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卢作孚乡村建设运动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第一篇：浅析卢作孚乡村建设运动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浅析卢作孚乡村建设运动对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历史与社会学院 历史学（师范类）2009级 朱力

指导教师 易斌

摘要:卢作孚作为近代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三杰”之一，其自1927年担任北碚峡防局局长后对重庆北碚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及其取得的成就，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卢作孚；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Abstract： Key words：

乡村教育运动，它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据统计，当时全国从事乡村教育运动的大大小小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在各地先后涌现出的实验区有1000余处。当时有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乡村建设的重要性，将乡村教育作为民族复兴和民族再造的重要途径，纷纷提出各自的乡村建设方案，走出繁华的城市，走进落后的农村，实践他们的理想。卢作孚，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发展近代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其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乡村建设实验相比成就尤为卓著。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有过这样的感叹：“巨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经常两度出现。”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72 也就是，历史总是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民国时期兴起的乡村建设热潮,在 80年之后又再次出现在中华大地上,时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虽然时过境迁,但是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重要途径之一的农村建设，其重要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农村教育现代化仍然是中国教育亟待完成的现实课题。

鉴往知来，当笔者重新回望那段振奋人心的历史，笔者发现卢作孚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但在当时起着巨大指导的作用，而且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极具借鉴意义。

本文通过研究卢作孚在北碚主导的乡村教育建设的思想理念、措施及其成果，结合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提出了关于我国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启示。

一、卢作孚乡村建设的背景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乡村建设运动先行者。一直以来,卢作孚都是以一代“船王”、现代实业家的形象被世人广为传颂，而他本人所言：“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卢作孚：《如何改革小学教育》）

早年卢作孚是“教育救国论”者，竭力宣传教育的作用，并积极投身于各种教育实践活动： 1921年赴泸州出任四川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在当地开展了教育改革和通俗教育运动；1924年又到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出任馆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众教育运动。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挽救国家危亡。但在战乱年代，即使是深处于中国腹地的西南地区亦不能幸免，受军阀混战的影响，卢作孚主持的教育活动总是刚刚取得成果，就被战火打断。几次重大挫折后，卢作孚幡然省悟，认识到仅靠教育不能“救国”，他转而投身实业。1925 年下半年是卢作孚的思想和实践的重大转折时期——由“教育救国”转向实业与教育并举。1926他年集资创办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任公司总经理，开创了从嘉陵江到长江的民族航运事业。从此开始了他以实业为依据、教育为利器，推动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探索。1927 年春，卢作孚到重庆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嘉陵江三峡峡防团务局局长。这本来只是一个清理匪患、维护治安的职位，但是，却为卢作孚提供了又一个进行社会改革，实现“理想社会”的实验场所。他借此机会，在清剿匪患的基础上，在峡区开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综合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为特点的乡村建设实验。目的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参考”。凌耀伦，熊甫编.卢作孚文集[Z].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353把北碚这个原本荒僻的小乡场建设成了一座“名满天下”的充满生气和现代气息的美丽城镇。

二、卢作孚乡村建设的理念及其实践成果

卢作孚在嘉陵江三峡地区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经历了北碚峡防团务局时期（1927－1936年）、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时期（1936－1942年）、北碚管理局时期（1942－1949 年），其乡村建设实验一直并未中断，从 1927 年到 1949 年前后经历了23 年。

（一）乡村建设理念

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念主要体现在他的《两市村的建设》《乡村建设》《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三篇文章中，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教育方面：吸取前两次教育实验意外终止的教训，卢作孚关于乡村教育的理念逐步完善，完成了从纯粹的“教育救国”向实业与教育并举的转变，即以民生公司为依托，持续不断地为北碚乡村教育建设提供稳定的经费支持；以教育现代化为手段去推进北碚乡村现代化建设——“产教结合”的乡村建设模式。其内容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和民众教育两方面。教育为立国之本。

卢作孚反复强调的“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将教育独立于政治之外”，“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人人皆有天赋之本能，即人人皆应有受教育之机会”，“教育的普及是要科学和艺术的教育普及，是要运用科学方法的技术和管理的教育普及，是要了解现代和了解国家整个建设办法的教育普及”，“学校之培育人才，不是培养他个人成功，而是培养他做社会运动，使社会成功”，教师应该是“须知教育精义，而有其志趣者”等振聋发聩的观点和他关于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根据社会对毕业生的需求规范中学数量，停止低水平的初级师范，以提高程度为前提合并高素质大学、关闭不合格大学等具有前瞻性的构想，就其性质而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复兴日益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 “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 “民族自救”（梁漱溟语）。

