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律师法和刑诉法冲突的答复

第一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律师法和刑诉法冲突的答复

一．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法条：

第三十五条 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二．全国人大法工委答复

全国人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对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524号

（政治法律类137号）提案的答复

何悦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尽快将刑诉法与律师法内容相统一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7年10月28日通过了修订的律师法，该法已于2008年6月1日开始施行。依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在不与其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修改和补充．新修订的律师法，根据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和国务院提出的修订草案以及各方面的意见，总结实践经验，对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的有些具体问题作了补充完善，实际上是以新约法律规定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此应按修订后的律师法的规定执行。您提出的关于尽快将《刑诉法》与《律师法》内容相统一的意见，我们将在立法工作中认真研究。

全国人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三．报道：

来源：http://法制日报网站

新律师法与刑诉法冲突 人大法工委:按修订后律师法执行

法制网记者 孙继斌

自今年6月1日新的《律师法》实施以来，由于《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的修改相对滞后，导致现行《刑诉法》与新修订的《律师法》在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问题上规定不一，致使侦查机关和律师在实际工作中认识不

一、意见不一，从而给律师在执业中造成了很大困惑。

这个问题不仅引起了政法界、律师界、法学界的注意，也引起了立法机关的高度关注。8月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全国政协委员何悦在今年“两会”期间的提案作出答复。

这份名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政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1524号（政治法律类137号）提案的答复”中说：“依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在不与其基本原则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修改和补充。新修订的律师法，总结实践经验，对刑事诉讼法有关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的有些具体问题作了补充完善，实际上是以新的法律规定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此应按修订后的《律师法》的规定执行。”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天津大学法学教授何悦在一件名为《关于尽快将刑诉法与律师法内容相统一的建议》的提案中，指出了《刑诉法》与新修订的《律师法》在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问题上规定不一的几个方面，如：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从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起，律师可凭“三证”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但现行《刑诉法》则规定，如果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必须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后(有些案件还需侦查机关批准)方可会见犯罪嫌疑人；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案卷材料，但现行《刑诉法》规定，在此阶段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等。

为避免因《律师法》和《刑诉法》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规定导致律师无法履行职责，何悦提出如下建议：在修订《刑诉法》时，增加上述《律师法》的新内容，使《律师法》和《刑诉法》的相关规定相统一；在《刑诉法》完成修订前，建议由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就上述《律师法》和《刑诉法》的衔接问题制定规范文件。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答复，从立法机关的角度给出了明确的说法，从而有望解除困扰律师界两个多月以来的难题。律师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进喜认为，这一答复对律师来说是个利好消息。他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答复，肯定了律师法的立法精神，也维护了立法法的权威，进一步明确了律师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责任编辑：秦静）四．附件：建议

何悦：关于尽快将《刑诉法》与《律师法》内容相统一的建议

新修订的《律师法》已于2007年10月28日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并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新修订的《律师法》吸收了自1996年以来司法改革的成果，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由于《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的修改相对滞后，导致现行《刑诉法》与新修订的《律师法》在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问题上规定不一。主要有：

1、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从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起，律师可凭“三证”直接会见犯罪嫌疑人，但现行《刑诉法》则规定，如果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必须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后（有些案件还需侦查机关批准）方可会见犯罪嫌疑人。

2、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被监听，但现行《刑诉法》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3、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案卷材料，但现行《刑诉法》规定，在此阶段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4、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就可以直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但现行《刑诉法》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需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对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调查，须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还需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

5、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现行《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否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鉴于新修订的《律师法》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为避免因《律师法》和《刑诉法》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规定导致律师无法履行职责，建议如下：

1、在修订《刑诉法》时，增加上述《律师法》的新内容，使《律师法》和《刑诉法》的相关规定相统一。

2、如《刑诉法》在2008年6月1日前不能完成修订工作，建议由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就上述《律师法》和《刑诉法》的衔接问题制定规范文件，以便相关部门和律师执行。

新修订的《律师法》在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保密、豁免等方面的规定体现了司法文明和进步。我们相信，我国立法机关在修订《刑诉法》时，一定会将体现我国司法文明和进步的立法成果吸收到《刑诉法》中。（来源：中国律师网）

第二篇：司法考试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冲突

司法考试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冲突

[论述题材料]

