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回顾与展望

第一篇：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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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回顾与展望

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 民法典/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典的体系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后曾进行过三次民法典编纂的尝试,1986 年通过的《民法通则》,是我国民事立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所确立的体系与制度也为我国未来民法典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物权法》的颁行和《侵权责任法》的制定,是民法典编纂的重要步骤;民法典的制定,应当立足于中国实际,总结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同时也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优秀的法律文化,并在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我国未来民法典内容和体系的构建,应当以法律关系为“中心轴”来构建,总则之中应当包括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即主体、客体、法律行为、责任;分则应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为中心展开,包括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权总则和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几编。

一、新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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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具有制定成文法典的传统。自清末变法以来,我国又借鉴近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化经验,开始编纂一系列的法典,民法典就是其中之一。自1929 年至1931 年,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了民法典各编,最终完成近代意义上的民法典的编纂。

新中国建立以后,立法机关曾几次推动民法典的制定,以实现我国民事立法的系统化。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专门的班子开始民法典起草工作,于1956 年12 月,完成民法草案,该草案主要借鉴了前苏联的民事立法经验,分为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525 条。但在该草案完成后,由于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和1958 年的大跃进等政治运动,致使民法的起草工作被迫中断。1962 年,中共中央开始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政策,根据毛泽东主席发出的“不仅刑法要,民法也需要”的指示,全国人大组成专门的班子,负责民法的起草工作,1964 年7 月完成了民法第二次草案。草案共包括: 总则、所有权和财产流转三编,共262 条。此后,由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革的到来,民法的起草工作再次夭折。文革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9 年11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第三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经过3 年努力,于1982 年5 月先后草拟了四个民法草案,其中第四个草案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民法典第四稿”,共分为八编,465 条。但由于当时我国刚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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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实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社会关系处于转型期,尚不稳定,这就导致该草案在当时很难通过。

1986 年的《民法通则》是我国第一部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它是我国民事立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颁布实施,是完善市场经济法制、建立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的重大步骤。《民法通则》为民法典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表现在:

1.制度的构建。《民法通则》为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民事法律的基本框架。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虽然不是传统民法典的总则,更不是一部民法典,但它是一部基本的民事法律。所谓“通则”,顾名思义,就是把要那些贯通总则和分则,作为基本法和特别法的共同原则和规范集中起来,自成一体。《民法通则》既是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同时也为我国民事审判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民事立法进入了完善化、系统化阶段,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法典的出世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奠定了制度的基础 [1]。

2.初步奠定了民法典的体系结构。《民法通则》不仅确定了民法的基本内容、原则以及基本制度,而且确立了我国民事立法的基本体系。这表现在:第一，《民法通则》第2 条界定了民法的调整对象,区分了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第二，《民法通则》确定了民商合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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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确立了我国民商事立法的民商合一体例。尤其是《民法通则》确定了民法的平等、等价有偿、公平等原则,从而确定了民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方法。第三,体系的构建。《民法通则》第一章至第四章、第六章分别规定了“基本原则”、“公民”、“法人”、“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民事责任”,这些部分基本上概括了民法典总则编的内容;而第五章对民事权利所作的列举性规定,基本奠定了未来民法典的分则体系。

3.制度的创新。《民法通则》第一次规定了人身权制度,以基本法的形式宣示了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强调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害,从而突出了对人的尊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也充分体现了现代民法所贯彻的人文主义精神。《民法通则》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公民和法人享有的民事权利。《民法通则》采取列举的方法,概括公民和法人所享有的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和人身权。尤其是《民法通则》将公民和法人享有的人身权和知识产权单列一节(第五章第四节和第三节),集中加以规定。《民法通则》还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民事责任制度,包括比较完备的违约责任制度和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制度。《民法通则》一改传统大陆法系的立法体制,未将侵权责任规定在债法之中,而是单设民事责任一章。这些都是制度的重大创新,为未来民法典的人格权法、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奠定了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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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1 月13 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汉斌邀请民法学者王家福、江平、王胜明、王保树、梁慧星和笔者一起座谈民法典起草事宜,一致认为起草民法典的条件已经成熟。王汉斌副委员长遂决定立即恢复民法典编纂,并委托王家福等九人组成民法起草研究工作小组,负责研究编纂民法典草案。[2]在此之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分别委托有关专家学者牵头起草民法典的专家建议稿。2002 年12 月17 日,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给常委会审议的第一次民法草案,其体例包括: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法”,第三编“合同法”,第四编“人格权法”,第五编“婚姻法”,第六编“收养法”,第七编“继承法”,第八编“侵权责任法”,第九编“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其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从总体上看,借鉴了《德国民法典》的经验,设立了总则,而不是像《法国民法典》那样仅仅设立序编的模式。而且区分了物权和合同,并将继承单独设编。第二,总结我国《民法通则》的立法经验,基本上按照《民法通则》第五章关于民事权利的规定所确立的体系,参考《民法通则》所确立的权利顺序进行排列。草案关于总则的规定,基本上照搬了《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总结了我国民事立法的经验,考虑到合同法、婚姻法、收养法等已经作为独立的法律颁布,并且多年的适用已经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因此将已有的立法吸收进来,作为民法典草案的组成部分。第三,草案将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并且将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也独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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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编进行规定。这是对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体系的突破,也是对潘德克顿体系的发展。

从法律体系来看,我国有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初步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尽管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制定出一部民法典,但是立法机关已经制定了大量的单行法。截止到2008 年3 月,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总共229 件,涵盖宪法、宪法性法律、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等,其中,民事法律共32 件。除此之外,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近600 件,地方性法规约7000 多件, [3]其中大量涉及到民商事法律制度。从内容上看,这些法律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涉及传统民法典的内容的法律,例如，《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和《物权法》等。第二类是涉及传统商法范畴的单行法。主要包括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破产法等。第三类是其他性质的部门法律中所包含的民事规范,主要包括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等法律部门中所包括的民事规范,例如土地管理法、房地产管理法、反垄断法等。

二、作为民法典编纂重要步骤的《物权法》的制定

自2002 年《民法典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以后,立法机关决定对民法典采取分阶段、分步骤制定的方式,而首先进行的是《物权法》的制定。之所以采取分段制定民法典的方式,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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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一方面,无论是理论的准备,还是立法力量的配备,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都不现实。另一方面,根据民法典所包含的不同部门法的发展成熟程度,而在不同阶段先后制定不同部门的法律,这样使得法律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更高的成熟程度。在不同阶段制定不同的部门法律,也有助于法律本身的不断完善,因为后制定的法律可以充分吸取先制定的法律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使其更加完善。显然,这是一种十分务实的作法,尤其适合于我们的现阶段国情。由于我国处于快速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时期国家的民法典的制定都负载着重构社会新规则、新秩序的历史使命。[4]但由于社会变化的节奏十分迅速,对于实践的总结与提升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分步骤制定是十分明智的选择。这使得我们可以将精力集中于现阶段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2007 年3 月16 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物权法》,这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个大事,是我国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步骤,在法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的颁行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深远影响。物权法是我国分阶段、分步骤编纂民法典的一个重要部分,物权法自1993 年开始启动立法程序,历时13 年,经历了8 次立法审议,最终得以高票通过,可谓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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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是我国分阶段、分步骤制定民法典思路的体现,其所确立的体例、制度、规则、价值等也会对我国民法典体系的构建产生重要影响。具体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物权法》的制定使民法典的体系更为明晰。一方面，《物权法》体现了物权与债权相区分、物权法独立成编的思想。例如,我国《物权法》没有按照《担保法》的体系设计,而是将担保分为人保和物保,将物保纳入担保法之中,人保纳入债法中的保证合同。这本身就是尝试构建民法典体系。因为我国《担保法》在制定时并没有按照体系化思想来构建,而只是针对担保这一事项进行的立法,主要是从担保主债权履行的法律效果来考虑的。既然采“物权法”的概念,就意味着,它是与“债权法”相对应的。因此,我国民法典就有必要包括债权法编。还应当看到，《物权法》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确了物权请求权和占有保护请求权,这就明确了与侵权责任请求权的区分,同时,也构建了完整的请求权体系。另一方面，《物权法》为未来民法典各编的陆续出台提供了空间。《物权法》并没有规定物权主体、取得时效、物的概念等,这表明其是要留待民法典总则来规定,也表明其是在民法典体系构建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物权法》并没有规定物权的合意,更没有规定物权行为制度,其对物权行为理论的否认态度,结束了长期以来对于物权行为理论的争议。这使得我国法律行为制度中不可能包含物权行为,也使得法律行为制度的适用范围被限定为债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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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婚姻行为和遗嘱行为等。《物权法》的立场不仅有助于实现法典化的目标之一——简化,而且有助于为法官和当事人提供便利。

