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政府信用建设(正文)
论政府信用建设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诚信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对诚信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商业领域,而忽略了作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倡导者和维护者的政府诚信。政府诚信是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石。有关政府诚信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也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一、政府信用的诠释
(一)政府信用的定义
政府是执掌公共权力的主题,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体系。政府的地位和影响源于“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由此,政府信用相对于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而言,影响面较广,影响程度较大,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政府的政治权力的终极目的是增进社会福利,在我国,政府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诚如洛克所言:“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众福利。”一个国家政府能否实现公共福利,就成为人民衡量政府好坏的最重要指标,因为就存在着一个政府宗旨能否与政府行为相称的问题。国民和企事业组织对政府践行其宗旨的程度有自己的评价,外国政府对一国的政府也有着各自的评价,这些评价往往决定了该政府信用水平,决定了一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政府信用就是国内外社会各主体对一个政府守约重诺的医院,能力和行为的信任。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表率,是整个社会诚信建设的核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极大。因此,应当把政府诚信作为社会诚信建设的龙头。面对政府诚信缺失的现状,加大建设诚信政府的力度,充分发挥其表率和示范作用刻不容缓。
(二)政府信用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标准政府信用分类不同,主要标准大致有政府信用水平,政府层级,政府信用范围,政府职能。1.按政府信用水平分。
可以将政府信用水平低下和信用充分。一个国家如果因民生凋敝而面临大规模的社会不满和**,则为政府信用低下;反之,如果一个政府执权不是靠暴力而保持高度的社会稳定和繁荣,我们则称之为信用充分。2.按政府层级来分。
可以分为中央政府信用和各级地方政府信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这个分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职责和权能。3.按政府信用的范围分。
可以大致分为外部信用和内部信用。这主要是以管辖范围决定,外部信用是指一国政府权力管辖范围以外的主体对该政府的信用评价,内部信用则是政府对与它管辖范围内的个人或集体而言的信任程度。总的来说,外部信用是政府信用和政府合法性的基石,而内部信用则是前者的延伸。在当今全球化日益深化情况下,就一个国家的政治而言,其职能大多也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方面,地方政府信用也有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4.按政府职能来分。可以分为管理型和服务型两部分。近年来,在理论界普遍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强调“从以统治为中心向以管理为中心的转变。继而“从以管理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的转变”。现代社会有限责任政府职能除了通知之外,主要是管理和服务,这两种职能愈来愈得到重视和强化。这两方面都会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二、加强政府信用建设的意义
在社会信用缺乏的现代,政府信用之所以被重视而引起人们高度关注,是因为政府信用实际上确实是一种稀缺资源,是当代社会发展所必须但却缺乏的资源。
(一)经济效应
市场经济两大支柱:物质技术和道德约束。信用是最主要的道德支柱,是一种隐性资源,无形资本。
“这种低信任对社会和经济的损害是显然的,它使交易成本急剧增长社会分工受到阻碍,并将在长期上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鉴于此,不少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的道德问题,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秩序需要某种道德支撑。那么这个道德支撑到底是什么呢?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所谓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最重要的是信誉和信任。”
信用是市场经济最主要的道德支柱。信用是资本使用的必要条件,没有了社会信用,或者社会信用水平很低,则资本将无法或难以运用而为社会创造财富。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社会正面临着信用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副作用是相当大的:“在我国,当前社会的信任程度普遍低下,使许多经济手段不能运用,经济杠杆失灵。失信不仅产生经济方面的影响,还使社会信用程度程度降低的状况恶化。政府信用是市场经济道德支柱的重要内涵,如果政府信用缺失,市场交易主体就会面临着许多制度预期不确定的困境。政府信用对于交易成本也有着重要影响。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表明,高度的政府信用表示的稳定的经济制度环境,对于交易成本的节约,从而提高效益,增加利润是非常明显的。
(二)政治效应
马克思认为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实际上,合法性的基础存在于政治统治体系能否满足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在特定生产关系框架中的政治需求,纯粹的功利关系难以产生合法性,精神合法性占据了一定的位置,政府信用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民心中政府的合法性。
合法性问题是人民评判一个政府应否存在,是否具有权威性的标准。政府失信是一种大失人心的政治行为,它无疑会大大降低政府的合法性,甚至导致被新政府取代旧政府的危机。
(三)社会效应:政府信用与和谐社会的建立
在现代,一般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指社会成员能够实现各尽其能,各展其长,社会阶层之间能够实现互动,利益分配能够公正,社会能够实现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全社会倡导并形成诚实守信,互帮互助和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可概括为“诚信友爱”。诚信要求社会成员应该自觉遵守社会规则,规章制度和公共秩序,并按这些规范行事。社会和谐与规则,秩序密切相关。没有规则就不成方圆,规则和秩序产生和谐,如果一个社会有了合理的,统一的社会规则,而社会成员又能自 2 觉地遵守这些社会规则,这就有了诚信。要实现整个社会的诚信友爱,就要积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道德文明基础。政府信用建设在这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
三、政府信用建设的必要性
(一)政府信用缺失的主要表现
对政府官员而言“纵使强化制度监督约束和道德教化,除非政府官员的道德境界尽善尽美,否则要根除政府官员失信是不可能的。” 1.政府公共权力行使不当,存在与民争利的现象。
政府失信与公共利益是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是因为政府行为是围绕着公共利益而展开的,公共利益也是各级政府工作的核心。政府失信是违背公共利益的行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政府失信都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剥夺,对公共利益的瓜分。
接踵而来的便是政府权威的下降以至于合法性的丧失,任何一个失信的政府都必定没有应有的权威。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的政策就不能有效地贯彻实施。2.政策措施朝令夕改,社会秩序混乱。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科赛指出,从现存不平等系统中取消合法性,是冲突的首要前提。社会秩序的维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以现存的制度的认可为基础的。这种基础减少之后,就会发生冲突,引起社会**。
行政决策是政府行政活动的起点,也是政府信用的核心。当前诸多地方政府在决策时不从实际出发,不深入调查研究,不讲究科学,不发扬民主,只凭经验和习惯办事,凭主观臆断,致使决策屡屡失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凸显所谓的政绩,不顾现实需要和承受能力,大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换一个领导换一种思路”、“换一届政府换一套政策”,造成“一届的政绩,几届的包袱”,而“新官不认旧帐”以及“打白条”(实际就是政府公然赖帐)又比比皆是,从而失信于民。3.执法活动缺乏公正严明,背离职责,越位缺位。