修订后的《律师法》进一步完善了关于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存在冲突。据法制网—法制日报报道：中国政法大学顾永忠教授说：“6月1日以后律师法就要生效执行了，假如到那天刑诉法还没有改变的话，律师要按照律师法做的时候，公安机关、侦查机关能不能接受、能不能同意你这样做，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忧。两个法律效力的衔接问题越来越让我感觉到是一个非常迫切甚至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1月26日，在“和谐社会与刑事辩护”研讨会上，司法部法制司副司长杜春透露：“司法部力争在今年抓紧修订刑事诉讼法，以保证诉讼的基本法律与新修订的律师法在相关规定上的一致。下一步司法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就如何贯彻实施律师法以及律师法新规定的执业权利联合制订一些规定。”

面对法律界对律师法和刑诉法衔接的渴望与争议，中国政法大学卞建林教授表示：“新律师法把律师几个重要的权利都写上去了，这是历史的进步，我们不要计较它和刑诉法或者和其他法律技术层面上的冲突。律师法的一些规定，反映了十年来我们法制的一种进步，我们要承认它的合理性、正当性、必要性，不要抓住律师法与刑诉法两个法律或者几个法律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否定律师法的效力，给不执行律师法提供借口。

对于《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规定的矛盾，该如何解决，请发表你自己的观点。（20分）

[答题要求]

（1）用相关的法学知识阐述你的观点和理由；

（2）说理充分，逻辑严密，语言流畅，表述准确；

（3）答题文体不限，字数不少于500字。

[司考角度]

1.《律师法》的进步之处：解决了律师的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

2.法律规定之间冲突的解决。

[参考答案]

《律师法》在三个方面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规定了律师会见不需要经过批准，扩大了律师的阅卷权，赋予律师直接的调查取证权，解决了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意味着控辩双方的关系将逐步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但是针对两个法律之间的冲突该如何进行解决呢？笔者认为，要通过《立法法》的规定来妥善解决《律师法》和刑诉法的冲突。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立法法》规定的法律效力来看，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宪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律师法》扩大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都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辩护权，与宪法的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并不违背宪法的规定。

其次，从《立法法》规定的基本法和一般法的关系来看，《立法法》只规定了法律高于行政法规，并没有规定基本法与一般法之间的效力问题。《刑事诉讼法》作为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律师法》作为一般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应该有区别，但是《立法法》没有规定基本法和一般法之间的差别。《立法法》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新法优于旧法。在大会闭会期间，人大常委会经过了法律授权，完全可以行使人大的权力，因此，人大和人大常委会应当被视为同一机关。那么，根据新法优于旧法，新律师法是新法，就应当依照《律师法》的规定执行。

最后，从《立法法》规定的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来看，《立法法》规定，法律规定之间有冲突，不能解决的，要由人大常委会作出裁决。因此，应该用《立法法》来解决《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之间的冲突，以保证新《律师法》的顺利实施。

第三篇：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互动与衔接

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互动与衔接

田文昌

2007年10月28日公布的新《律师法》，在律师界、司法界、法学理论界乃至全社会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褒贬不一。其中，批评的声音似乎并不亚于赞扬的声音。

一、关于新《律师法》的成就与不足

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律师法》的修改明确了律师的职业定位，加强了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尤其是通过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一些具体权利的明确规定，体现并推进了律师在保障人权方面的作用。例如，新《律师法》第2条明确规定，律师是“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这一规定确立了律师“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责，是对律师职业定位的明确化与科学化。新《律师法》第3条在原规定“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的基础上，增加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律师的合法权益”的内容，并在第37条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这两项修改加强了对律师职业保护的力度。新《律师法》第38条的规定扩大了律师保密义务的范围，在原规定“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当事人隐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漏的情况和信息”。此项修改一方面加强丁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律师执业活动的保护，明确了律师的免作证权(例外情况除外)。

新《律师法》更具有重大突破性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对律师辩护权的具体规定之中。例如其第33条规定，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案件有关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该条明确规定了律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会见权和单独会见权;第34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将律师的阅卷权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第35条则明确规定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取消了原律师法中“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的限制性规定。新《律师法》第33、34、35条的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难的“三难”问题，突出体现了对律师辩护权的保障作用，从而明显加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力度，也是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存在问题的重大突破。

