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鲁迅

第一篇：传统文化中的鲁迅

鲁迅眼中的传统文化

汉语言文学1501王亮201404010626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同样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郁达夫

鲁迅生于清光绪七年，卒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做了一辈子的反动派，至死不妥协可谓善始善终，就这一点是历史上大多数文人比不了的。由于从小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鲁迅从骨子里拥有传统文人的一种气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鲁迅是成长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石上，纵他一生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相当丰富和复杂的概念，它最为确切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要对此点进行界说的话，也许就可以写出不少的论著来，然而鲁迅并不是一位系统探讨和专门研究某一种学科的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阐述和剖析也同样是如此，他并不是从概念的界说着手，列举中国传统文化究竟包括哪几个基本的方面，分析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或尖锐矛盾的种种关系，探索这种传统文化的起源、演变以及发展的轨迹。鲁迅是一位异常犀利和深刻的思想家，像他这样对于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和深刻剖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对于表现在中国的许多书籍、绘画、建筑里面，以及渗透于社会生活每个角落中间的这种思想文化状态，通过自己独特的观察、感受和理解之后，作出有力的批判。作为鲁迅对传统文化批判重要著作《摩罗诗力说》，在今天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沦丧且新文化没有完全建立的时代就具有其重要意义。从青年时期开始，鲁迅就以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主潮的深切感受，作出过下述的宏观性的判断，认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应该说这种从他自己切身感受中间升华出来的哲理概括，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特征。“理想在不撄”，确实是在这几千年中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面貌，这种“不撄”的“理想”，规定着世世代代的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精神现象，教诲着人们既不要去直面或改变严酷的现实，又不要去坦诚地披露或触动内心中的思想，而只需沿着一条既定的思想和精神轨迹，按照早已定型的道德伦理规范去思想与行动就成了。

由于这种传统的文化理想，在极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学审美品格的缺乏真情实感，缺乏思想的震撼力量，从而变得平庸和荏弱，用鲁迅的话来说是“无有为沉痛著大之声，撄其后人，使之兴起；即间或有之，受者亦不为之动。从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情况来看，“伟美强力高尚”的审美品性确实是相当缺乏的，其问自然也偶或有咏叹“沉痛著大之声”的伟大诗人出现，然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理想已经渗透和笼罩在许多人的顶空，所以那些杰出的诗篇也就无法很好地打动他们。按照鲁迅的这种逻辑推理，即“不撄”的传统文化理想造就了“不争之民”，而“不争之民”又无法很好接受反对这种“不撄”传统的声音，鲁迅的感受和结论无疑是十分符合于整部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

问题还在于这种严酷和枯燥的专制主义文化精神，早已成为广大民众的惯性思维方式，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种传统文化，是在虐杀和麻醉他们的思想与精神。鲁迅那种控诉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张，不但几乎无法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而且就是产生了这种光辉的思想认识之后，也很少有人会去理解和接受，这是因为在本质上虐杀人们的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线索，麻痹和陶醉着广大人们，鲁迅将这称为“软刀子”。因为“我们看这些古东西，倒并不觉得于中国怎样有害”，“古老东西的可怕就正在这里。倘使我们觉得有害，我们便能警戒，正因为并不觉得怎样有害，我们这才总是觉不出这致死的毛病来，因为这是‘软刀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把“软刀子”，确实是很难被人们清醒地认识的，尽管已经有鲁迅这样的伟大启蒙主义者，早就发出了“警戒”的声音，然而这种思想主张竟也像流进沙漠的泉水一样，顷刻之间变得干涸了，无法在广大的人们中间留下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历史惰力的侵蚀和危害作用，确实是异常可怕的。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无疑占有支配性和主导性的位置，而儒家学说的创始者孔子，又无疑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中至高无上的最为神圣的人物。由孔子集大成的儒家学说，在两千多年以来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这种儒家学说为了能够更加适应于专制帝王统治的需要，在自己的全部发展过程中，曾不断吸取了其他各种学说与宗教的主张。譬如在汉代就吸取了黄老之术和法家之律；而对后世更形成精神桎梏的宋明理学，也吸取了道家和佛教的不少内容与恩辨方式。作为思想家而不是作为研究思想文化史学者的鲁迅，自然不会具体而微地去阐述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发展变化的全貌，而只能是从自己对于它进行犀利观察和深邃感受的角度，作出了不少富有宏观性和启迪性的见解。

鲁迅在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间，最为突出的锋芒自然是针对着儒家学说的。他在“五四”启蒙主义运动中间，抨击了儒家学说的“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认为“‘孝’、‘烈’这类道德”是“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儒家学说提倡“三纲”，从其中的“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出发，就必然会责成儿子的一切行为和言论都得服从父亲，妻子的一切行为和言论都得服从丈夫，即使是父亲和丈夫没有丝毫的道理可言，即使是儿子和妻子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得这样去做。像这样不顾一切利害与情理提倡盲目服从，只能造成“幼者”和“弱者”的痛苦，如此残酷地束缚和蹂躏着他们，用野蛮的手段限制他们“真的人情”的正常发展，这种被统治者利益的极端片面的伦理观念，就必然会形成十分有害的。

