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网络时代对调查性报道的影响及其反思--论文草稿
网络时代对调查性报道的影响及其反思
1.调查性报道概念及其在中国的溯源 1.1调查性报道的发展历史及其在中国起源
调查性报道起源于17世纪70年代的美国,最初是由揭丑性报道发展而来。周海燕的《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书中认为“报纸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开始对社会上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丑行进行揭露,包括政治活动的内幕、政府的贪污腐化、公司企业的营私舞弊行为、犯罪集团的活动等。”书得第2、3页。之后在19世纪后半期,有了美国报业传奇惹怒普利策掀起的揭露之风和20世纪初被称为扒粪运动“的黑幕揭发运动。1972年《华盛顿邮报》的两位年轻的记者罗伯特·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以一件普通的入室抢劫案件为线索,进行跟踪调查而刊登的系列调查性报道最终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辞职,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水门事件“。”调查性报道的声望在“水门事件”中达到了顶峰“1.《从“揭丑报道”到“水门事件”---论调查性报道在美国的兴起》。调查性报道逐渐成为西方新闻界得主流报道主流。目前较为公认的调查行报道在中国的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逐渐开始的。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同时披露了渤海二号油船翻沉的真相,引起了巨大反响。1994年,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开播。1996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推出了《新闻调查》栏目。在这一时期《南方周末》、《环球时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的创办和对调查性报道的重视。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影响正在逐渐扩大 由此诞生了一批以刊登调查性报道而著称的报纸和调查性记者。1.2调查性报道的概念界定
调查性报道在世界的发展虽然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也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发展。但关于调查性报道的定义还是一些歧义。在西方,调查性报道的定义从各个角度出发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如在西方调查性报道定义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以调查性报道的题材和报道对象来给调查行报道做定义,其中著名的有美国学者大卫·安德生和皮特·本杰明1975 年提出的“调查性报道就是报道那些被掩盖的信息⋯⋯是一种对国家官员行为的调查, 调查对象也包括腐化的政治家、政治组织、公司企业、慈善机构和外交机构以及经济领域中的欺骗活动”2.穆冰《试论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 《军事记者》2003年第十期。但西方关于调查性报道的所有定义在关于调查性报道的主旨方面读有着共同的认识。那就是调查性报道必须是揭露性的“某些人或者组织试图掩盖的新闻”3.美国研究专家Robert·W·Greece言。段勃发表在《当代传播》2008年第5期的《调查性报道概念辨析》一文中对此作了综合归纳。他认为调查性报道几个必备的要件主要有:第一是关于调查性报道的题材。调查性报道的题材主要有两个要素: 一是调查性报道的对象被一些个人和组织有意掩盖, 需要调查记者经过系统、科学、认真的调查研究才能够挖掘出真相;二是损害公众的利益。
第二是要求调查性报道的采写过程具备独立性和原创性。西方的调查性报道要求在这一系列过程中都要体现独立性和原创性。记者的报道如果是依赖于其他人或者组织的调查结果写成的, 这条报道就不是纯粹的调查性报道。正如1988 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记者威廉·C·盖恩斯所说:“调查性报道是这样一种作品: 他们是记者原创的作品, 而不是公共机构的调查报告;他们所提供的是没有记者的进取精神就不能披露的信息, 他们对公众具有重要意义。”③
第三, 这种报道社会影响巨大, 但是费时、耗力、花钱,记者有时候还要面临巨大的危险。比如1972 年 “水门事件”《华盛顿邮报》为调查“水门事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报社股票一落千丈, 白宫不再给《华盛顿邮报》提供任何消息, 而是把这些消息提供给他们的竞争对手,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甚至还受到了种种恐吓。
才能够上文可以看出 西方众多学者虽然对调查性报道的定义不同,但其对调查性报道的基本要件事存在一定共识的。但在中国情况却又有所不同。中国不仅对调查性报道的定义各不相同,在对调查新报道的共同要件方面也存在着较大分歧。国内关于调查性报道的概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更多借鉴西方国家关于调查性报道的界定,认为调查性报道在报道题材和内容方面要以曝光和揭丑为中心,另一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定义。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闻百科全书》对调查性报道是这样规定的: 调查性新闻是指以新闻传播媒介为主体, 记者为主要调查人员, 通过较一般采访更加有针对性、专门性、专题性、系统性的调查研究活动而产生的新闻。这种新闻, 将上述调查研究结果更直接地转化为新闻作品。有时, 直接在标题上标明属某种调查性新闻。它具有较强的新闻性、针对性、指导性、参与性、政策性、接近性。它是调查性消息、调查报告、调查汇报、调查后记、调查附记等等的统
称。《新闻传播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75页。段勃在《调查性报道概念辨析》一文中也同样认为“在中国, 把调查性报道的题材严格定义为一种揭丑报道或者说一种批评报道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国学者对调查性报道的理解要比西方相对宽泛。
但在现实生活中,以揭丑为目的的调查性报道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较为广泛。所以本文中所使用的调查性报道概念仍然界定为前者。2.网络时代定义
2.1网络时代概念及界定
钟玉英 王举兴发表在2003年6月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上的<论网络时代的社会控制与政府角色>一文中对网络时代这样定义: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 以及国际互联网(Internet)的出现, 人类社会进入了以计算机网络等高新技术应用为核心的信息网络时代。我们将这种将网络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时代称为网络时代。也有人将信息时代等同于网络时代。网络时代的发展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的,目前互联网已经进入了“Web2.0”时代2010年12月的北方工业大学学报中的《新网络时代博客舆论导向研究》一文中将这一时代称为新网络时代,张哲在文中指出Web2.0, 它是相对Web1.0 的新的一类互联网应用的统称。Web1.0 的主要特点在于用户通过浏览器获取信息。Web2.0 则更注重用户的交互作用, 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 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在模式上由单纯的“读’向”写”及 “共同建设” 发展;由被动地接收互联网信息向主动创造互联网信息发展。本文中所使用的网络时代的概念是泛泛而谈,但更侧重于Web2.0时代。2.网络时代对调查性报道的影响
。1948年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其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5W”线性传播模式。即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这一模式也被称为拉斯韦尔模式。5W模式反应了传播的基本过程,其他模式基本都是对他的衍生。拉斯维尔的5w模式后来形成了大众传播研究的五个主要领域,这就是控制研究、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本文将从这五个主要方面对网络时代多调查性报道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2.1控制分析