批评的声音则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一种声音出自于律师界和学术界。他们认为，《律师法》的修改只是向前迈出了半步，对于一些重大问题还有所保留或者远远没有解决。例如，虽然完善了律师会见权，却没有侦查阶段的律师在场权;对律师阅卷的规定不够明确;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缺乏保障;律师的执业豁免权并不充分，更没有规定侵犯律师执业权利行为的法律后果;而相反，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限制性和处罚性的规定却更具体、更严格了。另一种批评的声音则主要是来自于司法界，也包括学术界的一部分人，其主要观点体现为律师法修改的正当性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冲突论”，即因律师法中规定的刑辩律师的部分权利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冲突，所以出现下位法与上位法的冲突;二是“违宪论”，认为《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而《律师法》则是人大常委会通过，二者宪政基础不同，后者与前者冲突时则存在违宪问题。

争议的出现固然是由于观点的差异和部门利益的不同，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这两部法律的如何衔接问题。新《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实施，而《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至今尚未出台，那么，《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在辩护活动中的诸项权利在法律生效后应否实现和能否实现?这正是目前实务界和学术界最关注和担忧的问题，也是引起当前争论的主要原因。

对新《律师法》的评价中确有见仁见智的问题，对两法冲突的理解上也有见仁见智的问题，这种现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并不值得过分堪忧。重要的是，在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应当选择何种价值观。对此，笔者主要阐明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客观、历史地评价新《律师法》的成就与不足;二是如何面对现实，积极、主动地去解决两法衔接的问题。

从前述列举的关于对新律师法赞扬与批评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新《律师法》的确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尤其在律师职业定位、执业权利保障和辩护权保障等方面，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另一方面，也正如一些批评意见所指出的，在突破中确有许多保留，似乎是走了一步又退回半步，且在条文设计上也是谨小慎微，使得一些即使很有限的权利也难以全部实现。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的话，就不会对这些不足之处求全责备了。因为，在中国法治环境初创的大背景下，在当前律师制度及作用尚未被国人充分认识的情况下，立法的进步是难以过于超前的。客观地讲，在国人眼中律师基本上仍然还是一个新事物，正如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需要一个认识过程一样，律师制度的发展也难以跨越其必经的历史阶段，否则，也许会遭遇夭折或者适得其反的结局。

仅就目前的内容而言，“冲突论”、“违宪论”的观点已经使律师法的实施遭遇了很大障碍，这个现实已充分体现出立法过程的时代烙印，也反映出立法活动本身就包含了各种力量和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与妥协。所以，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评价新《律师法》，首先是应当肯定其成就，其次才是指出其不足。更重要的是，应当承认在其不足中带着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性，找出这些不足的意义只在于加快其完善的步伐，而并不在于求全责备和急于求成。

二、关于两法冲突的衔接

新《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在某些具体规定上确存在一定的冲突，但如果我们全面、深入地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背景，就会发现，这种形式上的冲突背后并不存在无法融合的对立关系，相反，却可以找出立法改革过程中互动关系的积极因素。

首先，从理论层面来看，学术观点之争不能成为立法改革的绝对障碍。因为，长期以来法学界的观点就从未统一过且也不可能完全统一。就前面提到的“冲突论”和“违宪论”而言，也同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且这种观点至少并不代表多数学者的意见。重要的是，既有争议，就不存在绝对性的障碍，也就不能成为否定新《律师法》和阻碍两法衔接的理由。

其次，从立法改革的过程来看，与我国法治建设处于初创阶段的状况相适应。我国的立法活动正处于迅速发展与完善的动态过程之中，在修法中各部门法之间的交叉关系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这种交叉互动性恰恰形成了立法改革的积极因素。就《刑事诉讼法》而言，远在《律师法》修改之前几年就已经启动了再修改的议程，且再修改讨论过程中已经涉及到并且远远超过了新《律师法》中规定的内容，例如，除写进新《律师法》中的前述内容之外，还有律师在场权问题、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问题、庭前证据开示问题等一系列内容。这些内容与新《律师法》中规定的律师的相关权利相互一致，紧密联系，且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呼声很高或者已达成共识。只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所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拖延的时间较长而至今未能出台。在此情况下，《律师法》的修改因其过程较短而先行出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其内容的形成却具有其必然性。因为新《律师法》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而《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漫长过程中反复研讨与论证的部分成果则恰恰成为《律师法》修改的基础。我们应当看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仅出自于同一立法机关，而且处于同样的法治环境和历史时段，两部法律之间是不应该发生根本性冲突的。事实上，只是同一种理念和原则在先行出台的《律师法》中的一种优先体现而已。既然我们的认识已经达到了这种层面，就会必然并且必须在立法中得到体现。因此，目前所反映的新《律师法》与现