鲁迅对道家思想的评价是“老子书五千言，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认为道家思想的实质在于“不撄人心”，逃避人世的斗争，主张“无为之治”，这确实是抓住了老子思想最为重要的特征，不过鲁迅又认为“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老子身经乱世，厌倦了人世的纷争，却又有救世的图谋，于是就确立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后来逐步形成稳定秩序和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术，对汉初政治和经济局面的稳固与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道家思想的另一位始祖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无为”的思想。鲁迅认为“自史迁以来，均谓周之要本，归于老子之言，然老子尚欲言有无，别修短，知白黑，而措意于天下；周则欲并有无修短白黑而一之，以大归于‘混沌’，其‘不谴是非’，‘非死生’，‘无终始’，皆此意也。中国出世之说，至此乃始圆备”。比起老子来，庄子确实是更进一步“自无为而入于虚无”，完全陷于失去一切是非标准的相对主义境地，即宇宙万物都并无质的规定性的区别。他主张“等是非”、“等贵贱”、“齐物我”、“齐生死”，像这样完全取消了事物之间的界限和区别，实际上也就是彻底地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他形成这种非理性主义的主张，是出于对战乱和黑暗秩序的否定与逃离。

在佛教的诸种派别中，鲁迅是欣赏小乘的，他表述过自己“对于佛教是有一种偏见，以为艰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目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得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自然在主张“普渡众生”的大乘教派中，也有艰苦修行的，看出他是主张言行一致，艰苦卓绝地为理想和信仰而奋斗的，这正是鲁迅精神的重要实质。也正是从这样的出发点，他才不赞同“欲以佛法救中国”，佛学确实不能成为拯救中国的奋斗理想和目标，鲁迅的这个见解是十分准确的。至于佛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也像鲁迅对于道家的学说那样，并未引起他自己充分的注意与研究。

第二篇：关于鲁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位的调查报告

西南财经大学

关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

调查报告

11财管（国防）五组

二0一一年十一月

西南财经大学

关于鲁迅对传统文化批判与继承调查报告

摘要

我们此次调查报告以小组为单位，通过网上收集资料、进行实地采访，全面深入了解了人们针对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的双重关系中，人们对前者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成为鲁迅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后者则常常被人们忽略,偶有研究也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调查所讲主题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从批判与继承两方面着手，借鲁迅和其他名人作家著作及生活语论详细叙述了鲁迅与传统文化的矛盾与联系。最终阐明，鲁迅是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与时代进步发展融合的代表。调查缘由

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 3篇，更是引起疑惑：鲁迅的作品真的过时了？

一、调查时间

2011年11月5日至2011年11月19日

二、调查地点

在温江区的居民小区进行实地采访

三、调查人员 四．调查过程：

（一）网上查找资料 1.鲁迅生平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字豫山、豫亭。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中年以后的鲁迅先生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鲁迅先生一生写作计有600万字，其中著作约500万字，辑校和书信约100万字。

2.关于鲁迅作品的论战

【支持者】鲁迅作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他不只是个文学家，他是一位他青年时代就大声呼唤的致力于中国人精神革命的“精神界之战士”。他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提出“立人”主张，反对已经弥漫整个世界的轻精神的“质化”倾向；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著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他试图用自己的文字唤醒中国人民，试图用文字去战斗。

他是中国文坛的一个标志。文学作品所承载的意义本来就不是文字本身，每一个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灵魂，而鲁迅先生的作品所拥有的灵魂是一种血性的、刚强的、并且深深刻入历史痕迹的。因此，作为中国的中学生，非常有必要从那些作品中去体会一种属于那个特殊时期的中国人的灵魂。

“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最能体现在教科书中，尤其是有关人文学科方面的内容，教科书就是一个窗口，从这里我们能够发现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是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和习惯的。”而鲁迅的作品正是这样一个窗口，让那些没有经历过苦难的孩子们能够感受到现在生活的不易，也从中了解到自己国家的历史，所谓博古通今，了解更多的过去，才能更好的为现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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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努力的。

【反对者】鲁迅文章的语言对于现在的中学生而言较为难懂，再加之时不时的半文半白的形式让人不免有种放下书本的冲动。正如《纪念刘和珍君》中“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读来较为生涩，虽说鲁迅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家，但是其文字的文学性较之于论战性却不是很强。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学生的不理解，以及“看到鲁迅文章就想逃”的心理。

也有人说是教师的原因，鲁迅的文章本来就难懂，而且对于其文章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本来就不太容易教授学生再加上鲁迅的文章又很难讲明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又有很大的联系，所以学生不懂是可以理解的。

再加之现在的学生的生长环境、文化背景等都与鲁迅的时代有着天差地别，学生难以融入其书籍中，存在代沟，这样更加促使了鲁迅的文章的删减。

五．实地调查

在周末我们在东门以东的创业大街上对四位老人进行了一个实地的调查问访，由于四位老人都不愿意透露姓名和拍照，所以我们就以一个两人式的对话将我们的调查展示出来。

（很荣幸，所访问的四位老人当中，有一位曾是西藏边防部队的一位退伍老兵，而且这位老人后来还做了他们当地的大队干部，另一位老人也曾是大队干部，还曾在西南财经大学的后勤工作中心工作过多年）

调查人：

地点：东门以东的创业大街

时间：2011年11月12日

周六

注：我们三个简称“调查者”

四位老人简称“受访者”。。。。。。。。。。。。。。。。。。。。。。。。。。。。。。。。

调查者：粮票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

受访者：大概在五八年吧，具体也就是在解放后的几年。受访者：78年以后吧，“大包干”以后，土地实行承包了满，粮票就逐渐停用了，好像92年以后就没有再在市场上看到了。

调查者：粮票总共发行了几套啊？

受访者：这个倒是说不清楚，有两种满，一种是全国粮票，一种是地方粮票满，全国粮票在全国的范围内都可以用的，但是地方粮票就只能在地方上使用撒，而且在一段时间还发行过一种大合券，在多数地区可以通用。全国粮票是在五十年代发行的，地方粮票是在六十年代发行的。

调查者：如果我只有地方粮票，要在外地去用，怎么办？

受访者：这个一般就不可能，原则上不可以的，除非你找相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转为其他地方的地方票或者全国票。调查者：票面价格有哪几类啊？

