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农业经济发展状况

第一篇：秦朝农业经济发展状况

秦朝农业经济发展状况

众所周知人口众多的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而中国的农业又以秦朝为开创先河。研究秦朝的农业与经济的发展，对今天加强我们“三农”的发展及社会的和谐构建有着不言而语的作用。

(一)农业发展的状况

秦统一中国以后，土地占有的两级结构完全确立。当时六国贵族受到打击，大批豪富被迁到关中等地，庶民地主发展缓慢，最得势的是由军功起家的官僚地主，可见秦代的地主阶级数量不多。而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数量庞大，他们依附于封建国家，是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２１５年），碣石刻辞云：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说明秦政权鼓励农民努力发展生产。

秦自商鞅变法以后，历代国君都把农业作为治国之本，非常重视水利建设，推广铁器和牛耕。战国时代所修建的都江堰灌溉系统、郑国渠以及其他数以万计的陂池沟渠，直到秦统一后仍在发挥作用。而且，秦代配合水陆交通建设，又在陇西、关中、巴、蜀、黔中、会稽等郡修建了大批新的水利设施，使更多的农田得到灌溉，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铁农具在战国已普遍使用，秦代的铁农具又有发展。近年考古发现大量秦时期的铁犁铧、铁臿、铁锄、铁镰等，不但分布广泛，而且器形有所改进。

另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对官府铁器的供应和使用都有具体的规定，如果铁器损失，必须根据情况分别处理，说明秦政权非常重视铁器的分配管理。

《战国策？赵策一》说： 秦以牛田，水通粮。可知秦国已使用牛耕。

在云梦秦简中，秦律规定对偷盗耕牛的人必须判罪。并规定厩苑所饲养的牛必须达到一定的繁殖率，完不成任务的要受处罚。而且，定期进行考课，对饲养好的予以奖励，饲养差的给予处分，说明官府非常重视保护、喂养耕牛。

目前，考古发现秦代的铁犁铧越来越多，则知牛耕推广较快。铁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为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深耕细作、增加耕作效率提供了便利条件。①《汉书高帝纪》。

秦代的耕作技术在战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秦简中提到应根据不同的农作物决定每亩播种的数量，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知道合理种植。另外，秦律也对如何搞好田间管理，保护农作物生长作了若干规定。特别是秦始皇相国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其中《任地》、《辨土》、《审时》等编，是记载农业耕作技术的专著，记载了改良土壤、适时种植、间苗保墒、除草治虫等方面的经验和知识。汉初流传的《耕田歌》曰： 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①实为耕作经验之谈。这首歌在秦代应已产生。

秦代的农产量一般每亩产粟一石半，折合今制每亩合粟１４０市斤。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秦代封建政权存放在各地官仓中的积粟非常丰富。秦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也是全国的经济重心。《汉书？地理志》说： 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这里农业生产一直发达，国家的粮食储备相当丰厚。秦律规定，官仓储存的粮食，栎阳（今陕西临潼东北，秦故都）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 ②。直到秦末刘邦入关时，这里依然 仓粟多，积存大量粮食。故后来萧何 转漕关中，给食不乏 ③，使刘邦终于赢得统一战争的胜利。

中原地区是秦代粮食的主要产区，封建政权在这一带的存粮也非常之多。《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秦末陈留尚有秦 积粟数千万石.其时南阳宛地亦人民众，积蓄多.楚汉决战前夕，彭越攻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 ④。而秦建于荥阳、成皋间的敖仓是当时最有名的粮仓，积粟甚多.刘邦曾 据敖仓之粟 打败了项羽，后来英布叛汉时，仍有人提出 据敖庾之粟 是成败的关键。可知秦汉之际十多年间，敖仓之粟取之不竭，其存粮是非常之多的。①另巴蜀地区也是秦代的重要产粮区，《华阳国志？蜀志》云： 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史记？高祖本纪》还记载，因汉初饥荒严重，高祖遂令民就食蜀汉。说明秦汉纷扰之际，这里的粮食积累仍然丰富，农业生产相对稳定。

