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香港廉政公署对大陆廉政建设的借鉴意义
河北大学2013届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香港廉政公署对大陆廉政建设的借鉴意义
摘 要
古往今来,腐败问题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它的存在是国家长治久安、国家稳定的大敌。我党虽然在刚建国时就已经强调警惕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随着我国进入市场经济,贪污腐败现象就愈演愈烈,贪污数字也愈来愈骇人听闻,贪腐分子的级别也越来越高,甚至省部级、副国级干部都出现了很多贪腐分子,这些现象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扰乱了正常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阻碍了改革开放和祖国伟大复兴的步伐。
它的存在和膨胀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家也因此下大力度整治腐败。本文主要通过分析香港廉政公署的建立、职权责任、运行方式等,对比内地反腐机关的不足之处,从而找出解决之道,为社会主义繁荣昌盛保驾护航。
关键词:廉政公署;贪污腐败;廉政体系;廉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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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ICAC SIGNIFICANCE FOR CHAINA TO BUILD A CLEAN GOVERNMENT
ABSTRACT
Through the ages,corruption has been a topic of common concern to people,it is the enemy of national security,national stability.Although it has been emphasized in the founding of our party alert to attack enemy “sugar-coated cannonball”,“make sure the comrades continue to remain modest and prudent,person's style of work,make sure the comrades continue to keep to the style of hard struggle”.But with China's entry into a market economy,corruption is intensifying,and digital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corruption,corruption molecular level also more and more high,even provincial level cadres,deputy countries there are many corruption molecules,these phenomena seriously harmed the party and national prestige in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disrupted the normal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and hindered the pac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glorious rejuvenation of the motherland.Its existence and expansion has caused the great attention of the party and state leaders, national regulation corruption and endeavoring to degrees.This paper main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stablishment, functions and powers of the Hong Kong ICAC responsibility, operation mode, etc., compared to the mainland anti-corruption agencies deficiencies, to find out the solution, is the escort of socialist prosperity.Key words:ICAC;corruption ;Integrity system;Integr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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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1
廉政公署简介..............................................................................................................21.1 廉政公署设立的背景...........................................................................................2
1.2 廉政公署的构成及其运作方式......................................................................31.3 廉政公署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52 廉政公署与大陆廉政机关的比较................................................................6
2.1 地位不同......................................................................................................................6
2.2 权力不同......................................................................................................................6
2.3 工作任务不同...........................................................................................................6
2.4 两者的取证方法不同...........................................................................................6
2.5 两者的司法救济不同............................................................................................7 3 对大陆廉政建设的启示.......................................................................................8
3.1 必须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廉政监察机关.................................................8
3.2 加强新闻媒体和人民大众的舆论监督作用...........................................9
3.3 健全廉政建设的司法体系.................................................................................9
3.4 加强公民的廉政文化教育,形成强大的廉政氛围.........................10结语:关于廉政公署的思考..........................................................................1
1参考文献.............................................................................................................................12
致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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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腐败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现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腐败,腐败的历史可谓久远。在对腐败的长期斗争实践中,西方过国家或地区得出了一个真理性的认识“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觉得的腐败”。所以公共权力必须要得到制约,在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一种权力监督与制衡机制。
在众多国家和地区中,反腐倡廉做的比较突出的国家严格来讲并不是很多,像瑞典、英国、新加坡、香港等少数国家或地区。但每个成功的国家或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反腐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但由于政治、历史、文化等多种差异,西方的好多成功经验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并不适用,所以当我们走出国门,去向世界寻求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时,我们必须要慎重,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以便为我们的廉政建设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案。