主持乡村建设运动, 他第一次提出了“乡村现代化”的主张。同时他也意识到实现现代化, 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而只有实现了人的现代化, 社会、国家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实现。而人的现代化的实现, 却最终要落实到人才培养上来。

“卢作孚推行的乡村建设,重点不是在教育上,而是把经济建设放在各项建设的首位。”[2] 刘重来.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J].重庆社会科学,2004,(创刊号).在重庆北碚的实验，称为北碚模式。

惟以卢作孚所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效果最为显著，使北碚从一个交通闭塞、盗匪猖撅的偏僻乡村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雏形的”的美丽城市。

卢作孚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坚持以实业辅助建设、以经济支撑建设，以一个实业家来主持一地的乡村建设，这与教育家、学者身份主持者乡村建设有着很大的不同，与晏阳初、梁漱溟等比较起来，更有经济头脑和更具务实开拓精神，使北碚成为我国乡村建设运动史上的“神话”。

“在乡村教育运动形成后不久，尤其是 1927 年后，乡村教育开始向乡村建设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乡村教育的实践表明，要“救济农村”、“复兴农村”，仅靠乡村教育还不行，还必须进行乡村建设。

卢作孚领导的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成为民国时期唯一没有中断，延续至解放的乡村建设实验，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完整的历史记录”［2］。刘重来．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102．

卢作孚在试验中始终把峡区的经济建设放在各项建设事业的首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由此创造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北碚模式。

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身份的卢作孚主持乡村建设,使他“更有经济头脑,更具务实开拓精神。”

卢作孚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从经济入手进行乡村建设并时刻保持经济与教育互助的典型代表。正如他自己回忆所说:“自己现在是办实业的,但实际上是一个办教育的,几乎前半生的时间,都花在办教育上,而现在所办的实业,也等于是在办教育。”[22] 卢作孚.如何彻底改革教育[N].嘉陵江日报,1948-04-22.他开创了“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的北碚模式,明确提出以“现代化”为目标来建设乡村。他认为乡村建设的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也不只是乡村救济方面,而是要赶快将乡村现代化起来,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中非常有远见地注意到了乡村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所以他描绘的现代化北碚蓝图中,除经济、文化方面外,还有“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为公众服务”,“地方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等设想,目的就是向农村培植现代化的新生产和新生活,最终实现城市化。

农村及其农村教育有史以来都行在社会和教育发展的最后面。“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新农村教育作为农村建设当中的重要一环

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它既是农村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农村发展状况的重要表现。

关于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西南大学刘重来教授认为：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思想，实际上是他“国家现代化”思想的延伸，是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的核心，是他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的终极目标和高度概括。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概括起来，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建设模式。卢作孚主持的乡村建设在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之所以成就大、成效好，与他的“乡村现代化”思想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模式是分不开的。他把经济建设放在其他建设的首位，因地制宜，以发展本地资源丰富的矿业和需求大、成本低、收益快的纺织业为龙头，通过激化和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大发展。他以工辅农，特别是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种种举措，都使其乡村建设的基础更加厚实。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给当代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乡村建设和统筹城乡发展中，把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上是完全正确的，但绝不能忽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乡村建设不但应该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而且还须政府、企业、政策、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大力支持。只有指导思想正确、前进方向找准，齐抓共管，上下齐心、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成就大、成效好的结果。

稳定的社会环境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第二篇：从中国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看中国新农村建设

从中国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看中国新农村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经济工作的重心在于推进国家工业化，与之相适应，长期实行城乡分隔的体制、政策。因此，建国后的历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都不过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不同方面为建设新家园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十一五规划建议》将中央今后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略概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一轮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开展是否又回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路径？从我国早期乡村建设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到如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它们之间有何区别何联系？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对新农村建设有何借鉴意义？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粗浅认识。

一、早期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时期，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封建势力和腐败政治的统治，它们加速了农村社会的衰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日趋赤贫。当时已呈现土地的高度集中，农产品价格低落，耕地荒芜，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在这种背景下，在日趋凋敝的中国农村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苏区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同时，在国统区一些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试验，就是划定一个或几个自然村，成为一个区域。依照一种理想或目标，采用适当的方法与技术，引导农民学习文化，善导风俗，改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建立合作组织。通过对教育、卫生、生计、自治等全方位的改良，以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把农民培养成现代社会的健全国民，为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奠定基础，为全国的振兴和建设提防方略与借鉴。因而，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大江南北兴起了一个由乡村教育演变为乡村复兴、乡村建设的潮流，形成了颇有声势的社会改良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事业，学术界一般称之为“乡村建设运动”。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身体力行，努力将自己的方案付诸于实践。这些实践活动虽然分布在山东、河北、江苏、广东等地，但最为著名的是梁漱溟主持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和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

