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事业单位改革
瞭望:内地事业单位改革时间表确定 涉及4000万人
未来5年,将是事业单位改革最为艰苦的攻坚阶段,剥离、重塑的阵痛在所难免,真正的考验到来了
从党的十四大提出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目标算起,中国特有的“事业单位”改革已经走过了19年历程。其间,相关的人事聘用、机构编制、管理体制、绩效工资、养老保险等改革和试点细水长流般地延宕至今。其间,各种试探、揣测、观望,甚至抱怨的社会心态,不断推高各界对于事业单位改革的期盼热度。
据《瞭望》新闻周刊最新了解到的权威信息,高层已就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作了全国性的整体改革部署,改革时间表也已确定。这项涉及包括离退休人员在内的四千万“事业人”的改革,终于正式开闸。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对本刊记者说:“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准备、调整,国家层面的中长期改革指导意见将对下一步中国事业单位改革起到重要的宏观性、纲领性、指导性作用。” 据本刊了解,此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功能明确、运行高效、治理完善、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公益服务新格局,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
改革的主要思路,将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要求,以促进公益事业发展为目的,以科学分类为基础,以深化机制体制改革为核心,总体设计、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先行试点、稳步推进,进一步增强事业单位活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公益服务的需求。
来自高层的信息显示,今后5年事业单位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是,在清理规范基础上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的改革基本完成,从事公益服务事业单位在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财税政策和机构编制等方面改革取得明显进展,管办分离、完善治理结构等改革取得较大突破,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的制度环境进一步优化。
改革任务复杂艰巨
有统计称,我国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共计3000多万正式职工中,教育、卫生和农技服务从业人员三项相加,占总人数的3/4,其中教育系统人员即达到一半左右,另有900万离退休人员,总数超过4000万人。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按照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不同特点,逐步建立健全分类管理的人事制度。2000年,中央下发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明确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原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明确了聘用制度的相关政策规定。此后,全国实行聘用制的单位占事业单位总数的比例从2004年的36%,逐步增加到2009年的80%。2010年,全国已基本建立聘用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二中、四中全会都明确提出,要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2009年中办印发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和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均对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收入分配制度方面:2006年,原人事部、财政部《关于印发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及其实施办法。2009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和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并从2010年起,在全国事业单位全面实施绩效工资。在社会保险方面:2009年1月,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下发,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先期开展试点。
2010年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要求,积极稳妥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来自高层的判断认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一些事业单位功能定位不清,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机制不活。公益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供给方式单一,资源配置不合理,质量和效率不高。支持公益服务的政策措施还不够完善,监督管理薄弱。
有的事业单位对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追求,偏离了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机构的基本价值取向。此外,已经形成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结构在改革中很难被打破,成为事业单位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些问题影响了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分类改革加以解决。
“事业单位改革的实质性推进,与‘十二五’时期切实解决与百姓利益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难题,以及‘民富’战略相吻合、相呼应”,汪玉凯说。
国家行政学院宋世明教授说,改革后的事业单位,即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应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组织支撑,成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主力军,以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的核心职能。“甩掉两头、留下中坚”
从中央的新部署看,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是此次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尤为突出的主导理念。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未来的事业单位就是公益属性的事业单位,不再包括行政类和经营类的事业单位。可以说,提高公益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导向已经非常明晰了。”汪玉凯说。
在宋世明看来,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可谓“甩掉两头、留下中间(中坚)”。所谓分类改革,即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其行政职能划为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
“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宋世明说,留下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甩出两头,不是甩财政包袱、甩人事包袱,而是要进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组织的优化”。
作为中国历次机构改革的遗留产物,一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没有纳入公务员管理,造成一些公共机构出现利用所占有的公共资源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把服务变成了收费以满足部门和个人利益需要。有的事业单位现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强化了公共机构的官僚化,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和公众利益的损失。
这类事业单位回归行政机构后容易出现三大“尴尬”:一是可能突破机构限额,与大部门体制方向相违;二是可能突破人员编制限制,与精简效能原则不符;三是可能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继而形成改革阻力。
“解决这些问题和阻力,需要结合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特别是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整体推进改革。”宋世明分析,尤其是涉及机构编制调整的,不能突破政府机构限额和编制总额,而主要通过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中调剂出来的空额逐步解决。
受访专家解读道,对于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要认真梳理职能,将属于政府的职能划归相关行政机构。职能调整后,要重新明确此类事业单位职责、划定类别,工作任务不足的应予以撤销或并入其他事业单位。
对完全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则可调整为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确需单独设置行政机构的,要按照精简效能原则设置。对于已认定承担行政职能、但尚未调整到位的事业单位,过渡期内使用的事业编制须“只减不增”。
“市场的归市场”
被“剥离”的,还有原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近年来,一些科研院所、出版社等事业单位转企改革持续推进,其间也不乏问题、波折。按照中央的明确要求,在转企改制过程中,须按有关规定进行资产清查、财务审计、资产评估,核实债权债务,界定和核定资产,由统计财政部门依法核定国家资本金等,这些程序不可缺少。转制单位要按规定注销事业单位法人,核销事业编制,进行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和工商登记。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后,要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深化内部改革,转变管理机制,并按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原则,逐步与原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其国有资产管理除国家另有规定外,由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责任的机构负责。
