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问责条例（xiexiebang推荐）

第一篇：一文读懂问责条例（xiexiebang推荐）

一文读懂问责条例

■深度解读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项制度安排，问责条例全文内容简明扼要，执纪目标明确、重点突出、要求严格，备受各界关注。

作为一部规范全党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履职尽责的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是怎样制定的？将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

为什么制定——张艺

立足全面从严治党现实需要的顶层设计

“要强化和落实各级党委（党组）抓作风建设的主体责任，制定明细的责任清单和问责规定。”

“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

“要坚决把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压下去，加大问责力度，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就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作出重要论述。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力度的不断加大，问责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要求也越发迫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正是立足党的事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现实需要的又一次顶层设计。

——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党长期执政、领导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督促党组织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要通过制定条例，实施强有力的问责，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切实担负起责任，把党的战斗力焕发出来，确保实现党的历史使命。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把问责作为管党治党利器，先后对山西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和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等严肃问责。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正处在从治标为主走向标本兼治的重要节点，必须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将实践创新成果固化为制度，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

全面从严治党已取得重要进展，但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仍然突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缺乏责任担当，不敢较真碰硬。在现有500余部党内法规制度中，与问责相关的共有119部，这些法规制度对事件、事故等行政问责规定多，没有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全面从严治党，没有准确界定责任概念，没有体现权责对等，问责主体不明确、事项过于原则、方式不统一。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迫切需要整合规范问责制度，形成一部基础性党内法规。

在党建专家学者们看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可谓应运而生，它的出台无疑对保障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促进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将发挥重要的规范、引领、督导作用。

如何制定——王玉

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基础上的实践成果

为落实党中央部署和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纪委从2015年下半年着手研究起草《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在数个月的起草过程中，中央纪委充分调研、反复论证。中纪委主要领导同志先后13次主持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办公会议和专题会议，研究条例起草工作，明确制定思路和主要内容；在北京主持召开部分中央部委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到辽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辽宁省委、省纪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党组负责同志的意见。中央纪委还安排各位副书记，分别召开所联系地区和单位纪检机关（机构）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

在此基础上，2016年5月18日，经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征求各地区各部门共180余家单位对条例的意见建议。各单位对条例征求意见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该稿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目标明确、简洁凝练、务实管用，是一个成熟的稿子。同时，也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见。中央纪委对意见逐条梳理，进行认真修改，形成条例送审稿。

条例的制定严格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层层传导压力，释放从严管党治党强烈政治信号；坚持问题导向，把握有限目标，不贪大求全，突出重点作出规定，增强条例针对性和实效性。

2016年6月14日、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审议通过条例送审稿。2016年7月8日起条例正式施行。

内容特点——杨瑾

问题导向重点突出注重实效的制度安排

条例注重简明实用，共13条，包括目的和依据，指导思想，问责原则，问责主体和对象，问责情形，问责方式，问责执行等。

条例明确了问责主体和对象。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包括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条例明确了问责内容和情形。条例规定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6个方面失职失责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进行严肃问责。

条例明确了问责方式方法。现有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14种问责方式。条例将这些问责方式规范为对党组织的检查、通报、改组3种方式，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4种方式。这些方式均在党内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经常使用。

条例把责任落实到各级党委及党的工作部门。条例对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及党的工作部门在问责中的职责作出明确规定，使责任不仅落实到党委（党组），也分解到组织、宣传等工作部门，体现了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要求。

条例坚持依规治党，实现纪法分开。突出党规特色，概括提炼，明确责任；采用党言党语、纪言纪语，不套用法言法语；对行政问责事项不作规定，对引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不套用问责启动、问责调查等法律性流程，努力做到要义明确、便于执行。

条例注重与其他党内法规的协调衔接。条例是对党章规定的细化延伸，是对党内其他问责规定的归纳提炼。将制定条例与正在修订的党内监督条例、已经施行的党纪处分条例统筹考虑，与现行党内法规中有关问责规定相互衔接。党内法规中对有关处置措施已有明确规定的，如申诉方式、问责影响期等，条例不再重复。

■以案释纪

以五类案例解读五大问责情形

从典型案例看条例执纪重点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回顾近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以五类案例解读五大问责情形，有助于广大党员把自己摆进去，认清责任、守住底线、拧紧“发条”、勇于担当。

加强党的领导——wd

强化担当敢于亮剑

案例：2016年2月，中央纪委通报了7起受到责任追究的典型问题。其中，湖北省地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许建国，财政部驻北京监察专员办事处原党组书记、监察专员张更华等人被免去相关职务。

各级党委（党组）书记作为管党治党第一责任人，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必须牢固树立不管党治党就是严重失职的观念。7起问题产生的根源均为本地区本部门党的领导弱化，党委（党组）一把手责任担当缺失，管党治党不力。

点评：“领”，就是率先垂范、引领示范，“导”，就是要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在问责条例列出的六个方面失职失责行为中，“党的领导弱化”位列问责情形第一条，传递出要坚决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的强烈信号。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四个意识”，既要牢牢坚持党性原则，不断增强政治定力，又要强化责任担当，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敢于发声、亮剑。

