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香港廉政公署及其反腐败策略

第一篇：案例1 香港廉政公署及其反腐败策略

香港廉政公署及其反腐败策略

香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ICAC，简称廉政公署），成立于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在反腐败建设方面，与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一样为世人所称道，其所检控案件的判罪率高达70％以上，其成就有目共睹。可以说，没有廉政公署的守护，就没有中国香港的昌明政治。

廉政公署拥有强大的权力

廉政公署不受政府部门管辖，直接向总督负责。

《廉政专员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和《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同时赋予廉政公署以广泛的权力，如：凡政府公务员拥有的财富及生活消费水平和官职收入不相称，又不能合理解释财富来源的，廉政公署即可认定该公务员犯法，并通过律政司将其交付法庭审判；廉政公署执行职务之人员如有理由怀疑某人触犯法律或涉嫌贪污（主要指受贿行为），或身为政府雇员因滥用职权而犯勒索罪者，可无需拘捕令而将之拘捕等等。

香港法律赋予廉政公署比警方等机构更灵活、更广泛、更特殊的权力，包括特别调查的权力，获取资料的权力，对不明财产的扣留权，有搜查及要求协助的权力，有额外搜查及检取的权力，还有申请获取旅行证件的权力。

独立的、强大的权力使香港廉政公署能够对贪污腐败案件作出迅速高效的反应，雷厉风行，具有强大的威慑力。

查、防、教“三管齐下”的反贪方式

廉政公署无论从其机构设立、功能配置，抑或运作方式来看，都体现了执法、防贪、教育这“三管齐下”的方针，即在加强对贪污罪行的调查、检控与惩戒的同时，一方面研究如何使用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防微杜渐方法来切实防贪堵漏，以减少贪污机会，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关系开展廉政教育，策动市民支持肃贪倡廉，致力于培养市民的公民责任感和良好道德。

廉政公署下设3个部门，即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及社区关系处。

执行处是廉政公署的调查部门，负责接受、审阅和调查贪污指控。为防止滥用权力，廉政公署本身无权提出检控；调查人员只负责搜集证据，并向律政司司长提出报告，由其决定是否提出检控。执行处与香港各纪律部队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络与合作，分别与之组成了“行动联络小组”，商讨调查程序和贪污趋势，检讨联合调查行动和共同关注的事项，互相转介资料及廉政公署参与警队培训课程等。

“防范胜于打击”，廉政公署非常重现贪污的预防工作，这一工作由防止贪污处负责。其基本职责是改善有可能导致贪污的工作方法及程序，并为公营、私营机构等提供良好的防贪顾问服务；其具体工作是就各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的制度及工作程序进行顾问审查研究。防止贪污处可以审查任何一个政府机关的程序，认为某个工作程序可能导致贪污，就会写出报告要求他们改过来，防贪处提出的建议超过90％都能在一年之内落实。但是对于公营、私营机构，其权力有所不同：对于公营机构，有权审查，对方不能拒绝；对于私营机构，则没有这个权力，只有私营机构主动提出要求，才能提出建议，而且建议是否落实也由他们自己决定。根据统计，每年大约有300多个公司向防止贪污处提出防贪请求。

社区关系处的任务是向市民进行肃贪倡廉的宣传教育。他们利用不同的宣传方法传播肃贪倡廉的信息，包括短片、新闻稿、海报以及生动描述廉政公署调查个案的电视剧等，提高市民对贪污的警觉性。廉政公署还把一些防贪信息编入中小学的公民教育课程中，目的是从小开始，就给他们灌输一些贪污的危害，长大了不要贪污、不要行贿，并给他们一个概念：忠诚、廉洁是一个美德。

“三管齐下”的全新工作方法，既治标又治本，使廉政公署在反腐倡廉中获得成绩。

廉政公署自身是廉洁的、独立的

反腐败机构是许多国家反腐败战略的构成部分，但有一些国家的反腐败机构是失败的。其成立的出发点在于反腐败，而由于其权力过大，极容易使自身走向腐败。但香港的廉政公署是成功的，多种监督使其保持了自身的廉洁。