“推进转企改制,是最具有标志性的改革动作。但此项改革特别要注意一定不能‘演双簧’,市场化要彻底”,宋世明说,“一定要做到清清爽爽、利利索索、明明白白”。
从完善过渡政策看,转制工作可给予一定的过渡期,比如5年。在过渡期内,可以对转制单位给予适当保有原有税收等优惠政策,原有正常事业费继续拨付。在离退休待遇方面,转制前已离退休人员,原国家规定的离退休费待遇标准不变,支付方式和待遇调整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转制前参加工作、转制后退休的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和调整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保证离退休人员待遇水平平稳衔接。
“这样才能尽量减少改革的阻力,保证公平公正”,汪玉凯说,为了分类改革的顺利推进,在过渡期内“管住增量”很重要,今后不应再批准设立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
据本刊了解,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转制后,离休人员的医疗保障将继续执行现行办法,所需资金按原渠道解决;转制前已退休人员,转制后继续按规定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障等待遇。有条件的转制单位,还可按照有关规定为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和企业年金。
公益之“分”
被留下的“中坚”,也进行了细分。据了解,除了以往对行政类、经营类、公益类事业单位的划分,此次改革部署又根据职责任务、服务对象和资源配置等情况,将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划分为两类。承担义务教育、基础性科研、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及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等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一类。承担高等教育、非营利性医疗等公益服务,可部分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划入公益二类。
“这样分类也可以看作是按照公益属性的纯粹程度来划分的”,汪玉凯说,纯公益类的事业单位,是由政府出资保障的,不再允许其存在经营性活动。“比如乡镇诊所、社区医院等就属于基层的基本医疗服务。以前经常说的教育产业化,这个概念模糊不清,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义务教育是不可以产业化的,长期不治的义务教育阶段‘择校费’应被叫停”。
汪玉凯指出,高校、职业教育、综合医院等,都具备较强的资源吸引和创收能力,应该属于准公益类的事业单位,允许其部分市场配置资源,但其整体的“非营利性”定位也是确定的,不允许进行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
受访专家解析道,应结合不同事业单位的具体特点和财力,对不同类型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财政支持办法,合理制定标准,实行动态调整,健全监管制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用。比如对公益一类,根据正常业务需要,财政给予经费保障;对公益二类,根据财务收支状况,财政给予经费补助,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予以支持。“公益性事业单位有不同程度的财政支持,并不意味着排斥民间资本进入公益性服务领域”,宋世明说,未来的公益性服务事业单位不是由政府大包大揽,而是多元并存、竞争发展的,因此管办分开、网络化、社会化发展是必由之路。
据悉,高层提出要完善相关政策,放宽准入领域,推进公平准入,鼓励社会力量依法进入公益事业领域。对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的,在设立条件、资质认定、职业资格与职称评定、税收政策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与事业单位公平对待,并切实加强监管,引导其健康发展。完善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捐赠公益事业。
“这将给民办医院、民办学校的生存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制度空间,摒除原有的准入限制、制度歧视等问题”,汪玉凯说。“社会力量进入公益事业领域,可以适当收费,但与公益二类的事业单位一样,整体上也必须是非营利的。”
优化、提升、改造
“‘留下中坚’也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留下,而是要对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进行整体的优化、提升、改造”,宋世明分析,这其中包括改革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加强监督等若干“重塑”项目,“这一系列改革,无不是为了强化事业单位的公益属性”。
“重塑”项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保制度的改革。
自从2009年5省市开展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以来,这一领域的话题一直牵动着社会敏感神经。“虽然改革试点进展缓慢,但目前来看,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的总体方向仍与最初的改革思路基本一致”,汪玉凯对本刊记者说。
据悉,高层要求是完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政策,逐步建立起独立于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体系。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个人缴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实行省级统筹,基本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
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对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妥善保证其养老待遇水平平稳过渡、合理衔接,保持国家规定的待遇水平不降低。此外,还将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制度。“‘老人、中人、新人’的制度区分,保障了改革的公平性。对‘事业人’普遍关心的养老待遇水平问题,也有了正式回应”,汪玉凯说,即便如此,仍可预计这项改革的难度和阻力将会相当巨大。“为减小阻力,公务员的社保改革需要同步推进。统筹考虑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离退休人员养老待遇水平。”
关于管理体制改革,“政事分开、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关系”是当之无愧的主题词。受访专家解读道,行政主管部门需要加快职能转变,减少对事业单位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进一步落实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积极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长期困扰事业单位改革的种种难题,归结起来都与政府自身的改革有关”,汪玉凯说,事业单位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政府的同步改革和真正的“放权”。
此外,此次改革还强调继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快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管委会等多种形式的治理结构,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机制,提高运行效率,确保公益目标实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事业单位工资正常调整机制等。
一切为了公益服务 根据中央的要求,大力发展公益服务,就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不断扩展公益服务领域,增加公益服务品种,扩大公益服务供给总量。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断增强公益事业发展活力。通过改革,形成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公益服务新格局。
“可以看出,未来的公益服务新格局将为公众提供广覆盖、多层次的公益服务”,汪玉凯说,事业单位改革并不是单纯地减少数量和人员,经过剥离、重塑后的事业单位,在未来发展中质量将提升,数量也会调整和增加,“一切服从于人民群众对于公益服务的需要”。
从强化政府责任的部署看,就是按照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优先发展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基本需求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公益服务,促进公益服务公平公正。加快发展农村、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公益事业,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益服务水平差距,切实满足广大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医疗、教育文化等公益服务要求。优化公益服务资源配置,合理规划布局,科学设置事业单位,打破条块分割和行政区划界限,推进资源共享。创新公益服务提供方式,完善购买服务机制,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据悉,高层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组织实施工作安排十分具体。受访专家解读道,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应按中央要求稳步实施,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注意把握节奏,加强统筹协调,做到条块结合、上下结合,条件成熟的可率先改革,暂不具备条件的允许过渡,不能搞“一刀切”。
“在过渡期内,尤其应严格禁止突击提拔干部、严禁超职数配备干部或违反规定提高干部职级待遇。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确保公益事业健康发展”,汪玉凯说。□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琳
昨天,人社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此前启动的5个事业单位改革全国试点,目前仍在试点阶段,并未停滞。
他也表示,事业单位改革在制度设计上会有合理安排,不论是北京还是其他地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必要因此提前退休。
改革试点并未停滞
京华时报:国家层面近年来屡推事业单位改革,但据了解,2008年开始试点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改革,试点地区没有细化的实施方案,目前处于停滞状态。你对此如何看?
