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容沃 中国古典智慧才是人类的未来
金容沃:中国古典智慧才是人类的未来
嘉宾简介:金容沃,韩国国师,明星学者,中国模式论支持者。出生于1948年,早年毕业于高丽大学哲学系,后来相继获得台湾大学哲学硕士、东京大学哈佛大学哲学博士、韩国圆光大学汉医学士。1999年底,他在电视台开讲“老子与二十一世纪”的哲学节目,不仅收视率空前,连金大中总统都是他的忠实观众。他迄今出版了六十多本著作,大部分都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是20世纪80~90年代大学生的必读书。从1999年至今,他先后通过韩国主流的电视媒体,将中国古籍《论语》、《道德经》、《金刚经》等以现代的脉络再次诠释,制作出了极受欢迎的节目,风靡全韩国。
访谈人:袁训会
研读中国古典是为了回到哲学的源流
袁训会:金老师,首先欢迎您来到中国,同时也祝贺您的著作在中国出版。据我对您有限的了解来讲,您应该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也就是说懂的方面比较多,所以,我今天的问题会比较广泛,不会局限于您的这本书。
金容沃:我基本可以算作是一个古典学者。从我的读书历程来讲,我受过很严密的文献学训练,读了很多方面的古典,不单中国古典、1 / 23
韩国古典、日本古典和印度古典等东方哲学,而且还有希腊古典和拉丁古典等西方哲学,用你们中国的话来讲,我读过很多文史哲方面的东西。但作为学者来讲,最重要的精神还是批判精神,我个人在韩国的现实中也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会比较坦率地回答你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袁训会:好,那我们正式开始。
据我了解,在韩国,您所从事的工作和研究主要是介绍和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那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机缘促使您开始研究中国文化?
金容沃:毫不谦虚地说,在韩国推广中国古典方面,我是最有贡献的。但至于什么样的动力促使我研究中国古典,我想还得从我的成长和学习经历说起。我出生在一个士大夫家庭,很小就读过《千字文》等中国古典作品,某种程度上来讲正式家庭的这种儒家背景,奠定了我研究中国古典的基础。但是到中学以后,我们的教义成了完全西化的教义,加之那时正值朴正熙的独裁统治,我们没有什么自由的活动,也就一段时间放下了对中国古典的研读。但在这个时间段,我却因为患了关节炎的原因,在武术方面下了不少功夫。
上大学以后,我首先念的是生物学,因为我很喜欢农村、乡下、自然,所以我念了生物学。但是渐渐地由于身体原因,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我常常想,我为什么生病,为什么这么痛,基于此,我到了
/ 23
基督教神学院,因为我想从上帝那找到答案。但是,随着学习地深入,我发现神学的学问太狭窄,因为作为神学来讲,它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神的存在”,这样的学问我觉得不好,因为在我看来,无前提的学问才是真学问,而哲学正是如此,所以我又转到了哲学系。
但那时统治韩国的是右翼独裁政权,在哲学系,为了与之做斗争,研读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时髦,当时学者中的聪明人和leadership,讨论的都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毛泽东语录》。但我始终觉得要是把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辈子的事业,不是很甘心,因为它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西方启蒙主义的末流。
直到哲学系三年级,一次,一个很伟大的台湾学者来学校讲学,他向我们介绍了道家。听完之后我很受启发,于是找来老子的《道德经》研读,很坚定地认为这个应该是我走的路,应该回到哲学的源流,而不是学西方哲学的末流。
在我看来,中国古典不是中国特殊的古代文化,而是人类思考的源流,于是我作为思想者的道路便从中国古典这儿开始了,直到现在,我这一辈子也没有为走这条路而怀疑和后悔过。
1960年代,在韩国没人专攻中国哲学,当时甚至认为应该丢掉中国古典,但我却开始了自己的研读之路。现在的韩国,思想环境都变味儿了,变得更多元。但是现在的我更有用,因为虽然民主化了,3 / 23
独裁政权也完了,但是资本的力量却变得很强大,同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急需中国哲学的智慧。
中国再造儒家文化将比其他国家更有效
袁训会:您说为了回到源流,于是开始研读中国古典,而据我所知,这些古典里边除了您前边提到的《道德经》之外,实际上更多的是像《中庸》和《论语》这样的儒家文化经典。
众所周知,儒家文化的源流在中国大陆。可在现实中却出现了这么一个悖论,那就是作为源流的中国大陆,在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上,远不及韩国、日本、新加坡和台湾地区,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金容沃:也不能这么说。当然,我在这个饭店吃饭的时候,年轻的服务员小姐,看起来没有礼貌,但这在中国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至于你提到,韩国、日本、新加坡和台湾更多地保留了儒家文化原来的面貌,也要看怎么理解,因为作为文化来讲,他的核心也是一直在变化中,也就是说,文化是不断地创新和改变的。
但话又说回来,且不说日本、新加坡和台湾,就我看到的情况来讲,韩国的儒家传统确实比较强,而且保留和延续了很多中国古代的礼仪,比如孔庙的大祭或者宗庙的大祭,在韩国,单个家庭的祭祀很复杂,而且平常的家庭也有祠堂。
/ 23
但说到底中国还是中国,中国本身特有的文化传统比任何国家都强,如果中国再创造儒家文化,可以比别的国家更reactivate。
因为,我认为中国人从周代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人文精神之旅,诞生了去神化的价值文明。而且,这种文明延续到春秋战国时代后,就变得很丰富、很多元了。自那之后,外来的文化很少能穿过它的墙壁,对其构成强有力的冲击。纵观中国历史,透过这堵墙,穿过来的外来文化前后也就两种,一种是佛教文化,佛教虽然是印度人所创的宗教,但是它一被传到中国,就经历了被彻底中国化的过程。复杂的唯识哲学也被翻译成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有格律的诗,印度佛教多元的教义与论述,经过天台宗与华严宗庞大的中国化论述之后,最后升华成为禅佛教非常简洁独特的诗的境界,这个过程我称之为佛教的“论语化”。第二个冲击则是马克思主义,它的传入很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制度和社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虽然,中国现在的“共产主义”也早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一套了,但它仍然需要进一步地变化。
有必要对“共产主义”进行再解释
袁训会:是不是说,它也应该像佛教那样,汲取一些中国本土的传统资源的东西在里边。
金容沃:对,把共产主义“论语化”,使之成为“禅共产”。
/ 23
袁训会:实际官方的意识形态里也会说到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只不过跟您所表达的意思不太一样。他们宣扬的是一种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直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每一个领导人任内,对于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有一些不同的提法。当然,这些跟您提到的“论语化”是有区别的。
金容沃:我是就抽象和广泛的文化形态来谈的,中国大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讲的都是理念化,而且他们靠这个吃饭。如果马克思主义完全变了的话,他们可能会丢掉饭碗,所以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发生激烈的改变,而且他们还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太radical change,中国的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发生崩溃。
但其实我们指向的社会目标或者人生目标都是很普通的价值,诸如平等、自由等等,共产主义最先传到中国也是为了实现这些基本价值,但到了今天,它本身没有必要成为一个理念化的东西,因为它已经不再是原来那套意识形态了,信服它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因此,我认为现在高喊“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主义,有必要更彻底地进行“格义”,融合中国古典的精神,用孔孟的语言而不是马克思的语言,融合进前边所讲的普通价值,对其进行再解释。
不能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标准来衡量中国
/ 23
袁训会:我注意到,网上一些介绍您的简历里边,提到您是中国模式论的支持者,当然,我不确定他们这个概括准不准确。实际上,即便是在中国国内,“中国模式”都是一个争议颇大的概念和提法,而您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古典的韩国学者,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来支持它的呢?
金容沃:不能说我是“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情况是这样的,在韩国,由于接受了西方的反共教育,很大一部分人对共产党是不太有好感的,他们既不懂共产党,又害怕它。而且,韩国还有《反共法》,触犯了相关法律还是很大的罪。但是,我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讲,共产主义和基督教都一样是西方的理念。
而我在说“中国模式”论的时候,主要指的是中国应该利用现在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模式,而且这种模式离不开作为权力基础的中国共产党。而很大一部分韩国人,由于所受的教育,更多地是以一种西方视角来看中国,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更给老百姓更多自由、中国应该搞民主选举等等,但这些都是西方的概念。我则反对这种按外来理念或者意识形态标准来看中国,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有人说我金容沃支持中国模式。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中国模式”的理念形态,但是我始终认为中国人还是应该发展自己的路。
高级阶层的腐败已成中国最大问题
/ 23
袁训会:您刚才也说了,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共产主义,都承认像自由、民主、平等这类普世价值,但在不少人看来,今天的中国远远没有实现这些价值。
金容沃: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在韩国我是激进思想者的代表,主张跟中国共产党和谐相处,支持“中国模式”,这些对韩国人来讲,都是过激的提法。但到了这边,我的思想却显得很保守了。但我知道,如果中国真的按刘晓波他们设想的那样发展,也是有问题的。诚然,今天的中国社会是有很多问题和矛盾,但刘晓波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全盘西化的那一套东西,用这一套东西来化解今天中国令人不满意的现实,显然是没有做过深刻地思考和反省的。
而且,即便完全吸收了西方的那一套,也是有问题的。以选举为例,因为现在的中国没有实行普选,所以很多中国年轻人会羡慕韩国,羡慕他们可以通过选票改变自己的总统。但实际上,在韩国,很大一部分人对选举结果都不满意,选出来的人,就leadership来讲,比中国领导人的leadership资格还差,这是很真实的问题。
再比如言论自由,的确,在美国和韩国这样的国家,言论充分自由,甚至成为一种绝对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一旦和资本结合,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它的危害远比共产党的统治还要大。我们说,共产党的统治会有结束的那么一天,但这种绝对的言论权力却是绝对不
/ 23
会崩溃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因为它会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control my mind,进而制造出一种意识形态。
最后,以腐败问题为例,中国当然有腐败,而且高级阶层的腐败已经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但美国同样有腐败,而且这种腐败与中国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系统性腐败,规模要比中国大得多。韩国也一样,外面看上去没有腐败,但其实内部结构上的腐败是很可怕的。当然,这些问题都比较复杂,不能说韩国、美国有问题,中国就没有问题,中国模式就很好。
袁训会:刚才你举了很多例子,其中在谈到言论自由时,您说在韩国出现一种资本和言论结合起来控制人思想的现象,但实际上中国也出现了这种现象。有人甚至说,现时的中国,既有来自政府权力的奴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又多了来自资本的奴役。所以,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韩国或者美国的问题。
东方人仍旧没有摆脱王朝的思维
金容沃:对的,中国也开始有西方资本主义腐败的情况了,我认为,解决这种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权力主导,将其推向正当的方向。
袁训会:您的意思是应该有一个相对集权的政府来做这件事情?
