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政府引导基金

第一篇：一文读懂政府引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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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府参与创业投资的重要手段，引导基金是伴随着政府鼓励创业投资以及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举措而产生的，其作为一种政策性产物会一直长期存在下去。但是政府引导基金未来是继续以发挥政府职责为目的参与创业投资，还是向市场化的FOFs转变，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运作，这取决于每一支政府引导基金自身的战略定位。

当然，不同的运作方式对于引导基金本身的运作能力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以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引导基金，其与政府化运作的引导基金相比具有更高的活力，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与挑战：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对于基金的运作与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基金的募资策略与能力、基金的投资组合设计、专业化的基金管理团队以及市场化的团队激励机制等等。国内现有引导基金向市场化变革的内容应包括基金的原则、募资策略、投资策略、投资流程、退出策略、团队构成等一系列因素。

基金的原则：引导基金的转型，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基金原则和投资哲学问题，特别是在“政府化”和“市场化”两条道路上进行抉择。当从政府引导基金的背景转变为市场化FOFs时，首先需要转变基金的根本原则，即以实现政府政策为目的还是以盈利为根本目的，亦或根据自身特点创新出一条符合自己发展的中间路线。

基金的募资策略：市场化首先从多元化的募资策略开始，即不再完全依赖政府资源的募资和谈判能力，逐渐转变为依靠政府支持，获得投资人对FOFs已经具备的资产管理能力和机会判断能力的认可，从而获得出资承诺。当然，对于引导基金而言，在初期缺乏实际的募资能力，完全可以考虑和具备相应能力的市场化机构进行合作和资源互补，通过基金管理人合作等方式，结合市场化募资能力和政府公共关系，分阶段实现的市场化之路。

基金的投资策略：关于投资策略，既然明确以收益最大化为目的，就要打破引导基金既有的政策性限制，制定相关投资策略，以达到在风险固定的条件下，追求投资收益的最大化;而在收益固定的情况下，追求投资风险的最小化的目标。在设计基金的投资组合及其他相关策略时，应结合基金自身的能力，进一步突破引导基金关于地域、行业、阶段的限制。

基金的工作流程与体系：作为FOFs参与市场化的竞争，需要建立FOFs相关的工作体系和流程，包括行业信息和数据库，基金筛选流程，基本法律条款和谈判流程，基金监测流程，投资组合管理和风险管理流程等等。

基金的团队组建：在引导基金思路下的团队组建是政府+外部合作机构的方式，而在FOFs思路下，团队组建是有经验的合格基金管理人挑选基金的方式。由此，管理团队的选聘将成为FOFs非常重要的话题和内容。

基金的退出策略：目前，引导基金在退出方面的主要问题在于退出方式较为简单且不逐利，且缺乏实际的退出经验。上市和并购作为成熟的市场化退出策略，是PE实现资本退出的重要方式，而引导基金却极少触及，在引导基金的市场化过程中，上市和并购也应成为引导基金的重要的退出策略组成部分。

虽然引导基金市场化之路充满艰辛，但引导基金向市场化的转型，将为引导基金自身提供长久发展的源动力。目前我国189家引导基金中以市场化方式运作包括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该引导基金I期以及II期中的国创元禾母基金均由元禾控股负责管理)以及成都银科创投，其中，苏州园区引导基金作为国内引导基金的另类，其在成立初始便定位为市场化运作的母基金，其I期引导基金目前已与国内著名GP机构合作设立了16支子基金。

相对来说，以政府化原则运行的引导基金由于其在基金的治理以及激励机制等多方面存在缺陷，未来可能需要与外部的专业机构合作以弥补其不足，如在基金成立初期委托第三方机构协助引导基金制定各类管理制度、在基金投资时对子基金进行尽职调查、在基金投资完成后对子基金进行投后监控、在基金退出期协助引导基金完成退出等等。另外，目前国内某些引导基金通过委托某些专业机构来对引导基金进行管理，如安徽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荆州市引导基金均曾委托浦东科投作为引导基金的托管机构，但是成效有限，且会产生管理人的代理成本以及投资意见分歧等各类问题。

一、引导基金概述

1、引导基金的定义与特点

2008年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指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下简称“引导基金”)是指由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主要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引导基金本身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业务。”

从广义上来说，引导基金是由政府设立的政策性基金，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都属于引导基金。狭义上的引导基金主要是指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引导基金应具备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非营利性。引导基金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政策性基金，并非商业性基金;

第二，不直接参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主要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其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创业投资;

第三，市场化、有偿方式运作。引导基金应按照市场化的有偿方式运作，而不是通过政府拨款、贴息等无偿方式运作。

2、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作用与意义

作为创业投资领域的重要主体之一，政府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推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应充分发挥宏观指导与调控职能，保障创业投资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创业投资提供政策、法律上的支持，克服“市场失灵”问题，防止“挤出效应”的发生。同时，作为资本的提供主体之一，政府也会参与到资本市场的运作，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方式，引导并规范资本市场的投资行为。

具体来说，政府参与创业风险投资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图1 政府参与创业风险投资的方式

近年来，政府参与创业风险投资的角色正在逐渐转变——由直接投资者转变为间接投资者，不再设立创投公司，而是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克服单纯通过市场配置创业投资资本的市场失灵问题，扶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具体来说，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引导社会资金集聚，形成资本供给效应

引导基金的设立能够有效地改善创业资本的供给，解决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创业投资的投资期长，风险大，流动性差;不像股票等证券投资可以迅速变现、流动性好，民间资本偏好于证券市场，而创业投资等股权投资整体资金供给不足，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资本供给不足问题。因此，政府设立引导基金，通过政府信用，吸引保险资金、社保资金等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以及民间资本、国外资本等社会资金聚集，形成资本供给进入创业投资领域，这为创业投资提供一个很好的资金来源渠道。

优化资金配置方向，落实国家产业政策

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对象是以创新型企业为主体，从而起到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对高科技创新企业的投资。目前，我国创业投资者偏好于投资期短见效快的IT类、教育、餐饮等领域项目，而对于成长期较长的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领域项目投资偏少，这与国家科技发展规划所鼓励的方向不协调，创业投资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对产业调整和发展的促进作用。

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政府信用吸引社会资金，可以改善和调整社会资金配置，引导资金流向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与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培育出一批以市场为导向、以自主研发为动力的创新型企业，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引导资金投资方向，扶持创新中小企业

政府引导基金有一个较强的政策导向——扶植极具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目前，国内很多创业投资机构及海外基金均出现投资企业阶段不均衡的特点，多倾向于投资中后期的项目，特别是已经能看到上市前景(Pre-IPO)的企业。而处于种子期与初创期的企业具有很高的风险，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但却很难吸引到资金的投入。创业早期企业存在融资困难，而中后期企业资金供给相对过剩。

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处于初创期的企业，从而可以培养一批极具创新能力、市场前景好的初创期企业快速成长，为商业化创业投资机构进一步投资规避一定的风险，引导其后续投资，用“接力棒”方式将企业做强做大，最终实现政府目标的创业投资机构和商业化的创业投资机构共同发展，建立起政府资金和商业资金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创业投资体系。

引导资金区域流向，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市场机制的作用会扩大地区间的创业投资资源不平衡现象，经济条件优越，发展条件越好的东部地区，越容易获得创投资本;而经济条件恶劣，发展越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越难获得创投资本。创业投资资本分布的不平衡进一步扩大了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于中西部地区，争取更多的中西部投资项目，有利于缓解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好处。

二、引导基金的发展历程与政策环境

中国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发展经历了探索起步(2002年-2006年)、快速发展(2007年-2008年)，以及规范化设立与运作(2009年至今)的三个历史阶段。

1、探索起步阶段

1998年以后，受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鼓舞，我国创业投资掀起热潮，北京、深圳、上海、江苏、山东等地相继成立了多家政府背景的创业投资公司。这些政府主导型创业投资机构，很快成为我国创业投资行业的重要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上海、江苏、深圳、天津等地方政府主导型创业投资机构虽然没有被称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但其在实际运作中，起到了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

2002年，我国第一家政府引导基金——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成立(由于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成立时，国内尚未出现“引导基金”的概念，通常意义上的“基金”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因此，为避免混淆概念，这里命名为资金。)该引导资金是由北京市政府派出机构——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设立。目前，该基金的运作主体为北京中关村创业投资发展中心，资金来源于中关村管委会，总规模5亿元，主要采用种子资金、跟进投资和参股创业投资企业的方式进行运作。

为了有效克服财政资金参与创业投资的不足，2005年11月，国务院十部委联合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的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但“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至此，引导基金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出现。在此文件中，概括规定了引导基金的设立方式和作用，第一次从正式文件上引出了引导基金的概念，确立了引导基金的法律地位。2007年，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财政部和科技部联合制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设立目的、资金来源、运作原则、引导方式和管理方式等进行了规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专项用于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属于典型的风险投资引导基金。

随后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政策的鼓励下，苏州工业园区、北京海淀区、上海浦东新区和无锡新区相继设立引导基金，根据投中研究院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设立引导基金6只，基金总规模接近40亿元。

表1 2006年之前政府引导基金设立情况

2、快速发展阶段

2007年开始，国内创业投资进入高速发展期，政府引导基金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从科技部到地方地级市政府，都开始或筹划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除了京津、江浙地区引导基金不断涌现之外，山西、陕西、成渝、湖北、吉林、广东、云南等地区也相继设立了政府引导基金。根据投中研究院统计，2007-2008年之间，全国共新成立政府引导基金33只，总规模接近200亿元。其中，科技部、财政部启动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期规模为1亿元。

表2 2007-2008年中国政府引导基金设立情况(部分)

但是，在引导基金设立后，有关引导基金的性质、宗旨、管理、运作模式、监管考核和风险控制等很多关键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导致许多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虽已设立很长时间，但一直没有实际的运作。

为了有效指导国务院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规范设立和运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2008年10月18日，国家发改委联合财政部、商务部共同出台了《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该意见第一次对引导基金的概念进行了详细地定义，并对引导基金的性质与宗旨、设立与资金来源、运作原则与方式、管理、监管与指导及风险控制等进行了要求。

《指导意见》指出，“引导基金是由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主要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引导基金本身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业务。”

3、规范化设立与运作阶段

为了对引导基金股权投资收入的收缴工作进行规范，2010年，由国家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股权投资收入收缴暂行办法》。根据《办法》，引导基金股权投资收入包括：引导基金股权退出应收回的原始投资及应取得的收益;引导基金通过跟进投资方式投资，在持有股权期间应取得的收益;被投资企业清算时，引导基金应取得的剩余财产清偿收入。

2011年8月，为了加快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的实施，加强资金管理，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中央财政参股基金应集中投资于节能环保、信息、生物与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先进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高技术服务业等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领域。该办法的颁布对引导基金的投资范围进行了划定，有利于推动地方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中小型创业企业的发展，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以及《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这三个文件的颁布，为引导基金的设立和运行提供了实质性的法律指导。全国各地政府迅速地作出了反应和对策，不但很快设立了一批地方引导基金，还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地方实施办法，引导基金进入一个繁荣时期: 江浙地区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不仅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新成立引导基金在规模上也迅速扩大。同时，上海、辽宁、内蒙古等地区也相继出现了规模在30亿元的大型引导基金。根据投中研究院统计，2009年到2013年12月期间，全国共设立政府引导基金150只，基金总规模超过700亿元。

表3 2009年至今中国政府引导基金设立情况(部分)

表4 政府引导基金管理相关政策法规一览

三、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分析

引导基金在中国的出现，借鉴了国外政府扶持股权投资的行业实践与成熟经验。作为政府参与创业风险投资的重要手段，引导基金以“母基金”(FOFs)的方式运作(所谓FOFs，即投资于基金的基金，其与一般的基金不同，是以股权投资基金作为投资对象的特殊基金)。引导基金通过与GP合作成立子基金来将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我国引导基金的政策导向性决定了其具有中国特色的运作模式。为此，投中研究院总结了引导基金在设立、募资、管理、投资及退出等几个方面的的特性，以揭示其在中国的运作模式。

1、引导基金的设立模式 1.1 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

根据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指导意见》要求，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支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的财政性专项资金;引导基金的投资收益与担保收益;闲置资金存放银行或购买国债所得的利息收益;个人、企业和社会无偿捐赠的资金等。

目前，国内的政府引导基金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出资独立完成，二是政府与政策性银行联合出资设立。绝大多数已设立的引导基金资金均来源于政府财政出资，只有少数的早期政府引导基金资金来源于政策性银行，比如，由地方政府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设立的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天津滨海新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吉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山西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由地方政府联合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出资设立的成都银科创投及重庆市科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1.2 引导基金的法律结构

在引导基金设立的法律结构上，《指导意见》指出：引导基金应以独立事业法人的形式设立，由有关部门任命或派出人员组成的理事会行使决策管理职责，并对外行使引导基金的权益和承担相应义务与责任。

目前，各地引导基金的运作主体除了独立事业法人之外，亦有部分引导基金以企业法人制(公司制)设立，在不同的法律结构下，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监管模式以及考核激励体制均有所不同。

独立事业法人制引导基金，因其事业单位的性质，更为强调“社会服务”、“让利于民”的特点，其基金管理多委托第三方管理机构，少数成立事业编制基金管理团队，对于管理团队的考核与同级国有企业类似，相对缺乏有效的利益驱动。

企业法人制引导基金多采用公司制，由于对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义务，其一般会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获取基金收益，对于管理团队的激励机制相对市场化，某些地方已在实行参股激励方式，已经在向专业的市场化FOFs转型。

2、引导基金的管理模式

对于引导基金的管理运作，地方政府一般会成立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或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基金的最高投资决策机构，行使引导基金决策和管理职责，管理委员会一般不直接参与引导基金的日常运作。

管理委员会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比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由分管科技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市发改委、经贸信息委、科技创新委、财政委、前海管理局等作为成员单位。各地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构成、职务分配等均有区别，因此其权利重心也不相同，发改委、经贸信息委、科技创新委、财政委、前海管理局等职能部门在不同的引导基金中会扮演不同角色，并对引导基金的投资决策及管理模式等产生影响。但总体来看，引导基金的管理主要归口发改委和科技部门两大系统，前者主要导向是推动本地创投业发展，后者则主要致力于推动中小科技企业融资。

对于日常管理及投资运作，各地引导基金的管理模式亦有很大差别：有的会新设引导基金管理机构，或以公司制设立并对其自行管理，有的则委托相关事业单位或外部机构管理。目前，引导基金的管理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成立独立的事业法人主体作为基金的管理机构。比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专门成立了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市创投办)，负责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南京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运作，也是由专门成立的南京市创业投资发展中心负责。

二是委托地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政府投资平台公司负责引导基金的管理运作。比如石景山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是以石景山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受托管理机构，负责引导基金的运作;石家庄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委托石家庄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投资运作。

三是委托地方国有创投企业负责引导基金管理运作。如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管理机构为苏州元禾控股集团，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由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管理机构，广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则委托广州市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管理。

四是成立引导基金管理公司或者由公司制引导基金自行管理。前者如北京股权投资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此类公司并非引导基金的出资主体，而仅作为受托机构负责基金管理运作;后者如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成都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由公司内部团队负责基金管理运作，内部治理按照《公司法》执行。

五是委托外部专业管理机构负责引导基金管理。如上海杨浦区人民政府引导基金委托美国硅谷银行，金山区、闵行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委托盛世投资，绍兴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委托凯泰基金等。此外，2009年成立的安徽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2012年成立的荆州市创业(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均曾委托浦东科投作为其管理机构，也可算作委托专业机构管理的典型代表。

在基金管理费方面，对于引导基金管理机构来说，一般会得到2%左右的固定管理费。由于多数引导基金出于政策导向，主要以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为主要目的，并无营利要求，因此，管理机构获得业绩分成的情况并不常见。

少数引导基金为鼓励基金投向本地，会设置一些奖励机制，比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定，按照市场通行规则，在各出资人收回对子基金实缴出资的前提下，将子基金投资净收益的20%奖励子基金管理机构，其余80%部分由各出资人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配。为鼓励子基金更多投资深圳本地项目，子基金到期清算时，对于来自深圳本地初创期项目的子基金净收益，引导基金对子基金管理机构的奖励比例由20%提高至50%;对于来自深圳本地早中期项目的子基金净收益，引导基金对子基金管理机构的奖励比例由20%提高至30%。

另外，部分引导基金决策机构通常会招标或指定一家境内商业银行，作为引导基金的资金托管银行，具体负责资金保管、拨付、结算等日常工作，并对基金运作负有一定的监管职责;大部分引导基金的资金的监管、拨付等工作划归当地财政局，引导基金管理机构的资金账户仅起到资金中转的作用，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此外，有的引导基金理事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引导基金运作绩效进行评估，日常运作中会聘请中介机构对所参股创业投资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及各类审计工作。

3、引导基金的投资方式

根据《指导意见》要求，引导基金应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投资运作，其扶持对象主要是按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程序备案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各类创业投资企业。引导基金本身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业务。

目前来说，我国引导基金的主要运作模式有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助、融资担保及投资保障等。

阶段参股：是引导基金目前的主要运作模式，是指引导基金向创业投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在约定的期限内退出，主要支持发起设立新的创业投资企业。在该模式下，引导基金按照创投母基金(FOFs)的方式运作，与创业投资机构合作成立子基金，然后子基金投向创业企业，在此过程中，引导基金不参与子基金的日常管理，仅仅充当出资占股角色。子基金中引导基金的认购比例一般不超过25%，且不能成为第一大股东。该运作方式能够通过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初创期企业，从而起到政府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

跟进投资：是指对创业投资机构选定投资的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导基金与创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一般来说，创业投资机构在选定投资项目后或实际完成投资一年内，可以申请跟进投资。引导基金应按创业投资机构实际投资额50%以下的比例跟进投资，且每个项目投资额不超过300万元人民币。引导基金跟进投资形成的股权委托共同投资的创业投资机构管理。

风险补助：是指引导基金对已投资于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予以一定的补助。《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引导基金按照最高不超过创业投资机构实际投资额的5%给予风险补助，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人民币。风险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弥补创业投资损失。

投资保障：是指创业投资机构将正在进行高新技术研发、有投资潜力的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确定为“辅导企业”后，引导基金对“辅导企业”给予奖励。《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引导基金可以给予“辅导企业”投资前资助，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资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辅导企业”高新技术研发的费用支出。

4、引导基金的投资条件

对于参股基金，政府引导基金均要求尽量不参与子基金管理运作，尊重创投机构决策程序及市场化管理运作。但是，部分引导基金还是会在参股子基金中扮演一定决策角色，比如黑龙江省引导基金要求在所扶持创投机构的董事会或决策部门中至少须有1个席位，并行使相应的权利;河北省中小科技企业引导基金以及石家庄市引导基金，均要求投资对象为公司制基金，并按股东权利执行管理。(1)参股基金的注册地与投资策略限制

出于“政府引导”目的，引导基金对于参股基金的注册及投资策略有诸多规定。多数引导基金要求参股基金在本地注册，部分地市级引导基金仅要求基金注册于本省。基金注册资本要求在3000万至1亿元不等，上海市创投引导基金甚至要求新参股设立的创投基金规模不少于2亿元(种子期基金规模原则上不少于1亿元)。对于子基金的法律形式，多数引导基金可接受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两种，少数引导基金仅限公司制基金，如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投引导基金、青海省中小企业创投引导基金等。对于基金管理公司，部分引导基金要求在本地注册，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及安徽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多数则未作要求。