网络时代促使调查性报道的记者的职业发生变化,他改变了记者的条线化生存,改变了记者的自主化意识,改变了记者的生存方式。网络时代对记者的个人素质要求提高。在过去,过去的调查性报道记者主要靠自己的笔杆子来写出好的稿件,对其他方面的要求并不多,但在网络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蓬勃兴起的新媒体, 具有全能传播特点, 它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 覆盖了传统媒体拥有的所有传播载体。因而调查性报道记者来说, 不仅笔头要硬, 还要熟练掌握、应用各种传播新技术, 会拍会写, 自如进行文字、声音、图像的处理。还应掌握电子邮件博客等网络时代的各种技术手段的应用,才能更好地在网络化的媒体环境中实现调查性报道记者的职业价值。
2.1.1网络时代改变了记者的采访方式。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以揭示真相为宗旨的报道方式,其采访和普通报道方式不同,具有相对独立、更加、投入较大以及更加复杂等特点。网络时代的到来尤其是Web2.0为代表的技术手段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调查性记者的采访方式。网络时代扩大了记者获取新闻线索的来源。一般来说新闻线索的来源一般都是记者 从自身或他人经历,各种会议或者政府公布、热线爆料等。随着博客、微博等等博客具有自媒体的开放性自主性时效性交互性等特点, 而作为博客的衍生品, 微博又以发布门槛低(140 个字以内)与手机联网、裂变传播等特点受到热捧。博客的出现使接近新闻事件核心现场的公众更有可能利用网络来披露原始信息,他们的所见所闻随时可能成为媒体报道的新闻来源。调查性报道通常关注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及社会问题, 而这类报道题材又因为比较敏感更可能受到各种力量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公众出于维权需要可能利用博客来披露事件发生过程, 一些调查记者也习惯于报道过程或相关情况在博客上披露, 以吸引更多同行介入调查如20 7 年的厦门PX 事件中,媒体人连岳最先在自己的博客上对PX 项目进行评论,试图吸引更多网民关注之后,他又持续在博客上发文, 以专业的知识引导网民,传播冷静坚定理智的声音, 同时向外界披露该事件的进展当时,他的博客,是众多媒体报道厦门PX 事件的重要信源
终结了于1982年开始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孙志刚事件”的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这篇文章的最早线索也是从网络上获取到的。据文章作者陈锋回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去“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 看到一位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说一个同学的同学,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广州,家人正在四处奔波想弄明白原因。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陈锋打电话与那位研究生联系取得了孙志刚同学的联系方式。后来几经周折于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次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5月16日,许志永、俞江、腾彪等3名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这在新中国尚属首次。2003年5月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沈岿等5位法律学者,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孙志刚案成立特别调查组,对收容遣送制度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2003年6月20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2003年8月1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
2.1.2 网络时代拓宽了记者的采访渠道,更利于记者寻找知情人士。调查性报道的采访过程中,往往需要寻找到尽可能多的 线人!通过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证据链建立关于新闻事件的完整逻辑但是,隐藏于真相背后的知情者,可能由于现实压力而不愿站出来当面接受记者采访,或者部分知情人士由于沟通渠道所限而无法及时找到记者20 6 年(21 世纪经济报道∃报道 汉芯造假案!为例, 记者杨琳桦曾经感慨道:借助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的帮助, 调查范围能无限延伸
她在发出关于此事件的第一篇报道后, 由于找不到新的知情人士而陷人短暂的僵局,于是在博客上转贴了报道原文,公开个人联系方式, 将个人博客改造成 主动求助!的平台, 呼吁 汉芯造假案!的知情人士主动与她联系不久,她的博客浏览量快速增长, 而其内容被大量转帖到天涯未名空间等论坛, 之后出现的一些博客留言,对她把握调查方向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博客主动联系她的知情者, 也为后续采访突破提供了重要帮助
2010年11月,记者邓飞获悉春城晚报记者黄兴能在跟踪调查宣威市癌症村,拍下数百张照片,但原因还没有定论。当晚,他在微博上贴出数张照片,并发出信息,称“宣威市一些乡村肺癌高发,但至今真相不明朗,我们将去调查肺癌高发谜团”。次日清晨,这些微博获得数百次转发、评论和私信:环保组织的人士愿意一起关注、跟进;学环保的大学生提供了美国国家环保局从遗传基因角度做的调查论文;散布在外地的当地人批评说元凶是工业污染,还列举了所有知晓的电厂、化工厂、焦煤厂和冶炼厂等;一位当地官员在私信中透露主要是当地功利性发展工业导致的结果……微博的“主动求援”让记者获得了广泛而有价值的信源。邓飞的钱案 2.1.3网路时代使记者由报道事件转变为参与事件。
网络在给调查性记者提供新闻线索拓宽采访渠道的同时,也让记者参与到了事件的后续发展之中。以彭高峰通过网络寻找到自己失踪三年的儿子彭文乐为例。2008年3月25日彭高峰的儿子在深圳被人抱走。随后08年7月 记者邓飞和楚天都市报记者陈杏兰到深圳采访彭高峰和孙海洋,随后彭高峰跟随邓飞到广西我们在广西藤县找到了卖孩子的家庭,写下《南中国男童贩卖链条》等三篇文章。2009年,中国有了微博后我就想着用微博来帮助他。在我完成在微博上直播“南昌机场女厕攻防战”后,我第一次发了彭文乐的照片,我想借助我稍微高涨一点的人气来帮助找到这个孩子。
每到过年过节,我都会转发这张照片,告诉网友这个父亲很痛苦,需要我们的帮助。而过年过节的时候,多在城市里的微博网友一般回到老家,可以帮助我们寻找。
笔者在邓飞的新浪微博上看大从2010年9月27日开始在微博上发帖,大年初二邓飞与彭高峰接到线索。初三 初三,我带着新快报的记者尹辉到了--新快报比较重视微博打拐行动。但彭他们没买到机票,初四买头等舱机票才到徐州。初三晚上,我发了一条微博,说我们可能找到一个孩子我们已经确认是他了但不能打草惊蛇只能委婉说我在北方一城市。初四,我以家属身份介入,因为我和彭默契,警察和我们一起分析了下案情。饭后,来自深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朱队长带着公明分局的一个民警,匆匆赶去邳州市公安局,异地办案需要走程序。在彭高峰寻找儿子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中 前一阶段记者只是以报道者的身份来描述事件的发展,在邓飞发出第一条微博之后,他就直接参与到了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去了,后来更是亲眼见证了父子相认的过程。而在该事件结束后,邓飞又以第一人称的口对寻子事件作了详细报道。
网络时代更有利于改变记者的生存环境,利于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
第二篇: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
一、调查性报道的定义:
在屹立于潮头的报刊和广播电视新闻事业中,调查性报道是一个强有力的报道领域。调查性报道源于美国从未消亡的黑幕揭发传统。20世纪60年代,调查性报道开始在美国长盛不衰,接着影响了世界许多国家。目前,调查性报道与解释性报道、客观性报道鼎足而立,成为美国新闻界以至整个西方新闻界的主流流派之一。在其它国家的新闻界,调查性报道也同样受到公众的欢迎。20世纪80年代,调查性报道来到中国,几乎刚一出现就以自己特有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毫不夸张地说,对调查性报道的重视已成为全球新闻界的主流。