试想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下，秦朝的农业是如何取得这样的成绩的呢？

一、耕土面积的扩大和劳动力的增加

早先的秦人主要居住在渭水上游一带。“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1]，犬丘又称西犬丘也就是今甘肃礼县一带。当时的秦人还未立国，对于西周王朝来 说，它被认为是落后不开化的部落。显然，对这支飘游不定的秦人来说，西周那种“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2]，“荼蓼朽止，黍稷茂止”[3]，先进的耕作技术就与他们无缘了。但是，到了秦襄公七年春，也就是公元前770年春，“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平王封襄 公为 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4]。平王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 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5]。岐西至丰镐间的 广大地区是周民族长期经营农业的中心地域所在，代表了当时农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占有岐、丰之地，又将具有较高生产技术水平的周余民接收过来，这就使秦农业的发展置于一个新 的起点之上，有人推测春秋以前秦人口约二三万之众。公元前763年，秦文公卒，兵士七百人东猎，这是秦人入关数字的惟一记录。而有人以周制百里内五万人推算，认为周遗民归 秦者，至少应有二三十万人左右[6]。到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从西犬丘到雍，秦人逐渐向东扩展，而且是沿着渭河沿岸。渭河沿岸基本都是平畴沃野，便于耕稼之地，这就为秦人农业的起步与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晋之战以后，东向受晋所阻，转而向西扩展，乘戎族“莫能 相一”的有利形势，进军戎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7]。秦国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使秦统治地域由关中农业区扩大到陇西、北地半农关牧地带。“它使长期以来被众多戎、狄蹂躏的广大地区，得以恢复生产，结束了支离破碎的割据，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为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8]，“秦霸西戎，开始了农牧交错地带的经营活动。由于中原农业民族的社会、经济水平明显 高于诸游牧民族，他们对农业牧交错地带的开发经营，推动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地域性拓展”[9]。可见秦人的这一举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穆公十 五年(前645)秦晋战于韩原(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利用“岐下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穆公而反生得晋君”[10]。穆公十五年十一月，以释放晋君夷吾为条件，“夷吾献其河西地，……是时秦地东至河”[11]，此时的秦人已扩展到今陕西东部，也就是说，得到了今关中地区，该地自古以来都是适于农耕的地区，特别是关中东部河谷展开，两岸原间平坦豁畅，具有发展农业的巨大潜力。正如《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的：“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 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 从此可以看出，秦人在这一时期的东扩过程中，得到的不仅仅是沃野千里的关中之地，而且 还得到了大批有“先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的农耕者，这对秦人农业的发展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前文已经提到，农业生产受土地、人口、气候等因素的影响。人应该是主导因素，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根本，这二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的秦国地广人稀，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全国的人口也不过两千万[12]。加之，当时还得需大批的精 壮 劳力去行军打仗，因而秦人在东扩的过程中，劳动力的及时补充应是秦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正由于如此，穆公时代才能实现“春秋五霸”之梦，才能实现秦国历史上的第 一次强大。这也正如秦孝公所说“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注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为后世开业，甚光美。”[13] 孝公至秦统一以前，是秦国土扩大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商鞅变法以后，国土面积已经扩展到 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一带，并西略义渠，南取巴蜀。例如，秦惠文王取得巴蜀地后，极力经营，成都平原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是秦国粮食的重要产地[14]。当然这一时期秦人所扩之地大多为六国 的旧地。在战国时期，六国的人们已经懂得了“耕者且深，耨者熟耘”[15]，“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16]等道理。加之当时在六国故地铁农具的使用和 牛耕已普遍使用和推广。可以想象，秦占领六国的故地，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一带大多 为可耕种的良田。这一时期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秦国耕地面积得到扩大。那就是通过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颁行“垦草”令，扩大面积，使当时秦国每个劳动力负担的耕地，增加到相当于今制15亩，比其他各国高出一倍[17]。由于这双重因素的影响，秦人的耕土面积得到空前扩大。耕土面积的扩大，给秦人带来了一个很严峻的问 题，那就是劳动力明显不足。于是又实行“诱三晋之民，利其田宅”[18]的政策，招引来三晋之民来秦国开荒。因而，正由于这一大批辛勤的拓荒者在这广阔的沃土上的不辞劳作才使秦国农业蒸蒸日上，迅猛发展，为秦荡平群雄、廓清寰宇、一统天下 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

二、勤政与重农思想对农业的影响

秦穆公时期，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终于使秦国实现了第一次强大。他的开明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重视人才。在春秋时期曾形成有一种“尚贤”之风，当然穆公也不例外，《诗经·小 雅·晨风》写道：“鸟穴 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未见君子，忧心靡乐”，“未见君子，忧心如醉”。《左传·文公三年》写道：“《诗》曰：‘于心采繁?于沼于氵止；于以用之? 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其次，善于用人之长。他曾用五张羊皮赎买曾“游闲于齐”、“ 乞食饣至人”的百里奚的事情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再次，就是穆公重民。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不可能认识到“以民为本”的思想，但他 在这 一点与当时的奴隶主统治阶级有不同之处。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了饥荒，向秦国求援，在给与不给的问题上秦国君臣中曾发生了一场争论。最后穆公采纳了百里奚、公孙支的意见，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19]。当时秦穆 公有这样一段话：“其君是恶，其民何罪!”[20]从此可以看出，他在 当时那种奴隶主专制时代，能认识到民众的作用，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秦国的农业经济到秦穆公时期，随着秦国成为“春秋五霸”以来，秦已经发展成为当时诸侯 国中经济实力最强盛的农业大国。但是自秦穆公以后的14位国君时期，秦便一代不如一代 了。直到献公时期才开始有了一点起色。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当时的天下形势是这样 的：

“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亻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21]秦孝公面对这种凄凉的局面，痛感“诸侯卑秦，丑 莫大焉”。于是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 分土”。[22]从此可以看出孝公求贤若渴、广揽贤才的决心。在这种 情况下，便重用商鞅，变法图强。通过一系列的法令使秦国的农业经济有了迅猛发展。