(2)参股基金的投资范围限制

首先在投资区域上，多数基金要求参股基金主要投资于本地辖区，要求投资比例不尽相同：如北京市中小企业引导基金要求投资于北京区域内创业期中小企业的资金额度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2倍;安徽省引导基金要求参股基金投向安徽省早期创新型企业的投资比例不得少于年投资总额的50%;湖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求投资湖北省内企业的资金总规模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60%。不过，由于地域投资比例要求对投资机构项目源有较大限制，因此，在实际运作中，部分引导基金在参股之后逐步放宽了投资限制。比如苏州工业园区引导基金在最初发布管理办法中，要求参股基金对园区企业的投资总额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2倍，在实际上该引导基金基本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参股基金并未受限于这一规定;2010年成立的青岛市创投引导基金，最初要求参股基金投资于青岛辖区企业不低于基金总额70%，而目前仅求其中引导基金出资部分投资于青岛。(3)参股基金的投资行业限制

行业方面，引导基金的限制并不严格，包括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地方优势产业等都在鼓励范围内，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求参股基金应重点投向深圳市政府确定的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他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且每支参股自基金投资与上述约定产业领域的资金比例不低于基金注册资本或承诺出资额的60%，投资于初创期项目和早中期项目的资金比例不低于基金注册由于这些行业与创投基金自身投资策略较为契合，因此，行业要求很少对创投基金构成障碍。

(4)参股基金的投资阶段限制

投资阶段方面，引导基金作为政府服务功能的一个载体，其服务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十分明显，因此，多数引导基金对于其参股基金投资中小企业的比例有明确要求，比如江苏省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浙江省创投引导基金等要求投资初创期创业企业的投资额比例不得低于全部投资额的30%;湖北创投引导基金要求子基金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早中期投资对象的资金规模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60%;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引导基金要求投资于创业早期文化创意企业的金额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2倍;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求投资于初创期、早中期项目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2倍。

5、引导基金的退出方式

由于引导基金是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策性基金，引导基金退出及利益分配的过程中，通常遵循“保障政府资金”和“让利于民”的原则。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引导基金可以通过上市减持、股权转让、企业回购等多种途径实现退出。目前来说，引导基金的退出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引导基金在所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存续期内将其所持股份有限转让给其他社会投资人或公开转让，但原始投资者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购买权;

二是引导基金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到期后清算退出。

引导基金投资形成股权的退出，应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和引导基金的运作要求，确定退出方式和退出价格。一般来说，引导基金的参股期限为5-10年，在被调研的50家引导基金中，尚无退出案例。

四、引导基金的设立情况

自从2005年十部委《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尤其是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促进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以来，地方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根据投中研究院统计，截至2013年12月份，目前中国政府共成立189家引导基金，累计可投资规模接近1000亿元(以基金首期出资规模为准)，参股子基金数量超过270支。其中，2010年成立的苏州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二期预期规模为150亿元，若其募资完成，将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政府引导基金，另外，2009年成立的北京股权投资发展基金规模达50亿元，2011年成立的杭州市产业发展投资基金规模达40亿元，2010年成立的大连市股权投资引导基金规模为30亿元。根据投中研究院统计，目前成立的多数引导基金规模均在10亿元以下，其中首期出资额在2亿元以下的引导基金超过50支。

从地区分布来看，浙江省设立引导基金数量最多，包括县区级引导基金在内共有35支，其次是江苏省，共设立引导基金22支，上述两省均是民间资本比较活跃的区域，由此可以看出，当地资本活跃度也是设立引导基金的重要基础。北京、上海、广东作为中国VC/PE投资最为活跃的三个区域，政府部门也积极担当引导角色，三地已披露设立引导基金数量分别为10支、11支和12支。目前，除港澳台之外的32个行政区中，有29个省(市、自治区)已设立引导基金，既有省级引导基金，也有由地市或县区级政府主导的引导基金。除此之外，江西、海南、甘肃3个省份尚未有政府引导基金披露。

表5全国政府引导基金区域分布情况

图2 2006年至今全国政府引导基金分布情况

引导基金资金来源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资金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出资的引导基金，其运作过程中一般会以发挥政府引导职责为主，对于子基金的投资区域、投资行业、投资阶段以及投资策略、注册地等各个方面都会有一定的限制;而资金来源多样化的引导基金，如由中新创投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设立的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由成都高新投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出资设立的成都银科创投，它们的运作相对市场化，不会对子基金的投资区域、投资行业、投资阶段等各方面进行限制，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多年以来积累了一定的投资经验，与一般的政府化引导基金相比，具有较高的基金管理能力及市场化水平。

五、案例分析

1、国内案例——深圳引导基金与同创伟业

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

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成立于2009年，总规模为30亿元，是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出资设立的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其定位是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通过参股创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并重点投资处于初创期、早中期的创新型企业，促进相关产业和科技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截至2012年9月，深圳市引导基金已完成参股子基金8只，与众多知名创投机构，如深创投、同创伟业、松禾资本、力合创投、达晨创投等均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作为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下设机构，为深圳市政府直属事业法人单位，是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部门，对外行使引导基金的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6月26日，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管理资产规模约80亿元，是中国第一批专业创业投资公司，到目前为止，同创伟业已完成对国内超过150家企业的投资，其中，上市企业有24家，并购转让回购20家，项目成功退出率超过50%。该公司为深圳和全国多家中小型企业提供创业资金，协助企业规范运作、改善治理结构、参与企业战略决策、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并策划企业上市，从而与企业实现共同成长。同创伟业成立14年以来，旗下共设立了5支南海成长系列基金，如下表所示：

表6 同创伟业旗下主基金基本情况

今年7月份，同创伟业与深圳引导基金共同出资合作设立了一支创投子基金(深圳市同创伟业创新节能环保创业投资企业)，该子基金为有限合伙制，基金规模为2.5亿元，主要投向节能环保行业。

2、国外案例——以色列引导基金与Infinity

以色列政府引导基金

为了推进本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帮助国内初创期企业实现融资，促进本国创业投资的发展，以色列政府于1993年1月拨款1亿美元设立了Yozma政府引导基金，主要宗旨在于建立以色列本土风险投资市场，募集国内私人资本，同时吸引国际投资者共同参与风险投资，从而扶持以出口为主的以色列高科技企业的成长。Yozma政府引导基金由政府独资设立的Yozma公司负责运营管理，主要通过与国际知名的创业投资机构合资在以色列发起创业投资基金。在合资成立的子基金中，以色列政府出资额最高占比40%，私人资本则占到60%以上，因此政府的1亿美元基金能够带动1.5亿美元以上的私人资本，从而起到政府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

在投资范围上，Yozma计划要求子基金必须投资于早期阶段的技术创新型企业，作为补偿，政府给予私人投资者一项期权，私人投资者可以在子基金成立5年内以事先确定好的较低价格购买政府在子基金中的份额。Yozma计划要求其参股的创投子基金投资于通信、IT、生命生物科学、医药技术等领域的企业，重点是基础设施和专利技术的企业。

以色列政府创业投资基金的模式是“政府+民间资本+海外资本”三者相融合的模式。这种多种资本相互融合的模式不仅增强了资本实力，而且有利于资源的优势互补。以色列政府创业投资基金的引导模式对于推动以色列本土创业投资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通过政府信用为有竞争力的创业投资机构输送了资本;学习国外经验，培养国内创业投资人才;吸引了一些非常著名的机构投资者进入以色列;充分利用国际资本市场，推动了国内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

英菲尼迪股权基金管理集团

英飞尼迪股权基金管理集团(Infinity Group)是一家以色列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是世界领先的专注于中国市场的跨境基金管理集团，透过旗下18支基金(其中16支基金位于中国)管理着100亿人民币和7亿美金的资金。英飞尼迪得到国际投资者如以色列最大的多元化产业集团IDB集团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等的鼎力支持。另外，基金还获得中以两国政府的有力支持。英飞尼迪集团的目标是充分利用其在以色列、中国和北美所拥有的商业网络、知识产权、技术专利以及创业和经营管理经验，与中国市场上的领先企业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对其进行可靠有效的投资。

英飞尼迪集团的第一支中国概念基金Infinity-CSVC成立于2004年，是中国最早的中外合作人民币创业投资基金，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张非法人制中外合作创业投资基金的营业执照。设立于2007年的Infinity I-China基金是英飞尼迪的第二支中以基金，管理着等值于3亿美金的资金(包括人民币和美元)。

自2010年开始，英飞尼迪在中国主要城市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了16支合作PE基金并通过引入成熟的技术和专利以支持中国地方经济的发展。新基金的设立标志着继2004年设立第一支人民币基金和2009年设立第一支跨境基金之后，英飞尼迪进入了其“中国十年计划”的第三阶段。

英菲尼迪与政府引导基金合作成立的子基金情况如下：

表7 英菲尼迪与政府引导基金合作设立子基金情况

六、引导基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象与问题

1、引导基金规模普遍偏小募资渠道亟需扩充

目前，我国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规模普遍偏小，据我们统计，全国29家省级引导基金中规模超过10亿元的仅占到15%左右，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引导基金的规模相对偏小，无法起到其应有的引导作用。除此之外，目前国内的引导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为政府财政出资，仅有一小部分有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参与，募资渠道狭窄，未来亟需扩充。

基于以上现象，投中研究院认为，在引导基金的募资运作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我国LP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国开行、社保基金、保险等大型机构LP偏少，民营企业和个人LP偏多，而且多数LP追求短期收益，长期投资意愿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狭窄，专业水平偏低;其次，政府出资存在不确定性。政府人员换届往往导致政策的连续性差，影响引导基金后续出资;第三，引导基金的投资人地域性强，全国性、产业性投资人少。引导基金投资人主要为当地政府和企业，利益诉求复杂且限制条目繁多，协调困难，较难推动全国性的行业并购整合。

2、引导基金投资限制条件偏多“择地不择优”

通过对各地区引导基金已出台管理办法的研究，我们发现目前多数引导基金都对其合作对象有一定的要求与限制，如地方政府要求与其合作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的管理团队在不同的地区均设立管理公司，有些要求合作基金必须注册在本地。而且，很多引导基金基于政府扶持当地的创业投资以及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考虑，对于子基金投资项目的地域分布也限制在本地，从而产生了“择地不择优”的现象。

投中研究院调研发现，一般运作时间不长、相对不成熟的引导基金对于投资阶段及领域的限制更为严格，而且要求基金投向本地的比例更高。

一方面，这使得引导基金寻找合适的投资对象变得更加困难，引导基金资金出现沉淀、闲置现象，资金利用效率低下;

另一方面，由于在当地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导致一些优秀的创业投资企业不敢与引导基金合作，长此以往，引导基金的引导作用受到严重制约，无法达到其引导创业投资的目的。

另外，由于多数引导基金都是由地方财政出资，挂靠于地方财政厅或者财政投资公司的名下，可能会出现资金“左手倒右手”现象，从而使引导基金成为寻租腐败等弊病的“温床”。

3、引导基金政策导向与GP利益不一致两者诉求存在分歧

由于引导基金“社会服务”及“让利于民”的特点，其政策导向与参股基金的收益导向存在天然的矛盾抵触——前者更为注重资金的安全，不以盈利为目标，后者则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LP与GP的利益无法做到一致，一方面这将会严重影响基金的运作效率、另一方面，双方诉求存在分歧，容易导致“利益共享，而风险不共担”的局面，对于参股基金的收益及风险控制等各个方面均会造成不利影响。

4、引导基金专业能力偏弱且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由于引导基金是政府主导而非市场环境下自发成立，引导基金的管理团队在市场认知及专业能力等许多方面普遍较弱，对于合作基金的尽职调查等许多工作均需要借助第三方的其他机构来完成，因此引导基金的整理运作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另外，引导基金多以事业法人制成立，引导基金管理团队内部激励机制基本无实现的可能性。作为政府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引导基金的的经费、部门预算和引导基金是完全分开的。因此，团队的激励只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给予引导基金负责人提升行政级别的预期，享受政府待遇;二是对普通员工的待遇适当提高，给予铁饭碗承诺。这也许是目前事业型引导基金最可行有效的激励机制。

对于少部分以公司制成立的引导基金来说，对于公司管理团队的激励机制相对市场化，但此类做法与一些国有企业现行的管理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并不相符，所以仍然处于地方性的尝试中，要推广到全国范围仍有一定的难度。

七、引导基金与市场化FOFs的区别

1、引导基金与市场化FOFs的异同

目前来说，国内的引导基金虽然是以FOFs的方式进行操作，但是与市场化的FOFs在各方面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引导基金仅具备了FOFs的“形”，但尚不具备FOFs的“神”，其本质原因在于，引导基金其本质源于政府职能的延伸，而市场化FOFs则是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在进化过程中的产物。

首先，就其相同点而言，引导基金和FOFs都是不以直接投资于项目而以投资基金作为基本策略，并通过对基金投资组合的管理实现投资收益和风险的投资组合匹配。在投资流程、操作方式上引导基金可大量借鉴市场化FOFs的行业实践。

第二，在不同点上，首先在基金的理念和价值观基础上，引导基金是以实现各种既定的政策目标如创业扶持、经济振兴或产业战略转型为目的，而市场化的FOFs始终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一点就决定了引导基金不会站在市场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且，在基金的募集、投资、投后管理、退出等各个环节上，引导基金和市场化FOFs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表8 引导基金与市场化FOFs的区别

2、引导基金与市场化FOFs之间的能力差距

市场化的FOFs是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向专业化细分的产物，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行业精英站在行业资源整合的最高端对行业资源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其在基金的筛选、投资组合的分配与风险管理以及基金的监控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相对而言，引导基金与市场化的FOFs在各种机会、能力和限制方面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与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观测及基金筛选能力相对欠缺。

虽然引导基金在成立之初可以进行大量的制度建立和知识学习过程，并且可以得到各种服务机构的支持，但是对于整个市场的洞见和基金筛选能力并不是一时就能建立起来的。市场化FOFs的市场观测和基金筛选能力往往是其确立竞争地位的核心能力，依靠着长年的积累及系统化的工作积淀而成，其行业信息知识库和行业标杆数据库资源极少向外界透露。对行业一流基金的筛选能力是FOFs分界的基础，而在这方面能力的竞争上，引导基金几乎不占有任何优势。

第二，政策导向导致的限制过多，无法在市场中占据主动地位。

由于引导基金的政策性导向，与市场化FOFs相对比，其投资策略受到各种限制：引导基金不能完全地进入全部行业、全部区域和全部阶段的投资标的，而是只能集中于特定扶持性早期行业，而且往往还在地域上受到行政要求的限制，由此大大限制了引导基金的市场机会。不仅如此，由于大多数引导基金具有地方封闭性色彩，使得引导基金的合作机构选择范围也极度缩小，引导基金不能在市场范围内筛选合作机构，而只能对有兴趣与其合作的机构进行谈判，在市场化谈判中的地位属于被动一方。因此，在投资机会获取上，引导基金很难与以主动筛选和主动匹配为原则的市场化FOFs相提并论。

第三，投资多借助外力，自身团队建设需加强。

与完全市场化运作的FOFs相比，引导基金是以政府财务投资的名义，进行政策性扶持的工具。其投资方式除了直接的股权投资之外，还包括担保、保障和补助等政策性手段。虽然看似扩展了引导基金的投资手段，但实际上限制了引导基金在股权投资方面的深入和专业化，在进行投资时带有更多政策性因素的顾虑。而且，很多引导基金的投资能力均借助于参股基金的外部管理机构，引导基金自身的管理团队能力及经验等都相对欠缺。

第四，缺乏专业的基金监控流程，基金监控失灵。

引导基金在进行基金谈判时，由于不具优势地位，更多是以“合作”而不是投资者的身份与投资机构建立关系，因此在基金监控过程中与投资机构的监控边界较为模糊。而FOFs作为专业化的LP，能够更为熟练且专业地运用各种谈判手段和监控工具向GP施加压力。而且，FOFs还具有长期监控的流程和能力。除此之外，引导基金还存在着由于受更多行政管理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监控手段失灵。

第五，引导基金收益目标及激励机制不明确。

引导基金不设定明确的盈利目标，一方面导致激励机制设置上缺乏利益驱动，另一方面也导致各种政策性软性目标反向弱化了引导基金的激励因素。同时，虽然引导基金在与市场化机构合作过程中承认并引入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但是往往还是以政府管理手段作为限制和附加条件，如不进入具有高收益的充分竞争行业，及优先满足引导基金的利益回收等，将会导致管理团队的激励缺失。（来源：投中集团

第二篇：政府引导基金定稿

政府引导基金

1政府引导基金简介

1.1政府引导基金的定义及特点

政府引导基金是指由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主要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这一定义包含三层含义。

1．非营利性。基金的出资人是政府，其设立目的是要扶持某一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政策性，不以营利为目的。

2．间接性。引导基金的运行机制是由政府出资成立母基金，再吸引金融资金、社会资金投入成立子基金，然后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进行专业运作。

3．市场化运作。支持对象的选择，由基金管理机构与政府支持建立规定来确定范围，结合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包括系统性和非系统性的风险、收益和政策目标等；在使用过程中，充分体现“有偿使用”原则，对加强风险投资企业的财务约束机制有利。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完全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容易导致市场失灵，尤其是在创业投资这种高风险的领域，更需要通过外力引导资本配置，实现资源的合理高效使用。而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利用政府引导基金的放大效应，减轻财政负担，变直接补贴为间接扶持，改革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方式，从补到奖，以奖代补，以政府调控“看得见的手”引导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从而克服市场失灵问题，实现政府、创投企业、创业企业的多赢局面。主要投资目标是种子期和初创期创业早期的企业，帮助这些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促进其做大做强，上市，产生效益。这其中，引导基金发挥了两个层面的引导作用：一是从母基金到子基金，从政府投资抛砖引玉到社会资本活跃加入，实现了资本积聚；二是引导子基金向中小企业、创业早期企业投资。这种引导作用帮助潜力大的优秀创业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改变一般创投企业热衷于投资成熟期、扩展期、重建企业及收益快的新兴热门行业的现状，扩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国家经济战略性发展。由于引导基金具有资金杠杆放大效应的特点，使其在世界各国培育新兴产业领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2政府引导基金的目的与作用

作为创业投资领域的重要主体之一，政府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推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应充分发挥宏观指导与调控职能，保障创业投资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创业投资提供政策、法律上的支持，克服“市场失灵”问题，防止“挤出效应”的发生。同时，作为资本的提供主体之一，政府也会参与到资本市场的运作，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方式，引导并规范资本市场的投资行为。

政府参与创业投资包括设立创投公司及产业基金、财政补贴、设立创业孵化器、、制定政策和法规、设立引导基金这几种方式。近年来，政府参与创业风险投资的角色正在逐渐转变——由直接投资者转变为间接投资者，不再设立创投公司，而是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克服单纯通过市场配置创业投资资本的市场失灵问题，扶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通过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政府不再与创业企业直接对话，政府就在通过创投市场就实现了在市场经济中角色的转变，从直接投资者转换为间接投资者，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扶持符合产业政策的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我国来说，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的意义有以下几点：