关于调查性报道,我们首先要在理论上进行一定的阐述。对于什么是调查性报道,国内外很多学者以及一些新闻媒体都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和判断,我们对此进行了搜集和整理。
(1)通过记者的调查,揭露某一社会集团企图掩盖的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隐私。(美国CBS《60分钟》)。(2)对某人或某集团力图保密的问题的报道,报道的事实必须是自己挖掘出来的。(美国《新闻日报》记者)。
(3)英国学者David Spark说,调查性报道就是寻找和收集被势力掩盖的事实,他收集的不是被提供好的、勿庸置疑的信息,而是被掩盖的秘密。
(4)一般是报道某些人和某些组织试图掩盖的新闻,强调在调查性报道中调查和收集材料必须是记者的原创行为,而不是另一个人或另一个组织的调查行为,选题和采访必须由新闻媒体独立进行,调查性报道面对的是一个重要的事实,而对这个事实某些人或某些组织力图使其保密。
(5)调查性报道以暴露或揭丑为核心,以社会的腐败现象、犯罪政府官员的错误行为,内部新闻以被某些人企图掩盖的事实作为目标。它是新闻媒体相对独立的、揭秘的深入的采访活动,它比较费时,篇幅较长,经常以连续报道的形式出现。
二、调查性报道的题材选择:
调查性报道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前期的选题策划。调查性报道在选题上遵循的衡量标准有:重大性、公共性、独家性和故事性。
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如灾难性报道,对社会有极大危害、反常并带有悬念的题材,对政府部门或者官员滥用公共权力的报道,对企业和政府管关系以及投资环境的报道等。公共性要求选题与公共利益相关、贴近公众生活,如三农问题、城市生存状况问题、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等。独家性强调通过记者独立调查揭示出事实的真相。
主要有以下几点:
1、有没有真相?是不是有需要反证和澄清的事实?
2、这些事实有没有关切度?你所调查的问题,老百姓是否关心?
3、这一事实有没有价值?它是否反映出社会发展变革中的某些典型特征?
4、它是不是有区隔性?这样的选题会不会同时也被其它栏目选中?
三、调查性报道采访:
调查性报道是新闻报道中最复杂、最艰苦、难度最大的一种报道。调查性报道所调查的问题本身错综复杂、盘根错节,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卷入报道的各方人士出于各种原因,或不愿意透露事实,或设置障碍,甚至故意散布假消息误导记者,使记者的调查更加困难;此外,所调查的问题涉及权势集团,他们往往更会以各种方式向媒介和记者施加压力,阻碍调查的进行。记者在调查中必须遵守法律、社会道德及职业道德,不仅要结果正确,还要程序合理。
调查性新闻报道的艰巨性要求记者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有高度的韧性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在深入调查、揭发内幕的过程中,由于事实本身的复杂性,加上通常总会有人企图掩盖,调查性报道的问世往往会耗费几个月或几年时间。比如在著名的水门事件中,伯恩斯坦等记者在4个月中采访了1000多人,每天工作12—18个小时。
调查性报道对记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一方面记者要独立展开调查活动,挖掘隐藏在表面现象下的真相。另一方面还需要记者具备在艰苦条件下的工作能力及坚定的信念,此外,记者还要具有相当的分析能力、嗅觉灵敏、思维活跃。
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必须有崇高的职业道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无私无畏的精神。而且要有扎实的采访作风和采访韧性。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应该洁白而无可非议。调查性报道的揭秘性、挑战性和记者决心披露事实真相、维护正义的激情使这种报道形式独具魅力。毫无疑问,一个成功的调查性报道,记者的素质是绝顶重要的。一位研究者指出:“„„所有美国优秀的调查报道都具有如下品质:对事实真相的渴望,强大的内驱力,精确的判断力,果敢的决断力,持久的忍耐力,丰富的想象力,正直感,对条理性的领悟力和一种基本的直取要害的知觉。”
主要有以下几点:
1、质疑精神:记者要有怀疑一切的介入态度和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工作作风。质疑是他们的生存方式。
2、平衡意识:应该让事件中冲突的各方和不同观点的组织(群体)有同等的发言机会。
3、平等的视角:在调查记者面前,只有被调查者这一相同的身份,没有尊卑贵贱之分。
4、平静的心态:记者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冲动,这会有助于你对事物作出更准确地判断。
四、调查性报道的功能:
调查性报道是增强媒体公信力的有力保证。一个电视新闻媒体的权威性主要取决于在重大事件、热点问题、新闻人物出现后,是否有记者的调查行为,记者能否依靠自己的采访调查获得更多的背景和细节、发现更多的事实和展示事实的角度。调查性报道往往是一个媒体的品牌形象。调查性报道是栏目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因为其采访调查的压力、获取事实的艰难,往往是对一个记者职业能力的最大挑战;同时,还要有成熟稳定的制度、方法,以保障报道的成功制作播出,保护记者的安全、利益不受侵害。这种高标准抬高了调查性报道的涉入门槛,也成为栏目的独特竞争资源。
五、在中国面临困境与挑战:
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舆论监督的大旗下,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明显增多了,在主题上,它们的表现与西方调查性报道惊人的相似 :二者都注重揭露政府官员的腐败和社会上的罪恶,都力图为公民们伸张正义和主持公正。中央电视台节目《新闻调查》以前的定位语为:“新闻背后的新闻”,“正在发生的历史”。具有“全球、全国人民关注的高关注度”“记者面对的是犯错误的人,是出了问题的人,是下了监狱的人„„然而,对照严格的西方调查性报道的经典定义,人们会发现,中国的调查性新闻报道是软化的。
这种软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调查性新闻多以报告文学形式出现,多发表在书刊上。
如前所述,中国的调查性新闻报道经常选择具有文学色彩的报告文学题材,选择时效性较差、风险较小的杂志书刊为载体,这是一种在形式上的软化。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它们趋利避害,寻找到了更为有利和宽松的发展空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影响的调查性报道虽多出于新闻记者之手,但很多都发表在文学期刊或以书籍的形式出现,比如 :全景表现1976年唐山大地震惨状和内幕的《唐山大地震》(钱钢),揭露由于人为破坏、生态失去平衡的《伐木者,醒来》(徐钢)和《北京失去平衡》(沙青),揭露1956年庐山会议内幕的《乌托邦祭》(苏晓康),揭露中共历史冤案的《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还有暴露中国体育界弊病的《强国梦》和《兵败汉城》(赵瑜),戴煌揭露政府内部某些腐败的《权柄魔术师》、《在案层厚网的覆盖下》等等。调查性报道的先锋、作家赵瑜说,“调查性新闻报道在中国的角色和地位暴露出的更多的是尴尬和无奈,以至于一些记者和作家只能把调查报道这只脆弱的羊赶到文学小说的草原上去。”还有人戏言卢跃刚是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苦苦地执着地与强势群体较劲,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像是一个略带几分苦涩的黑色幽默。
2.记者在调查活动中的独立性弱化,深入报道受到局限。
西方调查性新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媒体相对独立的调查”和“某些社会势力企图在调查活动中阻碍”。中国媒体的官方性质一方面为调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使得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带上了“软化”的烙印。
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中国媒体,具有官方性质,这就使得调查性新闻在进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官方色彩,这个特征首先给记者的调查采访活动带来很大便利(在许多调查活动中,中国的媒体能得到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记者调查的独立性也大大减弱。此外,很多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往往是待其盖棺定论之后再采访,而不是新闻记者独立观察的结果,是记者根据有关方面的调查结果进行的再报道。
