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与GP的信任关系需三大支柱支撑

第一篇：LP与GP的信任关系需三大支柱支撑

LP与GP的信任关系需三大支柱支撑

Aisa Alternatives共同创始人、董事总经理徐红江：我想讲三个方面，第一，讲一讲为什么国际上的这些大的机构投资人会用发展基金，或者也可以叫做组合基金，第二，我讲一下在经济危机发生了之后，我们所观察到的LP和GP之间的关系上的一些变化，第三，我也讲一下就我们刚才的话题，LP和GP之间信任的关系，我也谈一些体会。第一，为什么会用组合基金？这个发展基金我想在LP和GP之间起到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就好像LP和GP之间的一个重合地带，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在面对GP的时候我们是LP，我们是出资人，但是我们在面对我们的投资人，机构投资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GP，我们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把国际上大的投资人的资本筹集到一起，然后帮助他们，因为我们公司是专做亚洲的基金投资，所以就是说帮助他们投到亚洲的一些顶尖的私募股权基金里面。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想虽然说这些机构投资人要多付一些管理费，也要多一些分成，但是这个好处是什么呢？有几条，第一条就是专业化，由于我们是专做基金投资，所以说对我们关注的市场里的基金管理团队都非常的了解，那么我们这个团队也在不同的机构，在过去的十年当中都在亚洲做投资，有做直接投资，也有做基金投资。所以对亚洲各个大的市场的这个基金经理很熟悉，那么由于有这些专业的知识，也跟这些基金经理有过往的联系，所以在挑选好的基金团队的时候，有很多方面的知识是国际上大的投资基金的人是没有，这是一个专业化。再一个是本土化，为什么有很多国际上非常大，有实力的人会用亚洲的投资基金，就是因为他们缺乏资源，缺乏团队，需要来到亚洲做基金投资，那么我们这样一个公司是在香港，在北京，我们每天就活跃在亚洲的市场当中，那么由于有这样的资源上的优势，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工作做的更好。

第三，这个好处叫做风险分散，如果一个国际上大的机构他们自己直接到亚洲来做基金投资，他们除非说自己有一个完全很庞大的团队，否则的话只能挑选几支基金去投，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组合基金是会建立一个基金组合，那么在我们的基金里面会投20到30个基金，分散在日本、韩国、亚洲、中国和印度这些大的亚洲的经济市场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分散风险。再一个就是叫市场机制，怎么叫市场机制呢？我们这个团队是我们自己拥有的，我们最后经济的利益上是靠我们去投资的成功带来的，那么所以说我们所做的投资决定和我们最后拿到的回报是直接挂钩的，那么这个在很多大的机构投资人的机构当中，尤其是一些公众的这个机构投资人，比如说养老基金，内部的团队，不一定能够做到对团队的激励机制，直接跟他们做的投资决定挂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用一个独立的组合基金也是有很大的意义。

那么下面我再讲一下，就是经济危机发生了以后，在全球的市场当中，包括亚洲的市场，LP和GP之间的关系上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第一，当然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GP中小企业融资的环境比以前要恶劣很多，非常非常的慢慢，过去的12到18个月里这些大的机构投资人手里的钱，第一，要投到私募基金里面的钱少了，第二，做决策的速度慢了，因为它没有什么压力说一定要今天把钱花出去，那么前六个月之前的时候，因为手里的资金流动性很差，实在是没有钱投，现在虽然基金流动性的状况有所缓解，但是在做投资决策上非常非常的审慎，毕竟是说刚刚被蛇咬了，所以很谨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不光是全球这些大的GP，包括我们亚洲GP，中国的GP中小企业融资上都非常非常困难。

那么在这种中小企业融资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在有限的比去年要减少了的这些资本，现在就会更加的注重质量高的私募基金去投，也就是说打一个比方，如果说在18个月之前有500块钱可以投到亚洲的基金里，那么这500块钱可能会分散到五个基金里面去投，今天的500块钱变成了100或者200块钱，那么只能投一家到两家，那么这一家到两家一定是业绩非常好，团队非常强。那么第三条LP今天所看到的，就是在对LP的沟通和透明度上做的非常好的基金，这个才能够说今天有资格技术融到资本。第二个现象，有所变化的，就是在基金条款的谈判上，两年之前的时候，在全球的私募基金市场非常热的情况下，尤其是一些好的基金，中小企业融资的时候通常都是三倍、四倍、五倍的超额认购，就是说比如说他本来要融一个，但有五个的钱想进，所以到最后变成什么呢？就是说LP的谈判地位很弱，GP的条款管理费也好，分成也好，都非常高。那么在今天这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环境下，这个谈判的地位就基本上倒过来了，也就是说没有这么多资本在市场上，所以在今天LP它的谈判地位就很强，在管理费，在分红上，压的比以前要紧，那么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之所以有这方面的压力也是为了更好的协调LP和GP之间的利益。