1．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助力我国产业升级

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目标是创新型企业为主体，以引导和促进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资社会资本。目前，我国风险投资偏好在投资周期短、快速的这类项目，教育，餐饮等领域，以及项目的田间生长期较长的生物医药，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投资少，我国科技发展战略支持的目标则不同，因此一般的风险投资对此难以发挥有效充分的引导作用。通过创设引导基金，借助政府信誉吸收社会闲置资本，能够改进和调整社会资金配置，引导资金流向政府鼓励扶持的新兴产业领域，支持发展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利的一批产业、企业，快速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2．引导地域性资本积聚，支持经济落后地区发展

我国目前地域之间经济发展有先有后，并不均衡，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经济不均衡的情况只会继续恶化，对于经济发展迅速，竞争充分激烈的东部地区更容易获得创投企业的青睐，融资相对容易；而中西部地区由于落后的经济、生活条件，难以吸引优秀的企业和人才，既缺少经济发展的硬件，也难有帮助发展的软件，不符合风投企业的投资原则。风险资本的分布与区域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的不平衡。引导基金通过建立政府引导，并在中西部的社会资本投资，争取更多的投资项目，有利于缓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良好契机。

3．发挥基金引导作用，促进资本汇集

引导基金的设立能够有效地改善创业资本的供给，解决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创业投资与股票和其他证券类的金融工具不同，其投入的资本要想看到收益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运作管理，不具有短期投机性，因此周转期限较长，不能迅速转换为货币现金收益，流动性差，风险很高，因此民间资本的偏好低，所以如果完全靠市场机制进行资源的配置，就会导致风险投资供应不足的问题。是以，国家设置引导基金，借助政府信誉，吸收社会保险机构等部分投资者的资本和民间资本、国际资本等社会资本汇集，形成资本供应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这为风险投资提供了很好的资金来源渠道。

4．明确国家政策导向，扶持新型中小企业

政府引导基金是具有明确导向性的政策性基金，从近年来的中央各类会议、文件精神来看，主要导向是支持新兴行业的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目前，国内许多风险投资机构和海外基金投资企业表现出资金投向不平衡的特点，多倾向于投资在项目的后期阶段，特别是已经可以看到前景（pre-IPO企业上市前）的企业。而在种子期和初创企业的高风险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但很难吸引资本投资。导致了前期起步过程中的中小企业资金供给少，而处于成熟期、扩展期的企业资金融资略显过多。

政府设置引导基金，就可以发挥引导基金的导向作用，引导民间资本流向引导基金导向的行业，能够帮助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潜力大、高成长的创新型优秀企业，也为一般的风险投资机构起到风险担保、资金示范的作用，并指导后续的投资，以“接力”的方式将企业做大做强，保障政府对风险投资机构和商业创业投资机构和共同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建立起风险投资体系的政府资金和商业资本的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关系。

2我国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现状 2.1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历程

中国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发展经历了探索起步(2002年-2006年)、快速发展(2007年-2008年)，以及规范化设立与运作(2009年至今)的三个历史阶段。

1.探索起步阶段

1998年以后，受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鼓舞，我国创业投资掀起热潮，北

京、深圳、上海、江苏、山东等地相继成立了多家政府背景的创业投资公司。这些政府主导型创业投资机构，很快成为我国创业投资行业的重要力量。在某种意义上上海、江苏、深圳、天津等地方政府主导型创业投资机构虽然没有被称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但其在实际运作中，起到了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

2002年，我国第一家政府引导基金——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成立(由于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成立时，国内尚未出现“引导基金”的概念，通常意义上的“基金”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因此，为避免混淆概念，这里命名为资金。)该引导资金是由北京市政府派出机构——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设立。目前，该基金的运作主体为北京中关村创业投资发展中心，资金来源于中关村管委会，总规模5亿元，主要采用种子资金、跟进投资和参股创业投资企业的方式进行运作。

为了有效克服财政资金参与创业投资的不足，2005年11月，国务院十部委联合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和提供融资担保的方式扶持创业投资企业的设立与发展”。但“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至此，引导基金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出现。在此文件中，概括规定了引导基金的设立方式和作用，第一次从正式文件上出现了引导基金的概念，确立了引导基金的法律地位。

2007年，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财政部和科技部联合制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设立目的、资金来源、运作原则、引导方式和管理方式等进行了规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专项用于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属于典型的风险投资引导基金。

随后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政策的鼓励下，苏州工业园区、北京海淀区、上海浦东新区和无锡新区相继设立引导基金，根据投中研究院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设立引导基金6只，基金总规模接近40亿元。

2．快速发展阶段

2007年开始，国内创业投资进入高速发展期，政府引导基金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从科技部到地方地级市政府，都开始或筹划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除了京津、江浙地区引导基金不断涌现之外，山西、陕西、成渝、湖北、吉林、广东、云南等地区也相继设立了政府引导基金。根据投中研究院统计，2007-2008年之间，全国共新成立政府引导基金33只，总规模接近200亿元。其中，科技部、财政部启动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期规模

为1亿元。

但是，在引导基金设立后，有关引导基金的性质、宗旨、管理、运作模式、监管考核和风险控制等很多关键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导致许多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虽已设立很长时间，但一直没有实际的运作。

为了有效指导国务院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规范设立和运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2008年10月18日，国家发改委联合财政部、商务部共同出台了《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该意见第一次对引导基金的概念进行了详细地定义，并对引导基金的性质与宗旨、设立与资金来源、运作原则与方式、管理、监管与指导及风险控制等进行了要求。

《指导意见》指出，“引导基金是由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主要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引导基金本身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业务。

3．规范设立与运作阶段

为了对引导基金股权投资收入的收缴工作进行规范，2010年，由国家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股权投资收入收缴暂行办法》。根据《办法》，引导基金股权投资收入包括：引导基金股权退出应收回的原始投资及应取得的收益;引导基金通过跟进投资方式投资，在持有股权期间应取得的收益;被投资企业清算时，引导基金应取得的剩余财产清偿收入。

2011年8月，为了加快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的实施，加强资金管理，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中央财政参股基金应集中投资于节能环保、信息、生物与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先进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高技术服务业等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领域。该办法的颁布对引导基金的投资范围进行了划定，有利于推动地方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中小型创业企业的发展，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以及《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这三个文件的颁布，为引导基金的设立和运行提供了实质性的法律指导。全国各地政府迅速地作出了反应和对策，不但很快设立了一批地方引导基金，还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地方实施办法，引导基金进入一个繁荣时期：江浙地区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不仅数量上快速增长，而且新成立引导基金在规模上也迅速扩大。同时，上海、辽宁、内蒙古等地区也相继出现了规模在30亿元的大型引导基金。根据投中研究院统计，2009年到2013年12月期间，全国共设立政府引导基金150只，基金总规模超过700亿元。

2.2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

2.2.1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及设立模式

我国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支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的财政性专项资金；引导基金的投资收益与担保收益；闲置资金存放银行或购买国债所得的利息收益；个人、企业和社会捐赠资金等。各地制定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办法时也大都引用了这一条作为资金来源的条款。而实际上当前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专项资金出资，由当地财政部门负责筹措资金。也有少数地方政府早期设立的引导基金是与国家政策性银行联合出资设立的。例如2006年成立的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一期注册资金规模10亿元，主要就是由国家开发银行投资的。在我国的政府引导基金中，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成为最主要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出资设立了天津滨海新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吉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和山西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另外，中国进出口银行也参与设立了两支政府引导基金。募集资金的规模也多在当地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办法中进行了规定，根据各地财政资金的规模各有不同，从财政资金比较少的中西部地市到财力雄厚的东南部地区，规模从几千万到几十亿元不等。目前规模最大的是苏州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二期，募集完成后规模可达150亿，其资金来源除了一期的国家开发银行，还有全国社保理事会基金和中国人寿，正是一期引导基金的成功运营才带来了后续雄厚的资金支持。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政府引导基金228支，基金管理规模将近3000亿元。由此可见基金管理规模的总量是很大的。深圳市的效果较好，从2011年设立到2014年底，政府承诺出资约9亿元，获得合作机构协议投资约110亿元，财政资金的放大效果达12倍。而天津市的天津滨海新区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注册资本的规模高达20亿元，但获得的合作投资为47亿元，放大规模不到 2.5倍。政府引导基金放大效应的效果并不在于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投资额，更多的要看基金后续的运营，包括当地政府的政策环境，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本活跃程度，基金的投资效果等。

引导基金的设立形式包括独立事业法人和企业法人制（公司制）。独立事业法人制引导基金，因其事业单位的性质，更为强调“社会服务”、“让利于民”的特点，其基金管理多委托第三方管理机构，少数成立事业编制基金管理团队，对于管理团队的考核与同级国有企业类似，相对缺乏有效的利益驱动。企业法人制引导基金多采用公司制，由于对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义务，其一般会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获取基金收益，对于管理团队的激励机制相对市场化，某些地方已在实行参股激励方式，已经在向专业的市场化FOFs（即基金中的基金）转型，与

基金经理合作（GP）成立的间接风险子基金的投资。

2.2.2引导基金的管理模式

对于引导基金的管理运作，地方政府一般会成立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或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基金的最高投资决策机构，行使引导基金决策和管理职责，管理委员会一般不直接参与引导基金的日常运作。

管理委员会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比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由分管科技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市发改委、经贸信息委、科技创新委、财政委、前海管理局等作为成员单位。各地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构成、职务分配等均有区别，因此其权利重心也不相同，发改委、经贸信息委、科技创新委、财政委、前海管理局等职能部门在不同的引导基金中会扮演不同角色，并对引导基金的投资决策及管理模式等产生影响。但总体来看，引导基金的管理主要归发改委和科技部门两大系统，前者主要导向是推动本地创投业发展，后者则主要致力于推动中小科技企业融资。

对于日常管理及投资运作，各地引导基金的管理模式亦有很大差别：有的会新设引导基金管理机构，或以公司制设立并对其自行管理，有的则委托相关事业单位或外部机构管理。目前，引导基金的管理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成立独立的事业法人主体作为基金的管理机构。比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专门成立了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市创投办)，负责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南京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运作，也是由专门成立的南京市创业投资发展中心负责。

二是委托地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政府投资平台公司负责引导基金的管理运作。比如石景山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是以石景山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受托管理机构，负责引导基金的运作;石家庄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委托石家庄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投资运作。

三是委托地方国有创投企业负责引导基金管理运作。如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管理机构为苏州元禾控股集团，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由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管理机构，广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则委托广州市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管理。

四是成立引导基金管理公司或者由公司制引导基金自行管理。前者如北京股权投资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此类公司并非引导基金的出资主体，而仅作为受托机构负责基金管理运作;后者如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成都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由公司内部团队负

责基金管理运作，内部治理按照《公司法》执行。

五是委托外部专业管理机构负责引导基金管理。如上海杨浦区人民政府引导基金委托美国硅谷银行，金山区、闵行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委托盛世投资，绍兴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委托凯泰基金等。此外，2009年成立的安徽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2012年成立的荆州市创业(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均曾委托浦东科投作为其管理机构，也可算作委托专业机构管理的典型代表。

在基金管理费方面，对于引导基金管理机构来说，一般会得到2%左右的固定管理费。由于多数引导基金出于政策导向，主要以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为主要目的，并无营利要求，因此，管理机构获得业绩分成的情况并不常见。

少数引导基金为鼓励基金投向本地，会设置一些奖励机制，比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定，按照市场通行规则，在各出资人收回对子基金实缴出资的前提下，将子基金投资净收益的20%奖励子基金管理机构，其余80%部分由各出资人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配。为鼓励子基金更多投资深圳本地项目，子基金到期清算时，对于来自深圳本地初创期项目的子基金净收益，引导基金对子基金管理机构的奖励比例由20%提高至50%;对于来自深圳本地早中期项目的子基金净收益，引导基金对子基金管理机构的奖励比例由20%提高至30%。

另外，部分引导基金决策机构通常会招标或指定一家境内商业银行，作为引导基金的资金托管银行，具体负责资金保管、拨付、结算等日常工作，并对基金运作负有一定的监管职责;大部分引导基金的资金的监管、拨付等工作划归当地财政局，引导基金管理机构的资金账户仅起到资金中转的作用，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此外，有的引导基金理事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引导基金运作绩效进行评估，日常运作中会聘请中介机构对所参股创业投资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及各类审计工作。

2.2.3引导基金的投资模式 2.2.3.1引导基金的投资方式

引导基金应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投资运作，引导基金本身不直接介入到创业投资业务活动中。根据各个地市出台的政府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可以看到，我国引导基金的目前主要运作模式是参股和跟进投资，以风险补助和投资保障为辅助模式。融资担保模式虽然在国际上有着成功的经验，但与中国多数地区的情况并不适应，目前国内除了上海市在引导基金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融资担保的模式，其他省、市和地区

都未采取这种模式。

参股模式：政府引导基金主要采用的是阶段参股模式，也就是说引导基金与创业投资企业合作参股设立新的创投机构，在设立时约定一个退出的期限，政府基金在期限到期时退出，如果有受让方也可以随时退出。其运作的过程是采用的私募股权投资中的母基金（FOFs）的方式，由政府作为出资人与创业投资机构合作成立子基金，然后子基金投向创业企业。这个合作方式可以是公司制，也可以是有限合伙制，公司制的企业允许政府作为股东在基金运行事务中有一定的参与权，对此政府可以在协议中，做出规定。不过管理规定中一般都会设定引导基金不能是新设创业投资企业的最大股东，以及对子基金中引导基金的认购比例作出规定，这个比例比较低，一般在百分之二十五，以限制政府部门在创投基金中权力，保证创投基金充分市场化运营。有限合伙制的组织形式中，政府就只能是引导基金作为出资人是有限合伙人（LP），并不参与到基金的管理中去。

跟进投资：我国跟进投资重点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一般要在完成一轮投资后跟进，且规定了一定的投资限额，这个限额从每个项目五百万元到三千万元不等，且所占的比例在本轮投资中的比例较小，一般在百分之三十，不会超过投资额的一半。

风险补助：引导基金对已投资于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予一次性的补助。《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引导基金按照最高不超过创业投资机构实际投资额的5%给予风险补助，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人民币。风险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弥补创业投资损失。

投资保障：创业投资机构将正在进行高新技术研发、有投资潜力的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确定为“辅导企业”后，引导基金对“辅导企业”给予奖励。《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引导基金可以给予“辅导企业”投资前资助，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资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辅导企业”高新技术研发的费用支出。

2.2.3.2参股基金的投资限制

一般对于股权投资基金，政府引导基金都要求尽量不参与风险投资机构的子基金管理运作方面，决策程序和市场管理。但是政府引导基金作为具有政府政策导向性的工具基金，不直接参与运作过程自然就要对合作的基金设定一定的条件，来保证资本的流向能够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方向、符合地区经济利益等。合理的投资限制条件是保证引导基金发挥好引导作用的必要条件。

1．参股基金的注册地限制

出于“政府引导”目的，引导基金对于参股基金的注册及投资策略有诸多规定。多数引导基金要求参股基金在本地注册，部分地市级引导基金仅要求基金注册于本省，基金注册资本要求在3000万至1亿元不等。对于子基金的法律形式，多数引导基金可接受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两种，少数引导基金仅限公司制基金，如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投引导基金、青海省中小企业创投引导基金等。对于基金管理公司，部分引导基金要求在本地注册，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及安徽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多数则未作要求。

2．参股基金的投资规模限制

首先在投资区域上，多数基金要求参股基金主要投资于本地辖区，要求投资比例不尽相同：如北京市中小企业引导基金要求投资于北京区域内创业期中小企业的资金额度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2倍;安徽省引导基金要求参股基金投向安徽省早期创新型企业的投资比例不得少于年投资总额的50%;湖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求投资湖北省内企业的资金总规模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60%。不过，由于地域投资比例要求对投资机构项目源有较大限制，因此，在实际运作中，部分引导基金在参股之后逐步放宽了投资限制。比如苏州工业园区引导基金在最初发布管理办法中，要求参股基金对园区企业的投资总额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2倍，在实际上该引导基金基本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参股基金并未受限于这一规定;2010年成立的青岛市创投引导基金，最初要求参股基金投资于青岛辖区企业不低于基金总额70%，而目前仅要求其中引导基金出资部分投资于青岛。

3．参股基金的投资行业限制

行业方面，引导基金的限制并不严格，包括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地方优势产业等都在鼓励范围内，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求参股基金应重点投向深圳市政府确定的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他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且每支参股基金投资与上述约定产业领域的资金比例不低于基金注册资本或承诺出资额的60%，投资于初创期项目和早中期项目的资金比例不低于基金注册资金或承诺出资额的60%。由于这些行业与创投基金自身投资策略较为契合，因此，行业要求很少对创投基金构成障碍。

4．参股基金的投资方向限制

投资阶段方面，引导基金作为政府服务功能的一个载体，其服务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十分明显，因此，多数引导基金对于其参股基金投资中小企业的比例有明确要求，比如江苏省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浙江省创投引导基金等要求投资初创期创业企业的投资额比例不得低于全部投资额的30%;湖北创投引导基金要求子基金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早中期投资对象的资金规模不得少于注册

资本的60%;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引导基金要求投资于创业早期文化创意企业的金额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2倍;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求投资于初创期、早中期项目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2倍。

2.2.4引导基金的退出方式

有“退”才有“进”，一个好的引导基金必然要有合理的退出方式，这样才能形成资本的良性循环，实现战略性产业的整体提高。《指导意见》中并未明确规定政府引导基金的退出方式，只是框定了引导基金的退出原则，即在公共财政原则和引导基金运作要求中寻求一个统一，合理确定退出方式和退出价格，引导基金可以通过上市减持、股权转让、企业回购等多种途径实现退出。《指导意见》的这一规定为各地引导基金的实践操作提供了广阔的实验空间，有利于各地探索出符合当地实际要求的具体操作方式，避免形成制度性障碍，有利于促进引导基金的发展。但这一规定也对各地的实践能力提出了新的考验。根据各地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规定，引导基金的退出基本上借鉴了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主要渠道包括：

一是引导基金在所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存续期内将其所持股份有限转让给其他社会投资人或公开转让，但原始投资者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购买权；

二是引导基金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到期后清算退出。

退出期限的规定并不十分严格，各地本着“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多鼓励引导基金尽快退出，上限一般为5年，最多不超过10年。对于退出收益的规定多数地区的规定并没有过多细化，这也与我国引导基金起步较晚经验不足有关。只有少数基金做出了明细规定，比如科技部科技型创投企业引导基金、广州市创投引导基金和苏州工业园区创业引导基金都提出转让价格与退出收益应与投资企业的投资期限挂钩，投资期限越长的获得的收益也越高，苏州工业园区引导基金还提出退出时让渡50%的投资收益，这些规定都有效刺激了创投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活跃了资本市场。

2.3引导基金的发展现状

自从2005年十部委《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布，尤其是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促进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以来，地方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积极性显著提高。根据投中研究院统计，截至2013年12月份，目前中国政府共成立189家引导基金，累计可投资规模接近1000亿元(以基金首期出资规模为准)，参股子基金数量超过270支。其中，2010年

成立的苏州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二期预期规模为150亿元，若其募资完成，将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政府引导基金，另外，2009年成立的北京股权投资发展基金规模达50亿元，2011年成立的杭州市产业发展投资基金规模达40亿元，2010年成立的大连市股权投资引导基金规模为30亿元。根据投中研究院统计，目前成立的多数引导基金规模均在10亿元以下，其中首期出资额在2亿元以下的引导基金超过50支。

