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借鉴台湾农会经验 提升合作社服务水平
借鉴台湾农会经验 提升合作社服务水平
台湾农会分布广、功能全、影响大，在为农民服务、发展精致农业、一乡一品建设、打造品牌、农产品供销经营、农技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融资信贷服务等方面优势明显，成效卓著。台湾农会的组织架构、运作模式和发展经验，对我省农民合作社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7月30日—8月7日，省农委组织部分市、县农工办分管农民合作社工作的主任和业务骨干28人，赴台湾地区参加了农民合作社发展第二期专题培训班。专题培训采取集中授课、讨论、交流和实地考察相结合，收到了较好效果。
启示之一，小地主大佃农，较好地解决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谁来种地的问题。近年来，台湾地区为了解决农民老龄化（平均年龄63岁）、经营规模小（户均耕地不到1公顷）、农耕成本过高（水稻成本达70-80%）、青年从农意愿低等难题，“小地主大佃农”等做法应运而生，即政府引导无力耕种的老年农民和无意耕种的离乡农民将自有土地长期出租给想种地、会种地且愿意多种地的农业经营者。小地主大佃农的经营方式，实现了土地规模经营和务农劳动力年轻化、专业化，催生了台湾农业的规模经营，较好地解决了“谁来种地”和土地产出率低的问题，助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小地主大佃农，启示我们要加快土地流转，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要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解决好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的问题；要加快职业农民培养，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启示之二，精致农业，打造了农业品牌，提升了农产品质量。台湾地区采取了一系列质量安全和管理办法，从追求“量”的增加转向重视“质”的提升，大力发展“精致农业”。通过抓标准的制定、抓农产品质量的严格认定、推行有机农产品、强化农产品质量的跟踪督查、使用认证标志、农产品注明产地等，来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在农会开设的超市或直营店里，果蔬销售均注明生产者姓名、采摘日期、重量单价等信息，这种方式有效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可追溯，让消费者吃得更放心。几乎每个乡镇都有鲜明的产业特色，有效避免了相互间的恶性竞争，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增产不增收；同时，各地每年定期举办一些名特优产品或农产品质量评定比赛和农业文化节，并进行宣传和标识，加大了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推销力度。精致农业，加深了我们对中央提出的“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的理解。要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程的农产品安全监管制度，建立从田间到餐桌、从生产加工到销售的全程质量安全控制制度和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要致力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优质农产品生产，打造农产品品牌。
启示之三，农会推广体系及农业产销班，贴近农民，实现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台湾农会建有自上而下的农技推广体系，每年从盈余分配中提取不低于62%的费用，为技术培训、产品推介等提供财力保障。农会推广课与农户关系紧密，重点围绕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开展交流辅导，并积极配合专家学者开展农产品研发和咨询服务，有的农会还将服务延伸到帮助农户处理红白喜事方面。农业产销班（相当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将土地相毗连或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联合在一起，凝聚零散的生产数量达到一个合适的运销规模，按照产销班订立的班公约，自我约束、共同遵守，共担成败责任。产销班通过共同投资，共同经营，集中营销，共担风险，共享盈利，追求销售的最大化。农产品流通通过产销班直接销售和农会自办超市或直营店，同时借助网络、电话、电视等搭建新兴媒体销售平台，有效解决了农产品销售问题，提升了农户市场竞争力。农会推广课和产销班的功能与运作模式，启示我们农业工作者要进一步深入农村田间地头接地气，为农服务要真、要实；要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提升合作社服务能力和组织化程度；要探索综合性农民合作社建设，增强合作社凝聚力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效应。