梁漱溟主持下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乡村建设的旧派。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选定该县作为乡村建设的实验县。他认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因此，他主张在农村建立传统文化即封建社会宗法文化为本位的社会，其实现途径就是在农村办“乡学”、“村学”。办学的依靠力量是回乡的知识分子。学校的领导机构是学董会，其成员包括县政府礼聘的乡村领袖、由县政府委任的理事和搞乡村运动的教员三种人士。通过“乡学“、”村学“，对广大农村民众进行教育，使农民成为有觉悟、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进而建设”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乡学村学在将一盘散沙的乡农组织起来，注意培养他们新政治习惯与团体合作精神的同时，也推行了一些社会改良的工作。此外，乡民通过接受现代农村科学技术教育，也推动了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先进农业机械的运用与耕作方式的改进，有利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从而带动农民生活的增进。梁漱溟以“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八个字来概括他在邹平试验县所开展的乡村建设工作，并号召全体村民“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这些正好体现了他所主张的中国新的组织结构的形成应以中国固有的精神为主，同时吸收西洋文化科学技术的长处的精神。

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是中国乡村建设的新派。于1926年在河北定县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实验。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有四大基本问题，就是“愚”、“穷”、“弱”、“私”。解决四大问题的办法就是教育，即：用“文艺教育”治农民之“愚”；用“生计教育”治农民之“穷”；用“卫生教育”治农民之“弱”；用“公民教育”治农民之“私”。实施这些教育的方式，又有“社会式”、“学校式”和“家庭式”。

这俩个最为著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对全国的乡村建设事业起到了示范与推动作用，而从这些乡村建设实验不难看出，早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主要就是农民教育运动，也可以视为“教育救国论”在农村中的实践。撇开社会根本制度不说，仅就其内容和方式而言，“乡村建设运动”与《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包括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在内的新农村建设，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乡村建设学派关于“建设新社会必须从乡村做起”的理念，与我们目前“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中国的现代化”的理念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二、中国新农村建设运动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在党的文件和各种报刊文章中就有“建设新农村“这一类的提法，但在不同时期，起内涵是各有差异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涵十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1953年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指出，在农村的最后目标十要引导全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苏联集体农庄式的社会主义农业组织，就是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旨和工作重心。合作化之后建立的以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政社合一为特征的农村人民公社更被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更高形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等一些农业典型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农业学大寨运动几乎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代名词。通过阶级斗争，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就是该时期建设新农村的主要方式和基本内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用开始减少，代之以“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之类的提法。从内容上看，在实现了由人民公社到双层经营的体制转变以后，广大农民积极开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农工商综合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标志，并首次提出“以工补农”的口号，即在农村内部，通过乡镇企业利润支持农业发展。同时，在“人民事业人民办”的思想指导下，农村的教育事业等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并在总体上结束了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时代。然而，与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比，农村依然落后，城乡差距越来愈大。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一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上了重要日程，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用20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官立民主”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特征进行了集中概括。后中央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统一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国各地都先后启动了新农村建设的有关工作。

三、新农村建设新在何处

1.新内涵，从片面建设到全面建设。早期的乡村建设或侧重于文化建设，或侧重于制度建设或侧重于农田基本建设等它们都不是全面意义上的农村建设。《十一五规划建议》将新农村的内涵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个字，涉及到农业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系列正确的农村政策的汇集，是党和国家农村工作经验的历史积淀。所有这些，不仅是早期乡村建设运动所无法比拟的，而且也超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外延。

2.新动力，从从单一动力到双擎驱动。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局限性的表现之一就在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上，尽管他们希望与农民打成一片而开展试验工作，但实际上，他们与农民的沟通存在许多障碍，使得就像梁漱溟所说“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运动”。而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客观基础已经或正在形成，国家将有能力在财力、物力等硬件方面对新农村建设予以支持，从外部为新农村建设注入巨大推动力。不仅如此，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中国亿万农民在思想观念，技术水平，经营能力，文化素质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新体制已经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动力也比以往更加充足。

国家向农村注入强大推动力，农村内部焕发空前活力，双擎驱动加快发展，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又一新亮点

3.新前景，从理想到现实。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农村数量减少，农村空间缩小，已成为大势所趋。农村建设的动力在逐步增大，农村建设的负荷在逐步变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越来越好，以“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为标志，社会注意新农村将迎来由“理想”到“现实”的历史性跨越！

四、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曾经兴盛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终因日本侵华战争与内战的漫延而告终。但在中华大地前后持续近20余年的这一民间社会改良运动，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与借鉴的问题与启示。