从地区分布来看，浙江省设立引导基金数量最多，包括县区级引导基金在内共有35支，其次是江苏省，共设立引导基金22支，上述两省均是民间资本比较活跃的区域，由此可以看出，当地资本活跃度也是设立引导基金的重要基础。北京、上海、广东作为中国VC/PE投资最为活跃的三个区域，政府部门也积极担当引导角色，三地已披露设立引导基金数量分别为10支、11支和12支。目前，除港澳台之外的32个行政区中，有29个省(市、自治区)已设立引导基金，既有省级引导基金，也有由地市或县区级政府主导的引导基金。除此之外，江西、海南、甘肃3个省份尚未有政府引导基金披露。

引导基金资金来源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资金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出资的引导基金，其运作过程中一般会以发挥政府引导职责为主，对于子基金的投资区域、投资行业、投资阶段以及投资策略、注册地等各个方面都会有一定的限制;而资金来源多样化的引导基金，如由中新创投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设立的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由成都高新投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出资设立的成都银科创投，它们的运作相对市场化，不会对子基金的投资区域、投资行业、投资阶段等各方面进行限制，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运作，多年以来积累了一定的投资经验，与一般的政府化引导基金相比，具有较高的基金管理能力及市场化水平。

2.4引导基金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

1．引导基金规模偏小

目前，我国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规模普遍偏小，据我们统计，全国29家省级引导基金中规模超过10亿元的仅占到15%左右，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引导基金的规模相对偏小，无法起到其应有的引导作用。除此之外，目前国内的引导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为政府财政出资，仅有一小部分有国开行等政策性银行参与，募资渠道狭窄，未来亟需扩充。

在引导基金的募资运作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我国LP市场发展尚不成熟，国开行、社保基金、保险等大型机构LP偏少，民营企业和个人LP偏多，而且多数LP追求短期收益，长期投资意愿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狭窄，专业水平偏低；其次，政府出资存在不确定性。政府人员换届往往导致政策的连续性差，影响引导基金后续出资；第三，引导基金的投资人地域性强，全国性、产业性投资人少。引导基金投资人主要为当地政府和企业，利益诉求复杂且限制条目繁多，协调困难，较难推动全国性的行业并购整合。

2．引导基金投资限制条件偏多，“择地不择优”

通过对各地区引导基金已出台管理办法的研究，我们发现目前多数引导基金都对其合作对象有一定的要求与限制，如地方政府要求与其合作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的管理团队在不同的地区均设立管理公司，有些要求合作基金必须注册在本地。而且，很多引导基金基于政府扶持当地的创业投资以及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考虑，对于子基金投资项目的地域分布也限制在本地，从而产生了“择地不择优”的现象。一方面，这使得引导基金寻找合适的投资对象变得更加困难，引导基金资金出现沉淀、闲置现象，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由于在当地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导致一些优秀的创业投资企业不敢与引导基金合作，长此以往，引导基金的引导作用受到严重制约，无法达到其引导创业投资的目的。另外，由于多数引导基金都是由地方财政出资，挂靠于地方财政厅或者财政投资公司的名下，可能会出现资金“左手倒右手”现象，从而使引导基金成为寻租腐败等弊病的“温床”。

3．引导基金政策导向与GP利益不一致，两者诉求存在分歧

由于引导基金“社会服务”及“让利于民”的特点，其政策导向与参股基金的收益导向存在天然的矛盾抵触——前者更为注重资金的安全，不以盈利为目标，后者则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LP与GP的利益无法做到一致，一方面这将会严重影响基金的运作效率、另一方面，双方诉求存在分歧，容易导致“利益共享，而风险不共担”的局面，对于参股基金的收益及风险控制等各个方面均会造成不利影响。

4．引导基金专业能力偏弱且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由于引导基金是政府主导而非市场环境下自发成立，引导基金的管理团队在市场认知及专业能力等许多方面普遍较弱，对于合作基金的尽职调查等许多工作均需要借助第三方的其他机构来完成，因此引导基金的整理运作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另外，引导基金多以事业法人制成立，引导基金管理团队内部激励机制基本无实现的可能性。作为政府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引导基金的的经费、部门预算和引导基金是完全分开的。因此，团队的激励只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给予引导基金负责人提升行政级别的预期，享受政府待遇；二是对普通员工的待遇适当提

高，给予铁饭碗承诺。这也许是目前事业型引导基金最可行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于少部分以公司制成立的引导基金来说，对于公司管理团队的激励机制相对市场化，但此类做法与一些国有企业现行的管理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并不相符，所以仍然处于地方性的尝试中，要推广到全国范围仍有一定的难度。

3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的国外经验 3.1国外经验

从国际经验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杠杆放大作用可以推动国家创业投资行业的迅速发展，有效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创业投资这种高风险领域。美国、英国、以色列等国家，均采取政府出资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方式，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于创业期中小企业，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创业期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建立了成功的运作模式。

3.1.1美国

1958年美国国会出台SBIC计划，先后采取了优惠贷款、债务担保和权益担保的方式，引导民间资本创办小企业投资公司，向小企业提供长期贷款或股权投资。在组织管理上，SBIC计划采取了政府监督、私人经营的形式。小企业管理局（SBA）代表国会负责审批SBIC的创立，对SBIC的注册资本、投资计划、管理人员的资格进行审查，为SBIC提供政府资助和贷款担保，并对SBIC的投资行为和财务状况进行监督。个人、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都可以开办SBIC，但其私人注册资本、管理人员资历、投资对象、投资方式及组织结构等方面受《SBIC法》约束。SBIC计划坚持了摸索前行、让利于民的原则，如在1958-1994年间，美国政府通过SBA向SBICs提供优惠贷款，对于私人资本不超过1500万美元的SBICs，政府贷款金额与私人资本的比例达3:1，对于规模更大的SBIC，比例也达到2:1，当SBICs将其可用于投资的全部资金的50%委托或进行创业投资时，每投入1美元就可从政府获得4美元的低息贷款；1985年美国政府取消了对SBIC的直接资金支持，以提供发行长期债券担保的方式，支持SBIC向初创企业提供股权投资，这些政府担保的债券期限长达10年，且不需分期偿付；1995年政府又增设了参与型证券，以提供权益担保来促进SBIC的股权投资，对于参与型证券，SBIC在累积盈利前，可延迟对SBA的优先支付，直到其累积获取利润，在利润分配上，SBIC和SBA的具体分割比率按照私人资

本杠杆比例（参与证券总值/私人资本）确定，2SBA分享SBIC约10%的净利润。

SBIC计划的实施带动了私人资本投资中小企业的热潮，并确定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创业投资的经营模式，为民间资本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弥补了民间资本大规模采用合伙制组织形式从事创业投资活动前的空缺，因而促成了美国创业投资行业的形成，提高了美国风险资本的可获得性。

3.1.2以色列

1993年1月，以色列政府拨款1亿美元，正式设立YOZMA基金，目标是通过引导民间资金设立更多的商业性创业投资基金，杠杆放大对创业企业的资本支持，并培育创业投资专门人才。YOZMA 基金通过参股支持，引导民间资金共设立了10家商业性创业投资基金，对每家基金的参股比例不超过40%，私人投资者占股比例60%以上，参股金额均为800万美元。这10家商业性创业投资基金均采取有限合伙制，政府作为有限合伙人，在创业投资基金中没有投资决策权，以确保基金的商业化运作。

政府基金所参股的商业性创投基金对以色列创投行业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在政府基金的引导和带动下，到1998年，以色列累计有90家以上的创业投资基金设立，基金规模达到35亿美元，实际投资规模约30亿美元，极大地推动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鉴于私人部门进行创业投资的能力已经足够强大，以色列政府在1997年，通过YOZMA基金所参股基金的私有化，实现了政府退出。创投基金中的私人投资者在投资5年后可回购基金中的政府投资部分，回购额为成本加5-7% 的利率。2000年，YOZMA基金所参股的创投基金全部私有化，政府从创业投资领域全部退出。而此时国内注册的创业基金达97家基金，通过62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50亿美元的资金。筹资额占当年GDP的2.7%，在所有国家中都是最高的。

3.1.3英国

1998年，《英国竞争力白皮书》宣布设立政府创业投资企业，用于消除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基金首期投入1.00亿英镑，由贸工部中小企业政策理事会负责管理，从2000年4月1日起移交给新成立的小企业服务局管理。英国的政府创业投资企业不直接投资中小企业，而是通过支持各地区设立商业性创业投资企业，促进对中小企业的投资。英国政府创业投资企业的扶持方式主要包括参

股投资、提供风险补偿、提供管理补贴三种。

基金明确规定政府参股的所有区域性创业投资企业只能投资中小企业，首期不得超过25.00万英镑；间隔大于6个月后可以进行第二期投资，但投资总额不超过50.00万英镑，除非是得到特别许可。在任何情况下，区域性创业投资企业在一家企业或一个关联企业集团的投资不得超过其资本的10.0％，最低投资金额不限。

英国通过政府创业投资基金计划，有效地促进了各地区设立区域性创业投资基金，并通过政府参股区域性创业投资基金的示范作用，有效性地促进了民间资金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目前，英国已成为欧洲创业投资最发达的国家，其创业投资规模已超过整个欧洲的一半。

3.2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通过设立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来引导民间资金设立商业性创业投资基金是创业投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经验。引导基金运作模式因各国国情而异：美国通过政府基金提供融资担保，引导民间资金设立“小企业投资公司”，投资处于创业前期的中小企业；英国设立政府创业投资基金，主要通过参股投资方式支持各地区设立商业性创业投资子基金；以色列政府设立了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通过参股支持引导民间资金共同设立若干个商业性创业投资子基金，投资于创业期企业，扶持企业发展。

国外政府引导基金典范的成功运作带给我们的启示包括：

（1）明确角色定位。政府引导基金的建立旨在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到那些市场化基金不愿进入的、高风险的高新技术领域，引导创业投资企业加大投资处于种子期和起步期的企业。政府要通过制度化管理真正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不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轻易改变自身的市场角色。

（2）完善退出机制。根据国内外经验，创业投资真正获得收益通常需要5-7年的时间，过晚或过早退出都会影响政府引导基金的成效。政府引导基金可以通过上市减持、股权转让、企业回购等多种途径，实现退出，保证政府引导基金的使用效率。

（3）模式的灵活运用。除了通过FOF方式运作政府引导基金来吸引社会投资外，对于不同地区，可尝试灵活配合其它模式。例如，对创业投资发展处于初期阶段的地区，可采用引入风险补助模式以解决创业投资企业的后顾之忧，引导社会资本进入高风险、高潜力的领域。

4政府引导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PE）的差别 4.1私募股权基金（PE）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4.1.1私募股权基金的概述

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简称PE基金)，是指以非公开的方式向少数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主要向未上市企业进行的权益性投资，最终通过被投资企业上市、并购或管理层回购等方式退出而获利的一类投资基金。典型私募股权基金需具备五个要素: 一是私募方式募集资本;二是主要投资于未上市公司股权;三是强调激励约束对称、合作共赢的合伙人文化;四是主动管理，为被投企业增值服务;五是谋求适时退出。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运作方面有其鲜明独特的文化，即强调充分激励、合作共赢的合伙人文化。首先，在PE基金的投资过程中，PE基金将被投资企业的管理层作为合伙人，给予其管理极大的激励和充分的约束，同时提供必要的增值服务，与管理层一起提升企业的内在价值，实现多方共赢;其次，在PE基金投资获利之后的分配环节，PE基金的投资人(LP)将基金管理人作为合伙人，给予其充分的激励和有效的约束。在美国，PE基金一般采取有限合伙的形式。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GP)负责基金的管理事务，出资比例仅为1%，但是能够获得两个部分的收入，一是基本管理费，一般为PE基金总承诺资本的1.5%～2.5%，这部分费用基本上能够支付PE基金的日常运行费用;二是利润分成，一般占超额利润的20%。通过上述安排赋予GP较的权力，并给予GP充分的激励，同时要求GP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从而对其继续有效的约束。

4.1.2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迅速成长，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据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PE市场以超过15%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2011年，我国共有235只PE完成募集、募集金额超过40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87%和45%，完成投资695起、投资金额近300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91%和188%。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最为活跃的PE市场之一。尽管中国PE市场发展迅速，但总体而言还处于“野蛮成长”的初级阶段，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诸如投资理念尚不成熟、制度建设相对滞后、退出渠道较为狭窄、人员素质需要提升、监

管规范有待完善等问题和挑战。与此同时，国内PE发展面临诸多难得的历史性机遇。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产业升级加快推进。这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产业发展的主题。目前国家已经确定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计划其产值占GDP的比重由目前的4%提升到2020年的15%左右;同时，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将由目前的1.7%上升至2020年的2.5%，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将迅速成长。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PE的孵化器和推进器作用将大显身手。

二是小微企业经济蓬勃发展。我国小型微型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在产业升级、技术改造、规模扩张过程中的融资需求相当旺盛。目前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依然较为狭窄单一，银行信贷占其外源融资的比重高达80%以上。尽管近年来银行业加大了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力度，但其面临的贷款难的问题始终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亟待拓展新的融资渠道。这无疑为PE提供了用武之地。

三是富裕人群持续增长。一般而言，当一国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其国民的PE投资需求将快速增长，而中国的人均GDP在2008年就达到了3100美元。目前，中国已是全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财富来源地，据波士顿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中国财富管理市场》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境内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达到62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9.2%，其中，个人可投资资产在6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家庭数量约121万户，高净值人群持有的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约27万亿元人民币。居民财富的持续增长，将推动PE行业的快速发展。

四是消费革命悄然兴起。近年来，居民消费观念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迅速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消费观念与过去大不一样，追求时尚，消费意愿非常强烈，消费能力超过收入;而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休闲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网络消费等新的消费形态和模式不断涌现，从而为PE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机会。

五是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PE市场，拥有层次丰富的退出渠道，特别是容量巨大、门槛较低的创业板和柜台交易市场，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我国创业板于2009年10月正式推出，在首批上市的28家企业中，就有23家得到了PE资金的支持，一年后这些资金通过二级市场退出时，其投资回报率平均达10.8倍;目前，证监会正在着力推动场外交易市场的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加快构建，将为PE运作特别是投资退出及资产结构调整提供更加便捷的渠道和广阔的平台。

六是投融资领域加快开放。融资方面，国家积极鼓励各类资金进入PE市场，2008年4月，社保基金获准进入PE领域;2010年9月，保险资金投资PE的限制被放开;2011年6月，券商直投公司获准以有限合伙人(GP)身份试点PE，等等。与此同时，国际资本加速涌入国内PE市场，仅2011年就有26只外币基金完成募集，同比增长136.4%，募资金额达155亿美元。投资方面，国务院2010年下发《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明确鼓励PE参与企业兼并重组，并向企业提供直接投资、委托贷款、过桥贷款等融资支持;近期，发改委称将尽快出台旨在拓宽民间投资领域的国务院“新36条”的实施细则。投融资领域的加快开放，进一步打开了PE的成长空间。

4.2引导基金和FOF的区别

国内的引导基金虽然是以FOFs的方式进行操作，但是与市场化的FOFs在各方面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引导基金仅具备了FOFs的“形”，但尚不具备FOFs的“神”，其本质原因在于，引导基金其本质源于政府职能的延伸，而市场化FOFs则是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在进化过程中的产物。

首先，就其相同点而言，引导基金和FOFs都是不以直接投资于项目而以投资基金作为基本策略，并通过对基金投资组合的管理实现投资收益和风险的投资组合匹配。在投资流程、操作方式上引导基金可大量借鉴市场化FOFs的行业实践。

第二，在不同点上，首先在基金的理念和价值观基础上，引导基金是以实现各种既定的政策目标如创业扶持、经济振兴或产业战略转型为目的，而市场化的FOFs始终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一点就决定了引导基金不会站在市场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且，在基金的募集、投资、投后管理、退出等各个环节上，引导基金和市场化FOFs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4.3引导基金与市场化FOFs之间的能力差距

市场化的FOFs是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向专业化细分的产物，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行业精英站在行业资源整合的最高端对行业资源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其在基金的筛选、投资组合的分配与风险管理以及基金的监控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相对而言，引导基金与市场化的FOFs在各种机会、能力和限制方面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与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观测及基金筛选能力相对欠缺。虽然引导基金在成立之初可以进行大量的制度建立和知识学习过程，并且可以得到各种服务机构的支持，但是对

于整个市场的洞见和基金筛选能力并不是一时就能建立起来的。市场化FOFs的市场观测和基金筛选能力往往是其确立竞争地位的核心能力，依靠着长年的积累及系统化的工作积淀而成，其行业信息知识库和行业标杆数据库资源极少向外界透露。对行业一流基金的筛选能力是FOFs分界的基础，而在这方面能力的竞争上，引导基金几乎不占有任何优势。

第二、政策导向导致的限制过多，无法在市场中占据主动地位。由于引导基金的政策性导向，与市场化FOFs相对比，其投资策略受到各种限制：引导基金不能完全地进入全部行业、全部区域和全部阶段的投资标的，而是只能集中于特定扶持性早期行业，而且往往还在地域上受到行政要求的限制，由此大大限制了引导基金的市场机会。不仅如此，由于大多数引导基金具有地方封闭性色彩，使得引导基金的合作机构选择范围也极度缩小，引导基金不能在市场范围内筛选合作机构，而只能对有兴趣与其合作的机构进行谈判，在市场化谈判中的地位属于被动一方。因此，在投资机会获取上，引导基金很难与以主动筛选和主动匹配为原则的市场化FOFs相提并论。

第三，投资多借助外力，自身团队建设需加强。与完全市场化运作的FOFs相比，引导基金是以政府财务投资的名义，进行政策性扶持的工具。其投资方式除了直接的股权投资之外，还包括担保、保障和补助等政策性手段。虽然看似扩展了引导基金的投资手段，但实际上限制了引导基金在股权投资方面的深入和专业化，在进行投资时带有更多政策性因素的顾虑。而且，很多引导基金的投资能力均借助于参股基金的外部管理机构，引导基金自身的管理团队能力及经验等都相对欠缺。

第四，缺乏专业的基金监控流程，基金监控失灵。引导基金在进行基金谈判时，由于不具优势地位，更多是以“合作”而不是投资者的身份与投资机构建立关系，因此在基金监控过程中与投资机构的监控边界较为模糊。而FOFs作为专业化的LP，能够更为熟练且专业地运用各种谈判手段和监控工具向GP施加压力。而且，FOFs还具有长期监控的流程和能力。除此之外，引导基金还存在着由于受更多行政管理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监控手段失灵。

第五，引导基金收益目标及激励机制不明确。引导基金不设定明确的盈利目标，一方面导致激励机制设置上缺乏利益驱动，另一方面也导致各种政策性软性目标反向弱化了引导基金的激励因素。同时，虽然引导基金在与市场化机构合作过程中承认并引入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但是往往还是以政府管理手段作为限制和附加条件，如不进入具有高收益的充分竞争行业，及优先满足引导基金的利益回收等，将会导致管理团队的激励缺失。

第三篇：【】政府引导基金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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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政府引导基金将会在政策与市场竞争的引导下逐步走向市场化，这将有利于提升各地创投引导基金管理团队的运营水平与专业能力，同时也能够有效地解决创投企业募资困难等问题，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新兴产业投资。阅读提示：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政府引导基金概述、引导基金的发展历程、政府引导基金设立情况、政府引导基金地域分布、政府引导基金级别分布、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分析、引导基金与市场化FOFs的区别。