/ 23
金容沃:对,完全民主化,实行权力分散,是很难解决资本的问题的。现在,中国也开始了权力的分散,资本的力量也壮大了起来,但来讲,中国政府还有集权的力量,怎么正当地使用这个力量,我认为是人类最后的机会。但是,我又觉得这种集权很难维持30年以上,中国应该在这个时间内把握好机会。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孟子为什么要见梁惠王和齐宣王,那时因为他们手中有权力,能够帮助他实现推行“仁政”的理想。
袁训会:但实际上这种集权,如果没有其他监督和约束的话,也会导致腐败。
金容沃:但我不认为(分权)是一个好的方式,虽然它在将来也有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特色。我始终觉得,东方人还是没有摆脱王朝的思维,总是想着要靠各种政治派系来维持平衡,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如此,过去的韩国也如此,当初朝鲜王朝也是利用两边的贵族来实现权力均衡。
毛泽东的功,是无法被后来的过给谪贬的
袁训会:关于中国模式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您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毛泽东的功,是无法被后来的过给谪贬的”,但这个观点恐怕会受到中国国内不少知识界人士的反对,因为一直以来在中国对毛的评价很难达成共识。我的问题是,您能否详细介绍下您的这个观点?
/ 23
金容沃:像我在前边所讲的那样,在韩国这样讲的话是很过激的,到这边来讲却成了很保守的观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妨先从韩国的情况谈起,我们讲自己在1945年解放,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解放的主体,我们只是被解放。因为,一直以来,韩国人民都没有掌握解放自己的主动权,没有争取到自己的民族独立,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而且,现在的朝鲜半岛被一分为二,北边有北朝鲜南边有韩国,一直处于分割的状态,这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被断成了两半。我认为,这种被解放实际上是另一种殖民化,对韩国来讲,它是空的。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毛泽东,他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那才是真正地解放了中国大陆,因为他几乎打败了所有的帝国主义势力,让中国真正地实现了独立,而不是像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那样依附美国。所以,从韩国历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话,他当然是有功劳的,因为实现真正的解放正是我们的历史目标。韩国需要他那样的强人,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李承晚到晚年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基督徒,完全是美国的走狗。所以,我这么评价毛是有足够的理由的。
当然,毛泽东治下的“文革”,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很不好的记忆,让他们难以接受。但问题归问题、功绩归功绩,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中国还没有真正当过殖民地。你们在建国以前,在半殖民时代抗争的历史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我说你们的历史,是一段有主体意识的历史,你们真正地实现了民族独立。相反,韩国就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一直都是被殖民
/ 23
化、被解放,直到现在,韩国还是臣服于美国,就像历史上朝鲜王朝臣服于明朝那样,大韩民国的统治阶层的想法完全依附于美国。
中共不必执着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袁训会:聊完毛泽东,我们再来聊聊今天的中国。众所周知,对中国来讲,今年作为换届年,非常关键。我注意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大陆的社会思潮非常活跃,而在众多的思潮中有一支叫做儒家宪政主义,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您也很熟悉的秋风先生。不知道您这种思潮有多少了解?如何评价它?因为作为一种思潮,它在中国也是颇受争议的。
金容沃: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它首先要解答的问题是,儒家在历史上的意义是什么,秋风们所说的儒家又是什么?我们说,如果他们是用现代的理论或者思考方式,再解释古代的儒家文献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在这个意义上,提出儒家宪政主义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儒家在这个过程中已经“现代化”了。进一步说,因为儒家已经现代化,把它同现在的宪政概念结合起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儒家在过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实体,在现实中怎么将其同现在的政治制度融合,又有一定难度。
袁训会:儒家宪政主义,有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主张复兴中国式的“三权分立”,设三院:通儒院(天)、国体院(地)和庶民院(人),12 / 23
其中“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庶民院”则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
金容沃:要谈这个话题,首先我得熟悉中国现行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但实际上我对此懂得并不多。所以,关于儒家怎么样跟中国现行制度结合起来,继而开创一种新型宪政,我不好发表过多的评论。
但是,我很赞同共产党抛弃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因为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了,不同于斯大林、毛泽东那个年代的集体主义社会,今天的中国人,不再信奉共产主义这种理念了。所以,我主张中国共产党尽早改变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没必要执着于共产主义这种虚名。
但我也知道,要想让这种理念忽然改变也是有难度的,因为这里边涉及到各种利害关系,有理论上的,也有现实层面的。而且,我还认为学者们在这儿提出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为之争论,意义不大,因为这些都是胡锦涛、习近平这样的人才能决定的事情。设想,如果他们说共产党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意识形态,而不必执着于过去的共产主义理念,又或者用中国传统的理论资源对共产主义理念进行再解释,改变起来也就水到渠成了。
基督教应该像儒家那样去神明化
袁训会:当然,我们说儒家宪政主义也是一家之言。我们接着往下聊,下一个问题还是结合您之前写的一篇文章,您曾经在那篇文章
/ 23
中阐述了《圣经》和《论语》应该融合这个观点,而且断言说21世纪美国与中国的较量将是《圣经》与《论语》的较量,我的问题很简单,您下这个论断的依据是什么?
金容沃:我想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过去都认为推崇孔孟儒家的人很保守,我想说我不是那样的。我们先从《圣经》说起,我个人完全否定《圣经》的权威,在我眼里,《圣经》仅仅是一本文献,当然这种观点会让很多神学家难以接受。但实际上这是常识,因为《圣经》上的语言都是人的语言,它不是上帝写的,而是人写的,说到底,不过是一本文学作品。而且,最近出来的很多资料支撑了我的这种判断。一些资料显示,在历史上可以找到耶稣本人的原型,而且他从来没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也没讲过什么天堂之类的故事。他的角色跟儒家里边的孔子一样,只是我们的老师。我说的这些可以在1949年出土的福音书原本里边找到根据。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主张,基督教也应该像儒家那样去神明化。我以为,孔子的伟大性正在于他是普通人,他只是我们的老师,仅此而已。我们说,孔子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些都是很普通的。很多人认为,孔子藏了一些特别的东西没教给别人,但实际上他没有,他说“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我无时无刻不跟你们一起吃饭、活动,怎么会有东西没教给你们呢。我所说的《圣经》和论语融合,说的就是去神明化,一切回归普通,互相汲取智慧。
/ 23
而且,我认为,如果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能做到像孔子那样,做一个没有隐藏的普通人,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当然,在开放权力方面,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也做了不少努力,这是了不起的,但他们还是没有达到像孔子那样,为了推行和实现正道、仁政,而甘愿自我牺牲的境界。实际的情况是,他们将更多精力用来搞权力平衡了,而没有用来推行“仁政”,没有树起很好的政治家榜样。
再说回毛泽东,之所以那么多人不喜欢毛泽东,甚至讨厌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没有树立起一个政治家的榜样。试想,如若毛在“大跃进”失败后即退下来,那现在对他的否定和非议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了。现在也出现了类似问题,而且这种问题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高层系统都有这种问题。
所以,我说,***的问题出来以后,共产党人应该一起深刻地反省,而不仅仅是处理***个人。比如,在家族资产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考虑建立一种制度,进行严格控制,也就是说,那些在党内居高位的官员,他们的亲属不可以经商,不可以利用权位来给自己的家族赚钱。如果真的做到了这一点,在整个共产党高层里边树起这样的榜样,我想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有好处的。
中国首先要改变的是教育制度
袁训会:但是不是可以说,中国人的这种家族观念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
/ 23
金容沃:这个不是儒家,这个主要是由汉代以后的帝王权威主义造成的,原始的儒家不是这样的。
袁训会:您说中国执政当局的腐败不是***一个人的腐败,而是整个系统的腐败,您还提到现在不少高层官员的家族掌握了很多资产,总之,问题很多。但实际上,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制度性的约束的话,也是很难解决的。正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单纯指望掌权者靠儒家提倡的修身养性来推行“仁政”,又是否靠得住呢?