鉴于此,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香港在反腐倡廉上的成功经验,包括香港廉政公署成立的背景分析、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分析以及香港和大陆廉政机关的对比,从而找出我们的廉政机关的不足之处,以便借鉴香港的成功经验,对我们的廉政建设加以改进,为打造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献计献策。
河北大学2013届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廉政公署简介
1.1 廉政公署设立的背景
香港,现今的“廉洁之都”,曾经是一个贪腐横生的社会,腐败几乎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早在1897年香港就已经明文立法禁止贪污受贿,港英政府也于1948年相仿英国,立法通过了《防止贪污条例》,20世纪50年代,香港还成立了检举贪污组,但香港的贪腐问题依然严重。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批文、办照、拿证、领牌等社会服务需求增多,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机构腐败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日趋严重,普通市民深受其害。警务人员的贪腐问题尤为严重。贪腐问题在其他公共服务机构也同样大量存在,如救护人员要先索取“茶钱”,才肯将病人送往医院;病人要给医院职工“打赏”,才能取得便盆或一杯开水。商人则把贿赂视为促成生意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以至有“不送礼、不行贿”,则“一事无成”的说法。当时流行这样的比喻:贪污就像一辆巴士,你可以上车跟大伙儿同流合污,否则只能够站在路旁默不作声,若有人试图挡在巴士前面,只会被巴士撞倒。①
腐败、贪赃枉法等恶性日益制度化,即使一个正直的人,只要获得了某项公共权力,也很会坠入贪腐的行列。正如著名社会活动家叶锡恩回忆说:“当时,每一个小市民都在受苦。在社区内,每一位店主,每一位小贩都要付黑钱,简直要把他们敲诈至死才肯罢休。”②但对于这些贪腐行径,香港老一辈人和广大劳苦大众均感未能为力,唯有忍气吞声,怨天尤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香港年轻一代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才开始出现不满贪腐的情绪,之后学生大军也响应并参加了声讨政府反腐不力,抵制腐败的运动,香港社会逐渐形成了一股反对腐败倡导廉洁的浪潮。在此情形下,港英政府为了顺应民意,1971年5月制定了《防止贿赂条例》。然而,当时香港的反腐机构——反贪侦办处,一直归警务处管辖,而警界又恰好是贪腐之渊蔽。各警所在辖区内收“保护费”,允许妓院、烟馆、赌场等公开经营,保护费按警衔高低分配,总金额高达10亿港元,利润之丰,连汇丰银行都自愧不如。1973年,香港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超过430万港元财富,是其22年警察工资总和的6倍,怀疑是从贪腐中得来,律政司要求其在一周内解释其财富来源,然而在此间,葛柏竟轻易从香港逃回英国。葛柏潜逃让积怨已久的民怨爆发了,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未能恰当处理贪腐问题,集会获得多数民众响应。他们写着“反贪污,捉葛柏”的口号游行于街头,要求政府缉拿已潜逃的葛柏归案。
这一事件促使当局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以取代警署侦查贪污案件,打击 ①② 陈辉,范红娟.《香港廉政公署研究》[J].观察与思考:2006年:第2页
陈辉,范红娟.《香港廉政公署研究》[J].观察与思考:2006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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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犯罪行为。1973年10月17日,香港麦理浩爵士正式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廉政公署,全力打击腐败。1974年2月,香港立法通过了《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据此,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作为打击贪污行为的一个独立机构正式成立,并获得法律赋予的权力。廉署成立后迅速采取一系列反贪行动,严厉打击政府部门内集团式贪污。廉署经过多次交涉将葛柏从英国引渡回港受审判刑;1975年,指控11名工商巨头行贿;1976年,侦破探长戴福贪污案;1977年,破尖沙咀警署集体贪污案,8个月内拘捕260名警员;1978年,指控118名警员受贿,其中有22名警司。至此,廉署破获23个贪污集团,其中18个属于警方。1978年7月,廉署向港督报告,本港凡10名以上公务员联手贪污之集团已全部粉碎。四年左右的时间,香港警界内的贪腐集团全部被粉碎。有关政府人员的贪污举报比例逐年下降,由1974年的9成下降到今日的整体举报不足3成。时至今日,香港公务员队伍更以廉洁高效而著称。
1.2 廉政公署的构成及其运作方式
廉政公署之所以能有效遏制腐败,这与廉署本身的运作特点是密不可分的。首先,是廉署三管齐下大的反贪策略。作为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仅仅依靠执法以起到恐吓作用,是不足以根治腐败的。当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贪腐之气时,法律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我们需要改变民众对贪腐的态度,并且堵塞制度上贪腐的漏洞。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会停止。邓小平亦言:“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在制度设计方面,廉署从执法、预防和教育三方面入手打击腐败。
第一,执行处。执行处是廉政公署最重要的部门,职责在与调查所有有关涉及《防止贿赂条例》《廉政公署条例》及《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罪行的指控。对于触犯上述三项条例的罪行,调查员有权搜查楼宇,全权行使搜捕权力而无需拘捕令。
该处在全港各区设立办事处,接受市民举报,而后调查案件、搜集证据。执行处处长职位由廉署副专员兼任。执行处接获市民举报后进行调查.它拥有广泛的调查权力。《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赋予其特别权力,可对个人财富或生活水平与公职收入不相称的在职或前政府人员展开调查。然后由律政司根据调查证据做出检控决定。
廉政公署总部设有高度保密的举报中心,昼夜24小时有专人值班,节假日照常办公。对每—个举报,无论事态轻重,执行处都要每天早晨的会议上研究是否立案受理。凡立案受理的案件,在未查明前不得注销。任何案件都要由几个人共同办理,以防徇私舞弊,然后由律政司根据调查证据做出检控决定。决定不立案的举报,则要报请由特别行政区长官(1997年7月前为港督)委任的市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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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审查贪污咨询委员会批准。自1974年至2002年,执行处共调查了50633宗案件,遭检控达11015人。
第二,防止贪污处。人是善恶的共同体,只有健全一整套完善的机制,才能有利于发扬人性善的一面,抑制人性恶的一面。防止贪污出主要负责研究政府组织、公共服务机构和私营组织的运行方式和程序,找出其中容易产生贪污的漏洞,涵盖的范围包括公共采购、人事管理、执法、合约管理、发牌等多个方面,就防止贪腐问题给出建设性意见,设计出最佳的解决方案,以便减少贪污舞弊行为发生的机会。最关键的是能够及时改进,从而有效地堵塞贪腐现象的漏斗,使不法分子没有可乘之机。如果说执行处的任务是使人“不敢贪污”,那么防止贪污处的任务就是使人“不能贪污”。
第三,社会关系处。只有切实改变民众的态度,才能在持久的反贪工作中收到长期实际有效的效果。社会关系处负责教育市民,宣传反腐倡廉之风,宣传腐败的危害,争取市民支持反贪工作。并深入社区推动各界人士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和开展各种活动,提倡社会道德教育和正义观念的建立。香港的成功还有赖于香港刚正不阿的公务员队伍,社会关系处定期为公务员举行防贪培训,并与公务员事务局联手推行“公务员廉洁守正计划”。此外,社会关系处一方面加强与市民的联系,掌握民情;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报纸、广播、电视片等传播媒介和学校教育,使民众充分认识到贪腐的危害性和贪赃枉法的严重后果,旨在使人们“不想贪污”。
廉署三个部门的策略和所执行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其30年的工作经验证明,“三管齐下”标本兼治的反贪方式是有效的,是能使反腐倡廉工作达到极致的。
其次,廉署拥有相对独立的运作体系。廉署不属于香港政府体系,其日常运作与行政也独立于警察及公务员体系之外。1974年制定的《香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规定,港督(97以后为特首)向廉政公署委任廉政专员和副廉政专员,廉政专员直接向港督一人负责,也不得兼任政府职务。公署其他人员全部由廉政专员委任。这些规定确保了廉政公署在调查贪污时不会受到其他机构或人士的干预。当局还不断为其提供充足的权力和资源,使反贪工作收到了长期的效益。从历史上看,出于政治性目的或权宜之计而开展的短期性反腐运动,往往难以获得成功,肤浅、表面和缺乏诚意的反腐运动只会令民众产生不满、失望,甚至产生怀疑,由满怀希望变为极度沮丧。反腐机构的相对独立和政府高层的支持对于反贪工作的完整性和长远效力都显得尤为重要。
廉署的经费亦是以一个独立项目的形式呈交给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97以前为港督)审批,从政府每年的预算中拨出,这就保证了廉署财政的独立。此外,廉署给予其职员丰厚的报酬,这一方面有利于吸引优秀的专业人员,另一方面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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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薪酬微薄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反贪工作者,会比待遇良好的人更易受到贿赂的引诱。