受访者：主要有半斤的，五斤，十斤，还有一些两数的。调查者：粮票从发行到废止，中途有没有停用过啊? 受访者：这个倒是没有，一直都在用。调查者：粮票是怎么发行的啊？

受访者：这个我们倒是很清楚，粮票一般都是发给工人，干部，军人，以及这些人的亲属之类的，农民是不会给你发粮票的，农村主要是记工分，然后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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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粮食。

调查者：这个粮票是不是就可以当做钱来用，就直接用粮票就可以买到粮食啊？

受访者：不是啊，粮票主要是作为一种购买凭证，就是证明你有权利买多少多少粮食，你还的有钱才行，而且你用钱和粮票去买粮食也有一定的规则，一般式劳动粮与口粮三七开，或者二八开，也就是面一些，米一些。调查者：粮票是由国家的银行发行吗？可不可以私下买卖啊？

受访者：这个是由粮食局负责发行的，银行怎么可以。而且是禁止在市场上买卖的，你可以送人，但不可以私下买卖，否则你会被以“投机倒把”的罪名拉出去批斗的。

调查者：你是退伍老兵，那你们原来在部队时候发的是地方粮票与国家粮票啊？

受访者：我们当然是国家粮票，不然我们退伍以后怎么用啊！调查者：粮票的发放是怎么定的啊？

受访者：这个主要就是按照你所在的地区、部门、单位以及你的职业和劳动强度。一般来说，干部的粮票就比普通人多，同一岗位上的话，主要就考虑劳动强度啊，比如工人里，纺织工人和矿工就是最高的。调查者：那一个月的粮票够用吗？

受访者：那对一般人而言，一个月的粮票是不是够用啊，当年我在大队里当干部时，一个月也就那么二三十斤粮食的粮票，哪里够一家人吃满。

调查者：除了粮票之外好像那时候还发行了其他的票是吧？有哪些啊？基本情况怎么样？

受访者：还有什么肉票、布票、油票、酒票、糖票……我印象里最深的就是那个肉票，我们那时一个月也就半斤肉，而且为了能够买到肉，要排队几天几夜，而且最后的一般还没有，就没够发过，一个镇就那么一个养猪场和屠宰，养的就那么几头猪。

调查者：我们就是还想问一下，就是在最后废除粮票时，国家有没有给出相应的补贴啊？

受访者：有少部分粮票就按一个很低的保护价格给回收了，大部分的话就是直接无效啦，手上再多的票也都变成了一堆废纸。

调查者：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对这个粮票的发行或者使用最后的感受是什么啊？ 受访者：这个粮票满，毕竟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满，那个时代经济也不发达，也只能用这种手段来维持这个社会啊

后记：其实在当时的社会，粮票就是作为一种必须的出现的东西，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程度需要粮票的出现，并在市场上发生调节作用。这不仅仅是当时计划经济的作用，还受到了苏联老大哥的影响，也是社会主义在探索前进道路的一块垫脚石。我们不能完全赞同它的出现，因为它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给社会主义的前进提供了一种形态；我们也不能完全赞同它，因为它在一定时期来讲，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一定灾难。六．调查反思：

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许许多多的老百姓经历了近40年的“票证经济”时代，粮票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别小看了这小小的粮票，它浓缩了新中国的历史，记载了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的变迁。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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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伴随着我国人民度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岁月，给那时的人们留下了不少刻骨铭心的记忆。计划经济时代，百姓按“量”吃饭，凭票买粮，粮票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粮票可以说就是千家万户的“命根子”，因为在那时，粮票就是填饱肚皮的保证，就是生存的希望。

虽然粮票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已从人们的生活中销声匿迹，但它又悄悄步入了收藏领域，并开始兴盛起来，有着“中国第二货币”称号的粮票成为收藏领域中与邮票、货币并称的“收藏骄子”。有人说，中国的粮票历史绝非是一般的票证发展史，而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业史。粮票印证了中国农业、商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真实见证。

粮票作为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一个曾经时代的象征，见证共和国的逐步发展和改革，但对于曾经贫穷的中国，计划制经济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他是一种历史缅怀也是一个未来的目标，让我们矢志不渝的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终极目标，让粮票等各种票成为人类最高文明的象征。

第三篇：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

毕业论文 题目：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历层次：专升本 学号：209212082 姓名：张华 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

摘要:当今，尤其是20世纪80～90年代，人们对以传统文化激烈批判者的形象即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联系有了新的研究和发现，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与思想传统、学术传统以及审美传统等三个重要关系方面，并且形成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对这一研究作了详细的叙述，为研究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鲁迅； 中国传统文化； 关系； 研究综述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文知识之大成，更是中华文明的承载者、推动者[1]。如何科学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合各种最新先进理论与哲学思想，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发展之路，提升中国人民大众的新型生命力与斗争力，顺利实现旧思想到新思想的转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鲁迅根据中国当代现实社会的恶现象，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精髓，精心撰写了大量批判旧社会给劳苦大众带来的身心摧残的文章，惊醒当时一大批民众，使这些人经历一次思想的涅槃，由奴役王国到自由王国，从封建走向开放，敢于同封建主义斗争的新生力量。

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当是指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这一双重关系，前者人们非常关注并成为对鲁迅研究的重点，而对后者的认识与关注则有一个发展过程[2]。20世纪后期，随着传统文化意义的不断发现，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在80～90年代期间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因此，对这20年间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总结，可以为研究鲁迅大下坚实的基础。