当然，秦人从立国到统一，历经33代国君艰苦卓绝的奋斗，使秦国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一个“车千乘，骑万匹，带甲百万”[23]的大国，这与历代国君的 勤 政与图强思想是分不开的。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言“自穆公以来，至于秦王，三十 余君，常为诸侯雄”。正因为有了这些贤君明主，才能制订出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笔者认为，在古代，谈论国家的强与弱，实质就是体现一个国家农业经济发展的水平。因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以农为本。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农业在社会经济中占绝 对的主导地位。那么，秦人要实现强国之梦，就必须有诸如穆公、孝公之类的勤政明主，实施一系列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的政令，来发展农业经济，强化他的“根本”。这在商鞅变 法的内容中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只有农业经济这个坚实的基础充分发展起来，他才有可 能或者有能力成为大国。所以说，秦人的勤政是秦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在秦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重农思想对秦国农业经济的影响。据文献记载，秦人的远祖曾过着游牧生活，到了西周中期，秦人才开始定居下来，逐渐完成了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过渡。东周初年，随着秦人立国，秦国的农业已开始迅速发展起 来[24]。很显然，在秦人开始定居的那一段时期，它仍然还是一支比较落后的游牧部落。农耕经济处于原始启蒙时期，而且活动范围很小，与当时的西周臣民也 不可能有密切的来往。但是，在定居后期和秦人立国这一段时间，由于秦人国土不断向东扩展，这样，就给秦人与周民提供了一个相互融合的机会。前文已经提到平王东迁后大约有二 三十万周余民易主事秦。这部分周余民在与秦人不断融合的过程中那些先进的耕稼之法就自然而然地传授给秦人，从而使秦人的农耕经济在周人农本思想的影响下得以迅速发展。

西周时期，周人已懂得了“无夺农时，使民以时”的古训。《尚书·洪范》说：“庶徵：曰雨，曰，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根据传统说法，《洪范》是西周初期的一篇重要哲学著作。这就是说雨、晴、暖、寒和风这五种天气能够均匀调顺时，庄稼才能丰收，其中这五个因素缺一不可，有一种因素过多或过少都会给庄稼带来危害。可见在西周初期周人在天时方面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已有认识。西周末年卿士虢文公提出“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蔗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就庞纯固于是乎成” [25]的思想，这种观点已具有农本思想的萌芽。另外《诗经》中载有 “以我覃耜，亻叔载南亩”。《周官·大司徒》载“有不 易之田，一易之田和再易之田”之说。同时，《诗经·小雅·大田》记载“去其螟 酟，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 从这些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周人不但认识到农耕时要注意天时，而且还认识到锐器农具 在农耕中的使用，田地的整治、休耕、轮作以及农田管理和防治害虫等知识。由此可见，周人对农业的重视。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牛耕的使用和推广以及水利事业的发展。从而使我国农 耕经济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同时也是重农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春秋时期的墨翟，认为“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善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事不 成。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分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他从粮食是民生所需的角度论述了农业的重要性，战国时期《孟子》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早期法家代表之一 李悝则认为“农事害”是“饥之本”，“女工伤”为“塞之源”，并提出了“农伤则国贫” [26]的看法。同时还鼓励农民“治田勤谨”[27]，“力耕数耘”[28]，把农业作为发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所以高敏先生认为重农思想的真正确立应从李悝时开始[29]。

值得说明的是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在这种“百 家争鸣”的社会背景下，不同流派从不同角度把农业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理性认识。对于这一时期逐渐强大的秦人来说，这种理性认识一定会辐射到秦人腹地指导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 展。

目前学术界一直认为秦人真正意义上的农本思想的形成应从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开始。孝公 即位时，面临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局面，相形之下，深感自惭形秽，在这种情况下他立志要寻回穆公时代的辉煌。于是便起用商鞅进行变法。变法的内容之一就是实行“重农抑商”政 策。认为“农则易勤，勤则富”。“国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30]鼓励和强制农民垦荒种田，并且把农业经济的发展提高到 了“立国”根本的高度。《商君书·垦令》篇中就有“为国之教，务在垦草”。在《垦令》 中为垦荒，发展农业生产所制定的法令就有20条之多。《史记·商君列传》：“ 眀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秦简《田律》规定“雨为澍，及诱(秀)粟，辄以书言澍稼。诱(秀)粟及豸KG-*3艮(垦)田毋(无)稼者顷数。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早(旱)及暴风雨，水漆、蚤(螽)虫、群它物伤庄稼者，亦辄言其顷数。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由此可以说明秦国官府对农业生产情况的重视程度。又由云梦 秦简可知，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政府还制定了《田律》《厩苑律》《仓律》《徭律》《效律 》《司空律》多种经济法规，以此来发展农业生产。根据文献可知，这些法律条文除一部分为孝公时代商鞅所立以外，其余部分为秦昭王至始皇初年修订。由此可知，秦国 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且把它上升到法律条文来指导农业生产。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始皇四年，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政府规定是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 级”[31]。从此可以看出，在始皇初年秦政府就懂得在农业生产受到 蝗灾侵袭的情况下，及时减轻农民负担，并奖惩各级官吏。这的确是一项救灾利农的好措施。

从以上的史料可知，秦国政府特别是在秦孝公以后，历代君主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也就是 说把农业生产看做为富国强兵的根本。正因此才有始皇帝的“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32]。总之，笔者认为秦王的勤政与秦人的重农思想是影响秦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 勤政才有可能为秦国农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有了这样一个国泰民安的大环境，秦国的农业才有可能发展。农业的发展当然会为国家、人民带来丰富的物质基础。这样，秦人 就会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从而会不遗余力地向别国人民学习，自己本身也会不断地摸索，更新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于是秦人在安于农耕，不断索取的过程中，他的 重农思想的形成又会更有利地指导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说，秦诸王的勤政与秦人的重农思想是一个互促互进的关系。这种关系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的观点那样，即实践—认识— 实践。