1.通过改良，化解社会矛盾。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现实条件下，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但实事求是的看待改良主义在历史上的得于失，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不少知识分子为寻求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提出了教育救国、事业救国、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改良主义主张。这些主张的共同点是在不改变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良。梁漱溟认为，中国现代社会，在经过了辛亥革命和北伐革命之后，需要的不是民族社会内部的斗争式的破坏性行动，“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文化改造与民族自救”。这种改造是用和平的、教育的方式，也就是“社会运动者走教育的路，走理性的路”。无疑，这种思潮在过去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当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三座大山”，没有根本解决之前，中国的农村问题乃至整个社会问题是不可能有根本性改观的。但长期以来，人们把改良与革命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改良主义则是蒙蔽群众，转移视线，削弱与抵抗革命影响，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动思潮。因此，对近代的改量运动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严厉批评是不够科学客观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改良主义给予理解，比较客观的评价了乡村建设派的改良措施。认为“他们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为着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着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在这里艰苦的工作着“。今天，我们提倡的改革就是一种在保持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积极主动的改良，是一种对现实情况下，积极主动的进行改革，消除腐败，完善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调整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分配，及时疏导社会矛盾，化解冲突，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愿望。应当看到，在社会转型和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经验也是一笔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2.农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近代以来，从马克思对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到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耕者有其田“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打土豪、分田地“、”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栽倒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与土地问题一直是政治家、理论家、社会改革家以及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至今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现在，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员体制”。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的主动权、支配权至今没有完全落实。“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切切实实的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瓶颈。梁漱溟在1973年指出：“中国经济建设，头一步当先集中解决农业上八个问题：1.治安问题2.运输问题3.农民负担问题4.灾害问题5.土地问题6.农业金融问题，树立农业金融系统7农业技术问题，推进科学技术8.农业经营问题，发展合作组织。70年前罗列这些问题，70年后依然需要加大力气去解决。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庞大农业人口的国家，”三农“问题决不仅仅是只关乎农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全中国人的问题。正因为大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1930年之后，全国上下都在一致呼吁要救济农村，复兴农村。“农为国本”，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村稳，则国家安。尖锐复杂的现实问题，自然而然的使人们联想到七八十年前的那批知识分子对解决当时农村问题的探索，联想到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知识分子可以起到的作用。

3.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为解决“三农”问题贡献力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面对社会最地层的广大农民，以启迪民智，培植国本，振兴民族的一次新的启蒙运动。是启发农民行动起来自觉培养现代国民意识，养成合格公民的一次伟大实践。是近代知识分子超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生存路径，走出象牙塔，深入民间，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一个壮举。梁漱溟当年曾指出：“在城市过剩的知识分子，挪至乡村，即有伟大的作用。”可以为乡村“添喉舌，添耳目，添脑筋”，进而“划除愚蔽，喊出祸害”。如此“乡村建设便成功了一半，中华民族的前途有了希望”。当年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的次日，就只身于奔赴大西洋彼岸法国的华工营，投身于华工平民教育。1920年，他回到中国，又立即义无反顾的投身于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掀起了“博士下乡”热潮。20世纪50年代，梁漱溟“为同情农夫而执严”，敢于“廷争面折”而发“一代直声”。晏阳初则远赴亚、非、拉，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投入到国际乡村建设中去，继续苦干！毛泽东曾指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今天，中国需要更多知识分子走向农村，走向民间，为农民的福祉而工作。农村的变革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召唤新一代知识青年重返民间。

4.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三种力量的合作。在长期的实验中，乡村工作者共同的感悟是：要与农民打成一片，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就会出现“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结果。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当今的“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谁是主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此，晏阳初始终都有明确的认识。1937年在定县开展实验时，他说：“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里的人为主力。”，“从事这一实验的主力应当时平民自己，他们时社会改革的主力„„一切计划、方案及方法，都需要与他们共同商量研究”。“我们切不可操之过急，一厢情愿，简单从事，包打天下。社会改造事业，没有千百万觉悟了的劳苦大众积极参加，是一定不会奏效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历史经验表明，在乡村改造、新农村建设中，三股力量的通力合作，积极配合是取得成功反而重要条件。这三股力量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政府.5.强化村镇建设。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乡村是农民世代赖以生存的地方，是中国社会系统的基础及细胞，村政是检测社会政治清明程度的晴雨表。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暴动，不少是与基层的弊政有关。今年来发生在各地的农民上访、请愿等群众性聚集事件，也多由村、乡、镇、县基层干部的处置失当或作风不良甚至腐败、恶政引起。如今，中央把“三农”问题列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推动农村改革。如何保证中央的亲民政治落实到基层的乡村，是关系到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在农村实行民主政治、引导农民自治，进行民主管理，普及教育，提高农民及基层干部的文化素质、政治素质和现代公民意识，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注意。近代以来，曾有人提倡所谓“村政理论”、“村本主义”、“村本政治”抛开其封建内核不论外，应当说人有可借鉴的价值。

