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究

第一篇：浅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究

浅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究

【摘 要】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针对目前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型城镇；农村；劳动力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3-0063-02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逐步转移的过程，是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覆盖更多的农村地区和人口的过程。进入21世纪，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开始进入快车道，但土地城镇化的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镇化速度，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农业人口众多，土地资源有限，2012年城镇化率只有42.2%，是全国城镇化率最低的省区之一，未来十年是河南城镇化跨越式发展的十年。河南是中国的缩影，解决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不但可以促进河南自身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而且对全国的城镇化又好又快发展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城镇化进程也是农村人口市民化的进程，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只有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城镇的集聚效应才能发挥出来。河南省现阶段城镇化水平还比较低，若要实现2020年城镇化率56%的目标，还需要向城镇转移1000多万人口。特别是中小城市、中心镇、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更加需要劳动力转移作为后备力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有助于城市集聚效应的形成，有利于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城市建设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可以满足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第二第三产业扩张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就业大量集中于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农村劳动力市民化可以扩大城市消费，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除了基本的生活消费外很少有其他的消费，平均消费倾向才35.91%，而同期城镇居民消费倾向达到75.91%。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可以较大程度的刺激消费增长，进而拉动城市投资。农民工进城落户后对于城市中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需求很大，间接带动了学校、医院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长，对于住房的需求又刺激了城市房地产行业的繁荣。

二、河南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

（一）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不彻底性

当前河南省农村转移劳动力总量已经达到2570万，但是大多数转移至非农产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并没有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属于“离乡不离土”、“亦工亦农”的兼业化经营状态。据调查有八成以上的转移劳动力是以个体在流动，并没

有实现举家外出，是暂时的外出就业。有的长期居住在城市中，但是并没有实现市民身份的转变。这将直接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转移不彻底的农村劳动力还保留有耕地和经常闲置的宅基地，占用了大量土地，不利于进行农业现代化集约化经营和规模化种植。同时这种不稳定的转移状态也增加了劳动力自身的转移成本。

（二）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存在的问题

目前，河南省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其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649.2万人，占13.8%；初中文化程度的有2909.8万人，占61.2%；小学文化程度的有879.2万人，占18.5%；文盲半文盲316.1万人，占6.7%。这说明河南省绝大数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低，只能从事低层次的简单劳动。尤其是当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者居多，留守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都是老年人和妇女，呈现出老龄化、妇女化、低文化的“三化”现象。据河南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2012年上半年对全省农业劳动力状况的调查，目前河南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存在“高”“低”“多”“少”四大问题。“高”即年事高，第一产业劳动力中51岁以上的人口占42.8%，60岁以上人口占14%；“低”即文化程度低；“多”即女劳动力多，占44.7%；“少”即受过专业培训的少，受过专业培训的人数占17.5%。

（三）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度

1、劳动力市场分割

劳动力市场主要有三类分割：城乡二元分割、行业分割、单位分割。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为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到城市就业设置了障碍，不利于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产生的根源是户籍制度和地理分隔。行业分割和单位分割的主要体现是工资差别，工资差别又进一步强化了行业和单位分割的程度。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二、三产业就业促进工业和服务业的繁荣发展，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2、就业服务体系不完善

河南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是靠亲友介绍外出务工的有56.8%，34.8%的是自发外出的，通过劳务中介转移的只有4.9%，组织化程度比较低，农村转移劳动力缺乏规范的就业指导，农民工缺少获知就业信息的渠道，外出就业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全省大部分县、乡还没有建立劳务输出管理服务机构，而且现存的职业中介也存在收费不合理，不能提供供需对接的职业介绍服务以及出现诚信缺失现象，不能承担起劳动力与用人单位中间桥梁的作用，“黑中介”、“假中介”的存在对于本来就是弱势群体的农村劳动力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四）制度不合理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

1、土地制度的制约

《农村土地承包法》《农业法》和《土地管理法》三个法律文件都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村集体或者农村经济组织，他们可以代替农民行使土地所有权，这意味着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却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农业经营的低收益，让农民城市寻找就业，但是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又不能让农民完全的放弃土地，造成一定程度的耕地搁荒和兼业化种植现象，即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就业的不稳定性和不彻底性，又限制了农田能手得到更多土地进行规模化种植。

2、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分割

户籍制度始于1958年新中国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户籍制度实施的目的就是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对于城乡劳动力配置进行固定，进而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户籍制度不仅仅是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进行了身份的区别，更重要的是享受权利的不同。当前“三农”问题突出，户籍制度的弊端不断凸显，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我国的社保制度是基于城乡二元分割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保留着明显的二元性，建立之初城乡之间就表现出不对等的趋势，社会保障制度更多的向城市居民倾斜。根据户籍的划分出现两种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是不衔接的。我国虽然基本实现了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的目标，但是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存在城乡差异，2011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比农村高2.26倍。

三、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深化农村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在理论和政策上明确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意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政策保障，各级政府要以《决定》为指导，认真解决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问题。

（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在户籍制度方面，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要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或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为户口登记基本形式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使户籍制度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适应，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逐步让已长期在城镇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在户籍身份上成为完全的城镇居民，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能够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