三、粮食产量的提高与粮食贮存结构的变化

前文已经谈过由于秦人国土面积的扩大和秦王的勤政与重农思想对秦国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但是，既然说秦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为秦的统一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这只仅是一个宏观的论述。那么，具体用什么来说明农业发展的情况呢?笔者认为：秦国粮食产量的逐 渐提高与粮食贮存结构的变化是最能证实这一点的。

秦国居于西方边陲，原是过着游牧、渔猎生活，但是，在以后随着秦人的立国，地盘的扩大，秦国的农业经济有了逐渐起步和发展。最早能说明秦国粮食产量提高的史料便是《史记· 秦本纪》中载道：“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穆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穆公问公孙支，支 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 用百里奚、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当时秦国支援晋国运粮 的车船从今陕西凤翔排到山西翼城。可见数量之大，这就充分说明，当时秦国的粮食产量的确有了很大的提高。到了战国初年“一夫挟五口，治百亩田”[33]乃 是一般的生产水平，但是到了战国末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 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34]，这无疑是到 了战国末年由于秦人的东扩，耕地面积的扩大，劳动力的增加以及重农思想的影响，同 时，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推广和使用，农业水利的兴修等诸因素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1975年湖北省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当时的秦国境内到处都有“万石一 积”的粮食仓库[35]，栎阳并建有“二万石一积”的粮仓，咸阳的粮 仓竟达“十万石一积”[36]。以上史料充分说明秦国的粮食总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也可以反映出秦国农业经济到了战国末年有了长足发展。下面，我们再从秦国粮仓的设置和变化情况来看秦国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秦穆公时代戎王 使由余于秦，“秦穆公示以宫室、积聚”[37]，说明此时秦人就在都 城内设置粮仓且储藏有大批粮食。

从《云梦秦简》中可知，到了战国时期，秦人已在都城和国内各县己普遍设有粮仓。在都城 设置的粮仓，秦简《仓律》称为“大(太)仓”。“入禾仓，万石一积而比黎之为户，……栎 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石一积”，这二万石一积的栎阳仓和十万石一积的咸阳仓，可能就 是上文引律文所说的“大(太)仓”。同时，在战国时期，秦国地方行政机构普遍设立县乡两级制，所以，当时在各县也设有粮仓。《秦律十八种·仓律》有云：“入禾仓，万石一积而 比黎之为户。县啬夫若丞及仓、乡相杂以印之，而遗仓啬夫及离邑仓佐主禀者各一户，以气(饩)”，这是秦国在全国各县设置的地方粮仓。

当时，秦国在乡里也设有粮仓。如《仓律》云：“禾，刍积(索)出日，上赢不备县廷。出之未索而已备者，言县廷，廷令长吏杂封其，与出之，辄上数廷”，这说明仓设在乡里。从 以上大量的史料可以说明，秦国当时不但在都城设置有粮仓，而且在县、乡各地也有粮仓。粮仓数量的增大，可以直接地反映秦国粮食产量的提高。正如当时其他各国所形容的“秦国 境内，粟如丘山”[38]，“秦富天下十倍”[39] 等说法。不难看出，秦国境内大规模地在各地设置粮仓，也进一步证实了秦国农业发展的情况。

（二）秦朝经济的发展

秦朝经济的表现与发展最突出的一个亮点就是用法规来调整经济关系

（一）保护封建国家和个人的财产权。

《商君书•定分》明显地把法和财产关系直接联系在一起，主张用法来确认私有财产权。

（二）调整经济关系，推行重农政策，兼顾林、牧、渔、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

秦朝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业自商鞅变法起一直被视为“末”作。但商鞅也认为：“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意思是商业有流通货物的作用，同农民开辟土地从事农耕以及官吏治理人民一样，都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职能。秦为了有效管理商业，制定了《金布律》等相应的法律。这些法律的主要内容是极力限制非法的商业活动。如禁止农民售酒；禁止非商业单位经商；统一商品价格，要求明码实价；统一度量衡器的误差限度；重要商品专营等。如《金布律》规定：“有买及买（卖）也，各婴其贾（价）”。即出售的商品应当分别系上标签标明价格。同时规定，市肆中的商贾对钱和布两种货币应同样对待，不得“择行钱市”；非秦人来秦贸易者，必先持证到官府办理登记，未登记而买卖是法律所禁止的。

（四）颁布《分户令》，建立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单位，成数量众多的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巩固封建制的经济基础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统一货币、度量衡，颁布车同轨、书同文的法令，促进经济交流。

秦在各县设置了专门的金融机构——少内。

统一度量衡不仅有利于秦朝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制也有重要意义。

秦统一后，因各国车辆的宽度不一致，给交通造成很大的不便。秦始皇下令：车辆的宽度统一为六尺，实行“车同轨”。车同轨对于秦国的交通运输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于战国时诸侯割据，各国的文字差异很大，文字的混乱严重地妨碍着政令的推行，影响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秦始皇颁布书同文字的法令，命令用统一的“秦篆”作为全国通用的文字。

统一货币、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字，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对于秦朝各地区的经济交流、发展，文化的传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调整经济，内容充实。

秦代经济法规的制定、运用法律调整经济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内容的充实和系统性都是空前的，有的也是后世所不及的。诸如农业、手工业、商业、财政等方面的经济法规反映了组织管理生产、调度劳动力、调节商品货币关系、控制市场等经济生活的法律化程度，也是早期封建生产力发展和秦朝经济政策实施的映照。