6.注重“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着力文化改造。梁漱溟曾把乡村建设的要旨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在他看来，这八个字正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两大长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缺陷。乡村建设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改造的工作。因此，乡村建设的第一要务是引导农民改变千百年来各顾身家和疏离散漫的陋习，引导他们组织起来，以“人”为本，走合作的道路，健全政治机构，以集团的力量参与国际大竞争。此外，单就乡村的经济建设而言，也必须走合作的道路，走“从农村引发工业的”道路，而不是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商业来发达工业的路子”，以实现农业、工业自然均宜的发展。其次，乡村工作者还认识到：科学若不与乡村发生关系，科学在中国就不会成功。没有科学技术，中国不会进步。缺乏团体组织，中国不可能自保与独立，甚至无法在充满竞争的现代世界生存。所以，当时的许多组织，几乎是不约而同的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引进科学技术于农业生产，推行科学耕作、科学经营、科学生活。而科学技术的引进与利用，也一定要依靠联合起来的合作组织。二者的相辅相成，才可以保证中国的自主独立。

所以，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且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无论从时间和现实的空间来说，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实践着，进行着的事物，所以，在当下新农村建设中，应当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通过对其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建国以来所经历的农村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的研究，才能更好的揭示今天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和可行性，并从中汲取经验，得到启示，从而更好的实践和开展新农村建设！

第三篇：浅论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文章标题：浅论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30多年,韩国为解决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和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开展轰轰烈烈的新村运动,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的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这一运动早已跨出国界,受到联合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关注,有130多

个国家先后前去访问、学习、考察和取经。分析和研究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和做法,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韩国新村运动发起的背景

韩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多山国家,人均耕地仅有0.6亩。上个世纪中叶,处于日本30年的殖民统治和3年朝鲜战争之后的韩国,千疮百孔,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广大农村尤其贫穷。“住草房,点油灯,吃两顿饭”,是整个60年代韩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全国250万农户中80住茅草房,只有20的农户通电,5万个自然村只有60通汽车。1962年,韩国人均GDP仅为82美元,农业增加值占GDP的43,农业劳动力占就业总人口的63。1962-1971年,韩国政府连续实施了两个经济发展的5年计划,确立了出口导向的战略,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然而却造成了工农、城乡发展严重失调的局面。这期间,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其中农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只有3.7,非农业部门则高达17.9。乡村部门的低就业率、低劳动生产率、低增长率,导致了城乡之间巨大收入差距的存在。1969年,韩国农户的家庭收入只是城市工薪阶层家庭收入的65,致使农村人口大批外流,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70年开始,朴正熙领导的韩国政府启动了新村运动。

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

新村运动的10年是以“三农”问题为中心展开的,后来逐渐扩展到全国各条战线。新村运动通过改变农村面貌,建设新农村,提高农民思想素质,培养勤勉、自助、协同、奉献的新农民来促进农村综合发展。其发展历程和主要做法是:

起步阶段(1970年-1973年):1970年11月,韩国政府首先拨款20亿美元启动新村运动。1971年初中央政府免费向全国村庄发放水泥,平均每村335袋,每户4袋,每袋50斤,让各村自行决定如何用它们来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同时,政府提出了十大建议性项目,但不要求强制执行。第一年下来,有一半的村干得不错。政府又给他们加拨了500袋水泥、1吨钢筋,让他们做更多的事情。经过这样的引导,4年时间里韩国改善了乡村居民生活环境条件,主要包括换房顶、修院墙、绿化荒山、修整村中的小巷、建公共澡堂、公共洗衣处、公共饮水设施等。

全面发展阶段(1974年-1976年):这一阶段主要致力于发展多种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政府推出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支持农村调整农业结构,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新村教育;对农村提供贷款和各方面的优惠政策;动员大学和科研院所到农村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和文化知识。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获得丰收。1974年韩国实现了大米自给,1975-1978年实现自给有余。畜牧业、渔业、林业也都有了较快发展。