绷紧作风建设这根弦

扼牢权力“任性的手”

案例：因下属单位私设“小金库”，违规公款吃喝、购卡、旅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南海东部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刘再生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中国证监会上海期货交易所违反规定，花费100余万元举办春节联欢暨先进表彰会，该单位因公出国团组公款旅游、消费，原党委书记、理事长杨迈军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被免去相关职务；广东省阳江市国土局纪检组组长许华因国土局及下属单位多次发生公款吃喝、送礼、转嫁接待费用问题，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上述案例中的问责对象均存在作风建设不到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严格问题。

点评：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风建设是“先手棋”，一子落、满盘活。本次问责条例将“党的建设缺失”列入问责情形，就是要利剑高悬、震慑常在，防止党的建设缺失、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用问责把责任压下去—— 张文萍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案例：搞“好人主义”，爱惜“羽毛”，最终酿成恶果。当湖南省临湘市委原书记黄俊钧听到关于临湘市委原副书记、市长龚卫国吸毒，男女作风、朋友圈混乱，插手工程项目等问题的反映后，他不重视、不敏感、不警觉，主体责任落实不力，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离现工作岗位。

点评：顾虑班子团结，出于做“老好人”怕得罪人、爱惜“羽毛”等心理，处理问题时失之于宽松软，其实质是为官不为，“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是一个过程，本次问责条例将“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列入问责情形，就是要久久为功，推动管党治党制度化常态化，坚决破除好人主义、一团和气，进一步把压力层层传导下去，扎紧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

把纪律挺在前面

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案例：660万元、1552万元，这是河南省新乡市两名厅级干部的受贿金额。包养情妇，长期为其提供生活来源、并生育一儿一女，涉嫌违纪违法金额特别巨大，这是该市另一名厅级干部的严重违纪行为。

新乡市市委书记李庆贵作为新乡市委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不仅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到位，疏于教育、管理和监督，更在新乡市领导班子换届期间，向上级组织推荐3人并均得到重用，不讲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处理严重失当，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被免去其领导职务。

点评：问责条例将维护党的纪律不力列入问责情形，强调要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把政治关、作风关、能力关、廉政关，杜绝歪风邪气。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才能把制度的篱笆越扎越紧，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贪腐。

咬耳扯袖、红脸出汗

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案例：山东省青岛日报社党委原书记、青岛日报社社长、青岛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蔡晓滨或许没有想到，自己虽拒收该报业集团人员的贿赂，但仍因单位多人违纪违法问题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当该报业集团人员出现公款旅游、收受贿赂、瞒报收入、与他人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等问题时，蔡晓滨作为党委书记并未引起警惕，更未举一反三，严肃查纠。“独善其身”看似合法，却为腐败滋生蔓延埋下更大隐患。

点评：作为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只想着独善其身、高高挂起，实为政治敏锐性和警惕性不足，其失责之处正在于放任自流、养痈遗患，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不到实处，对当地政治生态产生负面影响。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本次问责条例将“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列入问责情形，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只有拿出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才能坚决扎实推进下去。

第二篇：一文读懂《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一文读懂《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项制度安排，问责条例全文内容简明扼要，执纪目标明确、重点突出、要求严格，备受各界关注。

作为一部规范全党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履职尽责的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是怎样制定的？将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

为什么制定——立足全面从严治党现实需要的顶层设计

“要强化和落实各级党委（党组）抓作风建设的主体责任，制定明细的责任清单和问责规定。”

“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

“要坚决把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压下去，加大问责力度，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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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就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作出重要论述。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力度的不断加大，问责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要求也越发迫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正是立足党的事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现实需要的又一次顶层设计。

——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党长期执政、领导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督促党 组织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要通过制定条例，实施强有力的问责，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切实担负起责任，把党的 战斗力焕发出来，确保实现党的历史使命。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把问责作为管党治党利器，先后对山西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和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等严肃 问

责。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正处在从治标为主走向标本兼治的重要节点，必须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将实践创新成果固化为制度，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 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

全面从严治党已取得重要进展，但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仍然突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党组 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缺乏责任担当，不敢较真碰硬。在现有５００余部党内法规制度中，与问责相关的共有１１９部，这些法规制度对事件、事故等行 政问责规定多，没有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全面从严治党，没有准确界定责任概念，没有体现权责对等，问责主体不明确、事项过于原则、方式不统一。随着全面 从严治党不断深入，迫切需要整合规范问责制度，形成一部基础性党内法规。

在党建专家学者们看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可谓应运而生，它的出台无疑对保障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促进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将发挥重要的规范、引领、督导作用。

如何制定——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基础上的实践成果

为落实党中央部署和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纪委从２０１５年下半年着手研究起草《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在数个月的起草过程中，中央纪委充分调研、反复论证。中纪委主要领导同志先后１３次主持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办公会议和专题会议，研究条例起草工 作，明确制定思路和主要内容；在北京主持召开部分中央部委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到辽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辽宁省委、省纪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省政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党组负责同志的意见。中央纪委还安排各位副书记，分别召开所联系地区和单位纪检机关（机构）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