很多地方政府往往是冲动和冷漠并存,即积极介入当地经济活动,对提供公共产品、增加社会服务了无兴趣。凡是能捞到好处的,本不该介入的却积极介入,向百姓集资,为企业担保;凡是无经济收益的,本该作为的却消极不作为,违法犯罪猖獗,社会治安恶化。远的不说,看看咱们的首都北京,人民警察终日里热衷违章罚款,而对多年存在的、遍布街头小广告(猖獗的制假贩假)不闻不问。这类城市癞痢泛滥,表面损害的是首都形象,而实际伤逝的是政府信誉。
4.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社会福利增长乏力。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府的合法性角色在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建设政府信用必须符合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包括:责任,公正,诚信,自由,法治等等。作为地方政府效能的标志是政府的行为能较准确地反映公众的意愿和偏好,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在种类,数量和质量方面符合公众的要求。这反映了以民为本,公众导向的价值取向。5.滥用权力,腐败堕落。
“公生明,明生廉,廉生威”。政府官员若不能居心为公,执政为民,就很难廉洁奉公,为民谋利;而权力若不得到有效监督制约,就会倾向滥用,以权谋私,腐败堕落;法律权威若不高于行政权力,就易于出现执法不严,以权代法。人民赋予政府官员以行政权力,是要求“权为民所用”,进而“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但是由于不能居心为公、缺乏有效监督、不依法行政,而是执迷于以权谋私,腐败堕落。如此,必然使诚信缺失愈演愈烈。
(二)政府失信的主要缘由
1.政府自身利益。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利益主体。这一利益主题在中国现阶段集中体现的是部门利益,或部门小集团利益,甚至就是一些部门领导的个人利益。国家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集团利益个人化。长期以来,由于政府代表着国家,是国家的具体化,而政府则通过各个职能部门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国家、政府、政府部门以及部门领导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被模糊了:“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政府=国家”。实际情形是,四者之间同样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存在“内部人控制”与“道德风险”问题。在当今,由于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利益集团形成但尚未得到有效制衡,以及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这使得政府部门利益趋于膨胀,以维护政府乃至国家利益为名,行部门利益之实的情形不时出现。一些政府部门为谋取本部门或小集团利益,往往打着维护政府及国家利益的旗号,滥用政府与国家信用,使政府与国家信用严重流失。2.历史根源。
社会信用是商品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的产物,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较短,法制、平等、契约、信用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还相对匮乏。受长期封建主义和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不少政府官员还没有把自己真正置于“人民公仆”以及“服务者”的位置上,头脑中还根深蒂固地残存着高高在上的特权观念和为所欲为的意识。另一方面,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时期,各项制度、法规有待完善,这又进一步固化和放大了政府失信行为的滋生和蔓延。3.内外制约少,失信成本低。
诚实守信不仅需要主体的端正道德意识,自觉诚实守信,而且需要外在压力。外在压力一方面来自社会舆论约束,更重要的是法律制约,使守信的“收益”大于失信的“成本”,或失信的“成本”大于失信的“收益”。在中国,长期以来,诚实守信更多的是依靠道德意识,而十年“文革”近乎完全摧毁了约束公民自觉诚实守信的道德力量,“依法治国”还处在“干中学”的过程之中。在政府、企业、个人三类信用主体中,政府拥有超强的力量,资源配置权、话语权乃至法律重器都严重向政府倾斜,所受到的内外实质性制约少之有少,其失信的成本非常低。4.政府公务员现代诚信意识淡薄。
政府诚信缺失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政府公务员“契约诚信”观念不强。手中执掌者国家的行政权,就应该有一种责任,还应当承担行为的后果。当人民把职务给了你,就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即委托方将行政权委托政府行使,作为代理方应当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假如代理方职责履行得好,其官员就应当获得应有的工资、酬、荣誉等。假如政府不能提供委托方的正当需求,无法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代理方就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理,委托和代理关系的存续也就值得考虑了。这种关系必须以诚信为支撑。而诚信的背后是人与人交往关系的平等原则。但相当一部分公务员没有这种诚信理念,对 4 担负的工作从未想过还应该向人民承诺,还要负违约的责任。
(三)政府失信的危害
政府失信,是社会普遍失信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不守信用,出尔反尔的政府将直接成为公众道德水平普遍降低的加速器,也将成为整个社会信用滑坡的根本原因。”政府不诚信“对社会信用秩序的胡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其他社会主体不同,政府不仅仅要自身讲究诚信,而且要在创建信用制度和机制环境中负责任。
1.破坏法治基础,法律制度缺乏稳定性和明确性。
法治国家前提是信用社会,促进国家法制建设和完善。
阿尔蒙德认为“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的人力物力也将减少。[1]政府信用是褒词政府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关键,要树立全体成员都能够共同接受的理念,才能建立起强有力的法律体系,才能稳定社会。
政府是管理国家的中枢,是政策法令的制定者、执行者,是社会秩序的监督维护者。要保证政令畅通、社会有序发展,政府除了恰当运用法律赋予的公权外,更多地还应是依赖于取信于民,依赖于广大民众的凝聚力、向心力。政府失信必然会损害政府应有的公信力和亲和力,进而损害公权力之基础,广大民众必然会对政府的一切行为产生怀疑。这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逆向选择风险,政府职能的实现就必然遇到阻碍,法令、决策就很难得到贯彻落实,“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必然盛行,政府行为就得不到社会和民众的支持与配合,甚至还会引起民众与政府的对抗,动摇政府行政的基础,危及政府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2.导致对使用强制和制裁更加依赖。
政府处于社会结构金字塔的顶端,由于政府代表国家执掌公共权力,行使公共管理的职权,起政府过程的对象是社会所有组织和公民,因此,政府总是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其行为的影响也易成为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关注点,政府的影响就具有非同一般的广泛性。
作为权威的政府一旦失去信用就将造成严重的混乱,一方面政府会凭借其一系列强制手段迫使社会成员按照政府意志从事活动;另一方面,按照一定规则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关系,是政府信用影响力的最直接表现。一个政府如果信用水平不高,社会成员对其政策和行为就会产生怀疑和抗拒,以此看来,政府依靠的强制手段和制裁就会增多。3.威胁和谐社会的构建,从而导致社会秩序混乱
公民如果信任政府,那么对政府的态度就是认同的。政府信用的缺失往往引发社会矛盾,社会矛盾表现为人们不同利益的冲突,而一个失信的政府是无法有效地去解决利益冲突的,社会矛盾得不到解决就会加剧,导致政治状态的不安定,从而使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不稳定。
我们衡量一个政府的好坏,通常是通过政府是否能够满足人民利益需要,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人类文明不断前行的现代,一个政府不仅仅要满足人们的利益需要,更重要的是使社会成员对政府通知和管理产生信任和认同。因此,一个国家通过政治认同所形成的政府信用度越高,社会就越稳定,越和谐,反之,如果政府信用度越低,社会就是越不稳定,引发危机和社会矛盾的可能性就越大。4.影响市场经济的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步履维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为关键的,恐怕还是作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核心的政府信用的缺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政府无信更无可奈 5 何。政府的权势无可匹敌,如若再不讲德、不讲理、不讲法,企业与个人便无可奈何。但是,无可奈何的企业与个人可以选择“敬而远之”,可以选择“上行下效”,长此以往,“无信而不立”必然引起对政府的信任危机。由于自身缺乏诚信,由地方政府来组织实施的信用体系建设,自然会大打折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政府信用随意透支,会增加政府的信用风险,破坏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和市场秩序的正常维护。