3.调查性报道的时间性严重滞后。
调查性报道与日常新闻报道不同,它往往与发生的事件有相当的距离,往往是事件在前,调查在后。调查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但中国的调查性新闻时间严重滞后,极端的例子比如钱刚的《唐山大地震》,在事情发生后的10年才披露了当时的真相,戴晴的《王实味、储安平、梁漱溟》写的都是几十年前的陈冤。直到政府有关部门对历史冤案有了明确认定之后才敢于下手。其他如苏晓康的《乌托邦祭》等也是同样的情况。当然,即使这样的调查报道,依然可能充满风险,与西方的经典案例相比,其中的距离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因为时间滞后,记者在调查活动中受到的阻挠和压制程度大大减弱,有时甚至可能没有遭到任何压制,新闻表现出一种相对软化的趋势。
4.调查性新闻的负面性弱化、正面因素加强。
中国现行的报道方针是以正面宣传为主、负面报道为辅。这决定了以揭丑为宗旨的调查类新闻在新闻报道中只能占据很小的比重。尽管相对于80年代,中国的舆论环境已经大为宽松,媒体舆论监督的力度大为增加,但相对于人民对于正义和公正的呼唤还有距离。舆论监督呼声很高的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其揭露性的报道还占不到节目的10%,以关注“正在发生的历史”和“新闻背后的新闻”著称的《新闻调查》真正的调查性报道作品也占很小的比例。
中国的传媒在近年中涌现出相当数量的调查性报道,但其负面性有所减弱。许多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报道,经常在其中加入有关部门在处理事件时的良好态度、改革的决心等正面性、光明性的内容,使得报道的力度和深度趋于缓和。负面性的降低同时也导致调查性新闻出现一定程度的软化。
六、疑问:
1调查性报道的“调查深度“如何评判? 2调查性报道的倾向性问题。
七、参考资料:
叶子、李艳 《电视新闻》 2008.7 孙玉胜《.十年》P100 2003年8月版
徐国源 《论深度报道的结构模式》2003年4期《采编生活》 何勇:《由事物的逻辑到理性的逻辑———对电视新闻述评的思考》,《现代传播》1998年3月。
穆冰《试论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3-11-21 赛纳《的内容与样式——2001年5月19日在开播五周年电视深度报道研讨会上的演讲》
余仁山《解密<新闻调查>》2008年5月1日
7094129 吴建昕
第三篇:揭露性报道对媒体的影响(定稿)
揭露性报道对媒体的影响
摘 要 从经营媒体的角度,而不是从常规的媒体责任和新闻人责任的角度来探讨揭露性报道给媒体带来的影响。论述了揭露性报道带给媒体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阐述了处理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提出了媒体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 揭露性报道 经营媒体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也渐渐走上商业化与市场化的道路,开始注重“经营”,以接受市场的检验,争取读者眼球而非官方的完全满意来维护媒体的发展与生存。中国媒体市场化的趋势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媒体,包括主流媒体、都市类媒体纷纷效仿西方媒体的做法,改变中国媒体替官方进行宣传的传统定位,掀起了中国媒体的“扒粪运动”,这一改变的重要标志就是调查报道类栏目的争相设置,媒体舆论监督职能较充分的发挥。如央视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财经》、《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相关栏目的设置成功,使全国各类媒体群起跟之。可以说,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调查报道类新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社会课题和弊案的揭弊作用,有时能够引起官方的注意,甚至进行调查或调整相关政策。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道》就成为了中国民众心目中媒体勇敢揭发黑心企业,替消费者维权的标志。
综观调查报道类新闻,其重头戏在于揭露性或者批评性报道。所谓揭露性报道,“即深入揭露隐藏在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舆论监督。”最近几年,由于揭露性报道的急剧增多,媒体出现了揭露性报道泛化的现象。一些媒体过度热衷于寻求刺激性、耸动性的新闻题材,使得媒体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本文暂且不论及媒体责任与新闻人责任的话题,而是从经营媒体的角度来探讨揭露性报道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然后试图阐述处理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以及媒体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揭露性报道的正面效应
近年来,各类媒体上的揭露性报道越来越多,如揭露基金黑幕、足球黑哨、黑学术**、药厂黑幕、矿难调查等。被愚弄的公众愤怒了,纷纷用火药味十足的语言在媒体上口诛笔伐,以图用正义的呐喊重新唤起社会的诚信。事实证明,在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媒体在一系列“黑”事件的曝光和解决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净化社会空气、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揭露打击犯罪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媒体市场化进程中,揭露性报道也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从读者心理学来讲,负面报道要比正面报道更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作为负面报道的揭露性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正面报道,它拥有偏离于常态的独特性,在“新闻堆”中比较新鲜、醒目,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能抢先一步抓住受众眼球。这有利于媒体知名度的建立,在日趋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其次,新闻传播学有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体的期待是“解闷”(休闲和心理调适)、“解气”(舆论监督和社会宣泄)、“解惑”(与新闻和资讯相关的意义系统的提供和指导)。而揭露性报道正好可以满足受众“解气”的需求。“在社会功能上也起到了缓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减压阀‟的作用。”这有利于媒体影响力的建立,更赢得读者的青睐。
最后,揭露性报道还能为媒体带来经济收益。一方面,揭露性报道为媒体抓住了受众的眼球,也就为媒体赢得了广告主的“钱袋”;另一方面,传媒作为产业的经济本质是“影响力经济”,揭露性报道做得成功能快速打造出媒体的影响力,使得媒体拥有作为产业发展的原始资本。通过合理经营,能为媒体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揭露性报道的负面效应
2.1 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必要的“背景”支持
揭露性报道多是“揭短”,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阻力要比正常的新闻采访多得多,“碰壁”
更是家常便饭,而且,揭露性报道完成后又会得罪许多实体和个人,靠单个的新闻工作者无法单独完成和承受这一切,这就要求媒体能够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背景支持(后台支持)。另外,媒体需要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才能保证揭露性报道的题材源源不断,使得新闻资源不至于枯竭。以《财经》杂志的成功为例,它靠着揭露性报道迅速走红,但是它的显赫与成功是无法复制的:它的投资方——“联办”的半官方背景,为其提供了强硬的后台,也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信息。领导人胡舒立的新闻理念以及领导能力和人际关系网也是别的财经媒体所无法复制的。
2.2 媒体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和高代价