（二）逐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决定》明确提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确权登记。第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土地征用和征地补偿相关政策，在市域范围内所有土地平等入市、挂牌交易，按市场价格等价交换。第三，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的中介服务机构。第四，政府按土地市场价格对农民进行补偿，还要建立被征地农民与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五，被征地农民与政府合作进行土地开发。

（三）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

以农民工的长远职业发展为导向，培养他们的基础能力、谋生技能和受用终生的学习能力与适应能力；提升农民工的培训层次，建立健全培训体系，丰富培训内容，使具有不同学历背景和年龄的农民工享有平等的培训机会；引入培训激励机制，使培训与推荐就业相结合。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建立产业集聚区，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把三个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不同所有制和不同产业之间流动，有效拓展就业门路，增加收入来源。

（四）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

2012年河南省城镇化水平42.4%，全国城镇化水平52.6%，相差10.2%。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就业渠道，促进转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尽快探索出适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模式。这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切入点，能够较快的实现农村人口的集聚，而不增加大城市的交通和住房压力；第二，加快发展中小城镇，增强中小城镇对于人口的吸纳作用。抓住由大城市转向中小城市转移的趋势，为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第三，加快城市群建设、促进城市产业集聚。发挥就业乘数效应，拓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渠道。

（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要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要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以保障他们在农村缴纳的时间能够延续计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基本社会保障，要对农业转移人口全覆盖。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同城镇居民相同的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在子女就学、公共卫生等方面享有同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

第二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摘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产业转移、区域转移和身份转换三种形式，文中所用的转移主要指前两种形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回流能有效地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河南转移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极大地带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本次全球经济危机造成我省外出务工人员大量回流，对我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来了挑战，从长期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仍然是促进我省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手段，因而应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回流工作，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回流；城乡协调

作者简介：赵翠红(1963-)，女，河南襄城人，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3-0062-04

收稿日期：2009-02-16

一、引言

学术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颇多，形成的各种不同观点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种是被广泛接受的传统定义，即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从农业部门转移出去而不会减少农业总产量的那部分农村劳动力。但这种观点在经济学界引起了激烈争论。而以刘易斯(1954)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坚持认为农业部门存在无限丰剩的剩余劳动力，把他们转移到非农部门中不会使农业产量减少，因为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低到接近零。目前，我国学术界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还有如下理解：(1)把农业劳动力的闲置视为“剩余”；(2)认为“剩余”是农业劳动力的供给量和社会需要量之差；(3)边际收益低于非农业劳动力的农业劳动力(李仙娥，2004)。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界定，我们赞同周振华的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应是在农产品供给满足社会需要的条件下，其劳动边际产量等于零的那部分劳动力；或者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业稳定增长，并且满足社会需要条件下的农业闲置劳动力。只有这部分农村劳动力才可以向非农产业转移。”(周振华1995)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从形式上看主要有三种：产业转移、区域转移和身份转换。鉴于我们现有体制和制度因素，在较长时期内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要实现从农民到市民角色的转换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所使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概念，是指超过农业需要的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实行就地或异地转移即前两种形式的转移。

近几年来，原先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的部分剩余劳动力又开始返乡或创业或务农，这种现象被称作劳动力回流。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回流对城乡协调发展的作用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流入区域的领先发展，强化了其增长极的地位

由于劳动力流入区域一般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工业发展较快，各种类型的企业迅猛发展，它们已由最初的劳动力剩余经济变为劳动力不足。大量农民工的流入，为这些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资源，降低了发达地区用工单位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发达地区凭借开放的政策、勤奋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吸引外资，成为加快本地资金积累的重要源泉(姜长云，2005)。企业积累和外资的增加，进而又扩大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其累积效果是工业与贸易的滚动发展，工业化快速推进，成为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持续转移的增长极。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回流带动了流出区域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农村自我发展的能力

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在比较利益的推动下，劳动力就不断地从报酬比较低的地方或行业向报酬比较高的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一方面外出务工收入主要靠从农业生产部门分离出来而未完全脱离农村的劳动力创造的，他们获得了高于农业生产部门的报酬收入，从而提高了农民的整体收人。打工者带回的收入，对不同地区起着不同的作用。很多贫困地区，是“输出一人，脱贫一户，输出百人，脱贫一村”。对温饱解决的地区，注入了生活消费、盖房建屋、活跃市场、发展经济的资金。多数农民的打工收入成了子女上学、医疗等不可或缺的经济来源(姜太碧，2005)。另一方面，河南作为一个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以及人才、劳动力资源大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速度、成效，以及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元化程度，对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大规模农村劳动者跨区域务工经商，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是进步，他们以廉价的劳务支援了流入地区的经济建设，并把获取的信息、劳务收入和学到的致富技能带回家乡，有力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