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体制,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5.对国家国际地位和形象的影响。
加强政府信用建设,不仅仅是我们政府自身的完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地位和形象。美国认证协会主席米罗葛若曾说:“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印象,首先是企业产品的质量,其次是政府信用,然后是一个良好的法律保障,综合起来的信用就是我们作出判断的眼睛。”由此可见,国际上对于政府及国家的信用的重视。
政府信用建设,不仅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且也是促进中国经济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需要。国际社会呼唤信用中国,而信用中国的建设需要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以取信于国际社会,进而推进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首先是政府“入世”。在中国政府签署的160多条“入世”协议条款中,仅有20余条与企业市场有关,其余的均涉及政府。根据WTO规则的要求,各级政府制定的有关涉外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规范性文件等,都不能与WTO的规则相违背,要求政府的行为要公开、公正、诚实、守信,政府要平等地对待各类市场主体,不能搞地方保护主义,不能搞区别对待。而且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必须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决不能搞暗箱操作。因此,政府的诚实守信直接关系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关系到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国家”地位的努力。
四、实现加强政府信用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转变传统观念,政民关系的正确定位。
自古以来在中国,“君舟民水”“官老爷”和“草民”等思想根深蒂固,政府和人民是委托和代理的关系,受中国传统的观念的影响,这种关系却常常被定位为官贵民贱,服从和领导的关系。
在中国,“官本位”思想,“草民观念”“政府至上”这些类似的现象对政府信用建设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这既有利于增进人民对政府的信用,增进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沟通合作,同时又使人民对政府产生过度的依赖,丧失了人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在信任政府和张扬人民个性之间求平衡,正确定位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增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交流,是我们建设政府信用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们应当重视人民权力的作用,人民权力是指与政党权力,国家权力相对应的一种权力。在这三种权力当中,人民权力是起点,也是终点,人民权力对国家权力和政党权力形成了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机制后,政府诚信就有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我们应该清楚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并非上下级的服从与统治的关系,只有在平等的关系中,坚持以民为本才有可能建设良好的政府信用。
(二)政府制度化,体制革新与完善
1.民主制和责任制。
民主机制是建设政府信用的基本保障。政府制度和体制的合法性是指政府制度和体制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程度。在宏观层次上,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政府制度和体制的合法性程度成正比关系。因此们为了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对政府制度和体制的设计应该力求科学合理,以便取得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使政府能够履行维护和促进主权者利益的职责。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典型的政府制度,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权利制约正式政府体制化实践中确立起来的。
诚信政府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政府信守对公众许下的诺言,在诸如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普及基础教育等问题上,都达到预定目标,有效履行自己的职责。
正对地方政府分权但欠缺责任的情况,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的权力流失严重,笔者认为,增强基层公务员对公众负责的责任感,也是增强公众对政府信任感的方法。2.监督体制的完善。
就目前中国的行政监督机制来看,是有待完善的。在我们地方政府的基层建设中,公民监督的实际效力并不明显,缺乏合理畅通的监督渠道,政府官员中真正可以做到为民请命的毕竟还是少数。笔者认为,政府在基层建设中做到广开言路,虚心接受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加强与民众的沟通,实行政府公开化和提高信息透明度,是政府的诚信建设的有效途径。
在规范权力主体方面,通过修改宪法,进一步完善《行政法》《国家公务员法》。对党政机关的各项纪检监察制度,均应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和对违反党纪,政纪,法纪问题的具体处罚规定,做到规范和惩罚并举。在监督和制约方面,国家应尽快制定和颁布指导监督活动开展的一个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督法》。实行人民群众的监督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要让让人民树立起主人翁的责任感,这要求政府要积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保护权和批评权。此外,我国应当尽快制定《新闻法》,切实从法律制度上保证新闻舆论的自由,发挥对政府信用建设的监督作用。
(三)加强法制化,坚持德治与法治结合。
社会主义国家非常注重通过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宣传来维护政府权威。意识形态在政治上与统治阶级相互适应,因为事实上它保证了社会统一代理人的作用,对于政府信用建设形成而言,加强道德建设,形成正确的意识形态主流非常重要。1.对政府官员自身的素质要求
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必须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政府官员掌握着公共利益的具体分配权,应具备胸怀国家,服务人民的价值追求,超常的管理水平,综合的科学知识,极强的责任心和诚信,一个干部如果具备这些素质,就不会产生政府失信的现象。我们要注重权力主体党员的素质问题,对于素质不过关的,要宁缺毋滥。
国家公务员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肩负着重大责任,对于建立一个连接诚信的政府也居于重要地位,在行政管理中,公务员发挥着指挥,传递实施控制,协调等执行作用,是政府于群众的桥梁,也是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模范。
笔者认为,国家公务员职业道德教育的加强,是有效改善我国当前社会上存在消极腐败和诚信缺失,政民关系紧张仙子昂的一个重要手段。尤其是处于基层的公务员,在与人民群众直接交往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杜绝一切滥用权力,徇私枉法,做到一心为民的要求,必定可以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2.建立科学的政绩考评制度。
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征信对于政府官员来说,犹为重要。事实上社会公众和政府之间关系一直存在不平等,在一个法律制度没有高度完善,社会道 7 德没有完全规范的国家里,政府出现失信的现象时,公众追究政府责任和追索损失往往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在制度保障不完善,政府官员素质不高,缺乏责任感的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智障者,表率的作用更是责无旁贷。公众对一个政府的信赖首先取决于政府官员的好坏,对于政府官员的培养和筛选必须严格,要选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正如邓小平同志对党员干部说的“真正干出实绩来,才能取信于民!”