在此基础上，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８日，经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征求各地区各部门共１８０余家单位对条例的意见建议。各单位对条例征求意 见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该稿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目标明确、简洁凝练、务实管用，是一个成熟的稿子。同时，也提出不少 很好的意见。中央纪委对意见逐条梳理，进行认真修改，形成条例送审稿。

条例的制定严格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权 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层层传导压力，释放从严管党治党强烈政治信号；坚持问题导向，把握有限目标，不贪大求全，突出重点作出规定，增强条例针 对性和实效性。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４日、２８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审议通过条例送审稿。２０１６年７月８日起条例正式施行。

内容特点——问题导向重点突出注重实效的制度安排

条例注重简明实用，共１３条，包括目的和依据，指导思想，问责原则，问责主体和对象，问责情形，问责方式，问责执行等。

条例明确了问责主体和对象。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包括主 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条例明确了问责内容和情形。条例规定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６个方面失职失责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进行严肃问责。

条例明确了问责方式方法。现有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１４种问责方式。条例将这些问责方式规范为对党组织的检查、通报、改组３种方式，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４种方式。这些方式均在党内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经常使用。

条例把责任落实到各级党委及党的工作部门。条例对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及党的工作部门在问责中的职责作出明确规定，使责任不仅落实到党委（党组），也分解到组织、宣传等工作部门，体现了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要求。

条例坚持依规治党，实现纪法分开。突出党规特色，概括提炼，明确责任；采用党言党语、纪言纪语，不套用法言法语；对行政问责事项不作规定，对引 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不套用问责启动、问责调查等法律性流程，努力做到要义明确、便于执行。

条例注重与其他党内法规的协调衔接。条例是对党章规定的细化延伸，是对党内其他问责规定的归纳提炼。将制定条例与正在修订的党内监督条例、已经 施行的党纪处分条例统筹考虑，与现行党内法规中有关问责规定相互衔接。党内法规中对有关处置措施已有明确规定的，如申诉方式、问责影响期等，条例不再重 复。

（新华社记者华春雨、罗宇凡）

第三篇：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一文读懂《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一文读懂《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2016-07-18 宣讲家网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项制度安排，问责条例全文内容简明扼要，执纪目标明确、重点突出、要求严格，备受各界关注。

作为一部规范全党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履职尽责的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是怎样制定的？将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

为什么制定——立足全面从严治党现实需要的顶层设计

“要强化和落实各级党委（党组）抓作风建设的主体责任，制定明细的责任清单和问责规定。”

“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

“要坚决把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压下去，加大问责力度，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就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作出重要论述。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力度的不断加大，问责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要求也越发迫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正是立足党的事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现实需要的又一次顶层设计。

——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党长期执政、领导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督促党组织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要通过制定条例，实施强有力的问责，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切实担负起责任，把党的战斗力焕发出来，确保实现党的历史使命。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把问责作为管党治党利器，先后对山西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和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等严肃问责。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正处在从治标为主走向标本兼治的重要节点，必须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将实践创新成果固化为制度，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

全面从严治党已取得重要进展，但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仍然突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缺乏责任担当，不敢较真碰硬。在现有500余部党内法规制度中，与问责相关的共有119部，这些法规制度对事件、事故等行政问责规定多，没有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全面从严治党，没有准确界定责任概念，没有体现权责对等，问责主体不明确、事项过于原则、方式不统一。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迫切需要整合规范问责制度，形成一部基础性党内法规。

在党建专家学者们看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可谓应运而生，它的出台无疑对保障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促进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将发挥重要的规范、引领、督导作用。

如何制定——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基础上的实践成果

为落实党中央部署和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纪委从2015年下半年着手研究起草《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在数个月的起草过程中，中央纪委充分调研、反复论证。中纪委主要领导同志先后13次主持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办公会议和专题会议，研究条例起草工作，明确制定思路和主要内容；在北京主持召开部分中央部委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到辽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辽宁省委、省纪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党组负责同志的意见。中央纪委还安排各位副书记，分别召开所联系地区和单位纪检机关（机构）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

在此基础上，2016年5月18日，经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征求各地区各部门共180余家单位对条例的意见建议。各单位对条例征求意见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该稿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目标明确、简洁凝练、务实管用，是一个成熟的稿子。同时，也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见。中央纪委对意见逐条梳理，进行认真修改，形成条例送审稿。

条例的制定严格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层层传导压力，释放从严管党治党强烈政治信号；坚持问题导向，把握有限目标，不贪大求全，突出重点作出规定，增强条例针对性和实效性。

2016年6月14日、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审议通过条例送审稿。2016年7月8日起条例正式施行。

内容特点——问题导向重点突出注重实效的制度安排

条例注重简明实用，共13条，包括目的和依据，指导思想，问责原则，问责主体和对象，问责情形，问责方式，问责执行等。

条例明确了问责主体和对象。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包括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条例明确了问责内容和情形。条例规定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6个方面失职失责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进行严肃问责。