第二，《物权法》的制定进一步强化了民商合一体制。长期以来,民商分立抑或民商合一是我国民法典制定中的重大争议,物权法的制定使民商合一的思想得以进一步巩固。首先，《物权法》确立了统一的登记制度,其并没有区分民法和商法,而是适用于所有法律。尤其是,在登记效力方面,并没有区分民事和商事活动,而设立了统一的规则。例如,在证券登记方面,因为没有商事特别法,因此,应当适用统一的规则。按照《物权法》第16 条的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因此,当事人就证券归属发生争议时,也应当准用该条规定,即以相关登记簿上的记载确定证券权利人,除非有相反证据。第二,在用益物权制度中，《物权法》贯彻了物尽其用、禁止权利滥用等原则,这实际上体现了传统商法的基本理念。第三,在所有权制度方面，《物权法》也包含了传统商法的规则。例如,善意取得制度就可以统一适用于所有领域。《物权法》规定的私人所有权实际上包括对于股票、债券等权利,因此,对公司的财产权的确认、形式、股票的发行与股票权利的行使,对作为商品所有权的票据的保护等,仍然适用民法的物权制度 [5]。第四,没有区分民事主体和商事主体,而是采用了统一的物权主体概念。《物权法》不仅规定了公民个人的财产权,而且规定了企业的财产权。该法第68 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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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企业法人以外的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的权利,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的规定。”该法第69 条规定:“社会团体依法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受法律保护。”第四，《物权法》确立了统一担保制度,该担保制度不仅适用于民事关系,而且适用于商事关系。如该法第231 条规定:“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该条实际上将民事留置权和商事留置权作了统一规定。有学者主张,在民法物权之外,还存在商法上的物权,包括独立的商事所有权、商事留置权、商事质权等商事物权 [6]。但从我国《物权法》担保物权部分的规定来看,并没有区分所谓民事物权和商事物权。此外，《物权法》在规定统一适用于所有民商事关系的物权制度时,也为商事特别法的制度设计预留了空间。例如, 该法第172 条第1 款规定:“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它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条实际上为商事领域独立担保制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第三，《物权法》所展现的开放性为民法典体系构建提供了有益经验。物权法在体系的构造上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这就使得物权法不仅能够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且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变动的需要,为未来法律发展提供了空间。物权法的开放性表现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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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保持了权利客体范围的适度开放性。例如，《物权法》第2 条第2 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这就是说,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权利本身也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2)它确立了财产归属确认规则。例如,我国《物权法》对自然资源的归属做了较为系统的规定,确认了矿藏、水流、海域、野生动植物资源、无线电频谱资源等的归属。(3)它保持了用益物权客体范围的开放性。尽管物权法列举的各种用益物权都是不动产物权,但该法第117 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因而,用益物权的客体并不限于不动产,还包括动产,动产用益物权为将来居住权等人役权的设立预留了空间 [7]。(4)它协调了担保物权的法定性与开放性。例如，《物权法》第180 条第1 款第7 项中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都可以抵押,将来法院完全可以根据这一条解释出一些新的担保形式。总之,物权法在体系的构建上是开放的,这种作法也为未来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经验。我国民法典既要坚持其内在体系的周延性,继续维持权利法定的立法模式,也要兼顾其开放性,例如,适当规定个别具有高度概括性特点的民事权利如一般人格权,并通过侵权责任等对尚未上升为权利的合法利益加以保护。再如,在法律中设置一些一般条款,避免列举式规定挂一漏万的弊端,并为未来民法规则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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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物权法》的复合继受方法有助于民法典的体系化。我国物权法不仅大量借鉴了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物权立法例,也适度参考了英美法上的一些合理制度,这为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国《物权法》关于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分类的体系,以及有关的物权法原则(如物权法定)、物权请求权、占有保护、地役权等,都来自于大陆法。所以,在整个体系结构上,中国的《物权法》并未在根本上突破大陆法系的框架。同时,我国物权法还借鉴了英美法上的浮动担保、应收账款质押等制度 [8]。在立法上借鉴充分借鉴两大法系的经验,这一重要立法方法应当在未来制定民法典时予以坚持。虽然法典和法典化是大陆法系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正因为如此,大陆法系也被比较法学家们称为“法典法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典化的过程中不能借鉴普通法的一些具体制度和做法。必须要看到,在全球化的今天,两大法系的交融已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9] [10]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法典化工程中对普通法的借鉴尤其必要。在充分借鉴两大法系经验的基础上所制定出来的民法典,才能保证立法质量和科学性。

《物权法》的制定加快了民法典制定的步伐。在《物权法》颁行之后,我国立法机关加紧制定侵权责任法,这实际上意味着,我国民法典编纂正在按照分阶段的方式有条不紊地进行。

三、展望:我国民法典内容和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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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一部科学的面向21 世纪的体系完整的民法典,不仅代表着我国民事立法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充分表明了我国法律文化已经达到了更高的层次。在民法典制定中,我们首先应当立足于中国实际,认真总结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同时,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法典化特别是形式的体系方面,确有必要注重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德国法的立法经验,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应当完全照搬照抄德国的模式,更不意味在21 世纪制定中国民法典时要僵化到一成不变地继承《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借鉴必须首先从中国实际出发,并且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同时,必须在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其原因在于,任何国家民法典的体系都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体系,绝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从古至今,人类的理性并没有始终如一的处于一个恒定或静止的状态,而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蜕变与升华的过程。体系作为理论建构的产物,体现了建构者的思维和主张,它也与特定的历史传统、特定时代的现实等密切相关,并不具有终极性的普世意义。

按照分阶段、分步骤制定民法典的立法部署,我国已经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并且将制定出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在这些单行的民事法律制定出来之后,我们不能采取简单的法律汇编的方式,将这些法律汇集成民法典,而应当按照科学合理的民法典体系,对这些法律进行有系统的整合,形成体系完整的民法典。所以,在分阶段、分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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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民法典的模式下,体系的构建更为重要。在构建民法典体系时,必须确定该体系的核心制度,即所谓“中心轴”。围绕着这条中心轴,民法典的体系得以逻辑地展开各项具体制度和规范。这根中心轴的作用在于贯穿和统辖民法典各项制度,使各项制度和规范形成逻辑统一。但关于构建民法典的“中心轴”究竟是什么,理论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一是意思表示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作为自己的中心轴。例如,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认为,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贯穿于民法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整个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为核心加以构建。[11]二是民事权利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就是权利法,因此民法典体系的构建应当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而展开。此种学说来源于自然法学派的思想。我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民法是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中心、以责任为手段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这种关系的逻辑结构就是人——权利——责任的结构,而不是单纯的“人——物”对应的结构或总——分对应的结构,因此,民法典的结构应按照人——权利——责任这一结构来设计。[12]三是法律关系说。此种观点认为,应当依法律关系为基础来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在这种编排方法中,法律关系被作为整理法律和展示法律的技术工具,而且成为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13]萨维尼以法律关系为中心,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民法典的体系,该体系反映出的编排方法被后世学者称为“萨维尼编排法”。[14]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潘德克顿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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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ektensystem)。采纳德国法系的国家大都接受了这一体系 [15]。

我们认为,未来民法典应当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社会生活现象的高度抽象和全面概括。“法书万卷,法典千条,头绪纷繁,莫可究诘,然一言以蔽之, 其所研究和所规定者, 不外法律关系而已。” [16]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 [17]是对社会生活关系的一种法律归纳和抽象,反映了社会关系的一些共同特征。另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民法规范逻辑化和体系化的基础。法律关系编排方式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科学的编排方式,民法的诸制度都是围绕民事法律关系而展开的,法律关系包含主体、客体、内容三项要素,三项要素可以完整覆盖民法典的各项内容。还要看到,法律关系编排方法适应了民法发展的需要。民事关系纷繁复杂,但是把握住了民事法律关系的脉络,就把握住了民事关系的核心。具体来说,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民法典,民法典应当首先设立总则,总则之中应当包括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即主体、客体、法律行为、责任。民法典的分则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为中心展开,分则部分包括: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权总则和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按照此种体系来整合我国现行法律,我们建议民法典的制定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关于民法典总则。我们建议,应当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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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通则》进行修改补充,未来将其改造为民法典的总则。民法通则虽然不是以法典形式颁布,但其调整的都是基本的民事制度和民事权利;尤其是《民法通则》基本涵盖了所有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只不过基于现实需要在其中增加了部分民法分则的内容(如所有权、债权)。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发挥了民法典的部分功能,并且其大部分内容仍然可以适用我国的现实情况。因此,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整理,将其纳入到民法典的相应部分。[18]