诚信行政应作为公务员考核的主要内容。人们倡议建立信誉等级评定制度,设立相关评定机构,其评定内容是:政府部门设置和职能情况、依法行政情况、决策和管理的科学程度、信息公开程度、政府工作效率、公务员知识化和专业化程度、政府支出和债务情况、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程度等
结束语:“一个民族不能缺乏信用观念,一个国家不能缺乏信用制度,一个社会不能缺乏信用体系,一个企业不能忽视信用管理。”这是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信用论坛”喊出的口号,而论坛的主办者之一就是国家经贸委。建设信用经济,规范市场秩序,首要是建立信用政府。信用中国打造中国信用监督平台扶正倾斜的信用大厦,让信用不再成为稀缺资源,政府既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又是扶正祛邪的仲裁者。
参考文献:
1.章延杰:《政府信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刘莘 :《诚信政府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3.李成言:《现代行政领导案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徐国亮:《政府权威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 5.谢庆奎 佟福玲:《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6.吴丕:《中国反政府—现状与理论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7.林钧跃:《消费者信用管理》,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 8.廖进、赵东荣:《诚信与社会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 9.博阳:《诚信危机-透视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0.廖志杰、胡军:《诚信--传统意义与现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第二篇:工商分局政府信用建设总结
工商分局信用建设工作总结
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建设“政府信用建设”的决定,结合省、市工商局提出的“信用工商”建设要求,工商分局在政府信用建设工作中,全面按照《关于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提升政府行为公信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落实措施、扎实整改,结合分局工作职能,积极开展“政府信用”建设活动,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切实提高部门工作质量,努力搞好优质服务,充分发挥工商分局在政府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现将有关工作总结如下:
一、领导重视,狠抓落实。
接到文件后,我分局立即进行部署,5月8日分局党委认真学习了政府的两个文件精神,专题研究了工商分局开展“政府信用”建设的实施方案,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三位副局长任副组长,各科(所)长担任成员的领导小组。而后分局又专门召集相关科、室负责人进行部署,再次强调政府信用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明确了相关科室的工作任务。5月16日我分局下发了《关于印发〈工商分局信用建设工作计划〉的通知》,根据分局的实际,详细制定了实施步骤,明确了工作目标。由于领导重视,组织落实,责任到人,我分局的“政府信用”建设工作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氛围。具体工作中,分局党委根据区“政府信用”建设通知方案,在全局范围内组织全体机关干部重温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两方面入手,实
案值3450.5万元,罚没款107.3万元,市场秩序日趋好转。
开展集贸市场专项整治。上半年,我们分三个阶段,在辖区全面开展了集贸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共查处各类案件989件,查处假冒伪劣商品121件,没收非法盗版音像制品5224盘。
开展了无照经营专项整治。4-5月份,我们会同城管、公安等部门进行了2次大规模的联合执法行动取缔城区无照经营专项执法行动,对无照经营户进行“拉网式”的全面清理。这次整治执法行动把城区主次干道、新村地区、城乡结合部、重点市场周边定为重点地区,把餐饮、娱乐、美容美发、电子游戏、网吧等划为重点行业。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取缔难度大的钉子户,采取端窝点、拔钉子户的措施,效果明显,同时在集中整治过程中,对具备条件的,督促其补办执照。据统计,共查处无照经营187户,取缔80户,引导登记107户。
针对“非典”防治的重点和难点,分局在4月下旬集中人力,开展了全局性、全区性的集贸市场和流通领域的专项整治。局所联动,严密部署,层层落实,成效显著。共出动检查人员近2000人次,对全区31个市场、3000余家经营单位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查处与“非典”有关的违章违法经营案件6起,督促各类市场消毒72次,查获不合格口罩3000多只,虚假广告宣传3起。
2、对查摆出干部业务素质尚需进一步提高的问题:分局党委在确定今年为全局“业务培训年”的基础上,建立了执法干部“学法日”制度。明确了将执法实务培训作为今年经检、法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
终审制”。即改变原来的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先由所在地工商所审核后报分局审核的程序,分局授权各工商所对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的终审权,不再报分局审核。
4、对查摆出干部队伍建设亟需提高的问题:针对“政府信用”建设工程,我们进一步加强了对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并专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行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了《工商干部八小时外监管制度》,成立了督查小组,对分局各部门和全体干部从贯彻“廉洁从政十条纪律”等7个方面实施督查,并建立具体相应的奖罚措施。
结合“从政十德”教育,强化工商干部的诚信意识和规则意识,牢固树立“职为民守、责为民尽,利为民谋、益为民求,业为民兴、绩为民创”的思想,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自觉为“政府信用”建设添砖加瓦。
三、工商分局政务公开的内容:
1、申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符合条件、手续齐全,原则上5个工作日内办完。申请企业设立、变更登记,条件符合、手续齐全当场受理,并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完。以上报市局审批的除外。
2、个体工商户开业、变更登记,条件符合、手续齐全当场受理,并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完。
3、企业申办商标定点印制资格,条件符合、手续完备的,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完。企业申请广告经营业务,条件符合、手续完备的,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核决定。
第三篇: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如果说经济、政治和法德制度是一个社会的结构之骨,那么其信用体系就是该社会结构的筋。一个信誉差的人难以在社会中立足,一个信用水平低的社会则不可能有很好的公序良俗。在充斥着欺骗和谎言的社会,每一个人都不得不为社会信用缺失的恶果埋单。
我国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信用基础比较薄弱。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缺乏明晰的产权界定和强烈的维权意识,经济资源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在自己所属各单位之间进行配置,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微不足道的辅助性手段,而且信用手段只能由作为政府“出纳机关”的国家银行掌握;以避免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为理由,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是被严格禁止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发展对信用提出了愈来愈高的要求,而信用制度和信用管理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却远远落后于这种要求;同时,从政府到民间,都存在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做法的痛苦过程,因而失信行为广泛发生。此外,造成中国目前信用危机有以下几方面的深层社会因素。