条例明确了问责方式方法。现有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14种问责方式。条例将这些问责方式规范为对党组织的检查、通报、改组3种方式，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4种方式。这些方式均在党内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经常使用。

条例把责任落实到各级党委及党的工作部门。条例对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及党的工作部门在问责中的职责作出明确规定，使责任不仅落实到党委（党组），也分解到组织、宣传等工作部门，体现了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要求。

条例坚持依规治党，实现纪法分开。突出党规特色，概括提炼，明确责任；采用党言党语、纪言纪语，不套用法言法语；对行政问责事项不作规定，对引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不套用问责启动、问责调查等法律性流程，努力做到要义明确、便于执行。

条例注重与其他党内法规的协调衔接。条例是对党章规定的细化延伸，是对党内其他问责规定的归纳提炼。将制定条例与正在修订的党内监督条例、已经施行的党纪处分条例统筹考虑，与现行党内法规中有关问责规定相互衔接。党内法规中对有关处置措施已有明确规定的，如申诉方式、问责影响期等，条例不再重复。

来源：新华网

第四篇：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一文读懂《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一文读懂《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2016年07月17日 21:44:09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７月１７日电题：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一文读懂《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项制度安排，问责条例全文内容简明扼要，执纪目标明确、重点突出、要求严格，备受各界关注。

作为一部规范全党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履职尽责的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台的？是怎样制定的？将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

为什么制定——立足全面从严治党现实需要的顶层设计

“要强化和落实各级党委（党组）抓作风建设的主体责任，制定明细的责任清单和问责规定。”

“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法规制度执行强大推动力。”

“要坚决把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压下去，加大问责力度，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就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力度的不断加大，问责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要求也越发迫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正是立足党的事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现实需要的又一次顶层设计。

——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党长期执政、领导一切，责任重于泰山，督促党组织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要通过制定条例，实施强有力的问责，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切实担负起责任，把党的战斗力焕发出来，确保实现党的历史使命。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把问责作为管党治党利器，先后对山西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和四川南充拉票贿选案等严肃问责。当前，全面从严治党正处在从治标为主走向标本兼治的重要节点，必须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将实践创新成果固化为制度，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

全面从严治党已取得重要进展，但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仍然突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缺乏责任担当，不敢较真碰硬。在现有５００余部党内法规制度中，与问责相关的共有１１９部，这些法规制度对事件、事故等行政问责规定多，没有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全面从严治党，没有准确界定责任概念，没有体现权责对等，问责主体不明确、事项过于原则、方式不统一。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迫切需要整合规范问责制度，形成一部基础性党内法规。

在党建专家学者们看来，《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可谓应运而生，它的出台无疑对保障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促进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将发挥重要的规范、引领、督导作用。

如何制定——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基础上的实践成果

为落实党中央部署和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纪委从２０１５年下半年着手研究起草《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在数个月的起草过程中，中央纪委充分调研、反复论证。中纪委主要领导同志先后１３次主持中央纪委常委会议、办公会议和专题会议，研究条例起草工作，明确制定思路和主要内容；在北京主持召开部分中央部委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到辽宁召开座谈会，听取辽宁省委、省纪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党组负责同志的意见。中央纪委还安排各位副书记，分别召开所联系地区和单位纪检机关（机构）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

在此基础上，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８日，经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征求各地区各部门共１８０余家单位对条例的意见建议。各单位对条例征求意见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该稿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目标明确、简洁凝练、务实管用，是一个成熟的稿子。同时，也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见。中央纪委对意见逐条梳理，进行认真修改，形成条例送审稿。

条例的制定严格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层层传导压力，释放从严管党治党强烈政治信号；坚持问题导向，把握有限目标，不贪大求全，突出重点作出规定，增强条例针对性和实效性。

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４日、２８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分别审议通过条例送审稿。２０１６年７月８日起条例正式施行。

内容特点——问题导向重点突出注重实效的制度安排

条例注重简明实用，共１３条，包括目的和依据，指导思想，问责原则，问责主体和对象，问责情形，问责方式，问责执行等。

条例明确了问责主体和对象。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包括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条例明确了问责内容和情形。条例规定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等６个方面失职失责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进行严肃问责。

条例明确了问责方式方法。现有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１４种问责方式。条例将这些问责方式规范为对党组织的检查、通报、改组３种方式，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４种方式。这些方式均在党内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经常使用。

条例把责任落实到各级党委及党的工作部门。条例对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及党的工作部门在问责中的职责作出明确规定，使责任不仅落实到党委（党组），也分解到组织、宣传等工作部门，体现了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要求。

条例坚持依规治党，实现纪法分开。突出党规特色，概括提炼，明确责任；采用党言党语、纪言纪语，不套用法言法语；对行政问责事项不作规定，对引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不套用问责启动、问责调查等法律性流程，努力做到要义明确、便于执行。