吴江:这并不是有没有细化方案的问题,可以说,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改革涉及全社会、涉及公务员,情况比较复杂。目前突出的问题是,事业单位没有为纳税人提供最完美服务产品。因此对于事业单位的改革当然是非改不可了。2008年国家启动的这项改革在全国5个城市进行试点,目前仍然在试点阶段,现在也并不是停滞,国务院还是决心将这项改革试点好。现在的情况是,要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建设放在前面来做,实现事业单位聘任制、绩效工资和岗位管理,由此来推进改革。
京华时报:你刚才提到的复杂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江:首先是事业单位分类的问题,分类不清楚,就很难确定哪些事业单位是要加强它的公益性,哪些要进行改制推向社会,无法分类清晰就无法将改革推行下去。
此外,事业单位改革的复杂性还体现在我国还存在大量的民办事业单位,如民办的公益单位、公共服务机构,民办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机构,其中一部分也是不以盈利为目的提供公共服务,这类事业单位在经过明确分类之后,也需要与公办单位一样获得政策上的支持。
公务员改革也是必然
京华时报:很多人认为在公务员改革按兵不动的情况下,对事业单位大刀阔斧地改革有失公允。吴江:确实,我们现在很多人老跟公务员比较,其实,客观来讲,公务员是一个运用行政手段的执法单位,我们很难评价公务员个体的绩效。当然,从长远来看,公务员也要打破“铁饭碗”,也要引入竞争机制,也要“有上有下”,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公务员要实现聘任制,这一条路也是必然的。
急需引进竞争机制
京华时报:你刚才讲了事业单位目前存在的一些弊端,那么,目前推进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
吴江:事业单位目前存在这些突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事业单位长期以来缺乏竞争机制造成的,因此,迫切需要引入竞争机制。这就是在事业单位内部推行绩效工资、绩效考核机制的原因,通过你对纳税人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的质量,来评定你的职称,这样一来双方都有个约束,结果就会不一样,因此绩效在事业单位非常重要。
进一步来讲就是,事业单位的“铁饭碗”一定要端掉!不能够拿“铁饭碗”,这个饭碗谁来给,需要纳税人老百姓来给,大家认可你,你就有饭碗,你服务得好就有好饭碗,反之就没有好饭碗或者失去饭碗。但是,需要明白,这种通过竞争机制来提高对老百姓的公共服务质量的方式,并不是“甩包袱”。在设计改革路径上,不能简单化地对待,既不能把他们全部推向社会,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也不能回归到公务员队伍,而是走一条既要使他们很好地提供公共服务,又要使他们积极性调动起来的中间路径。
提前退休没有必要
京华时报:北京市目前对于事业单位改革的规划尚局限在国家的制度设计范畴,仿佛没有细化和突破。你怎么看北京在这方面的举动?