一

80～90年代的研究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即第一阶段(1976-1989)：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第二阶段（1990-2000）：鲁迅与传统文化核心与深层关系，同时，这一研究也开始出现停滞。这两个阶段的研究虽然前后不同，但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就研究环境而言，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思想的解放，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直接影响在不断减小，学术研究不断突破“左”的束缚回归自身，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的研究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思想解放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海外各种思潮的不断涌入，尤其是美国的鲁迅研究也相继传入并从 方法论上对国内鲁迅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使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开始了跨文化的交流与研究，同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不断调整，研究视野不断开阔，对推动这一研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次，就研究主体而言，这两个阶段的研究主体呈现新老交替状态，两代学人之间的知识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从而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构成直接影响。老一辈学者从“文革”的噩梦中走出，他们的热情再度表现出来，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阶段并明显表现出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的优越性，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经典与学术方法的熟悉为后来年轻学者们所不及。但随着他们年龄的不断增高，第一阶段过去之后，许多老一辈学者相继停止他们的耕耘，从而使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新时期以来，轻一代学者不断成长起来，他们一开始就表现出自身的特点。由于思想的不断解放，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传入，以及知识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加宽，使他们的理论素养，表现出不同于前辈的理论思维的敏锐；同时，他们有前辈学者长久的学术研究成果积累，使得他们的研究一开始就能够在前辈的基础上走向深入；再就是，由于历史距离的不断拉开，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的研究会更加冷静，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会更加深入。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批判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年轻一代学者明显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隔膜，传统文化知识修养不足；同时，因为时代的变化，更谈不上对传统文化氛围有所感受，从而与老一辈学者相比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仅仅从某种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出发来研究传统文化，与从对传统文化自身的感受与理解出发来研究传统当然存在巨大甚至是无法克服的局限，不仅有传统文化背景的失落，而且有思维方式的不同。这是年轻一代学者面对传统文化时所最感困难的原因所在，也是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很快走向停滞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第三，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呈现出这样一些明显特征：一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的研究不断走向自觉。这表现在学术研究从政治阴影中不断走出，向鲁迅与传统文化自身回归，人们明确认识到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问题是鲁迅研究不可或缺的课题。1987年6月16日郭志刚在《光明日报》发表《鲁迅与传统文化》一文，从理论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研究的必要性问题。文章非常明确地肯定鲁迅在批判、反抗传统文化的同时，“一直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部分的研究与借鉴”。这是直接从文化角度提出鲁迅与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研究的重要文章，标志着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走出此前的自发状态而走向自觉。二 是出现了大规模集中的研究。由于这一研究不断走向自觉，从而出现了多次大规模集中研究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的活动。1981年与199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前后，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的深入探讨，将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尤其是1991年以“鲁迅与孔子”为主题集中讨论鲁迅与儒家文化传统之间的继承关系，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研究有史以来最为集中、意义最为重要的一次。三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整体的研究。这就是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与非主流文化、官方文化或者说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四是研究成果丰硕，出现了大量的论文与专著。

二

具体研究而言,第一阶段的研究具有这样几个重要内容：

首先是海外鲁迅研究的传入。1977年，也就是思想解放刚刚开始的时候，美籍学者李欧梵出版《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书，运用“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概念来研究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鲁迅的‘反传统’的倾向与他对通俗故事、寓言、民间宗教仪式、神话社戏等‘小传统’的爱好密切相关”[3]。1979年，美籍学者林毓生在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 一书中说，“在面对传统文化时，鲁迅既全面否定中国传统，又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伦理道德中发现有些因素还有意义，两者都是出于理智和道德的考虑，而不是有一方面是出于感情或是其它方面的考虑。只可惜他对中国传统因素的那些积极看法尚未能引导他找到把中国的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反而使他陷入困扰之中，面对自己深深信仰的‘全面反传统主义’产生了负疚感。”[3]这是说鲁迅在未能找到传统文化出路的时候对自己的反传统思想有所保留，认为自己反传统的行为是一种历史过失，从而产生自责的情感反应。这实际上是没有分清“反传统”与“反封建”的关系，后者是传统文化中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对于此，鲁迅始终反对，看不出有什么“负疚感”。1985年前后，李欧梵在《鲁迅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性》[4]一文中，全面论述鲁迅的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及其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

海外研究所传入的一些概念在从思维方式上对国内鲁迅研究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使国内研究主体的思维方式常常出现定势现象，其重要表现就是对他们所运用的概念。我们往往缺乏足够的反思就直接沿用，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常常在这些概念的规定下重复甚至是注解而不是突破。如“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概念[5](P123-139)在鲁迅与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研究中的 运用就存在着局限性。人们往往认为鲁迅对传统文化中的“大传统”即传统文化的主流与核心排斥而对“小传统”即主要是民间文化亲近，这恰恰是误解了鲁迅也误解了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的根本作用与影响。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其主流文化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所谓非主流文化的“小传统”固然有自己的独立创造，往往是在主流文化的影响之下并且常常是作为主流文化价值的表现者而存在，因此，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不同表现形式，很难说谁“大”谁“小”。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对传统文化中作为主流的“大传统”更为重视，更为注意继承，对非主流文化的“小传统”的继承是在主流文化价值的影响下展开的，因为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它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只有与价值观、思维方式发生关系才是与文化之间产生真正的关系。对于鲁迅而言，无论是显性批判还是隐性继承，其主要问题都是在主流文化之中展开。因此，对这些概念我们应当有足够的理性分析，在它们面前要有所“矜持”。其次，国内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的研究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经典常常是文史哲不分家，即文化主体关于自然与人自身及其关系的理性认识与审美想象，以及对理性与审美发展历程的记载常常聚集在一起，习惯于对文化作整体表现，具有综合性，因而对经典的研究常常是对文化的整体而不是某一单方面的认识，同样具有综合性。