条例注重与其他党内法规的协调衔接。条例是对党章规定的细化延伸，是对党内其他问责规定的归纳提炼。将制定条例与正在修订的党内监督条例、已经施行的党纪处分条例统筹考虑，与现行党内法规中有关问责规定相互衔接。党内法规中对有关处置措施已有明确规定的，如申诉方式、问责影响期等，条例不再重复。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2016年07月17日 19:29:26 来源：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总书记反复强调，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党中央紧紧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把问责作为从严治党利器，先后对一批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典型问题严肃问责，强化问责成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为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党中央决定制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条例》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突出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着力解决一些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担当、不负责等突出问题，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是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的制度遵循，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意图，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抓好《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要密切联系实际，把自己摆进去，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敢于较真碰硬、层层传导压力，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要言出纪随，抓住典型问题，勇于铁面问责，发挥震慑警示效应，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要适时对《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确保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条例》过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如下

第一条 为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的问责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第三条 党的问责工作应当坚持的原则：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第四条 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第五条 问责应当分清责任。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

第六条 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问责：

（一）党的领导弱化，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的；

（二）党的建设缺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生活不健全，党组织软弱涣散，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问题突出，党内和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

（三）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管辖范围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突出的；

（六）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第七条 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包括：

（一）检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轻的，应当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

（二）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重的，应当责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改组。对失职失责，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应当予以改组。

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

（一）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的，应当严肃批评，依规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二）诫勉。对失职失责、情节较轻的，应当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进行诫勉。

（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对失职失责、情节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

（四）纪律处分。对失职失责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追究纪律责任。

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第八条 问责决定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其中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权采取通报、诫勉方式进行问责；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

第九条 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

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向问责决定机关写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采取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十条 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关规定。第十二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第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关问责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篇：一文读懂棚改（推荐）

一文读懂棚改

本文纲要

第一部分 一波三折的棚改传闻与波澜 第二部分 快速理解什么是“棚改” 第三部分 棚改与央行货币政策

第一部分 一波三折的棚改传闻与波澜

一、近期新闻回顾

这几天，棚改相关的媒体报道、业内传闻和各路小道消息均不绝于耳。6月25日，一则关于国开行“棚改贷款审批权收回总行，全国一刀切暂停棚改”的传闻惊动了整个市场。

当日晚间，国开行新闻办公室回应称，今年以来，开发银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棚改政策，在国务院相关部委指导下，配合地方政府依法合规开展棚改融资工作。

6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称国开行分支行暂停棚改项目审批，且审批权限上收总行属实。此次棚改项目审批暂停，或与财政系统整治地方政府负债有关。不排除相关部门在调研后，将地方政府的棚改项目融资视为隐性债务，需控制其总量。

6月26日稍晚，证券时报称国开行内部近日正在重新全面梳理授信白名单，强化业务风险管理，受此影响，不少尚未审批通过的新增项目被暂停，但已获批的存量项目仍在继续执行中。国开行此次并非针对棚改项目。目前，新棚改项目基本暂停审批，但已经在放款的存量项目还会正常发放。

6月27日即今天，澎湃新闻上午还发布了一篇有关“海通证券邀请国开行相关领导参与电话会议”的报道。其中提到了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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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限的上收主要是处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是国开行分行在审批时违规现象严重，总行担心后期的风险隐患；二是棚改的货币化推高了房价，中央对棚改有一定的看法。

 现阶段处在停摆状态，下一步怎么走在等高层的下一步决策。其个人感觉不会特别严重，此后对棚改的政策肯定会收紧些，但不太可能一刀切直接暂停，这样后果不太可控。

 此后货币化安置的比例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和地方债务问题相关。

不过就在下午，就有媒体发布报道澄清此事。据中新社北京6月27日电（记者 王恩博），针对“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收紧棚户区改造融资”等市场传闻，国开行27日发布澄清声明称，从未授权任何人员代表该行发表相关言论。

国开行在声明中强调，经核实，国家开发银行从未授权任何人员参加该电话会议并代表该行发表言论，有关言论不代表国家开发银行。

目前，澎湃新闻已经删除了上午关于电话会议的报道。

虽然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有其他的说法再出现。不过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何这个国开行棚改贷款的传言，引发了如此大面积的关注，而且对于市场造成了可观的冲击。

二、政策调整原因猜想

虽然今天，国开行27日发布澄清声明称“未授权任何人员参加该电话会议并代表该行发表言论，有关言论不代表国家开发银行。”

不过其实这个电话会议报道的信息，其实也正是多方推测的近期政策调整的原因。

1、三四线城市房产价格非理性暴涨归因于棚改货币化安置

自2005年至今，棚改已在中国实施12年之久。作为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民生战略，棚改确实为困难群众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居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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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年来，为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商品房积压问题，中央提出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方案，期冀在解决居住问题的同时，顺带解决掉部分商品房库存积压。于是国务院、财政部、住建部等出台了若干政策鼓励棚改货币化补偿。主要包括如下政策：

 《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37号）提出：积极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各省要摸清存量商品住房库存，制定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指导意见和安置目标。

 《关于进一步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的通知》（建保〔2015〕125号）明确：落实棚改货币化安置目标和项目，按照原则上不低于50%的比例确定本地区棚改货币化安置目标。