第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诚信意识的背离。市场经济对大众行为的根本影响,主要表现在行为的动机方面。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假设绝大多数人都会在社会给定的条件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人们长期受限制的求利心理渐渐被“正名”而得到认可,并被看做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后,一些人便堂而皇之地采用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的利益。经济生活中的各种不诚信现象渐渐向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蔓延,这是导致人们对诚信意识背离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封建专制长期压抑对诚信意识的扭曲。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民众的命运随时会因为统治者一时的喜怒哀乐而改变。人们面临着“人治”社会各种各样险恶的生存环境,不仅人们的欲望不能真实地表达,思想也受到种种限制。说谎献媚往往可以给人带来好处,真实诚信却常常吃亏遭殃,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扭曲着人们的诚信意识,是社会诚信意识缺失的内在原因。第三,道德教育政治化对诚信意识的弱化。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体制中对
德育非常重视,但在内容设置上往往与政治教育相融合,甚至以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服从于政治需要,片面强调政治意义上的“忠”而忽视个人本性的“诚”,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这是导致失信的重要原因。
第四,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发达国家大都有比较健全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包括国家关于信用方面的立法和执法(银行信用方面的立法、非银行信用方面的立法和失信惩罚机制);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监督管理;政府对全社会的信用教育和信用管理的研究与开发。目前我国在这些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虽然都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刑法》中也有对诈骗等犯罪行为处以刑罚的规定,但这些仍不足以对社会的各种失信行为形成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和约束,针对信用方面的立法仍然滞后。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问题也相当严重,社会上更是缺乏严格的失信惩罚机制。政府对信用市场的监督管理薄弱,对从事企业信息服务的中介机构缺乏有效的监管。
第五,信用中介服务十分落后。目前我国仍是“非征信国家”,因此,社会信用中介服务行业发展滞后。目前,我国虽然也有一些为企业提供信用服务的市场运作机构(如征信公司、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调查机构等)和信用产品(如信用调查报告、资信评级报告等),但不仅市场规模很小,经营分散,而且行业整体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基本处于无序状态,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学的信用调查和评价体系,导致了企业的信用状况得不到科学、合理的评估,市场不能发挥对信用状况的奖惩作用,企业也缺乏加强信用管理的动力。
信用问题已经成为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信用体系建设大致包括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公民信用等三个层面问题。不过,人们更为热衷于讨论的是企业和公民个人信用问题,而对至关重要的政府信用问题却鲜有问津。所谓政府信用就是民众和社会对政府信誉的主要评价或价值判断,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是国家信用的主题,同时也是执政党和政府形象的具体体现,政府信用堪称一国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基因。“取信于民”是政治开明、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政府信用直接关系政府的形象和政府的信誉,政府信用是政府权威的灵魂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就像著名经济学家张维新先生的观点一样:“要建设中国信用体系,首先要打造信用政府”。实际上,政府的威信一靠外在的政绩,二靠内在的信用,以牺牲政府自身的引用炮制的所谓政绩必然是“失信于民”的泡沫政策,“取信于民”其实就是政府最大的政绩,最有威信,最有公信力的政府必然是通过“取信于民”赢得民心的“信用政府”,用老百姓的大实话讲:政府“说话就要算数”。
俗话讲: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这杆无形的心中之秤就是用老衡量政府信誉度的“信用之秤”。政府信用的失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政令朝令夕改,官僚主义的行政作风盛行,行政腐败严重,行政决策随意,行政不作为泛滥,行政缺乏透明度,制造行政神秘感氛围,滥用行政管制,不当干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行政执法中的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倾向明显等等。在现代法制国家,政府治理模式已经由官僚行政向民主行政、人治型行政向法治型行政转变,而民主型行政和法治型行政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政府恪守信用。政府的存在就是基于为广大纳税人提供服务的需要,用句中国式的政治话讲,就是要“为人民服务”,政府制定的每一项法规、政策,措施其实就是对民众的承诺,都是与民众订立的无形的公共契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滥用职权,执法不力,执法不公、执法随意,甚至执法犯法都是对政府信用的嘲笑。
市场经济是最典型的信用经济,信用是最贴近市场经济本色的隐喻,信用经济的理论不仅仅指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个人或企业的市场行为要诚实守信,同时也强调作为市场宏观调控和监督主题的政府也应恪守信用,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对自己行政行为的后果负责。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政府应当坚持“有所谓”和“有所不为”的理念,戒掉动辄行政管制之“瘾”,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正当的市场调节行为。信用政府的魅力不只是在于美化政府的形象和提升政府的信誉,还体现在可以赢得民众的信赖,支持、配合政府的决策和管理,从而实现内外两方面的“双赢”。因此,讲求信用,取信于民是政府的形象所系和魅力所在,也是广大老百姓的福祉所依和民心所向。
孟子曾说:“诚,是建立在天人合一与性善论基础上的,天道本身就是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诚不是法制社会对个人必须做出的基本要求,而是整个个人对社会的义务。
道德的诚信是发自内心、自愿的、不计利害算盘的诚信,而非换取利益的筹码、追求诚信并不局限于你的职业、年龄、社会地位,它是人的一种操守,是道
德、人格不可获取的因素,也是确立了这样的道德诚信,各种诚信制度才能从道德上得到保障。信用的建立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制度上不完善的转型期,诚信往往会使眼前利益收到一定程度的损害,这时道德的诚信尤为可贵,如果大家都追求策略的诚信,那么在诚信还未能获得明显利益的情况下,谁会讲究诚信?诚信又从何开始建立?