秦自商鞅变法后，其法律制度的建设比较系按理统、完备，对经济关系的调整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为秦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使秦国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日渐富强，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为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

以历史为鉴，方可推动文明的进步。众观秦朝农业与经济的发展，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

（1）稳定社会环境才能保证经济的快步发展。我们老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了，才能保证农业与经济的发展

（3）强有力的法律法规是保证。无规矩不成方圆。（4）结构的调整与改革不可缺

|。许 多

第二篇：秦代农业经济发展状况

秦代农业经济发展状况

姓名：冯瑶

班级：09历史学2班

学号：0915012026 秦代农业经济发展状况

傅斯年在《夷夏东南说》一书中，论证出了秦族与商为同一祖先——伯益。在商代，秦族作为商的属国在东方游牧生活。到周初，由于参加武庚叛乱被周人赶到今黄土高原地区，后又迁徙到今甘肃一带，居于“犬丘”，一直到秦立国以前，秦都还是一只游牧部落。秦立国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秦在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还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特点。《石鼓文》中所描绘的秦襄公时代，大规模狩猎的场面，正是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反映。另一方面，秦立国的歧地，原是周人故居，是古代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周余民”中，许多人富有农事耕作的经验。秦人学习他们的经验，利用渭河流域优良的自然地理条件，逐渐从游牧经济转向农业经济。大约到秦文公四年，秦国的势力发展壮大，农业经济才取代游牧经济，成为经济中的主要部门，并得到迅速发展。到秦穆公时代，秦国的农业生产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东方诸国。这些成就与秦国在百多年间一向重视农业发展、力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秦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主要从农业生产力水平和农业生产产量两个方面论述：

一、农业生产力水平

农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就表现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农业生产力水平是农业生产发展的条件，同时农业的繁荣也会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农业生产力水平主要由农业生产工具、农业生产技术、水利灌溉事业等方面表现。

1.农业生产工具——牛耕与铁农具的普遍使用。牛耕与铁农具在战国时期才广泛推行起来，秦国是使用牛耕和铁农具的先进国家之一，这和西周时就在这个地区使用马耕或牛耕的历史不无关系。秦简《厩苑律》云：“以四月、七月、十月、正月肤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最，赐田”说明秦国对于耕牛很是重视，在法律中规定有评比耕牛饲养的条文。通过评比鉴定，对饲养好的尚夫(管理耕牛饲养的负责人)和饲养人员要给予奖励，对于饲养不好，耕牛减瘦的，要对啬夫和饲养员惩罚。如此的重视耕牛，农业生产自然会不断发展。

至于铁农具的使用，在秦国也是极为普遍的。这由近年来不断发现战国时期秦国的铁农具，可见其一斑。本来秦国就盛产铁矿，例如《山海经》所记载的产铁之山中，其中现在确知其地的仅有十五处，而秦国境内竟占有六处。又秦取得巴蜀后，巴蜀的铁山更是有名的。铁器往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在秦都咸阳一号宫殿建筑遗址中，考古发现许多铁器，且官府还可以借出铁器使用，见据《厩苑律》亦可知道。秦政

府设置有“左采铁”、“右采铁”等专管铁器生产和使用的官吏，足见对于铁器的重视。战国时期冶铁炼钢最著名的地方是楚国的苑(今河南南阳)，这个地区并入秦国后，对于秦国冶铁炼钢事业的发展，无疑是有着极大的作用的。秦在战国末年，统一中国之初，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不是偶然的。

2.农业生产技术——生产经验的积累与提高。秦国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农业生产经验技术也在不断积累与提高。比如，畦种栽培法，即是其中之一。又如公元前239年编成的《吕氏春秋》里，有《上农》、《任地》、《辨土》与《审时》四篇论著，这是专门总结当时农业生产技术与经验的最早的农业科学论著。我们从这四篇论著中，亦可看出当时农业生产技术是有一定的水平和高度。它所总结的农业生产经验虽然不限于秦国一地，也包括东方各国情况在内，但秦国农业在当时是较为发达和先进的地区，所以也是最能反映其农业生产技术情况的。《上农》是讲国家的农业政策和重农、农本等思想，其他三篇则是讲农业生产：从播种到收获的一整套农业生产技术与经验。自然，对于畜牧业如饲养大牲畜为动力，饲养猪与家禽等为农家副业，也已谈及，但主要是总结关中平原渭水流域及黄河中下游一带干旱地区种植业的生产经验及技术。对于土地利用、排水洗碱、防早培墒、改良土壤、农具使用、农事季节、防治虫害、施用肥料、耕种除草以及其他等等技术措施与经验，书中都有所论述，从此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农业生产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科学知识。在《审时》中提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说明种地虽是人们有目的的活动，但是作物生命是离不开土地肥力和日照、气候、两露等的培养滋润，所以必须处理好人事、地利与天时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在农业生产上就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技术措施。

由此可知，农业生产技术与经验在当时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注重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很好地处理时、地、事、人的关系，使农业生产知识走上系统化科学化的道路，于此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同时，以种植业为中心、对提供肉、乳、蛋等产品的畜牧业则只居副次地位的我国农业生产经济结构在秦时已经确立下来。这样的农业生产经济结构，对我国后世农业生产有着深远的影响。