启示之四，信贷服务，保障了农会自身建设和农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乡镇级农会设有信用部，下设分支机构，服务到村，有的乡镇农会在村里还设立信用点，主要从事存贷款和代理业务，抵押物可以是农民的土地、房产或山林，存款主要来自于会员、赞助会员和其他非会员，放款对象则不限于会员，贷款优先满足农民会员和农业需求。信贷服务，启示我们要呼吁加快推进农村金融制度改革，积极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丰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类型，为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创造宽松的金融环境。
第二篇：台湾农会简介
台湾农会简介
农会是台湾农村基层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从日据时期设立以来，历经百年，至今不衰。迄今已经成长为巨型农民社会企业集团。台湾农会有自己的中央农业银行。每个乡镇农会有自己的办公大厦、信用部、运销公司、超市、培训中心等巨额资产，信用事业、保险事业、供销事业均为市场运作。到2007年，台湾农会有正会员1038569人，赞助会员924131人，会员总数为台湾人口总数约8.5%。2007年，台湾农会的净盈余总额为483719万元新台币，总资产为790.65亿元新台币。迄今为止，这个百年老店仍然具有良好的经营效能和工作业绩。这对改革开放30年后的大陆农村发展走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分析与借鉴的对象。
台湾农会和大陆20世纪20-30年代的农会以及合作社概念完全不同，它既不是政治团体，也不是单一经济功能且只有部分农民参与的专业合作社，而是农业者的公会。它以专业农民为主要会员，兼具农政（农业行政）、农事（农业事业运营）、农推（农民教育推广）三大功能，下设农业推广、农业信用、农业运销机构，为农业谋改良，为农民谋福利，为农村谋繁荣。
在农政方面，重点在于指导农民生产技术，促进农业发展：农会接受政府委托，作粮食代理、土地划分、代发老农津贴；在农事方面，不仅从事农业金融、信贷、保险、供销等经济业务，还在农民养老、健康、文化等方面推进社会事业；在农推方面，既承担农业技术推广教育，又承担妇女和农村青少年教育。
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必须实施产业化，而产业化的前提是农户的组织化。无论大农户还是小农户都需要组织化。只不过大农户的组织化更类似于工业的专业性行业组织，它与大批生产的工业社会类似，也需要大批生产的农产品规模与之相适应。而小农户的组织化则必须解决经济社会效益能否稳定提升的焦点问题。
在农户自有小块土地的条件下上如何形成效益，怎样的合作互助能走出低成本、高效率的现代农业的道路？这是一个困扰世界的难题。台湾农会通过建立产销班、供销部、推广部和信用部，将小农户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与合作互助的集体经营相结合，形成了小农户无法匹敌的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走出了农民合作组织主导产业化运营的路子，达到了上述目标。
台湾农会的经营功能十分强大，既是农业技术的承接者和推广者、产销公共设施的管理者，还是专业农户共同经营的组织者、农产品大宗进入市场的运销者，发挥了对于小农户的组织、协调、推广教育与合理分配的诸多功能。而且，在实施农业产业化、发展区域性特色产业、研发和推广农业高新技术方面，农会也发挥了良好的组织和政策推进作用。
传统的农村合作组织内部都只有经济功能，社会功能来自合作社的外部，而台湾农会则做到了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在组织内部互补。
农会内部功能互补的性质是由农会的经营支撑的。《农会法》规定农会的经营目的要以收补支，盈余的62%用来补助农业技术推广和文化、社会服务事业，实现财务总体平衡，略有盈余。在这样的目的指引下，农会兴办联合购销等经济事业并非以赚钱为目的，而是为给农民提供有偿的公共服务，因此对于会员的收费水平较低。而技术推广、文化活动和妇女、青年工作的服务基本上不收费，是用农会经营信用事业和保险事业的赢利来偿付。台湾农会的这种模式既借鉴了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的做法，又融合了美国的社会教育经验，可以称为综合农协的模式。
第三篇：台湾农会发展简介及思考
台湾农会发展简介及思考
（湖北建始县河水坪综合农协）
一、台湾农会组织变迁
台湾农会最早成立于1899年，是有农民自发成立，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1908年之前，日本殖民当局对农会采取无为政策，1908年，日本殖民者为了控制台湾农产品，满足国内战争需要，对农会进行改组，形成了一个由政府控制的组织，之后，台湾农会主要有三大功能：
1、收购运销农产品（主要是稻谷）以补充日本本土粮食不足。
2、统一配售日本农业器材和设备（肥料、农药和机械）。
3、训练农民统一使用优良种子和改良农业种植方法。
伴随着1945年台湾收复之后，农会的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过国民党政府的几次改组和扶持，使台湾农会变成了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农民自治组织，并有力的促进了台湾农业的发展，在台湾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民的同步增收起了关键性作用。