金容沃:这一点,我很认同,因为修身养性这种抽象性的东西,在很多时候确实是靠不住的。拿我自己来说,我很清楚地知道,吃多了不好,吃少一点对健康才有益处,但我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所以,你说得很对,不能靠自律来解决制度性的问题。
但制度层面,中国古代不同的思想流派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拿法家和儒家来说,法家主张的是用法律来控制人民,儒家的孟子则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主张实行大众教育,他想办学校,而且这种学校不是面对贵族,而是面向最底层老百姓的。孟子有一个很有名的观点,叫做“无恒产者无恒心”,但实际上有了“恒产”也不能保证一定有“恒心”,“恒心”需要靠教育来保证。所以,只有确保国民既有“恒产”又有“恒心”,国家的政策才能顺利推进,进而实现“仁政”的理想。
/ 23
如果说“恒产”好比马克思讲的经济基础问题,那么“恒心”就是上层建筑的问题了,它只能靠教育来解决。现在的中国同样如此,制度上边,我认为首先要改的就是教育制度,没有用处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教育都可以去掉,而传统的古代经典、伦理规范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方面的教育,则应该着重宣扬。
所以,我说中国的教育非常重要,你说的修身养性当然解决不了问题,需要制度,而教育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制度,我认为比法律更有效!
任何文明都不具备中国古代文明的包容性
袁训会:紧接着上边的问题,您在那篇文章里边还提到,现今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也不行。你进一步认为,基督教需要汲取一些新的资源,其中就包括像《论语》这样的中国式古典智慧。
而在中国现当代,有一个叫梁漱溟的学者,他就非常推崇儒家文化的包容性,他甚至断言儒家这种“讲求尊重与包容的和谐人际关系正是世界文化的希望”。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主张用以儒家文化为特色的中华文明整合世界,我认为梁的这些观点和您所说的好像有不少共通之处,不知道您又怎么看?
金容沃:我没有仔细读过梁漱溟先生的书,但是我家里有不少他的书。梁的这个说法,用普世的视角来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当
/ 23
韩国人听到你用中华文明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会认为你是在宣扬中华帝国主义。因为,在中国之外的人看来,中国人说的很多话都有两面性,一个是理想主义的层面,另一个则是现实主义的层面。
不错,中国人确实有很纯粹的理想主义,像大同社会、天下主义乃至天地这样的提法就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也有自己的现实利益,这一点在中国的古代也不例外,像中国古代的法家就相当注重现实主义。
中华文明当然有先秦时代的包容性,而且是任何文明都不具备的,即便是20世纪的美国文明也不具备。结合当下中国,我觉得你们首要做的是要超越意识形态,回归儒家的多元和包容,而且这样同普世价值的现代立场也是一致的。
梁漱溟先生对我来讲有一点古老,至于我为什么将中国文化视作人类的未来呢,那是因为我认为至少中国文化里边没有那种神话性的超越价值,它包含的一种真正的人文价值。
你会发现,基本上其他文明都是宗教文明,对此我不是很欣赏。我始终认为,从人本主义层面上讲,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西方文明只不过是一种神本主义,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而已。中国文明,在没有超越性价值这个前提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和国家,这是很宝贵的。
韩国人传来的基督教污染了中国的人文精神
/ 23
袁训会:您说中国文明是没有超越价值的,有它的独特性,很稀有。但是在无神论的反对者看来,他们会觉得一个没有超越价值支撑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很可怕,您又怎么看这个问题?
金容沃:我所说的这种具有超越主义价值前提的文明是很特殊的,它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多神论文明,它宣扬的是一神论,而在我看来,一神论是最有问题的。
很多人会认为宗教都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信奉一神论,但实际上无神论或者多神论,是一种更普遍的宗教观念,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是很特殊的宗教形态。所以,中国的人文精神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中国文明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包容了儒家、道家和佛教,即通常所说的儒、道、释三家。首先,佛教,它虽然号称是宜他性宗教,但其实它内部分为两种,其中一种只用念念阿弥陀佛就能成佛,只是个人的自觉问题,这就不属于宜他了。同样,儒家也有这种特征,即既有宜他性的以免,又有自我修身的一面,而且它的正途还是作为人的个体,只有当一个通过内置的自觉进而不断地发现自己的主体性,才能达致修身养性的境界。
遗憾的是,中国现在的基督教人口在逐年扩大,毫不夸张地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崩溃。
/ 23
我们说,在以前,共产主义在中国会给人民一种依靠,他们只要信奉它,终究有一天能过上好的生活。但现在不行了,共产主义的吸引力逐渐没有了,资本主义传来以后,社会上赚到钱的人都过得很好,没有钱则会被边缘化,渐渐地,他们会感到很孤独、很寂寞,于是便找到了上帝,开始信奉基督教,纷纷进了教堂。
袁训会:实际上,中国的基督教发展之所以这么快,韩国教徒可谓功不可没。
金容沃:对,不少韩国的基督教教徒在这边传教,我觉得这个很不好。因为,韩国的基督教教会,在本国影响力逐渐衰弱,信众开始减少,于是他们开始向外渗透,纷纷跑到中国大陆去传教。现在,韩国人在中国传教已经成了一种趋势,我想中国共产党也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和了解。
我认为,韩国传来的基督教,污染了中国的人文精神,对此我很生气。而且,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大力禁止那些在中国传教的韩国人,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会产生恶劣的影响,而且他们本身也有问题,大多都是些精神有问题的人。
袁训会:虽然您说基督教势力现在在中国很庞大,人数甚至比共产党党员还要多,但是中国的基督教,就其组织模式而已,跟韩国或者西方还是有区别的,一直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它的控制还是比较严的,像那些官方的三自教会主动性就很小。
/ 23
金容沃:规模来讲,听说已经超过了一亿。我们说,从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开始,基督教就一直在侵袭中国文明,但知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整个中国都只有84万基督徒,现在却超过了1亿,所以我说这是很大的问题。
读懂中国古典作品的前提是正确认识西方哲学
袁训会:我想,在基督教这个问题上,您的看法可能会引来不少争议。我们接着下一个话题。据我所知,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始在韩国讲老子了,后来又相继用韩文翻译了《道德经》和《论语》等一系列中国古典作品。
金容沃: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我计划把十三经全部译出。
袁训会:这个工程很浩大。在我看来,您现在所做的工作和研究,跟中国古代的一些读书人,像朱熹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比较类似的,做的是一种解释经典的工作。
遗憾的是,在中国国内从事您这项工作的人却不是很多,而且更让人担忧的是,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对这些古代的经典非常不重视,他们很少读经,而且我们的教育里也很少涉猎这些东西,以至于现在不少人读起古文来很费劲。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
/ 23
金容沃:实际上,在中国做古典研究的学者还是不少的,而且大部分大学都有这个方面的优秀人才,这一点上比韩国要好。至于中国的年轻人,现在热衷这一块的人确实不多了,但还是有不少年轻学者在一块用心研究。
我给这些年轻学者的建议是,他们不仅应该研读中国古典作品,更需要一种了解并熟悉世界文明的宽阔视野。中国在古典研究上有很多优秀学者,但正确认识和了解西方思想的人则比较少。而当下的中国急需这样的人才,因为一个人如果对西方哲学没有正确认识的话,是很难读懂中国古典作品的。
其次,研究中国古典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严密性,但我注意到中国的学者在这一块做得就不够好,至少同日本学者比起来,他们显得不是很严密。
再有就是,中国政府要在学术上提供一个自由的研究和讨论环境,对学者们的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而且有必要将西方那些深刻地哲学作品翻译出版。不能因为买书的人越来越少,就不投资相应地研究,因为长此以往,对学术势必会产生很坏的影响。现在的中国政府很有钱,他们应该为了中国的精神文明,在翻译和研究西方哲学思想这一块上,做出更多的投资。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是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哲学只有在与西方哲学的融合对抗中,才会发挥其魅力。试想一下,如果现在的中国
/ 23
既有研究尼采的世界权威,又有研究康德的世界权威,而且那些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可以同这些人做最直接的交流和对抗,那将是多么盛大的场面。
我始终认为,光讲一点四书五经用处是不大的,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些东西太古老了,他们不爱听了。
现在在韩国,已经翻译了很多西方大思想家的作品,诸如《尼采全集》和《康德全集》等等。这样,我在讲中国这些的时候,有不少西方哲学方面的大家,会当面来质疑我的观点,我很乐意接受这样的挑战,同他们进行对抗和斗争。但是,在中国,我估计是不会出现这种局面了,因为那些讲中国哲学的老师也就只是讲讲中国哲学而已。
总之,我认为将中国哲学和西方思想结合起来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像冯友兰先生和陈寅恪先生曾经营造的那种学术气氛,我觉得现在有必要恢复,也只有那样,中国文明和中国才有希望。
/ 23
第二篇:《平天下:中国古典治理智慧》读后感
学、民本、官德、治理、天下分篇,遵循了中国古典治理哲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进阶,可说是对古典的一次致敬;同时结合当下时政社会现实,对100余条古典治理名句一一释义,挖掘其现代价值,进行了创造性转化。这本书热销的背后,折射出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与关切,同时也引发我们对传统治理智慧的一次回望与思考。
总书记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性转化,曾在多个公开场合发表重要讲话。《平天下》正是从“通古今”着手,探索传统文化底蕴,提炼和汲取蕴含其中的当代精神和现代价值,对传统思想尤其是传统治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笔者看来,中国古典治理思想在今天依然充满着智慧的力量,无论是对国内治理还是国际治理,都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一是国内治理方面,传统治理思想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遗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中,关于治理国家的思想格外引人注目。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探讨治国安邦的问题。在古老文献《尚书》中,已有大量关于治国安邦的思想言论。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治理国家。在治国、安民、法治、吏治、修养等方面存在很多传统思想,可为咨政之用。