3.水利灌溉事业——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秦国十分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早在秦昭王时代，就由李冰负责修建了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可灌溉成都平原300

多万亩土地。从此，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食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到秦始皇元年，秦还在水利工程师郑国的领导下，在关中的渭河流域兴建了一条长达300多里的郑国渠，渠成，“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约合今200多斤）”（见《史记?河渠书》）。

二、农业生产产量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带来农业生产产量的增加。秦时的农业产量，无沦就单位面积产量或总产量说，都是比战国时期其他国家高的。秦生产的粮食，不仅可以满足其迅速增长的人口食用，而且还大量用来酿酒。《史记?秦本纪》、《吕氏春秋?爰土》中就有从国君到奴隶皆能饮酒的记载。据秦简《秦律》所载，秦国境内到处都有“万石一积”的粮秣仓库，栎阳粮仓，“二万石一积”，咸阳粮仓，竟达到“十万石一积”（见《仓律》）。这些粮仓，都分门别类（见《仓律》）。因此，秦在诸侯国中被视为最富有者，战国后期一些游说之士也常称秦国“栗如丘山”和“积粟如丘山”。秦国的粮食不仅供给本国人们食用，而且还大量外运。公元前647年（秦穆公十三年），晋国发生饥荒，晋君向秦借粮。当时秦向晋输粮的场面是：在秦都雍至晋都绛的水路上，载粮食的船只绵延不断，其规模之大，好像一场战争。因此，历史上将这次输粮称之为“泛舟之役”（见《左转?僖公十三年》）。

由以上论述不难发现秦国的农业经济是相当发展和繁荣的，特别是在秦统一中国的初期。而正因为秦以谷物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经济颇为发达，才使得秦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与东方诸国抗衡、争霸，并最终统一天下。到秦灭亡以后，汉也不得不承认“秦富十倍于天下”。

第三篇：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状况调研措施

今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三鹿”奶粉事件的影响，牛奶价格大幅下跌，养殖成本倒挂，亏本经营，奶农普遍信心不足，奶牛存栏数量减少，奶产业受到了重创。在危机的特殊时期，如何帮助奶牛养殖户提振信心，渡过难关，巩固产业，是我们当前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的问题。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市委办公室组成调研组，深入到利通区马莲渠乡廖桥村和巴

浪湖村，对两个村经济发展情况及群众所思所盼、生产生活以及贫困等情况进行了调研，寻找破解难题的思路和办法。

一、基本情况

马莲渠乡廖桥村和巴浪湖村是**市传统的奶牛养殖村，有20多年的奶牛养殖历史，廖桥村还是**奶牛养殖的发源地之一。目前，廖桥村拥有土地2611亩，人口3011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了90%以上，有6个村民小组，人均耕地0。9亩，奶牛存栏由过去的3500多头减少到现在的1000多头，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800元。巴浪湖村拥有土地1830亩，人口2577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了80%以上，有7个村民小组，人均耕地0。7亩，奶牛存栏由过去的5000多头减少到现在的1700头，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300元。

在产业结构方面：这两个村都是二元结构模式，以奶牛养殖为主，粮食种植为辅，廖桥村几乎家家都养奶牛；巴浪湖村奶牛养殖户达到400多户，占到80%以上。这两个村有个体私营企业只有2家，且规模都不大，主要以传统粮食加工和饲料加工为主，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后劲不足。

在农民收入方面：农民的主要收入来自于两个渠道。一个是来自于奶牛养殖收入，廖桥村农民收入70%以上的收入来来自于奶牛养殖，巴浪湖村农民收入8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奶牛养殖。另一个是来自于外出务工和少量的粮食收入，这两项分别占到了农民收入的30%和20%，农民增收的渠道不宽。

在扶贫解困方面：由于人多地少，位置比较偏远，农民增收缓慢，低保户较多，贫困人口大多数集中在年龄偏大、身体残疾、长期有病、劳动技能差的农户中，廖桥村有低保户57户，巴浪湖村有低保户88户，低保户每月每户50元，一年600元，从根本上解决这部分人的生产生活还有很多困难。

二、在在的问题

这两个村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奶牛存栏数急剧下降。由于牛奶收购价格下降，农民宰杀奶牛数量比较多，造成奶牛存栏数减少严重。在发展高峰期，廖桥村奶牛最多存栏数达到3500多头，现在减少到1000多头，巴浪湖村奶牛最多存栏达到5000多头，现在减少到1700多头。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奶牛减少5000多头，奶牛存栏数急剧减少的根本原因在于，奶牛养殖成本增加，农户养不起。存在着多养多赔钱，少养少赔钱，不养不赔钱的问题。养殖奶牛多的，淘汰差的保存好的，或者淘汰大的保存小的；养殖奶牛少的，有的全部淘汰，有的仅留几头，等待时机。

二是奶牛养殖效益严重倒挂。由于玉米和油料饼价格上涨，导致饲料价格随之上涨，而牛奶收购价格又下滑，目前挤奶站牛奶统一收购价每公斤1。6元，散户牛奶收购价每公斤1。4元，一涨一降，两项负担同时增加到农户身上。据了解，现在一头奶牛每月倒挂600元。过去，农户以每头1万元左右的高价买进，现在只能以每头5000元左右低价卖出，一进一出，两项损失又叠加到农户身上。据推算，一头牛在买卖当中就损失5000元-6000元左右。这样“一涨一降”、“一进一出”，导致奶农亏损严重，无力维持，只能忍痛割爱宰杀奶牛。