第三个方面我就快一点说一下，就是刚才懿宸和粹敏都讲到，就是说LP和GP之间的信任，我想这个信任虽然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我也同意粹敏的说法，这相当于一个无价之宝，但是它也是建立在一个有形的基础上，这个有形的基础有三条支柱，第一条支柱当然就是最基本的就是法律上的一些条款的这个限制，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作为LP在谈投资协议的时候在各个条款上都抓得非常紧，因为只有在法律条款上把LP和GP之间的关系理顺，把这个利益理顺，那么才能有最基本信任的基础。

第二个支柱就是经济上的利益的协调，比如说在我们投资的时候，会邀请GP的团队自己也放钱到基金里，那么要衡量说，你放的钱跟你自己个人的财富的程度是不是呈一个比例，那么也就是说最终你的这个投资决策是不是对你自己的财富，对你自己的成功也造成同样的影响，如果说失败了，不光是LP的钱没了，自己的钱也没了，说到底这个才是最好的利益协调的方式。第三个支柱，就是沟通和交流，尤其是在市场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过去这18个月被投资的公司或者说基金管理公司本身内部经常会看到出问题的情况下，在这种时候沟通和对LP的透明度，这个是更重要的一条，而LP不喜欢有这个惊奇，不喜欢听到坏消息，但是有坏消息的时候越早跟LP打招呼越好。

第二篇：建设和谐社会需理顺三大关系

11日，在成都召开的“构建和谐社会?成都论坛”上，四川大学地方政府研究中心主任姜晓萍在专题报告中说，建立和谐社会必须理顺政府与资本、政府与民众和资本与劳动三大关系。姜晓萍说，目前，我国地方政府与资本的关系上，政府对于经济活动过多的卷入，使得政府本身成为利益主体，而且政府和资本之间成了分立联盟；在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上，近来一些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开始逐步地形成，但是内容主要集中在突发性事件的解决上，可以说政府和民众几乎是隔绝的，基本互动不上；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上，目前在我们的法律框架当中，是以对资本的保护为主，而对劳动的保护不够。目前这三种关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扭曲、失调、失衡的状况。由此可见，“和谐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理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在现实施政中落实。姜晓萍认为，任何一项社会制度都是某种价值理念的体现，反过来讲，任何一种价值理念其客观存在必然体现在相应的制度上。“和谐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理念必然要体现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上。她说，由于政府改革既联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联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我国改革发展的每一步进展都有赖于政府改革的实际进程。改革走到今天，经济社会某些不和谐问题大都同政府改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事实上，政府转型不仅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而且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都体现在公共治理是否和谐上来。

第三篇：建设和谐社会需理顺三大关系

文章标题：建设和谐社会需理顺三大关系

11日，在成都召开的“构建和谐社会?成都论坛”上，四川大学地方政府研究中心主任姜晓萍在专题报告中说，建立和谐社会必须理顺政府与资本、政府与民众和资本与劳动三大关系。

姜晓萍说，目前，我国地方政府与资本的关系上，政府对于经济活动过多的卷入，使得政府本身成为利益主体，而且政

府和资本之间成了分立联盟；在政府和民众的关系上，近来一些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开始逐步地形成，但是内容主要集中在突发性事件的解决上，可以说政府和民众几乎是隔绝的，基本互动不上；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上，目前在我们的法律框架当中，是以对资本的保护为主，而对劳动的保护不够。目前这三种关系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扭曲、失调、失衡的状况。由此可见，“和谐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理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在现实施政中落实。

姜晓萍认为，任何一项社会制度都是某种价值理念的体现，反过来讲，任何一种价值理念其客观存在必然体现在相应的制度上。“和谐社会”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理念必然要体现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上。