第二,对于《合同法》、《物权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民事法律,以及将要制定的侵权责任法,在制定民法典的时候,应当对其进行进一步完善和整合,统一纳入民法典之中并分别形成民法典分则的各编。这是因为,民法法典化的制定本身是分阶段和分步骤地进行,合同法、物权法的制定,也是制定民法典的战略安排,所以,在民法典制定之时,首先应当保持其体系完整性。例如,民法典制定之时,我们有必要制定债权总则,但债权总则的制定不应当影响合同法体系的完整性。从立法的现状来看,我国合同法的内容已经比较完备,该法的总则部分已经体系化,且内容非常充实。多年的适用已经证明,其是较为科学和合理的。为了尽可能地降低立法和司法成本,保持法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即使构建了债权总则,合同法总则不应当作大幅调整,原则上应当保持合同法总则既有的制度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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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上述现行法律应当纳入到民法典之中,但是,民法典的制定是法典编纂的过程,强调体系化和逻辑性,所以,在最终完成民法典编纂之时,还应当对各部法律进行适当的修改,而不能简单地、原封不动地纳入。因为这些法律在制定时,重视每一个部分的体系性与完整性,但是并没有按照民法典的体系来进行系统的设计。例如,合同法制定时,将代理、行纪等内容都规定在其中,忽略了与民法总则之间的协调。再如,物权法关于保护物权的请求权的规定中,既包括了物权请求权,也包括了侵权的请求权等,忽视了与侵权法的协调。这就有必要根据民法典体系进行整合,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担保法》如何纳入民法典的问题,需要进行探讨。物权法已经对《担保法》的诸多内容做了较大的修改与完善。《担保法》与物权法的内容不一致的,其内容当然废止。因此,在将来制定我国民法典的时候,需要重新构建我国民法典的体系,按照民法典的体系,将既有的《担保法》的内容一分为二,将物的担保纳入到物权法的内容,而将人的担保纳入到债权的范畴,然后废止《担保法》,鉴于担保物权的大部分内容已为《物权法》所替代,因此,它只有部分条款尚在发挥作用;因此,在未来,它只能部分地纳入到民法典之中。

第三,应当在分则中设立的人格权编。人格权独立成编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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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应该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民事权利主要包括人身权与财产权两大部分,人身权主要是以人格权为主。财产权分为物权与债权,而物权和债权都是独立成编的,而在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中,对人格权的重视显然不够,没有让其单独成编,其规则或是在主体制度中予以规定,或是散见于侵权规则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体系失调的缺陷。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制度,未将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甚至对人格权规定得极为“简略”,这本身反映了传统民法存在着一种“重物轻人”的不合理现象。人格权独立成编不仅是人格权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不断丰富和完善民法典体系的需要 [19]。现代民法理论中,人格权保护已经置于更重要的地位,表现在:一方面,各种新型的人格利益被上升为人格权并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除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生命健康权等权利以外,现代人格权还包括自然人的隐私权等等。另一方面,一般人格权观念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承认与保护。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以及高科技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人格权保护问题,都需要通过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完善来应对。例如,对个人生活情报的收集和泄漏、对个人身体隐私的窥探、对于生命信息和遗传基因的保护、对环境权的保护等,都是我们所必须面临的新的课题。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有关信用、商誉、姓名的许可使用以及名称的转让、形象设计权的产生等都是我们在人格权制度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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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目前正在制定民法典,应当贯彻以人为本,充分体现对个人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的尊重与保护的精神。日本学者田中耕太郎博士指出:“私法的基本概念是人(Person)” [20]。尤其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不尊重个人人格封建传统的国家,对人的关注与保护愈发重要。而民法是权利法,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保障。民法又是人法,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使命。如果在民法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进一步对人格权予以全面的确认与保护,并确认民事主体对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种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时也使个人能够据此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这必将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第四,应当设立债法总则编。法国学者达维德指出“, 债法可以视为民法的中心部分”。[21]债权总则的设立可以使债权总则制度与民法的其他制度相互衔接,构建我国民法典内在统一的和谐体系。具体来说,设立债权总则对于实现民法典体系的和谐一致具有如下重要意义:一方面,债权总则有利于整合债法自身的体系。债权总则可以适用于非合同之债,它的设立不仅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债法中找到了其应有的位置,而且确立了可以适用于这些债的关系的规则。另一方面,债权总则有利于完善民事权利的体系。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大陆法系对民事权利的最经典分类方式之一,对于正确认识、理解和行使权利影响甚大。如果债权总则不复存在,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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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总则之中“债权”的概念就难以与民法典分则中的相应编章对应。此外,债权总则对债法各论部分进行拾遗补缺。在民法体系中,债法总则与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债权总则相对于合同法、侵权责任法而言,是比较抽象的、一般规则。因此,在法律适用上,具体的债法纠纷首先应当适用合同法或侵权责任法的规则,如果无法适用合同法或侵权责任法的规则,则应当适用债法总则。所以,债权法总则的设置是债权法乃至整个民法典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

我国债权总则的设计,应当将本来应当属于合同法总则的内容回归合同法,将仅仅适用侵权法的内容回归侵权法。在大陆法系体系中,民法典债法的典型模式是将侵权行为、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都纳入债的范畴,因此,也称为大债法模式。尤其是像《德国民法典》等法典中,债权总则内容十分复杂庞大。从立法的科学性上说,其中许多内容并不都真正属于债权总则的内容,从而也并不一定符合债权总则的本来性质。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体系构建中,不一定要借鉴此种模式的经验,否则债权总则将完全替代了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债权总则并不需要追求形式上的完整性,而关键是具有真正的总则意义,尤其是需要确定债的概念和债的效力、分类以及消灭事由,从而使其真正能够直接适用于各种具体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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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在分则中应当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法编。从大陆法系的传统来看,一直将侵权责任法作为债法的一部分而将其归属于债法之中。但是现代社会发展及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已使侵权责任法所保障的权益范围不断拓展;其在传统债法体系中所负载的功能显然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侵权责任法应当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民法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是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侵权责任法得以不断完善发展的重要条件。一方面,只有将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成为民法典分则部分的独立一编,才能完善民法的体系。大陆法的债法体系忽略了各种债的关系的个性,侵权责任的多样化,对民法体系也提出了挑战,换言之,尽管侵权行为常常产生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但也可产生多种责任形式。而损害赔偿之外的责任形式并不都是债的关系。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各种危险大量增加,例如高压作业、环境污染、产品责任、交通事故、核设施致害、动物致害等。日益增多的严格责任类型,也要求侵权责任法对其作出回应,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出于保护人权的需要,侵权责任形态越来越复杂和多样化,只有通过法律的具体规定才能保障类似案件类似处理,保障法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如果侵权责任法要规定大量的侵权行为及其责任,就必须独立成编。目前,中国正在起草侵权责任法,实际上是采纳了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的观点。侵权责任法将来要作为民法典的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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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制订和颁行是实行依法治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也表明了我国法律文化的高度发达水平,更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具体表现。我们的祖先曾在历史上创造了包括中华法系在内的灿烂的中华文明,其内容是何等博大精深!在人类法律文明史上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并与西方的两大法系分庭抗礼,互相辉映。今天,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已为民法典的制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广大民法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制订和颁布一部先进的、体系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典,不仅能够真正从制度上保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将为我国在21 世纪的经济腾飞、文化的昌明、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如果说19 世纪初的《法国民法典》和20 世纪初的《德国民法典》的问世,成为世界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则21 世纪初中国民法典的出台,必将在民法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注释:

[1]余能斌.民法典专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130.[2]研究小组成员包括:王家福、江平、魏振瀛、王保树、梁慧星、王利明、费宗、肖峋、魏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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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吴邦国委员长于2008 年3 月8 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4]张礼洪等.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73-74.[5]范健等.商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10.[6]范健.物权:一个商法命题[J].财产法暨经济法,2005,(创刊号).[7]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40.[8]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28.[9] [日]大木雅夫.比较法[M].范愉译,朱景文审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25-127,136-137.[10]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第二版)[M].顾培东,禄正平译,李浩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6.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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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金可可.论温德沙伊德的请求权概念[J].比较法研究,2005,(3):112-121.[12]麻昌华,覃有土.论我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J].法学,2004,(2):54-67.[13] [葡]平托.民法总则[M].澳门: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 澳门大学法学院,1999.5