治国安民方面,一是如何看待自己和天下百姓的关系问题,即“公天下”还是“家天下”的问题。《礼记》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提出了“大同”的社会理想,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化,生动注释了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吕氏春秋》中“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天下非一人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指出了“公正”“公天下”的重要性,分配问题。《论语》中提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明经世文编》中提到“古者明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均万民焉。所谓均者,至公无私,民各得其分愿之谓也,非曰夺彼以益此也”,说明古代就很清楚“均富”的重要性。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的一大方面,就是要让改革开放成果人人得以分享,破除利益集团的设租、寻租、护租行为,实现全面小康。三是如何看待民心、民众信任问题。《孟子》中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命题,《管子》中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说法,《论语》中指出“民无信不立”,都在阐释自古以来“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与我党一直强调的“人民是权力之源”“为人民执政”具有一致性。四是如何看待治乱兴衰问题。“安而不忘危”、“壅蔽伤国”、“乱之本鲜不成于上”“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清谈误国”等,都可以为当代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法治方面,古代大量法治治理思想的论述,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文化基础和历史积淀。“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都为当前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丰富的传统滋养。
吏治方面,一些传统吏治思想为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有益借鉴。吏治,即官吏治员的行为、风气和绩效。吏治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绩效。“圣人治吏不治民”、“养民之道,省官为先”、“政者,正也。为政之道,莫若至公”等传统吏治精华,就告诉我们,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简政放权,公正无私处理政务。反面的如“朋党
染政治生态的危害性,颇有借鉴意义。
修养方面,重视执政者的自身修养,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一大特点。《论语》有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贞观政要》曰:“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可见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和治理国家的密切关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以修身为其基础和出发点。这与当前中国区别于西方的“贤人政治”一脉相承,具有深层的文化和历史渊源。
二是国际治理方面,传统治理思想为理解“道路自主权”、处理国际关系和解决世界发展难题提供有益启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等都在阐释一个道理,即“求同存异”哲学。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一些方面与世界各国是相通的,但在另一方面,因为独特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国情民情,必然有所不同。换言之,中国等后发展国家不必唯西方模式制度马首是瞻,奉为圭臬,而应有探索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机会和权利。这就涉及一个“道路自主权”问题。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民族文化,民族要获得发展,就必须寻求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一个民族为了实现现代化,首先把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加以抛弃,完全照抄照搬西方那一套,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注定失败。不仅是“求同存异”的政治哲学,中国传统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追求,对调整国际关系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具有重要启示。
总书记曾援引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一书,指出传统的工业文明,只重视人的物质需求,而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使人单向度发展。事实确然,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经济发展在创造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失衡,突出表现在人的物化和异化。然而,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中庸之道和重视家庭、重视自我修养的文化,有助于调节个人的心理平衡和内心安顿。
值得一提的是,对儒家人文主义的“仁”概念的重新取向,有助于进一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资本论》结尾处强调“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这与儒家强调“仁”作为个人道德自主性的意义相通。
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部分,经过转化、改造,可能为世界上更多的人所乐意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不仅对我国现代化意义重大,对世界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阐旧邦以辅新命”。时代越是进步,我们越需要时时回望传统,从传统经验和智慧中反身自恭,推陈出新,为我们这个时代和生民“立心”“立命”。就这点来说,《平天下》虽然只是一本小小的读本,但对处于困顿中的社会精神来说,善莫大焉。
第三篇:中国周易是人类智慧的精华
中国周易是人类智慧的精华
它给人类无限的想象与启发----“道”
----------肇源先知大师 2013年1月18日
1、先说一下“道”,“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宇宙是人类目前所知的较大的“道”,它是阴阳相互作用的综合体、也是物质、能量相互作用的综合体。他们也都按照“道”的规律在运行。
2、再说一下“阴、阳”: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道”又分为阴、阳。如果说“物质”为阳,那么物质以外的“能量”就是阴。再向下分任何物质都有阴阳、任何能量也都有阴阳。
3、再说“五行”,任何物质及能量又分五行、即是:金、木、水、火、土。物质之间、能量之间及物质和能量之间无时不刻都在通过五行进行着生、克、制、化、吸收、散发、传递、交换、转化、转换。一切进行的过程都要遵循“道”这一规律。
4、再说“三才”:所谓的三才是指“天”、“地”、“人”。三才之间的阴阳关系是相对而论的。如果说“天”为阳,相对的“地”就为阴。如果说“人”为阳,相对人之外的“天地宇宙”环境就为阴,所以说:人与环境无时不刻的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作用及交换。
5、再说说“人”:现代很多人都在迷惑我从哪里来?我是
谁?来这个世界做什么?到哪里去?其实回答很简单。人来自“道”、来自宇宙。阴阳和合人之初,阴阳分离人之死。人之初,来自“阳”男人和“阴”女人的结合。“阳”物质和“阴”灵魂的结合。什么是灵魂?灵魂是一种意识能量,是指生命对事物的认知、以及品格,良心;精神、思想、感情等,也比喻对事物中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因素。人的灵魂是附在生命躯体上作为主宰的一种东西。灵魂离开躯体后生命即死亡。不特指人类有灵魂,一切物质能量及非物质能量都有灵魂,它也是用能量守恒定律。也有其积聚、增长、消弱、转移、传递、扩散等状态。
我到那里去?回到宇宙中去,阴阳分离人之死。当你呼出最后一丝气息时,心脏停止跳动,大脑停止工作,灵魂离开躯体回到宇宙之中。灵魂带走了你用一生中积攒的经历、智慧、思想、感情,不再属于本人。躯体也经过不同方式的处理也回归宇宙变为尸骨。而尸骨做为物质仍然具有接收、储存、吸收、散发、传递能量的功能。他可以对具有相同DNA或遗传密码的物质传递能量。这也是“阴宅风水”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我是谁?来做什么?你就是一个普通的阴阳结合体、是灵魂和躯体的结合体。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经历而已。不带来什么、也不带走什么。在这个经历中,你能做什么,你想做什么?也是你灵魂支配的,成功与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
你的经历。留下的只是你对这个世界做过什么.带走的是你的灵魂,灵魂带走了你用一生中积攒的经历、智慧、思想、感情。世界上也就没有什么“妖”、“魔”、“鬼”、“怪”的存在。只是存在每个人的意识之中。
6、再说说中国周易命理学,阴阳和合、灵魂和物质和合而形成生命体的同时,就蕴藏了阴阳结合的能量,在母体中孕育过程中不断经过母体从宇宙中积聚阴阳五行的各种能量,在出生的一瞬间又与天地五行之气相互作用而形成一个特定阴阳五行的一个生命体。一个先天命理的人就形成了。所以说每个人的阴阳五行的状态都不一样,他的接收、散发的阴阳五行气场也不同,与他所处的环境无时不刻的进行着各种能量的作用。从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结果。
7、在说说中国周易风水学,周易风水又分为阳宅风水和阴宅风水,活人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是阳宅风水、人死后尸骨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再通过尸骨作用于人属于阴宅风水。阳宅风水是环境直接与人发生能量交换,而阴宅风水是环境作用于尸骨、尸骨再发出能量被有相同遗传密码的人接收而发生作用。是通过尸骨转化的间接作用。
8、周易命理学和风水学相结合,才是人类与环境的结合,也是人类先天与后天的结合。才能出现形形色色各异的人。
9、中国周易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它给人类无限的想象与启发,它启发并促进了科学的进步。
第四篇:80后青年人才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80后青年人才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如何促进青年把个人的发展融入社会的发展中,在社会的发展中实现自身最大的人生价值是我们每个人的应尽之责。正是鉴于此目的,我们召开了此次生活会。青春,我们无须成熟,我们不再无知,我们唯有执着。人生是对理想的追求,理想是人生的指示灯,失去了这灯的作用,就会失去生活的勇气。因此,只有坚持远大的人生理想,才不会在生活的海洋中迷失方向。托尔一分钟的理想。当你听到这里,同学们,你是否想到了自己的理想?