行《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冲突，只是一种因时间差而形成的暂时现象，而这种互动现象则恰恰起到了推动立法改革的积极作用。

第三，从价值取向来看，法律的根本性原则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是立法的指导思想。所以，判断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有无冲突的依据，应当是首先分析二者在价值取向上有无冲突。

新《律师法》的突破性进步主要体现于对律师职责定位的正名和对律师辩护权的保障，这种突破的真正意义则旨在于加强保障人权的力度，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也遵循了同样的原则。众所周知，十余年前生效的现行《刑事诉讼法》所体现的仍然是以打击犯罪为主旨的价值观，而当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价值观已经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识。这表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某些规定已经与我们不断向前发展的诉讼理念相背离，这也正是我们几年前就已经启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程序的原因。而这些背离之处，正是与新《律师法》的“冲突”所在。

由此可见，新《律师法》与再修改中的《刑事诉讼法》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表明，先行出台的新《律师法》所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刑事诉讼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也正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所遵循的目标。更何况，保障人权已经上升为宪法原则，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已经确定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大方向。因此，可以说这两部法律在修法的理念层面上并无冲突，更谈不上新《律师法》还会有什么“违宪”的问题，而所谓的“冲突”反映的只不过是新法与旧法在某些具体内容上的差异而已。既然如此，这种差异就不应当也不可能成为两法相衔接的障碍。相反，先出台的新《律师法》必然会起到推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积极作用。事实上，《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修改过程，正如同两艘朝着同一目标进发的航船，谁先到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标的一致性。

第四，从操作层面来看，由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不可能及时完成，所以两法如何衔接确实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也正是许多人为之担忧的问题。然而，通过前述的分析我们就会充分地认识到，在修法理念一致性的前提下，两法衔接问题就没有不可跨越的障碍。事实上，在我国现阶段解决类似问题的途径已经很多，如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等。

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法律解释过多的现象曾经遭受质疑，这种质疑不无道理。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应当承认，在法治建设的初创时期，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发展快、变化多、立法经验不足等，都是形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但同时也是法治环境日趋成熟的体现。因此，权衡利弊，至少在现阶段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这种虽有争议却行之有效的权宜之计。事实上，多年来我们也一直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正是利用频繁作出的一系列法律解释弥补了立法上的缺憾。因此，在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问题上，我们更没有任何理由排斥和低估法律解释的作用。

简言之，操作层面上的技术性问题并不足以成为两法衔接的障碍，真正的障碍，只能出自于理念的差异和部门利益的冲突。

第四篇：律师法和法律工作者管理办法

律师法

第二十五条 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应当依法纳税。

第四十条：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第四十八条 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

（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费用，接受委托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第四十九条 律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其律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的； 第五十五条 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持基层法律服务所出具的介绍信、当事人的委托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证》，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收集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证据材料；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查阅有关的案卷或者庭审材料。

第三十九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遵守由基层法律服务所统一收案、统一委派、统一收费的规定。

第四十一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遵守司法、仲裁和行政执法活动的有关制度，尊重司法、仲裁和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第五十五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地级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但罚款数额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

(三)冒用律师名义执业的；

(十三)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或者私自收取费用，或者向委托人索要额外报酬的；

(十五)违反司法、仲裁、行政执法工作有关制度规定，干扰或者阻碍司法、仲裁、行政执法工作正常进行的；

第五篇：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职责和权限

根据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包括：

１．立法权。依据现行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共同行使立法权。主要包括：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这样，除了宪法和基本法律外，大量的立法工作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２．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解释宪法，即对法律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而作的立法解释。这样便于从立法的角度及时回答和解决宪法和法律实施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保障宪法和法律的准确实施。

３．宪法实施的监督权。现行宪法除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外，还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由它行使这一职权，便于对宪法的实施进行经常性的监督。这对于保障宪法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

４．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由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５．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人事任免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的部长、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并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决定国家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

６．对国家生活中重要问题的决定权。这一职权包括：决定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和废除；规定军人和外交人员的衔级制度和其他专门衔级制度；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决定特赦；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戒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除上述职权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有权执行全国人大授予的其他职权。如：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联系全国人大代表，并组织他们视察，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领导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