她说，由于政府改革既联接经济体制改革，又联接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改革的中心环节。我国改革发展的每一步进展都有赖于政府改革的实际进程。改革走到今天，经济社会某些不和谐问题大都同政府改革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事实上，政府转型不仅成为我国下一步改革的重点，而且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人和自然的和谐、人和社会的和谐，都体现在公共治理是否和谐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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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公务员考核需梳理好“三大关系”

公务员考核需梳理好“三大关系”

临近岁末，一年一度的公务员定期考核又即将开始，关于考核的话题渐渐多了起来。我国的公务员考核制度是以传统的干部考核制度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1989年中组部和人事部联合下发的《中央国家机关司处级领导干部考核的方案（试行）》是我国干部考核制度化建设的开始，2007年1月4日中组部、国家人事部联合下发了《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标志着《公务员法》颁布以后，我国公务员考核工作正式迈入了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的轨道。

虽然我国的公务员考核工作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公务员考核在具体操作中，还存在着一些待完善的地方和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探索建立一套更加完善、更加体现公平与效率的考核制度、考核办法，对于充分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造就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务员考核工作，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入手，重点梳理好三大关系：

第一，“定性考核”和“定量考核”的关系。

《公务员法》规定了中国公务员的考核标准——“德、能、勤、绩、廉”。但在实践中，这五个标准除了“勤”可以用出勤率的高低来进行量化衡量外，其余四项都只能进行定性描述。

定性指标的存在从本质上说是由政府的特性所决定的。政府不同于以经济效益为目的的企业，后者的绩效可以用经济指标来精确衡量，政府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主要创造社会效益，难以用量化指标来衡量，如城市交通的畅通、良好的自然环境、市民的安全感等等。因此，公务员考核并不能、也不可能完全排斥定性指标。近代管理学上“科学主义”曾经试图用全部精确量化的指标体系来解释并指导公共管理，已被实践证明是“此路不通”。

但是在肯定定性考核存在合理性的同时，必须要把握好定性考核的度。因为定性指标的界限不清晰，在操作中比较难以把握。例如《公务员考核规定》对“优秀”等次的“德”作的表述是“思想政治素质高”，对“称职”等次的“德”作的表述是“思想政治素质较高”。“高”与“较高”仅一字之差，究竟如何界定没有明确的说明，需要操作者从主观去把握。

处理好“定性考核”和“定量考核”的关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设计出一套“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公务员能力指标体系。具体来说可以有以下几个改进措施：第一，在公务员的能力考核指标体系中，“定性考核”和“定量考核”必须兼顾，各占一定比重，不能厚此薄彼；第二，对于无法精确衡量的定性指标，也有必要在文字描述上尽量予以“细化”，增强实际的可操作性；第三，对于有些能力指标，可以考虑同时用“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来进行综合考评。例如为了衡量公务员的“诚信”，除了对照定性指标主观判断以外，还可以考虑借鉴金融机构出具的信用卡还款记录、房贷车贷还款记录等量化指标。

第二，“领导考核”与“群众评议”的关系。

《公务员法》中对公务员的考核程序作了如下规定：“主管领导在听取群众意见后，提出考核等次建议，由本机关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考核委员会确定考核等次。”这就给领导在考核过程中赋予了很大的权重，容易使领导的意见成为左右全局的关键砝码。

领导考核的好处在于层级式的官僚体制下，领导往往对下属一年来的工作实绩、工作

态度最为了解，而且领导考核的速度快、成本低，考核的效率最高。英国有句谚语：“如果能保证一个君主是好的君主，那么君主制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反映的正是集权制带来的效率优势。在美国，大部分地方政府采取这样一种运作模式：市民选举议会，议会招募市长，市长主持包括公务员管理在内的整个城市的运作。在考核的时候，议会考核市长，市长以下各级主管对下属公务员进行考核。这种考核模式实质上也是一种领导考核制。一位在美国某地方政府就职多年的华裔官员曾在私下里深有感触地告诉笔者：“美国政府组织内部管理没有民主”。

但是领导考核的缺点也是不言而喻的：容易受到个人因素或外界因素的左右而难以作出科学、公正、全面的判断，而且容易滋生拉关系、在领导面前刻意表现等不正之风。

因此，在坚持“领导考核”的同时，有必要加入“群众评议”（有些窗口行业甚至可以纳入“公众评议”）环节。通过群众（或公众）的评议，能集思广益，综合反映被考核者的素质水平，当然这种方式也带有“运作周期长、运行成本高”等缺点，而且“群众”（或公众）范围的选取对考核结果影响很大。