[14] [葡]平托.民法总则[M].澳门: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 澳门大学法学院,1999.5

[15] [葡]孟狄士.法律研究概述[M].黄显辉译.澳门:澳门基金会,澳门大学法学院,1998:78.[16]郑玉波.民法总则[M].台北:台北三民书局,2003:63.[17]张文显.法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31.[18]梁慧星.为我国民法典而斗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2.[19]薛军.人格权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人格权立法[J].法商研究,2004,(4):63-75.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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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M].王闯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0.[21] 【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79.出处:《法学论坛》2008 年第5 期(总第119 期)

第二篇：回顾与展望中国证券市场

中国证券市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从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算起，已有十二年的历史。我亲身经历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成长和发展有着深切的体会：早在1990年12月19日，我曾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在上海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995年5月，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并兼任国务院证券委主任，1997年5月我又兼任中国证监会主席。2001年5月我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身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执法检查。2003年6月，我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修改起草组的组长，牵头负责《证券法》的修改工作。

作为一名金融战线的老兵，我从1951年起一直在金融系统工作，已52年。有幸见证了中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从地区性市场到全国性市场，从手工操作到电脑交易的全过程。尤其是1995年5月至2000年初，我担任国务院证券委主任和中国证监会主席期间，经历了中国资本市场走过的一段艰辛而复杂的道路，期间有不少工作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深入客观的分析和研究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对全面、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中国的证券市场，对今后的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无疑是会有些帮助的。

十年股市成绩斐然

正确认识中国证券市场的地位与作用，是证券市场得以稳定健康发展的前提。证券市场是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环节之一，证券市场发展的任务重大、责任重大，作为监管者，我们要担起历史责任，切实履行职责，为建设一个健康发展的证券市场而奋斗。

正确认识中国证券市场的地位与作用，是证券市场得以稳定健康发展的前提。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天已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98年5月，我主编《证券知识读本》时，请江泽民主席为该书作批语，有这样一段话：“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有证券市场。建立发展健康、秩序良好、运行安全的证券市场，对我国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筹集更多的社会资金，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批语，充分肯定了我国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十二年是辉煌的十二年，十二年走过了国外数十年走过的道路，浓缩了国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发展所经历的波折与坎坷。我接触到的不少国外专家、学者都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表示惊讶和赞叹。

十几年来，证券市场为国民经济建设筹集了大量资金，对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支持国民经济的增长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截至2003年6月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已达1250家，总市值约4.16万亿元；1991年至2003年6月底，证券市场境内筹资总额已超过7000亿元，为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促进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开辟了直接融资渠道。

十几年间，一大批大中型企业通过改制上市，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实践中起到了先导和示范作用。我国证券市场已经拥有相当一批发展前景良好、受投资者青睐的优秀企业。它们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提高盈利水平和竞争能力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不仅如此，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增加了国内居民的投资渠道，改善了我国的金融结构，对推动当前经济稳定增长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empirenews.page--] 据统计，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开户数已达到6884万户，股票、债券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居民重要的投资品种。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证券业已成为我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行业，对推动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伴随着市场的发展，一大批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财务公司、评估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市场中介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证券公司130家，总资产约5700亿元，营业网点2900多个，基金管理公司29家，证券投资基金78只，基金规模1375亿元，他们创造的价值构成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十几年间，我国证券市场法制和信息系统建设也取得显著的成绩。经过努力，到2002年底，我们先后颁布实施了200多项法律法规，1999年7月1日，历经风雨的《证券法》正式施行。初步形成了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与此同时，经过前几年的清理整顿和不断加强监管，基本控制住了市场潜在的风险。在“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方针指引下，证券市场得到健康发展。证券信息系统的建设、网上交易的发展、集中统一的中央登记结算系统的建成等，都大大提高了市场效率，提高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充分肯定我国证券市场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证券市场毕竟还十分年轻，还存在诸多问题。自2001年股市大跌以来，广大投资者的损失已达数千亿元，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证券经营机构面临非常严峻的困难局面。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还不高，法人治理结构尚不健全；市场中介机构诚信观念、法制意识还较薄弱；弄虚作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投资者结构不尽合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机制还不完善；资本市场建立较晚，规模较小，直接融资比重很低，市场的结构、功能、品种以及服务等方面还存在缺陷和不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与证券市场发育程度不高相关，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市场发展的特定阶段相关，还与社会文化、传统思维和法制环境密切相关。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证券市场是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环节之一，证券市场发展的任务重大、责任重大，作为监管者，我们要担起历史责任，切实履行职责，为建设一个健康发展的证券市场而奋斗。

清理整顿遏制风险

五项清理整顿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积极成效，并且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主要原因可概括为采取“先降温，后处理”的办法；实事求是、疏堵结合等五个方面。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各国资本市场，受害各国金融体系几乎崩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预测当年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0.6个百分点，东南亚国家和韩国会下降3个百分点，可见金融危机影响之大、破坏之重。我们看到，金融危机所涉及到的国家，首当其冲的是资本市场。尽管当时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但当时的证券市场状况确实令人堪忧，一是全国统一的证券监管体制尚未形成；二是非法发行证券和交易活动猖獗、场外交易混乱、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频发生。

为了依法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199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通知》指出“有些地方和部门设立大量非法金融机构”，“股票、期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大量存在，一些地方擅自设立股票（股权证）交易场所，隐藏着很大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突发性强、波及面广、危害极大，一旦爆发重大问题，就会危及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稳定，严重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empirenews.page--] 按照《通知》精神，我们立即组织学习，统一认识，抓紧部署，贯彻落实。国务院为此专门成立了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和整顿证券期货市场工作小组，由我担任组长。清理整顿的范围包括五项内容：清理整顿场外股票交易市场、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清理整顿期货市场、清理整顿原有证券投资基金。从1998年4月开始，经历一年半的时间基本结束。

首先是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

这项清理工作，当时面对的情况非常复杂。全国涉及18个省市，未经国家批准，非法设立的[1][2][3][4]下一页 股票交易场所41家，有520家企业在这些场所上市交易，涉及340万投资者，市值300亿。如果搞不好，就会酿成全国性的金融风险，甚至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此项工作开始前，我们用了近半年的时间进行了调查摸底，力争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具体清理措施本着积极稳妥、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的精神，区别不同地区、不同交易场所和不同挂牌企业，采取不同的办法，成熟一个，解决一个，不搞简单的“一刀切”。

场外非法交易场所是一些地方政府越权批设的，尽管从事股票交易是非法的，但我们还是采取了给出路的政策。比如对清理挂牌企业，就采取了七条政策措施，分别是：具备一定条件的分别采取赎回股票、鼓励收购、吸收合并、股权转债权、推荐单独上市措施；不具备条件的动员原有股东继续持有股份，享受股东权益，并给予相应优惠政策；全部业务清理完成后关闭，符合条件的可以转化为证券营业部。整个清理整顿工作是按照先停止扩容、再清理业务、最后关闭场所三个步骤来进行的。

为了在不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妥善化解风险，我们与有关省市的领导密切合作、反复协商，逐户落实清理整顿方案，并在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及时化解了几十起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事件。到1999年底，涉及全国18个省市和340万投资者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全部关闭，520家企业全部摘牌，在没有花中央财政一分钱、没有出现大问题的情况下，基本化解和消除了风险隐患。

其次是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

证券交易中心是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历史环境下，一些地方越权批设的。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技术手段日臻成熟，证券交易中心原有的一些功能大为削弱，管理的问题和风险隐患逐渐暴露出来，主要有：证券交易中心直接参与股票的买卖；挪用会员清算资金；从事房地产等实业投资；开展虚假的国债回购交易；开展场外非法证券交易等。这些问题不仅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安全运行和规范发展，而且扰乱金融秩序，蕴含着很大的金融风险。