最后,廉政公署有着自身十分完善的防腐机制。法律赋予了廉署广泛的权力,同时也确保了其下辖人员在任何情况下不会乱用权力,廉署的运作受到了一套严谨苛刻的监察与制衡机制的管辖。
廉政专员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委任,并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专员要定期向行政会议汇报重要的政策事项。廉署的职责是调查和搜集证据,但无权指控与《防止贿赂条例》有关的罪行,一切所调查的材料均由律政司决定是否检控。这种程序亦决定了廉署不致滥用权力。廉署在行使某种权利前,须先获法庭的许可,也只有法庭才能对案件做出判决。在做出审判前,廉署会听取法官因顾及调查方法而提出的意见和批评,从而谨慎地研究并对执行程序予以检查,以确保权力不会滥用。按法律规定,廉署须向立法会成交年报,汇报其工作,立法会议员也可在需要时传召廉署人员就重要问题做出回答。由社会贤达40人组成独立的委员会,专责监察廉署各方面的工作,并向廉署提出意见。这四个委员会是:负责审议廉署整体政策的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负责监察执行处工作的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负责各项防贪研究并向廉署建议处理程序的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负责对市民传播反贪信息、提供意见、争取公众支持、打击贪污的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四个咨询委员会每年均提交工作报告,有关报告亦向市民公开,以便于市民监督委员会的工作。为确保运作独立和公正,各委员会主席职位均由非官方人士担任。除四个咨询委员会外,还设立一个独立的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专门监察及检查任何对廉署的工作程序或廉署人员所做的投诉。该委员会也有非官方人士担任主席。另外,香港享有高度的新闻自由和公开性,这使广大市民通过大众媒介更加明了廉署的工作,以增加廉署工作的透明度,便于市民的监督。制度防贪和舆论监督使得廉署的制度得以延续,发挥长久之功效。
1.3 廉政公署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香港社会因为廉政公署而引发了一场“静默革命”,市民大众对贪污的态度亦由无奈接受转变为公开唾弃,且进行积极举报,为建设廉洁社会而努力。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廉政公署已成为香港政治、法律和精神上强大力量的标志。国际著名的反腐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2003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香港位居亚洲第二,仅次于新加坡。香港从昔日的贿赂成风,腐败盛行,成为今天公认为全球最廉洁安全的城市之一,缔造出廉洁的公务员体系,从而吸引了大批国际投资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突飞猛进。自1974年廉署成立至今,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近5倍之多。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8年将香港评选为“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并且指出香港的成功基于四大支柱,而将廉洁的政府列为首位(其他三项分别为:法治精神、独立司法制度及低税制)。
河北大学2013届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廉政公署与大陆廉政机关的比较
2.1 地位不同
廉政公署是一个与所由的政府机构相脱离的独立的反贪机构,其首长廉政专员依法直接向特别行政区长官负责,其职员不隶属香港公务员序列,他们大部分是以合约聘用或借调与香港警方,其财政也有政府预算直接划拨,财政独立。廉政公署及其人员从地位上具有较大独立性,以便其能更好地发挥检察监督职能。相比而言,国内的反贪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内对外都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使其在工作中可能受到各种干扰,承受各种压力,从而不利于反贪工作的开展。
2.2 权力不同
香港廉政公署拥有反贪工作所需的基本权力,此外香港法律还赋予廉署一些特权,比如廉署有权逮捕犯罪嫌疑人,有权搜查可疑的楼宇,扣押犯罪相关的财务,有权调查任何金融机构等。这些权力的合理运用,有效提高了廉署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而我们的反贪机构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权力受到了一些限制,并且由于多重治理结构,权力相对分散,在实际运行中加大了反贪工作的难度,也增加了反贪污贿赂的成本,不利于反贪工作取得长期有效的成果。
2.3 工作任务不同
香港廉政公署“三管齐下”,从执法、预防、教育三个方面入手,十分注重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预防和教育,防止贪污处和社会关系处一方面通过开展广泛的肃贪倡廉的教育工作向社会灌输反腐意识,解释反贪污法例,使肃贪倡廉的理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通过帮助政府社会公共服务组织、私营机构健全防贪机制,完善规章制度和办事程序,从源头上堵塞漏洞。相比较而言我们的反贪机构主要注重事后查办和惩治,虽然也赋予其预防和教育的职能,但其功能和作用发挥不够,预防和教育的效率和效果还有很大差距。
2.4 两者的取证方法不同
香港廉政公署对证人的保护力度比较强,这有助于廉政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对腐败势力的打击。例如《防止贿赂条例》第30条规定,如果回答问题会招致或可能招致举报人、协助人的姓名、地址被纰漏,任何人无需回答任何问题。任何民事、刑事诉讼中,如果作为证据的材料中载有举报人、协助人的姓名,可能使其暴漏身份的内容,法庭必须将一切有关的内容遮掩或删除。相比而言,我国的反贪立法中不仅没有明文要求这些举措却明文要求举报人、协助人、证人等使用真实的姓名、地址,从而不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同腐败分子作斗争,不利于反贪工作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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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两者的司法救济不同
廉政公署外部设有由社会贤达组成的四个委员会,内部设有专门机构对其工作人员和各种行为加以监督,再加上香港极为发达透明的新闻舆论监督,廉政公署的一举一动都是在“阳光”下的。如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受到廉署的侵犯,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自身的司法救济工作。从而真正实现“有权力之处必有救济”的司法公平理念。另外,香港法律也规定了较为完备的对举报人的保护制度。如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30条规定,就本条例所定罪而获得的资料,不得在民事或刑事程序中接纳为证据;在任何民事或刑事程序中,如曾就本条例所订罪行向专员举报资料的人或曾就该罪行向专员提供任何协助的人并非该程序中的证人,则该程序中的任何证人无须披露该举报人或协助人的姓名或地址、或回答任何问题,如该问题的答案会致使或可能致使该举报人或协助人的姓名或地址被披露。此外,在任何民事或刑事程序中,作为证据或可受查阅的任何簿册、文件或字句,如载有材料的包含该举报人或协助人的姓名或描述,或可能致使其身份被披露,则法庭为保护该举报人或协助人免其身份被披露,须著令将该材料的一切有关部分遮掩或涂去。但存在例外的情况:为本条例所订罪行崦进行法律程序的法庭经全面讯问该个案后,如信纳举报人在要项上故意作出明智或相信为虚假或不相信为真实的陈述,或在其他法律程序中,法庭认为如不披露举报人或曾协助专员的人的姓名,会令该程序的当事人不能得到完全公正的处理,则有关法庭可准许查询及可要求详尽披露有关该举报人或协助人的事项。
相比之下,我国的反贪局的自律情况就差强人意了,尤其作为中立的监督机构的不存在,“向老子告儿子的状,哪个老子又不护短呢?”还有我们的媒体大部分都是报喜不报忧的,造成执法机关本身的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更不用说当事人的司法救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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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http://www.studa.net/xingfa/101113/15113287-2.html
河北大学2013届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对大陆廉政建设的启示
由于香港与大陆的廉政机构在成立背景、组织机构、职责权力等存在着诸多不同,所以照搬照抄是行不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互借鉴,借鉴香港在反腐倡廉上的成功经验,从而完善我们的廉政建设,为伟大祖国的复兴保驾护航。
3.1 必须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廉政监察机关
香港廉政公署直接向特别行政区行政首长负责,不受其他机构的命令和控制,其职员的任用经费、预算、行政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均须征询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意见。正因他们的反贪机构是独立的,人员的聘用,经费的开支,职权的行使都不会受到其他行政部门,其他利益群体的制约,因而能够独立行事,畅通无阻地查处贪污腐败案件。鉴于我国现阶段纪检监察机关部门过多,权力过于分散的现状,我认为目前来讲我国在反腐倡廉上最应该做出的举措就是整合现有的全部纪检监察机关,形成一个完全独立的,只对国务院总理负责的监察机关。