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陆续带着技术、项目、资金返回家乡创业，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创造了财富，为当地提供了就业岗位，繁荣了地方经济(时慧娜，2008)。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依靠技术回乡创业；二是依靠资金回乡创业。例如邓州市万余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回报乡里，创办企业400多家，创办其他经济实体8000余家，就地转移剩余劳动力3万余人；社旗县把“返乡创业潮”与“外出务工潮”形成双向对流，使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回流乡里，形成能人回乡、资金回流、企业回迁的“凤还巢”局面，有效拉动了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截至2008年8月底，该县已有100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投资兴业，总投资8000多万元，为当地农民增加就业岗位1万多个(河南调查总队，2008)。

总之，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回流带动了城乡、区域间的沟通，促进了农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开创了落后的农村地区主动利用地区差异，参与发达地区发展，解决不发达地区就业、收入难的经济形式，也使发达地区得以利用广大农村劳动力的丰剩和低成本，进一步发展，产生对两大地区的“双口”作用。在这种作用下，实现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回流为基础的发达与不发达区域间的经济互动循环，逐步推动二元结构的转换，从而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回流情况分析

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和农业大省，具有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截至2005年底，总人口9768万人，乡村人口6774万人，农村劳动力4752万人，耕地面积1.1亿亩，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达3000万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河南省委省政府就确定了变人口“包袱”为人力资源“财富”的指导思想，坚持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富民升位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来抓，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同时沿海发达地区及本省非农产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为农民工就业提供了可能和空间(李莉等。2004)。

(一)从农业和非农业从业人员分布看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情况

改革开放前，农业生产率远远低于工业，劳动力要素的 人为滞留，使得大批劳动力被长期禁锢在农业中而处于隐性剩余状态。1978年河南农业从业人员为2262万人，占全省从业人员的80.6％，非农产业从业人员仅为545万人，比重为19.4％，农业经济的特征非常突出。1978年之后，农村经济改革首先将大批隐性农业剩余劳动力变为显性剩余，增大了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在此背景下，农村非农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从而带动了较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1978年～2005年，非农产业从业人员由545万人迅速升至2523万人，27年中增加了1978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3.44％。1995年河南省农业与非农从业人员比重分别为62.4％与37.6％。

分阶段看，1978年～1985年在短短7年中，河南农业就业份额由80.6％迅速下降到73.0％，非农就业比重由19.4％升至27％。非农就业人员由545万人增加到949万人，增加了404万人，年均递增10.6％。1986年～1990年，在全国宏观经济受到通货膨胀与市场“疲软”的双重影响下，河南省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有所放慢。5年中农业就业人员比重仅下降2.2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劳动力增加75万人，比重升至30.7％。1991年～1995年，河南经济进入到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契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有所加快。统计数据表明，仅1991年～1996年的5年中，非农就业劳动力净增加521万人，是1986年～1990年增加人数的2.28倍。1997年之后，全国经济开始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国内消费、投资需求增长有所放慢，而始于1997年夏的亚洲金融危机较大程度地抑制了国内商品出口的增长，一系列不利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趋缓，河南经济也进入缓慢增长期。1998年河南实际gdp增长率为8.8％，比1995年的14.8％下降了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非农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也开始放慢，1996年一2000年的4年中仅增加了192万人，年均增加48万人，属改革开放以来年均转移人数最少的时期。2001年～2005年，河南农业从业人员比重缓慢的下降，由2000年的64.0％降至2005年的55.4％，降了8.6个百分点，非农产业人员增加了515万人。说明河南农村劳动力进入一个平缓的转移过程。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分析

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以乡镇企业为载体的就地转移；另一是进入城镇就业的异地转移。

资料显示，截止到2005年，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河南农村非农产业转移的绝对数为1613万人，年均转移76 8l万人。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不同时期转移的速度有所差异。其表现在1986年～199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为年均11.25％，其间1987年的转移速度达到历史最高，为33.25％。1992年～1998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最快，年均转移79.4万人，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1.65％。1998年以后，这一速度开始放慢，年均转移2.82万人，年均增长率降为5.6％，尤其是1999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甚至发生了倒流，当年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为-10.18％。

由于城乡分隔等原因，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有限，在1986年～2005年的全部转移量约229万人，只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的不足13％。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河南农村非农产业及城镇转移的数量达1842万人左右。而其中1986年～1990年转向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少，年均转移量为o.6万人，但同转向农村非农产业的变化不同的是，转向城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有逐年增加的趋势，1991年～1997年的年均转移人数最大为29万人，由于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转移几乎停止，导致1999年～2000年连续发生了倒流。2001年以后，河南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开始平稳上升。

(三)现阶段河南农村劳动力回流情况分析

由美国次货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使我国出口下降，工厂大批裁员，导致大量外出务工人员的失业返乡(曾纪发，2009)。2008年12月，河南调查总队在10个劳务输出大县的30个行政村，就外出务工人员回流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根据调查结果，并结合4200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有如下主要特点：

1，年龄小、学历低人员是回流劳动力的主体。截至2008年9月底，16―20岁年龄段的在外劳动力同比减少14.1％，居各年龄段之首；小学文化程度的在外劳动力同比减少15.2％，在文化程度各组里减少最多，而拥有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同比增加32.7％。