廉政公署作为独立于警队和政府架构之外的一支纪律部队，其最高行政长官廉政专员直接向特首负责。廉政公署的调查权力极大，可调阅任何资料、处置财产、搜索扣押，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违者可处徒刑一年至三年。此种权力，甚至凌驾于检察官之上。廉政专员有权发布优于法律的命令、制定肃贪政策、不附任何理由解雇廉政总署之任何职员。廉政公署人员执行任务时，有权进入和搜查任何楼宇，必要时还可使用武力。

由于廉政公署位高权重，为防止其成为“第二警察部队”，保证其秉公执法，香港设计了一些重要的监督方式，香港法律规定廉政专员向行政长官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廉政专员及处长级人员须出席立法会会议，回答议员的提问，并向立法会呈交年报，立法会有权以立法方式赋予或撤销廉政公署的权力。香港司法独立，只有法院可对案件做出判决，廉政公署人员扣压证件或拘捕受调查人士，均须向裁判司申请。此外成立四大委员会（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负责监察廉政公署职权的运行过程。还成立了投诉机构，处理市民投诉廉政公署滥权事宜。这些委员会及投诉机关，均独立于廉政公署之外，甚至拥有廉政公署的预算决定权，监督权力甚大。

这些措施保证了廉政公署成为“廉之又廉”的机构。另外，香港电视、广播、报纸、刊物等传媒也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对廉政公署进行监督。

坚持反腐综合治理，推行全方位的反腐倡廉策略

香港劳动人口一般分为三部分，即政府公务员、公共机构职员和私人机构雇员。所谓公共机构是与市民日常生活关系密切，且可能是专利专营和接受政府资助的，如巴士公司、地铁公司、煤气公司、电气公司、大学、马会等，其职员虽然不属公务员，但同公务员一起被称之为公职人员。在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无疑必须开展反贪污斗争，接受反贪污条例的约束。

以香港情况而言，私人机构最普遍，其雇员人数最多。廉政公署最初的肃贪范围，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涉及私人雇员的，多为行贿活动。至于私人机构内部的贪污，当时可说无暇顾及。但对私人机构内的贪污腐败如长期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必然祸及整个社会包括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因为贪污作为一种社会犯罪现象，是不会因公营或私营而选择贪污范围的，相反日益复杂的贪污犯罪只能使两者界限更模糊，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关系。因此，廉政公署近年来推行全方位打击贪污举措，而且将防贪污和教育的触角也深入其中，包括帮助私人机构制定工作程序防贪堵漏措施，加强对私人雇员的廉政教育等等。整个社会，无论政府部门、公共机构抑或私人机构，均不允许贪污。

全方位的反腐倡廉策略不仅促使政府部门的清正，而且有助于全社会廉洁水平的提高。香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这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取得了成功。首先，公共服务从根本上更加廉洁。在1977年进行的第一次民意调查中，有38％的人认为腐败普遍存在于绝大多数政府部门；而到1994年只有7．8％的被调查者持有此看法。其次，公众对于腐败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遍认为腐败是有害的和具有毁灭性的。在1994年的民意调查中只有2．9％的参与者说会容忍腐败，63％的人说如果遇到腐败行为，他们将向有关部门举报。此外，人们更愿意公开揭露不法行为，私人部门或商业部门不仅认识到腐败的危险性，而且愿意采取某些行动来对付腐败。

资料来源：金太军等《行政腐败解读与治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一203页。

思考题：

1.香港廉政建设给中国大陆公共管理提供了哪些启示？

2.中国大陆有哪些反腐机构？如果成立廉政公署会遇到哪些问题？ 3.你知道哪些腐败案件？是如何处理的？

第二篇：透视香港廉政公署

透视香港廉政公署

作者：陈辉

廉署制度诞生于贪婪的岁月

素有“廉洁之都”的香港，曾经是一个腐败盛行的社会，贪污是香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虽然早在1897年，香港已有法例明文禁止贪污贿赂，政府于1948年仿效英国法律，立法通过了《防止贪污条例》，20世纪50年代，香港警队成立了检举贪污组，但贪污仍然日益猖獗。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经济迅猛发展，批文、办照、拿证、领牌等社会服务需求随之增多，政府部门、公共机构贪污受贿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日趋严重，普通市民深受其害。警务人员的贪污问题尤为严重。贪污问题在其他公共服务机构也同样大范围存在，如救护人员要先索取“茶钱”，才肯将病人送往医院；病人要给医院职工“打赏”，才能取得便盆或一杯开水。商人则把贿赂视为促成生意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以至有“不送礼、不行贿”，则“一事无成”的说法。当时流行这样的比喻：贪污就像一辆巴士，你可以上车跟大伙儿同流合污，否则只能够站在路旁默不作声，若有人试图挡在巴士前面，只会被巴士撞倒。