目前国内的廉政机关主要有反贪局、纪检委和检察院。反贪局主要负责对国家机关任命的领导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在检察机关立案的标准之下的行为)进行检查处理,其处分属于行政处分;纪检委主要是对各级党组织中的党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违纪行为进行检查监督,其处分属于党纪处分;检察院主要负责司法监督,是对法律执行上的监督。虽然从总体来看这些反贪廉政机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获得了不错的反腐成绩,但由于权力太过分散和本身缺乏独立性,受制于公务员制度及财政等方面的限制,其取得的反贪效果也是有限的,不能根治腐败。所以,要想根治腐败,首先要做的就是集中各方的反腐机构权力于一身,组成一个独立的廉政部门。
既然是独立的部门,那么他就要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财政、人员配备及日常活动均不受政府部门及个人的干扰。就目前来看,国内的主要廉政部门里,纪检委是属于党的廉政机关,也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那么我认为可以把纪检委单拉出来,转变成一个像廉政公署一样的权力集中、地位独立的廉政机关。第一,他的最高长官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国务院总理亲自任命。第二,其下属成员不能在政府兼职,人员任职方式可效仿廉政公署,从社会聘任或直接抽调政府机关里责任心强又有能力的人。第三,财政由国库专项开支,报全国人大审批专项预算,另外给予其职员较丰厚的报酬,这一方面有利于吸引优秀的专业人员,另一方面在于,薪酬微薄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反贪工作者会比待遇良好的人更易受到贿赂的引诱。第四,其内部权力分配按垂直结构体系,下设到各地方政府的下设机构,只对上级负责,不对本级地方政府负责,独立于政府之外,地位高于同级政府。第五,其内部要设立严格苛刻的内部制约机制。首先是建立完善的内部制约规章制度,违反制度者直接开除,不必做任何解释说明。其次是设立相互制约
河北大学2013届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的机构,像廉政公署的内部贤达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部门内部的廉洁行为。第六,内部职员由行政长官委任,只对行政长官负责,要定期向行政会议汇报重要的政策事项。
3.2 加强新闻媒体和人民大众的舆论监督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而主人,所以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最全面的也是最强有力的;而新闻记者又被称为“无冕之王”,是一切见不得光的事的“扫把星”,所以必须要充分发挥人民大众和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舆论监督的载体多种多样,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舆论监督的形式多样,电话访谈、记者采访、实况报道、专家评论等,这使得舆论监督的覆盖面大、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可信度高、社会反响强烈、近年来,各新闻媒体通过多种形式的新闻报道,大力宣传党中央反腐倡廉思想和反腐倡廉的路线方针和战略部署,宣传反腐倡廉工作的新进展、新经验、新成效,开展廉政文化建设,配合反腐倡廉“大宣教”的格局,营造良好的反腐倡廉氛围。新闻媒体通过宣传报道、开辟反腐倡廉专题专栏、摄制电视教育专题片等形式,着力从深层次上分析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原因及其深刻教训,教育了党员干部,威慑了腐败分子。在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闻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独特的监督形式,是有着其自身的特点的:一是公开性。新闻舆论监督是面向公众的,它的监督是通过公开报道、公开讨论表现出来的,它可以最大限度调度整个社会的良知、正义和公理,将各种丑恶现象、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腐败堕落等暴露于阳光之下,使其无藏身之地。二是广泛性。新闻舆论监督在监督对象、监督影响、监督内容方面具有广泛性。报纸、广播、电视等传媒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形成庞大的新闻网,可以在非常广阔的空间把监督信息传播给广大受众。三是及时性。这是由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强决定的。即时的监督,可以使腐败活动尽快被揭露出来,并引起司法、行政等有关部门的介入,也可以使群众及时了解行政部门、公共团体的监督活动。这样就在社会上形成了强大了舆论监督压力,增大了腐败案件东窗事发的可能性,增大了腐败的成本,也就遏制了官员腐败。
3.3 健全廉政建设的司法体系
当前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很完善,很全面,但在某些特定的领域还是存在一些不健全的现象。廉政体系的建设需要一系列完善的廉政法律与之相配套,如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行政强制法》,但令人期盼已久的《行政程序法》还迟迟未能出现,所以说,目前来讲我国关于廉政建设的法律体系还不是特别健全,还需要立法部门的努力,制定出完备的廉政建设法律体系。当然,最迫切的还是《行政程序法》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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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法制健全社会才会更加廉洁,司法完善才会更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监督,所以在完善法律体系的同时也必须完善公民的司法救济渠道,这样才会有利于公民无所惧怕的同腐败现象作斗争。当前由于我们对举报人的保护的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举报人、证人遭打击报复的事情时有发生,打击了举报人和证人的举报和作证的热情,打击了他们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信心和积极性。
3.4 加强公民的廉政文化教育,形成强大的廉政氛围
香港廉政公署为保证反腐倡廉信息迅速传播到社会中去,廉署社会关系处通过电视、报纸、广播、广告等各种大众传播媒介,通过编写电视剧等形式进行宣传,经常提醒市民注意贪污贿赂事件,让市民了解贪污贿赂问题的详细情况及其对社会各方面的危害程度,使市民知道廉署在打击贪污上所采取的行动,以增强市民对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信心。此外,廉署为了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还推行全面的联络计划,直接联络香港各界市民,旨在使廉署和市民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建立广泛的社区联络网,一方面可以向各界市民宣传廉政法律,解释廉政法规,使市民了解廉署的活动,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市民那里征求意见和建议,获得他们对反腐的态度和一些反腐的线索。廉署还经常深入学校,加强对学生的廉政教育,让公民从小认识到贪腐的危害和廉洁的可贵,从小就抵制腐败。这样,香港从上到下就形成了一个反腐的合力,有了反腐的强大社会支持。
我们也必然要借鉴廉署的这一做法,加强公民的廉政教育。利用我们强大的社区组织和各种社会团体、新闻传播媒介等广泛宣传廉政建设的作用,廉政建设的思想,廉政建设的法律法规,使广大人民充分了解我国的廉政建设,了解廉政的法律法规,了解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的途径、渠道和救济方式。学校教育方面也要经常开设有关廉政教育的课程,从小就培养孩子清正廉洁的意识;加强学生廉政法律法规的学习,让学生了解贪污腐败的后果。
河北大学2013届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结语:关于廉政公署的思考
诚然,香港廉政公署也不是最完美的廉政机构,只是适应了香港社会的发展,得到了香港市民的支持,所以廉政公署才取得了今天这样可喜的成绩。香港廉政公署同样需要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对外学习,取长补短,与大陆的廉政机构相互借鉴,这样才有助于其自身的发展。当然,我们在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成功经验时也不能照搬照抄,把廉政公署直接搬到大陆来,这是不现实的,也是十分不科学的。我们在借鉴廉署成功经验时一定要找出其最适合我们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当然我们现在最迫切的还是要整合现有的廉政机关,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权力广泛的、自控力强的、监督制约机制健全的、全新的廉政机构来完成我们的廉政事业,通过执法、预防、教育等多种途径,多管齐下,全力打击腐败行为。同时,还要凝聚整个社会的意识,改变民众对腐败的态度,形成反腐的合力,使腐败没有容身之处。反腐工作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光有一个机构,即使它在健全也很难有大的作为,所以,反腐工作一定要取得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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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荏苒,宝贵的大学生活转眼间就要结束了,回想自己走过的日子不禁感慨万千。大学四年来,我在河大受到了良好的政治学教育,这些离不开老师的谆谆教导,也离不开学校提供的良好学习环境。同时,也对父母多年来的养育之情抱有深深的感恩之情,在临近毕业完成本科学业之时,我要衷心地对父母说一声谢谢!