收复以后，台湾农会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混乱时期（1945年——1949年），农会主要是继承日据时期的农业推广功能，同时农村存在着各种专业合作社，农会与合作社并存，这一阶段农会主要经办政府在农村的各项委托业务。
二是调整时期（1949年——1956年），1949年国民党政府派出在大陆成立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成员赴台研究农民组织，并提出改进意见，7月，农复会提出将台湾的农会和合作社合并，建立多目标多功能的农会组织，国民党政府接受农复会建议，于同年12月进行合并改组；1950年冬，美国人安德生博士接受农复会的邀请赴台研究农会，并提出改组建议，促使台湾于1952年公布《台湾省各级农会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农会会员区分为正式会员和赞助会员两种，赞助会员无选举权，被选举权也有严格的规定，只能当选监事，并且也不能超过一定比例。
1953年台湾农会实施权职分离的改组计划，确立了会员大会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干事负责制，明确了理事会和总干事的权责划分，总干事负责农会的日常经营管理，理事会负责对农会业务的监督。
这次改组改变了农会由地方精英把持的局面，使农会真正成为农民“自有、自享、自治”的农民组织，为保障农民的权益和推动台湾农村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三是发展时期（1956年以后），1953年农会改组以后，农会的自营业务逐步增加，更重要的是信用业务的迅速发展为农会的业务扩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同时由于国民当政府的扶持，使得台湾农会在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台湾农村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台湾农会的业务变迁
几乎与农会的组织变迁同步，收复后台湾农会的业务变迁也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委托业务发展阶段（1945年——1953年），这一时期主要是发展政府的委托业务：稻谷的征收、储藏与加工、稻谷换肥料计划以及政府在农村各项政策的实施。
二是委托业务与自营业务的消长阶段（1953年——1956年），这一时期由于农会的改组和政府对农村政策的改变，使得农会在自营业务上取得发展。
三是自营业务发展阶段（1965年以后），这一是期尤其是信用业务迅速发展，为其他自营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尤其是农会的推广业务，按照台湾农会法的规定，农会的盈余必须不得低于62%用作推广业务。
三、台湾农会的业务部门介绍
台湾农会分为供销、信用、业务推广和家畜保险四大部门，各部门的主要活动是：
供销部门分为自营业务和委托业务，自营业务包括供给、运销、仓储、加工、制造和运输。
信用部门分为自营业务和委托业务，自营业务包括存款和放款。
农业推广部门包括农事指导、家政改进和四健活动，其中家政改进主要是针对妇女的教育，四健活动主要是针对青年的教育。
家畜保险业务包括疫疾预防、疾病治疗和死亡赔偿。
四、台湾农会的特点
正如《农会法》所指出的台湾”农会是以保障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知识技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生产收益、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 为宗旨的多目标、多功能的农民团体，形成了供销、信用、推广、保险为一体的农民自治组织，这个四个方面互相联系，紧密配合。其中信用是关键，而其它三项是基础，信用部是台湾农会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支持农会发展业务的支柱，而其它三项与农民密切相关的服务，又是支持信用发展的基础，各项业务互相支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政府在农会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政府在农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监管者和保护者的角色，通过各种法律、规定为农户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农会的信用部注入大量低息贷款，增强了农会的实力；各种农业政策通过农会实施，增强了农会与会员的联系；通过法律，保护了农会成为真正的农民团体。
五、台湾农会发展对大陆发展合作社的借鉴