吴江:步伐不一样,大的指导思想是中央定的调子,只是有的地方走得快一点,有的走得慢一点。但是,有些内容是坚定不移,有些路径从长远看早晚都得走。比如下一步的操作路径可能就是养老、工伤、医疗都要社会化,对待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采取“新人有新办法,中人有中办法,老人有老办法”的方式,国家都有不同的制度设计安排。
京华时报:你刚才提到的养老社会化的改革在一些试点地区出现了提前退休的情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改革的进行吧? 吴江:我们改革就是要形成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在改革过程中,如果想要国家全都包下来是不现实的。但是确实也产生了一些恐慌心理,怕政策变动之后,对自己的退休收入有所影响。退还是不退,首先要看是不是符合国家规定,实际上国家制度的设计是没有空子可钻的,针对不同人群设计的办法不同,对于有条件退休的这部分人,国家会对他们考虑补偿,换句话说就是待遇不会降低,因此也需要对制度设计有信心,没必要提前退休。
第二篇:事业单位改革
事业单位概述
事业单位(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第252、411号令)
事业单位一般要接受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要有其组织或机构的表现形式,要成为法人实体。从目前情况来看,事业单位绝大部分由国家出资建立,大多为行政单位的下属机构,也有一部分由民间建立,或由企业集团建立。与企业相比,事业单位有以下特征:一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二是财政及其他单位拨入的资金主要不以经济利益的获取为回报。
中国的事业单位在功能上对应国外的是非营利组织(NPO)、非政府组织(NGO),国外的这些组织是社会自治组织,在中国的事业单位和政府的关系比较密切。这种不同点,有些是社会制度不同造成的,有的是由于中国的社会自治能力不足造成的。
事业单位的特征
1、依法设立。事业单位的设立,应区分不同情况由法定审批机关批准,依法登记,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直接进行法人登记。
2、从事公益服务。事业单位从事的是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涉及人民群众公共利益的服务活动,一般不履行行政管理职能。
3、不以营利为目的。事业单位一般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经费来源有的需要财政完全保证,有的可通过从事一些经批准的服务活动取得部分收入,但取得的收入只能用于事业单位的再发展,不得用于管理层和职员分红等。
4、社会组织。事业单位是组织机构而不是个人,要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和经费来源,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在事业单位改革中,应根据事业单位的四个特征,对以前被界定为事业单位的,有计划、分阶段通过改革逐步还原其应有属性。同时,在宪法和现有的法律框架内,重新统一规范目前存在的各种公益服务组织,实行统一的法规和政策,实现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和提供公益服务方式多样化的目标,促进各项社会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
事业单位制度改革四方面主要问题亟待解决
王晓初指出,首先是事业单位转换用人机制的任务还很艰巨。在进人方面,存在着进人不公开不透明、向事业单位乱塞人的问题。在管理上,聘用合同还没有真正成为确定人事关系的依据。岗位管理也缺乏具体政策。在出口上,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相关政策不完善,致使出口不畅。在人事监管上,缺乏对事业单位用人的监督管理手段。
其次,事业单位人事法制建设亟待加强。目前,行政机关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企业有《劳动法》,惟独事业单位没有一套整体的人事管理法律法规,人事管理的单项政策规定也不健全。
再次,改革发展不平衡。有的省、市聘用制度已经全面推开,像北京、上海、重庆、河南等地已超过80%;有的处在试点阶段;还有的地方由于各方面的困难和压力,改革“醒得早,起得晚”。同一地区也不平衡,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地处偏远的事业单位和乡镇所属的事业单位改革相对滞后。
最后,整体改革需要配套推进。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机构编制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影响着人事制度改革的进程。
事业单位改革的几大难点
第一,改革涉及大约130万个大大小小的公共机构,公共服务人员近4000万,机构与人员数都比较庞大;
第二,机构类别比较庞杂,不是简单的执法类、公益类和经营类的归类就可以界定清楚的。《公务员法》颁布以后,有些单位既有公务员,也有事业编制人员,界线进一步模糊; 第三,人员知识素质和业务素质差异很大,特别是事业单位聚集了各行各业的大量人才,改革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制度激励机制,发挥事业单位员工的积极性,将会造成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大幅度下降,对政府威信、国家和民族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事业单位改革既要有紧迫性,又要稳步推进。
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要警惕事业单位内部人控制现象。这是一个老问题,在改革过程中要引起高度重视。内部人控制也就是管理层控制,前几年曾发生过管理层收购学校、医院的现象,莫名其
妙的把公立学校和医院股份化或私有化,致使国有资产流失和公共服务质量下降,职工和社会都不满意,管理层和职工矛盾激化。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内部管理改革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改革。
其次,体制外及预算外收入管理问题。我国的体制外和预算外收入去年大约有3万亿元人民币,这些收入大部分可以说是事业单位控制,事业单位管理层对这些公共收入有很大的支配权。为什么过去所谓的教育、医疗这样一些清水衙门腐败现象比较严重,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部门的管理层财权和用人权过大又没有监督,群众不敢监督、上级部门又监督不了,为腐败、渎职、浪费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第三,要注重改革事业单位的内部治理结构。发挥职工在选举、管理、决策和监督方面的作用,这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遏制公共机构腐败的一个重要手段。笔者注意到深圳市事业单位要实行由各方组成的理事会管理制度,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管理、决策和监督,这对我国事业单位的民主化改革提供了一个标杆,将对我国建立现代化的公共服务机构、打破公共服务机构的官僚化倾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四,绩效考核与评价机制问题。政府管理机构要对各级各类公共机构建立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的内部与外部的绩效考核与评价机制,确立公共服务机构的外部监督和淘汰机制。
专家解析机构改革:事业单位将被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属于“政事不分”,改革目标是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
第二类是主要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属于“事企不分”,改革目标是逐步转为企业,走向市场。第三类是主要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改革目标是整合资源,强化公益属性,加强政府监管。
第三篇:事业单位改革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问题
我国的事业单位以及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形成的。事业单位被视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堡垒,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不仅可以减轻政府负担,大幅度降低行政成本,而且可以理清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提升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培育介于政府与企业之家的社会事业组织的缓冲力量,形成有效的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格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各地的改革实践,从精简人员与机构,减轻财政负担的角度上讲,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前面毕译丹同学已经讲过了前两个方面的问题,接下来由我为大家讲述另外两个问题:
(三)改革成本分摊困难
有学者把事业单位改革视为对计划经济 最 核心堡垒的攻坚以说明其难度之大。难度大由各方面的原因造成,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改革成本巨大以及经费来源问题。事业单位的改革成本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1、事业单位撤销、合并后,以前单位遗留的未还债务
2、事业单位未聘人员的安置成本