政府在信用体系中处于特殊地位,即政府是信用规则的制定者、维护者,也是对失信行为的裁判者。政府的信用形象和维护信用的能力出现偏差,社会整个信用状况就会产生动摇。而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信用的最大需求者和供给者。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在全社会的信用总量中起着支配和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关键是规范和提升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
建立信用政府,最基本的要求是“办事有章,言而有信”,转变职能,政务公开,依法行政。首先要强化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其次,要加快制定《行政许可法》等规范市场主体和政府行为的新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的统一管理和协调,以规范、高效的行政服务搭建起政府信用平台,减少行政审批环节,打破地方保护,为企业提供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再次,要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力度,让所有失信于民的政府行为,都置于国家法律法规的监控之下,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政府行为透明、积极、规范,不仅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也有利于减少政府部门对市场的不合理干预,使政府向服务与监督并举的角色转换,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不仅要做诚实守信的模范,还要充分发挥作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尽快建立。在建设信用体系方面,政府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颁布法规,制定政策,实现对经济的指导,确立基本的信用制度;其二,支持守信,惩戒失信,行使广泛的监督职能,保障社会信用的健康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在加强对社会中介机构以及律师、会计师、医师等各类维持诚信人员的监督管理及为社会提供高质量信用服务方面,政府也应承担重要责任。
一言以蔽之,政府信用是百姓最好的“定心丸”,没有什么比拥有信用和赢得民心更加堪称政府最大的政绩。我认为打造信用政府是塑造“信用体系”的首要问题,我相信信用政府会让老百姓过上更加舒心、更加开心、更加放心的好生
活。
第四篇:论服务型政府建设
提纲:
一、什么是服务型政府
(一)、服务型政府的内涵
1.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
2.强化公共服务职能。
3.形成有效制度安排。
4.改进政府管理手段和行为方式。
(二)、服务型政府的特征
1、服务型政府是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
(1)公民需求是政府工作的起点。
(2)公共政策应该是公民需求的反映
(3)公民有权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
①公民作为执行主体之一直接承担公共政策的执行任务。
②公民作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者来参与政策的执行。
(4)公民是否满意是评估政府绩效的主要标准
2、服务型政府是有限政府
3、服务型政府是责任政府
二、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发展历程及必要性
(一)人类社会经历的三种政府治理模式
1、统治型政府
2、管理型政府
3、服务型政府
(二)、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历程以及必要性
三、更好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途径
(一)实现权力主体的多元化
(二)打造有利于社会自主发展的法律制度环境
1.完善行政立法和监督机制,坚持依法行政。
2.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3.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制度。
(三)为社会自主发展制定各种有利的政策导向
1.加快政务流程再造。
2.建立科学绩效评估体系。
3.积极引导公民有效参与。
论服务型政府建设
摘要: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服务型政府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引起了西方各国的关注。它们掀起了一股行政改革的浪潮,转变过去以“权力”为导向到以“服务”为导向。现在构建服务型政府之风已经吹遍世界。在我国,也不例外。本文在界定服务型政府概念和特征,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历程基础上,总结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经验,指出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探讨了改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途径。
关键词:
服务型政府 概念 特征 建设途径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无所不办,这种政府体制和控制型行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社会和公民发生了碰撞。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优化发展环境,对自身的改革提出了要求,这就需要有一个新型的政府形象取代旧有的控制型的政府形象。
一、什么是服务型政府
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第一次把政府职能归结为四个方面: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服务型政府,是一个能够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和全社会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一项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艰巨的任务,要求政府从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制度、管理手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实现根本性转变。服务型政府的内涵至少应包括四个层面。
(一)、服务型政府的内涵
1.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政府的管理理念决定着政府的行为。树立为人民服务理念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条件。各级政府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在政务活动中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做到保障民权、尊重民意、关注民生、开发民智。
2.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政府职能问题是政府管理的核心问题。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明确并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应成为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核心职能。
3.形成有效制度安排。没有制度保证,“服务”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要通过制度设计,加快形成政府服务运行机制。严格依法行政,维护法律的尊严,依法规范和约束行政行为。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机制、政务公开机制、群众监督和参与机制。
4.改进政府管理手段和行为方式。政府应成为经济发展方向的指引者、经济关系的协调者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做“精明的导航员”、“公正的裁判员”和“忠实的服务员”。整合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
(二)、服务型政府的特征
1、服务型政府是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
这是服务型政府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我们判断一个政府是不是服务型政府最根本的标准。也就是看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究竟是官本位还是民本位?究竞是政府本位还是社会本位?究竟是权力本位还是权利本位?以公民为中心就是实现“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的转变。具体来说“以公民为本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环节:
(1)公民需求是政府工作的起点。
公民的需求就是政府工作的指针,政府要从事什么工作、向公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不是从政府一厢情愿认为公民需要什么的服务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是以公民的需求为依据,公民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政府才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公民不需要的服务,政府不能强制使其接受。这就要求政府要深入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全面掌握社会的真实情况,广泛了解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弱势群体的意见和建议,真正了解公民的需求是什么。
(2)公共政策应该是公民需求的反映
这是公民本位在决策环节的体现。政府作为社会服务的领航者,应当致力于制定有利于公共利益以及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政策,而不应图利特定企业、利益集团,不能只做政治正确的事,而忽略政府责任与道德的实践。这就要求公共政策的达成,必须是在公民广泛参与的基础上,通过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而制定出来的。政府必须为公民自由、充分的表达其利益需求提供畅通的渠道和采取有效的途径,整合公民的各种服务需求,并确保最终达成的公共政策符合最广大公民的根本利益。
(3)公民有权参与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
公共政策制定出来之后,公民有权参与公共政策的执行。公民对执行行为的参与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①公民作为执行主体之一直接承担公共政策的执行任务。这也是新公共管理提出的公共
管理主体的“多元化”观点和治理理论提出的“共治”思想在服务型政府执行过程中的体现。
②公民作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监督者来参与政策的执行。在各种执行方式中,政府都应该为公民监督提供必要的条件,即使在那些由政府独自承担的政策执行中,如宏观调控、市场监管、执法监督等,也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向公民公开,以接受公民的监督、评价等参与活动。为此,要求政府要就各种政策的执行情况、程度以及在执行中所遇到的各种有利或不利条件等向公民及时、全面地公开,公民可以就执行情况发表意见、实施监督。
(4)公民是否满意是评估政府绩效的主要标准
这是公民本位思想在评估环节中的体现。服务型政府作为一个以服务为主要职责的政府,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公民提供令他们满意的服务,因此,是否为公民提供了他们满意的服务就成了考核政府绩效的主要指标。这也是我们党一贯主张的做法,如邓小平就认为“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江泽民同志更明确地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现在的关键是要落到实处。
2、服务型政府是有限政府
政府既不具备充分的理性,也不具备完备的德行,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超人。如果没有被有效控制,政府必然利用对公共产品的垄断来提高费用、扩充机构、增加人员、增加支出,导致官僚主义,诱发财政赤字,甚至为了政府自身的特殊利益偏离或侵害公共利益,妨碍社会公平与正义,引起社会矛盾。服务型政府中,政府权力和职能受到法律,民意和社会的限制,不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而只是对市场和社会功能缺陷的弥补,共同推进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与多元化。通过市场、社会组织与政府三者之间的制约与合作,对复杂多元的社会利益进行协调整合,共同承担起社会管理的职责,形成良性互动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
3、服务型政府是责任政府
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发展是政府的责任,这是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基本关系决定的。履权必负责,滥权必问责。责任政府行为承担政治上,法律上,行政上和道德上的责任,实行重大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缺乏完善的责任制约机制,会导致政府管理过程中责任的丧失、效率低下,以及各种寻租、腐败现象的出现,直接损害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最终导致公共利益受损,使社会不和谐。只有责任政府才能积极应对社会和公民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公正、有效率的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