 《关于进一步做好棚户区改造相关工作的通知》（财综 [2016]11号）提出：推进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化解库存商品住房。

棚改货币化安置完全契合了地方政府偏好，通过货币化安置既能很好地解决了商品房库存问题，同时也能拉动本地房产价格上升，很多三四线城市货币化安置率高达90%以上。所谓的货币化安置，其实很多地方的货币化安置是给拆迁户“房票”，而这个“房票”不能够直接兑换成现金，而是只能到开发商那里兑换成房子，只有开发商才能拿“房票”找政府兑现成现金，拆迁户不是按需买房，而是按房票的多少买房。

于是，随着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推进，三四线房价出现非理性上涨，即使是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房价也在快速上涨。

2、PSL使用有限

PSL（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抵押补充贷款，作为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名义上是央行借给商业银行的一种抵押贷款，实际上是央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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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业银行提供基建、民生领域的长期限、低成本资金支持。其成本相当低，有时甚至不足1%。

为解决国开行棚改的资金难题，央行通过PSL工具向国开行贷款，国开行借到钱后，再通过棚改贷款向棚改主体贷款，棚改主体通过货币化安置向拆迁户发放补偿款，地方政府拆迁卖地支付款项，棚改主体偿还国开行贷款，国开行偿还央行贷款。整体是这样的一个资金闭环。

未来三年，还有1500万套棚户区改造目标任务，棚改资金需求约7.5万亿，PSL同时作为基础货币政策工具，海量投放将会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供给，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灵活性。

3、棚改贷款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地方政府化债背道而驰

当前，棚户区改造主要采取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模式。在该模式下，虽然举债主体不是地方政府，不会增加地方政府债务，但是却会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其实，财政部很早就认识到上述问题，在财预〔2017〕87号文中，就已经将工程、服务工程打包等作为政府购买服务负面清单。但其中将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的棚改和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例外。

另外，2018年3月下发的财预〔2018〕28号文《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政策开宗明义提出棚改专项债出台目的：规范棚户区改造融资行为，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对比土储专项债、收费公路专项债政策，出台目的都没有提及“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一目的。

但棚改专项债没有明确堵死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模式。专项债实施力度也远小于土储及收费公路、土储专项债均明确排除了其他聚焦债务的形式：“地方政府为土地储备举借债务采取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方式”。收费公路专项债明确“地方政府为政府收费公路发展举借债务采取发行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方式”，但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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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正式稿删除了原征求意见稿中的“地方政府为棚户区改造举借政府债务采取发行棚改专项债券方式”。且棚改专项债通篇都是“采取自愿试点”方式。

4、政府购买棚改服务面临的调整

2016年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棚户区改造相关工作的通知》（财综 [2016]11号），通知明确，对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建设用地，按规定实行划拨方式供应的，除依法支付征地补偿和拆迁补偿费用以外，免缴土地出让收入。2016年新开工棚户区改造项目，由政府主导运作的，要按照规定实施政府购买服务，一律不得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举借政府债务。

目前，实际上而言，政府购买服务是主要渠道，这也是87号文的例外。但是目前，该渠道面临地方政府不顾自身财政支出能力采购棚改政府服务，构成“隐性负债”棚改购买服务的问题。如此一来，该渠道势必将面临收缩的趋势。

此前，在今年5月，财政部青岛专员办也在一篇报告中明确：

“棚改业务的融资存在多种方式，多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部分政府购买服务协议内容存在只标注购买服务总金额，却不对应具体棚改项目的情况。实际操作中，政策性开发银行要求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必须列入当全国棚改计划，而其他类金融机构则要求不一，容易造成政府债务的剧增。……在2020年棚改计划完成后，重新评估棚改任务量，多采用新增棚改专项债或置换的方式融资，量入为出，严格管控和压缩政府购买棚改服务的融资模式，并使其逐步纳入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接受监督。”

近期有传闻有地区要求政府购买棚改服务的期限需要限定在三年以内，这个在财政部最新修订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就有所体现，改办法明确所有政府购买服务都需要满足中期财政预算约束，并没有给棚改例外，87号文也不满足总体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例外情形（因为87号文只是规范性文件）。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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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有一种传闻是后续监管部门将要求发过棚改专项债的将不允许开展政府购买服务。

三、结果猜想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违背这一法则的行为都是在耍流氓，棚改也不例外。试想一下，中央层面怎么能容忍三四线房价非理性暴涨呢？

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为2018年乃至未来三年主要目标，PPP模式因政府融资担保问题已反复被虐多遍，现在就只剩下棚户区改造这一领域，棚改专项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年新增政府债券额度2.18万亿中专项债券为1.35万亿，远高于一般债券新增额度，意在“开前门、堵后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

去杠杆大背景下，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应该是首选，而且当前处于多事之秋，中美贸易战、实体企业低迷、消费增速下降，央行需要更多、更精准的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定向宽松政策，而棚改PSL影响了央行这一货币政策目标。