3、事业单位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
对第一类成本可以由改革后新设立的单位分担解决,第三类成本则主要依赖于各级财政部门及各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的共同监管,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最麻烦也是最难解决的是第二类成本,特别是那些转制为企业的事业单位,安置成本就更为可观。
据财政部财科所 国有资产研究室研究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12月,全国各级事业单位共129.08万户(含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人员2900万。在这2900万事业单位职工中,有一部分未安置人员会由处处有保障的 “单位人”变为处处靠自己的“社会人”,他们的离去需要一大笔钱。有专家认为这是政府为了赎回事业编制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如江苏一家209人的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支付了2000万元,包括为职工补缴的社会保险、离职人员的补偿费用以及用来弥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社会化养老保险差额的补充养老保险。又比如,按照浙江省现行政策,改变身份的事业单位职工的劳动关系补偿款、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预留款等各种费用人均4万-15万。这样高的安置成本经济发达地区是有能力支付的,但许多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支付能力是有限的。
来源之一是各级财政。人们普遍认为除中央与省级财政之外,其他财政的财力是非常有限的,因而无法为各地事业单位成本“买单”。实际上我国政府的总支出已占到了GDP的22%,这个比例已经不算小了。但为什么会出现财政无钱支付的现象呢?有研究表明,我国财政仍然在为一些从公平和效率来看都不需要政府干预的活动提供资金,而对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服务的支出相对较少,这需要各级财政根据改革的重心调整支付优先顺序及重点领域,将财政收入与支出以及政府的政策重点结合起来使用财政资金,并为监督事业单位的运行提供信息基础。
故而,各级财政对事业单位改革的支付以及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专项支持
是解决事业单位改革经费的重要途径,也是保证改革成本不向职工分摊的前提条件。
来源之二是社会资本。我国社会资本的存量是很大的,特别是发达地区的社会资本力量雄厚。只要政府引导有序,社会资本的参与会大大缓解地方事业单位改革的成本压力,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事业单位改革项目,对本地区的投资者可能没有吸引力,但对于发达地区的投资者来说,却可能是“香饽饽”,但这需要各地信息的交流与互换,需要一个中介来连接彼此,这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会组织。
故而,公开透明的信息提供是非常必要的。
(四)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问题
事业单位是我国知识分子集聚的地方。在2900万的事业单位职工中,教育、医疗卫生行业占了70%,文化、科技研究、农业技术服务等行业也占了很大比重,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是我国的精英。
目前,我国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制度类似于行政单位,工资制度、工资结构复杂,工资与贡献并没有真正挂钩。虽然近几年工资标准几经调整,但仍处于“内行记不住、外行看不懂”的状况,在这种工资分配制度下,最大的弊端就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从工资单上看,差别也就是那么几
十、百来块钱,但实际上的差距因行业和地区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其中差距的主要来源就是工资外收入。据研究,从2000年到2002年,政府向事业单位的预算拨款由3620亿元增加到6590亿元,增长了82%;同期,事业单位创收收入增长了43%,“事业收入”增长了53%,这些收入增量基本上都是用于增加人员和提高工资。在此期间,从业人员增加了23%,平均报酬增加了25%,总的人员支出增长了91%。这种现象在基层事业单位更加明显。在事业单位职工总收入中,工资外收入(包括灵活的奖金与补助等)几乎占到总收入的一半。正是由于对职工工资待遇的偏重,我国事业单位的效率反而不受重视。
1、高度集中统一的工资分配模式,削弱了事业单位的分配极限,事业
单位自身工资水平、工资总量与社会服务质量、经济效益脱离,最终形成单位躺在国家身上吃财政“大锅饭”的局面
2、事业单位的预算收入缺乏监控
第四篇:事业单位改革
事业单位改革
“事业单位”背景:
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典型的公共机构由三部分组成,即公共政策制定和管理部门(主要指行政机构),公共服务机构(主要指事业单位)和公共企业(国有企业)。
其中事业单位是指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事业单位给我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并为政府和企业分担了巨大的社会负担。同时,它参与社会事物管理,履行管理和服务职能,宗旨是为社会服务,其上级部门多为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政府职能部门,其行为依据有关法律,所做出的决定多具有强制力,其人员工资来源多为财政拨款。
我国“事业单位”问题的现状:
一、事业单位职责不清。受制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诸多事业单位中承担行政管理职能,沦为“二政府”,造成政府职能范围的混乱,导致宏观调控乏力,政府机构膨胀。
二、事业单位效率低下。在事业单位内部,则是运行机制封闭内向,服务对象单一,缺乏竞争机制,分配中平均主义突出。事业单位的兴办主体由政府“一统天下”,产权单一,资产运行效率低下,财政越位支出严重。而真正承担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则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缺乏竞争约束,普遍冗员繁多,效率低下。
三、自我服务倾向严重。事业单位长期消耗约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开支。据多项统计研究,这些资源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三千万人员自身。国家对现有事业机构大量资金的投入,在相当程度上是用来养人。事业单位的这种自身利益集团化、普遍化和机制化,产生了某些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如义务教育不到位,公共医疗的乱收费、药品高额回扣等。
总之,职责不清,效率低下,自我服务倾向严重的事业单位已经难以适应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近年来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行业榜单中,教育系统和医疗卫生系统位居前列。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定损害公共服务的社会形象,弱化以至瓦解公共服务体系,因此迫切需要改革。
我国“事业单位”问题的原因: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大多数产品或服务都能满足大众需求。但对事业单位所提供的各种公益性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科技服务等,却常常会听到供给不足、价格昂贵、质量低下等抱怨。这种供需之间的巨大矛盾是事业单位问题的最根本原因。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事业单位改革是手段,最根本目的是要发展由这些事业单位所提供的各种公益服务,使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我国“事业单位”问题的对策:
我国事业单位的种种弊病急需有效改革。事业单位改革要坚持以人为本,调动广大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增强自身活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性,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同时减轻财政负担。改革后的事业单位应该是非政府也非二政府、非企业也非准企业、非营利也非变相营利,最终回归到它的本位:公共服务。
具体来说,有以下对策:
一、明确事业单位职责,依据其社会功能重新定位。根据现有事业单位的社会功能,将其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的、从事公益服务的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三个大类。对于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要“还政于政”,回归政府机构序列,其人员接受《公务员法》等法律的管理;对主要从事生产经营的事业单位,要“还企于企”,原则上都应转制为企业,恢复其本来面目,按照企业活动的法律法规管理;对于真正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要制定相应的公益性事业单位管理法规,建立新的管理体制。
二、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改革。在人员进口上,实行公开招聘。在人员管理上,推行岗
位管理,包括规范岗位设置,实施竞聘上岗,完善考核奖惩,实行合同管理。在人员出口上,完善退出机制。