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可以从如下三方面来看:一是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做大量的采访、调查、取证,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缺少雄厚的资金支持,揭露性报道要么做不完善,要么做不彻底。由于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大多是“隐藏”着的,就需要先“挖掘”出来再加以报道,比起一般性报道来,揭露性报道多了一个“挖掘”的过程,“挖掘”需要采访、调查、取证,这就需要付出比一般性报道更多的成本。二是由于很多时候这样的“隐藏”是人为造成的,因此,在“挖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许多人为的阻力,这又增加了揭露性报道的成本。三是随着媒体一窝蜂的跟进,以及各种法律、制度逐渐健全、完善,各种违规性操作以及黑幕将会越来越少,因此,搜寻、挖掘“黑幕”的成本将会越来越大。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代价。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因为揭露性报道多是批判性质的,所以,常常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如果媒体稍有疏忽,调查工作做得不够详细、周密、彻底,就会招来“官司”。偶尔的一两场官司或许会提高媒体的知名度,但过多卷进官司,则百害而无一利。既影响媒体声誉,又影响媒体的正常运转,处理不好会给媒体带来动荡与危机。二是如果揭露性报道针对的是某个经济实体,那么,还有可能会影响到该经济实体在本媒体上的广告投放,给媒体带来经济损失。
2.3 过度的揭露性报道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首先,由于媒体对信息的承载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一个媒体的揭露性报道过多,相应的就会使媒体的主流内容减少。而主流内容才是办好一个主流媒体、权威媒体最不可缺少的支柱。如果一味地为“揭露”而“揭露”,就会使媒体“揭露”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琐细、零散,离人们的生活重点越来越远,让媒体变得偏激、浅薄、浮躁。这不是一个主流媒体应有的风范。主流媒体应当拥有一种大气,“立足时代,直面社会,不要远离社会生活焦点的琐碎。”就像人们评价《南方周末》一样:“浅、偏、露是其致命缺陷。缺少的是高屋建瓴的指引力和思想厚度。而公信力、责任感、正义感是一份严肃报纸的坚硬内核。”
其次,如果媒体以揭露性报道为特色,就会使揭露性报道泛化,重者会使媒体的不实报道越来越多;轻者,使媒体容易戴上有色眼镜去观察社会,搀杂了媒体情感之后,再去观察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就易削弱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2.4 揭露性报道不当会使媒体承担额外的负担
揭露性报道不当会把许多媒体“引上了歧途:让媒体承担了一份本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就像《焦点访谈》对外界说的那样,媒体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也不是政府。媒体永远代替不了政府,媒体只是媒体,只有环境监视、社会协调、传承社会遗产和娱乐的功能。所以,揭露性报道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能越俎代庖。因此,揭露性报道太多或不当,会使媒体陷入额外的负担中,而不能专注于本职职能的发挥。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
美国《财富》杂志的做法值得研究:“杂志发展前期可以通过一系列揭露问题的„负面报道‟吸引眼球,积聚资源;但随着自身的发展,应不断增加经验类问题的比重。这是因为前期„负面‟新闻比正面报道更容易引起公众注意,打造媒体自身品牌形象;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负面报道‟的采编成本会增加,收益却在下降,打造媒体品牌的其他途径会增多。杂志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后,读者对其可借鉴、学习内容的期望值会上升,也就希望看到其他方面的文章。”那么,怎么平衡揭露性报道的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怎样处理揭露性报道?笔者认为: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
策划时要注意防止揭露性报道的泛化,在报道的“量”上要适度;在处理揭露性报道时在“质”上更要把握好适当的“度”。一是要有政治敏锐性。明白揭露性报道根本出发点在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改革深化,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二是要有大局观。在选题时要考虑到披露的问题是否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意义。三是要掌握揭露性报道的角度以及批评的分寸,以达到最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不至于使矛盾激化的最佳效果。揭露性报道最终应该是促进问题的解决,完善有关部门的工作,或者是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如果揭露性报道的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引起社会的不安定,那么这样的揭露性报道就背离了舆论监督的初衷。
在这里,探讨式批评报道不失为媒体在进行揭露性报道时采用的一种较好的方式,能保证批评的质量和效果。好处有三:一是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确保了批评的适度适量。“多对事、少对人”,能最大程度地尊重被报道者的权利,能有力地争取监督对象的配合,促进问题的解决。二是探讨式批评报道摆正了媒体在批评报道中的位置。“多给信息,少下结论”,能有效防止利用新闻工具进行媒介审判,避免出现新闻媒介妨碍司法的现象。三是探讨式批评报道尊重了受众对问题的判断能力,把舆论评判的权力真正交还给受众,让受众成为舆论监督的实质性主角,有效防止受众逆反心理的产生。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4.1 要“有理”
所谓“有理”,就是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做到客观、公正、全面,考虑问题要周全。客观、公正、全面,是所有新闻报道都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揭露”不等于主观批判,被揭露者也不见得一无是处。所以,一定要立足现实,有理有据。材料一定要掌握全面,评判也一定要公正、客观。做揭露性报道,媒体一定还要做到周全:既要替自己考虑周全,增强法律意识,不惧艰苦,寻找、保存好原始采访、调查材料,做好当被告的充分准备;又要替新闻工作人员考虑周全,保护好一线记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好他们的坚强后盾。
4.2 要“有利”
所谓“有利”,就是媒体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时刻把握一个准则:揭露问题的根本目的在于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不是将问题扩大化、复杂化。穆青前辈对此有经典的说法:“批判是为了进步,为了更好地推动工作,这是舆论监督的目的所在。”像过去那样,一篇揭露性报道毁掉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是极其不成熟、也不可取的做法。
4.3 要“有节”