20世纪50年代，台湾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区，农业人口也占总人口的40%以上，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台湾的农业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左右，台湾农民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成功的实现了现代化，并没有出现农业的衰败和贫富差距过大的情况，这纵然与一些外在因素有关，但是更主要的可能要归功于台湾农会在农村发展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2007年以来，我国大陆地区也在大力发展农民组织化，尤其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之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数量上犹如井喷般成数量级增长，截止2010年合作社法出台三周年之前的6月底，数量已经超过31万家，但是很多合作社经过一番挣扎之后就是一个空架子在那，尤其是由真正的农民参与的合作社更是步履维艰。这与大陆目前的组织发展环境有密切关系：
首先，大陆的合作社法强调的是专业性合作，这与小农的多样性需求是很不相适应的。纵观世界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大致分为专业性合作和综合性合作两大类型，专业性合作组织是以欧美大农场国家为代表，这一类国家人均耕地面积多，以大农场、专业化种植为主，单个农户的实力雄厚，专业化生产强，加上国家对农业的高额补贴，这种专业化的合作组织是适合其发展的。而东亚的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人均耕地少，单个农户经济薄弱，需求多样化，所以环顾周边日韩台地区，都是保护综合的组织来保护小农，使得小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地位，尤其是台湾地区的农会，全方位的保护了农民的利益。
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改革开放以后，把小农也推到了汪洋大海般的市场之中，如此分散弱小的农民，怎么可能与强大的工商资本竞争呢？其结果必然是小农越来越贫困，越来越弱势。
第二，大陆目前的合作社扶持政策其实还是在资本上打转，沿袭着旧的“扶强不扶弱，扶假不扶真”的路子，对真正的弱势全体的小农组织扶持很少，可以说是“公司+农户”的翻版，变成了“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组织形式。实践证明“公司+农户”的模式是失败的，那么，我们现在所鼓吹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路子可行吗？理论上，加上合作社这个载体，我们的农户就形成了与公司谈判的主体，能够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利益，但是现实情况是什么呢？我们姑且不论那些由公司直接翻牌成立的合作社的作用，就是由农民自己成立的合作社在现实的条件下能够与公司形成相对平等的谈判地位吗？我看很难，且不说现在农产品总体上过大于求的现实让这些合作组织是有求于公司，就是合作社本身实际上也并不是真正的合作，寄希望于一种组织而不去培育农民合作的意识和提高他们合作的能力就希望通过“组织”的力量来使得农民增收，这无异于天方夜谭。而我们的政策不管是扶持也好，优惠也好，都有一个很硬性的规定，就“是合作社”要有一定的实力，什么影响多少农户，带动农民增收多少，有品牌，有基地之类的，实际上还是在变相的补贴资本，还是在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在现实的条件下，弱者的联合仍然是弱者。在三十多年市场经济大潮的熏陶下，小农也变得很理性，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而合作的前提是信任，所以我们就很能理解，小农一方面需要合作，也有强烈的合作愿望，但是由于信任的缺失，合作起来的小农却又往往表现更多的“不合作”，从而使合作组织的整体效益无法发挥，也就不能够避免在市场没有谈判的地位。
第三，我觉得更致命的是，现在的合作组织依然是以发展经济为第一目标，追求产业化。我不反对产业化，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产业化是需要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搞产业化的，甚至可以说我们大部分农村是没有条件“被产业化”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产业化能够使大部分农民致富的话，那么我国现在根本不会出现严重的“三农”问题，正是因为我们产业化政策在农村的失败，才让我们不得不寻找农村发展的另一种方式。
而我们反观台湾农会，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成功，就是与它对小农的全方位保护和支持的结果，尤其是在农会刚刚起步阶段，政府不仅给予了大量的政策、资金支持，更从法律上禁止了工商资本对农村的侵蚀，有力的促进了台湾农会的成长，也为台湾农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台湾农会的成功，关键在于它的多目标多功能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能够满足小农的多样化需求，而不是寄希望于资本来带动小农和农村的发展。
从台湾农会的发展轨迹中，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尤其是对于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1、多目标、多功能的服务体系，台湾农会集供销、信用、推广、保险为一体，全面满足农民需要。农村的衰败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更主要的是农民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的否定，农民的基本生存得不到满足，如果一味的强调农村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农村精英更进一步对农村的逃离，加速农村的空心化和衰败。