受贿、分赃等枉法行为逐渐变得制度化，即使正直和诚实的人们一旦获得了某种公共权力，也会很快堕入腐败的行列。社会活动家杜叶锡恩回忆说：“当时，每一个小市民都在受苦。从置区内每一位店东，街市每一位小贩都要付黑钱，简直要把他们勒诈至死才肯罢休。”对于这些腐败行径，香港市民尤其是年长一辈和劳工阶层均感无能为力，惟有忍气吞声。及至20世纪60年代，民间的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当中开始浮现不满贪污的情绪，其后学生也响应参与反贪污运动，香港社会逐步形成了声讨贪污恶行和批评政府打击贪污不力的浪潮。在此情形下，1971年5月，港英当局发布《防止贿赂条例》，条例规定的罪行有8项。凡公务员及其家属所有之财产与合法职务收入不相符，又不能对其来源合理解释，则认定其部分财产为非法收入，予以没收。当事人不仅要受法律制裁，还不得再出任公务员。但反贪侦办一直归警务处管辖，而警界恰恰是贪污、受贿之渊薮。各警所在辖区内收取“保护费”，允许妓院、赌场公开经营，保护费按警衔高低分配，总金额高达10亿港元，利润之丰，连汇丰银行都自愧弗如。1973年，香港总警司葛柏（Peter Godber）被发现拥有逾430万港元财富，是其22年警察工资总和之6倍，怀疑是从贪污中得来。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然而，在此期间葛柏竟轻易从香港逃到英国。葛柏潜逃令积聚已久的民怨立即爆发。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宣泄不满，抗议政府未能恰当处理贪污问题，集会获得众多民众的响应。他们手持写着“反贪污、捉葛柏”的横额游行于街上，要求政府缉拿潜逃的葛柏归案。

这一事件促使当局决定设立一个新的机构，以取代警署侦查贪污案件，打击贪污犯罪行为。1973年10月17日，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Murray Maclehose）正式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廉政公署（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全力打击贪污。1974年2月，香港立法通过了《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据此，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作为打击贪污行为的一个独立机构正式成立，并获得法律赋予的权力。廉署成立后迅速采取一系列反贪行动，严厉打击政府部门内集团式贪污。廉署经过多次交涉将葛柏从英国引渡回港受审判刑；1975年，指控11名工商巨头行贿；1976年，侦破探长戴福贪污案；1977年，破尖沙咀警署集体贪污案，8个月内拘捕260名警员；1978年，指控118名警员受贿，其中有22名警司。至此，廉署破获23个贪污集团，其中18个属于警方。1978年7月，廉署向港督报告，本港凡10名以上公务员联手贪污之集团已全部粉碎。四年左右的时间，警队内的贪污集团被彻底瓦解。有关政府人员的贪污举报比例逐年下降，由1974年的九成减至近年只占整体举报的三成。时至今日，香港公务员队伍更以廉洁和效率而著称。

香港社会由此掀起了一场“静默的革命(quiet revolution)”。市民大众对贪污的态度亦由无奈接受转变为公开唾弃，且进而积极举报，孕育廉洁社会(clean society)。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廉政公署已成为香港法律、政治和精神上强大力量的标志。著名反腐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2003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香港位居亚洲第2位，仅次于新加坡。香港从昔日的贿赂成风、贪污盛行，成为今天被公认为全球最为安全廉洁的城市之一，缔造出安居乐业、廉洁的公务员体系，从而吸引了大批国际投资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突飞猛进。自1974年廉署成立至今，香港生产总值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增长达5倍之多。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8年将香港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并且指出香港的成功基于四大支柱，而将廉洁的政府列为首位（其他三项分别为：法治精神、独立司法制度及低税制）。