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出现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第一次高潮，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作家和诗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孙昌熙在《吉林师大学报》 1979年第2 期发表的《鲁迅与<山海经>》，夏传才在《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3 期发表的《鲁迅论<诗经>》，蒋祖怡、韩泉欣在《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上发表的《略谈鲁迅对刘勰<文心雕龙>的批判继承》等文章，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鲁迅与陶渊明、李贺、钱起等诗人，与《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经典之间的关系也有人研究。1989 年，郑欣淼在《人文杂志》第3期发表《鲁迅与野史》一文，对何谓野史、野史的产生与发展、野史的内容以及鲁迅注重野史特别是重视宋明野史的原因作了全面的论述。

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经典所具有的文化综合意义与价值，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的研究能够揭示他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核心与关键环节，从而为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古籍整理作为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阶段有了 更深入的研究，不仅范围继续拓展，对鲁迅整理传统文化经典的问题尤为注意。1981年，林辰在《文学遗产》第3期发表《略谈鲁迅辑录的几种古籍》一文，在指出鲁迅整理古籍重要性的同时，将鲁迅辑录的张隐《文士传》、《众家文章记录》、谢沉《后汉书》、虞预《晋书》等的辑录情况、内容、价值等作了全面介绍和评价。1985年，孙昌熙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期上撰文，对鲁迅整理与研究古籍的方法、如何处理考据、思想和研究之间的关系作了研究。1986年，王士让在同一刊物第4期上撰写《鲁迅古籍整理研究概述》一文，对鲁迅的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历史作了全面介绍和较为深入的研究，是研究鲁迅古籍整理的重要文章。

这一阶段海外关于鲁迅古籍整理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靖宇的《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鲁迅》一文[6](P649-663)，对鲁迅整理古籍的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评价，着重讨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古代小说整理与小说史撰写中的开创之功及其对后来的重要影响。

再就是，在经典研究的同时，宏观与综合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话题，围绕鲁迅是批判还是继承的问题一直有不同看法。1982年，敏泽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鲁迅对待民族文学传统的态度》一文，全面论述了这一问题，肯定鲁迅在对封建文化传统批判的同时，对民族文化、文学优秀传统有坚定的继承和发扬。这是对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所作的一次总结性论述。

鲁迅与审美传统之间的继承关系，周作人、苏雪林等人曾有研究但未能深入。1982年，许怀中出版《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一书，对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之间从整理考据到审美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1985年王敬文在《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发表的《鲁迅的小说与我国古典小说》，对鲁迅与古典小说之间的本质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对此前鲁迅与小说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一些犹豫的看法作了肯定，认为“鲁迅的小说，虽然广泛吸取了外国小说，尤其是俄国文学及欧洲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营养，但它的根基却深深扎在我国古典小说优良传统的土壤中。在题材、人物、艺术表现上，它同我国古典小说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他具体论述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对鲁迅的影响，对鲁迅小说艺术与传统之间存在的联系作了毫不含糊的肯定，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很有启发。

1986年，金宏达出版了《鲁迅文化思想探索》一书，对鲁迅与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全面研究。作者特别在“代结语”中从文化接受的角度，论述了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说:“鲁迅早年所受的文化教育，使他与本 国文化传统建立了多方面的联系，对他以后的思想与事业具有相当长远的影响。”他具体分析了传统中“正统”和“非正统”文化对鲁迅的影响，认为鲁迅处理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成熟的，即使在“五四”时期也是这样，“前期他固然发出一些‘偏激的声音’，但并不能说对传统作简单的全盘否定。他在理论上针对的是封建主义传统，而实践上则对传统是有抛弃，有择取的”。金宏达在这里实际上是从发生学和接受史的角度来探讨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很有价值，直启下一阶段的研究。

从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继承关系研究到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的宏观把握，表明鲁迅与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的研究探讨向更高阶段发展，它预示着这一研究整体突破时期的到来，这一突破在第二阶段明显表现出来。

三

第二阶段的研究表现出明显不同于第一研究阶段的特点: 首先，这一阶段研究者更为关注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思想源头与核心的接受，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并出现了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对认识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这一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为这一问题探讨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林非于1990年出版“迅和中国文化”一书，从鲁迅对传统文化批判的角度出发立论，全面、系统论述了鲁迅与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论述了鲁迅所受主流文化思想的影响以及鲁迅对主流文化思想的反思与批判。林非的研究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之间关系最为集中的探讨。

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991年鲁迅诞辰110周年时，在曲阜召开的“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这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集中研究鲁迅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儒家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在以往的研究中对鲁迅与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及儒家文化思想的继承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正视，因此，“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的首要意义在于它突破这一长久存在并阻碍人们探讨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思维定势，明确指出这一关系的存在，促使人们进一步深入探讨被认为是反儒家思想的鲁迅与儒家思想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从而表明对鲁迅复杂思想认识的全面自觉、深化与突破，也标志着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真正走向深入。只有当鲁迅与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的关系理清之后，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才能最终得到合理 的解释。

对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是对鲁迅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认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一方面表明鲁迅与自己的传统之间的关系具有多重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则表明传统自身的生命力。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那些看似有些矛盾的地方实则是个体与传统之间必然具有的关系，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自身意义的丰富性以及个体面对传统时选择的多重性。

这次研讨会围绕鲁迅对孔子评价的本质、内容及意义，孔子及儒家思想对鲁迅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从建设新文化的角度论述“鲁迅与孔子”这一命题，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会者普遍认为鲁迅对孔子儒学中代表民族文化心理的优点有直接的肯定，并受积极方面的影响，如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精神等”。这是对此前关于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继承关系认识的一次历史性突破, 是对鲁迅与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所形成的“鲁迅形象”的极大改变，这一认识的出现才使得对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接近鲁迅自身。