2，从事第二产业特别是建筑业的农民务工者回流最多。至2008年9月底，调查的外出务工人员中，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为1432人，比上年同期减少6％；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外出劳动力为923人，比上年同期增加8.1％。进一步观察，第二产业中建筑业劳动力同比减少5.2％；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业劳动力同比增加25％。

3，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和近距离打工者返乡回流的比例大。据对10个劳务输出县30个行政村150个回流返乡的农民工者调查，2008年1-8月，从江苏、浙江和上海三地回乡的有32人，占21％；从北京回乡的有27人，占18％；从广东省回乡的有24人，占16％；从省内县外回流返乡的有31人，占21％。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和北京是吸纳河南农民工最多的地区，也是返乡回流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地区。

调查还显示，劳务输出依然是未来一个时期河南农村用工的主基调。目前，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及经济危机影响虽然是外出务工者回流的原因之一，但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及其劳动力容量决定，回流是少数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外出是长期的、绝对的，只要条件许可，外出务工的比较利益仍吸引那些回流农民工再度外出。在被调查的150个回流民工中，有112人(占75％)年内有再度外出打工的打算。这一比例说明了。劳务输出仍是今后一个时期农村劳动用工的主要方向，但目前的形势使农民外出务工面临更多的困难(陈佳贵，2008)。

四、结论

(一)通过城市化发展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条件

实践证明，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农村的促进和支持。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因此，从协调发展的角度，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应积极发展现有城市的第二、三产业。户籍制度的放开只是第一步，重要的是要给进城的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因而加快以第二、三产业和扩大内需为特点的城市化建设，进一步提高现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是必不可少的选择。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经 济发展，以经济发展带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城市是经济发展的重点，产业发展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扩大就业是城镇化推进的关键，既要适应自身经济发展的要求，又要为农村劳力进城就业创造条件。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就业衔接起来，使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壁垒最终消失。

(二)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构建功能互补的城镇体系结构，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加广泛的就业渠道

在中原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应把区域城镇群体空间作为一个整体地域来考虑，增强城市网络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功能组织和空间组织的集聚和中心作用，构筑合理的城镇群体空间结构。中原城市群城镇体系的发展，不仅要靠壮大首位城市，还要以积极发展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调节城市群内城市的等级规模结构、网络结构和功能分工，促进中原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和整体功能的发挥。要立足现有城镇发展基础，从整合城镇群体的职能、等级、规模结构人手，构筑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县级市为支撑、建制镇为基础，结构合理、功能互补、层次分明、布局协调的城镇群体空间结构，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加广泛的就业渠道。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采取针对性更强、更有效的政策措施，鼓励和支持有利于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更好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的跨产业转移创造条件。同时调整产业结构。近年来，来料加工的弊端逐渐显现，企业和职工长期处于薄利状态，工人工资增加有限，此外，加工工业消耗的大量水、电和能源，但是却给当地留下的大量污染。所以，应在不影响就业的基础上，积极增加高技术含量、高科技的先导产业，以先导产业带动一般工业，再带动消费，从而实现扩大就业。

(四)完善市场就业机制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体系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经济危机背景下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劳务市场，提供各类更加有效的劳务信息，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许多综合性的就业信息，都是政府部门较易获取和掌握的资源。政府有责任通过各种渠道使这些稀缺资源得到及时分享和利用，特别是对于急需帮助的农民工，获取真实的用工信息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一步。从全国情况看，政府在此领域的作为还远远不够。

首先，要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的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劳动力对转移成本、收益、风险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减少盲目流动而遭受的损失。其次，要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建立一整套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市场组织体系以及调控和保障就业者权益的法规和制度体系。最后，完善市、县、乡三级劳务信息服务网络，抓好农村劳动力的调查摸底和资料建档工作，建立健全劳动力资源信息库，畅通劳动力资源调蓄和信息共享渠道；加强劳务市场管理，引导扶持劳动就业中介服务健康发展。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宣传和激励机制，开展劳务协作，依法有序地开展境外就业和劳务输出。积极引导外出务工人员建立各种类型的劳务专业协会，加强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自我保护和自我约束。

(五)以劳动力回流为契机，积极推动劳动力回乡创业

回乡创业是回乡创业者对输出地和输入地投资成本和效益比较后的一种理性选择。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是安排劳动力就地转移，吸引人力资源回归的重要途径，也是劳务输出的最终目的。“回归”工程近年来已成为我省劳务经济的突出特色，但随着劳务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需宽松环境建立更为完善的服务机制，积极引导务工人员回乡创业。政府要积极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工作，为回流劳动力创业创造更好的条件。认真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完善支持创业的财税、金融、工商、场地等政策体系，降低进入门槛，改善创业环境。同时强化创业培训，加强创业服务，提高创业的成功性和稳定性。

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更多农民工回到家乡，政府应抓住这个机会，将“包袱”变成财富――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把经济危机和农民工返乡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经济发展的难得机遇，大力实施承接产业转移、承接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双承接”工程，将有力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因而也将成为推动中部农区崛起，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新的支撑点。

第三篇：论城镇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论城镇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城镇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当前，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国城镇化进程

