻船的逆流之中，其中还包括他的儿子，悲剧也！做了皇帝，反帝浪潮席卷而来，可袁家班众叛亲离，悲剧也！

在辛亥革命中，他使清帝和平退位，改朝换代却没有引起大规模战争，实属不易，可这些在他取代孙中山成为临时总统后就被人忽略了，被给予了“窃取革命果实”的称号，永载于历史教科书，何等悲剧！做了总统，他要面对的是一团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孙中山没有对策的经济问题，袁氏只能借外债，由此被给予“卖国贼”称号，何等悲剧！宋教仁被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被人们果断锁定为幕后凶手，又是何等悲剧！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历史学家盖可断言，民初那个烂摊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落个悲剧的结局。无疑，袁世凯赶上了。

但或许一切都还有解释的机会，可当他迈出恢复帝制这一步后，其他的就都不重要了，人们的眼里就只剩一个贪恋权位、卖国反动、置国家生死于不顾的坏人了。

终究还是他二儿子为他写的那句诗：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