在论文写成之际,对耿昭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从本次论文的选题到资料的查找再到论文架构的组建方面,耿老师都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虽然不曾上过耿老师的课,但耿老师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学术思维都深深的影响着我。在耿老师的指导下,我对课题有了新的观察视角,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在大学最后的一年里,我的女朋友张兵兵陪我经历了难忘的工作,十分关心我的学习。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她一直在我身边,陪我查阅了大量资料,给予了我很多支持,为论文的完成提供了很多帮助。她在面对困难时一直鼓励我,感谢她能陪我一路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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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谈香港廉政公署的借鉴意义
浅谈香港廉政公署的借鉴意义
王丽娇 201322007 国金1302
摘要: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资本往来的枢纽和中介。香港的廉政建设十分完善,由上及下,具有一整套完整完备的严密监督体系。香港的廉政公署作为香港最重要的廉政部门之一,其发展得益于香港当地的法律环境和政府支持,并取得了长远发展,对世界各国的廉政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013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反腐倡廉的重要作用,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不但为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他个人的“反腐观”再添异彩。
反腐倡廉关键要经常抓、长期抓,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然而提及反腐倡廉,最值得借鉴的当属香港廉政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ICAC)。
二、香港廉政公署
香港廉政公署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独立执法机构。于1974年2月15日根据香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成立,以肃贪倡廉为目标,采取防止、教育及调查三管齐下的方式执行。成立前由香港警察队反贪污部负责相关事项。廉政公署的调查对象初期限为公务员,继而扩展至公共事业机构,进而包括所有私人机构。
该机构设有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关系处三个专职部门和为以上三部门提供服务的一个行政总部, 共1 1 2 9 个职位。廉政公署不属于政府公务员架构, 廉政专员直接向总督负责并报告工作。
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四条规定: 任何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无合法许可或合理解释, 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 诱使公职人员酬谢执行或不执行公务, 均属违法;公职人员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无合法许可或合理解释, 向任何人士索取接受利益, 酬谢执行或不执行公务, 均属违法。
《防止贿赂条例》第九条规定: 任何雇(含私人机构雇员)未得到雇主同意, 私自索取收受与雇主业务有关单位或人员的利益, 均属违法。第十条规定: 公务员享受的生活程度、拥有的财富与公职收入不相称,未能向法庭作出圆满解释, 属于违法。
香港廉署在反腐倡廉反贪污方面具有很大的权力,拥有调查权、执法权等。在香港生活中,倘使被香港廉政公署邀请去“喝咖啡”,则往往说明有一定的财务和廉洁问题。廉署根据香港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以下几项权力:
(1)调查任何涉嫌滥用职权、敲诈勒索的罪行;(2)调查任何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的罪行;(3)拘捕权(无需拘捕令);(4)搜查住宅、扣押证物证据权;(5)其他特殊接获证言证据权。
然而权力不是无限扩张的,为了达到廉署权力的制衡和制约,对廉政公署又有严格的监督监察, 有严密的权力制衡机制。
(1)五个独立的咨询委员会制衡廉政公署的工作;(2)廉署内部也有高素质的监察人员和严格的监察制度, 廉署内部的问题总是最早被现和解决;(3)市民的监督;(4)新闻传媒的监督;(5)律政司决定是否起诉;(6)合约形式聘用雇员, 随时可立刻决定解雇人员(不必作出解释)。香港廉署以其职能的独特性和严密性独立于政府公职之外。廉署的存在也为香港的廉政建设提供了一道坚不可摧的保障。廉署有以下几点服务承诺:
(1)廉署认为必要, 会立即会见具名举报贪污者;最迟也将在4 8 小时内会见举报者, 并尽快告知结果;(2)若所举报案件并非贪污或并未构成违法, 也将在4 8 小时内通知举报者, 并告诉是否已转到其他有关部门办理。
(3)市民要求提供防止贪污建议, 4 8 小时内通知市民己接获其要求, 并尽快回复;(4)市民要求提供倡廉教育或有关资料, 廉署会在48 小时内接见该市民, 并回复送达。
三、香港廉署成功的原因
廉署的成功模式值得我们借鉴。至今为止,香港廉署肃清贪腐案多达千记,成功为香港竖起一道防火墙。廉政公署卓有成效的肃贪工作, 保证了政府和社会公共机构尽责、廉洁、高效运行, 赢得了港人的广泛赞誉。香港的成功有其必然的环境因素的影响。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和信息中心。香港廉政公署成功的肃贪工作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1)香港政府和特首的大力支持(2)财力物力权力的支持;(3)得益于其严密规范的法律体系;(4)廉署得当合适的处事作风
四、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反腐败是各国、各地区政府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和任务:针对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形势, 如何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工作, 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一是健全法制, 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反贪立法工作, 要形成严密完整的法律体系, 使犯罪分子无隙可乘;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经济犯罪, 做到有法必依, 违法必纠, 执法必严。坚实严密的法律体系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保障,法律是我们对付贪污分子和腐败分子的重要武器。
二是改革现行体制, 独立设置司法检查部门,专门针对解决贪污问题,直接对领导负责。避免出现官官相护、沆瀣一气的现象。
三是赋予纪检监察部门有效行使职责的权力。有权出席同级党委和行政部门召开的会议, 参与单位重大问题的决策,;赋予纪检监察部门在干部问题上更大的监督权限, 实行一票否决制;纪检监察干部的任免, 要征得上级纪检监察部门的同意;其他干部的任免, 要征求同级纪检监察部门的意见, 不廉洁的干部一律不得提拔、重用、评优
四是建立严格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纪检监察部门、反贪部门接获群众举报后,对案件的处理由专门委员会集体讨论表决决定, 避免拘私舞弊和随意性。要特别重视内部监督监察工作。发挥新闻传媒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第三篇:透视香港廉政公署