青年时期是人生最美好、最积极、最富有创新精神的黄金时期,也是学习实践、打牢基础、艰苦奋斗、建功洪桂华:青年时期是人生最美好、最积极、最富有创新精神的黄金时期,也是学习实践、打牢基础、艰苦奋斗、建功立业的最佳时期。希望青年朋友能够把自己人生航程的坐标定格在推动企业发展、实
现人生价值上。
黄志政:志存高远,坚定信念。我们即将走出大学校门,首先要实现从学生到员工的角色转变,尽快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到基层工作以后,我们看到的、遇到的很有可能与过去想象的不太一样。尤其面对人地两生的环境和相对艰苦的条件,我们思想和心理上难免会有波动、会有反复,这是正常现象,关键要看自己如何正确对待。能否坚定信念、扎根基层,是我们干事创业、有所作为的重要前提和思想基础。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越是面临艰苦环境,我们越要坚定自己的人生选择,越要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越不能动摇理想信念,越要在艰苦的环境中砥砺品格、磨练意志、增长才干,这是我们成长成才必须经历的过程。只有扎根基层,面对困难不后退,面对挫折不气馁、就一定能够百炼成钢、厚积而薄发。我坚信,在我们当中,几年后将有人走上部门管理岗位,十多年后将有人走上领导甚至更高层次的管理岗位,这是历史的必然,关键取决于自身的努力。
冯秋月:勤奋学习,增长才干。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有成就的人,无不得益于勤奋学习。思想活跃、富有激情、勇于接受新事物,是当代大学生身上体现出来的时代特点和独特优势。我们基本上是从家门到校门,全面系统地掌握了专业理论知识。但也看到,缺乏对社会的了解,缺乏艰苦环境的锻炼,缺
乏实际工作经验,是我们今后必须虚心学习和着力加强的地方。
江倩:要有所发展、有所作为、有所成就,首先要当好学生。要放下架子,虚心学习蕴藏在以后工作中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创业精神,用心体味他们喜怒哀乐的朴实感情,争做推动企业科学发展的技术尖兵和管理骨干。要坚持向实践学习,实践出真知,实践长才干,实践出人才。青年人的学习应该是全面、深入、持久的,尤其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经济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持续学习的理念,自觉把学习作为一种工作状态、一种生活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增强自身素质、提高工作水平的基本途径,坚持走在学习型社会的前列,争做知识型员工,更好地展示才华超越自
我,实现人生追求。
黄阿兰:学习是当今社会现实的需要,彼得.圣吉在《第五次修炼——建立学习型组织》一书中明确提出,21世纪最成功的组织是学习型组织,最成功的人是学习力最强的人。学习型组织是一个不断创新、进步的组织,是一个思考方式具有前瞻性的组织,是一个个体能够超越自我的组织,是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组织,是一个共同学习永无止境的组织。英国技术预测专家詹姆斯.马丁预测,人类知识:十九世纪每50年增长一倍,20世纪每10年增长一倍,上世纪70年代每5年增长一倍,近10年每3年翻一番,2003年的知识总量比20世纪末增长一倍。预计2020年知识总量是现在的3.4倍,到2050年目前的知识只占届时知识总量的1%。要不断学习,坚守党的纪律。学习是实践的前提,实践是学习的目的。科学发展观
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深化认识、增长才干、提高自身的能力。
孙宪:在大学期间,同学们要及早确立目标,在走向成功的过程中要自信、坚韧、乐观、包容,与此同时,要注意情感因素,让激情永远成为前进的动力,成为成功的催化剂。大学生就业要转变观念,给
自己一个合理的定位,哪需要哪适合我去哪。
暨秀莲:我认识好多同学大学毕业后做了跟自己专业不相关的工作,但是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为自己准备,例如有个同学学传媒的,可他对计算机很感兴趣,就自学了编程和其他计算机相关知识,并参加了很多计算机相关的认证考试,同时也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去学校的机房当管理员学习。还有,把时间全用来做淘宝,后来听说赚了很多钱。
王文震:当代大学生肩负的历史使命是继往开来,迎接挑战,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如此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实现培养目标是大学生成才的根本任务。当代大学生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刻苦学习,优化知识结构,强化创新
意识,立志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潘一斌:人的一生如同在大江大海里航行的船,人生的道路也有险滩、激流、暗礁,也会遇到狂风巨浪,甚至迷失方向,当你乘坐轮船航行于大江大海时,你可知道,即使是狂风巨浪,月暗星黑的夜晚,轮船照样可以航行,靠的什么?靠的就是一条正确的航道,靠的就是指引巨轮航行的罗盘和灯塔。吴天贵:学历不等于能力!上大学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现在的社会追求的是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人,而不是学历呀!社会经验和技术最重要,物以希为贵,现在的大学生已不像以前那样值钱了,现在的大学生比以钱增长了20倍,也就说找工作的难度要增加20倍,在说现在的大学难到个个都是经济吗?在学校混的也不在少数吧!有的上了几年也是混过去的,现在这个社会可不是像吃大锅饭的啊,老板看的是你的真才实学而不是你的学利,老板看的是你的技能技术和能力。现在的大学找工作的难度绝不亚于现在的中专生,他们有很多学的技术,找工作好找
一些,现在需要的技术人才而不看中你的学历,学历可以当做敲门砖。廖邓旎: 走进当代残酷而又现实的社会,面对人们对灵魂的出卖,我的心却被一种纯美的理想所打动.一个能够不为金钱,物质所迷惑而又一心向往幸福的人.在当代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早已经寥寥无几.我也曾追求过高额的利益与物质的享受.但,现在的我已被一种理想所征服.这个理想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也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追求一种平淡而又与世无征的生活,不为利益所驱使,真真切切的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为鸡毛蒜皮而斤斤计较,不为点点利益而唇亡齿寒,不为物质之惑而钩心斗角.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这句话再次验证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淡泊中有积极进取,顽强中不乏恬恬宽和,这就是一个成功人的奥秘.也许你在利益的旋涡中苦苦挣扎,也许你在物质的诱惑下淳淳欲动,也许你在地位的争夺中苟延残喘,但我想劝你放弃.适时放弃,有时有是一种美.如果那些是你今生所求的话,那请你继续,到头来情随事迁,你终会发现那些只是虚幻无意义的.在我看来,我们今生真正所需要的莫过于两个字---幸
福!
吴煌华:究竟怎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相信这个问题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有些人比较容易满足,只要一生平平安安,一家人和和气气就可以了,平凡是福,这就是他们的信念;有些人则不甘心平凡地过完一辈子,人生不过匆匆数十载,他们希望能够轰轰烈烈地干出一番大事业,在商场上能够呼风唤雨,也不枉来世间走一朝;还有些人希望从政,希望在政坛上有所作为,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
甘伟斌:其实现在我们每一个人为了适应这个社会都强迫自己去接受原本无法接受的东西,为了去迎合现当今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而改变自己,当然还有其它更多的!其实这又何苦来哉,我们不用为了适应这个社会而彻底地改变自己,到最后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人还是要活出真我的风采,当然也不是为了保持原有的自我而跟这个社会处处对着干,这样你会处处碰壁的。所以我们在适应这个社会的同时不能迷失了自己!
何君君:在一定程度上,兴趣爱好会随着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与行业而一些发生变化。我们在学习与工作的过程中,要做有心人,捕捉机遇,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切入点,在实践中找准自己的发展位置,开辟自己的理想境地。面对社会的激烈竞争,女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但是作为女大学生首先要有自信心,谁说女子不如男?只要女大学生加倍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真才实学,就
可以体现女性的特有价值。
蔡敏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理想对于我们来说,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理想包含了对信仰的追求,是志气和自信力,是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但理想是符合实际的,并不是空想,却对人的成长起重要的决定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理想就是指路的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我们的理想都有不同。有的人只想能毕业后搞张文凭找个什么工作就算了;有的人想的是怎样去出人头地,远近闻名……。不管怎么样,理想是我们都拥有的。但由于各人的理解有不同,理想也就发现了不同的变化。我所以要提倡的宝贵的理想就是要符合社会的进步,符合人们的利益,符合社会的发展。理想,真正的理想,不是人
生中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一个人生命的灵魂,是动力;是人生的路标,是前进的风帆。
蔡三江:珍惜机会,爱岗敬业。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尤其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可以说,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都经过了十几年的寒窗苦读,肩负着父母及家人的殷切希望。如果找不到工作,无法就业,对大学生本人和一个家庭又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要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岗位,做到学有所用,而且身处一个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企业,为实现人生理想和抱负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钟支萍:理想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有可能实现的、对未来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与追求,是人时代性、阶级性、现实可能性、实践性、多样性和层次性等主要特征。当代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崇高的理想信念,特别要处理好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关系。而信念是人们在一定认识基础上确立的对某种理论主张或思想见解及理想坚信无疑,并身体力行的精神状态。信念具有稳定性、多样性、执著性、亲和性、实践性等特征。理想是信念的根据和前提,信念则是实现理想的重要保障。林敏茹:我的大四已经快结束了,理想对于我们好像是个可望不可及的事物,就业的艰难比比皆是,理想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不过我是个积极上进、乐观林燕群:我的人生展望就是给爸妈买大房子,给爸爸买辆奔驰车,跟心爱的人去全世界旅游,最后
一家人生活在一个地方到老。
颜立平:对自己一生走什么路、做什么样的人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要树立科学的理想和信念,就要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因此,我们要认清实现理想的长期性、艰巨性与曲折性,正确看待顺境与逆境,处
理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化理想为现实。
林嫔嫔:我们都很年轻,要志存高远,沉得住气,不要浮躁,不要搞短期行为,不要有急功近利的思想,要做长远打算,坚定理想信念,从最基层、最艰苦的岗位做起,干一行,钻一行,爱一行,千万不
实实在在地为人,以更加务实的作风赢得广大员工的信任和支持。机会总是给勤奋和有准备的人。林亚弟:人生的花季是生命的春天,它美丽,却短暂。作为一名大学生就应该在这一时期,努力学习,奋发向上,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青年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每个人主宰着自己的明天。有一位哲人说过:“梦里走了许多路,醒来还是在床上。”它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不能躺在梦幻式的理想中生活。是的,人不仅要有理想,还要大胆幻想,但更要努力去做,在理想中躺着等待新的开始,如果不仅遥遥无期,甚至连已经拥有的也会失去。
林经荣:每个人都有理想,但要让这美好的理想变成现实,关键还要看自己。在失败中振作,在振作中奋发,在奋发中取胜,这才是我们要的精神。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塌
实的学习,一定会使自己的理想成真!