三、完善对事业单位的治理结构和管理体制,同时坚持事业单位的独立性、公益性和社会性。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要求,避免公共事业机构利用其垄断地位为自身和部门谋取不当利益,亟需建立一整套科学的监管体制。第一要保证公共服务机构的独立性,坚持政事分开,减少政府对公共服务具体业务的干预,给公共服务机构独立经营的条件和权利。第二要坚持政资分开,在国家财政部设立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监督国有公共服务机构的资产运行。第三要强化政府监管,政府部门要对公共服务产品的公益性和社会性负责,切实监督各类公共服务产品的数量、质量和价格,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选择权和知情权。
四、从政府角度提高事业单位的效率。对于事业单位,凡是可以通过采购提供的公共服务,在不影响该项服务稳定供给的前提下,采取政府“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办法,用市场化的方式组织生产和供应,降低公共服务的单位成本,提高公共服务的效能和水平。
五、坚持改革国有事业机构与发展民营事业法人同步推进。我们既要注重改革现存的、大量的和庞大的国有事业机构,改革政府对公共服务事业机构的管理方式,打破公共服务的条块分割,按照区域覆盖和就近服务的原则,设定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又要大力发展和培育各种适宜民办的公共服务事业,满足人们各种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需要。就是说,要把改革和发展并重,既要注重改革国有事业机构,又要大力发展各类民营的事业法人。这样,改革才能符合社会的实际需求,才会产生新的推动力。
六、应加快政府转型,切不能把事业单位改革当作“卸包袱”,甩财政负担。政府是提供公共服务的第一责任人,政府要不断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和投入,特别要注意避免把为财政减轻负担作为目标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倾向,推动经济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是事业单位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
七、应妥善安置相关人员。对于在事业单位改革中提前退休、转制的人员,政府应当予以妥善安置,特别是对改革后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险、财政保障等配套改革必须同时进行。完善社会管理和服务,促进社会和谐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面临诸多问题。主要体现为:一方面,社会公益事业薄弱,教育普及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公共卫生保障能力薄弱,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另一方面,社会治安管理落后、治安环境复杂;安全生产事故不断,工伤人员生存状况欠佳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政府提供完善的社会管理和良好的公共服务,它们事关社会秩序的平稳、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和人民生活的安定有序,是实现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直接影响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全局,对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和谐社会构建有着重要意义。故此,基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良好的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意义,我们必须结合国情,借鉴国外政府的做法,积极采取相应措施,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完善。
一、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坚持社会公正公平、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完善行政管理体制。第一、理顺社会各方面关系,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尊重社会各方的不同利益主体地位,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确保社会利益分配的合理化、公平化;第二、推行政务公开和政府职能转变,加快电子政务建设,提高政务透明度,推进公共服务信息化,及时发布公共信息,建立方便、高效渠道,增进政府与民众沟通交流,为群众生活和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创造便利条件;第三、完善中央和地方结合和统一的行政管理执法体制,加强职能整合与机构整合,比如,在市县城市管理领域、农业和文化卫生领域,推行行政相对集中处罚权和综合执法,解决部门权能交叉、多重多层执法、执法扰民问题;
二、明确政府在社会公益事业、公共服务、社会公平方面的公共责任,避免完全市场化、唯市场化的倾向。一方面,将改革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从专注效率转向兼顾效率与公平,从单纯强调经济快速增长转向强调发挥社会政策功能,坚持政府对社会公正的责任,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加大政府工作力度和财政投入,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提高教育普及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以及公共卫生保障能力,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
三、完善社会保障,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增强公民生活的安全感和可预测性,形成覆盖广、层次高、功能多的社会保障体系。新加坡、突尼斯、的经验做法值得借鉴,比如,新加坡根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自助原则,建立了以中央公积金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突尼斯政府引导国有和私营部门积极参与社保体系的建设,社保覆盖面逐步由工薪阶层扩大到非工薪阶层、农民工、劳务输出人员等,同时增加了保障内容;
四、制定、完善有利于维护国家稳定、保障公民权益、促进经济发展和规范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责任,如《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障法》《劳动保护法》、《劳资协议法》等;同时,确保政府行为的法律程序公开、公正、透明,尊重合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推进依法行政;
五、加强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和安全生产监管,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一方面,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方针,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广泛开展平安创建活动,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落实到基层,确保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另一方面,规范行业市场经营秩序,严肃处理违法违规生产等行为,加大执法检查和惩处力度,提高相关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地方政府的安全保障能力;
六、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和民族精神等价值观念教育,形成和提升民族凝聚力,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增强道德素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比如,新加坡国会通过了经全民讨论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了“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得到了所有宗教和种族的认同,并把它提升为新加坡的国家意识;
我们要站在社会公平正义及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幸福的高度,进一步促进社会管理格局的完善,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下大力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在全社会也日渐形成浓厚氛围。这种态势很好,有了认识就有了自觉,有了自觉就会转化为行动。这表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