三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廖桥村地下水位高，地理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受到制约，为扶持奶产业发展，市物价局、经委、畜牧局制定出台了生鲜奶最低保护价政策，园区每公斤1。7元，巴浪湖村既无养殖园区，也没有挤奶站，只能按散户价收购，奶业经纪人转嫁危机，压价收购，散户收购价比园区收购价每公斤低0。3元左右，靠养殖业为主的农民，收入呈下降趋势。

四是粮食种植效益低下。由于种子、化肥、农药等价格上涨，政策补贴又少，种地没有多少经济效益，只能保吃饭，有的农民不愿种地，把土地摞荒。巴浪湖村由于受附近造纸厂排污影响，用污水灌溉，粮食产量只能达到正常地区的70%左右，企业每年给该村造成损失达100多万元，虽然经多方协商，但赔偿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五是村集体欠帐较多。这两个村集体没有经济收入，近年来建村部、搞“两大工程”等，村上欠了很多帐，仅巴浪湖村负债就达7万多元，由于家底薄，收入低，银行贷款难，群众机耕、发展生产都没有资金扶持，发展缓慢。

三、建议与对策

针对这两个村存在问题和实际困难，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积极争取项目支持。近几年来，中央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五补一免”政策的实施，给农民带来了很多实惠，为农村经济发展

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作为村党支部和村委员，要认真领会中央的政策精神，紧密结合实际，积极想办法、谋发展，不能被田暂时的困难吓住，不能被客观条件捆住手脚，积极向上申报项目、争取资金，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养殖园区、小额贷款、政策补贴等方面积极大胆地争取市、区、乡的项目支持，坚决克服等、靠、要的思想。

二是稳定发展奶牛养殖。奶牛养殖是

增加农民收入、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势产业，尽管目前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但从发展前景、经济效益、群众接受程度上看，奶牛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目前，全市奶牛基本形成了农户+园区+企业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进一步扩大规模，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我市出台了一系列稳定发展奶牛的政策，为奶牛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这两村奶牛养殖时间比较长，发展基础比较好，奶牛养殖也是农民主导产业。所以，必须千方百计稳定奶牛数量，咬紧牙关克服眼前的困难，坚定不移地稳定发展奶牛养殖。

三是大力开展技能培训。有效应对危机和眼前的困难，确保农民收入不减，发展速度不减，生活水平不降，必须要提高农民的技术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要通过各种技术培训班，从技术、技能、维权、劳动保护等方面对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培训，使外出务工农民掌握更多、更实用的技能，在就业上把握更多的机会，不断增加收入。

四是积极开展劳务输出。劳务输出是增加农民收入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要组织农民群众搞好劳务输出，捕捉用工信息，有组织、有目的的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减少盲目性，切实保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五是推动能人带动战略。廖桥村有几个人在上海等地搞清真牛羊肉批发，并且规模还在不断扩大，效益很好。该村要抓住这一机会，主动与这些人联系，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在该村及周边村子建立羊只养殖基地，长期向他们提供稳定货源，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第四篇：秦朝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

秦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

【摘要】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解决好农业问题，才能保证秦帝国的社会稳定。农业问题关系秦帝国的发展全局。秦朝的经济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转型、不断发展。土地国有制的强化，奠定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秦朝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后世封建王朝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秦朝，农业，商鞅变法

各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建设，都要以相应的经济制度建设来支撑；而各个时代的政治制度的建设成果，最终都要展现在经济建设平台上。

古代中国存在着不同层次的宗族国家土地所有制，天子、诸侯、卿大夫各有分土实行所谓的井田制，到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各国实行了授田制（即按方百里进行提封，或提封九万顷，或提封十万顷，扣除山泽道路邑居之后，将耕地按一夫百亩授予农民）。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废除封建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承认土地私有和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土地税由国家统一征收。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土地有两种基本的占有形态和经营方式：一部分是由国家机构直接占有经营管理；另一部分则是通过授田和军功赐田等方式转归私有。从此，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得到了封建法律的保障。与此同时，也使相当多的奴隶制下的国有土地变为封建国家所有，促使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秦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措施来促进农业发展：第一，政府增加农业劳动力和纳税服役的人口，规定一家一户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否则加倍征税，女子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出嫁。第二，政府提高粮价，以增加地主和农民的收入，同时提高酒肉价格，加重酒肉的捐税，使商人由高价所获得的巨额利润通过租税转移到政府手中。第三，政府加强粮食贸易管制。第四，政府推行有利于农业的租税政策。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秦政府很重视耕牛的保护、饲养和繁殖。农蓄是促进秦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是当时重要的生产工具。对厩苑所蓄养的牛，都要定期进行考课，饲养好的，繁殖率稿的，予以奖励，否则予以处罚，这些都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如张家山汉简《田律》：“诸马牛到所，皆毋敢穿宑，穿宑及及置它机害人、马牛者，虽未有杀伤也，耐为隶臣妾。杀伤马牛，与盗同法。杀人，弃市。伤人，完为城旦舂。”