处理好“领导考核”和“群众评议”的关系，就是指在公务员考核的具体过程中，既要考虑“效率”又要兼顾“公平”，既要根据层级制官僚体制的特点考虑主管领导的意见，又要发扬民主精神，坚持多角度的意见收集。英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推出的“公民宪章”运动，就是在政府的一些窗口行业中，制定明确的绩效标准并向社会公开，并鼓励公民以经济、效率、效益为标准，参与评估政府绩效。这种思路，对当前正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的中国政府部门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三，“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的关系。

《公务员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公务员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定期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平时考核注重的是公务员一贯以来的工作表现，更加能够体现公务员的真实绩效，理应更加受重视。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平时考核的时间跨度长、操作难度大、工作成本高，以及平时考核不作为公务员晋升、奖惩、培训等方面的依据，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轻平时考核、重定期考核”的现象。

不重视对公务员平时工作的考核，光注重一年一度的定期考核，容易滋生不公。例如有些公务员平时工作勤恳扎实、兢兢业业，但在年底的定期考核中却因为语言表达、文字表述等原因，考核成绩不佳。而且“轻平时、重定期”的情况，还容易使考核带上功利化、形式主义的色彩，严重违背了公务员考核的最初目的。因此，处理好“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的关系，不仅仅是考核的结构问题，更是一个对公务员考核重要性的认识问题。

完善公务员考核，应该加强对公务员平时工作情况的考核，并将平时考核的结果与定期考核相挂钩。江苏省南通市在对公务员的考核管理中，通过发放《考核纪实手册》加强了对平时考核的管理。南通规定每个公务员每周必须在《考核纪实手册》上完成记录，内容主要包括工作项目、工作任务的进展和完成情况、未完成的原因等，要求工作内容的记载提纲挈领、重点突出。每月由处室进行月度工作总结讲评，每季由主管领导对所属公务员共性目标执行情况和业务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分析不足和存在问题，提出要求或改进措施。

无锡市今年以来推出的公务员绩效管理系统，也是立足于加强对公务员的平时考核。通过“每日工作纪实”、“月度工作安排”、“月底小结”等形式，加强了公务员日常工作的记录和上下级交流，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下一步可以考虑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并且将平时考核情况与年底的定期考核建立某种联系，增加平时考核的权重，以增强机关加强平时考核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公务员考核是一个系统工程。定性考核和定量考核的关系，反映的是公务员

考核的标准体系；领导考核和群众评价的关系，反映的是如何对照标准，准确地作出评价；而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的关系，反映的是如何建立一套真实反映公务员整体绩效的考核制度。对这三对关系的综合把握和平衡，有助于从整体上完善我国公务员的考核管理水平。

第五篇：论世界三大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论世界三大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前言：宗教是社会因素和地理因素的综合产物。以往，宗教学界和历史学界在探讨世界性宗教形成和发展问题时，一般都着眼于宗教本身的教义和信仰，注意深入挖掘其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而多数人都忽略了地理环境诸因素对宗教的影响。本文以世界三大宗教为例，对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粗浅分析。

一、世界三大宗教的起源与自然地理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是宗教形成的外在条件之一。美国著名的女地理学家辛普尔在论述伊斯兰教产生的原因时，把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摆到了很高的位置，她认为,是在西亚“这种单调的沙漠环境里,自然而然地使人们产生了一神教”。辛氏的观点虽有过份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之嫌，却也有一定的道理。世界三大宗教创立的时间、地点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均起源于古代重要的国际商道附近。

新航路开辟（15世纪）以前，维系东西方之间联系的通道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欧洲──小亚细亚──黑海、里海南部──中亚──印度、中国；第二条是，欧洲──地中海东部──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波斯湾──阿拉伯海──印度──中国；第三条是，欧洲──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红海──阿拉伯海──印度──中国。这三条交通线都以中东地区为枢纽，以古印度为实际终点，以中国为理想中的最远端（15世纪以前，虽然有丝绸之路，但中国和西方仅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商业往来）。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恒河流域。当时的印度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西方人眼中，它是“一个富庶的文明社会”。印度的黄金、香料等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享有至高无上的声誉。当时的恒河流域更是出现了以舍卫城、阿逾陀城、王舍城、吠舍厘城、瞻波城、波罗奈城、侨赏弥城、但叉始罗城、华氏城等为代表的九大工商业城市。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经济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他们探索宇宙的奥秘、思考人生之真谛，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人们经济地位的极度分化，一些富裕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种姓家产万贯，而大量的首陀罗却身无立锥之地。释迦牟尼即是在这种形势下打出“众生平等”的旗帜，向宗教特权阶层--婆罗门贵族发难，创立了佛教。