一、政府引导基金概述

1、引导基金的定义与特点2008年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指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下简称“引导基金”)是指由政府设立并按市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主要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引导基金本身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业务。”从广义上来说，引导基金是由政府设立的政策性基金，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都属于引导基金。狭义上的引导基金主要是指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政府引导基金的宗旨是，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放大效应，增加创业投资资本供给，克服单纯通过市场配置创业投资资本的市场失灵问题。特别是通过鼓励创业投资企业投资于种子期、起步期等创业早期的企业，弥补一般创业投资企业主要投资于成长期、成熟期和重建企业的不足。引导基金的运作原则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和科学决策、防范风险。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引导基金应具备以下三个特点：第一，非营利性。引导基金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政策性基金，并非商业性基金;第二，不直接参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主要通过扶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其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创业投资;第三，市场化、有偿方式运作。引导基金应按照市场化的有偿方式运作，而不是通过政府拨款、贴息等无偿方式运作。

2、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作用与意义作为创业投资领域的重要主体之一，政府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推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应充分发挥宏观指导与调控职能，保障创业投资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创业投资提供政策、法律上的支持，克服“市场失灵”问题，防止“挤出效应”的发生。同时，作为资本的提供主体之一，政府也会参与到资本市场的运作，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方式，引导并规范资本市场的投资行为。具体来说，政府参与创业风险投资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近年来，政府参与创业风险投资的角色正在逐渐转变——由直接投资者转变为间接投资者，不再设立创投公司，而是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充分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克服单纯通过市场配置创业投资资本的市场失灵问题，扶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具体来说，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引导社会资金集聚，形成资本供给效应引导基金的设立能够有效地改善创业资本的供给，解决创业投资的资金来源问题。创业投资的投资期长，风险大，流动性差;不像股票等证券投资可以迅速变现、流动性好，民间资本偏好于证券市场，而创业投资等股权投资整体资金供给不足，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无法有效解决资本供给不足问题。因此，政府设立引导基金，通过政府信用，吸引保险资金、社保资金等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以及民间资本、国外资本等社会资金聚集，形成资本供给进入创业投资领域，这为创业投资提供一个很好的资金来源渠道。（2）优化资金配置方向，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对象是以创新型企业为主体，从而起到引导和带动社会资本对高科技创新企业的投资。目前，我国创业投资者偏好于投资期短见效快的IT类、教育、餐饮等领域项目，而对于成长期较长的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领域项目投资偏少，这与国家科技发展规划所鼓励的方向不协调，创业投资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对产业调整和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政府信用吸引社会资金，可以改善和调整社会资金配置，引导资金流向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与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培育出一批以市场为导向、以自主研发为动力的创新型企业，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3）引导资金投资方向，扶持创新中小企业政府引导基金有一个较强的政策导向——扶植极具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目前，国内很多创业投资机构及海外基金均出现投资企业阶段不均衡的特点，多倾向于投资中后期的项目，特别是已经能看到上市前景(Pre-IPO)的企业。而处于种子期与初创期的企业具有很高的风险，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但却很难吸引到资金的投入。创业早期企业存在融资困难，而中后期企业资金供给相对过剩。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处于初创期的企业，从而可以培养一批极具创新能力、市场前景好的初创期企业快速成长，为商业化创业投资机构进一步投资规避一定的风险，引导其后续投资，用“接力棒”方式将企业做强做大，最终实现政府目标的创业投资机构和商业化的创业投资机构共同发展，建立起政府资金和商业资金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创业投资体系。（4）引导资金区域流向，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市场机制的作用会扩大地区间的创业投资资源不平衡现象，经济条件优越，发展条件越好的东部地区，越容易获得创投资本;而经济条件恶劣，发展越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越难获得创投资本。创业投资资本分布的不平衡进一步扩大了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于中西部地区，争取更多的中西部投资项目，有利于缓解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好处。

二、引导基金的发展历程（1）探索起步阶段（1984-2004年），第一只政府引导基金成立。自1984年我国开始由政府推动创业投资的发展开始，之后的十多年，地方政府开始引入国际先进经验，探索新的创业投资政策。1999年8月，上海市政府批准成立了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并在2000年至2001年间投资设立具有基金性质的机构，其设立与运作是我国政府出资引导创业投资的最早尝试。2002年1月，中关村管委会出资设立的“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资金”，是我国第一只由政府出资设立的具有“引导”名义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2）逐步试点阶段（2005-2007年），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自2005年起，股权私募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的逐步繁荣及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十一五”规划的出台，对我国创业投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2005年，中央十部委发布《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国家和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资金进入创投业。2006年3月，由国家开发银行和中新创投共同组建的“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设立，总规模为10亿元。2007年，财政部、科技部制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专项用于引导创业投资机构向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同年，规模为1亿元的第一支国家级创业引导基金宣告成立，主要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数据统计显示，在2006-2007年之间，全国共新成立政府引导基金12支，基金总规模近35亿元。（3）规范化运作阶段（2008-2010年），政府引导基金指导意见出台。2008年10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制订的《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获国务院批准，并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发布后，各级地方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终于有了操作指南，为政府引导基金组织和设立明确了法律基础。《指导意见》明确了引导基金的性质和宗旨，要求引导基金在两个层面发挥引导作用：一是引导社会资金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二是引导所扶持创业投资子基金增加对创业早期企业的投资。随着指导意见的出台，各地创业引导基金的设立进入高潮，规模也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从2006年的25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88.5亿元。这一期间，国内资本市场的复苏、中小板的逐步壮大以及2009年中国证监会正式开设创业板，也从宏观上优化了创业投资的外部环境，同时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创业投资的全面发展。2009年10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与七省市人民政府联合设立了20支创业投资基金。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新成立政府引导基金116支，基金总规模超600亿元。（4）全面发展阶段（2011-2013年），支持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2011年8月，为了加快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的实施，加强资金管理，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参股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提出中央财政参股基金应集中投资于节能环保、信息、生物与新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先进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高技术服务业等战略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领域。该办法的颁布对引导基金的投资范围进行了划定，有利于推动地方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中小型创业企业的发展，发挥政府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设立政府引导基金343支，基金总规模超2700亿元。（5）积极转型阶段（2014年至今），向市场化运作模式转型。2014年5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成倍扩大中央财政新兴产业创投引导资金规模，加快设立国家新型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完善市场化运行长效机制，实现引导资金有效回收和滚动使用，破解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400亿规模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助力创业创新和产业升级。9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政府与市场携手增强创业创新动力，建立总规模为600亿元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种子期、初创期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从接二连三的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到2015年初设立400亿元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再到现在600亿规模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政府越来越重视市场化运作在推动创业创新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国内共成立780只政府引导基金，基金规模达2.18万亿元。2015年新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为297只，基金规模1.51万亿。

三、政府引导基金设立情况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国内共成立780支政府引导基金，基金总规模达2.2万亿元。2015年新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为297支，基金规模1.5万亿人民币。从中央层面看，2015年新设立了两大基金，一是总规模为400亿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社会各方面资金参与超过1800亿，并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战略新兴产业板；二是总规模600亿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撬动社会资金千亿以上。从地方层面看，随着中央鼓励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态势明确，各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类政府引导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遍及科教文化、产业投资等各个领域，出现了一批诸如“一带一路”、PPP、文创、产业引导等主题基金。在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形式上，各地方政府根据投资方向和重点，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天使投资基金等。股权投资基金有东莞长安产业股权投资基金、龙岩市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重庆市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有集美区产业引导金、唐山市产业投资引导基金、荆门市市级产业引导基金等；天使投资基金有重庆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上海天使投资引导基金、青岛天使投资引导金。

四、政府引导基金地域分布纵观我国引导基金的区域分布，可以看到，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江苏等VC/PE发展较好城市的政府引导基金发展势头强劲，同时民间企业与产业园区云集的一些二线城市也先后跟进创立政府引导基金扶持当地产业发展。总体而言，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引导基金设立密集，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设立的引导基金相对较少。具体来看，江苏和浙江地区是中国政府引导基金设立最密集的省份，云集了大批地市级、区县级引导基金。环渤海地区中，北京、天津、山东地区引导基金设立较多。中西部地区引导基金起步时间较晚，但近几年也逐渐活跃起来，湖北、四川、陕西、内蒙古是引导基金设立数量较多的地区，并不断出现十亿级规模以上的引导基金。偏远地区也成立了政府引导金，如西藏2012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新疆成立了新疆自治区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和乌鲁木齐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引导资金，广西成立了南宁北部湾引导基金，宁夏于2014年成立了宁夏政府引导基金。目前，我国政府引导基金已形成以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为聚集区域，并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全面扩散的分布特征，中西部地区成为政府引导基金设立新的沃土。此外，政府引导基金有逐渐往区县级扩展趋势，尤其以长三角地区为典型，长三角区域内各区县聚集着大量中小企业，是紧缺发展资金的企业聚集地，是资金需求的源头，因此存在其设立的必要性。从设立数量来看，北京地区累计成立88支政府引导基金，居各地区之首；另外广东和浙江地区引导基金设立相对活跃，基金数量分别为85支和84支。其次是华南地区，基金规模和数量分别为114.785亿元和23支。从基金设立规模来看，湖北以5,471.28亿规模稳居各省之首，紧随其后的是北京和广东，基金规模分别为4,367.25亿和1,451.83亿。

四、政府引导基金级别分布2015年，各地方政府纷纷积极主导设立政府引导基金，设立主体也由省级单位逐渐延伸至市级及区级单位，掀起了发展政府引导基金的新浪潮。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12月底，国内共成立780支政府引导基金，基金规模达21,834.47亿元，平均单支管理规模为27.99亿元。其中省级政府引导基金的规模最大，226支基金规模总额达到9,980.37亿人民币。但是基金设立数量最多的是地市级政府设立的引导基金，共有417支基金，基金规模8,243.00亿。预计2016年会有更多实质性的利好消息开花结果，财政部等相关部委将很快落实配套政策和更多财政资金，并在原有创投引导基金运作机制之上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完善竞争机制，让市场决定创新资源配置。未来引导基金将会在政策与市场竞争的引导下逐步走向市场化，这将有利于提升各地创投引导基金管理团队的运营水平与专业能力，同时也能够有效地解决创投企业募资困难等问题，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新兴产业投资。

五、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分析引导基金在中国的出现，借鉴了国外政府扶持股权投资的行业实践与成熟经验。作为政府参与创业风险投资的重要手段，引导基金以“母基金”(FOFs)的方式运作(所谓FOFs，即投资于基金的基金，其与一般的基金不同，是以股权投资基金作为投资对象的特殊基金)。引导基金通过与GP合作成立子基金来将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我国引导基金的政策导向性决定了其具有中国特色的运作模式。为此，投中研究院总结了引导基金在设立、募资、管理、投资及退出等几个方面的的特性，以揭示其在中国的运作模式。

1、引导基金的设立模式（1）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根据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指导意见》要求，引导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为：支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的财政性专项资金;引导基金的投资收益与担保收益;闲置资金存放银行或购买国债所得的利息收益;个人、企业和社会无偿捐赠的资金等。目前，国内的政府引导基金资金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出资独立完成，二是政府与政策性银行联合出资设立。绝大多数已设立的引导基金资金均来源于政府财政出资，只有少数的早期政府引导基金资金来源于政策性银行，比如，由地方政府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设立的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天津滨海新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吉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及山西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由地方政府联合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出资设立的成都银科创投及重庆市科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2）引导基金的法律结构在引导基金设立的法律结构上，《指导意见》指出：引导基金应以独立事业法人的形式设立，由有关部门任命或派出人员组成的理事会行使决策管理职责，并对外行使引导基金的权益和承担相应义务与责任。目前，各地引导基金的运作主体除了独立事业法人之外，亦有部分引导基金以企业法人制(公司制)设立，在不同的法律结构下，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监管模式以及考核激励体制均有所不同。独立事业法人制引导基金，因其事业单位的性质，更为强调“社会服务”、“让利于民”的特点，其基金管理多委托第三方管理机构，少数成立事业编制基金管理团队，对于管理团队的考核与同级国有企业类似，相对缺乏有效的利益驱动。企业法人制引导基金多采用公司制，由于对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的义务，其一般会按照同股同权的原则获取基金收益，对于管理团队的激励机制相对市场化，某些地方已在实行参股激励方式，已经在向专业的市场化FOFs转型。

2、引导基金的管理模式对于引导基金的管理运作，地方政府一般会成立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或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基金的最高投资决策机构，行使引导基金决策和管理职责，管理委员会一般不直接参与引导基金的日常运作。管理委员会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组成，比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由分管科技工作的副市长担任，市发改委、经贸信息委、科技创新委、财政委、前海管理局等作为成员单位。各地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构成、职务分配等均有区别，因此其权利重心也不相同，发改委、经贸信息委、科技创新委、财政委、前海管理局等职能部门在不同的引导基金中会扮演不同角色，并对引导基金的投资决策及管理模式等产生影响。但总体来看，引导基金的管理主要归口发改委和科技部门两大系统，前者主要导向是推动本地创投业发展，后者则主要致力于推动中小科技企业融资。对于日常管理及投资运作，各地引导基金的管理模式亦有很大差别：有的会新设引导基金管理机构，或以公司制设立并对其自行管理，有的则委托相关事业单位或外部机构管理。目前，引导基金的管理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成立独立的事业法人主体作为基金的管理机构。比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专门成立了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市创投办)，负责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工作;南京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日常管理运作，也是由专门成立的南京市创业投资发展中心负责。二是委托地方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或政府投资平台公司负责引导基金的管理运作。比如石景山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是以石景山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受托管理机构，负责引导基金的运作;石家庄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委托石家庄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投资运作。三是委托地方国有创投企业负责引导基金管理运作。如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管理机构为苏州元禾控股集团，上海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由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管理机构，广州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则委托广州市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管理。四是成立引导基金管理公司或者由公司制引导基金自行管理。前者如北京股权投资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此类公司并非引导基金的出资主体，而仅作为受托机构负责基金管理运作;后者如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成都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等，由公司内部团队负责基金管理运作，内部治理按照《公司法》执行。五是委托外部专业管理机构负责引导基金管理。如上海杨浦区人民政府引导基金委托美国硅谷银行，金山区、闵行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委托盛世投资，绍兴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委托凯泰基金等。此外，2009年成立的安徽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2012年成立的荆州市创业(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均曾委托浦东科投作为其管理机构，也可算作委托专业机构管理的典型代表。在基金管理费方面，对于引导基金管理机构来说，一般会得到2%左右的固定管理费。由于多数引导基金出于政策导向，主要以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为主要目的，并无营利要求，因此，管理机构获得业绩分成的情况并不常见。少数引导基金为鼓励基金投向本地，会设置一些奖励机制，比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定，按照市场通行规则，在各出资人收回对子基金实缴出资的前提下，将子基金投资净收益的20%奖励子基金管理机构，其余80%部分由各出资人按照出资比例进行分配。为鼓励子基金更多投资深圳本地项目，子基金到期清算时，对于来自深圳本地初创期项目的子基金净收益，引导基金对子基金管理机构的奖励比例由20%提高至50%;对于来自深圳本地早中期项目的子基金净收益，引导基金对子基金管理机构的奖励比例由20%提高至30%。另外，部分引导基金决策机构通常会招标或指定一家境内商业银行，作为引导基金的资金托管银行，具体负责资金保管、拨付、结算等日常工作，并对基金运作负有一定的监管职责;大部分引导基金的资金的监管、拨付等工作划归当地财政局，引导基金管理机构的资金账户仅起到资金中转的作用，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此外，有的引导基金理事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引导基金运作绩效进行评估，日常运作中会聘请中介机构对所参股创业投资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及各类审计工作。

3、引导基金的投资方式根据《指导意见》要求，引导基金应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进行投资运作，其扶持对象主要是按照《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程序备案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各类创业投资企业。引导基金本身不直接从事创业投资业务。目前来说，我国引导基金的主要运作模式有参股、跟进投资、风险补助、融资担保及投资保障等。阶段参股：是引导基金目前的主要运作模式，是指引导基金向创业投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在约定的期限内退出，主要支持发起设立新的创业投资企业。在该模式下，引导基金按照创投母基金(FOFs)的方式运作，与创业投资机构合作成立子基金，然后子基金投向创业企业，在此过程中，引导基金不参与子基金的日常管理，仅仅充当出资占股角色。子基金中引导基金的认购比例一般不超过25%，且不能成为第一大股东。该运作方式能够通过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初创期企业，从而起到政府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跟进投资：是指对创业投资机构选定投资的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引导基金与创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一般来说，创业投资机构在选定投资项目后或实际完成投资一年内，可以申请跟进投资。引导基金应按创业投资机构实际投资额50%以下的比例跟进投资，且每个项目投资额不超过300万元人民币。引导基金跟进投资形成的股权委托共同投资的创业投资机构管理。风险补助：是指引导基金对已投资于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机构予以一定的补助。《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引导基金按照最高不超过创业投资机构实际投资额的5%给予风险补助，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500万人民币。风险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弥补创业投资损失。投资保障：是指创业投资机构将正在进行高新技术研发、有投资潜力的初创期科技型中小企业确定为“辅导企业”后，引导基金对“辅导企业”给予奖励。《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引导基金可以给予“辅导企业”投资前资助，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资助资金主要用于补助“辅导企业”高新技术研发的费用支出。

4、引导基金的投资条件对于参股基金，政府引导基金均要求尽量不参与子基金管理运作，尊重创投机构决策程序及市场化管理运作。但是，部分引导基金还是会在参股子基金中扮演一定决策角色，比如黑龙江省引导基金要求在所扶持创投机构的董事会或决策部门中至少须有1个席位，并行使相应的权利;河北省中小科技企业引导基金以及石家庄市引导基金，均要求投资对象为公司制基金，并按股东权利执行管理。(1)参股基金的注册地与投资策略限制出于“政府引导”目的，引导基金对于参股基金的注册及投资策略有诸多规定。多数引导基金要求参股基金在本地注册，部分地市级引导基金仅要求基金注册于本省。基金注册资本要求在3000万至1亿元不等，上海市创投引导基金甚至要求新参股设立的创投基金规模不少于2亿元(种子期基金规模原则上不少于1亿元)。对于子基金的法律形式，多数引导基金可接受公司制和有限合伙制两种，少数引导基金仅限公司制基金，如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投引导基金、青海省中小企业创投引导基金等。对于基金管理公司，部分引导基金要求在本地注册，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及安徽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多数则未作要求。(2)参股基金的投资范围限制首先在投资区域上，多数基金要求参股基金主要投资于本地辖区，要求投资比例不尽相同：如北京市中小企业引导基金要求投资于北京区域内创业期中小企业的资金额度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2倍;安徽省引导基金要求参股基金投向安徽省早期创新型企业的投资比例不得少于年投资总额的50%;湖北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求投资湖北省内企业的资金总规模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60%。不过，由于地域投资比例要求对投资机构项目源有较大限制，因此，在实际运作中，部分引导基金在参股之后逐步放宽了投资限制。比如苏州工业园区引导基金在最初发布管理办法中，要求参股基金对园区企业的投资总额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2倍，在实际上该引导基金基本实现了市场化运作，参股基金并未受限于这一规定;2010年成立的青岛市创投引导基金，最初要求参股基金投资于青岛辖区企业不低于基金总额70%，而目前仅求其中引导基金出资部分投资于青岛。(3)参股基金的投资行业限制行业方面，引导基金的限制并不严格，包括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地方优势产业等都在鼓励范围内，如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求参股基金应重点投向深圳市政府确定的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其他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且每支参股自基金投资与上述约定产业领域的资金比例不低于基金注册资本或承诺出资额的60%，投资于初创期项目和早中期项目的资金比例不低于基金注册由于这些行业与创投基金自身投资策略较为契合，因此，行业要求很少对创投基金构成障碍。(4)参股基金的投资阶段限制投资阶段方面，引导基金作为政府服务功能的一个载体，其服务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十分明显，因此，多数引导基金对于其参股基金投资中小企业的比例有明确要求，比如江苏省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浙江省创投引导基金等要求投资初创期创业企业的投资额比例不得低于全部投资额的30%;湖北创投引导基金要求子基金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早中期投资对象的资金规模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60%;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引导基金要求投资于创业早期文化创意企业的金额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2倍;深圳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求投资于初创期、早中期项目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引导基金出资额的2倍。