廉署组织制度的运作

廉署之所以能够有效遏制腐败，这与廉署组织制度的运作是相辅相成的。首先是三管齐下的反贪策略。作为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仅仅依靠执法以起阻吓作用并不足以根治贪污问题。当整个社会弥漫着腐败之气，法律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我们需要改变民众对贪污腐败的态度，同时堵塞制度上贪污之漏洞。廉署在制度设计方面，从执法、预防及社区教育三方面打击贪污。

廉署实行四级编制。专员以下设一个行政总部和三个处级业务部门。处以下设科，由助理处长级官员主管，科以下设组。2002年年底编制为1356个职位，在职总人数为1308人。廉署各级人员以合约形式受聘，合约期为两年半，合约届满

时，可在双方同意下续约。廉署“长俸制”的职员只有87人，占职员总数的7%。执行处(Operations Department)是廉政公署最重要的部门，职责在于调查所有涉及触犯《防止贿赂条例》、《廉政公署条例》以及《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罪行的指控工作。调查员有权搜查楼宇，全权行使拘捕权力而无须拘捕令。该处在全港各区设立办事处，接受市民举报，而后调查案件、搜集证据。执行处处长职位由廉署副专员兼任，拥有广泛的调查权力。《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赋予其特别权力，可对个人财富或生活水平与公职收入不相称的在职或前政府人员展开调查，然后由律政司根据调查证据做出检控决定。

廉政公署总部设有一个高度保密的举报中心，昼夜24小时有专人值班，节假日照常办公。对每一个举报，无论事态轻重，执行处都要在每天早晨的会议上研究是否立案受理。凡立案受理的案件，在未查明前不得注销。任何案件都要由几个人共同办理，以防徇私舞弊，然后由律政司根据调查证据做出检控决定。决定不立案的举报，则要报请由特别行政区长官（1997年7月前为港督）委任的市民和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审查贪污咨询委员会批准。自1974年至2002年，执行处共调查了50633宗案件，遭检控达11015人。

人是善恶同体的高级动物，只有建立一种健全的机制，才会有利于张扬人性善的一面，抑制人性恶的一面。防止贪污处（Corruption Prevention Department）主要负责研究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的工作方式和程序，找出容易产生贪污的漏洞，涵盖的范围包括公共采购、人事管理、执法、合约管理、发牌及管理调控等多个方面，就防贪问题做出建议，设计出最佳的解决方案，以便减少贪污舞弊行为可能出现的机会，并且加以改善，从而有效地堵塞贪污的机会和漏洞。如果说执行处旨在使人们“不敢贪污”，防止贪污处则旨在使人们“不能贪污”。

只有切实改变公众的态度，使得整个社会形成廉洁文化的氛围，才能在反贪污工作中收到长期的效果。社区关系处负责教导市民，宣扬肃贪倡廉风气，认识贪污的危害，争取市民积极支持反贪工作，并深入社区推动各界人士采取积极预防的措施和各种活动，提倡社会道德教育和正义观念的树立。香港的成功有赖于诚信不阿的公务员队伍。社区关系处定期为公务员举行防贪培训，并与公务员事务局联手推行“公务员廉洁守正计划”。社区关系处一方面加强与市民联络，掌握民情；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报纸、讲座、书籍、海报、电视片等大众传媒的宣传和学校教育，使民众认识贪污的危害性以及贪污受贿的严重后果，旨在使人们“不想贪污”。笔者在廉署访问之际翻阅了他们为青少年儿童制作的生动活泼的图书画报，使其自小建立正确价值观，倡导诚信教育，建立廉洁公平社会，力求在全社会形成廉洁光荣、贪污可耻的氛围。廉政公署得到了香港民众广泛支持，近年来进行的民意调查均显示，接近99%的市民支持廉署的工作。

廉署三个业务部门的策略及所执行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30年的经验证明，标本兼治“三管齐下”的反贪方式方使肃贪倡廉工作达到和谐与相互协调的效能。