总结:人生就要为自己的理想信仰而奋斗!理想,是人生中一项重要的指标。它诠释着一个人的奋斗目标,未来道路的方向,同时也映照人生的成长历程。人生好比一条路、人生好比一堂课、人生好比一首歌,人生的关键在于理想与信仰。理想是人们认真选择的奋斗目标、理想给人鼓舞和热情,理想闪耀着光辉并给人力量。大家清醒地认识到,不论是直接走上工作岗位还是继续深造,在不久的将来,每一位同学都会找到并走入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于今后的职业发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通过这次班会,引导学生树立自己的理想,培养班级凝聚力和学生自信心,指导学生对自己的人生作简单的规划,并能为实现自
己的理想目标而付出努力,奋斗到底。
第五篇: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精神与哲学智慧
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精神与哲学智慧
时间:2007年11月24日 地点:越秀区图书馆
主讲人:暨南大学党委书记 蒋述卓教授
主办: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承办:广东省人文学会、羊城晚报
【蒋述卓】首先感谢广东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以及《羊城晚报》提供了这么一个论坛,给我和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同时也感谢各位听众,这么热心支持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扬。
今天的演讲基于我这两年在《羊城晚报》开的《诗词小札》专栏,这个栏目一共写了120篇诗词鉴赏短文,最近已结集准备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估计年底可以与读者见面。我在本书的序言里说到我写《诗词小札》的初衷,就是想以一种通俗的方式向社会大众普及和传播中国古典诗词的精髓。我的《诗词小札》的写作方法与前辈刘逸生先生的《唐诗小札》的写作方法稍微有些不同,刘逸生先生对古典诗词本身的美学韵味揭示得非常深刻,而我则更偏重于以现代视角去领悟和解读古典诗词的内涵,着重探讨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生命精神和它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智慧,并从审美的角度去感受诗词,同时也对诗词当中的中国文学意象有所揭示。当年刘逸生先生的《唐诗小札》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我读大学的时候,每天吃完晚饭,与同学们在校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背唐诗,手上拿的就是刘逸生先生的《唐诗小札》。前年《羊城晚报》找到我,希望我能在该报开一个类似刘先生那样的诗词鉴赏专栏,开始我还有一点犹豫,因为想到本人承担的教学和党政工作繁重,开专栏每个星期都要写一篇,压力比较大,后来尝试着写了几篇,竟写出了乐趣,也就一直写下来了。但是要在一千来字的有限篇幅里把一首诗词讲透,就好比是戴着镣铐跳舞,想跳好的确要动很多脑筋,要查看很多资料,还要选择恰当的角度切入,还真是不容易,但是在《羊晚》编辑部和热心读者的支持下总算坚持下来了。今天在这里我把写作的心得与大家作一个交流,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指教,将来把它进一步修改好。我今天讲古典诗词的生命精神与哲学智慧,理论的东西我不想讲得太多,我还是想讲得通俗化一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可以从古典诗词的鉴赏中得到一种真实的感受,或者说零距离的接触。
中国古典诗词所表现出的生命精神与哲学智慧是最充实的,它们二者相互融合又相互映衬。生命精神中透露出哲学智慧,而哲学智慧反过来又充实了生命精神,从而构成了中国的诗性智慧,也就是说诗歌的思和哲学的思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诗思里贯穿着生命意识以及人生观、世界观、历史观等等。古典诗词之所以为那么多人所喜爱,就因为它确确实实体现出了古人的生命感,并且能够历经千古一直流传到如今,让我们读来还能感受到一种生命激情,似乎觉得唐人、宋人离我们并不遥远,这就是因为古人与我们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是文化血脉上的一脉相承,是在生命感受上的相通。
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谈谈我的理解。第一,生命悲情、生命激情和生命抗争。
诗起源于哪里?《礼记》的《乐记》和最早的《尚书》都谈到过,诗来自于生命的冲动,诗是心灵被感荡的产物,尤其是在有着生命的悲情、冲突、抗争的时候,诗就产生出来了。
马克思讲过“痛苦出诗人”,其实有悲愤、有不平就要发泄,这是中国古典诗词最主要的一种起源。钟嵘的《诗品》就讲到:“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讬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诗歌发于中而形于外,内心有感受,有冲动,就有了诗。生命的悲情很重要,古人感觉到生命的可贵,时间的可贵,就要去追寻生命的价值,就要寄托自己的生命精神,所以很多诗都是从古人的生命悲情开始的,具体来说是从对时间的思考开始的。
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在于人有理性的思考。动物也会感受到时间,植物也有时间,但它们不会思考。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对于季节的感受非常敏感,故中国有二十四节气。人会思考时间,时间的难以挽留就预示着人生的难以长存。尤其是想有所作为的人思考时间,更会感觉到事业未成而时光难在,悲情就出现了。曹操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那样的感叹。为什么啊?日子过得太快,人就象早上的露珠一样,太阳一晒就没有了。时间飞快,人生也把握不住,这个时候他感觉到大业未成,故而慷慨激昂横槊赋诗,呼唤英雄的归来,以期帮助他事业成功,这就有了一种生命的追求。
另外就是悲秋。从宋玉开始到屈原、曹丕,再到杜甫,悲秋成为了中国古典诗词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还有伤春,也是对时间的感受。伤春是宋词里写得最多的,辛弃疾“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就是从时间流逝中感受到人生短暂的悲剧。我们的哲学大师孔子,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抒发了对时间的感慨,面对流水哗哗而去,他感叹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就饱含了生命的悲情。人们对时间的无法把握,于是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在这个时候也就要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了。
对于春夏秋冬时序的更替,古人往往从一种悲的角度去体会,从而充满了一种时间的焦虑感,像杜甫的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里面就有悲伤感。个体对于时间的伤感,也是个体生命的一种觉醒,并由此进入到对于历史的思考。所以对于时间的感伤和人生的感悟,往往是跟历史结合在一起的。
唐代有许多诗是这样写的,比如说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大家可能很熟悉,它首先是从花写起,因为春天的花开花落引起对于时间的思考,到最后进入到历史层面的思考。“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后来《红楼梦》里林黛玉“葬花吟”也有这种感叹,“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也就是从此袭用而来的。“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为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你看,这就有了哲学的思考了,从生命的思考开始进入到哲学。年年岁岁花是一样的,但是岁岁年年人却不同,这就是有了物是人非之感,有了人生的思考。最后两句讲得更有悲情,“但看古人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这是一种凄凉之景,就有了历史的感伤。
在一些古典诗词里,这种伤春悲秋之感往往是跟历史的纵深感、沧桑感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才有了苏东坡在“故垒西边,人道是,三过周郎赤壁”的地方,发出了“早生华发”之叹。面对着古战场,感慨时间的飞逝,觉得人生太短暂了,在很多时候,这种生命的感慨和愁绪,升华为历史的忧伤。这在咏史诗中最为明显。“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伴客愁”,这个愁是什么愁啊?就是因伤时而引发出来的生命之愁和历史之愁。因此,咏史诗也就与感叹时空的变化连在了一起。如刘禹锡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由时间的伤感转入对空间的悲叹,从而使诗获得了一种深远的空间结构。它不再是感叹现实,而是把它延伸到了历史,延伸到了远古的空间。古人的生命感受,由此而得到了一种拓展。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写到“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当见到昔日古战场英雄早无踪影,只有几枝芦苇在寒风当中摇曳的时候,一种生命的悲情由此而起。
到了明清还有人继续着对时间的咏叹。我最欣赏的是张惠言的一首词《水调歌头》,表达出对时间与生命的感受,他说,“今日非昨日,明日复何如?朅来真悔何事,不读十年书。为问东风吹老,几度枫江兰径,千里转平芜。寂寞斜阳外,渺渺正愁予。”词人写到斜阳,写到东风吹来,枫叶几度变红又几度返青,就有了一种沧桑感。“千古意,君知否?名山料理身后,也算古人愚。”我最欣赏的还是这几句,“一夜庭前绿遍,三月雨中红透,天地入吾庐”,我觉得非常具有生命感。一夜之间新芽绿遍,雨中红透,这是草青花开的景象,这时候似乎天地所有的景色都进入到他的房子里,也就是进入到他的胸怀之中。这种纳天地宇宙于心中的胸怀,实际上是对自然生命的尊重,诗里充满了一种生机和宇宙意识,诗人将自己的生命融入到天地宇宙之中,在时间的感悟当中来把握天地空间,这就有了一种更高远的思考。
像蒋捷的诗词也写到“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很简单啊,不过是写出一种自然景象,但是在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之中却包含着很深刻的生命悲情。
从伤时进入到咏史,往往是对生命精神的一种把握。由此而来的就是伤离别,因为时间不驻无法把握,人生短暂也很难挽留,所以朋友相聚就显得非常重要。但亲朋之间往往是别多会少,因此于离别时刻也就有了一种生命的悲叹。