１９７８年，我国城镇化率为１７.９２％。截至２００８年底，中国城镇化水平达到４５．７％，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了３５个百分点，年均增长０．９５个百分点。２００９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４６.５９％。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总人口为１３７０５３６８７５人。大陆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６６５５７５３０６人，占４９．６８％。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５日，联合国发布报告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极为迅速。１９８０年，中国只有５１个城市人口超过５０万，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中国超过５０万人口的城市数量显著增加。从１９８０年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０年间，共有１８５个中国城市跨过５０万人口门槛。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预计至２０２５年将达到５９％。>>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城市中国计划２０１１论坛”上说，经过３０年的城镇化建设，我国的城镇面积已扩大４倍，但城镇人口只增加了１．６倍。截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我国城镇人口已超过６．６５亿，城镇化率达到４９．６８％。

在目前城镇化过程中，有些问题值得关注，并应正确引导，防止造成重大失误和损失。

1、城镇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以城市为主，还是以小城镇为主的问题。由国情出发，城市接纳农村劳动力的优势十分明显：资金，公共设施，环境建设，教育，生产等。因此，城镇化中接纳农村劳动力应以城市为主，镇辅之，而不是相反。

2、要坚决防止大城市病的发生。（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必须坚决防止在城市基础设施跟不上的情况下，城市人口机械性的过快增加，造成道路不畅，交通堵塞；学校不足，学位短缺；供水、供电、供气紧张；垃圾处理不了，浊水横流，河流污染，环境破坏；社会治安恶化等大城市病的发生。做好城市规划—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3、要克服和防止盲目扩镇、建镇热潮。在城镇化过程中，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一部分转移到镇，这是必然趋势。但不能一哄而起，要有重点的扩建和发展。

加快城镇化对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人权：人大代表人数所占比例、法律健全(尊重和保障人权)社会保障：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低保制度、补助、城乡基本医疗保险、2004年“村村通电话”工程

教育：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中高考问题）就业：取消高校毕业生落后限制、《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收入分配：个人所得稅

养老：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老年优待政策

医疗: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文化：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概念

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农村劳动力中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也没有从事其他生产或服务活动的劳动力。由于这群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工作，所以称为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存在问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无论是对流出地农村还是对流入地城市，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大量有知识、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出农村，导致留守农耕的劳动力和种田质量下降，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抛荒弃耕现象。

二是由于农村年轻人外出，农村老年人口比例明显上升，加快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也使农村部分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同时使得流出地农村常住人口文化程度明显下降。

三是加重了城市就业和管理的负担。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得本来就不够宽敞的城市显得更加拥堵，城市人口就业压力加大，交通负担加重，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的管理成本大大加大。

四是给人口管理增加了难度。农村人口长期在外，村干部对计划生育管理鞭长莫及，流动人口超生现象严重，且“超生儿”随父母四处游荡，不打疫苗，不接受教育，致使农村儿童的健康状况、文化素质等情况令人担忧。

五是给社会治安带来许多问题。农民工形成一种特殊的“自由人群”。同时，由于农民工的生产经营活动经常得不到公正对待，合法权益常常受到侵犯，又找不到正常的利益表达方式，找不到解决纠纷的合法途径，再加上法律意识不强，受城市物质利益诱惑，贪图享受，铤而走险等原因，致使农民工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对策建议

根据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及转移中存在的问题，要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深化体制改革，健全各项制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宽松环境。失业保险制度。

其次是建立统一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体系。改革户籍制度，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必须统筹兼顾，综合发展。

再次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最后是开辟多渠道的转移路径。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延伸；培育新型农民，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乡镇企业结构，增强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一步扩大国际劳务输出，用农村人力资源换国外土地、能源等资源。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

第四篇：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金融体系的作用

新型城镇化进程下的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下的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研究

[摘要] 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当前稳定经济增长、扩大有效需求的现实选择。农村金融市场如何适应新时期城镇化建设的要求，加大支持力度，助推经济转型和平稳发展，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积极探索适合新型城镇化的农村金融发展道路，金融机构需要优化参与方式；健全金融体系；创新和丰富金融产品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金融支持；农村金融市场

一、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国际上反映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用“城市化”来表示，而中国官方上用的是“城镇化”，这是由于我国有镇的建制，并且人口规模与国外的小城市相当，因此中国的城市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

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新型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而在此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对“新型城镇化”作出新阐述，提出新要求。[1]新型城镇化突出的是“新”，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形成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一体的集约、智慧、低碳、绿色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既不同于其他国家所走过的城市化道路，也不同于我们以往所走过的城镇化道路，它是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具有以下特征：

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为本，强调和维护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使民生不断得到改善，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坚持发展目标人的本性，始终把“人”而不是“物”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能把城镇化本身作为目的，以人的发展和人民利益为终极目的；城镇化只是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期待服务的手段，不应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

２.协调发展的城镇化

１

新型城镇化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坚持协调发展。通过统筹城乡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区域发展，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体现了发展过程的协调性。

３.可持续的城镇化

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都要贯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原则，选择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转变城镇发展方式，严格限制城市空间无序扩张，通过合理规划、科学引导，优化城市内部功能分区，提高单位面积人口承载量，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从而实现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二、新型城镇化中金融市场的支持作用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大力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金融市场为新型城镇化提供资金