 不排除，国开行调整棚改信贷政策，有可能是有关高层进行窗口指导的结果。

 不排除，住建部、财政部等部门后续会调整棚户区改造相关政策，如安置方式。

由此看来，棚户区改造，是到了该调整一下业务模式的时候了。

第二部分 快速理解什么是“棚改”

一、什么是棚户区改造？

1、棚改的定义

“棚户区”这一名词“起源”于辽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棚户区的居住条件长期没有改善，房屋结构简陋，缺乏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居民生活不便。“棚户区改造”这一概念，则首先出自时任辽宁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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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这一概念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定义，因其更多的是政策性项目，相关定义也是根据多年的实践活动归纳总结出来的，多见于政策文件当中。

根据《关于做好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建保[2010]58号）、《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的通知》（建保[2012]190号）及《关于棚户区改造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101号）规定：

“棚户区是指简易结构房屋较多、建筑密度较大、房屋使用年限较长、使用功能不全、基础设施简陋的区域；具体包括城市棚户区、国有工矿（含煤矿）棚户区、国有林区和国有林场危旧房、国有垦区危房”；

棚户区改造范围包括居民安置住房筹建（新建、购买、货币补偿等）工程和原居民住房改建（扩建、翻建）工程，其他工程不纳入（即不含工业厂区、商业设施建设的拆迁等）。

2、棚改的范围

棚户区改造范围是逐步扩充的，由最初的煤矿棚户区，扩展到城市棚户区和铁路、钢铁等行业棚户区以及国有林区、国有垦区，由最初的成片棚户区，向非成片棚户区、城市危旧住房拓展，将棚户区改造与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结合在一起。

棚户区改造范围增加的领域及政策依据如下： 一是城市棚户区（危旧房）。

《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的通知》（建保[2012]190号）规定，“十二五”期间，城市棚户区（危旧房）改造范围内的居民安置住房筹建（新建、购买、货币补偿等）工程和原居民住房改建（扩建、翻建）工程，统一纳入国家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计划，其他工程不纳入规划计划。

二是2011年延伸到建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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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1]1号）规定，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把建制镇纳入住房保障工作范围。

三是2013年延伸至城中村改造。

《关于做好2013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的通知》（建保[2013]52号）进一步明确将部分城中村（城边村、城郊村）改造项目也纳入了棚户区改造范围。

四是2015年延伸至城市危房改造。

《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37号）把城市危房改造纳入棚改政策范围。

3、棚改的安置方式

按照安置方式的不同，棚改可以分为实物安置和货币安置。其中实物安置，包括异地安置和原地安置，货币化安置包括居民购买、国家购置、货币补偿这三种形式，居民购买是指政府引导开发商将普通商品房转为安置房，让居民自行购买，国家购置是指政府购买商品房转卖给棚改户，货币补偿是指政府直接给予棚改户以货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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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棚改基本以实物安置为主，而实物安置又分为原地安置和异地安置，力度也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2008年以来，棚改逐渐从实物化安置转向货币化安置。

二、棚改政策的发展阶段

自2005年辽宁省探索棚户区改造以来，我国棚户区改造已实施12年之久。从现在回过头来看，棚改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起步和探索阶段（2005-2007年）

2005年，辽宁省率先探索实施城市棚户区改造，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完成5万平方米以上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任务。当年建设部印发《关于推进东北地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住房[2005]178号），提出因地制宜，多种方式推进棚户区改造，加大基础设施配套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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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提出加快集中成片棚户区改造，对棚户区改造、旧住宅区政治一律免收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棚户区改造进入起步和探索阶段。

2、大力推广阶段（2008-2012年）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出台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其中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全面启动。

2009年，住建部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保[2009]295号），提出棚户区改造实行实物安置与货币补偿相结合，加大税费政策支持力度。

2009年年底，国务院在山西大同召开全国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会议。

2010年，《关于中央投资支持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保[2015]56号）出台。

2012年9月，当时的副总理在全国资源型城市与独立工矿区可持续发展及棚户区改造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推动独立工矿区转型，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三位一体”推进，着力破解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难题，带动内需扩大和就业增加，走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2012年12月，《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的通知》（建保[2012]190号）将铁路、钢铁、有色金属、黄金等行业棚户区纳入棚改政策支持范围。

3、加速落地阶段（2013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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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今后5 年再改造城市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的各类棚户区1000 万户，棚改力度持续加大。同年7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国发[2013]25号），提出扩大棚改范围，将非集中连片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统一纳入城市棚改范围，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该文件被认为是棚户区改造工程加速的标志。

2014年国开行专门成立金融事业部办理棚改相关贷款业务，央行则创设抵押补充贷款（PSL）这一货币政策工具为棚改提供长期低利率的资金支持。就是在2014年这一年，PSL的问世，与MLF/SLF等定向调整工具一起，成为了央行创造性货币调节工具。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36号），要求重点安排资源枯竭型城市、独立工矿区和三线企业集中地区棚户区改造。

2015年提出三年棚改计划，即2015-2017年完成1800万套棚改任务，并积极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包括发放购房券、政府购买存量商品房安置、一次性货币补偿等，2017年我国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609万套，完成投资1.84万亿，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高达60%。