二、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发展历程及必要性
(一)人类社会经历的三种政府治理模式
纵观历史长河,人类社会经历了三种政府治理模式:统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方兴未艾的服务型政府。
1、统治型政府是前工业社会、在自然经济主导下一般国家普遍采取的政府治理模式。统治型政府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维护阶级统治,从而防止社会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走向衰败,导致国家灭亡。因此统治型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如何更好实现阶级统治展开的。政府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向社会和人民提供一些服务,但都不是从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因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2、管理型政府管理型政府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但最终形成于l9世纪末20世纪初。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政府不能仅仅充当职责主要限于维持公共秩序,处理国防,外交事务的“守夜人”的角色了,这就对加强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型政府的主要特征是社会本位、公民本位、注重管理、适度干预。从传统行政到公共行政、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等几次大的政府改革运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先后经历了“守夜人” 到“干预者”、“划桨人”到“掌舵人”等发展阶段,形成了具有小政府、大社会等基本特点的有限政府、法治政府。
3、服务型政府是管理型政府的进一步发展。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化浪潮开始由政治领域向行政领域转移,公民的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越来越多地主动积极要求参与到公共行政中来,不再甘心做一个消极的被管理者,这就要求政府的管理模式必须对这种需求做出回应。服务型政府把公民本位确立为自身的指导理念,正是对民主实践发展需要的一种积极回应。在《政府属于我们》一书中,作者提醒不要忘记政府是属于它的公民的,“当我们急于掌舵时,也许我们正在淡忘谁拥有这条船。公民不仅是船上的乘客,而且更是船的真正主人”。《新公共服务》一书也提出:服务,而不是掌舵。这都意味着政府需自省,调整自己职能。
(二)、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历程以及必要性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服务型政府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引起了西方各国的关注。它们掀起了一股行政改革的浪潮,转变过去以“权力”为导向到以“服务”为导向。现在构建服务型政府之风已经吹遍世界。在我国,也不例外。
2000年《行政论坛》第4期上刊发的《限制政府规模的理念》一文,首次使用服务型政府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与统治型、管理型相对的 一种行政模式。显然,这是从政府治理模式的角度定位的。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后,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我国不能不与世界的惯例接轨,政府的功能、结构和行为也必须要有相应的转变,因此,建立服务型政府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成了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外在驱动力。2003年,非典的爆发,暴露了我国政府职能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严重缺失,它成了一个催化剂,引起了全社会对我国政府职能的 重新认识,加深了我们对建立服务型政府必要性的认识。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现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
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的 问题。如地区差异日益扩大;大量的失业人口;社会保障严重缺失;农民增收困难、负担过重、生活困难;犯罪活动日益严重;政府官员的腐败难以抑制等,这些问题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安全,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我国政府必须进行根本变革,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三、更好地实现服务型政府的途径
建立一个能够满足我国公民公共需求的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发展中一个不可回避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深层次、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施政理念的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服务能力的提升、服务行为的规范化等多方面因素。中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一)实现权力主体的多元化
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只要得到公众认可,就可以成为社会权力的中心。在公共行政管理系统中也应由政府单一化管理转向由政府、公民、社会、中介组织和市场主体共同治理的多元化治理模式。在公共服务的运作过程中,委托代理、中介行为、自愿者参与以及社区活动等均可广泛介入。要注意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吸纳政府以外的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积极参加政府公共活动,实行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这有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逐步改变政府角色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为更加合理地界定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中的职能,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奠定良好基础。
(二)打造有利于社会自主发展的法律制度环境
1.完善行政立法和监督机制,坚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官而非治民,是依法治权而非治事,其实质和重心是对行政权力加以规范和约束。当前,应特别重视界定行政立法主体的立法权限和约束条件,防止个别部门以“法”扩权或越权谋取集团利益。同时,完善政府行为的监督机制。政府公共权力的行使要透明,形成政务公开的制度性框架,发挥审计、监察部门、媒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2.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对行政审批的运 作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索,实现制度创新,建立一套新的、有效的行政管理模式和管理办法,是实现政府职能 转变的有效途径。改革行政审批的实质是对权力的一种下放。在权力下放的过程中,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以此为契机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实施行政许可法 中的新问题、新情况,真正做到严密审批程序、简化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使审批过程规范化。
3.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制度。在现代社会,公 共财政是公共体系运作的血液,是政府提供有效公共服 务的基础。目前,我国的财政支出格局还带有比较浓厚的 “建设财政”特点,财政支出被大量用于那些本该由市场 发挥作用的领域,经济建设支出过高,公共服务支出偏 低。因此,要发挥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作用,必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步伐,加大财政支出 中用于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公共服务项目的比重;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建立规范化、法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三)为社会自主发展制定各种有利的政策导向
1.加快政务流程再造。
目前,政府的管理正在经历从宏观到微观,从表层到深层,由粗放向专业化转变的一个过程。服务型政府并不是大刀阔斧通过大部制改 革就能够实现的,而是一件“细活”。必须不断优化管理的层次,提高管理的效率。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政务流程再造可以利用电子政务的相关技术,按一定的方式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服务流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的建设来加强对社会的管理,从而达到缩短管理层级、细化管理内容的目的。
2.建立科学绩效评估体系。
由于我国大部分地方的公共服务都缺乏客观公正的考核评价体系,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很难“量化”。政府应当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绩效评估,进行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的测量。公共 服务绩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绩效,主要表现在经济持续发展上,国民经济不仅仅在量上扩张,而且在结构的合理前提下有质的提升;二是社会绩效,是指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其内涵丰富,包括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普遍改善和提高。三是政治绩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绩效最经常表现为制度的安排和制度创新。要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政府绩效评价,把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落到实处。
3.积极引导公民有效参与。
在现代社会,单靠政府自身的结构调整,而没有公民的参与,政府的改革就不能取得突破。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全社会的成员共同努力铸就的。在强调公民参与时,也要注意,由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组织不完善,不能一味的强调公民参与的广泛性和深入性,要根据公民的特点和议题的性质,理性考虑公民参与的梯次发展与有序参与的问题,并改进参与方式,建立激励机制,让全社会的公民都能够投入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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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和谐社会正文
论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和谐社会作为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不仅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和强烈的现实要求,更有着深厚的文化传承和坚实的理论支持。
和谐社会的依靠力量与发展归宿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把人看作是社会历史的主体,马克思说,“整个世界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决定力量。更进一步讲,“„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也就是说,历史活动不仅要以人为主体,同时还要以人为目的。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观为指导,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必须充分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
同时,人的主体地位要求主体的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尊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不仅要尊重人的生存权、发展权,而且要尊重人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尊重人的政治知情权和政治参与权。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体各种权利的实现不可能是平衡的,必然会有先有后,但在所有这些权利中,人的生命、人的价值是最为基本的。