5、引导基金的退出方式由于引导基金是一种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策性基金，引导基金退出及利益分配的过程中，通常遵循“保障政府资金”和“让利于民”的原则。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引导基金可以通过上市减持、股权转让、企业回购等多种途径实现退出。目前来说，引导基金的退出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引导基金在所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存续期内将其所持股份有限转让给其他社会投资人或公开转让，但原始投资者同等条件下具有优先购买权;二是引导基金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到期后清算退出。引导基金投资形成股权的退出，应按照公共财政的原则和引导基金的运作要求，确定退出方式和退出价格。一般来说，引导基金的参股期限为5-10年，在被调研的50家引导基金中，尚无退出案例。

六、引导基金与市场化FOFs的区别

1、引导基金与市场化FOFs的异同目前来说，国内的引导基金虽然是以FOFs的方式进行操作，但是与市场化的FOFs在各方面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引导基金仅具备了FOFs的“形”，但尚不具备FOFs的“神”，其本质原因在于，引导基金其本质源于政府职能的延伸，而市场化FOFs则是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在进化过程中的产物。首先，就其相同点而言，引导基金和FOFs都是不以直接投资于项目而以投资基金作为基本策略，并通过对基金投资组合的管理实现投资收益和风险的投资组合匹配。在投资流程、操作方式上引导基金可大量借鉴市场化FOFs的行业实践。第二，在不同点上，首先在基金的理念和价值观基础上，引导基金是以实现各种既定的政策目标如创业扶持、经济振兴或产业战略转型为目的，而市场化的FOFs始终是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一点就决定了引导基金不会站在市场化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且，在基金的募集、投资、投后管理、退出等各个环节上，引导基金和市场化FOFs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2、引导基金与市场化FOFs之间的能力差距市场化的FOFs是私募股权投资行业向专业化细分的产物，是具有丰富经验的行业精英站在行业资源整合的最高端对行业资源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其在基金的筛选、投资组合的分配与风险管理以及基金的监控等方面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相对而言，引导基金与市场化的FOFs在各种机会、能力和限制方面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与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市场观测及基金筛选能力相对欠缺。虽然引导基金在成立之初可以进行大量的制度建立和知识学习过程，并且可以得到各种服务机构的支持，但是对于整个市场的洞见和基金筛选能力并不是一时就能建立起来的。市场化FOFs的市场观测和基金筛选能力往往是其确立竞争地位的核心能力，依靠着长年的积累及系统化的工作积淀而成，其行业信息知识库和行业标杆数据库资源极少向外界透露。对行业一流基金的筛选能力是FOFs分界的基础，而在这方面能力的竞争上，引导基金几乎不占有任何优势。第二，政策导向导致的限制过多，无法在市场中占据主动地位。由于引导基金的政策性导向，与市场化FOFs相对比，其投资策略受到各种限制：引导基金不能完全地进入全部行业、全部区域和全部阶段的投资标的，而是只能集中于特定扶持性早期行业，而且往往还在地域上受到行政要求的限制，由此大大限制了引导基金的市场机会。不仅如此，由于大多数引导基金具有地方封闭性色彩，使得引导基金的合作机构选择范围也极度缩小，引导基金不能在市场范围内筛选合作机构，而只能对有兴趣与其合作的机构进行谈判，在市场化谈判中的地位属于被动一方。因此，在投资机会获取上，引导基金很难与以主动筛选和主动匹配为原则的市场化FOFs相提并论。第三，投资多借助外力，自身团队建设需加强。与完全市场化运作的FOFs相比，引导基金是以政府财务投资的名义，进行政策性扶持的工具。其投资方式除了直接的股权投资之外，还包括担保、保障和补助等政策性手段。虽然看似扩展了引导基金的投资手段，但实际上限制了引导基金在股权投资方面的深入和专业化，在进行投资时带有更多政策性因素的顾虑。而且，很多引导基金的投资能力均借助于参股基金的外部管理机构，引导基金自身的管理团队能力及经验等都相对欠缺。第四，缺乏专业的基金监控流程，基金监控失灵。引导基金在进行基金谈判时，由于不具优势地位，更多是以“合作”而不是投资者的身份与投资机构建立关系，因此在基金监控过程中与投资机构的监控边界较为模糊。而FOFs作为专业化的LP，能够更为熟练且专业地运用各种谈判手段和监控工具向GP施加压力。而且，FOFs还具有长期监控的流程和能力。除此之外，引导基金还存在着由于受更多行政管理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监控手段失灵。第五，引导基金收益目标及激励机制不明确。引导基金不设定明确的盈利目标，一方面导致激励机制设置上缺乏利益驱动，另一方面也导致各种政策性软性目标反向弱化了引导基金的激励因素。同时，虽然引导基金在与市场化机构合作过程中承认并引入市场化的激励机制，但是往往还是以政府管理手段作为限制和附加条件，如不进入具有高收益的充分竞争行业，及优先满足引导基金的利益回收等，将会导致管理团队的激励缺失。

第四篇：一文读懂棚改（推荐）

一文读懂棚改

本文纲要

第一部分 一波三折的棚改传闻与波澜 第二部分 快速理解什么是“棚改” 第三部分 棚改与央行货币政策

第一部分 一波三折的棚改传闻与波澜

一、近期新闻回顾

这几天，棚改相关的媒体报道、业内传闻和各路小道消息均不绝于耳。6月25日，一则关于国开行“棚改贷款审批权收回总行，全国一刀切暂停棚改”的传闻惊动了整个市场。

当日晚间，国开行新闻办公室回应称，今年以来，开发银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棚改政策，在国务院相关部委指导下，配合地方政府依法合规开展棚改融资工作。

6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称国开行分支行暂停棚改项目审批，且审批权限上收总行属实。此次棚改项目审批暂停，或与财政系统整治地方政府负债有关。不排除相关部门在调研后，将地方政府的棚改项目融资视为隐性债务，需控制其总量。

6月26日稍晚，证券时报称国开行内部近日正在重新全面梳理授信白名单，强化业务风险管理，受此影响，不少尚未审批通过的新增项目被暂停，但已获批的存量项目仍在继续执行中。国开行此次并非针对棚改项目。目前，新棚改项目基本暂停审批，但已经在放款的存量项目还会正常发放。

6月27日即今天，澎湃新闻上午还发布了一篇有关“海通证券邀请国开行相关领导参与电话会议”的报道。其中提到了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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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限的上收主要是处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是国开行分行在审批时违规现象严重，总行担心后期的风险隐患；二是棚改的货币化推高了房价，中央对棚改有一定的看法。

 现阶段处在停摆状态，下一步怎么走在等高层的下一步决策。其个人感觉不会特别严重，此后对棚改的政策肯定会收紧些，但不太可能一刀切直接暂停，这样后果不太可控。

 此后货币化安置的比例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和地方债务问题相关。

不过就在下午，就有媒体发布报道澄清此事。据中新社北京6月27日电（记者 王恩博），针对“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收紧棚户区改造融资”等市场传闻，国开行27日发布澄清声明称，从未授权任何人员代表该行发表相关言论。

国开行在声明中强调，经核实，国家开发银行从未授权任何人员参加该电话会议并代表该行发表言论，有关言论不代表国家开发银行。

目前，澎湃新闻已经删除了上午关于电话会议的报道。

虽然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有其他的说法再出现。不过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何这个国开行棚改贷款的传言，引发了如此大面积的关注，而且对于市场造成了可观的冲击。

二、政策调整原因猜想

虽然今天，国开行27日发布澄清声明称“未授权任何人员参加该电话会议并代表该行发表言论，有关言论不代表国家开发银行。”

不过其实这个电话会议报道的信息，其实也正是多方推测的近期政策调整的原因。

1、三四线城市房产价格非理性暴涨归因于棚改货币化安置

自2005年至今，棚改已在中国实施12年之久。作为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民生战略，棚改确实为困难群众解决了实实在在的居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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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年来，为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商品房积压问题，中央提出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方案，期冀在解决居住问题的同时，顺带解决掉部分商品房库存积压。于是国务院、财政部、住建部等出台了若干政策鼓励棚改货币化补偿。主要包括如下政策：

 《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37号）提出：积极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各省要摸清存量商品住房库存，制定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指导意见和安置目标。

 《关于进一步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的通知》（建保〔2015〕125号）明确：落实棚改货币化安置目标和项目，按照原则上不低于50%的比例确定本地区棚改货币化安置目标。

 《关于进一步做好棚户区改造相关工作的通知》（财综 [2016]11号）提出：推进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化解库存商品住房。

棚改货币化安置完全契合了地方政府偏好，通过货币化安置既能很好地解决了商品房库存问题，同时也能拉动本地房产价格上升，很多三四线城市货币化安置率高达90%以上。所谓的货币化安置，其实很多地方的货币化安置是给拆迁户“房票”，而这个“房票”不能够直接兑换成现金，而是只能到开发商那里兑换成房子，只有开发商才能拿“房票”找政府兑现成现金，拆迁户不是按需买房，而是按房票的多少买房。

于是，随着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推进，三四线房价出现非理性上涨，即使是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房价也在快速上涨。

2、PSL使用有限

PSL（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抵押补充贷款，作为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名义上是央行借给商业银行的一种抵押贷款，实际上是央行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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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业银行提供基建、民生领域的长期限、低成本资金支持。其成本相当低，有时甚至不足1%。

为解决国开行棚改的资金难题，央行通过PSL工具向国开行贷款，国开行借到钱后，再通过棚改贷款向棚改主体贷款，棚改主体通过货币化安置向拆迁户发放补偿款，地方政府拆迁卖地支付款项，棚改主体偿还国开行贷款，国开行偿还央行贷款。整体是这样的一个资金闭环。

未来三年，还有1500万套棚户区改造目标任务，棚改资金需求约7.5万亿，PSL同时作为基础货币政策工具，海量投放将会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供给，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灵活性。

3、棚改贷款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地方政府化债背道而驰

当前，棚户区改造主要采取政府购买棚改服务模式。在该模式下，虽然举债主体不是地方政府，不会增加地方政府债务，但是却会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其实，财政部很早就认识到上述问题，在财预〔2017〕87号文中，就已经将工程、服务工程打包等作为政府购买服务负面清单。但其中将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的棚改和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例外。

另外，2018年3月下发的财预〔2018〕28号文《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政策开宗明义提出棚改专项债出台目的：规范棚户区改造融资行为，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对比土储专项债、收费公路专项债政策，出台目的都没有提及“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一目的。

但棚改专项债没有明确堵死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模式。专项债实施力度也远小于土储及收费公路、土储专项债均明确排除了其他聚焦债务的形式：“地方政府为土地储备举借债务采取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方式”。收费公路专项债明确“地方政府为政府收费公路发展举借债务采取发行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方式”，但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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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正式稿删除了原征求意见稿中的“地方政府为棚户区改造举借政府债务采取发行棚改专项债券方式”。且棚改专项债通篇都是“采取自愿试点”方式。

4、政府购买棚改服务面临的调整

2016年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棚户区改造相关工作的通知》（财综 [2016]11号），通知明确，对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建设用地，按规定实行划拨方式供应的，除依法支付征地补偿和拆迁补偿费用以外，免缴土地出让收入。2016年新开工棚户区改造项目，由政府主导运作的，要按照规定实施政府购买服务，一律不得通过融资平台公司等企业举借政府债务。

目前，实际上而言，政府购买服务是主要渠道，这也是87号文的例外。但是目前，该渠道面临地方政府不顾自身财政支出能力采购棚改政府服务，构成“隐性负债”棚改购买服务的问题。如此一来，该渠道势必将面临收缩的趋势。

此前，在今年5月，财政部青岛专员办也在一篇报告中明确：

“棚改业务的融资存在多种方式，多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部分政府购买服务协议内容存在只标注购买服务总金额，却不对应具体棚改项目的情况。实际操作中，政策性开发银行要求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必须列入当全国棚改计划，而其他类金融机构则要求不一，容易造成政府债务的剧增。……在2020年棚改计划完成后，重新评估棚改任务量，多采用新增棚改专项债或置换的方式融资，量入为出，严格管控和压缩政府购买棚改服务的融资模式，并使其逐步纳入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接受监督。”

近期有传闻有地区要求政府购买棚改服务的期限需要限定在三年以内，这个在财政部最新修订的《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就有所体现，改办法明确所有政府购买服务都需要满足中期财政预算约束，并没有给棚改例外，87号文也不满足总体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例外情形（因为87号文只是规范性文件）。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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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有一种传闻是后续监管部门将要求发过棚改专项债的将不允许开展政府购买服务。

三、结果猜想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切违背这一法则的行为都是在耍流氓，棚改也不例外。试想一下，中央层面怎么能容忍三四线房价非理性暴涨呢？

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成为2018年乃至未来三年主要目标，PPP模式因政府融资担保问题已反复被虐多遍，现在就只剩下棚户区改造这一领域，棚改专项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年新增政府债券额度2.18万亿中专项债券为1.35万亿，远高于一般债券新增额度，意在“开前门、堵后门”规范地方政府举债。

去杠杆大背景下，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应该是首选，而且当前处于多事之秋，中美贸易战、实体企业低迷、消费增速下降，央行需要更多、更精准的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定向宽松政策，而棚改PSL影响了央行这一货币政策目标。

 不排除，国开行调整棚改信贷政策，有可能是有关高层进行窗口指导的结果。

 不排除，住建部、财政部等部门后续会调整棚户区改造相关政策，如安置方式。

由此看来，棚户区改造，是到了该调整一下业务模式的时候了。

第二部分 快速理解什么是“棚改”

一、什么是棚户区改造？

1、棚改的定义

“棚户区”这一名词“起源”于辽宁。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棚户区的居住条件长期没有改善，房屋结构简陋，缺乏必要的市政基础设施，居民生活不便。“棚户区改造”这一概念，则首先出自时任辽宁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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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这一概念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定义，因其更多的是政策性项目，相关定义也是根据多年的实践活动归纳总结出来的，多见于政策文件当中。

根据《关于做好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建保[2010]58号）、《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的通知》（建保[2012]190号）及《关于棚户区改造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101号）规定：

“棚户区是指简易结构房屋较多、建筑密度较大、房屋使用年限较长、使用功能不全、基础设施简陋的区域；具体包括城市棚户区、国有工矿（含煤矿）棚户区、国有林区和国有林场危旧房、国有垦区危房”；

棚户区改造范围包括居民安置住房筹建（新建、购买、货币补偿等）工程和原居民住房改建（扩建、翻建）工程，其他工程不纳入（即不含工业厂区、商业设施建设的拆迁等）。

2、棚改的范围

棚户区改造范围是逐步扩充的，由最初的煤矿棚户区，扩展到城市棚户区和铁路、钢铁等行业棚户区以及国有林区、国有垦区，由最初的成片棚户区，向非成片棚户区、城市危旧住房拓展，将棚户区改造与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结合在一起。

棚户区改造范围增加的领域及政策依据如下： 一是城市棚户区（危旧房）。

《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的通知》（建保[2012]190号）规定，“十二五”期间，城市棚户区（危旧房）改造范围内的居民安置住房筹建（新建、购买、货币补偿等）工程和原居民住房改建（扩建、翻建）工程，统一纳入国家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计划，其他工程不纳入规划计划。

二是2011年延伸到建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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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1]1号）规定，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把建制镇纳入住房保障工作范围。

三是2013年延伸至城中村改造。

《关于做好2013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的通知》（建保[2013]52号）进一步明确将部分城中村（城边村、城郊村）改造项目也纳入了棚户区改造范围。

四是2015年延伸至城市危房改造。

《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37号）把城市危房改造纳入棚改政策范围。

3、棚改的安置方式

按照安置方式的不同，棚改可以分为实物安置和货币安置。其中实物安置，包括异地安置和原地安置，货币化安置包括居民购买、国家购置、货币补偿这三种形式，居民购买是指政府引导开发商将普通商品房转为安置房，让居民自行购买，国家购置是指政府购买商品房转卖给棚改户，货币补偿是指政府直接给予棚改户以货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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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棚改基本以实物安置为主，而实物安置又分为原地安置和异地安置，力度也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2008年以来，棚改逐渐从实物化安置转向货币化安置。

二、棚改政策的发展阶段

自2005年辽宁省探索棚户区改造以来，我国棚户区改造已实施12年之久。从现在回过头来看，棚改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起步和探索阶段（2005-2007年）

2005年，辽宁省率先探索实施城市棚户区改造，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完成5万平方米以上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任务。当年建设部印发《关于推进东北地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住房[2005]178号），提出因地制宜，多种方式推进棚户区改造，加大基础设施配套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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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24号）提出加快集中成片棚户区改造，对棚户区改造、旧住宅区政治一律免收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棚户区改造进入起步和探索阶段。

2、大力推广阶段（2008-2012年）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出台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其中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全面启动。

2009年，住建部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建保[2009]295号），提出棚户区改造实行实物安置与货币补偿相结合，加大税费政策支持力度。

2009年年底，国务院在山西大同召开全国城市和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工作会议。

2010年，《关于中央投资支持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保[2015]56号）出台。

2012年9月，当时的副总理在全国资源型城市与独立工矿区可持续发展及棚户区改造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快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推动独立工矿区转型，加大棚户区改造力度，“三位一体”推进，着力破解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难题，带动内需扩大和就业增加，走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2012年12月，《关于加快推进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的通知》（建保[2012]190号）将铁路、钢铁、有色金属、黄金等行业棚户区纳入棚改政策支持范围。

3、加速落地阶段（2013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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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今后5 年再改造城市和国有工矿、林区、垦区的各类棚户区1000 万户，棚改力度持续加大。同年7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国发[2013]25号），提出扩大棚改范围，将非集中连片棚户区、城中村改造统一纳入城市棚改范围，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该文件被认为是棚户区改造工程加速的标志。

2014年国开行专门成立金融事业部办理棚改相关贷款业务，央行则创设抵押补充贷款（PSL）这一货币政策工具为棚改提供长期低利率的资金支持。就是在2014年这一年，PSL的问世，与MLF/SLF等定向调整工具一起，成为了央行创造性货币调节工具。

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36号），要求重点安排资源枯竭型城市、独立工矿区和三线企业集中地区棚户区改造。

2015年提出三年棚改计划，即2015-2017年完成1800万套棚改任务，并积极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包括发放购房券、政府购买存量商品房安置、一次性货币补偿等，2017年我国各类棚户区改造开工609万套，完成投资1.84万亿，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高达60%。