2、以乡镇为单位，以农事小组为支柱。台湾农会将其基层组织定位于乡镇范围，通过农事小组开展活动，农事小组是以村为单位。这种基层组织结构既有利于于发挥农会的规模效益，又便于农会开展活动。
目前大陆的合作社基本上是以村为单位，并且一个村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以上的合作社，这基本上无法形成合作社的规模效益，发挥合作社的组织作用。一个村庄的规模是有限的，在目前农村空心化的情况下，村级的合作社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个大户，有的合作社规模甚至是赶不上一个大户，对他们来说，合作的组织成本往往要高于收益，所以我们发现有很多合作社只有一个牌子，很少有实质性的活动开展。
台湾农会以乡镇为单位，在农会的领导下，有可以成立合作社和产销班，也产销班也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供销类的合作社，通过农会的指导，最终把农会内的合作社或者产销班又组织在一起，这样就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有规模的组织，而且随着农会的发展和业务的巩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对有些地区的农会进行了合并，并进一步有向县市级农会发展的趋势。
3、以信用合作为核心，业务推广为基础。台湾农会资金的来源一方面是政府，另一面是农会本身的盈利，而又以信用盈利为主。台湾几乎每个农会都有信用部，信用业务是台湾农会的主要盈利部门。
由于农村的农业的投资回报率很低，所以资本基本上外流的，又因为小农是相当分散的，对资金需求是季节性和小额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的银行资本由于无法掌握小农的全部信息，出于安全性和营利性考虑，小农一般不容易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因此，解决适合小农
需要的资金，也是农村发展的重要瓶颈。台湾农会通过信用部成功解决了这一矛盾，由于农会的信用部是以本农会成员为服务对象的，而且通过农会的农事小组活动，能够比较清楚的了解农会的情况，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可以随着农户的需求而灵活放款收款。
台湾农会信用部不仅给台湾农村的资金寻求提供了保障，而且台湾农会法规定信用部的盈利要不低于62%用于推广事业，这不仅为农村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也为农会的业务推广、更好的服务农民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真正体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农会各项事业互相配合，支持着农村的发展。
在信用部门的支持下，台湾的推广部门又能够兴办农村的各项公共事务，加强对会员的农事指导，开展一系列会员的公共活动，这又更一步加强了会员对农会的信任和依赖，而为其他各项服务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4、权职分离，限制非农民成员的权利。1953年台湾农户改组，规定了台湾农会权职分离的经营体制，并且对农会的会员资格进行了限制。1952年《台湾省各级农会暂行办法》规定：公职人员不得入会，农业从业收入低于总收入二分之一的人员不得成为会员，可以作为赞助会员，赞助会员没有选举权，可以当选为监事，但不能超过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总干事由理事会聘任等。
这些规定不仅保护了农民对农会的自治权利，农民能够通过农会的业务更好的为自己服务，也有利于农会业务在愿意服务农民的精英更好的发挥作用。
5、限制工商资本，保护小农经济发展。
台湾对农会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保护措施就是限制工商资本对农村的剥夺，资本的本性就是获得利润，这本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对于脆弱的小农根本就无力与资本竞争，如果不采取措施，任由资本的蚕食，那农村的衰败可以说是必然的。
对照大陆与台湾农村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台湾对农户的保护，在农会设置信用部，解决了小农发展的内部循环金融，信用部的盈利又反过来支持农会其他各项业务的开展，把资金都留在了农村内部循环，使农村得以免除外来资本的的侵蚀，使农村发展的资本逐渐积累，进而带动了整个农村的发展。
而大陆一直推行的资本下乡，不仅没有使大部分农村富裕起来，反而是农民相对日益贫困。工商资本的进入只会将小农的有限利润进一步带走，而且使农村日益破败，另一个很主要原因的原因就是所有的生产要素是向外流动的，尤其是信用社、邮政储蓄等金融机构就是农村的抽血机，把农村有限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抽向城市，造成了农村金融严重“失血”。对农村来说，我们的机制是一个让农村逐渐“失血”的机制