所谓“有节”,就是要注意防止揭露性报道的泛化,在揭露性报道时应当注重主流化。主流传媒的基本风格应该是理性和建设性的。揭露性报道可以为媒体赢得眼球、树立声誉,却不能最终帮媒体赢得主流地位。做揭露性报道应当立足于对社会发展起长效作用;避免琐细、零散化;所针对的应当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和时代发展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揭示这一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单子”,这才是试图成为主流传媒的媒体所应追求的境界。参考文献郭钦.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史上“扒粪运动”引发的思考[J].新闻前哨,2003(2)冯露.浅谈批评报道的选择艺术[J].记者摇篮,2004(2)李文.问题性报道及其兴起的原因[J].新闻战线,2004(3)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喻国明传媒影响力[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禹建强.媒介战略管理案例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孙燕君.期刊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第四篇:中西方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开始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美国。20 世纪 60 年代,它勃兴于整个
西方国家。目前,它和解释性报道、客观报道一同构成了西方国家新闻报道的主流。
一、中西调查性报道概念比较
(一)西方概念中的调查性报道。
西方对调查性报道的研究已近百年,定义和认识较为系统化。尽管不同的学者对调查性报道的认识角度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西方学者对调查性报道的定义和认识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报道对象为揭露被人为有意隐藏的事件;第二报道内容具有分析性,细节更为详尽;第三,报道制作者—记者,必须独立调查,新闻文本应保证原创性。通俗地讲,在西方,调查性报道是一种具有英雄主义性质的活动—记者孤身犯险,自主调查挖退进仃J甲国化明解瑛,x7新闻头践中调查性报道的开展更具指导性。
(三)中西调查性报道的概念差异。
纵观中西对于调查性报道的定义和认识,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国家对于调查性报道的理解是遵循着“揭露丑闻”这一核心的,而在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定义则在一定层次上发生了变构。可以说,中国更多的学者和从业人士认为,调查性报道主要并非仅仅揭露丑闻,而是承担着更多社会教化的重任。
(二)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发展历程。
《申报》在1882年刊登的中国第一条电讯稿就是披露一位官员读职的消息,可以称为调查性报道的雏形。在晚清、民国以及建国后至70年代末,中国的调查性报道一直由于权力系统的干预阻挠而难以真正形成。直到80年代,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才浮出水面。1980年《工人日报》发表了“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船的调查报道,以及《人民日报》的《白衣下的污垢》、《蒋爱珍为什么杀人》,《中国青年报》的《命运备忘录》等等,都属于调查性报道。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电视在中国的兴起,电视调查性报道异军突起。比如《逃不掉的罪责》、《难圆绿色梦》、《“粮食满仓”的真相》、《探秘传销大本营》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的同时充朴分握了组论游髻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影响了政府的政策措施,为中国媒体做了守望社会的模范作用。2003年《南方都市报》的孙志刚事件”成为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巅峰。“孙志刚事件”从《南方都市报》的首次披露,到新浪网的转载成为全国关注的新闻,最终引起《中国青年报》、新华网、CCTV,《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关注。媒体的调查性报道成功地将社会中潜藏的毒瘤公之于众。
(二)调查性报道的中国定位。
与西方媒体的调查性报道相比,当前中国媒体的调查性报道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迥异的一面。一些著名的调查性报道,不仅仅揭露了令人发指的黑幕,还成功地促使政府进行作为和改变,促进了社会民主的发展。中国媒体通过调查性报道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中国媒体进行调查性报道的目标并非仅仅是为了“揭丑”。仅是为了“揭丑”。2000年,著名的调查性新闻节目《新闻调查》提出了“探求事实真相”的口号,被认为是最能发挥调查类节目优势的一种定位选择,例如《陈丹青的出走》、《举报人李文娟》、《中日经贸关系解析》等。这一类调查性报道是在深人细致地调查一个代表性事件后,引导观众思考表象下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此外,许多事情,特别是官员犯罪案件的调查性报道,都必须在有关部门下最终结论后才能跟进报道。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
实则变成了一种劝服性的“教化”。由此可见,中国的调查性报道的内容以及在社会中的作用远较西方的调查性报道复杂。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既是社会的舆论监督执行者,同时也要承担社会思想者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要担负教的责任。
四、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借鉴
通过中西调查性报道各方面的对比,使我们认识到中国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同时也看到了中国调查性报道的不足。西方调查性报道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综合来说我认为有三点:
1。规范媒体管理体制,重司法管理轻行政控制,切实保障调查性记者的权益。
2.成立专门的调查性组织,让调查性记者能够形成合力非形单影只。
3.提高调查性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操作技能和真正心怀天下的执业理念。
无论现状如何,无法否认的是,调查性报道登陆中国仅仅30载,已在中国生根发芽。虽然调查性报道与本土文化、文图理念以及本土社会状况存在着差异和冲突,但曲折的融合进程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未来的希望。或许当下的中国媒体还无法像“水门事件”中美国媒体那样,但假以时日,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民主进程的推进,我们相信,会有一天,中国的调查性报道能够真正成熟,成为中国社会中为民代言、监督权力的重要力量。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兴起得相对晚一些,发展缓慢一些,其社会影响也不及西方有些调查性报道那么轰轰烈烈。它通俗的称法是调查报告。其新闻性、时效性不如西方调查性报道那么强烈,更像情况汇报与调查研究资料。早期比较成功的调查报告要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了。最近一、二十 年,我国的调查性报道逐渐受到新闻界重视。有些报纸出现了调查性报道专版,如《南方周末》开辟了调查专版,《中国青年报》也有本报调查栏目。电视也开辟了《新闻调查》等栏目。其社会功能越来越多样化,全面化。作为一种新闻报道方式,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其社会功能在中国和西方国家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 显不同的地方。
一、中西调查性新闻社会功能相似之处
1.监视社会的功能
西方善于写揭露性调查报道。新闻界往往不惜人力和物力,不惧权势和恐吓,对一些“隐瞒的消息”进行调查与揭发。对政府机构、公司企业等存在的弊端以及某些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全面地调查研究,对社会阴暗面进行无情地揭露与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确能除恶去邪、伸张正义、维护公理,起到监视社会的作用。《纽约每日新闻》记者威廉·谢尔曼假扮成病人去一家福利医院治感冒,医院要求他“先检查检查脚",然后开出几种无关痛痒的脚痛药和其它一些毫无用处的药物。记者用亲身体验的方式获得了事实的“铁证”,从而揭穿了福利医生的骗局,并帮助该市追回了3100万美元的医疗补助费,成功地打击了假、丑、恶的社会现象。中国也有类似的报道。前几年,《湖南日报》记者也以“病人”身份去一家性病医院查探虚实。本没一点毛病的他被医生说得是性病缠身,几乎病入膏肓。医生要他接受长期治疗,并开出一长串的医药。记者采用了同样的办法揭露了性病医院坑骗病人、谋取暴利的罪恶本质。《南方周末》2001年3月29日揭露了一家“地下钱庄”的黑幕。文章报道,由于银行人为的为贷款者设置了很高的门槛,高利贷找到了市场空间,急需资金支持的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被挡在门槛外面后,只好向“地下钱庄”借贷。高利贷者残酷的剥削逼得有些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在社会的大万花筒里,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调查性报道的监视社会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使光明的一面发扬光大,使阴暗面暴露无遗,使整个社会走上真、善、美的健康之路。