2016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棚户区住房改造600万套，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完善支持居民住房合理消费的税收、信贷政策，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因城施策化解房地产库存。

2017年再次提出第二个三年计划，即2018-2020年再改造棚户区1500万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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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棚改的资金来源

棚改项目的融资方式包括政策性银行贷款、项目收益债/企业债、政府购买服务和棚改专项债等。

根据《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国发〔2013〕2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4〕36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棚户区和城乡危房改造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37号）等文件的规定，棚户区改造的资金来源包括：

1、财政资金

棚改依托中央、省、市（县）三级财政统筹，可以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土地出让收入等渠道中，安排资金用于棚户区改造支出。各地区除上述资金渠道外，还可以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适当安排部分资金用于国有企业棚户区改造。有条件的市、县可对棚户区改造项目给予贷款贴息。

2、政策银行贷款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住宅金融事业部，重点支持棚户区改造及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工程建设。开发银行可以通过专项过桥贷款对符合条件的实施主体提供过渡性资金安排。

3、银行信贷

鼓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积极支持符合信贷条件的棚户区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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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收益债、棚改专项债等社会资本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根据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安排，通过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参股、委托代建等多种方式参与棚户区改造。推进债券创新，支持承担棚户区改造项目的企业发行债券，优化棚户区改造债券品种方案设计，研究推出棚户区改造项目收益债券；与开发性金融政策相衔接，扩大“债贷组合”用于棚户区改造范围；适当放宽企业债券发行条件，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发债用于棚户区改造。通过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多种方式，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投资和运营棚户区改造项目。

最近首单棚改专项债于6月20日在天津落地，该专项债通过天津市省财政局招标发行，金额共计15亿元，期限五年。

第三部分 棚改与央行货币政策

一、为何PSL和棚改息息相关？

抵押补充贷款（PSL，PledgedSupplementary Lending的缩写），PSL作为一种新的储备政策工具，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抵押资产从央行获得融资的利率，引导中期利率。

PSL发放对象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主要用于支持三家银行发放棚改贷款、重大水利工程贷款、人民币“走出去”项目贷款等。就实际体量来看，其中以棚改贷款为绝对主力，主要是从政府信用和融资需求来看，尤其是货币化安置的棚改项目操作简单，政府信用以确定性的合同法律义务进行绑定，所以具备短期大规模风险可控情况下进行操作！

棚改的参与方包含了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房地产开发商，在资金来源上还包括了政策银行PSL、以及商业银行贷款等。以下为货币化安置为例，其中“资金闭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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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性质的“货币政策”

抵押补充贷款的合同期限为一年，可以展期，展期金额和展期次数由中国人民银行确定。贷款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确定，但并没有对市场公开。

从设立初衷和使用途径看，PSL的作用以支持特定产业发展为主，影响中期政策利率为辅。

1）透明度，该工具并没有明确公开规则。

2）政策对象：只有政策性银行获得该流动性工具。

3）政策目标：打造中期政策利率，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兼具定向信贷投放条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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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补充贷款（PSL）反映了央行希望同时完成保增长和调结构两项任务。但是，货币政策不应该是否应该过多承担结构调整的任务？原本而言即便要做，结构调整的任务应该主要由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承担。

货币政策是总量工具。通过各种货币政策措施，央行可以控制货币供给的闸门，至于货币最后流入哪个沟渠，一般情况下是不应由央行控制的。定向再贷款等货币政策措施到底能否在适度放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所以PSL是否应该作为央行货币政策选择工具仍值得商榷，央行是否应该过度干预微观层面货币流向及利率？商业银行的定位在风险定价，资金微观流向；央行定位在宏观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货币数量或短期货币价格实现其货币政策目标。PSL恰恰是混淆商业银行和央行定位的工具，由央行直接指定便宜资金流向特定领域。

三家银行的改革方案实质则是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买单新途径。传统来讲，为保持货币政策相对独立性，政府一般忌讳直接由央行为财政政策买单（比如大规模购买国债）。但央行通过向政策性银行注入流动性，政策性银行又隐含政府担保特征，实施类似政府意志的扩张意图。这是一个相对而言各方可以接受的扩张方式。

三、PSL在基础货币投放体量

实际上PSL就是相对稳定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过去三年3.1万亿的余额基础货币投放通过这个渠道，成为央行过去4年来仅次于MLF的第二大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和5次降准所释放的基础货币基本相当。但PSL的信息披露非常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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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透明，因此一直以来PSL作为央行的放水的暗渠。成为货币和宏观研究学者么用来解释短期市场流动性无法解释的部分。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看，和MLF（约4.8万亿）一起体现在央行资产端的“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

根据公开报道的数据，国开行棚户区改造发放的贷款2012、2013、2014、2015分别为778亿、1060亿、4086亿和7509亿。最近的2018年6月1日，央行公布5月份对国开行、进出口银行、农发行净增加PSL共801亿元，5月末PSL余额为3.12万亿元。

此外，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室主任徐奇渊的测算：2018年1季度，PSL余额的增量是3038亿，比2017年同期的1632亿几乎增长了一倍。结合昨日国开行官方给出的数据，可以估算出2018年2季度PSL增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几乎为0，与一季度翻一番的数据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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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一文带你读懂“雪亮工程”!

“雪亮工程”相关知识

一、“雪亮工程”

“雪亮工程”，即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是指以“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为总目标，推动重点公共区域、重点行业、领域的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指导、监督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推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联网，整合各类视频图像资源；开展视频图像信息在治安防控、城乡社会治理、智能交通、服务民生、生态建设与保护等领域应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利用视频监控系统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中的作用。

二、建设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国发[2016]73号）

3.《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十三五”规划方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5.《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发[2016]4号）6.《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 7.《关于印发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方案的通知》（厅字[2017]7号）8.《国务院关于印发政府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2016]51号）

9.《关于加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的若干意见》（发改高技〔2015〕996号）

10.《关于印发加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方案（2015-2020年）的通知》

11.《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国家标准（GB/T 28181-2016）12.《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数据规范》国家标准（GB/T 31000-2015）13.《关于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综办

〔2014〕27号）

14.《关于印发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程示范和重点支持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三、《“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国发[2016]73号）相关要求

坚持以惠民为宗旨,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发挥信息化促进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以信息化提升公共治理和服务水平，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

到2020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信息化发展水平大幅跃升，信息化能力跻身国际前列，具有国际竞争力、安全可控的信息产业生态体系基本建立。信息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数字鸿沟明显缩小，数字红利充分释放。信息化全面支撑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均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大力推进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发挥互联网在助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以信息化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增强造血功能，促进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针对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残障人士、流动人口、受灾人员、失独家庭等特殊人群的实际需求，整合利用网络设施、移动终端、信息内容、系统平台、公共服务等，积极发展网络公益，统筹构建国家特殊人群信息服务体系，提供精准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利用互联网充分宣传国家方针政策，丰富信息内容服务，确保及时传递到边疆、基层和每一个居民。普及农业科技、文化、商务、交通、医疗、教育等信息化应用，优化边疆地区生产力布局，打造一批有特色、可持续发展的“数字走廊”，促进边疆地区开发开放。

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系统和公安大数据中心，加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能够有效提升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和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水平，推进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信息化平台建设，有效预防和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为社会风险防控提供支撑。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涉及视频监控的相关规定

《反恐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组织、督促有关建设单位在主要道路、交通枢纽、城市公共区域的重点部位，配备、安装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等防范恐怖袭

击的技防、物防设备、设施。

《反恐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值班监看、信息保存使用、运行维护等管理制度，保障相关系统正常运行。采集的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九十日。

《反恐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管理、营运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制定防范和应对处置恐怖活动的预案、措施的；

（二）未建立反恐怖主义工作专项经费保障制度，或者未配备防范和处置设备，设施的；

（三）未落实工作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

（四）未对重要岗位人员进行安全背景审查，或者未将有不适合情形的人员调整工作岗位的；

（五）对公共交通运输工具未依照规定配备安保人员和相应设备、设施的；

（六）未建立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值班监看、信息保存使用、运行维护等管理制度的。

五、《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方案》（厅字[2017]7号）相关要求

国家电子政务由国家、省、市三级平台构成。各级平台主要支撑本级业务应用，也可根据需要承载上级纵向业务应用，或与上级纵向业务系统实现数据互通。鼓励省（自治区、直辖市）利用云计算模式，建设集中统一的区域性平台，推动基础设施、数据共享。支持市县两级政务部门使用上级平台资源实现本级业务应用。省直辖县的政务部门可充分利用省级平台资源，实现集约建设和资源共享。县级以下（不包含县级）政务部门可参考或利用上级平台资源开展电子政务应用。

中央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完善人口信息、法人单位信息、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信息、电子证照信息、社会信用信息等基础数据共享机制，依托国家电子政务内网和电子政务外网，建设国家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鼓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条件的市地充分利用本级电子政务平台，建立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完善共享机制，推进基础数据共享及以跨部门协同应用为主要特征的主题数据共享。

六、视频监控建设分类和管理

一般而言，视频监控系统主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和社会治安现状进行分类建设和管理：一类视频监控点主要安装在重点公共区域，覆盖主要道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场所等，此类视频监控点通常由政府出资统一建设，就近接入所属辖区综治网与公安视频专网，视频图像由综治组织与公安机关进行监控和管理；二类视频监控点主要安装在重点行业、领域，以及覆盖次要部位、次要场所等，此类图像采集点按照“谁使用、谁建设”原则，由相关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建设并管理；三类视频监控点主要安装在一般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以及覆盖一般部位、普通场所等，同样根据“谁使用、谁建设”原则，由相关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建设和管理，相关视频信息主要以本地录像资料备查为主。

七、发展思路

按照中央一系列重要部署要求，在前期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建设成果和探索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中央层面顶层设计，建立跨部门工作机制，加强对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的总体设计和指导监督，推动各地区将该项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规划，结合实际制定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推动重点领域建设，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提高重点公共区域视频监控系统覆盖密度和建设质量。进一步加强资源整合，分级有效整合各类视频图像资源，促进点位互补、网络互联、平台互通，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区域视频图像资源的联网共享，逐步拓宽应用领域。进一步加强机制创新，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建立备案监管制度和日常管理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管理，促进长效规范发展。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加大现代技术在视频监控系统中的集成应用力度，提高视频图像信息的综合应用水平，加强视频图像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关，严密安全措施，提升技术支撑能力。

八、基本原则

坚持依规建设、按需联网、整合资源、规范应用、分级保障、安全可控，形成党政领导、综治牵头、公安负责、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应用安全可控的技术和产品，统筹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避免重复投资；按照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的实际需要，推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体系联网，整合各类视频图像资源；加强部门间工作协作和业务协同，规范管理、确保安全，应用牵引、分步实施，推进和保障视频图

像资源的共享应用；权责一致，分级分类投入、社会参与，加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的保障。

具体是：

1、统筹推进，因地制宜，整合资源；

2、重点建设，分步实施，分级管理；

3、深度应用，持续发展，系统安全。

九、总体目标

到“十三五”末，基本建成涵盖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六级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体系，实现视频图像信息交换共享平台按需联通、视频资源有效整合。

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

——全域覆盖。重点公共区域视频监控覆盖率达到100%，新建、改建高清摄像机比例达到100%；重点行业、领域的重要部位视频监控覆盖率达到100%，逐步增加高清摄像机的新建、改建数量。

——全网共享。重点公共区域视频监控联网率达到100%；重点行业、领域涉及公共区域的视频图像资源联网率达到100%。

——全时可用。重点公共区域安装的视频监控摄像机完好率达到98%，重点行业、领域安装的涉及公共区域的视频监控摄像机完好率达到95%，实现视频图像信息的全天候应用。

——全程可控。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联网应用的分层安全体系基本建成，实现重要视频图像信息不失控，敏感视频图像信息不泄露。

十、重点公共区域

1．具有政治、历史意义的广场主要区域、周边重要路段、路口；经常性举办重大群众性集会、商业服务、文化宣传等公共活动的广场、活动中心、文化中心的主要区域、周边重要路段、路口；纪念碑（馆）、机场、车站、港口外广场等主要区域、重要通道、周边路段、路口、出入口。

2．城镇主要路段、路口，党政机关驻地周边路口、路段；学校、医院、涉及国计民生的企事业单位门口、周边重要路段、路口；治安复杂的公共区域出入口，地下人行通道、隧道、过街天桥等主要通行区域。

3．省市县际、城镇道路主要出入口、公安检查站、超限站等公路检查站、收费站通道；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上的治安卡口、卡点；

大型桥梁、隧道主要通行区域，城镇商业金融聚集区主要入口、周边主要路段、路口。

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重点公共区域。

十一、重点行业、领域及涉及的公共安全区域

1．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报社等重要新闻单位的出入口、主要通道、人员聚集的厅（堂）等重要部位；

2．机场、车站、港口、码头、城市轨道等重要交通枢纽的人员聚集场所、出入口、主要通道等重要部位；

3．党政机关驻地主要出入口等重要场所或重要部位；

4．电信、邮政、金融机构的营业和金融信息的运行、储存场所；票据、货币押运车辆；

5．大型能源动力设施和城市水、电、燃气、燃油、热力供应设施的重要部位或者经营场所；江河堤防、水库、人工湖、重点防洪排涝区域及其他重要水利工程设施重要部位；

6．大型物资储备单位、大中型商贸中心、商业街和大型农贸市场的主要出入口、人员聚集的广场等重要单位；

7．体育比赛场馆、公园、教育机构、科研、医疗等单位公众活动和聚集场所、主要出入口等重要部位；

8．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档案馆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主要出入口、通道、电梯等重要部位。

9．研制、生产、销售、储存危险品或者实验、保藏传染性菌种、毒种的单位的重要部位；

10．省市级监狱、看守所单位出入口、周界； 1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重点行业领域涉及公共安全区域。

十二、系统整体架构

系统总体按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盟）、县（市、区、旗）、乡镇（街道）、村（社区）六级架构进行构建，分级逐步实现互联。按资源分布以及应用环境的不同，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依托政府、综治组织或公安机关现有的视频图像传输网络等基础设施进行构建。结合

各地实际，在党委政府领导下，明确相关部门牵头建设各级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交换共享平台，整合本级各方面视频图像资源，为本级提供可视化图像资源与应用服务支撑能力。根据形势任

务需要，逐步探索完善视频信息协同计算等联网应用模式，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进以地市为单位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统一建设联网应用。根据各部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使用需求，通过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共享平台的权限设置，灵活划分图像资源和应用功能，向不同部门提供相应的视频图像资源以及基础服务。同时，为确保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安全，互联网、政务网等相关网络间应采用满足安全隔离要求的安全接入设备。

十三、联网共享模式

1．建立统一的网络体系结构和标准，中央与省级层面使用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完成相应改造扩容后）连接，实现各级政务外网与其他各类视频网的互联互通。各部门联网共享根据业务需要选择适当的方式接入。

2．除涉及维护国家安全、政权安全、公共安全等任务需要，原则上上一级部门不汇集存储下一级的一般原始视频，但可根据既定的应急或监督机制调用下一级视频信息，并具备适当的临时存储能力。地方政府明确的建设与运维主要负责部门，可以对同一层级（以及部分下一层级）的视频信息集中存储、处理、应用、分发。各专业职能部门和村、社区等基层单位的视频信息，原则上要求自行存储。

3．政府各职能部门负责各自专业领域视频监控的应用与业务深度开发，地方政府已明确的建设与运维主要负责部门应建立对应的视频信息交换共享平台和视频信息处理应用中心，基层单位在视频监控中直接使用具有简便功能的应用软件。

十四、工作运行机制

“十三五”期间，各地区各部门要从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和创新社会治理工作实际需要出发，对已建的应用系统，综合运用法规规范、政策引导、行政协调、技术支持等多种手段，推动互联互通。对在建和新建应用系统，要根据互联互通的技术标准和要求进行必要调整和统一。同时，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纳入智慧城市建设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推进、同步实施，充分利用已有基础设施，整合各类平台资源，深度运用视联网技术，实现业务应用可视化、扁平化。

按照目前“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建设”的原则，“十三五”期间尚不宜硬性要求一省或一市必须在其行政区域内按一种模式（完全由一个部门或单位）统一进行建设及运行，但可明确依照“统一组织、分

类实施”的基本要求，逐步实现一体化。具体措施如下：

1．由各级综治组织牵头协调，发挥公安部门的主责作用，各部门参与配合。根据不同区域、部位的社会治安风险等级，明确安全防护级别和视频图像信息属性类别，指导开展示范建设，逐步实现城乡视频监控一体化。一方面，充分利用已有监控点，并要求同一监控覆盖区域或位置取消相同作用的重复摄像机，移至新的监控点，协调联网并共享职能业务所需的视频信息；另一方面，协调设置公共区域新的监控点，避免重复，按需求统筹改造、更新原有摄像机，推动既有系统联网升级，并设立各级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交换共享平台。

2.针对视频监控点在分类上相互转化、动态调整的特点，各相关部门按照“谁建设、谁管理、谁维护”的原则开展视频监控建设、管理、运维工作，综治组织要发挥统筹与组织作用，并指导一般企事业单位商户根据自身安全防范需求开展建设。

3．根据发改高技〔2015〕996号文件要求，推动各地根据实际明确建设与运维的主要负责部门，分步骤有重点推进实施，逐步实现统一平台、统一联网，集中处理、按需分发，统一建设、统一运维。注重通过开展示范建设，推动有条件的地市按照统一建设的理念，探索加强基础网络、数据存储计算、应用技术等架构设计。探索在有条件的省级地区推进一个权限管理中心、分析处理中心建设。对于各部门已建系统继续维持使用，待淘汰或必须更新时统一纳入主要负责部门的建设工作。

“十三五”期间，结合既有的各级政府信息管理系统、综治信息化业务系统、公安机关视频监控系统等，建立全国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传输网络体系，并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设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交换共享平台。允许各地结合业务实际，采取高效便捷的工作模式和运行机制，但视频图像信息交换共享平台须实现各有关部门视频资源的全面联通接入，须实现与相应综治信息化业务系统的有效对接，确保“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区域视频图像资源联网共享”工作目标的落地、落实。

十五、重点任务和时间节点

1.2016年12月底前，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中央企业重要部位视频监控覆盖率达到80%，到2018年达到100%。建立定期报告制度。2017年12月底前，重点行业、领域的重要部位视频监控覆盖率达到80%，重点公共区域的视频监控覆盖率和新建高清摄像机比例达到100%。2020年，重点行业、领域的重要部位视频监控覆盖

率达到100%，重点行业、领域涉及公共区域的视频图像资源联网率达到100%。

2.积极指导一般企事业单位、商户根据自身安全防范需求开展视频监控建设。2017年起，在全国逐步推广城乡视频监控一体化工作。进一步加强人民群众自身防范能力，2016年12月底前，新建住宅小区公共区域视频监控覆盖率达到100%。2020年，住宅小区公共区域视频监控覆盖率达到100%。

3.加快各级公共安全视频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完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联网基础设施。2017年12月底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托公安机关视频监控系统、综治中心等，建立本级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交换共享平台，实现跨地区、跨部门视频图像信息的联网应用，视频信息存储时限要求至少达到1个月，其中重点区域与重要部位的视频信息存储期限为3个月。

4.推进视频图像资源联网整合。2016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应结合实际，建立视频图像资源共享应用机制和安全使用审核制度，实现视频图像资源最大限度的共享共用。2017年12月底前，重点公共区域视频监控联网率达到100%，重点行业、领域涉及公共区域的视频图像资源联网率达到80%。