第四篇：服务水平提升
今年以来，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坚持以“全面发展、跨越提升”为主题，不断强化“招商、护商”理念，着力推行“争抢式”、“靠前式”、“贴心式”、“规范式”服务机制，全面提升服务发展水平，并取得明显成效。今年1-6月份，该委新增落户项目5个，占年计划的500%；新增投产项目2个，占年计划的200%。
围绕项目落户，着力推行“争抢式”服务机制。该委一班人深刻认识到，在现今日益激烈的招商引资大比拼中，没有“争”的精神和“抢”的意识是难以取得成功的。为此，在招商引资实践中，该委牢固树立“争”、“抢”理念，始终坚持把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三全”保姆式服务贯彻于招商活动始终，以优质高效的个性化服务打造招商引资的“金字招牌”。该委主要领导坚持定期与老板电话互动，每到节日给老板送贺卡，每逢年节亲自上门祝福，适时邀请老板到新干考察了解，增进了客商之间的感情和亲情。为了帮扶企业进园入户，他们专门成立帮扶工作小组，对招商引资项目进行统一调度，按照“一次性受理、内部循环、限时办结、归口汇总”的原则，形成抢时间赶进度的办事风格。今年1-6月份，该委新增落户项目5个，占年计划的500%；新增投产项目2个，占年计划的200%。
围绕项目建设，着力推行“靠前式”服务机制。为切实抓好项目帮扶，该委坚持 “五定一抓”的帮扶制度，即定项目、定专班、定责任、定目标、定时限、一抓到底，全力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做到指挥部建在现场，帮扶人员驻守工地。全面到位的服务，使金龙铜业、南方水泥、赣江铜业等一批重大项目都做到了当年购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该委还对建设投产企业实行领导包片、部室包区、干部挂点、全程帮扶的“贴心式”服务机制，每年组织一支帮扶调研队伍，深入每家企业，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尽心尽力为企业排忧解难；每年召开两次企业家座谈会，面对面进行沟通，得到广大企业主的高度赞扬。
围绕行政效能，着力推行“规范式”服务机制。该委始终把加强机关效能建设作为转变机关作风、创优发展环境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采取多种措施，较真碰硬，大力推进机关效能各项制度落实。该委全面推行机关效能承诺制，要求全体干部职工签订“效能承诺书”，每人缴纳效能保证金1000元，强力推进机关效能建设；实行每周报告制，每周一雷打不动召开工作分析会，完成了的、未完成的、完成不了的、需延期完成的，均据实报告，将每项工作抓到实处，责任落到实处；抓好创业环境监测，对部门及单位的行政行为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监测，切实履行好优化发展环境的监测职责。同时在园区机关将帮扶人照片、联系方式、职责内容和监督电话对外公开，畅通服务渠道，明确服务职责，全面提高服务水平。
第五篇：全面提升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水平经验材料
强化责任 创新机制
全面提升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水平
云南路管区地处西部老城区，据统计目前辖区内出租房屋有2700余户，外来租住人口达4360余人。针对人员流动大、租赁分布广、出租转换快、引发问题多的特点，我们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全新的工作理念、创新的运行机制，切实做到租赁房屋有备案、人员往来有登记、租住对象情况明，为街道创建文明城区提供了安定、有序、和谐的。
面充分享受本厂职工同等待遇，使外来工吃了“定心丸”。三是实行“物业集中式”管理服务。发挥物业公司的优势，加强对住宅小区内流动人员的管理。物业公司在做好租住人员登记、注销工作的同时，将有关资料报送出租房屋专项治理办公室，并定期不定期地向街道综治委汇报有关情况。如，金田公寓物业管理公司，对租赁房屋暂住人口实行全程式管理，使15名外来人员达到了生活有住所、工作有岗位、素质有提高、权益有保障的要求。
二、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创新联动机制
一是组织联动立体化。全面落实“业主责任制”，形成了融社会治安、劳动用工、计划生育和卫生管理为一体的“立体化”管理服务体系。近两年，我们依靠这种管理服务体系，先后5次组织对出租房屋暂住人口专项整治，出动各类调查人员3000余人次，发放宣传材料2500余份，调查摸底租赁房屋实数2000余户，新登记租赁房屋数320 户，补签治安责任书560份，登记暂住人口450人，暂住人口管理工作得到了有效落实。二是队伍联动渗透化。为强化对社会面的控制，以街道、社区、驻街单位为联动载体，组成了一支由600余人参与的宣传信息队伍、治安巡逻队伍和突击清理队伍。以派出所、治安、巡警、交警为主体，采取车巡与步巡、机动巡逻与定点守控、公开巡逻与秘密蹲守相结合的方法，增强了防控效果，受到了居民群众的好评。
三、持之以恒，落实制度，创新制约机制
一是分析制度。为争取对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主动权，我们建立了分析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暂住人口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