其次，对于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研究主体的思维方式有了很大调整，重要标志就是人们已经开始注意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个体的接受状态来研究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就是注意运用文化传播学与文化接受学的方法，开始努力消除此前形成的鲁迅是反封建、反传统“斗士”这一思维定势，重在探讨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已有研究推动的结果，也是这一研究走向深入的极为重要的表现，它表明人们在通过不同途径为不断接近对象的本质而努力。

1990年《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沈光明、陈方竞两人撰写的《在断裂的深层—论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较为深入地论述了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及具体表现。文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从家族史和儒家文化地域传播的角度探求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鲁迅“在开始自己的人生里程时，儒家文化因子已经深深地铸入他的深层心理结构了”。该文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深层即隐性关系的研究具有开启意义。

1991年，高远东在《鲁迅研究月刊》第10、11期发表《道德与事功:鲁迅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与承担—<故事新编>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批判研究之一》一文，通过对《故事新编》的解读发现，“在《故事新编》中隐含着一个轮廓清晰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图式，除了《补天》„„《奔月》„„其余小说则都与对所谓周季三大显学儒、墨、道的思想和价值的处理有关，鲁迅对它们 既有拒绝又有所承担。„„差不多可以说，《故事新编》小说人物与史籍原型的符合程度与鲁迅对传统思想和价值的承担度大致是成正比例的。”1995年王骏骥出版的《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和1999年高远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 期发表的《论鲁迅与墨子的思想联系》等论著，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中的儒、道、墨之间的本质关系作了深层研究。这些研究从鲁迅与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关系的整体出发，探讨鲁迅对主流文化的继承，也就是探讨鲁迅所受传统主流文化的影响。1999年底，冯光廉在《鲁迅研究月刊》第11期发表《“鲁迅全面彻底反传统”论质疑》一文，对鲁迅与传统主流文化之间关系问题进行辨析。应该说，关于“鲁迅全面彻底反传统”这一问题至此已不再是问题，但临近世纪末的这一研究不仅仅是鲁迅与传统文化问题的讨论,而是隐含着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肯定。

20世纪的最后一年，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研究的文章屈指可数，且主要集中在鲁迅与思想传统和学术传统关系问题的研究上。鲁迅与思想传统继承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郑家建的《传统的影响:在误读与契合之间:从文学史角度重识鲁迅与庄子之关系》[7]，尹康庄的《鲁迅与魏晋》[8]，刘彦顺的《论鲁

[9]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袁盛勇的《论鲁迅留日时期的复古倾向》(上、下)[10]等，然在鲁迅与思想传统关系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上展开讨论。鲁迅与学术传统之间的关系则主要集中在鲁迅古籍整理尤其是小说古籍整理问题上，如周楞伽遗著、周允中整理的《试读鲁迅整理的<古小说钩沉>及其不足》[11]一文认为，“鲁迅对所辑录的古小说只是做了初步的整理工作，还来不及精细校勘„„所辑录的几种整本的古小说„„其中讹误未订正，空格未补缺的地方实在不少。”王国良的《鲁迅辑录整理中国古典小说之成绩》[12]，对鲁迅整理的中国古典小说如《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谈薮》等的具体情况、后人的评价等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重在“彰显鲁迅在校辑整治我国古典小说资料的功绩”。张杰的《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联系》[13]全面论述鲁迅与刘师培之间关系的发生及《中国中古文学史》对鲁迅的影响。鲁迅与审美传统之间关系的研究此时鲜有人问津,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关系问题的研究走向停滞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与视野空前活跃、开阔，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使人们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的认识不断向前推进，从而使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所形成的“鲁迅形象”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是面对传统文化时，鲁迅在反思与批判的同时，受传统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远比我 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广泛得多而不仅仅是批判这一单纯的关系，在与传统文化保持距离并使其成为反思与批判对象的同时，与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亲和关系，这一关系从他的童年时代开始贯穿他的整个人生历程。这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研究对认识鲁迅心灵世界的重要贡献，从而在改变我们此前所形成的鲁迅面对传统文化时的那种单一的批判者形象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不仅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五四之后消失，相反，它的核心价值与思维方式依然在对现代社会构成影响，只有深深地意识到这些影响才能对其中的负面因素进行有效的回避与革除，从而才能真正理解鲁迅批判传统文化的深刻意义，使人们真正从传统中走出，走向现代。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9.[2]李城希.鲁迅与中国文化关系研究综述[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7.3(30):88-98.[3]乐黛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4]李欧梵.鲁迅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性[A].乐黛云.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6]乐黛云,陈珏.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海外中国研究丛书)[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1996.[7]郑家建.传统的影响:在误读与契合之间:从文学史角度重识鲁迅与庄子之关系[J].文艺理论研究,2000(1).[8]尹康庄.鲁迅与魏晋[J].鲁迅研究月刊,2000(2).[9]刘彦顺.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淮北煤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2).[10]袁盛勇.论鲁迅留日时期的复古倾向[J].鲁迅研究月刊,2000(10).[11]周楞伽遗著,周允中整理.试读鲁迅整理的《古小说钩沉》及其不足[J].鲁迅研究月刊,2000(6).[12]王国良.鲁迅辑录整理中国古典小说之成绩[J].鲁迅研究月刊,2000(10).[13张杰.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联系[J].鲁迅研究月刊,2000(6).