资金投入是城镇化建设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金融市场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首先，金融市场为农业产业化提供资金支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业生产必须得到一定的金融支持才能保证农业产业化的顺利进行，现有的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金融支持主要有农业产业基金、农机租赁和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等；其次，金融市场为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金融支持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资金、商业性金融资金和合作性金融资金；再者，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贷款。中小企业是推动城镇经济增长的支柱力量，现阶段我国农村中小企业通过金融市场融资的主要途径是民间借贷。

２.金融市场支持新型城镇化体系建设

按照我国金融体系主要构成部门情况划分，不同性质和类型的金融机构在支持城镇化发展，尤其是在推进农村地区优化软硬件发展条件，为农村向城镇发展演进以及培育农村工业产业、积累未来城镇化发展动力方面发挥了不同的作用。[2]在支持城镇化发展进程中，银行业提供的金融支持力度最大，其中以政策性银行(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贡献最大。商业银行由于其自身经营发展的盈利性特征较为突出，其对城镇化发展及农村地区软硬件条件改善的金融服务投人初期相对较少，但随着商业银行竞争发展格局的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涉农业务或县域、乡镇地区业务的开展，客观上提升了商业银行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持力度。此外，为推进城镇化建设,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的政策性金融资源，不断探索与商业性金融资源合作、共同支持城镇化建设的新思路、新模式，在调动商业性金融资源投入城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金融市场的供求变化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农村金融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供求方面： １．需求方方面，农村金融产生了异质性的金融需求[3]。所谓的异质性金融需求是指金融服务的需求主体能够承担的金融制度成本以及所能够给金融制度带来风险的可控程度，既不符合城市商业金融系统的存在逻辑，也不符合传统政策性农贷的存在逻辑，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自有资本向资本要素转变的金融需求。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产业化，中小企业的扩大生产，自有资本已不能满足农户和中小企业主的经营需求。农业经营者需要将自己拥有的土地、林地和宅基地等经营权进行资产化，中小企业主需要将拥有的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进行资本化，以获得流动资金，支持生产的连续进行；第二，中小企业小额信贷的融资担保金融需求。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大、抵抗风险能力弱，通过金融机构进行抵押贷款时，需要抵押担保公司提供担保服务，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严重不对称，金融机构为了降低经营风险也需要信贷担保公司为其提供服务，从而小额信贷担保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明显；第三，农业巨灾风险保险的金融需求。随着农户经营规模的增大，巨灾风险也相应的增大，农户经营资本大都是通过借贷取得的，抵抗风险能力弱，农业经营遇到灾害性现象就可能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商业保险是分担风险的有效途径，农户产业化经营中急需拥有抵抗巨大灾害风险的保险产品；第四，居民对金融服务便利性的金融需求。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镇人口不断增加，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多余的资金增加，支付、转账、汇兑以及证券等业务需求量也不断增多，城镇居民的金融需求不再是在银行进行简单的存贷业务，而需要得到更多的金融产品，更方便的金融服务。

２．供给方面，农村金融市场供给总量严重不足。金融市场对农村城镇化的支持主要是提供金融资金，其主要表现在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资金、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以及为乡镇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资金。而目前的情况是我国乡镇企业贷款和农村贷款的总额占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说明我国农村贷款供给落后于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在推进的过程中，农村金融需求增加，但是金融市场的供给并未发生改变，表现为供求的严重不均衡。

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金融的发展建议

现阶段新型城镇化的新特点对金融支持提出了一些新需求，应尽快使金融适应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新要求，创新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保障农村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资金支持，更好的推动城镇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１.协调政府与市场健全农村金融市场

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农贷已不能满足城镇化发展对金融资金的需求，市场竞争的优势逐步显现出来。传统的以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银行为主体的垄断体系开始瓦解，乡镇银行、商业银行以及民间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的业务份额逐渐增加，业务范围也逐步扩大。因此政府应该鼓励建立民营银行，使民间金融合法化，创造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发挥民间金融在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优势；在严格市场准入的条件下，引导和鼓励民营小额信贷银行的健康发展，推动商业大金融机构在农村开展优势业务，完善市场竞争机制。

２.构建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农村金融体系

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农村金融体系，城镇化的重心在县域，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制重点则在微观金融、民间金融，在普惠制、均等化金融服务上实现突破。[4]一是构建城镇化差异化的金融组织体系。放松管制，降低门槛，大力发展立足本土和社区的各类小型金融服务机构，通过创新发展各类民生金融机构和组织，把更多的金融资源输送到最基层、有需求的每个小企业手中；二是构建地方性的直接融资体系。通过政策引导和金融创新，运用私募股权机制和各类民间资金转化平台，把民间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和城镇化建设，形成民间资金支持城镇化和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资本集聚和区域循环机制；三是构建区域信用与交易体系。通过创建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建立农村信用信息数据库，形成农村信用体系，同时积极引入农村土地、农民住房等各类抵(质)押物的市场化定价机制，让它们变成标准化、可交易的产品，进行有序流通；四是构建法律政策支持体系。研究出台包括加大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引导和规范民间融资，探索建立中央和地方分层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法律政策，为金融支持城镇化的推进提供更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保障。