基督教最早兴起于巴勒斯坦地区，该地区地处中东的心脏地带，扼守三条国际交通线之咽喉，犹如连接东、西方的一座桥梁，自古就有国际交通枢纽之称，历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这块“遍地流着蜜与奶的地方”，真可谓是过客匆匆，许多民族都在此演出了一幕幕的活剧。古代犹太人在此建国的美梦被异族军队的铁蹄一次又一次地踏碎，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他们只好把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和追求都寄托给了上帝，创立了犹太教，在此基础上，公元1世纪又出现了基督教。

伊斯兰教兴起于7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当时，这是一块荒凉的不毛之地，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游牧经济在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阿拉伯人每年都要沿一定的路线迁徙，在干旷草原和沙漠中逐水草而居。值得庆幸的是，半岛的西部有三条重要国际商道之中的一段──希贾兹商路，商路上有重要的中转站--麦加古城。于是，东西方文化的精髓遂在此汇成了一个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

二、世界三大宗教的传播与地理环境

自然地理环境是宗教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宗教的发展离不开空间的传播，这是宗教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其能否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传播过程中宗教可以扩大自己的活动区域，增加教徒的人数，形成一定的、与起源地相关的宗教分布区域。而固步自封、偏安一隅的宗教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影响衰微的民族或地区性的宗教，甚至会遭到灭顶之灾。

世界三大宗教的对外传播受到诸多地理因素的影响，兹分述如下：

1、自然地理环境对世界三大宗教传播的影响

三大宗教的对外传播与地形、气候、海洋、河流等许多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从整体而言，三大宗教的传播是在三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

佛教的发源地南亚次大陆南部被印度洋、阿拉伯海、孟加拉湾所包围，北部有喜马拉雅山为阻隔，东部通过孟加拉湾北部沿岸与东南亚相通，西北部有苏莱曼山口和西亚、中亚相通。鉴于这样的地理环境，佛教向南、北两个方向传播的地理阻力甚大，所以它的主要传播路线只能是沿恒河东下，或逆恒河、经印度河、穿越苏莱曼山口而西向。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佛教走向世界时选择了三条路线：第一条是向东传播，影响到东南亚地区的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等国，以及中国的云南、广西等地；第二条是先向西再转而向北，到中亚又折而向东。由于佛教向西大规模传播之时（约1世纪以后），在它的西部先是有波斯（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和在巴勒斯坦地区产生的基督教，6世纪时又有了强劲的伊斯兰教，以这三股宗教势力为代表的西亚宗教不断东渐，所以，佛教在中亚和它们遭遇后只能是转而北上又东下，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进而传入朝鲜、日本等地；第三条是翻过喜玛拉雅山山口，直接向北传入西藏、蒙古等地。前两条是佛教传播的主要路线。

基督教虽然产生于国际十字路口，其传播可以选择多种方向，但是，由于伊朗高原以东的亚热带沙漠气候、阿拉伯半岛的热带沙漠气候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地中海式气候反差太大，加之这两个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和伊斯兰教的强劲压力，所以，它最终只好向西部传播，最初主要是对地中海沿岸地区产生影响。而传播的实践证明，基督教思想也确实符合地中海式气候或与此相近的海洋性、温带气候影响下的居民的心理，所以，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一帆风顺，欧洲很快即成为基督教的一统天下。

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其主要气候类型属于热带沙漠气候，炎热干燥，气温有时高达54℃，热季长达4-5个月，昼夜温差达26℃，降雨量很小，有时甚至滴雨不下，自然环境非常恶劣。所以，教义简略、通俗易懂的伊斯兰教普遍受到了民风纯朴、憨厚的阿拉伯人的欢迎，并很快在自然环境相似、社会发展进程相当的民族和地区得到迅猛的传播，如西亚、北非的许多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即基于此种原因。有学者戏称伊斯兰教是沙漠气候下的宗教。甚至有人说20英寸的等雨量线，就是伊斯兰世界的界线。