透视香港廉政公署
作者:陈辉
廉署制度诞生于贪婪的岁月
素有“廉洁之都”的香港,曾经是一个腐败盛行的社会,贪污是香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虽然早在1897年,香港已有法例明文禁止贪污贿赂,政府于1948年仿效英国法律,立法通过了《防止贪污条例》,20世纪50年代,香港警队成立了检举贪污组,但贪污仍然日益猖獗。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经济迅猛发展,批文、办照、拿证、领牌等社会服务需求随之增多,政府部门、公共机构贪污受贿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日趋严重,普通市民深受其害。警务人员的贪污问题尤为严重。贪污问题在其他公共服务机构也同样大范围存在,如救护人员要先索取“茶钱”,才肯将病人送往医院;病人要给医院职工“打赏”,才能取得便盆或一杯开水。商人则把贿赂视为促成生意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以至有“不送礼、不行贿”,则“一事无成”的说法。当时流行这样的比喻:贪污就像一辆巴士,你可以上车跟大伙儿同流合污,否则只能够站在路旁默不作声,若有人试图挡在巴士前面,只会被巴士撞倒。
受贿、分赃等枉法行为逐渐变得制度化,即使正直和诚实的人们一旦获得了某种公共权力,也会很快堕入腐败的行列。社会活动家杜叶锡恩回忆说:“当时,每一个小市民都在受苦。从置区内每一位店东,街市每一位小贩都要付黑钱,简直要把他们勒诈至死才肯罢休。”对于这些腐败行径,香港市民尤其是年长一辈和劳工阶层均感无能为力,惟有忍气吞声。及至20世纪60年代,民间的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当中开始浮现不满贪污的情绪,其后学生也响应参与反贪污运动,香港社会逐步形成了声讨贪污恶行和批评政府打击贪污不力的浪潮。在此情形下,1971年5月,港英当局发布《防止贿赂条例》,条例规定的罪行有8项。凡公务员及其家属所有之财产与合法职务收入不相符,又不能对其来源合理解释,则认定其部分财产为非法收入,予以没收。当事人不仅要受法律制裁,还不得再出任公务员。但反贪侦办一直归警务处管辖,而警界恰恰是贪污、受贿之渊薮。各警所在辖区内收取“保护费”,允许妓院、赌场公开经营,保护费按警衔高低分配,总金额高达10亿港元,利润之丰,连汇丰银行都自愧弗如。1973年,香港总警司葛柏(Peter Godber)被发现拥有逾430万港元财富,是其22年警察工资总和之6倍,怀疑是从贪污中得来。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然而,在此期间葛柏竟轻易从香港逃到英国。葛柏潜逃令积聚已久的民怨立即爆发。学生们走上街头示威,宣泄不满,抗议政府未能恰当处理贪污问题,集会获得众多民众的响应。他们手持写着“反贪污、捉葛柏”的横额游行于街上,要求政府缉拿潜逃的葛柏归案。
这一事件促使当局决定设立一个新的机构,以取代警署侦查贪污案件,打击贪污犯罪行为。1973年10月17日,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Murray Maclehose)正式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廉政公署(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全力打击贪污。1974年2月,香港立法通过了《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据此,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作为打击贪污行为的一个独立机构正式成立,并获得法律赋予的权力。廉署成立后迅速采取一系列反贪行动,严厉打击政府部门内集团式贪污。廉署经过多次交涉将葛柏从英国引渡回港受审判刑;1975年,指控11名工商巨头行贿;1976年,侦破探长戴福贪污案;1977年,破尖沙咀警署集体贪污案,8个月内拘捕260名警员;1978年,指控118名警员受贿,其中有22名警司。至此,廉署破获23个贪污集团,其中18个属于警方。1978年7月,廉署向港督报告,本港凡10名以上公务员联手贪污之集团已全部粉碎。四年左右的时间,警队内的贪污集团被彻底瓦解。有关政府人员的贪污举报比例逐年下降,由1974年的九成减至近年只占整体举报的三成。时至今日,香港公务员队伍更以廉洁和效率而著称。
香港社会由此掀起了一场“静默的革命(quiet revolution)”。市民大众对贪污的态度亦由无奈接受转变为公开唾弃,且进而积极举报,孕育廉洁社会(clean society)。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廉政公署已成为香港法律、政治和精神上强大力量的标志。著名反腐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2003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香港位居亚洲第2位,仅次于新加坡。香港从昔日的贿赂成风、贪污盛行,成为今天被公认为全球最为安全廉洁的城市之一,缔造出安居乐业、廉洁的公务员体系,从而吸引了大批国际投资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突飞猛进。自1974年廉署成立至今,香港生产总值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增长达5倍之多。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8年将香港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并且指出香港的成功基于四大支柱,而将廉洁的政府列为首位(其他三项分别为:法治精神、独立司法制度及低税制)。
廉署组织制度的运作
廉署之所以能够有效遏制腐败,这与廉署组织制度的运作是相辅相成的。首先是三管齐下的反贪策略。作为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仅仅依靠执法以起阻吓作用并不足以根治贪污问题。当整个社会弥漫着腐败之气,法律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我们需要改变民众对贪污腐败的态度,同时堵塞制度上贪污之漏洞。廉署在制度设计方面,从执法、预防及社区教育三方面打击贪污。
廉署实行四级编制。专员以下设一个行政总部和三个处级业务部门。处以下设科,由助理处长级官员主管,科以下设组。2002年年底编制为1356个职位,在职总人数为1308人。廉署各级人员以合约形式受聘,合约期为两年半,合约届满
时,可在双方同意下续约。廉署“长俸制”的职员只有87人,占职员总数的7%。执行处(Operations Department)是廉政公署最重要的部门,职责在于调查所有涉及触犯《防止贿赂条例》、《廉政公署条例》以及《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罪行的指控工作。调查员有权搜查楼宇,全权行使拘捕权力而无须拘捕令。该处在全港各区设立办事处,接受市民举报,而后调查案件、搜集证据。执行处处长职位由廉署副专员兼任,拥有广泛的调查权力。《防止贿赂条例》第10条赋予其特别权力,可对个人财富或生活水平与公职收入不相称的在职或前政府人员展开调查,然后由律政司根据调查证据做出检控决定。
廉政公署总部设有一个高度保密的举报中心,昼夜24小时有专人值班,节假日照常办公。对每一个举报,无论事态轻重,执行处都要在每天早晨的会议上研究是否立案受理。凡立案受理的案件,在未查明前不得注销。任何案件都要由几个人共同办理,以防徇私舞弊,然后由律政司根据调查证据做出检控决定。决定不立案的举报,则要报请由特别行政区长官(1997年7月前为港督)委任的市民和政府高级官员组成的审查贪污咨询委员会批准。自1974年至2002年,执行处共调查了50633宗案件,遭检控达11015人。
人是善恶同体的高级动物,只有建立一种健全的机制,才会有利于张扬人性善的一面,抑制人性恶的一面。防止贪污处(Corruption Prevention Department)主要负责研究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的工作方式和程序,找出容易产生贪污的漏洞,涵盖的范围包括公共采购、人事管理、执法、合约管理、发牌及管理调控等多个方面,就防贪问题做出建议,设计出最佳的解决方案,以便减少贪污舞弊行为可能出现的机会,并且加以改善,从而有效地堵塞贪污的机会和漏洞。如果说执行处旨在使人们“不敢贪污”,防止贪污处则旨在使人们“不能贪污”。