秦统一后，“决通川防”，不仅便利了交通，而且改变了战国时各国“以邻为壑”的状况，有利于农田水利灌溉。原来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国渠仍然继续发挥其作用。秦朝非常重视农业基础条件的维持和改善。农田水利是农业命脉，通过兴修为农田服务的水利设施，改变了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自然条件。《秦律十八种·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壅堤，就是筑堤堵塞水道。二月是枯水季节，又是农田开耕的季节，所以要保障水道畅通，不允许堵塞，以便于灌溉。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50号秦墓出木牍亦规定：“以秋八月，修封捋(埒)，正彊(疆)畔，及癹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陂)堤，利津[汤+水](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陷败不可行，相为之□□。”从这里可以看出，每年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定期组织人员整饬水利工程，完缮陂堤、道路，以避免汛期到来时决堤，使道路交通乃至人员安全受到威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也有相似规定：“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陂堤，利津梁。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这些都可以看出秦对当时修建水利工程的重视。而且秦始皇历次出巡，所到之处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

同时，农业的发展尤其指的一提的是边疆新农业的开发。自蒙恬斥逐匈奴之后，在河套地区开辟了北假、新秦农业区，两次移民开发，到汉时这里已变成了膏埌殖谷之地。汉代把“新富贵者”叫做“新秦”，可见在这个地区由于经济的开发而产生了许多的暴发户。另一个农业先进的地区巴蜀汉中的经济亦因移民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使黔首自实田”，允许农民自由占垦土地，并归个人私有。正式宣告了土地国有制下授田制的结束和土地私有制的确立。私有土地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地主、农民都可以自己处理其所属土地，土地买卖迅速发展。社会日益形成占有土地的地主阶层和刚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后者不得不靠出卖劳力甚至人身自由以受雇于地主家。同时，社会上也大量存在国家直接控制下的自耕农，他们拥有一定的资金与生产工具，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只向国家承担赋税徭役，不必在人身上依附于他人。然而终秦之世土地不甚集中，大土地占有者较少，农民一般尚能保有一小片份地。这是秦农业获得发展的基础。

秦政权当然是代表和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但是任何一种剥削阶级政权如果仅顾及本阶级利益，而无视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它是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基本国策便是奖励耕织、重本抑末，对个体小农采取扶植与保护的政策。秦对封建国有土地加以提封并实行授田制，造就了一个广大的个体小农阶层以及个体小农经济，为秦开辟了丰富的兵戍徭役赋税之源。个体小农成为秦兼并诸侯统一天下的基本力量，也成为统一后巩固统一的基本力量，这是亲政权的真正万里长城。秦统一之初，农业生产还是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兼并战争结束，大量人口又重新回到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人民属于自己的时间也比较多，可以较主动的安排生产和生活。同时秦政府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来减少行政官吏对农民的侵扰，使农民专心从事农业生产。正如三十二年碣石刻辞所说：“地势既定，黎庶无徭，天下咸扶。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彼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这诚然为歌功颂德之文，但也并非全系浮伪虚饰之词。

秦朝的租税徭役剥削原来也是有一个常规制度的，就其法定长制而言，虽然也很重，但一般说来，直接生产者尚可忍受。秦始皇末年，租税徭役剥削的长制已经被完全破坏。秦二士时，右丞相冯去疾总结为“戌、漕、转、作、事”五大徭役。《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上书说：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与古。此条比较具体，秦朝征收的赋税徭役是以前的20倍，用这段文字来证明秦始皇赋税过重，言之有据，不容置疑。而且秦国随着地盘的扩大，戍卒用量激增，戍政破坏，丁壮男子要多次戍战这就把大量的劳动力束缚在了边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业的发展。

不管怎样，秦朝农业经济是取得发展，自此之后，封建农业生产关系开始确立。秦农业的发展对整个历史农业的发展进程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1]高士荣 《秦朝及秦朝开发西部的基本模式》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

[2]司马迁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1978年 [3]黄栋法

《论秦国秦朝的经济制度建设》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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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0915012029

班级：09级历史学2班

姓名：李改玲

第五篇：江北区经济发展状况

第一章 江北区经济发展状况

江北区是重庆市主城核心区之一，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北岸，东南西三面分别与巴南、南岸、渝中、沙坪坝四区隔江相望，北与渝北区接壤。

2012年1-12月，江北区实现GDP 527.8亿元，增长13.7%。地方财政收入完成80.5亿元，增长15%；其中区级税收达55.1亿元、占财政收入的68.5%。城镇居民收入24847元，增长12.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864元，增长12.4%。

2013年，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9.6亿元，增幅为8.5%;实现商品销售总额3129亿元，同比增长17.2%，总量连续四年位居全市第一。

2014年上半年，江北区的经济公共财政收入呈现平稳增长态势，第一季度公共财政收入为155,226万元，同比增长9.7%，完成预算的21.2%，但江北区第一季度的财政收入已经被接壤的渝北区超过，屈居全市第二。相对于江北区来说，渝北区在财政收入上目前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导致江北区失去财政收入第一宝座的主要原因是渝北区汽博中心的快速发展。2005年投入运营的汽博中心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销售额在2011年已经达到了175亿元人民币，这大大的增加了渝北区的财政收入。江北区虽然发展势头依然很好，但全区却没有一个像汽博中心那样能够带来越来越多财政收入的汽车产业集群地带，与渝北区在财政收入方面的竞争也越来越显得心有余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