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以人为本,人是目的,这是人的主体地位的最高体现,也是和谐社会的发展归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所当然地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马克思说过,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而且要满足人的精神文化和政治发展需要。通过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模式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系统观正是对唯物辩证法这一基本原则的进一步展开。从系统观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系统,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元素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
首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以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为指导,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既要充分尊重要素的独立性,更要注重要素间的协调。社会主体的分化既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又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正处于社会主体开始分化并进一步分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不同利益主体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不同主体间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处于优势地位的主体可能会抑制处于弱势的主体。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大的系统工程中,不同主体的各尽其能、各得其所是必须的,我们不能将社会主体的不同个性给抹煞掉,但也不能将其割裂开来。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充满活力的特征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同时,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而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具有勃勃的生机和发展的活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生力量与生力军。我们同样要尊重他们的创造愿望,支持他们的创造活动,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肯定他们的创造成果。
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来就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等子系统组成的大系统。以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为指导,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必须始终着眼于整体与全局,立足整体、总揽全局。不能只看到GDP的增长,更要避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要坚持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得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就是对于广义上的社会全面发展的一种系统和全面考虑。
此外,和谐社会系统观还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也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着,互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城乡协调、区域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我们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努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同时促进东中西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区域协调发展;还要下大力气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和谐社会的思维创新和发展转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是指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本性,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是任何矛盾的两个根本属性。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相互吸引的性质和趋势,表明矛盾的双方是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正视矛盾的斗争性,更要重视矛盾的同一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已经不再是对抗性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不断的改革完善而得到解决。至于说围绕它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更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采取和平的、渐进的、非对抗的方法去处理、去解决、去协调。顾此失彼、水火不容的唯斗争思维,在把握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的前提下,更多地关注矛盾双方的依存、融合,倡导“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兼容思维方式。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形成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局面,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而且,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也为我们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在一定意义上讲,效率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而公平则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范畴,但是一个社会的公平状况如何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这些年的发展中,我们一直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要想做大蛋糕离不开对效率的追求。但对我国社会发展来说,如何分配做大的蛋糕同样重要。因为我们在不断做大蛋糕的同时,社会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加大。在社会迅速发展,社会群众政治意识和权利意识逐渐提升的情况下,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不仅不可能产生效率,反而会导致经济的停滞乃至社会的冲突,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我们一定要注意在不放松效率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同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坚持。这些年来,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机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偏斜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造成了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和农民生活持续低迷,广大农村的交通、住房、医疗卫生、通讯以及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都还比较落后,城乡差别越拉越大。胡锦涛同志指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
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城市和工业发展单兵突进转向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发展重心的转移,体现了我们对在所有矛盾中抓主要矛盾,在矛盾的内部要素中抓住主要方面的矛盾“两点论”与“重点论”的关系的科学把握。
四、和谐社会的实现途径和发展动力
利益问题是一个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哲学问题,有着丰富的哲学内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利益的作用与地位有很多的论述:“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是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利益推动着民族的生活。”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在充分把握利益本质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承认不承认物质的、经济的利益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根本动力和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非马克思主义唯心史观的一个重要区别。从人的利益需求出发来说明历史现象和社会变化是唯物史观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来指导和谐社会的实践,就要求我们要正视并充分尊重社会群体对各自利益的追求,通过正确的途径把对利益的追求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层动力。我们要尊重社会群体对于自身利益的正当追求,并且要给与群众切实的利益。毛泽东说过:“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强调:“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而且这利益还必须让群众能看得见、摸得着。胡锦涛同志指出:“一定要把对群众利益的安排给群众讲明白”。我们不仅要告诉群众在代表着利益,还要告诉群众是如何来代表着利益,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代表着群众的利益。对群众利益的安排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为重要的内容,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这一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又快又好,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文化成果,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利益的追求是和谐社会的深层动力,但毕竟人对利益追求的无限性和现实利益获得的有限性之间是矛盾的,这就势必会产生利益对立与冲突。如果处理不好利益关系,动力就会变为阻力。用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来指导和谐社会的实践,还要求我们要注意协调利益。我们是在社会利益不断分化的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自然会有其不同的阶层群体意识、不同的利益获取与维护模式,社会群体利益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我们要坚持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妥善协调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维护合法利益,抑制非法利益,实现利益整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利益。既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推动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同时也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人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由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我们不能为了某一群体、某一范围的利益去取代、压制别的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和基本利益。“和谐相处”是每个利益主体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不能去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或者说不能以损害其他主体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利益。马克思曾经讲过,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前提。同样,每个社会群体利益的充分体现也是整个社会整体利益得以体现的前提,而不是相反。
(原载《理论前沿》200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