只有切实改变公众的态度,使得整个社会形成廉洁文化的氛围,才能在反贪污工作中收到长期的效果。社区关系处负责教导市民,宣扬肃贪倡廉风气,认识贪污的危害,争取市民积极支持反贪工作,并深入社区推动各界人士采取积极预防的措施和各种活动,提倡社会道德教育和正义观念的树立。香港的成功有赖于诚信不阿的公务员队伍。社区关系处定期为公务员举行防贪培训,并与公务员事务局联手推行“公务员廉洁守正计划”。社区关系处一方面加强与市民联络,掌握民情;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报纸、讲座、书籍、海报、电视片等大众传媒的宣传和学校教育,使民众认识贪污的危害性以及贪污受贿的严重后果,旨在使人们“不想贪污”。笔者在廉署访问之际翻阅了他们为青少年儿童制作的生动活泼的图书画报,使其自小建立正确价值观,倡导诚信教育,建立廉洁公平社会,力求在全社会形成廉洁光荣、贪污可耻的氛围。廉政公署得到了香港民众广泛支持,近年来进行的民意调查均显示,接近99%的市民支持廉署的工作。
廉署三个业务部门的策略及所执行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30年的经验证明,标本兼治“三管齐下”的反贪方式方使肃贪倡廉工作达到和谐与相互协调的效能。
其次,廉署拥有相对独立的运作体系。廉署不属于香港政府体系,其日常运作及行政亦独立于警察及公务员体系之外。1974年制定的《香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规定:由港督向廉政公署委任廉政专员和副廉政专员;廉政专员直接向港督一人负责,廉政专员亦不得兼任政府之职务。公署其他人员全部由廉政专员委任。这些规定确保了廉政公署在调查贪污(包括涉及警队的指控)时不会受到其他机构或人士的干预。当局还不断为其提供充足的权力与资源,使反贪污工作收到了长期的效益。2003年11月笔者在廉署访问时,廉署官员周兴业主任对笔者说:“直属于特首的廉政公署,拥有绝对的监察权力,即使特首本身犯下了贪污罪行,也一样要被查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国传统社会的法制理想在香港有着付诸实践的可能与机会。从历史上看,若出于政治目的或权宜之计而开展的短期性反贪污运动,不但往往难以获得成功,并且只会令民众感到失望、不满,甚至产生怀疑,由满怀希望变成极度沮丧。反腐败机构监察的独立性和政治高层的以身作则对于反贪污工作的完整性和长远效力都显得非常重要。廉署的经费亦是以一个独立开支总目的形式呈交特别行政区长官(1997年7月前为总督)审批,从政府每年的预算中拨出。廉政公署给予其职员较丰厚的报酬,这一方面有利于吸引优秀的专业人员,另一方面在于,薪酬微薄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反贪工作者会比待遇良好的人更易受到贿赂的引诱。
再次,香港廉政公署有着良好的自身防腐机制。廉署的运作受到一套严谨的监察与制衡制度(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的管辖。要确保辖下人员在任何情况下不会滥用权力。
廉政专员由行政长官委任,并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专员要定期向行政会议汇报重要的政策事项。廉署的职责是调查和搜集证据,但无权指控与《防止贿赂条例》有关的罪行。一切所调查的材料均交由律政司全权决定是否检控。这种程序亦保障廉署不致滥用权力。廉署在行使某种权力前,须先获法庭许可,只有法庭才能对案件做出判决。在做出审判前,廉署会听取法官因顾及调查所用的方法而提出的意见和批评,从而谨慎地研究并对执行程序予以检查,以确保权力不会被滥用。按法例规定,廉署须向立法会呈交年报,汇报其工作,立法会议员亦可在需要时就重要事项传召廉署人员回答提问。由社会各界贤达40人组成四个独立的委员会,专责监察廉署各方面的工作,并向廉署提出意见。这4个委员会是:负责审议廉署整体政策的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负责监察执行处工作的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负责各项防贪研究并向廉署建议处理程序的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负责对市民传播反贪信息、提供意见、争取公众支持、打击贪污的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四个咨询委员会每年均提交工作报告,有关报告亦须向市民公开,便于市民监督各委员会的运作。为确保运作独立和公正,各咨询委员会
主席职位均由非官方人士出任。除四个咨询委员会外,还另设一个独立的廉政公署事宜投诉委员会,专门监察及检查任何对廉署的工作程序或廉署人员所作的投诉。该委员会由非官方人士担任主席。香港享有高度的新闻自由与公开性,这使广大市民通过大众媒介更加明了廉署的工作,以增加廉署工作的透明度,便于市民监督。制度防贪和舆论监督也使得廉署制度得以延续,发挥长久之功效。腐败犹如瘟疫,不仅使国家、社会及个人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而且也扭曲了经济环境,破坏了民主法治,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成为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面临的共同问题。国际社会一直在积极寻求根治腐败的良策。厉行三十多年的廉政制度,足以成为两岸三地华人社会治理的重要资鉴。香港经验给我们的启示在于:仅仅依靠事后的惩戒是远远不够的,对腐败的全面预防,从源头上治理腐败,营造出清廉、效率的社会氛围和官场文化也许是行之有效的长远方法。
第四篇:香港廉政公署的缘起
香港廉政公署的缘起
2013-01-07 第09版:中外历史
作者:徐华娟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357
香港廉政公署的建立缘起于上世纪 70年代轰动一时的“葛柏案”。葛柏是香港英籍警察,总警司(相当于今天大陆的一级警监),时任九龙区副总指挥官。葛柏自1946年进入警察队伍,其间数度立功,并于1968年至1972年获得殖民地警察服务奖及英女皇警察服务勋章。1971年,香港警务处长接受英联邦指令组成专案组,对加拿大银行的一笔署名“卓柏”的1.2万加元存款户主疑为香港警察一事进行调查。经调查,葛柏的嫌疑最大。但葛柏在香港警署中的关系网很庞杂,很快采取反侦察手段并提出提前退休以逃避调查。专案组在律政司的建议下首次使用《防止贿赂条例》,要求葛柏在一周之内解释其财富来源。
通过对葛柏住所及汽车进行搜查,发现三本账册共计200多页,显示了葛柏受贿的范围及向其行贿的各种黄赌毒馆所,总共受贿所得至少430万港币。专案组决定,如果一周届满葛柏不能解释其全部财产来源便当场逮捕。不想束手就擒的葛柏利用手里的一张警务人员机场禁区通行证,并通过关系买到香港飞往新加坡的机票,从而轻易地于1973年6月8日逃出香港,经新加坡转抵英国。香港民众听说葛柏逃跑,纷纷上街游行,要求港英政
府抓回葛柏。时任港督麦理浩勋爵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委任香港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跑的原因,并检讨时下的反贪工作。百里渠对当时的警察系统所存在的问题十分清楚,对葛柏也有相当的了解,于是,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通称《百里渠报告》。报告中,百里渠反复强调,“葛柏案”早就于两年前即1971年立案调查。之所以没什么进展,关键是因为反贪调查组一直隶属于警务处,无法独立侦查,经常受到各方面力量的掣肘。牵一发而动全身,掣肘的并非葛柏本人,而是警察系统内部。百里渠在报告中历数警察机构的各种弊端,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并制定和实施严厉的反贪污法案。1973年10月17日,港督麦理浩在立法局宣布将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独立的肃贪部门。