其次，廉署拥有相对独立的运作体系。廉署不属于香港政府体系，其日常运作及行政亦独立于警察及公务员体系之外。1974年制定的《香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规定：由港督向廉政公署委任廉政专员和副廉政专员；廉政专员直接向港督一人负责，廉政专员亦不得兼任政府之职务。公署其他人员全部由廉政专员委任。这些规定确保了廉政公署在调查贪污（包括涉及警队的指控）时不会受到其他机构或人士的干预。当局还不断为其提供充足的权力与资源，使反贪污工作收到了长期的效益。2003年11月笔者在廉署访问时，廉署官员周兴业主任对笔者说：“直属于特首的廉政公署，拥有绝对的监察权力，即使特首本身犯下了贪污罪行，也一样要被查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国传统社会的法制理想在香港有着付诸实践的可能与机会。从历史上看，若出于政治目的或权宜之计而开展的短期性反贪污运动，不但往往难以获得成功，并且只会令民众感到失望、不满，甚至产生怀疑，由满怀希望变成极度沮丧。反腐败机构监察的独立性和政治高层的以身作则对于反贪污工作的完整性和长远效力都显得非常重要。廉署的经费亦是以一个独立开支总目的形式呈交特别行政区长官（1997年7月前为总督）审批，从政府每年的预算中拨出。廉政公署给予其职员较丰厚的报酬，这一方面有利于吸引优秀的专业人员，另一方面在于，薪酬微薄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反贪工作者会比待遇良好的人更易受到贿赂的引诱。

再次，香港廉政公署有着良好的自身防腐机制。廉署的运作受到一套严谨的监察与制衡制度(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的管辖。要确保辖下人员在任何情况下不会滥用权力。

廉政专员由行政长官委任，并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专员要定期向行政会议汇报重要的政策事项。廉署的职责是调查和搜集证据，但无权指控与《防止贿赂条例》有关的罪行。一切所调查的材料均交由律政司全权决定是否检控。这种程序亦保障廉署不致滥用权力。廉署在行使某种权力前，须先获法庭许可，只有法庭才能对案件做出判决。在做出审判前，廉署会听取法官因顾及调查所用的方法而提出的意见和批评，从而谨慎地研究并对执行程序予以检查，以确保权力不会被滥用。按法例规定，廉署须向立法会呈交年报，汇报其工作，立法会议员亦可在需要时就重要事项传召廉署人员回答提问。由社会各界贤达40人组成四个独立的委员会，专责监察廉署各方面的工作，并向廉署提出意见。这4个委员会是：负责审议廉署整体政策的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负责监察执行处工作的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负责各项防贪研究并向廉署建议处理程序的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负责对市民传播反贪信息、提供意见、争取公众支持、打击贪污的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四个咨询委员会每年均提交工作报告，有关报告亦须向市民公开，便于市民监督各委员会的运作。为确保运作独立和公正，各咨询委员会

主席职位均由非官方人士出任。除四个咨询委员会外，还另设一个独立的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专门监察及检查任何对廉署的工作程序或廉署人员所作的投诉。该委员会由非官方人士担任主席。香港享有高度的新闻自由与公开性，这使广大市民通过大众媒介更加明了廉署的工作，以增加廉署工作的透明度，便于市民监督。制度防贪和舆论监督也使得廉署制度得以延续，发挥长久之功效。腐败犹如瘟疫，不仅使国家、社会及个人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而且也扭曲了经济环境，破坏了民主法治，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成为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国际社会一直在积极寻求根治腐败的良策。厉行三十多年的廉政制度，足以成为两岸三地华人社会治理的重要资鉴。香港经验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仅仅依靠事后的惩戒是远远不够的，对腐败的全面预防，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营造出清廉、效率的社会氛围和官场文化也许是行之有效的长远方法。

第三篇：浅谈香港廉政公署的借鉴意义

浅谈香港廉政公署的借鉴意义

王丽娇 201322007 国金1302

摘要：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资本往来的枢纽和中介。香港的廉政建设十分完善，由上及下，具有一整套完整完备的严密监督体系。香港的廉政公署作为香港最重要的廉政部门之一，其发展得益于香港当地的法律环境和政府支持，并取得了长远发展，对世界各国的廉政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013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反腐倡廉的重要作用，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不但为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他个人的“反腐观”再添异彩。