第四篇：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以《故事新编》为例，开题报告

一、研究现状分析

《故事新编》作为鲁迅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个小说文本，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与《呐喊》《彷徨》不同的命运：研究者的态度，从开始的惊异、不解和观望，到后来的贬低、排斥与回避，直至今日的认同、褒奖与青睐，经历了这样一个研究态势由冷到热，评价定位由低到高的过程，而近十年以来，《故事新编》逐渐成为鲁迅研究界的热点研究对象。与之相伴，对《故事新编》的体裁类别、修辞方式、生命哲学和创作流派等问题的阐释和论争也愈演愈烈。

《故事新编》是鲁迅有意打造和集中阐释传统文化的作品集，对《故事新编》文本—文化向度的阐释可能。这一角度的研究文章还有钱振纲《对儒、道、墨三家‘显学’的扬弃—从文化角度解读鲁迅后期五篇历史小说》、韩云波《论鲁迅与中国侠文化的改造一一兼谈<故事新编)中的三篇小说》等，其中成绩卓越的是高远东《故事新编》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批判研究系列论文，他在《道德与事功:鲁迅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与承担》文中指出《故事新编》中“隐含着一个轮廓清晰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图式”，其文化批判“反映着他试图通过清理传统而从中寻找创造力的源泉，决心完成其‘立人’或改造国民性，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的价值取向。”‘”高文论述了鲁迅对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家观念与作为文化事实的儒学的不同态度，解释了作品中对儒家思想拒绝与承担的复杂关系，高文同时彰显了《故事新编》研究的历史维度与现实旨归，但主要集中于儒、道、墨三家显学，对《故事新编》的整体阐释稍嫌不足。

二、立论依据

传统文化视角研究《故事新编》起步较晚，大体起步于八十年代，而且集中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对《故事新编》的文化寓意进行具体注释，二是以鲁迅杂文中的文化观念注解《故事新编》中的作品。前者往往忽略作品内在统一的整体性特点，后者则忽略鲁迅不同作品中文化批判与建设的不同态度。本文认为，《故事新编》是鲁迅有意打造和集中阐释传统文化的作品集，对《故事新编》的研究应兼顾其整体性和独异性，立足于文本细读，梳理鲁迅通过《故事新编》的创作回到本土文化之根寻找文化再生资源的创作。

三、研究意义

中国有着深厚的重写传统。中国古典小说以《三国演义》为代表，在明清即呈现出历史题材的繁荣之象。余邵鱼编写的《列国志传》等列国系列小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隋唐系列小说及明末历史演义小说等。然而处在古典小说创作阶段的写作主体往往在利用了这种文化心理积淀的同时自身也深陷其中，从而使作者对读者的引领滑向了正统的教化之渊，这时的作者主体意识实际是叙事意义上的主体意识，而思想观念上则缺乏主体的独立性。

大多数论者己经注意到了《故事新编》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并在其文化寓指与现实体验的遥遥呼应中各有心得，但《故事新编》毕竟与《呐喊》、《仿徨》不同，其游离时代主流的历史题材与洋溢其中的浪漫气质都明示了它是一个独异的个体：服从于现实斗争需要的对历史人物、事件的独特选择,对原有历史素材的现实性处理,别具一格的构思,以及能够同时反映双重社会生活(现代和古代)内容的古今交融独创手法的确立。

四、研究基础

（1）通过阅读传记和《鲁迅全集》，对鲁迅生平及创作有了一定了解。（2）通过阅读相关研究专著和论文，对《故事新编》有了总体上的把握，并选修过张霞老师的《鲁迅研究》更加深了对鲁迅及其研究的认识。

（3）尚待解决的问题：《故事新编》创作过程的时间跨度较大，蕴含的内容丰富而深刻，依然需要更加细致的考察，避免以偏概全。

五、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1-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高远东《故事新编》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批判研究系列论文。（3）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冯雪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

（5）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

（6）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7）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8）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9)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赵卓：《鲁迅小说叙述艺术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1）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倪玉联：《对古老文化思想的深刻反思──<故事新编>本体意义新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3期。

（13）张雪莲：《反讽的意义——<故事新编>的现代再评价》，《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14）郑家建：《传统的影响：在误读与契合之间——从文学史角度重识鲁迅与庄子之关系》。

第五篇：鲁迅秋夜中+赏析

《秋夜》是鲁迅散文集《野草》中的一篇散文

《秋夜》是散文诗集《野草》的第一篇，发表于1924年12月。作者当时在北京，正和北洋军阀黑暗统治及封建势力进行着韧性的战斗。

枣树是全篇的主要形象，它的主要特征是：“最长最直的几枝（树干），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目夹〗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的发白”，“一意要制他（指天空）的死命，不管他各式各样的〖目夹〗着许多蛊惑的眼睛”。这是枣树形象特征的核心。

其次的特征是“欠伸的很舒服”，“有几枝还低亚着，护定他从打枣的竿梢所得的皮伤”。再次的一个特征是“他知道小粉红花的梦，秋后要有春；他也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

意蕴枣树（形象）饱经沧桑，坚实挺拔，憎恶黑暗现实，顽强抗击黑暗势力，他善于战斗，也注意在战斗中保护自己，他坚韧不拔，不受反动势力任何蛊惑，（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表现出一种顽强抗击黑暗的韧性战斗精神。枣树就像一个历经战斗洗礼的老战士。这个形象既是作者对这样的战士的热情歌颂，也是鲁迅自己的人格、精神和战斗豪情的诗意写照。这就是枣树形象所包含的意蕴。