2、人口迁移因素对世界三大宗教的影响

恩格斯曾经指出，最初“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由别的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这段话，从一个侧面阐明了宗教的发展（或没落）和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的关系。

古往今来，许多民族、国家之间都进行过难以数计的战争，与之相伴的往往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实质上也是一次次的“各种民族宗教和国家宗教之间的竞争。在众多的神灵和宗教的角逐中，他们都要抬高自己所奉神灵和宗教的权能，压倒以至否定其他的神灵和宗教。一批批的民族和国家在斗争中的失败和灭亡，最终促使他们的神灵和宗教的灭亡。作为胜利者的民族和国家，其所奉之神灵和宗教自然会从局部地区的神坛跃升到高高的天堂”。所以说，“跨国度的和世界性的宗教也是在民族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人口迁徙对宗教传播的影响是巨大的。

公元1世纪左右，古印度受到了来自中亚地区的月氏人的入侵，他们在中亚和印度河流域建立了贵霜帝国，和中国东汉、罗马、安息形成并驾齐驱的世界四大帝国。迦腻色加统治时期（约公元78-101年），大力鼓励月氏人改宗佛教，并不遗余力地把佛教推广到贵霜帝国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佛教能顺利地通过中亚、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与月氏人的对外战争和民族迁徙是分不开的。

在基督教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人文因素显得更为突出。3世纪以前，在中东地区，南来北往、东征西讨的民族都把巴勒斯坦地区作为争夺的重点，势力微弱的犹太人在无数次的民族征服中，经常被迫流亡他乡。随着犹太人的不断迁移，基督教象星星之火般被播散到欧洲各地。4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席卷整个欧洲的民族大迁徙，把欧洲原有的民族秩序搅得天昏地暗，刚刚由原始社会末期向封建制飞跃的“蛮族”（指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克勒特人），在主宰几乎整个欧洲的同时，也把基督教传遍了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犹太人、特别是“蛮族”对基督教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6世纪中期开始，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打着“圣战”、“为安拉而战”的旗帜，发动了大规模的对外征服战争。阿拉伯人纷纷离开自然条件恶劣的故乡，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奔往他乡的征程。中亚、小亚细亚、北非，甚至是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伊比利亚半岛等地都出现了数量空前的阿拉伯移民。伊斯兰教正是在这一场声势浩大的阿拉伯移民浪潮之中成为世界性宗教的。

更能直接说明这一问题的历史史实是：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前，南北美洲并无世界三大宗教的踪影，当地的土著居民还处在落后的图腾崇拜阶段。然而，伴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脚步而来的是，大量的欧裔移民涌入新大陆，据统计，新大陆发现后的400年间，欧洲向美洲移民达3.8亿人。⑤基督教就是和这些欧洲移民一起被移植到了新大陆，美洲从此也就变成了基督教的一统天下。

3、政治版图变化对世界三大宗教的影响

政治地图表示各国政治的空间差异，反映各国的统治范围，在特定的政治版图之内，往往会有一种特定的宗教占据主导地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不争的史实是，世界帝国虽不能创造世界宗教，但一种宗教之所以能走向世界，却总是借助于世界帝国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权威。在每一个世界宗教的背后，都可以看到一个帝国巨人：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佛教的传播虽然已在恒河流域取得了胜利，但把佛教推广到印度全境，却有赖于阿育王的孔雀帝国在印度全境的统治。而贵霜帝国则把佛教从印度带到了中亚，进而影响中国，并通过中国在东方世界的强大影响，使佛教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成为世界霸主，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如果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不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或罗马本身不是一个雄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如果查理大帝不扶持教皇或没有一个法兰克人建立的查理曼帝国，那么，基督教在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各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进一步讲，如果不是欧洲列强对世界各地的殖民扩张和侵略，基督教走向全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伊斯兰教从创教之初就已经牢牢地绑在了阿拉伯帝国的战车之上。如果没有穆罕默德对信奉多神教的麦加古莱氏贵族在军事上的胜利，麦加克尔白神庙的多神殿是不会皈依安拉的；伊斯兰教安拉的权威如果失去了阿拉伯帝国的光辉，它在地中海周围的广大地区是难以找到立足之地的。正如恩格斯所言：“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至于这些老爷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宗教为什么在这些古代的超级大国格外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呢？究其原因，是这些帝国的君王们清醒地认识到了宗教对他们政治统治的重要性。他们知道，尽管用铁蹄可以踏出一个庞大的帝国，但却并不能消灭帝国境内的种种矛盾。国内有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就会有此起彼伏的奴隶（农民）起义或民族独立战争，天下就不会太平。当然，这些起义或许能被帝国的军事力量所镇压，但却很难铲除其隐患。那么，如何能解决这一矛盾，使人们安于现状呢？帝国统治者们在这一问题上真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最后，“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统治者们就这样“慷慨”地把宗教赠与了人民大众。