另外,就是对远游而思归的歌咏。在外地做官经商,或者出去拜师会友,不断的游荡也会产生诸多的客居感。古人就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是从大处看人生,看时间,充满空幻感。所以客游他乡,就引发了对生命的追问。“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有一种人生的沧桑感;“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对故乡产生了陌生感。这个时候家乡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是一种精神家园,故乡不仅仅是一个家,更多的是自己的精神寄托。
由此而起,就有了人在他乡的生命感悟。像白居易写的“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所写的“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马戴写的“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黄叶代表时间的流逝,灯下自处是孤独,白头是人生的短暂,意象对比非常强烈,衬出的是人生的悲叹。对此,黄庭坚更有感受,“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他把人生的感悟放在诗词里头写出来,确确实实令人感动。“桃李春风一杯酒”是写他当年顺利的时候,春风得意,朋友聚会在一起,但是流落江湖一下就是十年而过,朋友再聚已不可能。由夜雨之灯、江湖之灯而联想起人生际遇的艰难曲折,同样流露出人生的一种空幻感和沧桑感。
由思乡而起,就有了“杏花春雨江南”这种意象,它几乎成为了古代知识分子心中的精神家园,尤其是南方人到了北方,或者是在打仗的时候,一想到杏花春雨江南就有了一种宁静、安宁、幸福的感受。所以韦庄说“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写到了对江南女子的难以忘怀,这也成为后来的文学意象,垆边的江南女子跟杏花、春雨、江南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生命的美感贯穿其中。正是在人生的漂泊当中,故乡才变得如此令人难以忘怀,才有如此强烈的魅力。
因此,伤时、伤史和伤离别、伤故乡,都是会相互牵连的,并引发出一种生命的悲情。
当然还有哀悼生命,进入到这种层次时,就更可以见出生命的悲感了。尤其是在汉代的时候,人口死伤得太多,长寿者很少。《古诗十九首》里就写到“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看到死者、见到坟墓,更感觉到存者的可亲,更感觉到生命的格外可贵,并由此进入到对历史的追问和人生的思考。像王羲之的《兰亭序》,本来雅集是欢乐,但是他却由此而生出了许多感慨,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一种生命悲情油然而起。苏东坡《前赤壁赋》也是继承这样的传统来写的,“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由人生的短暂进入到深刻的历史和时间的思考。
古人在生命艰难、仕进受阻的时候,生命激情更为旺盛,往往体现出一种生命的抗争精神,也体现出一种哲学智慧。像鲍照写的《拟行路难》:“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他有才能但是没有出路,这个时候要抗争,要挑战,“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李白的《行路难》也是反抗式的呼喊。“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他很想做一些事,也有才能,但老是得不到重用,心里茫然得很。“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你看人生的道路多么艰难,所以他不断地感叹“行路难,行路难”。他大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充满着人生的无奈。他写《蜀道难》也是一种无路可走、怀才不遇的伤感和痛苦,也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悲愤和生命的焦虑。李白尽管生命受阻,却并不悲观,而是能够化悲为健,表现出对于功名利禄不屑一顾的人生价值观,他自己解放了自己。他的《将进酒》是他生命痛苦的一种精神发泄,充满着无穷的生命活力,“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照样是由对时间的感叹而引发对人生前途与名利的拷问。“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功名利禄富贵算什么,只有我喝酒才是最好的,咱们就以喝酒来解放自己吧。所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那么他就甘当一个饮者,这是他的自我解放。这当然是一种愤激之言,他视金钱富贵如粪土,表现出一种傲气,“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此时就有一种雄豪之气,这就是化悲为健。《将进酒》是一曲悲壮而深沉的醉歌、雄放而高亢的壮歌。
像李白那样做到一种自我宽慰,化悲为健的诗人很多,尤其是在一些被贬谪、被流放的诗人身上,更表现出一种生命的顽强不屈。像韩愈被贬到潮阳,他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诗,表达出九死而不悔的决心,体现出顽强的精神,这也是化悲为健。
欧阳修的《戏答元珍》,是在新政失败之后被贬到湖北峡州做小县令时所写的,不但不消沉,反而自我勉励。他写到“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这就是生命的顽强不屈,他相信他将来还会回到朝廷,还会去为人民做事。“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他坚信野花终有开的时候,春风的远近没有关系,身处天涯也没有关系,只要自己有自信。这也是化悲为健,体现着儒家的生命哲学。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还有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里面都贯穿着自强不息精神。人生处于艰难的时候化悲为健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化困为通。要使生存的艰难困厄化为通达,不老是纠缠在困境里,这也要有很高超的哲学智慧。像王维的诗就写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又是生命的另一种境界。阮籍是哭穷途而返,表达的是生命的无望,但王维不这么想,而是等待,寻找出另一种出路。
更典型的是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也产生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念头,但是实际上他并不那么做,而是对这种困境看得越来越清晰透彻,也就越来越通脱。比如他在《定**》这首词中写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有一点风雨不要怕,一边唱一边往前走,“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谁怕?不怕,人生就是有风风雨雨的。“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时候山头还有斜照,还有暖的阳光,所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过去的困厄风险根本不值一提,这就是化困为通。苏东坡在《留侯论》里讲,“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不因功成而色喜,不因事败而丧志,这就是大勇大智。
正是在这种生命的悲情与思考之下,诗人会超越一己的得失和现实的困境,从更高更远以及更主动的层次上去提升人生的意义。所以苏东坡写的词经常是逸怀浩气,把酒问月、登台怀古,都充满着一种豪雄之气。苏东坡的人生体验,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浸染的结果,也是他独特的性格所致。“此心安处是吾乡”,他不悲观,遗世独立时常流露出一种英雄气概
第二,在自然中融入生命、安顿生命、提升生命。
在自然中融入生命就是在天地自然的山水中,在对自然物象的体悟当中安顿自己的身心。如陶渊明所写的“纵浪大化中,不喜亦无惧”,就是将身心融入到大自然当中,才体会到生命的无喜无忧,于是心与自然的契合就成为陶渊明的一种生命安顿。陶渊明的《饮酒诗》里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就是一种心灵的安顿。我们处于物欲横流的社会当中,只要坚守住自己,也能够做到心远地自偏,不会因为自己钱少而精神穷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他觉得自然当中有真意,这个“真”是什么?就是返璞归真。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退隐到自己心灵可以安顿的地方。他的《读山海经》写到,“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他连简单的房子都喜欢,就是因为在那里可以享受自然。“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在读书中,能够俯观仰察宇宙天地,你不快乐还干什么呢?这种快乐之感,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顿在大自然中,而与自然生命相对接,此时自然也就成为了净化灵魂的所在。古人认为自然中隐含着大的道理,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感悟,可以给予人精神的宽慰,这就是生命的安顿。
刘方平的《月夜》“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在星空转换当中,诗人感觉到宇宙的生生不息;从窗外透过来的虫叫声中,感觉到大自然的生命律动。虫声刚刚起来,预示着春天万物复苏,正是在这种简单的被感化当中,人跟自然相呼应、相契合,这是生命和生命的呼应、生命和生命的对接。能够听到虫声,看到萤火虫飞舞的身影,那是一种幸福,我们现在在城市里已经听不到、看不见了,但是古人在大自然的寂静当中却能感受到跳跃着的活泼泼的生命,这就是在自然当中感悟生命。
借自然景色来表达生生不息的无穷生命力,这也是古人写景诗、写山水诗要表现的重点。像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从一岁一枯荣的草原当中,可以感悟到自然的生生不息,并象征着人的顽强不屈。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草色远远的看有一片绿了,但是走近看却又了无踪影,在这么小小的生命当中,蕴藏着一种无穷的生命力,同时也蕴含着一种哲理:有许多新生事物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悄无声息的,但你千万不要低估它。韩愈又说“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就是这样的草色,其实是春天里最好的景色,它远远胜过后来杨柳飞絮的时候。他认为不要忽视了生命当中的任何景色,若有若无的草色,其实它是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不要等到桃花都开了、树叶都绿了你才去观赏,其实美景就在身边的每时每刻呢。