1974年2月15日,根据《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香港廉政公署宣告成立。廉政公署的英文写作IndependentCom-missionAgainstCorruption,意为“反贪污独立调查机构”,简称ICAC。廉署建立后,葛柏案件的相关档案都由警务处反贪部门转到了廉署,得到了彻查,终于于1975年将葛柏引渡回香港归案。通过彻查“葛柏案”,廉政公署打了第一个大老虎——葛柏。对此,当年主审“葛柏案”的香港法律界著名人物杨铁梁说:一个高级官员,又是外籍官员,做错事,我们已依照法律去做,做到最好,对香港是好的。我们第一次打倒一只„大老虎‟,这是个好的开始,它告诉我们——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
人,只要是犯了贪污罪,我们都会捉。在香港反贪史上,“葛柏案”开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先例,也为后来廉政公署卓越而有效的反贪工作打开了良好局面。由于廉政公署对“葛柏案”的彻查,为这个反贪机构树立了声誉。其后几十年间,廉政公署一扫香港贪腐风气,成为廉洁的守护神。
从运作制度看,廉政公署拥有制约下的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根据《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等法律规定:“廉政专员直接向港督负责,除港督外,廉政专员不得受其他任何人士的指挥和管辖。”廉政公署拥有独立的调查权,包括搜查、扣押、拘捕等,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而抗拒或妨碍调查者则属违法。同时,廉政公署的人事和财政独立,不受其他部门制约,廉署工作人员不属于公务员编制,从而保证了廉政公署的独立性和打击贪污的力度。
廉政公署的运作机构分为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及社区关系处三大部门。执行处是廉政公署中最大的机构,专职负责反贪案件的举报、调查等任务。防止贪污处的主要职责是设计贪污预防方案,及时发现和堵塞贪污漏洞,这个部门的每个成员都是某方面的专家,会对贪污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具有高度敏感并给予预防设计。社区关系处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反贪宣传。
为防止肃贪反腐的廉政公署走向腐败,香港政府还设立了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对整个廉政公署给予监察。廉署
既有独立的审查权力,又受到广泛制衡。拥有独立的财政支持,但经费须由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和布政司审核。廉署自建立之初至今,法律赋予其在组织机构、办案人员人事特殊编制、财政保障、办案、保护证人等方面的独立性,正是香港肃贪反腐取得成效的制度因素。
仔细审视这个历经桑海沧田的香江小岛,近代的香港被深深打上了英国殖民地文化的烙印。香港总督不仅要保证大英帝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还要从经济上确保英国财团在此的特权地位。尤其在二战后,香港经济腾飞,作为东亚四小龙之一的香港,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腐败的滋生,政府官员、警务人员等受贿索贿横行。“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这既是思念咫尺天涯的祖国,更是期待严明的法治和安宁的生活。从香港法治机器运转来看,自“1843年5月3日香港成立本地立法机构后,现行的英国法律将在香港实施,但不适合本地情况或本地居民及由上述立法机构另行立法取代者除外”。可见,从英国侵占香港初期,英国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就开始适用于香港。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演变,形成了今天香港法律特殊的渊源,即以英国的普通法和衡平法为基础,结合英国的成文法、香港的条例和附属立法、中国的习惯法以及国际条约形成的混合体。这个法律体系,是英国普通法的分支,适应了香港本土特点而得到发展,尤其是商业法律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成为香港法律的精华。
香港的经济、金融、海关、行政体系、司法体系等,基本上都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来,没有农业社会“讲人情不讲法理”的规则,也不受政治立场所左右,而是以遵循商业运作模式来推动整个香港社会的运转。
第五篇:香港廉政公署反腐35年观后感
浅谈反腐倡廉
——香港廉政公署反腐35年视频观后感
没有一个机构是没有贪污欺诈现象的,无论是政府还是共有、似有组织。如何反腐倡廉一直没有一个完美的指导思想,但这不意味着反腐倡廉是白费功夫可有可无的事情。
看完香港廉政公署为反腐而做的努力后,我真的感慨良多,同时对如何反腐倡廉也有了一点小小的心得。
香港,弹丸之地,因成了英殖民地而战乱后经济搭上资本主义快车迅速发展,在那个中国大陆还在搞革命,闹腾不休的时候,香港已经悄悄地崛起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然而,钱多了,分配的就容易出现问题,香港也面临着这种分配不均的局面。原本分配确实无法达到绝对的公平,但是却有人在破坏着相对的公平。这其中就有贪污的现象。
天下纷纷,皆为利来。在经济一味地腾飞而制度跟不上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漏洞便付出水面,为居心不良者所利用。各行各业开始盛行潜规则,没钱无人为你办事。而单纯的这种钱与劳动力的交换也不算特别大的问题,真正的贪污,是涉及到了钱与权的交易。
当各类官员不分大小,都钻了制度的漏洞,把贪婪的手伸向原本就贫困的人民百姓的时候,当时香港的监管部门可谓是不给力,简直形同虚设。甚至监守自盗,也加入了贪污的行列。久而久之,官场潜规则也就越来越明目张胆了,结党营私,组队贪污的现象日益泛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仔细一看也不难明白,毕竟当时的监管部门是隶属与警察局的,一个跟警局乃至整个政界都有着千丝万缕利益关系的一个部门。这样一个如何可以大刀阔斧,公正无私地执行着监督、调查和惩罚呢?
一个“五亿探长”葛柏爵士的高金额贪污案的浮出水面,成为了香港人民惩治贪污犯罪和建立一个真正能够达到反腐作用的部门的一个契机,也是香港反腐斗争开始的一个导火线。
从那一刻起,香港的廉政公署正式成立,独立于其他任何部门,只向特首和法院负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因为这样一来,廉署就不会打到自己的上级,也不会打到跟廉署有利益纠纷的部门,这跟美国三权独立的思想也有共通之处。这一点,首先奠定了廉署存在的合理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在一个几乎全体腐败的地方,一个微不足道,无势力,无靠山的部门要开展反腐工作,那个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没有部门内部的自律制度和特首的首肯,民众的支持以及对反腐工作的信心,廉署可能最终也是一个花瓶部门。
新官上任三把火,廉署刚设立就敢于跟“大老虎”叫嚣,这也是廉署能得到人民支持的一个重大原因。廉署的前期个案,一定要典型,一定要办赢,也许其中手段用尽,但是给民众留下廉署不是花瓶的印象,这就足够让民众积极配合和支持廉署的工作了。
廉署的成功之处还有一点,就是为线民保密的工作做得好。举报犯罪如果会给自己带来伤害,那么民众肯定很少人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举报犯罪能得到酬劳和保护,那么本着“量利”而行的民众,自然会积极参与,从民间扩大廉署的打击范围,减轻廉署的调查压力。
而无论廉署拥有多大的权力,廉署有多大的民众支持率,归根结底,如果香港不是一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社会,那么这一切都是浮云。香港的法制建设非常健全,连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能规定好,这给了廉署以及其他的监管类部门一个支撑点,可以有底气地对有问题的人进行问责。
计算机10级3班林少优
201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