三、宗教信仰差异与地理环境

1、世界三大宗教的信仰差异

不同的地理环境又是形成不同的宗教信仰的重要条件之一。如果自然条件特别险恶艰苦，宗教的神秘性和信徒信教的狂热性就会表现得格外明显。而自然条件优越的环境下形成的宗教，可能会是一种和他们的经济、文化状况相适应的、重理性、重内省的多维哲理思想。世界三大宗教受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其宗教信仰也恰恰代表了宗教的三大流派。

佛教创立于自然环境优越、经济富庶的恒河流域，人们对本土之外的外部世界并无多大奢望。反映到宗教上即是重内省、宁静勿动，渴求能远离尘世、超凡脱俗，摆脱世俗杂念，专心修行，以获佛果；基督教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一种风雨飘摇、时局动荡的环境中成长、发展，所以，它适应社会变革的能力格外强，其宗教信仰的最大特点是能在动态的社会环境中抓住普通大众的心理；伊斯兰教产生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阿拉伯沙漠地带，对美好环境的渴求，对舒适生活的向往，构成其宗教信仰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它的教义从表面上看虽然浅显易懂，但却对穆斯林具有极强的感召力。

2、当代世界三大宗教的分布情况

当代宗教在世界上的分布情况和上述信仰差异的特点基本相吻合。

佛教文化圈主要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地。属巴利文语系的有泰国、不丹、斯里兰卡、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属汉语语系的有中国、日本、朝鲜、蒙古、越南（北部地区）等地；属藏语语系的主要是我国的藏、蒙、土、羌、裕、固等民族和蒙古、西伯利亚等地。其中，泰国自1932年以来的各部宪法都规定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国内佛教信徒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上；不丹以喇嘛教（藏传佛教）噶举派为国教，国内信徒达到总人口的80%以上。

基督教的主要势力范围首推欧洲全境，而后是南北美洲，再次是大洋洲。目前，在欧洲，基督教仍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有12个，其中天主教国家6个，即梵蒂冈、列支敦士登、马耳他、摩洛哥、葡萄牙、意大利等；东正教国家1个，即希腊；新教国家5个，分别是冰岛、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等。美洲的巴拉圭和哥伦比亚也以天主教为国教。当然，以上仅仅罗列了世界范围内把基督教放在至高无上地位的14个国家，事实上，除此之外，基督教还在其它西方国家起着不可替代的精神指导作用，只不过是基督教在这些国家没有享受国教的地位罢了。

如果说佛教、基督教世界的关系网稍嫌松散的话，那么，伊斯兰教就是另外一番情形了。

伊斯兰世界在西起西径18°，东至东径140°，南起南纬10°，北至北纬55°的广大区域内，形成了一片蔚为壮观的伊斯兰风景线。通常所说的伊斯兰世界是指伊斯兰会议组织的47个成员国，其中的29个国家更是把伊斯兰教确定为国教：即亚洲的阿富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巴基斯坦、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马尔代夫、马来西亚、孟加拉、沙特阿拉伯、叙利亚、文莱、也门、伊拉克、伊朗、印度尼西亚、约旦、巴勒斯坦等19国；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埃及、吉布提、科摩罗、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索马里、突尼斯、苏丹等10国；欧洲的阿尔巴尼亚。近年来，这些伊斯兰国家正在伊斯兰教旗帜之下试图组成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为一体的伊斯兰国家联盟，对国际社会形成了一股强劲的“黑色冲击波”。

综上所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主观意义上讲，是它们在宗教信仰、教义上超出了民族和地域的狭隘性，并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首肯；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说，它们所受到的地理环境诸因素的影响是其成为世界性宗教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人文地理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美国，谢觉民；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恩格斯；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 4，《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吕大吉；

5，Halford J.Mackinder,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 The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