充实提高阶段(1977年-1980年):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调整结构,配套完善软件和硬件建设,对民众进行精神启蒙,以此全面提高和巩固运动成果,确保持续发展。随着新村运动的推进,城乡差距的缩小,地区经济的综合开发日益高涨,政府指导新村运动在加强区域合作、密切城乡工农关系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鼓励特色种植和种养并兴建农业和制造业相结合的工业园区,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团地建设,推动农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国民运动阶段(1981年-1988年):在这一阶段,政府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健全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并由其承担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政府通过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优惠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种植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环境,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等。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接近了城市水平。

新村内发阶段(1988年以后):1988年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政府开始积极倡导全体公民投入到文明建设中去,开展文明家庭、美化环境、环保以及文明市民教育等活动,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并致力于国民意识改造、国民精神和共同体意识教育。进入21世纪,韩国政府继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投入,并计划在今后10年内投入119万亿韩元用于农村的建设发展事业,从而为农业发展注入强劲的资金支持,确保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韩国通过实施新村运动,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到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是城市居民收入的95.5,每100户农户所拥有的彩电普及率为123.6,电冰箱105,煤气炉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到2004年,韩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4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为

1:0.84,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

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韩国新村运动丰富了我们对建设新农村的理解和认识,他们的经验教训至少有以下五点值得我国在新农村建设中关注和借鉴。

政府积极引导和大力支持。韩国新村运动是由当时的政治强人朴正熙总统亲自倡议、启动并热情支持的一场由上而下进行动员的综合性乡村发展运动。政府作为启动者、组织者和主要投资者,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领导体系。为了推动新村运动,政府从前期搞基础设施建设到后期搞村镇规划建设,都给予了不少资金、人力、物力和技术支持。有鉴于此,我国从中央到各级政府也需要象韩国新村运动那样,大力进行倡导、扶持、示范、带动,采取实实在在的扶持政策和扎扎实实的措施,否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可能会流于空谈。

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韩国的新村运动注意从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入手,特别注意让农民得到实惠。首先是帮助农民安装电灯、自来水,然后是修路架桥、建立村公共澡堂、洗衣房等,之后转入发展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方面。新村运动使往日破旧落后的农村焕然一新,全国村村通电、通汽车、通自来水,农户收入显著增加。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给农民以看得见的实惠,绝不能搞花架子,走过场,唯有如此,才能引导、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激发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发展活力和潜力,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推进。

注重统筹区域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韩国新村运动中特别注重区域协调发展,根据各地的具体条件,宜耕则耕、宜牧则牧、宜果则果、宜林则林,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走出了一条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同时,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而且农村的发展不仅不会延缓工业化进程,反而能为工业化提供更大的市场和人力物力支持,进而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因此,我国的新农村建设也必须统筹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改善农村面貌,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不断创新农村机制体制。纵观韩国的新村运动,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必须形成一套有效的机制。韩国政府实行的奖勤罚懒政策,对新村建设指导者和基层干部的激励政策,强化公务员对新村建设的责任制,实施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入手、先易后难的操作程序等等,都值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借鉴,以改进我国过去实行的各项扶贫和支农政策。因此,我国有必要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指导机构、研究机构和培训机构,坚持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把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要加强理论研究和探讨。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理论不成熟,实践往往就会走弯路。韩国新村运动到了1980年以后,开始总结经验教训时,第一条就是:理论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因此付出了一定代价。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央提出的“二十字”方针,给我们大致描绘了一个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和努力的方向。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到底应该怎样去建设,着力点和突破口在哪里,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都还有待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可以说,新农村建设能否成功就在于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大胆的亲身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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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就比较注重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他的乡村建设方案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取乡村的发达，即“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并达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联合，以期改造中国。

我们都知道，晏阳初拥有着西方多国大学的文凭，所以他后来接受的教育也使得他具有很强的民主精神，他被称为是“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所以在中国民国期间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他极力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为主，他指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他提出要实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

我国这几年一直在政策 资金投入 众所周知，政策资源有很强的滞后性，只有当农业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才会出台相关政策加以干预，且政策资源只起干预作用，不是直接生产力。而农民素质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是直接的和长期的。虽然梁漱溟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失败了 但时至今日 依然具有可借鉴的地方 其实无论是梁漱溟的伦理道德 还是晏阳初的知识教育 他们都意在提高农民素质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村的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村面目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并未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拉大。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三农”问题日益严峻。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必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毋庸讳言，今天中国农村“愚、穷、弱、私”四病还广泛存在。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大国，没有农民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农民素质与农业增长关系极为密切。如果农民素质跟上，我们将有近30%的技术可以转化为效率收益。即是说，对农民素质进行的投资如果与一个国家农业科研投资相适应，农民就能够比较好地理解并应用最新的农业研究成果，这样的增长潜力将是巨大的。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梁漱溟搞的新农村运动的核心就是对农民进行教育，尤其对转移到非农领域的农民进行培训。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必须把挖掘农民素质潜力放在第一位（谭向勇，2004）。目前提高农民素质的途径很多，职业教育是很好的手段，县、乡、村、户四级是重要环节，其中县是教育科技投入的重点，乡村主要起到教育组织作用，户是科技帮扶的对象。除此之外，科技入户工程，劳动力转移培训，动员大学教育资源兴办“贫民学校”，建立“农村基层人才振兴基金”，公开招标农民工培训机构等都是提高农民素质的办法和途径。.最近电视上报道新闻 很多品种的菜卖到几分钱一斤，却也无人问津，这就导致很多菜农经济上很大的亏损，将农业保险作为政府保护和支持农业的手段以建立农民的心理安全