反腐倡廉关键要经常抓、长期抓，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然而提及反腐倡廉，最值得借鉴的当属香港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ICAC）。

二、香港廉政公署

香港廉政公署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独立执法机构。于1974年2月15日根据香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成立，以肃贪倡廉为目标，采取防止、教育及调查三管齐下的方式执行。成立前由香港警察队反贪污部负责相关事项。廉政公署的调查对象初期限为公务员，继而扩展至公共事业机构，进而包括所有私人机构。

该机构设有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关系处三个专职部门和为以上三部门提供服务的一个行政总部, 共1 1 2 9 个职位。廉政公署不属于政府公务员架构, 廉政专员直接向总督负责并报告工作。

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四条规定: 任何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无合法许可或合理解释, 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 诱使公职人员酬谢执行或不执行公务, 均属违法;公职人员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无合法许可或合理解释, 向任何人士索取接受利益, 酬谢执行或不执行公务, 均属违法。

《防止贿赂条例》第九条规定: 任何雇(含私人机构雇员)未得到雇主同意, 私自索取收受与雇主业务有关单位或人员的利益, 均属违法。第十条规定: 公务员享受的生活程度、拥有的财富与公职收入不相称,未能向法庭作出圆满解释, 属于违法。

香港廉署在反腐倡廉反贪污方面具有很大的权力，拥有调查权、执法权等。在香港生活中，倘使被香港廉政公署邀请去“喝咖啡”，则往往说明有一定的财务和廉洁问题。廉署根据香港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以下几项权力：

(1)调查任何涉嫌滥用职权、敲诈勒索的罪行;(2)调查任何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的罪行;(3)拘捕权(无需拘捕令);(4)搜查住宅、扣押证物证据权;(5)其他特殊接获证言证据权。

然而权力不是无限扩张的，为了达到廉署权力的制衡和制约，对廉政公署又有严格的监督监察, 有严密的权力制衡机制。

(1)五个独立的咨询委员会制衡廉政公署的工作;(2)廉署内部也有高素质的监察人员和严格的监察制度, 廉署内部的问题总是最早被现和解决;(3)市民的监督;(4)新闻传媒的监督;(5)律政司决定是否起诉;(6)合约形式聘用雇员, 随时可立刻决定解雇人员(不必作出解释)。香港廉署以其职能的独特性和严密性独立于政府公职之外。廉署的存在也为香港的廉政建设提供了一道坚不可摧的保障。廉署有以下几点服务承诺：

(1)廉署认为必要, 会立即会见具名举报贪污者;最迟也将在4 8 小时内会见举报者, 并尽快告知结果;(2)若所举报案件并非贪污或并未构成违法, 也将在4 8 小时内通知举报者, 并告诉是否已转到其他有关部门办理。

(3)市民要求提供防止贪污建议, 4 8 小时内通知市民己接获其要求, 并尽快回复;(4)市民要求提供倡廉教育或有关资料, 廉署会在48 小时内接见该市民, 并回复送达。

三、香港廉署成功的原因

廉署的成功模式值得我们借鉴。至今为止，香港廉署肃清贪腐案多达千记，成功为香港竖起一道防火墙。廉政公署卓有成效的肃贪工作, 保证了政府和社会公共机构尽责、廉洁、高效运行, 赢得了港人的广泛赞誉。香港的成功有其必然的环境因素的影响。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和信息中心。香港廉政公署成功的肃贪工作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1)香港政府和特首的大力支持(2)财力物力权力的支持;(3)得益于其严密规范的法律体系;(4)廉署得当合适的处事作风

四、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反腐败是各国、各地区政府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和任务:针对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势, 如何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工作, 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一是健全法制, 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反贪立法工作, 要形成严密完整的法律体系, 使犯罪分子无隙可乘;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经济犯罪, 做到有法必依, 违法必纠, 执法必严。坚实严密的法律体系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保障，法律是我们对付贪污分子和腐败分子的重要武器。

二是改革现行体制, 独立设置司法检查部门，专门针对解决贪污问题，直接对领导负责。避免出现官官相护、沆瀣一气的现象。

三是赋予纪检监察部门有效行使职责的权力。有权出席同级党委和行政部门召开的会议, 参与单位重大问题的决策,；赋予纪检监察部门在干部问题上更大的监督权限, 实行一票否决制；纪检监察干部的任免, 要征得上级纪检监察部门的同意;其他干部的任免, 要征求同级纪检监察部门的意见, 不廉洁的干部一律不得提拔、重用、评优