但同时也需要进一步看到,要真正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单单有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保障认识付诸行动的制度安排。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还是制度靠得住”。我们要通过既科学规范又切实可行的体制创新与制度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完善制度保障,最为重要的就是除旧布新,消除阻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旧的制度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相适应的新的制度体制。和谐社会的体制创新与制度建设,必须建立在对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特征的全面把握和科学应对上。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有针对性地消除导致产业结构低度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体制性根源,形成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在政治建设方面,紧紧围绕民主法治和充满活力等和谐社会基本特征的要求,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政务公开,发展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
在文化建设方面,既要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确立起良好的道德规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又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区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为重点,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以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为重点,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从而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
我们目前的社会建设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相对照,还有不小的差距。经济社会转型导致的波动,利益群体分化引发的冲突,使得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着极大挑战。我们要适应新情况、新变化、新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促进社会成员和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建立健全维护公共安全的有效机制,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建立社会舆情汇
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能力。
此外,完善制度保障,还要注意各项制度体制之间的配套与协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经济体制的单兵突进实现了经济发展一定程度的突破,但若持续深入,则有待于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的协同跟进。我们目前遇到的很多问题,都与制度的不配套、不衔接、不协调有关。
最后,完善制度保障,要选准突破口,抓住关节点,在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上取得新进展。构建和谐社会,一定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在实现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这些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上下功夫。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矛盾比较突出,以广大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如果不能实现对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就谈不上社会和谐和进步。通过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遏制逐渐拉大的贫富差距,使相对低收入以及一般收入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准同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准保持着一种大体同步的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公信力弱的政府,不能取得公众的足够信任,也就不可能有很强的执行力;而执行力弱的政府,一切规划和政策都难以落实,也就没有多少公信力可言
对于政府来说,公信力和执行力就是生命力;对于不同地区的政府来说,公信力和执行力就是竞争力。而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强弱,则是党的执政能力高低的具体体现。可见,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兹事体大。
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历来相辅相成、相互制约。公信力弱的政府,不能取得公众的足够信任,必定有令难行,也就不可能有很强的执行力;而执行力弱的政府,一切规划和政策都难以落实,也就没有多少公信力可言。
我国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总体上是比较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政府推动下取得的。但是,毋庸讳言,我国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离现代化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提高政府公信力】
事实表明,政府的公信力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一点一滴长期积累起来的。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提高政府公信力,需要抓住以下重要环节:
一是政府必须做到依法行政。政府能否依法行政,是老百姓观察政府可信度的重要标准。不依法行政的政府是无公信力可言的。政府作为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的机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活动,自觉接受法律约束和社会监督,并以此树立守规则、可信任的良好形象。二是必须做到诚信行政。诚实守信是政府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础。我们看到,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多源于政府政策的朝令夕改或言行不
一、言而无信。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前提。政府作出的承诺必须兑现,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一时做不到的,要向老百姓讲清楚原因。
三是必须实行信息公开。毫无疑问,信息公开有利于提高政府运作的透明度,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人民了解越多,国家越有力量。
【提高政府执行力】
执行力是目标与结果直接的纽带。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过:“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责,执行力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政府的执行力更成为决定民族兴衰的重要因素。然而,政府的执行力也不是一天炼成的,而是在严格制度的规范下逐步打造出来的。
提高政府执行力,必须科学界定和规范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职能,形成有效的政府协调机制。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地区差异大的国家,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着眼于提高执行力,中央应在强调大政策方针一致性的同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则要在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过程中,从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形成统一的决议之前,可以各抒己见,充分反映和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但决议一经形成,就不能以任何借口阻滞政策的贯彻落实。强调政令统一,并非要求盲从,更不意味着扼杀地方和部门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提高政府执行力,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建立健全政府官员问责制。问责制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制度保障。在一些地方,行政不作为已成为影响政府执行力的突出问题。对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要加强对行政过程的监督检查,对盲目决策、违法行政、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等行为进行问责,强化行政过程的制度约束。
提高政府执行力,必须着力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素质。人是组织中最重要的资源,政府工作人员素质高低,决定着政府执行力的强弱。应当承认,在我国的政府系统中有相当一部分