从经济学原理上说，保险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但从经营风险的角度考虑，保险可以增大经营者的风险承受力，在遭受天灾人祸打击时不至于破产，帮助受灾人迅速恢复经营。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险起到间接创造财富的作用，尤其对于高风险农业产业意义更是重大。我国一方面灾害频繁，灾害来临时轻者颗粒无收，重者倾家荡产、债台高筑而无法复原。另一方面农民投保困难。农民投保困难有两个原因：一是保险公司不愿涉及这个领域；二是农民经济力量薄弱，无力交纳保险费。

新农村建设必须把抗御农业风险放在重要位置。鉴于农业保险的上述难题，政府出力协助组织公营的农业保险机构，或实施政府财政补贴保险效果最好。根据国外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政府将农业保险作为保护和支持农业的一个手段比直接补贴更有意义。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把政府资金真正用到农业生产上去，另一方面起到安定收益的效果。对于尚不富裕的农民来说，安定收益就是安定他们的生活。这是一种心理安全建设，对新农村建设有积极作用。

第五篇：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与新农村建设运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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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建设运动概述

（一）、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缘由

兴起背景既有其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日益走向衰落。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主要缘由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内部因素（直接动因）是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以土地为生，但北伐战争胜利后，军阀混战，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有增无减，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又缝特大水难灾害，农村问题更为严重。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

外部因素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帝国主义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倾销其洋货，争夺中国的城乡市场。

（二）、“复兴乡村”的不同主张

持改良主义的知识精英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从建设乡村入手。由乡村的建设已实现“民族再造”和“民族自救”；二是由发展都市来救济农村之路。代表：社会学家吴景超；三是“接受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社会学家陈序经。

其中，我们想要讨论的是“乡村建设运动”。主张从建设乡村入手的乡村建设派又分多种意见和实施方式：一是从教育农民入手。平民教育派。代表：晏阳初，河北定县实验。以“除文盲，做新民”为目标，最终达到“农村建设”、“民族自救”。另外陶行知。二是从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农家收入入手。经济建设派。代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于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的主张与做法。三是从组织乡村自治入手。代表：乡建派，梁漱溟，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主张“乡治”。村治派，王鸿一。中华包派，米迪刚。职业教育派，黄炎培。教育改革派，陶行知。以上各派只是表明各自的主张和希望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并非对立，价值取向都是以农民为本。

（三）、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

晏阳初“民族再造”思想：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主张在农村进行整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根治中国的贫穷落后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根”，已达到“民族再造”，强国救国的目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28年，梁漱溟在前人的“村治”的基础上，提出“乡治”主张，随后提出“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实非仅建设乡村，其目的在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也即一种建国运动。建设新的组织结构，其中最要紧的是，培育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

（四）、乡村建设运动两种模式

与乡村建设的两种理论相对应乡村建设的两种模式是邹平模式以及定县模式。邹平模式是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持的邹平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定县模式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

两者具有一定的差别：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不同。定县模式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对政府的依赖性小，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民众的捐助；邹平模式是在山东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建立的，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二是主导领导者的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定县模式的领导者对西方文化有系统的了解，具有西化倾向；邹平模式的领导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具有保守倾向。三是对中国农村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同。定县模式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邹平模式认为中国问题极为严重的是文化失

调。从而采取措施也就大相径庭：定县模式借鉴西方现代教育尤其科学实验的方法，把定县作为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室，任何一项计划，都先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实验，取得经验后推广致全县；邹平模式主要是师法古人，既不重视社会调查，也没有建立一套研究试验、推广程序。四是在乡村建设的措施上不同。定县模式始终坚持以培养“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为中心，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连锁进行的原则；邹平模式始终坚持复兴传统文化，用“古人的道理”教育农民，企图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

（五）、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

乡村建设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做了许多具体的事，具体内容涉及八方面：

1、兴办教育，培养农村人才；

2、推官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农业；

3、流通金融，主要措施是成立借贷处或称借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向农民发放贷款，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