四是建立严格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纪检监察部门、反贪部门接获群众举报后,对案件的处理由专门委员会集体讨论表决决定, 避免拘私舞弊和随意性。要特别重视内部监督监察工作。发挥新闻传媒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第四篇：香港廉政公署的缘起

香港廉政公署的缘起

2013-01-07 第09版：中外历史

作者：徐华娟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357

香港廉政公署的建立缘起于上世纪 70年代轰动一时的“葛柏案”。葛柏是香港英籍警察，总警司（相当于今天大陆的一级警监），时任九龙区副总指挥官。葛柏自1946年进入警察队伍，其间数度立功，并于1968年至1972年获得殖民地警察服务奖及英女皇警察服务勋章。1971年，香港警务处长接受英联邦指令组成专案组，对加拿大银行的一笔署名“卓柏”的1.2万加元存款户主疑为香港警察一事进行调查。经调查，葛柏的嫌疑最大。但葛柏在香港警署中的关系网很庞杂，很快采取反侦察手段并提出提前退休以逃避调查。专案组在律政司的建议下首次使用《防止贿赂条例》，要求葛柏在一周之内解释其财富来源。

通过对葛柏住所及汽车进行搜查，发现三本账册共计200多页，显示了葛柏受贿的范围及向其行贿的各种黄赌毒馆所，总共受贿所得至少430万港币。专案组决定，如果一周届满葛柏不能解释其全部财产来源便当场逮捕。不想束手就擒的葛柏利用手里的一张警务人员机场禁区通行证，并通过关系买到香港飞往新加坡的机票，从而轻易地于1973年6月8日逃出香港，经新加坡转抵英国。香港民众听说葛柏逃跑，纷纷上街游行，要求港英政

府抓回葛柏。时任港督麦理浩勋爵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委任香港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跑的原因，并检讨时下的反贪工作。百里渠对当时的警察系统所存在的问题十分清楚，对葛柏也有相当的了解，于是，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通称《百里渠报告》。报告中，百里渠反复强调，“葛柏案”早就于两年前即1971年立案调查。之所以没什么进展，关键是因为反贪调查组一直隶属于警务处，无法独立侦查，经常受到各方面力量的掣肘。牵一发而动全身，掣肘的并非葛柏本人，而是警察系统内部。百里渠在报告中历数警察机构的各种弊端，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并制定和实施严厉的反贪污法案。1973年10月17日，港督麦理浩在立法局宣布将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独立的肃贪部门。

1974年2月15日，根据《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香港廉政公署宣告成立。廉政公署的英文写作IndependentCom-missionAgainstCorruption，意为“反贪污独立调查机构”，简称ICAC。廉署建立后，葛柏案件的相关档案都由警务处反贪部门转到了廉署，得到了彻查，终于于1975年将葛柏引渡回香港归案。通过彻查“葛柏案”，廉政公署打了第一个大老虎——葛柏。对此，当年主审“葛柏案”的香港法律界著名人物杨铁梁说：一个高级官员，又是外籍官员，做错事，我们已依照法律去做，做到最好，对香港是好的。我们第一次打倒一只„大老虎‟，这是个好的开始，它告诉我们——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

人，只要是犯了贪污罪，我们都会捉。在香港反贪史上，“葛柏案”开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先例，也为后来廉政公署卓越而有效的反贪工作打开了良好局面。由于廉政公署对“葛柏案”的彻查，为这个反贪机构树立了声誉。其后几十年间，廉政公署一扫香港贪腐风气，成为廉洁的守护神。

从运作制度看，廉政公署拥有制约下的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根据《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等法律规定：“廉政专员直接向港督负责，除港督外，廉政专员不得受其他任何人士的指挥和管辖。”廉政公署拥有独立的调查权，包括搜查、扣押、拘捕等，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而抗拒或妨碍调查者则属违法。同时，廉政公署的人事和财政独立，不受其他部门制约，廉署工作人员不属于公务员编制，从而保证了廉政公署的独立性和打击贪污的力度。