３.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方式

跟以往相比，新型城镇化更追求质量和效率，对金融服务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对中小城镇基础设施贷款提出金融新需求，而且中小城镇建设、生态城市建设的资金需求将明显增加。要加大金融扶持力度、扩大金融机构服务范围、创新金融产品以满足农民市民化进程不断增加的基础性、消费性甚至投资性的金融资金需求。第一，改进以取现汇兑为主的城镇基础金融服务体系，增加城镇金融分支

机构和ATM网点，加大城镇支付渠道建设力度，同时推广电话、网络支付等电子金融创新业务；第二，降低新增城镇人口的住房信贷门槛，满足农民进城后的首套住房刚性需求[5]；第三，加大对失地农民的创业教育及技能培训等方面的金融支持，创新个人创业贷款品种，出台针对失地农民就业创业的优惠贷款政策，积极调动其自谋职业、自主创业的积极性；第四，完善失地农民在医疗社会保障、个人财产保险、子女教育基金等方面的金融服务体系，使失地农民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保障；第五，创新投资理财产品，满足农民在宅基地拆迁后所得的巨额补偿款能够保值、增值的投资性金融需求。

参考文献：

[1]阳晓霞．新型城镇化考验金融服务能力[J]．中国金融家，2013（1）．

[2]朱远思．新型城镇化发展及其金融支持优化策略探析［Ｊ］．企业导报，2012（23）．

[3]陈罗俊．城镇化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2（10）．

[4]丁敏哲．城镇化与区域金融改革[J].中国金融，2013（4）．

[5]张瑞怀．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思考[J]．金融时报，2012（11）．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Finacial Market under the New Urbanization

WEN Feng-qin

(College of Economics，Yangtze University，Jingzhou Hubei 434025)Abstract To promote the cons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ctively and steadily is not on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in our country and realize the great strategic task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ut also the realistic choice for the current st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enlarge effective demands.It is a question worthy of consideration that the rural financial market how to meet the demand of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To explore a new path of the rur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for urbanizati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need to be optimiz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way , the financial system need to be improved , the financial products need to be inovated and riched , thus provides funding for the development new urbanization.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finacial support；rural finacial

第五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内容提要］：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能否对其实现成功转移是中国农村改革成败的关键。本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策略和异地转移策略做了分析，认为在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的同时，鼓励民工回乡创业及大力引入城市资源，以形成城乡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另一方面，我们在调整城市产业结构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异地转移的同时，我们还要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推动就业。

“三农”问题就是对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总称。具体的讲，就是农业的增长与发展；农民现实的收入及其增长、未来的生活、职业等变化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农村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农业、农村与农民三者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相连而难以分隔的。其中，农民从事生产活动，创造价值，增加收入，改善居住地的生存环境条件，建设新型的农村；农民将所得收入用于增加农业投入，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可见，在这三者关系中，农民是具有主动性的一方，而农业是农民获取收入的源泉和进行劳动创造收入的对象之一，农村则是在农民通过劳动创造收入后进行改造、改变的对象。因此，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近年来，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困境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一、“三农”问题的症结

“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农业人口过剩，农民就业不足。据李子奈（２００２年）对农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的测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中大约有１．４亿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进一步下降，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增加。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有限的农业资源的尖锐矛盾，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

１．农业人口过多至使农业低效率。威廉·阿瑟·刘易斯（Ｗ·Ａ·Ｌｅｗｉｓ）认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比较多，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农民的报酬极低。按照他的逻辑，在剩余劳动力未输送完毕之前，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农民的收入将始终处于停滞状态。

２．农业人口过多导致农民贫困。农业人口过多从两方面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一是有限的农业收入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导致人均收入水平低下；二是有限的农业资源由庞大的农业人口分摊，造成农民就业不足。农民收入水平低，又会通过两个途径形成农民贫困的恶性循环：收入水平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农民谋生能力低收入水平低；收入水平低扩大再生产投资不足收入水平低。

３．农业人口过多影响农村稳定。农业人口过多通过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农村稳定：一是农民是农村不稳的经济根源。当前农村７７．５％的农民收入处于负增长，这是农村出现不稳定因素的经济原因。二是农民组织化程度低，自我保护能力弱，农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农业人口过多，且经营分散，使农民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利益集团的成本过高，至使农民组织化程度低，造成农民自我保护能力弱。

总之，农业人口过多形成农业、农民与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农业人口过多既直接作用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又通过三者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恶性循环。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减少农业人口的数量，转移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降低农村自然资源的负载率，使农村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比逐步趋于合理，增加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人均资源空间。

二、“就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础

小城镇战略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法之一，即“离土不离乡”的转移策略。２０多年来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已使１亿多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另外，城市和沿海工业加工区也吸纳了１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中劳动力与土地、农民增产与增收之间的矛盾。但也要看到，这种通常不伴随身份转变的转移方式有很大局限性，它使许多已从土地中转移出来的农民不能专营工商业和服务业，许多人仍是游历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两栖职业者。已转移的农民仍然把农村视为自己的家，保留在农村中占有的资源，就成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理性选择。这既使农业日益成为“业余产业”、“副业”，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规模利用。因此，现在实施城镇化战略必须着眼于农业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村的非农产业，通过农村的工业化来形成和培育城镇化的基础，这才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特色所在。