2016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棚户区住房改造600万套，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完善支持居民住房合理消费的税收、信贷政策，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因城施策化解房地产库存。

2017年再次提出第二个三年计划，即2018-2020年再改造棚户区1500万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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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棚改的资金来源

棚改项目的融资方式包括政策性银行贷款、项目收益债/企业债、政府购买服务和棚改专项债等。

根据《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国发〔2013〕2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36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37号）等文件的规定，棚户区改造的资金来源包括：

1、财政资金

棚改依托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统筹，可以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土地出让收入等渠道中，安排资金用于棚户区改造支出。各地区除上述资金渠道外，还可以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适当安排部分资金用于国有企业棚户区改造。有条件的市、县可对棚户区改造项目给予贷款贴息。

2、政策银行贷款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住宅金融事业部，重点支持棚户区改造及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工程建设。开发银行可以通过专项过桥贷款对符合条件的实施主体提供过渡性资金安排。

3、银行信贷

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积极支持符合信贷条件的棚户区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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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收益债、棚改专项债等社会资本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根据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安排，通过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参股、委托代建等多种方式参与棚户区改造。推进债券创新，支持承担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企业发行债券，优化棚户区改造债券品种方案设计，研究推出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债券；与开发性金融政策相衔接，扩大“债贷组合”用于棚户区改造范围；适当放宽企业债券发行条件，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债用于棚户区改造。通过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投资和运营棚户区改造项目。

最近首单棚改专项债于6月20日在天津落地，该专项债通过天津市省财政局招标发行，金额共计15亿元，期限五年。

第三部分 棚改与央行货币政策

一、为何PSL和棚改息息相关？

抵押补充贷款（PSL，PledgedSupplementary Lending的缩写），PSL作为一种新的储备政策工具，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抵押资产从央行获得融资的利率，引导中期利率。

PSL发放对象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主要用于支持三家银行发放棚改贷款、重大水利工程贷款、人民币“走出去”项目贷款等。就实际体量来看，其中以棚改贷款为绝对主力，主要是从政府信用和融资需求来看，尤其是货币化安置的棚改项目操作简单，政府信用以确定性的合同法律义务进行绑定，所以具备短期大规模风险可控情况下进行操作！

棚改的参与方包含了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房地产开发商，在资金来源上还包括了政策银行PSL、以及商业银行贷款等。以下为货币化安置为例，其中“资金闭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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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性质的“货币政策”

抵押补充贷款的合同期限为一年，可以展期，展期金额和展期次数由中国人民银行确定。贷款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但并没有对市场公开。

从设立初衷和使用途径看，PSL的作用以支持特定产业发展为主，影响中期政策利率为辅。

1）透明度，该工具并没有明确公开规则。

2）政策对象：只有政策性银行获得该流动性工具。

3）政策目标：打造中期政策利率，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兼具定向信贷投放条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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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补充贷款（PSL）反映了央行希望同时完成保增长和调结构两项任务。但是，货币政策不应该是否应该过多承担结构调整的任务？原本而言即便要做，结构调整的任务应该主要由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承担。

货币政策是总量工具。通过各种货币政策措施，央行可以控制货币供给的闸门，至于货币最后流入哪个沟渠，一般情况下是不应由央行控制的。定向再贷款等货币政策措施到底能否在适度放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所以PSL是否应该作为央行货币政策选择工具仍值得商榷，央行是否应该过度干预微观层面货币流向及利率？商业银行的定位在风险定价，资金微观流向；央行定位在宏观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货币数量或短期货币价格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PSL恰恰是混淆商业银行和央行定位的工具，由央行直接指定便宜资金流向特定领域。

三家银行的改革方案实质则是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买单新途径。传统来讲，为保持货币政策相对独立性，政府一般忌讳直接由央行为财政政策买单（比如大规模购买国债）。但央行通过向政策性银行注入流动性，政策性银行又隐含政府担保特征，实施类似政府意志的扩张意图。这是一个相对而言各方可以接受的扩张方式。

三、PSL在基础货币投放体量

实际上PSL就是相对稳定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过去三年3.1万亿的余额基础货币投放通过这个渠道，成为央行过去4年来仅次于MLF的第二大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和5次降准所释放的基础货币基本相当。但PSL的信息披露非常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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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透明，因此一直以来PSL作为央行的放水的暗渠。成为货币和宏观研究学者么用来解释短期市场流动性无法解释的部分。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看，和MLF（约4.8万亿）一起体现在央行资产端的“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

根据公开报道的数据，国开行棚户区改造发放的贷款2012、2013、2014、2015分别为778亿、1060亿、4086亿和7509亿。最近的2018年6月1日，央行公布5月份对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农发行净增加PSL共801亿元，5月末PSL余额为3.12万亿元。

此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室主任徐奇渊的测算：2018年1季度，PSL余额的增量是3038亿，比2017年同期的1632亿几乎增长了一倍。结合昨日国开行官方给出的数据，可以估算出2018年2季度PSL增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几乎为0，与一季度翻一番的数据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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