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按照彻底整顿，妥善处理的原则，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目的是通过清理整顿，撤销证券交易中心，强化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建立全国统一的证券交易清算系统，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清理整顿的对象和范围是26家证券交易中心及其投资设立的证券登记公司和STAQ系统。清理整顿分三步进行，即清查资产、分流业务、撤销机构。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清理整顿成本，充分利用证券交易中心的人力、物力资源，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对撤销后的证券交易中心给予三条出路：一是可以由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收购，改组为证券交易营业部；二是符合设立证券经纪公司条件的，可以申请改组为证券经纪公司；三是几家证券交易中心可以联合组成一家证券公司，符合综合证券公司条件的，可申请设立综合类证券经营机构。[!--empirenews.page--] 这项工作开始于1998年11月，1998年年底完成了对证券交易中心的资产清查和财务审计工作。1999年4月底，完成了各项业务的分流工作，提出机构改组的方案。1999年6月底，证券交易中心撤销完毕，人员安置工作基本完成。

第三是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

在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前，我们从审计机关了解到，全国证券公司普遍存在违规吸收社会资金、挪用客户保证金以及违规从事同业拆借活动的行为，涉及金额达1000多亿元。有的证券公司大搞帐外经营，用于房地产开发等长期投资，形成大量的不良资产，有的已开始发生支付危机，债务纠纷不断增多。尤其是挪用客户保证金，数额巨大，蕴藏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必须进行清理整顿。

从1999年起，我们深入开展证券经营机构清理整顿工作。对证券公司进行分类指导，对严重违规的进行严肃处理，如君安证券依法受到了处罚。对一般违规的，没有采取简单关闭的办法，对亏损严重、资不抵债的证券公司，按照中央关于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的有关规定，由原主办机关负责清偿债务，妥善处理。同时，将现有证券公司逐步按条件规范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鼓励证券公司之间以合并、收购等方式重组。同时，积极开辟融资渠道，形成一批规范经营、守法遵规的证券公司。

经过一年多的清理整顿，在我离开证监会之前，全国90家证券公司，有35家证券公司完全归还了挪用的客户保证金，15家证券公司增资改制，批准了4家证券公司为综合类券商，11家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

第四是进一步清理整顿期货市场。

纵观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史，从1986年就开始了理论探讨。开始试点后基本上经历初步形成阶段（1990年-1994年）、清理整顿阶段（1995年-2000年）、规范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期货交易所为核心的较为规范的市场组织体系，进入了规范发展的新阶段。

受不规范的交易方式和缺乏充足有效的监管体系等因素影响，中国期货市场在开设初期出现了盲目发展和无序状态。从1994年开始，证监会就对期货市场进行清理整顿。1997年5月，我担任证监会主席，继续加强对期货市场的管理。主要对期货交易所和期货经纪机构进行结构调整，并重新调整了期货合约。清理了非法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期货经纪公司，清理规范境外期货代理业务资格，取缔非法外汇交易和境外期货交易。

经过清理整顿，原有14家期货交易所撤并为3家；交易品种由原来的35个压缩到12个；179家期货经纪公司完成了增资和重组，期货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与此同时，加强了期货市场的法规建设，出台了《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及四个配套管理办法，从此，期货市场开始步入规范试点的阶段。

第五是清理规范原有的证券投资基金。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依主管机关不同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1997年，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监管机关。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基金有25只，在大连、武汉、天津证券交易中心联网交易的基金数量达28只，但此时基金规模很小，运作也很不规范，俗称为“老基金”。而且专业性基金管理公司也很少，不足10家。第二阶段是1997年11月至今，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向社会公布后，由证监会作为基金管理的监管机关。在《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指引下，“新基金”开始规范运行。[!--empirenews.page--] 1999年3月前，各地擅自或者越权批设了75只证券投资基金，总资产90多亿元，涉及22个省市、120万投资者。这些基金，大部分管理混乱，资产质量差，风险隐患大。1999年3月，证监会发出了对原有证券投资基金进行清理规范方案的通知，各证券交易中心交易的基金逐步摘牌，在交易所上市的基金也分别不同情况进行清理与规范，清理规范工作于2000年6月底以前完成。

需要指出的是，1999年是清理规范原有基金最关键的一年，同时也是是基金业大发展的一年，新基金迅速增加到22只，资产规模跃升为484.2亿元。至此，基金业的发展逐步纳入规范化发展轨道。

以上五项清理整顿涉及范围之广、清理难度之大，是我国证券市场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我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积极成效，并且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主要原因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1、中央高度重视，正确领导，集中部署，较好地统一了各方面的思想认识，这是清理整顿得以顺利开展的根本保障。

2、在清理整顿方案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用了大量的时间反复调研，听取意见，基本摸清了风险隐患和问题的症结，明确了清理整顿的目标，及时确定了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3、采取“先降温，后处理”的办法上一页[1][2][3][4]下一页，逐步化解风险，避免矛盾的激化。

4、按照实事求是、疏堵结合的原则，扎扎实实地逐户落实清理整顿方案，一个一个解决问题，消除风险，区分不同情况，分类指导，先易后难，各个击破。

5、依靠地方政府，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及时消除风险隐患。

六项政策推动发展

监管部门不能抱着听其自然、任其发展、无所作为的态度，要从实际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指导，积极主动引导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正确的政策措施，能够促使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反之，错误的舆论引导和不当的政策措施，必然阻碍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股票投资是投资上市公司的未来，有一定的投机性，但不能过度投机，否则就会破坏股市的正常健康发展。我国股市建立的时间很短，容易出现过度投机的现象。1996年股市过热，股指出现超常暴涨，经常是全线飘红。成千上万基本不懂股票的普通百姓，抱着赚大钱的想法盲目涌入股市。当时面临香港回归和“十五大”的召开，大家都普遍认为政府不会让股市下跌，即使下跌，政府也会托市。我们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股市过热的状况极不正常，如不及时遏制，必然会造成严重后果，一方面通过发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从舆论上进行正确的引导，树立理性投资的观念，明确股市有风险、投资要谨慎选择，获利归己、风险要自担。另一方面，宣布新股发行规模100亿和实行涨跌停板制度等措施，从而有效地抑制住股市的过度投机。

通过精心治理，1997年的股市基本保持平稳，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在周边股市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我国股市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波动，成绩来之不易。总结原因，主要有：

1、国家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为股市的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及时消除了泡沫经济的隐患，有效化解了金融风险；

3、从我国实际出发，没有盲目对外开放资本市场。[!--empirenews.page--] 但是，在随后的近两年时间里，股市曾经一度处于低迷状态，特别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者中有种种关于中央支持不支持股市的担心与疑虑。据统计，1998年境内筹资比1997年减少了484亿元，下降36.6％；成交总量比上一年减少7177亿元，下降23％；印花税减少27亿元。同时，受市场低迷影响，公司上市速度明显放慢，一级市场新股发行困难，二级市场价跌量缩，投资者信心不足。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当年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继续向好，而股市却与整体经济形势的走向相背离。我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正常，是我国证券市场新型加转轨所特有的，政府对此必须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宏观调节，否则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监管部门不能抱着听其自然、任其发展、无所作为的态度，要从实际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指导，积极主动引导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为此，我组织证监会有关部门对市场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于1999年初，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请示国务院。经过方方面面的协调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6条主要政策建议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说的搞活市场六项政策。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行情。

客观的讲，六项政策的出台对引发“5.19”行情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宏观经济形势。首先，继1998年以来，国家以增加投资、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各项经济政策逐步发挥效应，国民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经济增长结构和企业效益状况也发生积极变化，从而为证券市场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其次，经过近两年的清理整顿和法制建设，证券市场运行秩序明显好转，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的能力进一步增强，证券市场具备了规范发展的基础条件；再次，在1997年以来股市持续下跌过程中，众多上市股票的市盈率大幅下降，投资价值日益显现，客观上市场存在着上升的内在要求。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沪深股市才出现了恢复性上升。证券市场进一步转好，投资者信心逐步增强，为证券市场进一步规范发展奠定了基础。

就市场而言，我认为，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都要用，不是只用无形的手，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需要，都是可以用的。我在任期间曾两次组织撰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第一次阻止了当时股市的过热，在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提前消除了股市泡沫，对全民进行了一场风险教育，从那以后，“股市有风险，入市要谨慎”逐步深入人心；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复性上涨，把握了时机，推动了股市的发展。1998年，我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证券委主任、证监会主席，曾经到美国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对美国运用利率杠杆进行宏观调控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我认为，作为宏观管理部门要为证券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要适时进行宏观调节。纵观世界各国对证券市场在必要时没有不进行干预的。遇到重大问题，进行适当的干预是十分必要的。这一点，美联储主席表示认同。[!--empirenews.page--] 当股市出现大幅波动的时候，投资者的信心受到极大打击，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受到严重威胁，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进行调节，包括经济的、法律的、政策的、舆论的多种手段。美国“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政府采取多种手段对股票市场进行了宏观调控，总统布什先后十次就股市发表演讲，树立投资者信心。香港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也果断成立调控基金入市进行干预。为应付金融危机，香港动用了1000亿港币稳定市场。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正确的舆论引导和正确的政策措施，能够促使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反之，错误的舆论引导和不当的政策措施，必然阻碍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展望未来方兴未艾