4、提供合作组织，指导农民成立各种（运销）合作社；

5、办理地方自治，期望还政于农，实行宪制；

6、建立乡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

7、移风易俗；

8、引发学术研究，推动农村社会学发展。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概述

（一）、建设内容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建设，主要指在全面发展农村生产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建设，主要指在加强农民民主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和农村法制建设，引导农民依法实行自己的民主权利。

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主要指在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体现农村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建设，主要指在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村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期实现农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愿望。

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制建设，主要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同时大力做好法律宣传工作，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念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农民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觉悟和能力，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整体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依法进行，把保障农民利益的相关制度用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是依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然要求。尽管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作了许多规定，但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方面，尤其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法律制度方面还需大力加强，所以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的法制教育与宣传工作，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法律知识。

（二）、总体要求

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实现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好比修建一幢大厦，经济就是这幢大厦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牢固，大厦就无从建起。如果经济不发展，再美好的蓝图也无法变成现实。

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也是衡量我们工作的基本尺度。只有农民收入

上去了，衣食住行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新农村建设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乡风文明，是农民素质的反映，体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只有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崇尚科学，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新农村建设才是全面的、完整的。

村容整洁，是展现农村新貌的窗口，是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应该是脏乱差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这是新农村建设最直观的体现。

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显示了对农民群众政治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只有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让农民群众当家做主，才能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建设背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新概念，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曾多次使用过类似提法，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更加全面的要求。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后面临的崭新课题，是时代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现在已经跨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因此，我国新农村建设重大战略性举措的实施正当其时。

（四）、建设实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质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以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1.农村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2.农村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符合自身发展的措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3.坚持对内进行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坚持开放，充分吸收和利用外来的资金、人才以及一切可利用的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 4.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五）、新农村建设融资渠道

1、中央专项资金

2006年国家支农资金将达3397亿元，中央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决心之大，可见一斑。

2、金融机构支持

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效支持。农村信用社和商业银行贷款。

3、经营土地资源的融资

以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为手段，充分利用土地规划和土地储备进行融资。经过对土地的开发，实现不同地段，不同价格，利用转让、租赁、拍卖等方式获得土地资源的经营收益进行城镇建设投资。跳出传统的“先基建、后招商”和靠贱卖土地置换基础设施的老路，改为以市场运作，整合经营城镇资源，以整合实现增值，在增值中推进整合，边开发、边增值、边经营、边发展的思路。

4、以特许经营为主要方式的市场化融资

这种方式以国家与民营相结合、民营投入为主。特点是以少量国家投资带动大量民间资金(外资、内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运作中实行建设项目的法人责任制，确保资金及时到位，责、权、利明确。

三、比较

（一）、提出背景不同

乡村建设运动提出背景是当时农村的贫困落后，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的提出背景是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后面临的崭新课题，是时代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但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促进农村的发展。

（二）、筹资手段不同

乡村建设运动的筹资手段主要不是依靠与政府就是来自国外社团，而新农村建设运动的筹资手段更加丰富，来源更加广泛。

（三）、主要内容不同

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教育来扫盲，或者进行乡村基层组织的建设。而新农村建设除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还注重农民的民主建设、发挥农民的自主性，除了注重他们的物质文明建设，还关注他们的精神文明建设。

四、启示

（一）、推进社区参与

尤其要注重农村主体——农民的积极参与的重要性。使他们有自动自发的精神，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然后的工作才不会被架空。但在建设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忽视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参与。

（二）、站在宏观的角度以解决农村问题为主要出发点

（三）、广泛开展农村教育

以多种方式展开教育，并想方设法让教育为生产服务。在教育的过程中使农民增加知识长见识，培养社区居民的价值创造力和改变现状的意识和竞争力。

（四）、发展农村经济

乡村建设派十分强调经济在乡建中的重要性．均主张以经济为乡建的主要内容。现在新农村建设要实现生产生活现代化．走社区化的建设道路．也必然的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在社区化建设的过程中国家对农业的继续投入和农村土地的大规模集聚，走产业化、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道路必然会增加农业投入需求和农业产出．在此基础上开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建立代理销售组织就很容易形成初级的农业产业链。

（五）、加强农村社区组织建设

作为社区建设的主题之一，各类社区志愿者组织和服务组织的发展也应摆到日程上来。

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备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意识等有利条件,必然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平民教育运动命运不同,必将大大推进小康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郭云波.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理论月刊,2009(4)

[2]许园,王正中.“乡村建设运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聚焦新农村,2007(6)

[3]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