廉政公署的运作机构分为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及社区关系处三大部门。执行处是廉政公署中最大的机构，专职负责反贪案件的举报、调查等任务。防止贪污处的主要职责是设计贪污预防方案，及时发现和堵塞贪污漏洞，这个部门的每个成员都是某方面的专家，会对贪污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具有高度敏感并给予预防设计。社区关系处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反贪宣传。

为防止肃贪反腐的廉政公署走向腐败，香港政府还设立了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对整个廉政公署给予监察。廉署

既有独立的审查权力，又受到广泛制衡。拥有独立的财政支持，但经费须由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和布政司审核。廉署自建立之初至今，法律赋予其在组织机构、办案人员人事特殊编制、财政保障、办案、保护证人等方面的独立性，正是香港肃贪反腐取得成效的制度因素。

仔细审视这个历经桑海沧田的香江小岛，近代的香港被深深打上了英国殖民地文化的烙印。香港总督不仅要保证大英帝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还要从经济上确保英国财团在此的特权地位。尤其在二战后，香港经济腾飞，作为东亚四小龙之一的香港，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腐败的滋生，政府官员、警务人员等受贿索贿横行。“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这既是思念咫尺天涯的祖国，更是期待严明的法治和安宁的生活。从香港法治机器运转来看，自“1843年5月3日香港成立本地立法机构后，现行的英国法律将在香港实施，但不适合本地情况或本地居民及由上述立法机构另行立法取代者除外”。可见，从英国侵占香港初期，英国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就开始适用于香港。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形成了今天香港法律特殊的渊源，即以英国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为基础，结合英国的成文法、香港的条例和附属立法、中国的习惯法以及国际条约形成的混合体。这个法律体系，是英国普通法的分支，适应了香港本土特点而得到发展，尤其是商业法律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成为香港法律的精华。

香港的经济、金融、海关、行政体系、司法体系等，基本上都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来，没有农业社会“讲人情不讲法理”的规则，也不受政治立场所左右，而是以遵循商业运作模式来推动整个香港社会的运转。

第五篇：香港廉政公署反腐纪实观后感

知行合一，臻于郅治

——香港廉政公署反腐纪实观后感

香港，胜在有你同ICAC。

4月4日，燕都新区纪工委组织观看了香港廉政公署35年反腐历程纪录片，随着吕宁思的娓娓讲述，廉署35年的源起、发展、变革如一幅长卷全景展现了香港反腐的历史。

罗马不是一夜建成的，再好的政策没有踏实的工作也无法执行。廉署的成立，上层设计可谓意义深远：独立于港英政府，直接听命于港督，类似的机构也颇见于其他反腐工作较好的国家和地区，这是先决条件，也是反腐的基础。其次在于运作，廉署鉴于政府已完全丧失公信力的形势，从一开始就下了“必抓葛柏”的决心，并不惜以他罪入刑的方式树立自身的权威和公信力。三拳两脚打开局面后，廉署注重联络市民与自身建设，珍惜来之不易的局面，不惧高压、不畏权贵，以市民为本，敢办大案、敢抓巨贪，起到了以点带面、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讲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与国内现行的反腐机制作一比较，相比而言，国内的反腐机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内外不分；二是主体不明。内外不分指的是反腐机构不独立于受监督机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免有所包庇，相互掣肘，更有甚者反腐机构由本该受监督的机构和个人管理与领导，更加丧失了其监督的自由和打击的突然性。主体不明指的是反腐机构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所服务的主体，反腐应当面向民众、做好、坏事除尽。人治虽然温柔但容易钻空子，法制虽难下咽却利于消化。为政者集民之力为民所用，民赋政府权力自然有监督问责政府的合理性。

廉署的发展印证了任何人都不能享有特权，哪怕是总督和特首，这一点需要为政者的决心和信心，如果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对国家和人民的信心，反腐终将是一句空话，国家和民族终将是一个虚弱的胖子。

香港，胜在有你和ICAC。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串脚印，廉署落步坚实、凝聚民心，扛起了香港的繁荣，这一切应为当政者之鉴，吸取之、实践之、发扬之，知行合一，臻于郅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