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战略机遇期。国家的战略机遇期，也就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有着远大发展空间与美好前景的证券市场必将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回顾过去，把中国证券市场快速发展的十二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可以说只是一次瞬间的跨越，展望未来，证券市场方兴未艾，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看中国证券市场，既要看到过去的成绩，也要看到现在的问题，更要看到未来的发展前景。国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就是证券市场改革开放与稳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可以从五个方面认识发展证券市场的重要性：

一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我国经济总量在未来20年内要再翻两番。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大量、持续的投资投入，这就要求我国证券市场无论在规模、还是容量上都要有一个较大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战略机遇期。国家的战略机遇期，也就是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在这段时期，我国证券市场应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是只有促进证券市场发展，才能逐步解决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衡的问题。近几年来我国银行储蓄大幅增长，贷款规模迅速扩大，今年上半年就增加了17000多亿元。企业融资包括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流动资金，绝大部分都靠贷款，在我国企业负债率比较高，自有资本金比较低的情况下，银行面临着很大的潜在风险。而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比重过低，特别是近上一页[1][2][3][4]下一页 两年来受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据统计，我国2002年直接融资占间接融资的比重仅为9%，而世界许多国家直接融资比重至少占70%以上。这种局面已难以为继，必须加快发展证券市场逐步求得解决。

三是我国众多企业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需要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证券市场规模迟迟不能发展扩大，很难适应企业要求改制上市、并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筹措资金的迫切需求。[!--empirenews.page--] 四是商业保险、社会保险正在迅速发展，急需通过证券市场运作，确保合理的回报率，这样才能进入良性循环。而直接融资比重过低、规模过小，使商业保险面临连年亏损的局面，社会保险也不能有效地增值，这样发展下去难以为继。

第五，加入WTO后，我国金融业面临着机遇和竞争，如何应对当今世界上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探索货币市场、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有机结合协调发展，显得更加紧迫。

我相信，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有着远大发展空间与美好前景的证券市场必将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三篇：回顾与展望

回顾与展望

----2004-2005第二期学年总结

随着2004-2005第二学期的结束，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年头也顺利的划上句号。在这一学年里，我们系经过不断的摸索，从一棵树苗长为参天大树。回顾本学年，我就自身的问题和工作中的成绩和不足一一汇报。

【2004-2005第二学期工作中的成绩】

1、毕业生教学档案的管理和修正：

在2004-2005第一学期的教学管理中，我们系一切从零开始，不断的揣摩和探索，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经验。因此，在本学年中我系虽然毕业生达到808人之多，位居全校第三，且对于我系而言，毕业生的教学档案修正和处理又是第一次。但是，在本学年的毕业生教学档案的管理和修正中，我们秉承“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沿用以往的教学管理模式，采取灵活多变的方法，将毕业生教学档案一一落实到实处。

2、期末考试的安排和监考：

期末考试是大学生整个学期学习的大检阅。期末考试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下一学年的学习和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做好期末考试安排，是促进我系稳定发展的关键。我系教务办公室根据教师教学计划和学生课程安排，合理利用教师、教室的不同时间段，将我系教师所任班级的考试细致认真的安排下去。

监考是期末考试的另一大事，为了确保学生能在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场合下顺利的完成本学年学习的检阅。我们采取严格、严厉和严禁的态度，对每个学生都严厉要求遵守考场制度。因为本学期的期末考试安排中，我系教务工作繁忙，加之学校事务较多，因此在监考中，监考人员严重不足，我系老师皆以大局为重，不顾身体疲乏，一周之内监考了十多堂考试，确保了期末考试的顺利完成。

3、毕业生资格审查和毕业证学位证的办理：

在XX老师的带领下，我系根据学校的规定，对每个毕业生的资格都进行了严谨和慎重的审查，确保没有学生因为资格审查的问题而导致其证件的发放。

7月1日，我跟随教务处到校本部办理毕业生毕业证和学位证。在其中，为了准确的办理其证件，我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严谨对待工作，使我系毕业生的证件办理正确率达到100%，顺利的完成了学生毕业证件的办理。

【2004-2005第二学期工作中的不足之处】

本学年工作中，我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也透过工作表现出来。

1、同事间沟通不够，工作进展不顺利：

正确处理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工作顺利开展的保证。但是在工作中常常和XX老师发生争执，不懂得利用委婉的语气和委婉的方式进行沟通，从而导致在工作中进展不够顺利。

2、缺乏稳重、性格毛躁：

本学年，因为毕业生的事情较为繁多，工作进展较为缓慢。因而在工作中，当事情紧迫时，不能抑止自己的脾气，表现出性格毛躁的一面，不能保持应该有的持重。

3、工作效率有待提高：

本学期，我出任XX级计维班主任，因而在工作中，有些时候不能正确处理好工作中的各种关系，从而导致某些工作延滞，效率不高。因此在下一学年中，应该积极主动寻求提高工作效率的方式方法，达到锻炼和提高自己的目的。

当然，我还有许多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敬请XX老师和各位同事指出批评。

【对2005-2006第一学期工作的几点建议】

1、泾渭分明、各司其职：

在本学年中我们教务这一块，虽然分工比较上学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然做得不好。从而导致在教学工作中出现重复、吃回锅肉的问题，也容易导致因分工不明而出现失误时推卸责任。新的学年中，我们应该分工更加明确，避免吃回锅肉现象和相互推卸情况的发生。

2、次重分清、缓急分明：

2005-2006第一学期的工作中，我觉得应该把持住缓急分明、次重分清这条思路。这样，在开展工作中就能够避免避重就轻、主谓不明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及时、准确的干好我们的工作。

3、奖惩明确、责任连带：

在本学年中，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就没有规定有明确的责任关系。我以为，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应该将各项工作所带来的责任与工作挂钩，严格要求。这样我们应该严厉指出和批评工作中的错误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能在开展某项工作同时就不用担心另一项工作的进展或者失误。

4、合理搭配、协调发展：

合理的搭配能够使工作中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而协调发展则是正确处理各项工作的保障。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方式、充分发挥协调的精神，大家互补，做到协调发展、合理搭配，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当然，以上建议谨为自己一时之想法，还不够成熟，还望XX主任指正。

这就是我2004-2005第二学期的工作总结，虽然不如人意，但我想终是我肺腑之言。我真诚的希望，在2005-2006第一学年中，我们的各项工作能蓬勃的开展下去，我们系在XX主任的领导下茁长成长。

第四篇：中国人口政策的回顾与展望[模版]

中国人口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对话

何亚福

甲：现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实行不同的人口政策，有的是鼓励生育，例如日本；有的是限制生育，例如中国。那么，你能不能回顾一下中国的人口政策？ 乙：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口政策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49~1953年：鼓励生育政策。

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

1980~1984年：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开小口，堵大口, 形成地方计划生育条例。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甲：也就是说，中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是从1971年开始的？

乙：是的。1971年，由周恩来亲自布置，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提出要制定人口规划。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但发觉这样力度仍不够大，于是又讲“最好一个，最多两个”。但一般是把两个作为目标。

甲：那么，在七十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有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

乙：七十年代的“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奇迹。1970年的总和生育率是5.8, 到1980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2.24，接近更替水平。如果按1980年生育模式不变推算，即使生育水平在其后的20年没有丝毫下降，2000年末总人口也将控制在13亿以内。若考虑生育水平稍有下降，那么，2000年末总人口将会控制在12亿左右，则是无可置疑的。

甲：既然如此，在1980年为什么又要推行“一胎化”政策呢？

乙：中国的人口政策在1980年骤然收紧，即从“晚、稀、少”迅速转变为“一胎化”。其原因是，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而这样的奋斗目标又是同人均1000美元的追求相联系的。1980年9月,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 由此定下了中国人口政策的基调：“一胎化”，其实质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甲：既然说是“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也就是说，这并不是规定每对夫妇都“只能”生一个孩子吧？