工作人员缺乏服务意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势在必行。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从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大幅度的缓解,才能扎扎实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加强和谐社区、和谐村镇建设,倡导人与人和睦相处,增强社会和谐基础。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畅通诉求渠道,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能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民生】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看似琐碎的国民生活,却最直接、最真实地反映出国家的强与弱,社会治理的好与坏。因为民生是国家的根基,是发展的根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如何在有限的政府资源的约束之内进一步强化、优化公共服务职能,跟上社会需求不断提高的步伐,是今后若干年中各级政府都将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我国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民生难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社会发展将受到很大影响。当前,诸如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等都是民生问题,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极高,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社会矛盾。因此,在改革中,在出台政策时,都必须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各级政府让利于民,让利于困难群众,而不是与民争利。政府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着想,自然受到群众欢迎。
民生问题无小事,处处留心皆民生。这些高含金量的惠民政策,让我们感受到和谐社会春天般的温暖,看到了国家走向科学发展轨道的春天的希望。我们期待着2007年成为一个民生问题不断解决的执行年,一个让中国老百姓获得实惠的民生年。
【节约】
在“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看到一些可喜的现象:一些企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开发和应用节约新技术;一些省市大力推进节约工程,建设节约型城市有了重大进展;许多市民自觉节约点滴资源,节约的意识不断增强。节约,正日渐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先天脆弱的发展中大国。尽管上世纪最后20年,我国每万元GDP能源消费量累计下降66%,远大于同期世界19%左右的平均降幅;我们以能源消费翻一番为支撑,实现了GDP翻两番的目标,但粗放型增长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变。目前,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生产、建设、流通、消费领域浪费资源的现象还相当严重。这说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也表明,节约资源的潜力很大,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建设节约型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着力构建节约型的增长方式和消费方式。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贯穿于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节能、节水、节材、节地和资源综合利用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点,科技进步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关键,体制创新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保障,全民动员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基础。只有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科技和教育等多种手段,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全面节约资源,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建立节约型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城市建设模式,我们才能真正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到实处,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建设节约型社会,关键是行动。节约,归根到底就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改革和建设的各项实践中,我们不仅要不断强化节约的意识,更要在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贯穿节约的理念,体现节约的要求。针对当前的具体实际,我们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特别是价格、税收等经济手段,促进节约使用和合理利用资源。要抓紧制定和完善各行业节能、节水、节地、节材标准,推进节能降耗重点项目建设。要大力推动以节能降耗为重点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加快淘汰高耗能、高耗水、高耗材的工艺、设备和产品。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回收的税收优惠政策。要把节能降耗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评价考核体系,在全社会广泛持久地开展资源节约活动,扎实推进节约型社会的建设。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开源与节流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够为人民群众创造清洁、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绿地、碧水青山。
第五篇:事业单位改革
人民网评: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应公平处理利益分配
金苍
当前,中国有着4000多万事业单位从业者,覆盖70%以上的科研人员、95%以上的教师和医生。这一制度的改革,事涉“最广泛的阶层和行业”,事涉教育、医疗等相关领域改革,总能引来广泛关注。
2009年9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划定了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的“三步走”路线图,其中第三步是:从2010年1月起,在所有事业单位实施。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仍没有全面铺开,这样的情况,也正说明这一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的保守;改革的动力,则来自对未来利益的预期。而改革的过程,可说就是各方利益的博弈。事业单位的绩效工资改革中,同样如此。如何按照国家制定的有关政策,公正公平地处理利益的分配,打破“铁饭碗”,克服长期以来缺少竞争、僵化、封闭的格局,真正达到改革的初衷,是当前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面临的挑战,也是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核心的问题。
事业单位制度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它源于“大政府、小社会”的历史制度构建,是政府履行了社会的职能。在庆祝建党9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事业单位改革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领域改革,可说正在其中。而绩效工资改革,可能只是艰难的第一步。
普通职工在改革的利益博弈中话语权较弱,处于相对的弱势状态。正因此,在这一改革中,尤其需要注重对职工权益的保障,只有保证他们的利益,才能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
在这一改革的过程中,需要给职工以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事关职工切身利益的岗位评定、绩效评估和福利保障等方面,都需要让广大职工看得见事、说得上话甚至插得上手。只有在公开透明、广泛参与的原则之下,才能保证利益的均衡,也才能保证改革整体的公平公正。
在改革中,也需要引入外部的监督力量,确保改革方案和改革程序的合理。事业单位的原主管部门,需要加强指导。事业单位的工会等组织,同样需要在改革的过程中认清自己的职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同时,在方案制定与实施上,尽可能公开透明,让社会公众监督;在考核评定中,还可以适时引入专业第三方参与,增强绩效工资的科学性与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