古典诗词中经常表现出的物我合一的生命观,就是把自然事物和我打成一片,我与物互为主客体,把自然和我看成是一种平等关系。辛弃疾在词里就讲,“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李白也有“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山和我互看,我看山,山也在看我,这就是物我合一观。古人把自然视为自己的朋友,这种互为主客体的意识,往往表现出古人对生命的珍惜,是一种生命境界。像张孝祥所写的“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就是从洞庭湖色当中体悟到与自然、与宇宙相互合一的精神境界。“万象为宾客”,谁是主,谁是客,实际上已经互相通融在一起了,面对此中景色人就会有一种超越感,不再计较个人的穷通得失。
将自然事物视为自己的朋友,往往也把自己的生命推及于物,这种友人感、亲近感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实际上就是与自然为友。像钱起的诗,“谷口春残黄鸟稀,辛夷花尽杏花飞。始怜幽竹山川下,不改清阴待我归。”这其实是诗人移情于竹,里面透露出一种亲切。诗人正是在我爱竹和竹等我之间的感情融通中创造了一种物我相近的生命感。故竹子被古人称为“岁寒三友”。
又比如写梅的诗,更多也是把梅花当做朋友,当作高洁情怀的象征。宋人杜耒的《寒夜诗》:“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竹炉汤沸有一种盈盈生气,茶当酒更是一种儒雅的情趣,而茶、月、梅交融在一起,便成为一种高洁情怀的象征。“才有梅花便不同”,古人生命的质感由此而体现得厚重起来。宋明时期古人是非常讲清雅的,所以才有了那些追求清趣的小品文的出现。像扫雪烹茶、南窗观画、听雪敲竹,在明人看来是雅得不能再雅的事情了。
第三,在日常生活当中倾注生命的冲动和审美的体验。
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很简单的四句,但充分反映了诗人对生活的极度热爱和生命的激情。面对一缸新酿的酒,诗人是那么兴奋;面对一场即将飞扬的雪,他是那么呼朋唤友的急不可耐,由此可以看出在唐人的生命当中充满了多少的激情和温情,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享受生活的美,并表现出对美的渴望,这就是唐人生命的亮丽和鲜活。
宋人对日常事物也是非常热爱的,追求一种雅。唐诗是一种雄浑、一种大气,更多的是一种公共空间的表达,比如说边塞诗,表达的是一个国家的气概,是一种非常开放的公共情绪的表达,豪气、雄浑;宋人则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私人空间和私人感情,更多的追求一种情和韵,尤其是在韵味上,往往可能表达很小的主题,“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里面也体现了一种生命感,但是个人的情感。宋人写愁也多是写自己的愁情。
宋人很强调读书,往往把读书当做一种安宁、愉悦的享受。如陈师道有一首绝句,“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读书和交友,都是人生当中的大事,所以快意的阅读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书当快意读易尽”,愉快地读书,那阅读的速度就非常快,表达了一种读书的快感。当然还有“客有可人期不来”,可人就是可爱的人即谈得来的朋友,知己可遇而不可求,你期望他来他不一定来的,能得到这种朋友那是人生一大快事,这就是说读书和交友一样,读到一本好书就象是交到一个好朋友,应该珍惜。然而人生之事往往十有八九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很多事情都是差强人意。因此“好怀百岁几回开”,就带有一种洞穿世事人生的道理在里面,能够舒心开怀的时候,一生能有几回呢?所以能够读一本好书就好好珍惜吧。
古人对日常生活中赏心悦目的事情,往往有一种生命的冲动,常常能从中领悟到一种哲理,投射着一种精神境界。像宋人魏了翁的诗,“远钟入枕雪新晴,衾铁棱棱睡不成。起傍梅花读《周易》,一窗明月四檐声”。听着外面的雪水在嘀嗒嘀嗒响,起来傍着梅花读《周易》,这个境界多么清雅,在艰苦的环境里透露出生生不息的精神追求,表现出自然和生命的联系,表明读书确确实实可以使人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和安慰。
还有王禹偁写的诗,“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清明节一大早就起床读书,既无花也无酒就过节了,这看起来兴味萧然,如同郊野的僧人一样,但其实是对这种情趣的欣赏,在人家看来可能是兴味萧然,但是能够伴着灯悠然而读,可以说也是一种生命价值观的体现,相对于那种赏花饮酒的豪奢生活来说,这种生活更显得潇洒清朗。
第四,走向空静的生命追寻,通向自由的生命超越。
儒家、佛家和道家同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许多精神层面上是相通的。如儒家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实际上跟道家的退隐、归隐有共通之处,虽然它不像道家那样追求成仙,追求长生不老,但它同样也在对生命、对时间的伤逝思考当中追求生命超越。那么佛家呢?佛家追求空寂、空静,与道家讲的虚静、儒家讲的静观也有共通之理,同样具有超越意识。它们所倡导的超越都代表了人生价值的另一面追求,反映出古人的生命智慧。儒家早就说过,独善其身也是一种生命选择,否则在不利于自己的境况下还要硬碰硬地干,那这个人的生命就很脆弱。当然也有宁折不弯的悲壮典范,像屈原投江,老舍沉湖,为了自己的理想决不苟且。但更多的是像苏东坡这样的人,把化困为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如果苏东坡跳到江里死了,中国历史上就缺少一个伟大的文人了,所以儒家关于达与穷的选择,实际上早就把中国文化的框架框定了。
人生穷通的两面是可以互补的,儒、道、佛也是可以互补的。儒往往跟道相通,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个社会需要我,我就站出来奉献自己的才智,不需要我,我就隐居去做高士,这是儒家的一种人生选择,这里面就有道的理念。在理学家那里他们也有静观,就是没有冲动、没有欲念,宋代的理学家就要求去人欲。其实这种去欲的理念应该说有它积极的一面,人的欲望是要有所节制的,否则,当社会的欲望都膨胀起来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秩序了。
理学家程颢写过一首《秋日偶成》的诗,“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这首诗表现的是道,是静观,静观就是去欲,四时佳兴就是去欲之后获得的快感,道通天地,才能够有这种感觉,所以富贵不淫,身处贫贱也感觉到快乐。这就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儒家观念,但是到了静观的境界,能够平静的看待世间一切,也就是真正的英雄了,这就是一种超越。
再有,等生死、齐富贵、淡功名、超功利的时候也是能够获得超越的。杨慎《临江仙》:“滚滚江水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否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历史就像滔滔江水一逝不返,多少的英雄豪杰,他们当年的功绩与失败在身后都不过是一场空了,这里所表达的实际上就是一种人生的空幻感。“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既很苍凉也很旷达,千古英雄之事后来都化为了渔樵的闲话,是非的成败注入了一杯浊酒的笑谈,诗人将历史的哲理融入到时空、人事、是非成败的转换之中,在变与不变的相对中升华了历史的反思,使人读后获得了一种超越生命超越时空的感慨。
隐士的诗也是追求一种超越的,像杨基《清平乐》写到“狂歌醉舞,俯仰成今古。白发萧萧才几缕,听遍江南春雨。归来茅屋三间,桃花流水潺潺。莫向窗前种竹,先生要看西山。”退隐之后安宁自在、淡泊性情,但是却不为流俗所污染,要追求西山的清爽之气。道家的思想里也有很多超越的意识。欧阳修写过《梦中作》,“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世换,酒阑无奈客思家。”这里表现的是道家对时空的空幻感。道教故事里说有人入山中看到两个神仙下棋便站在一旁观看,等看完棋回到家已经过了几世了,正所谓“天上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在这个时候“酒阑无奈客思家”,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家追求超越的神仙思想。李白从道家那里也学得了许多的超越思想,他的自我解放意识,很多都来源于道家,他常有飘飘欲仙之意,甚至于把自己看成是天上贬谪下来的仙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李白也是在践行一种迈向空静的生命追求。
佛教徒王维也写了很多追求空静的诗,象“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休”,因为生命无所寄托、情绪无所发泄、出路无法找到,所以才遁向空门去寻找一种精神的解脱。在空的当中,当然也包含了一种哲学的智慧,那就是对功名的消解。对生命的无奈虽然是一种悲哀,但从此淡泊名利以求得心灵的解脱,也不失为人生的另一种超越。当人没有了功利之心的时候,也就获得了大彻大悟,精神即得到了大解脱大自由,也便是佛教说的超越尘世,当然,佛教的这种超越,也代表着一种顺应自然的生命主题。
退隐、遁入空门为什么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超越呢?那就是说,他不是执着于一物,或者说不是认死理,执着地去追求做一件事情,而是看空现实,以退为进,追求另一种活法,这样就解脱了现实的烦恼,从而获得超现实的愉悦。
古诗词当中蕴含的哲学智慧常常能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比如有些诗词所表现出来的思辨,以中观、辩证的方式讲述了许多道理,透露出深邃的智慧。比如苏东坡的《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讲的是因缘和合的道理。什么事物都是有因有缘的,要和合才能构成一个事物,就象是弹琴一样,你用手指去拨它,手指的拨是因,而琴是一个缘,因缘和合才能奏出悦耳的琴声。这就机敏地讲述了因果的关系。又比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包含着看事物应要多角度去看,甚至于要跳出身陷的局限去看才能看得更清的哲理。应该说,中国古典诗词中所透露出来的哲学智慧,是古人生命体悟的体现,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与借鉴。
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就讲这么多,讲的不一定对。希望大家给予指点。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蒋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古典诗词的解读。我记得有人说过,古人比今人活得更快乐,可能这是一个很片面的快乐,但是经过蒋教授今天这么有智慧的一场解读,我觉得可能会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很大的启示。在演讲的开始,蒋教授也跟大家提到过,在《羊城晚报》有接近两年的“诗词小札”点评专栏,这是我责编的一个栏目,我在责编的过程中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他们都说非常喜欢这个栏目。蒋教授刚才也介绍了,这一百多篇专栏文章即将结集出版,今年年底将会跟大家见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羊城晚报》。今天的这一场演讲,如果大家希望保留这样的一段文字记载的话,也可以参看下周六的《羊城晚报》,我们将会有文字上的整理。
今天的论坛到此结束,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