2.舆论调查的功能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非常注重民意调查,特别是遇到重大事情如总统选举时。他们还调查国民素质、社会资源、环境教育等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在克林顿性丑闻传出之后,《今日美国》综合了多家媒体的民意调查结果,写出了一篇《美国人把绯闻与政绩区别对待》的文章。文中说:“今日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 60%的人相信确有其事发生,58%的人说作为总统他的工作干得不错,事发前则有60%的人认为他政绩出色。”这些统计数据和其他采访材料综合就可得出民众对克林顿的基本意向:一方面公众对克林顿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仍充分肯定克林顿的政绩。中国近几年也有类似的舆论调查,但大部分是由专门的调查研究所组织的,由新闻媒体就某一新闻事件而进行的舆论调查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我们是可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
3.科学说理的功能
调查性报道通常是记者通过实地调查而获取的第一手材料,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可靠性。记者在写作时又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使新闻含有很高的精确性、科学性和论理性,能让读者相信它并接受它的一些观点。请看美国世界研究撰写的《世界情况报告·正视中国的局限》中的一段文字:“最近几十年,中国还改善了本国公民的健康状况。由于这些努力,婴儿死亡率从1960年的150‰下降到1970年的69‰, 1980年降到41‰, 1992年降到27‰——这个水平接近于台湾的26‰。”文章运用了大量的数据说明并辅以有力的定性分析,使其观点显得合情合理,无懈可击。中国的调查报告一向讲求论证的严谨性和分析的科学性。它适当采用定量法,但更注重定性研究,往往以观点统率材料,以材料印证观点。1980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调查报告《不要让子孙后代埋怨我们》一文中,记者用调查所得事实材料说明了北京水源给首都的经济生活、环境卫生和人民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分析了水源污染的主要原因。这种说理就很能使人信服,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4.巧妙宣传
西方新闻界从不承认自己的宣传功能,但也不否认自身的立场问题。站在一定立场上采写出来的调查性报道,有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宣传倾向。在美国,在政治上亲某一党派的报刊总是极力维护本党派的利益。在采写敌对党的问题性的调查报道上便极尽所能贬低异已,抬高自己。只是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巧妙的手法,尽量隐藏自己的宣传意图。就如在美国总统选举前夕,他们常常利用民意调查来影响和左右美国总统选举而不是直接站出来为某位总统候选人拉选票一样。
二、中西调查性新闻社会功能的不同之处
由于中西方不同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观念,在运用调查性报道时,其报道对象、报道范围、报道的侧重点等各有不同。所以它的社会功能与其功能表现程度也有不同之处。简单地比较一下,调查性报道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主要扮演着以下不同的角色。
在西方,调查性新闻首先是作为“政治腐败的揭丑人”而存在的。由美国记者斯蒂芬斯著的《新闻与揭丑》一书中就收集了大量美国黑幕报道的经典作品,其中就包括如《参议院的背叛》、《联邦官僚机构是如何运作的?》等许多揭露政治腐败的新闻作品。
其次,调查性新闻是名副其实的“社会黑暗的'掏粪者'”。西方新闻记者往往以大无畏的精神把触角刺向社会的黑暗角落,揭露社会矛盾,暴露社会隐患,以促进社会改良和社会进步。《疯狂融资》一文通过大量的采访与调查,揭示了美孚石油公司之下的联合铜矿公司在创立五年之中劫掠了大众上亿美元的财富的事 实真相,让人看到了垄断资本家和大财团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大肆掠夺民众财富的阴暗面。
最后,西方调查性新闻还是“民情舆意的调查员”。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总统选举前夕的选票预测。1976年由记者米尔斯写的《新罕布什尔州预示总统竞选难分伯仲》一文就准确地预测了南方“乡巴佬”卡特击败在任总统福特而入主白宫。他们还对社会上一些引起争议的问题进行民意测验,如关于堕胎问题、民族歧视、性别歧视等问题。当然,西方调查性新闻并不是一支万能的笔。它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如国家利益、政治压力、资本控制以及这种报道形式自身的局限性等等。但它在反映公共利益、维护公共道德等方面确是一个出色的斗士。
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调查性新闻则主要扮演着以下三个角色:
第一,政策宣传家。1999年获奖作品《土地承包中维护妇女合法权益》,记者调查了土地承包过程中妇女受歧视、被剥夺土地承包权的情况,对此现象进行了批评,并在报道的最后就土地承包中侵犯妇女权益问题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借法院的名义普及法律知识,大张旗鼓地宣传了男女平等的国策。
第二,公益维护者。如《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9月17日刊登的《对北京市假冒伪劣商品的调查》、《南方周末》2001年3月15日发表的《商洛地区艾滋病调查报告》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后一篇文章中,记者使商洛地区艾滋病滋长、漫延的内幕曝了光。据有关方面的调查,商洛地区HIV携带者比例高达到23∶ 1,其主要原因是一些非法之徒利用农民的无知与贫穷,非法进行抽血贩血,而商洛地区所辖7县(市)共约有12700多人有卖血史。那些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却已无法查清其流向。这么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令人惧怕的事实让人们无法不关心起自身的安危。文章巧妙地呼吁政府部门对高危人群进行监控,对已查明是HIV感染者人群进行严密监控,督促公安部门给予协助,严惩犯罪分子,维护公众的利益。
第三,问题研究员。我国的新闻体调查报告带有浓厚的分析研究味道。它经常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从各个侧面进行细致调查,深透研究,挖掘出其深层原因,并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决策。1998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关于郑州亚细亚商场、集团兴衰的调查》可算是此类调查性新闻的经典之作。记者敏锐地 抓住了商户堵门讨债**这一案发事件,从亚细亚的管理、用人制度到它的监督机制,从流通体制到高层管理矛盾,层层剖析了“亚细亚”由盛到衰的深层原因,道出了企业内部存在的根本问题。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调查性新闻的角色都不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因为它的社会功能即使在同一篇报道里也是多重的、多方面的。我们只有既借鉴西方的一些成功作法,又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方式,才能充分发挥它所具有的全部功能。
第五篇:调查性报道案例分析
09广电新闻 钟小萍 200924118
一个调查性报道的典型案例
——以淘宝腐败来看调查的回顾与分析
《IT时代周刊》于2012年4月26日发表的一篇报道《淘宝腐败黑幕调查:淘宝腐败黑幕调查:商家行贿小二做大销售额》掀起了轩然大波,引来淘宝公司来势汹汹的危急公关,以及商场上的一些口水战。此时正是网店热火朝天,淘宝春风得意马蹄疾起时,淘宝公司却被一篇报到撕开了神秘的面纱,告诉那些聚拢而来的商家们,呵!淘宝后院正失火呢,谁进去谁遭殃!