5.强化应用监督管理。2016年12月底前，制定出台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管理的行政法规。2018年6月底前，完成地方配套立法和政策制定工作。创新专业运维服务机制。2016年12月底前，推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出台重点公共区域视频监控系统运维办法，将其纳入政府预算，并按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进行管理。2017年12月底前，重点公共区域安装的视频监控摄像机完好率达到98%。

6.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职责。2016年6月底前，建立重点行业、领域视频监控系统的属地管理、运维保障、资金投入等制度。2020年，重点行业、领域安装的涉及公共区域的视频监控摄像机完好率达到95%。

7.2016年12月底前梳理制定《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国家标准体系框架》，从视音频采集、编码、传输、存储、安全、应用等方面全面完善核心标准。推动搭建测试平台，面向产业化组织开展标准性能、产品符合性测评。各地区、部门、行业、领域应严格执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数据规范》《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

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等关系视频图像联网共享、安全使用的国家（行业）标准。

8.不断加强网络安全传输、系统安全保障、重要信息安全管理等技术手段建设，提升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能力。2016年12月底前，梳理制定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安全防护体系相关技术文件。2017年，建立、完善全国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的安全防护技术措施和管理机制。

十六、全域覆盖的要求和重点

按照城镇道路交叉口无死角，主要道路关键节点无盲区，人员密集区域无遗漏，以及要害部位、重要涉外场所、案件高发区域、治安复杂场所主要出入口等全覆盖的要求，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切实加强民航机场、高铁、主要铁路干线、地铁、港口、客货运中心等交通运输枢纽和危险化学品企业、烟花爆竹企业、尾矿等重点生产企业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加大城乡接合部、农村公共区域、城镇重点易涝部位、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点林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保护区以及省、市、县级行政区重点界线界桩、界线重点地段等的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力度。推进城乡社区、住宅小区、地下管廊在新建、改建、扩建过程中开展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完善现有视频监控系统，提高重点公共区域视频监控系统覆盖密度和建设质量，实现重点公共安全区域全覆盖。

十七、任务区分

对于广大城乡社区和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仍应以补点扩面、提高覆盖率、大力发展联网为主要工作；对于发达地区，应充分运用视频结构化描述、数据挖掘、人像比对、车牌识别、智能预警、无线射频、地理信息、北斗导航等现代技术，加大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中的集成应用力度，提高视频图像信息的综合应用水平。

十八、国家视频图像信息资源交换共享平台建设模式

在中央各部委之间、中央与省级单位之间，视频信息资源使用国家电子政务外网联通，并根据联网共享后视频传输带宽与数据交换要求对现有政务外网资源进行改造扩容或建设政务外网视频传输网络，初步估计带宽需求在2G左右。在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管理中心建设信息资源交换共享平台，实现对各类视频监控资源的汇聚和安全共享，具体包括视频图像安全认证管理、系统运维管理、视频资源存储等。

十九、中央综治办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交换共享平台建设要求

按照发改高技〔2015〕996号文件关于“综治牵头、公安负责、部门配合”的要求，建设中央综治办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交换共享平台，依托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化综合平台，满足中央领导同志对公共安全、社会治安重大、敏感事件综合研判、决策分析支撑的要求，利用地理信息技术促进关键图像信息资源的深度分析与互通共享，完善各级综治组织间视频通信、视频图像深度应用等功能，具备应急情况下视频调用、存储和指挥、控制能力，同时加强对各级各有关部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等工作的有效监督和综合管理。

二十、公安部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交换共享分平台建设要求

按照发改高技〔2015〕996号文件关于“综治牵头、公安负责、部门配合”的要求，建设公安部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交换共享分平台。公安部门作为视频监控应用的重要主体，要健全公共安全视频图像建设联网应用标准，建立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支撑各项公安工作的重要基础信息资源智能服务系统，完善视频图像解析与应用、视频资源云存储等功能，形成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信息体系。二

十一、省级共享平台建设的相关要求

一是要落实标准要求，加强顶层设计。执行统一体系下的技术标准与规范要求，严格落实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规范。加强顶层设计和部门间协同建设，避免重复，统一接口和共享模式，推动各类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各类数据集成应用，发挥最佳效能。顶层设计直接关系到全省一张网共享模式的工作进度，中央《“十三五”规划方案》中明确提出了中央层面顶层设计方案，提出了“统筹推进、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的原则。各省（区、市）应根据各地差异和实际情况进行统筹规划，中央不做统一安排。有些省建在发改委，有些建在智慧城市办公室，也有的建在公安厅（局）或综治中心，这些方式都可以，可以有两个平台，也可以有三个平台。二是要注重平台建设，突出资源整合。省级共享平台无论建在什么地方，各地和中央是通过电子政务外网联接的，纵向联通中央、市（地、州、盟）视频监控共享平台，横向对接、联通相关部门视频监控资源。各地要在保障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逐步丰富接入数据类型，为不同部门提供可视化的政务管理支撑服务，并根据业务需求，合理设定省级平台的容量和规模。三是要认真学习研究，搞好功能定位。要搞好本省内各层级平台的功能定位和功能区分，要紧贴综治业务设置各层级平台的功能，要完善方案、优化结构实现平台功能。坚持实战实用、重心下沉，坚持互为

补充、互有差异，坚持基层重基础应用、向上重深度应用，体现实战性、差异性和前瞻性，实现建设效益的最大化。四是要着眼业务需求，建好综治分平台。省级平台无论建在什么地方，必须保证综治分平台要建好，总平台不能代替综治分平台，应确保综治工作的共享共用。五是要强化职能应用，保障信息安全。应充分运用视频结构化描述、数据挖掘、人像比对、车牌识别、智能预警、无线射频、地理信息、北斗导航等现代技术，加大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中的集成应用力度，提高视频图像信息的综合应用水平。加强网络安全传输、系统安全保障、重要信息安全管理等技术手段建设，提升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安全防护能力。严格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的使用管理，完善安全技术措施，确保安全共享、规范使用；严格执行安全准入机制，选用安全可控的产品设备和符合要求的专业服务队伍。六是要把握时间进度，加快建设步伐。2016年确定的6个重点省（区）平台建设进展顺利，2017年将继续选定几个省级示范平台建设，目的在于提高省级平台建设积极性，加快中央、省与市地连接进度，解决中央和地方连通枢纽问题。

二十二、项目安排与资金计划

按照分级、分类、分步实施的基本思路，根据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中央资金主要用于重点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和示范地区。

统筹考虑需求条件，分类开展示范建设，及时总结示范点建设经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新模式、新路子，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从整体上提高建设联网应用工作水平。

2016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选择45个市（区）作为全国第一批示范点。同时，在示范城市建设基础上，引导和推动省级地区开展视频共享应用示范建设，重点构建政府部门间视频共享应用的体系与机制，提升向中央平台高质量传输视频图像信息的能力水平。积极推动部分沿边（海）省级地区开展边/海防视频联网共享示范建设。

2017年至2020年，在总结推广示范模式的基础上，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模式，并继续扩大建设联网应用范围，加强对视频监控薄弱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每年选择一批市（地、州、盟）作为重点支持，加大经费投入力

度，引导各地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联网和维护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拓宽多元投资途径，切实提高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效果。力争到2020年实现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目标。

二十三、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

加快推进视频图像信息安全、数据保护、个人隐私保护等方面的立法工作。完善政策法规，强化安全准入，规范重点公共区域和重点行业、领域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的建设、联网与信息的安全使用。加强地方配套立法和政策支持，抓紧研究制定视频图像信息在安全使用、保护隐私等方面的具体办法和落实措施。积极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础数据规范》等国家（行业）标准的贯彻实施，尽快完成对现有视频监控相关标准规范的修改完善。加强网络安全保障，采用认证和检测等方式，确保产品、系统质量可靠和安全可控。对违反相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责任。

国家标准委负责牵头完善相关标准规范体系。二

十四、GB/T 28181标准

GB/T 28181标准全称为：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Security and protection video monitoring network system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information transport,switch and control），该标准由公安部提出，质检总局和标准委于2016年7月12日共同发布，2016年8月1日开始实施。该标准规定了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中信息传输、交换、控制的互联结构、通信协议结构，传输、交换、控制的基本要求和安全性要求，以及控制、传输流程和接口协议等技术要求。该标准适用于安全防范视频联网监控系统及城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的方案设计、系统检测、验收及相关设备的研发、生产，也可供其他信息系统参考采用。二

十五、职能分工

各级机关及相关组织应认真贯彻中央要求，确保各地从人力、物力、财力上保证工作的顺利实施。各级综治组织要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积极组织各有关单位参与该项工作，加强调查研究、组织协调、督导检查、考评、推动，及时发现和分析问题，并协调解决。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骨干作用，根据需要调整工作重点、系统部署和制度保障。其他有关部门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结合自身职能，主动承担相应工作。铁路、高速公路部门应加快探索建立跨地区的业务协同工作模式，完善相关支撑、保障条件。

中央综治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示范和重点支持项目建设各项具体要求，审核确定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组织示范和重点支持项目申报及实施，对示范和重点支持项目进行中期检查和项目验收。

省级综治办、发展改革委、公安厅（局）会同本级有关部门，负责申报本地区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并具体指导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组织实施示范和重点支持项目，协助做好项目中期检查和验收。

获批复的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政府应将示范和重点支持项目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规划，严格按照《“十三五”规划方案》和经审批的示范和重点支持项目实施方案开展工作。二

十六、共享权限设置

各级权限部门对已经建成的视频资源，可以按照安全等级、用户等级与管理等级等要素进行合理分配。对于日常必用的单位，建议赋予高级权限，实现对视频网络的全权限管理与维护；对于区域性时段性应用的单位，建议赋予区域使用权限，对其负责的区域进行分时共享；对于偶发性需要的单位，按照按需使用原则，向高级权限部门申请，按时间段共享；对于互联网应用型的共享需求，建议由建设管理方按专事专办原则，以合同方法约束共享的范围。二

十七、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工作原则

实施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程示范和重点支持项目，应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围绕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总目标，坚持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结合智慧城市建设和网格化服务管理要求，遵循依法依规建设、按需联网、整合资源、规范应用、分级保障、安全可控的原则，推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集约化、联网规范化、应用智能化。

实施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程示范和重点支持项目，应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鼓励、引导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建设与运维的主要负责部门，分步实施、逐步实现统一规划、统筹建设、统一联网、统一平台、统一运维、集中处理、按需共享。

二十八、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项目建设目标

按照分级、分类、分步实施的基本思路，根据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十三五”期间，全国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程要落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程示范和重点支持项目以市（地、州、盟）或市辖区为基本单位，2016年为示范建设项目，建设周期为项目批复后24个月内；2017—2020年为重点支持建设项目，加强对视频监控薄弱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资金和名额分配根据当年重要政治活动、重大安保任务等适度进行动态调整，建设周期为项目批复后24个月内。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与工作指导，总结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建设经验，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新模式、新路子，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从整体上提高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水平。二

十九、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项目建设要求

（一）创新管理机制，加强统筹规划。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综治牵头、公安负责、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工作领导体系和领导机构，落实跨部门工作机制。结合实际科学制定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程实施方案和项目建设方案，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规划统筹推进。

（二）注重平台建设，突出资源整合。分级有效地整合各类视频图像资源，建立市、县两级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交换共享平台，促进点位互补、网络互联、平台互通，与上级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交换共享平台联网，并与各有关部门实现信息共享，最大限度实现公共区域视频图像资源的联网共享。建立健全视频图像信息共享应用机制，与综治网格化管理信息系统深度融合，加强部门协作和业务协同。

（三）以应用为引领，推进重点覆盖。坚持以用促建和高起点规划，按照城镇道路交叉口无死角，主要道路关键节点无盲区，人员密集区域无遗漏，以及要害部位、重要涉外场所、案件高发区域、治安复杂场所主要出入口等全覆盖的要求，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作。

（四）区别建设任务，保障信息安全。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区别设定建设任务。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应用安全可控的技术和产品，严格公共视频图像信息的使用管理，完善安全技术措施，确保安全共享、规范使用。

三

十、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项目管理与监督

各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要建立和完善视频监控联网应用工作的监督检查和评估机制，强化对实施执行进度和质量的跟踪分析和监督检查，加强对视频监控联网应用成效的量化评估，提高评估的科学性、公开性与透明性，形成不断推进的正向激励机制，促进工作预定目标的实现，并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政府负责协调落实项目建设资金、环保、规划、节能等相关建设条件。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综治、发展改革、公安等部门按季度调度项目建设，及时推动解决存在的问题，并每半年将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报省级综治办、发展改革委、公安厅（局）。省级综治办、发展改革委、公安厅（局）会同有关部门就补助资金使用、项目进展等情况加强监督检查。每或遇到重大问题须及时上报中央综治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

（二）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项目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政策要求使用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严禁转移、侵占或者挪用，不得擅自改变主要建设内容和建设标准。中央预算内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严禁虚报、冒领、截留、挤占、挪用。违反规定的，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理。

（三）项目汇总申报单位要严格按照要求，对资金申请报告及相关附件（如银行贷款承诺、自有资金证明、生产许可文件等）进行认真核实，对其合规性负责，并协调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督促按期实现建设目标，完成验收。

（四）项目建设单位、项目汇总申报单位、评审专家、委托评估机构存在提供虚假材料、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可以将其失信记录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并可以根据情节轻重提请有关机关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已经获得中央预算内资金的，应当予以追回。

（五）中央综治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在项目建设实施过程中期组织检查评估，适时组织经验交流。项目实施完成后，由中央综治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等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按照建设规划方案进行项目验收，验收不通过的，项目实施主要负责人要书面陈述原因，并责令限期整改。

（六）中央综治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对各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项目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采取通报、约谈、暂停安

排中央预算内投资、取消示范或重点支持资格、收回项目等措施进行处理，加强责任督导和追究。中央综治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接受单位、个人对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工程示范和重点支持项目在审批、建设过程中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并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查处。

三

十一、项目申报原则

省级综治办、发展改革委、公安厅（局）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申报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按照《“十三五”规划方案》要求，2016年，在全国选择一批市（地、州、盟）或市辖区作为示范城市（区），2017年—2020年重点支持城市（区）按照确定的分配数量等额申报。2020年重点支持城市（区）于2019年底前申报完成。申报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政府应明确具体工作部门、机构作为项目建设单位，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经本级政府同意后，将可行性研究报告简化修改为项目建设方案。项目建设方案加盖本级政府公章后由省级综治办、发展改革委、公安厅（局）正式行文上报中央综治办。三

十二、项目审核原则

中央综治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等联合组织专家对申报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项目建设方案进行评审。评审根据申报区域条件、项目建设方案、组织保障、政策措施等进行独立评价。中央综治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根据专家组评审意见，按照《“十三五”规划方案》相关要求，结合专家组评审意见，审核确定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示范和重点支持城市（区）。三

十三、产品安全技术要求

从安全可控的角度出发，加大对相关行业的扶持力度，推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业信息化部等部门协调联动，加强对传感芯片设计、智能分析算法等核心技术的深入研究，支持技术成果的商业化、产业化应用及相关业务创新。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除人脸识别技术和人群行为分析等高端智能化应用外，本工程中仪器、设备、芯片、软件与集成服务等均应选用国内厂家及品牌的产品。三

十四、管理和运维模式

各建设单位应及时总结各地管理和运维实践，积极推广成功经验，主动探索尝试PPP等新型模式，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推动有关部门指导本行业、领域依法依规履行安全责任，充分发挥市场作

用，奖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建设、运营、服务，拓宽多元投资途径，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履行社会职责，承担本单位周边公共区域的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任务，提高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效果。建立健全人才引进、培养、激励机制，建立职业化视频监控系统管理和监看队伍，着重培养具有视频图像信息专业化分析处理研判技能的应用人才。

三

十五、资金保障机制

各地区应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建设、联网和维护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相关部门应指导本行业、领域依法依规履行安全责任，确保资金投入。各省（区、市）实施方案确定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出具相应的建设与运维资金承诺函并报部际协调工作组备案，以确保资金来源的落实，保障工程顺利实施。同时，考虑到该项工程的特殊意义与重要作用，中央对示范点工程的建设给予一定规模的资金支持，补贴资金应主要用于重点公共区域、重点行业与领域的重要部位，并侧重于老少边穷地区的工程建设。三

十六、应用队伍建设管理

建立健全人才引进、培养、激励机制，建立职业化视频监控系统管理和监看队伍，着重培养具有视频图像信息专业化分析处理研判技能的应用人才。

三

十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系统

以综合治理业务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已有基础设施，整合各类平台资源，通过系统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各种信息数据进行集成、交换、共享等方式，建设的纵向贯通、横向集成、共享共用、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统。综治信息系统总体框架采用“9+X模式”。9是根据现阶段综治业务需要，设置9大基础应用模块，包括综治组织及综合业务、实有人口、特殊人群、重点青少年、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社会治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校园及周边安全、护路护线等，在此基础上实现大数据挖掘、研判分析、统计报表、综合查询等深度应用。“X”是各地、各层级根据业务工作需要进行的个性化定制和扩展延伸。

三

十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视联网

以综治视频综合应用为目的，依托电子政务网络和通信运营商提供的专线网络，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视频产品并集成信息安全防护技

术，围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重点业务，将视频会议、视频监控、视频通讯、视频培训、视频点播、视频调解、视频信访、视频调研、信息发布等功能整合在同一个平台上，实现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指挥调度、分析研判、应急处置、服务管理等业务应用可视化、智能化、扁平化的综合高清视频网络系统。三

十九、“雪亮工程”中云计算应用

云计算与大数据是紧密结合的，相当于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对于“雪亮工程”中产生的大量视频信息，在信息存储、深度应用、数据智能传输等方面都需要用到云计算。比如在寻找失踪儿童方面，对于失踪儿童面部特征识别、衣物识别、携带物品识别、附近监控视频调取、移动轨迹识别等方面都需用到云计算，从而可以正确判断失踪儿童的去向。四

十、“雪亮工程”中4G技术应用

“雪亮工程”除了固定监控摄像机外，还有大量移动监控设备、手持监控设备、车载监控设备、无人机监控设备等无法用有线方式进行视频信息传输的监控方式，需要使用4G通信技术。对于一些地区不方便架设有线网的地方，也可以通过4G通信技术来进行视频传输。对于4G网络覆盖不到的地方，如果遇到紧急事件，可以采用卫星视频传输方式。

四

十一、雪亮工程地理信息系统（GIS）应用

当发生突发事件时，事件的相关责任部门需要迅速地进行信息汇总、综合评估决策，用以指导一系列的反应动作，最终以最优方案解决事件。GIS以其得天独厚的时空可视化优势，结合对各种复杂地理数学模型的完美支持，能够实现各种复杂场合下的辅助决策应用。底图分辨率不够高、立体效果不好的，可以采用虚拟现实地图，将会带来更加直观、更易操作的应用体验。另外，对移动目标监控，可以在地图上清晰显示轨迹，并有利于预判目标下一步的去向。四

十二、“雪亮工程”中“物联网”应用

“雪亮工程”不只有视频监控相关的设备，有些重要场所还加装了入口控制系统，这主要是基于射频识别技术，与物联网基础技术相同。物联网与“雪亮工程”的结合可以在重大活动人流量管制、智能交通、智能医疗、社会公共设施维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雪亮工程”相关设备维护也需要物联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