枣树“知道落叶的梦，春后还是秋”，既反映了鲁迅对斗争黑暗前景的曲折复杂长期性的清醒认识，也流露出他在当时尚未看清革命前途、尚未找到新的战友时的苦闷和孤独感。

2、天空、小粉红花、小青虫形象的各自特征及其象征意蕴。

天空最主要的特征是“将繁霜洒在我的圆里的野花草上”使得人间草木凋零，只剩下极细小的粉红花还开着。此外，它“奇怪而高”，“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它“闪闪地〖目夹〗着几十个星星的眼，冷眼。”“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在本篇中，由上面的一些特征可以看出它对人间是不友好的，是居心叵测、不怀好意的。天空是黑暗暴虐的统治势力的象征，它凶恶狡黠而残忍，但又色厉内荏，十分虚弱，这一形象传达出作者对黑暗暴虐的统治势力的憎恶和愤怒。这就是天空形象的象征意蕴。就特定时代背景而言，说天空是当时北洋军阀统治势力的象征，也是可以的。

小粉红花的特征一是小，二是在夜霜侵袭下瑟缩发抖，三是在做着春天的梦，梦见瘦小的诗人将眼泪擦在她最末的花瓣上，告诉她蜂蝶纷飞的春会到来。小粉红花是被社会黑暗势 1

力摧残凌虐的弱小者，处境悲惨，她希求同情，她对未来抱有希望，现出微笑，作者在这一形象上寄寓了对被压迫被摧残的弱小者的深切同情。

小青虫的主要特征是顽强地追逐光，由室外而室内而玻璃罩而撞进去遇到火。它也很小，遍身苍翠的可爱、可怜。它是热忱追求

光明而不惜献出生命的幼小者（青年人）的象征，作者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着这些苍翠精微的英雄们”表达了对他们的赞美和敬意。

3、《秋夜》运用象征手法抒情的艺术特点。

《秋夜》以象征手法抒情，抒发了对黑暗暴虐的统治势力的憎恶和愤怒，对被压迫被摧残的弱小者的同情，对热忱追求光明的幼小者的赞美，特别是表现和赞颂了抗击黑暗，不克敌战不止的韧性战斗精神。

其特点是：

第一，抓住景物特征。这是象征意蕴得以实现的基础。

第二，抓住自然景物的特点，以拟人化手法描绘，把自然景物人格化，使得自然景物具有了现实生活的象征意味，自然景物成为人间社会性格、精神的象征体。

第三，这种拟人化描写都融进了作者的主观情思，寄寓着作者的爱憎，有不少地方还掺进了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幻觉印象。

一幅枣树和夜空的对峙图，就是既写实，又融进作者主观情思与幻觉的象征写意图。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加上文笔的冷隽峭拔，使作品具有情景交融、境界幽深、寓意深远、诗意浓郁的特点，启发读者作无限的联想。

本文写于1925年12月26日，读了几遍后，我只是觉得此文很有些诗意，且带些萧瑟的悲怆意味。于是，便查阅相关资料，以求读懂它。1925年12月15日日本政府出兵进入中国东北；192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告全国民众书》。但从此点探究，终不得解。再查阅其它赏析，发现此文是先生肺病复发，面对即将消逝的生命作的一首死亡之歌。而网页中也仅仅只有北大的钱群理教授对此文做了一个比较细致的赏析，读钱教授的赏析文章，终于

让我对这篇《腊叶》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在网上查阅，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

钱教授分析，这是先生由于身缠恶病，面对死亡而讨论死亡，面对迟暮而讨论迟暮。是先生个人性的一个文本。赏文中甚至引用了鲁迅先生自己的一句原话：《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想必教授分析得是对的罢，对此我不再深究。意思是先生在此文中将自己比喻为一片斑驳的病叶了。

在这里，我仅就赏文中的“生与死”作些延续的讨论。关于生与死，很多哲人都讨论过他们的终极意义。其中，尼采的自杀（疯）与自己探究的生死哲理可谓是相得益彰。尼采曾说：我要去呼吸自由，纯净的空气。于是在他44岁的时候，他疯了，但他在他疯狂的状态中呼吸新鲜空气去了。“银白的，轻捷地，像一条鱼，我的小舟驶向远方。”“当你解答了生命的一切奥秘，你就渴望死亡，因为它不过是生命的另一个奥秘。生和死是勇敢的两种最高贵的表现。”纪伯伦说。纪伯伦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全人类的哲理诗人和杰出画家，在讨论生与死的时候还说：“假如你真要瞻望死的灵魂，你当对生的肉体大大地开展你的心。因为生和死是一件事，如同江河与海洋也是一件事。”两个人对生命的态度，决定了两个人的生活轨迹，纪伯伦同样英年早逝，终年48岁，在生前也被别人骂作疯子。鲁迅先生在面对死亡时可以说同出一辙，即便是重病在身，先生并没有颓废，而是将自己的重病之躯赋予红、黄、绿的色调，给自己残余的生命涂上五颜六色，在题辞中更是说道：“我对这死亡有大欢喜。”“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先生对生与死的认知并不是生或者死之本身，而是生与死存在的意义和力量。在刘如溪老师的博客中，他对生与死的研究很有几篇文章，他由“蜉蝣之生”到“生且不怕，何惧死乎”再到“死且不怕，何惧生乎？”的感悟，道出了生与死存在的积极意义。赛恩斯说：“怕死比死更可怕。”无数哲人用生命告诉我们，死亡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在生的时候不知道生的份量。引用一位自称般若物语博友的话：“人活着并不一定要有意义，但如果能够有意义，人会活得更充实。人不是为社会而活着，而是为自己活着，然而，人又不仅仅是为自己活着，因为人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更好，常常是不自觉地促进了社会的前进，使我们的后人也因为我们的努力而生活得更好。”当我们每天早上醒来时，我们要照照镜子，微笑着对自己说：“嗯，不错，我还活着。”

两晚下来，没有好好读鲁迅先生的文章，竟在此故作高深地探讨生与死。对我本人而言，这个命题确乎过于深奥，然不自觉地在这个古老的哲学漩窝边游离，算是我的一次试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