１．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化

当前，我国乡镇企业已全面进入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城市工业之外构建了“第二工业体系”，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截止２００１年低，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达到１．３３亿人，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２６．８％，大大缓解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乡镇企业支付职工的工资总额已达８２００亿元，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为８５０元，占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３４．４％；同时，乡镇企业的集聚会带动农民集聚，进而劳动服务业和市场的兴起，既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又培植了小城镇的产业基础，并成为乡镇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城镇化建设的经济支撑。

２．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具有官方方面估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农业结构的优化，可吸纳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目前，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加工约占总量的８０％，我国只占１０－２０％。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相当于农业产值的２－３倍，我国还不到１／３。发达国家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产值比例为２：１：７，我国正好相反，是７：１：２。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的空间很广阔，潜力很大。只要认真抓好农产品的加工与转化增值，农业效益的增长大

有希望。

３．鼓励民工回乡创业

大中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更容易给农民带来现代观念。美国著名经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瑟·刘易斯指出：“市民素质的提高既有利于其自身的转移，成为与时俱进的现代工人和现代商人，又能为农业实现现代化培养一代现代农民。”农民外出打工，不仅增加了现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不少农民转变了观念，学到了本事。对这些经受几年锻炼，积累了一定资金，学到了一些管理知识，掌握了一定技术的农民工，要动员他们回乡创业，扩大就业，把他们看作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表彰他们的创业事迹和先富帮后的奉献精神，激励更多的外出农民工回乡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条件做出贡献。

４．积极引进城市资源

解决“三农”问题，不能仅靠农村内部的资源，而是要统筹城乡资源，跳出长期以来就“三农”解决“三农”问题的传统思维局限，冲破历史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格局，引导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下乡，跨产业、跨区域重组资源，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从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步伐。例如，目前大部分的城市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许多企业开工率不到６０％。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资本所有者急于寻求新的投资方向，这就为将城市资本连同企业家、生产技术、管理经验等一起引入农村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鼓励农民就地走向现代化，并不是将农民堵回农村，而是应更加关注农村的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有效地扩大农村内部的就业容量。

三、“异地转移”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

异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将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大中城市，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之一，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及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另一种思路。他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减轻农村人口对有限自然资源的依赖与压力，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效率；同时，他还能通过劳动力的城市迁移形成劳动力市场，在流动中确立劳动力价值，消除劳动力工资扭曲的现象，使全部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都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

１．促进大中城市的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

限于我国尚有１．５－２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和总体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条件，我国工业结构优化战略应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基础主体，应以农村劳动密集型工业为加速工业化的推力，较快走完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工业化阶段，进入成熟阶段。工业过程中，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最大比重，美国为２６．１％（１９２６年），日本为２７．４％（１９７３年），台湾为３３．５％（１９８５年），而我国目前只有１５％左右。借鉴工业化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只要形成劳动密集型主导产业，抓住入世机遇，我国制造业劳动力份额可以再上升０－１５个百分点，所吸纳的农业劳动力绝对量相当于１９９０年农村新增的７５００万劳动力。

２．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还很落后，统计数字显示，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只有３０％左右，而发达国家就业比重高达６０－８０％，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种类有１５０个，而我国只有５０左右。发达国家的社区服务就业份额为２０－３０％，而我国目前仅有４％左右。据推算，全国３２个人口在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４３个人口在５０－１００万的大城市中，社区服务业可提供的就业机至少应在１５００万个以上，再加上其它中、小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可以大大缓解我国巨大的就业压力。因此，解决就业问题在第三产业还能找到巨大空间。

３．鼓励农民进城创业

大量农民进入城镇需要大量的相应的就业岗位。在当前城镇就业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就业的难度更大。这就需要大力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尤其是鼓励农民在第三产业创业，因为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而该产业又是进入门槛较低、吸纳就业人数较多的产业。政府应当制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的政策，要完善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和贷款制度，比如可以允许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为抵押取得银行贷款等，从而增强农民进城创业的信心和能力。

４．扩大农村对外开放

扩大农村对外开放，开拓国际市场，有利于弥补我国农业资源的不足，拓宽我国农业发展空间和农业劳动力的就业空间，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要积极吸引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改善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格局；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农产品出口，包括提高食品安全水平，突破食品安全等技术检测壁垒，先行取消对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所征收的农业特产税，适当加大农产品退税的力度，增加农产品需求；在国外创办农业企业，利用国外资源；促进劳动力输出，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

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要统筹城乡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产业，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鼓励农民进城创业，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推动就业。

总之，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这两种形式对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空间配置都具有积极作用，我国的政策应该是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正如十六大报告所示：要用城乡统筹的眼光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封闭在农村的内部，要和城市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城乡统筹的格局，逐渐使得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找到一个新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