乙：是的，从字面意义来看，“提倡”与“只能”的意思是不同的，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名义上说是“提倡生一个”，但实际上却变成了“只能生一个”。所以，这项政策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群众不易接受，在执行过程中遇到很大的阻力。于是乎从1984年开始不得不“开小口子”，以减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重重阻力。无论从计划生育政策内容，还是从对计划生育执行力度看，1980年代均比1970年代更严格、更强化。然而全国平均生育水平并未产生如1970年代那样的大幅度下降。在这10年中，全国人口出生率在波动中稍有回升，总和生育率则在波动中起伏徘徊，其中1981年至1982年和1986年至1987年出现两次幅度不太大的回升。总和生育率从1980的2.24回升到1982年的2.86；1985年下降到2.20之后，到1987年再次回升至2.59；而到1989年又回落到2.35。

甲：真是“欲速则不达”！那么，1980年制定的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有没有实现？

乙：这个指标定得过紧，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紧缩政策导致了1980年代生育率的反弹。所以，1991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将1991～2000年人口计划控制目标，定在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2.50‰以内，即总人口2000年末控制在13亿以内。在1995年，中国人口“突破”了12亿大关。当然，所谓“1995年突破12亿”，其实这不是“突破”，而是当时人口的年龄结构所致。因为一个国家总不能在婴儿出生的时候就把婴儿的爷爷奶奶掐死，才算达到平衡。这只是暂时的“突破”，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基数人口会因为衰老死去，人口达到峰值后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回落。

甲：那么，1990年代的生育率有没有进一步下降？

乙：1990年代初的总和生育率开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低于更替水平。1992年国家计生委进行了一次38万人调查，该调查申报的全国1991年和1992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5和1.52；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56。尽管人们对这些数据都有争议，但人口学界公认，整个1990年代，总和生育率持续稳定地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我认为，1970年代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主要是计划生育的结果；而1990年代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除了计划生育的因素外，另外不可忽视的因素是推行住房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以及大批农民进城打工。

甲：你认为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会如何走向？

乙：1970年代实行“晚、稀、少”的政策，是基本正确的；1980年代实行“一胎化”政策，是预见力差；现在仍实行计划生育，是逃避责任！未来的人口政策会如何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决策层的魄力。如果没有魄力，决策层就会这样想：反正计划生育政策是前任制定的，现任领导只是延续，责任不在我。等将来出现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时候，现任领导已经退休了，管它洪水滔天？因此，决策层要有魄力，并有为中华民族负责任的使命感，才能改变现行的人口政策。

甲：现在有些人口学家主张，计划生育还要实行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你对此有何看法？ 乙：事实上，这种观点既忽视了生育率转变的不可逆性，又夸大了计划生育的作用。随着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根本性转变的完成，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调节作用将会越来越小。十几年以后，改变人口政策已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到那时，无论人口政策是限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生育率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可以想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结婚年龄的提高、丁克家庭的出现和单身人群的增多，延缓生育率的急速下降将成为不可能。

第五篇：2006年中国展览业回顾与展望

2006年中国展览业回顾与展望

时光荏苒，我们虽然似乎还没有从繁忙的工作中回过神来，365天已经匆匆而过，转眼又到了盘点收获、总结教训、展望未来的时节。那么，刚刚过去的2006年中，中国展览业呈现出怎样的宏观发展态势、市场运行特点以及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教训呢？本章将以2006年中国展览业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课题组的一手调研资料为基础，对2006年中国展览业的总体运行态势做出全面系统的分析。

第一节中国展览业宏观发展态势

以2006年中国展览业中发生的标志性重要事件为线索，我们可以发现，本中国展览业在宏观层面上具有如下8个明显特征：

一、展览业继续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支持

展览会作为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2006年一如既往地受到了中央政府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政府各部委负责人，经常通过参加展览会、在展览会上发表演说等多种形式，从多个层面肯定了展览会在推动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促进商品贸易和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重大作用，从而大大地鼓舞了会展从业人员的工作信心和热情；二是对展览行业系统内的各种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样给予了极大关注和支持。例如，2006年1月11日至13日在广州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应邀出席并作重要演讲，明确肯定了展览活动“在促进经贸、文化、科技、教育交流与合作方面的作用”；11月8-11日，在北京嘉里中心饭店举行的国际展览业协会（UFI）第73届年会中，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为本届年会的召开发来贺信，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应邀出席了年会开幕式并致词。

二、行业立法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热点

2006年中央及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扶持、促进和规范会展业发展的政策法规，其中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工作成为年内会展业立法的热点。

早在2006年初，在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国际展览业协会（UFI）、国际展览管理协会（IAEM）、独立组展商协会（SISO）四家国际权威机构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上，会展业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得到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关注。在本次会议上，中国贸促会和国际展览管理协会共同签署了《会展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共同声明》，号召中国会展业界重视会展活动中知识产权的保护。1月12日，商务部和工商总局、国家

版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部《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此办法从3月1日起开始施行。5月29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版权局、知识产权局、贸促会联合宣布，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蓝天会展行动”。对于会展期间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给予严厉打击。“蓝天会展行动”以宣传保护商标权、著作权、专利权为重点，以国际影响较大的展会为重点对象，以知识产权权利人反响强烈的案件为突破口，通过宣传、培训、交流、督察、通报等活动，全面提升我国会展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水平。

与此同时，各省市也通过地方性法规、行业公约等形式相继推出了旨在保护展览会知识产权的相关措施。例如，5月31日约200家展览业机构负责人在北京共同签署“守法诚信经营，保护知识产权”承诺书，共同签订了《北京市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公约》，承诺尊重品牌展会的知识产权，不恶意盗用或侵犯品牌展会的标志、名称，杜绝假冒、侵权产品进入展会；10月份，广州市工商局、市知识产权局、市版权局联合颁布实施《广州市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实施意见》，对展会中职能部门、展会举办方、参展商等各方面保护知识产权的责任做了明确的规定。

三、场馆建设结构性转移，中西部地区成为新热点

2006年，东部发达地区的会展场馆建设明显降温，不少地区只是在延续以前的“二期工程”，新增项目减少。但中西部地区的场馆建设骤然升温，西安与武汉两城市的新场馆建设引人注目。

在西安，2006年4月7日，总投资45亿元人民币的西安曲江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奠基。该会展中心项目总占地1240亩，计划建设周期为三年。其中展馆面积10万平方米，将有5000个国际标准展位和10000平方米的室外展场，首期工程计划于2007年4月建成。该会展中心建成后，将成为中国西部规模宏大、配套设施完备、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会展场馆。

在武汉，湖北江城最大的会展场馆——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将于2006年年底在武汉新区破土动工，预计总投资70多亿元。该中心总规划用地1.75平方公里，其中主场馆20万平米，星级酒店近22万平米，会议中心3万平米，拥有国际标准展位12500个。博览中心定位为以展览、展示为主导功能，集会展、科技、商务、文化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多功能复合型国际博览城。除此之外，由德国展览集团(GEC)策划的武汉CBD会展中心项目计划也宣布2006年内动工，2007年底亮相武汉。据悉，该会展中心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总投资5.67亿元，预计展览能力为3万平方米。

四、与国内强势会展资源合作成为跨国公司开拓中国业务的新途径

2006年，中国展览业的国际化进程不断深化，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会展巨头不仅延续了以往在中国设立子公司、合资公司以及代表处等传统做法，而且从2006年以来发生的国际合作事件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进军中国市场的重点转向了与拥有优势会展资源的国内会展企业的合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包括：（1）2006年5月，郑州国际会展

有限责任公司和郑州香港会展管理有限公司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根据协议，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将由郑州香港会展管理有限公司负责管理，协议的第一阶段为期15年；（2）2006年6月12日，中国机床总公司和北京国机展览中心宣布，与全球领先的展览及会议主办机构励展博览集团及其分支机构上海励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签立了一项长期合约，以共同发展和扩张中国国际机械装备展览会（CIMES）；与此同时，励展博览集团总裁麦克·拉斯布莱德10月18日透露，励展博览将与广交会承办机构探讨合作，为此双方建立工作组，该集团年底将会在珠江三角洲开设继北京、上海之后的第3家中国分公司，而这个分公司很可能落户深圳；（3）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和科隆展览国际展览有限公司11月份发布消息，双方已于2006年1月签署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协议，双方经过10个月的反复讨论，在具体项目以及各个方面的密切合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五、区域合作蔚然成风，合作领域不断扩大