一、淘宝腐败丑闻
淘宝是致力打造全球领先网络零售商圈,由阿里巴巴集团在2003年投资创立。淘宝网拥有几千亿元的年交易额,是目前亚太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圈,肥沃的土地是腐败容易滋生的温床。淘宝小二为中心的地下黑色产业链由此产生并且蔓延开来,在整个淘宝系统疯长,大有不可挡之势。《IT时代周刊》记者经过发现、调查,取证,终于挖掘出了这个黑洞,报道一出,嘘嘘声、嗤笑声、辩解声,声声不断。
二、淘宝黑幕调查体现的调查性报道特征
该报道记者从“腐败探源”入手,通过列举事实讲述了淘宝小二们的囊中取利的“各种生意”,最后探究了淘宝腐败的根本原因。报道洋洋洒洒近一万字,从中我们可以找出调查性报道的一般特征和此篇报道的独特性。
(一)该报道体现的调查性报道的基本特征
1、以法治的眼光看待
腐败是从政治学的眼光来看的,是用法律准绳来作为衡量依据的,调查性报道的着力点也基本上是在政界和商界的腐败上。淘宝腐败黑幕报道,记者通过法治的眼光,通过淘宝小二这个中间杠杆的不正当的牟利的操作,看到了淘宝交易平台上的不平等;通过淘宝内部高管们的被驱逐、被起诉,阎利珉带出的“泥”看到了淘宝的腐败涉水有多深。同时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探究淘宝市场占有率近乎垄断、商家行贿淘宝小
二、高层管理不善等腐败的根源。
2、故事性
故事是件好看的外衣,里面包着调查性报道最严肃而深刻的内核。记者借助一些列事实材料,把它编织成意见故事的外衣,首先是刻画兴旺而华丽丽的淘宝形象,接着是一些开着宝马挥金如土的淘宝小二活动着的形象,再接着是商家们在淘宝“受伤”的经历,紧接着是马云在淘宝内部针对腐败的开刀,闪电驱逐管理高层,却又通过逻辑分析,得出一个极富戏剧性的结论:反腐败,淘宝亡;不反腐败,阿里亡。通过故事,记者直逼淘宝腐败的内核,却又引人入胜。
3、数字与案例做事实支撑点
在此报道中,数字就是天枰。通过一些列的数字,读者自己可以看到或推算出基本事实,从淘宝的年交易额、商家数目、刷信誉的价格、被辞退和起诉的淘宝高管的赔偿金额,商家的损失金额等等不一而足的一些列数据,淘宝的腐败就呼之欲出了。
4、引用商家、电子商务专家、消费者等多方观点、“做了四个月淘宝没有一笔生意。叫我怎么过?没法过!现在我开始痛恨淘宝。”引用商家的观点表明淘宝腐败给商家带来的危害。“吐出300万,那吃下去的是多少呢?肯定多得很。”引用卖家的评论说明腐败之深;引用商家冰儿、小蒙的遭遇和观点,“职业差评师专门欺负我们小卖家,差评师同时拍下七八个产品,给差评,因为这样才有威慑力。”说明淘宝存在刷信誉的事实。这样的例子在报道中随处可见。
5、平衡性
记者不仅采访了受害商家、电子消费专家、消费者等多方的观点,还陷入淘宝的阵营,采访了淘宝公司的内部人员。如记者假扮卖家采访到淘宝公司人员,得到“采用的是全人工刷钻,不会被封店”的等观点。到刷信誉的事实和他们的基本观点。还有阿里前员工莫莫对淘宝“忽悠销售”的披露。并且根据同行天猫对淘宝年几百亿元的年交易额的信息披露,记者提出是否虚假繁荣的质疑。这种体现记者采访两面信息,体现平衡性的例子在该报道中不乏其处。
(二)此篇报道的独特性
1、俯瞰、评论的话语方式
大量信息的搜集和梳理之后,使得记者对淘宝腐败事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于是在叙事话语中,就带着俯瞰的视角和类似于小说中“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同时,也有不少类似于“当淘宝没有干净的小
二、上下级之间互握把柄时,对马云来说,反腐败,淘宝亡;不反腐败,阿里亡。”、“淘宝小二的腐败便如同韭菜一样,割完一茬再长一茬,很难有根治之日。”等等的评论,但这种方式是建立在有大量事实根据上的,仍然不影响记者的“中立”立场。
2、带宿命意味的语言
如果说从一开始的“对马云来说,反腐败,淘宝亡;不反腐败,阿里亡。”是一种籖语,那么“阎利珉带出来的‘泥’只是淘宝小二腐败中的一种形式和三个人而已,更大的黑洞依然在阿里的公关和马云的狡辩中,如阳光般‘灿烂’。” “其实默许的不仅仅是小二参与行骗,默许的还有是谁都知道的腐败,这才是马云带坏小二的根本原因。”“当轮岗后的领导们面对前任的污点,又能怎样呢?因为他的把柄握在另外一个人手中。反腐败,淘宝亡;不反腐败,阿里亡。”贯穿于报到各处的这样的充满着淘宝与马云宿命气息的句子,共同组合起来,真有一种“永劫回归”的宿命的味道。
《淘宝腐败黑幕调查:淘宝腐败黑幕调查:商家行贿小二做大销售额》中,俯瞰、评论的话语方式、带宿命意味的语言在调查性报道中是否合适?
依照调查性报道的客观性和中立性,记者是不宜在报道中对报道的人物或事件发表意见或评论的,但由于记者对淘宝黑幕调查的介入很深,完全不评论不表态这是很难的,假如评论的基础是记者在对事件调查中基于事实推理等而得到的认识,那就不完全妨碍报道的客观性和中立性。
虽然如此,基于新闻行业的专业精神,调查性报道记者还是少发议论为好。
而宿命意味的语言,则有助于借助“讲故事”,也可以说是记者的评论,时报道更加引人入胜,但这种类似于小说的笔法的渲染性的宿命语言普遍运用于调查性报道,笔者认为是不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