2006年，全国各城市之间掀起了新一轮的区域合作高潮。合作领域逐步深入到组展、场馆经营、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包括：（1）2006年6月，来自江苏、湖南、湖北、云南、上海、深圳等各省市12家展览馆的CEO和高层管理人员齐聚深圳会展中心，深圳会展中心与到会的其他11家展览馆签署了“中国展览馆相互推广合作协议”。合作内容涉及展馆宣传、自办展招展、展会推介、广告等诸多方面；（2）2006年9月，第四届全国中心城市会展工作年会在长沙召开，在本次年会上，50个中心城市的会展代表成立了会展联盟；（3）2006年10月下旬，由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浙江、四川、福建、沈阳、杭州和宁波十省市的国际展览公司发起的“中国国际展览联盟”在宁波成立；（4）在人才培训方面，由长三角紧缺人才培训服务中心推出的现代会展岗位能力证书的培训考试项目，在杭州、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宁波六大城市开展，实施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并实现证书互认。

六、业界活动数量多、层次高，从国内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扩散

2006年，展览业内活动异常活跃，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数量多。据不完全统计，年内举办的业内交流活动大约有20次，同2005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二是层次高。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CCPIT）等4家国际权威机构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年内成功举办，国际展览业协会（UFI）第73届年会在北京召开，更是吸引了全球同业的目光；三是从国内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扩散。年内多次举办了基于大陆与港澳台合作的业内交流活动，如由商务部台港澳司、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局和澳门贸促局联合举办的“《CEPA安排》框架下内地与澳门会展业发展合作交流会”、由澳门展贸协会等机构主办的“2006国际会展产业（澳门）研讨会”、由重庆市外经贸委、重庆南坪会展中心联合主办“港澳台渝会展合作论坛”等等。而且与日本、韩国以及东盟国家的相关交流活动在业界同样引起了较大影响，如由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中国贸促会展览管理办公室、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等机构主办的“首届中国－东盟会展业国际合作高峰会” 吸引了近200位海内外会展业高层人士参加。

七、教育培训发展迅猛，专业人才资格认证培训成为新热点

2006年会展教育培训工作稳步发展，业内交流研讨活动不断深入。其中有代表性的活动有两个：一是2006年3月，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议与展览专业委员会等机构主办的“第一届全国会展教育年会”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胜利召开。本届年会共吸引了来自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30余所高校的60多位代表参加。与会代表就会展专业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会展教学与师资培养、会展人才培训认证以及会展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等热点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二是由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会展教育专业委员会组织的“中国会展教育论坛——大型会展案例学术研讨会”11月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会议提出了建立大型会展案例库的构想。

除此之外，2006年会展教育培训领域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会展专业人才资格认证项目的迅猛发展。2006年，除了中国贸促会与IAEM联合开发的注册会展经理培训(CEM China)项目继续受到业界人士青睐以外，长三角以及广州地区的会展专业人才资格认证工作也有了较大进展。其中有代表性的事件包括：（1）长三角紧缺人才培训服务中心首先在杭州、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宁波六大城市开展现代会展岗位能力证书的培训考试项目；（2）由上海市人事局牵头，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上海世博人才发展中心、上海市会展行业协会共同推出《上海市会展管理专业技术水平认证》项目；（3）2006年11月，《广州市会展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评价暂行办法》和《广州市会展管理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正式实施；（4）2006年11月，由中国商业联合会商业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会展研究中心联合起草的《会展业职业经理人》协会标准项目已经完成专家征求意见，进入了最后的审批阶段。

八、行业组织稳步发展，新组织以从事研究、教育和培训为主

2006年，会展行业组织稳步发展，四家新机构正式形成。既包括国际会展组织的分支机构，也包括全国性行业组织，此外还有地方性行业组织。

这四家机构是：（1）由商务部研究院等单位发起筹建并由商务部主管的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

（2）由商务部人事教育劳动司批准并在国家民政部备案的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会议与展览专业委员会；（3）国际展览管理协会（IAEM）中国区办事处；（4）河北省会展经济学会。

第二节中国展览业市场运行特征

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展览市场的运行特征，2006年课题组在2005年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对京、沪、穗三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展览市场进行了重点监控。监控的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展览会总体数量、行业特征、季节特征等方面对三个重点会展城市的展览市场进行监控；二是重点选取了35家展览会，对1436家参展商和714位专业观众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考察参展商和观众对2006年三地展览市场的反映。从最终考察结果看，同2005年相比，2006年京沪穗的展览市场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征：

一、展览会总体数量有所下降，京、沪、穗三地分布比例基本稳定

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主要展览场馆公布的展览计划来看，2006年三城市大约举办了864个展览会，与2005年的950个相比，总体数量下降明显。这种现象表明，京沪穗三地市场正在逐步走出近年来简单地数量扩张的困局，展览会正在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课题组在关于展览会满意度调查中，得出的参展商和专业观众对2006年三地展览会总体满意度高于2005年的调研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种市场转型的特征。

除此之外，从京沪穗三城市举办展览会的数量看，与2005年相比，三城市展览会的地区分布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上海办展数量最多，占总数的40%；北京次之，占39%；广州所占份额相对较少，只占到21%。

二、展览会的行业集中度较高，各城市的热点展会与该城市的社会经济特征比较吻合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北京位居行业领域前10位的展览会占展览会总数的比例从2005年的68.3%上升到了72.4%。其中“房产、建筑、装潢”类和“教育、培训、艺术”类成为北京展览会中最活跃的领域，这显然和北京地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旺盛的住房需求以及北京高校以及科研机构林立从而每年有大量毕业生的现状相吻合；上海位居行业领域前10位的展览会占展览会总数的比例接近去年的70%，其中“房产、建筑、装潢”类展览会在上海仍居首位，同时由于上海机械、化工、汽车、造船等制造业明显优势，从而决定了机械化工类展览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同上海一样，广州位居行业领域前10位的展览会占展览会总数的比例继续和2005年的约70%持平。与珠三角地区的“世界制造业工厂”的区域发展特色相关，“机械、工业、加工”类展览会稳居总体数量的首位。

三、展览会越来越受到企业重视，参展人员在企业的管理层级有所提高

从2006年参展人员在企业的最高职位调查中发现，不仅中高级管理人员占据非常高的比重，而且同2005年相比，参展人员在所供职的机构中的职位总体上有所上升。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由公司高层领导亲自带队参展的企业比重高达61%，比2005年的41%提高了20个百分点，公司中层领导带队参加的比重为32%，仅由一般员工参加的企业不足10%；而且，相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海外企业中公司高层领导带队参展的比重更高，高出国内企业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海外企业，都对展览会这种综合性的营销平台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且从带队参展人员在公司职位有所提高的调研结果看，展览会作为高效率的营

销手段，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重视。

四、市场渐趋规范，参展商和专业观众满意度均有所提高

随着国内展览市场竞争态势的加剧以及各种市场监管措施的不断完善，京沪穗三地的办展水平有所提高，2006年针对三地展览会满意度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不管是参展商还是专业观众，对三地展览会的满意度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首先，从国内参展商的满意度调查结果看，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例约占六成，而2005年的相应比重还不到50%；其次，从国内参展商对参展后的业务预期看，2006年参展商表示参展后的业务预期肯定会增长的比重为46%，与2005年的36%相比增长了10个百分点；最后，从专业观众满意度的调查结果看，2006年满意度明显高于2005年。特别是国内专业观众，2005年表示满意和非常满意的比例仅为43%，而2006年却达到了66%。这说明随着国内展览会的质量的不断提高，专业观众的满意度也有了较大提高。

五、民营企业在全部参展企业中占据“半壁江山”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异军突起，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展览会中最活跃的参展主体。2005年和2006年的调研结果均显示，民营企业在全部参展企业中占据44%的比例，成为所有参展企业中所占比重最高的类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5年和2006年调查结果都表明，国有企业在所有参展企业中已经成为比重低的类型，2005年的调研结果为9%，2006年的调研结果为10%。

六、中小企业成为专业观众的重要来源

从专业观众所在机构的员工数量调查结果看，派员参加展览会的企业，不管是国内还是海外，都以员工数量在500人以下的中小型企业为主，这一比例高达78%；其中100人以下的比例为47%，100至500人的比例为31%。

七、网络在展览会的组织和营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因特网的普及，网络在展览会的组织及营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调查结果显示，通过网上浏览展览会有关信息已成为参展商和专业观众了解展会信息的重要途径，同时主办方通过E-MAIL方式向参展商以及专业观众发出邀请已经成为推广展览会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