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北大博士卧底官场解政治家族
北大博士卧底官场解政治家族 来源：中国青年报
导读：北大博士生冯军旗卧底中国中部某县官场两年，写论文解读“政治家族”。
冯军旗
“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冯军旗没有反驳，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这名挂职县长助理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已经先后访谈了这个农业县里160个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则是他的第161个访谈对象，也是最后一个。
这场谈话结束后不久，冯军旗便离开了这个县城。2010年6月，他的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参与答辩的“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冯军旗的导师、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认为论文“调查详尽而扎实”。
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编者注：依据这篇论文，本报道中所涉及的市、县、乡镇名及当地人名均为化名）
事实上，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冯军旗在25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冯军旗论文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他披露中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他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
“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有评论称：郡县治，天下安，这份以1978年为起点的基层政治研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
1976年，冯军旗出生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里。在他的记忆里，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红白喜事，任村支书的父亲都是村民们的“主心骨”。很小的时候，他便常常跟着父亲看《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在一次作文考试里，三年级的冯军旗还因为使用了“蒸蒸日上”这样的词，获得了语文老师的表扬。
从那时开始，冯军旗便渐渐产生了对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书店阅读领袖人物传记，一本518页厚的《江泽民传》，“两个下午就能读完”。读研究生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硕士论文选题是“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家仆世界”。
走进中县，缘于2007年年初他和硕士导师刘新成的一次叙旧闲聊。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刘新成无意中提及，自己有个朋友是中部某省一个县的县委书记。
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冯军旗当即觉得，“如果能深入基层中国的政治群体，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田野调查经历”。
半年后，在刘新成和北京大学组织部的牵线下，冯军旗顺利地获得了一个赴该省北山市的中县挂职两年的机会。按照规划，第一年他将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第二年在县政府挂职县长助理。
后来他听说，中县愿意接纳他的原因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学研究功底，帮县里“搞个关于信访问题的调研，并给一些对策”。
导师郑也夫也给了学生最大的支持。在2007年年底进行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他对几位评审老师说：“对不起各位，现在还不能确定冯同学要写什么。”
2008年3月7日，冯军旗带着满满一箱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材料，登上了开往中县的列车。
“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睁大眼睛多观察，在实践中发现事实，发现论文主题。”临行前，郑也夫再三交代。
车到站时，外面正下着大雨。迎接冯军旗的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春雨贵如油，这是为了迎接贵人啊！”副部长快步接过冯军旗手中的行李，并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的酒席之上。
次日下到西城乡，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
初到这个道路两旁种满高大杨树的县城时，一个月只有1000元补贴的冯军旗衣着朴素，总穿着从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买来的便宜货。
一天，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点。”
冯军旗为此特意去县城买了两件“七匹狼”的T恤，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
“我就是在尴尬中一点点融入官场的。”冯军旗自嘲道。
进入圈子后，乡里的领导干部们倒是大多乐于陪这位“从北京来的博士”聊天。
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一个下属告诉冯军旗。
在挂职的两年时间里，冯军旗借“职务之便”，先后在县乡探访了161个干部，其中还包括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工作的26个老干部。
最早吸引冯军旗的，是大水乡党委副书记李书平与竞争对手冯南疆竞选乡长失败的故事。根据李书平的讲述，她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鹤仙市政协主席那里。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直肠子的李书平向冯军旗抱怨道。
也正是从那时起，冯军旗猛然意识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级及以上”的中县，正是这1013名干部组成了这里的官场——他们本身就是论文最佳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
■“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冯军旗面前，是一幅横跨30年的官场生态图。
在中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一万余名，金字塔的顶端是孤零零的30多个副处级岗位和4个正处级岗位。
一个老干部对冯军旗讲：“这官场就像是一个苹果，但一次只让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苹果的人并不多。
在中县，提拔到副科级，意味着干部档案会从人事局移到组织部，“算是大小当上了官”。
正科级则是很多干部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其在县里的难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级、省里的厅级和市里的处级”。
“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据冯军旗统计，一万余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终升到正科级。
有一次，他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年龄往往和岗位挂钩，“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不在领导岗位呢，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
事实上，中央曾明确规定：“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并与担任同级职务的党内干部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中县的官场中，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县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冯军旗抱怨：“你看我发表文章都自己出钱，没有课题经费，电话费不报销，也没有专车，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有活动开会就派车来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
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
在整个金字塔结构中，一旦被提拔为副处级甚至处级干部，便意味着跨入了县领导的序列，“是中县政治里精英中的精英”。
根据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县乡的某种政治变迁趋势。”冯军旗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和资源还集中在县直机关，比如商业局的财政就占县财政的一半以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
在中县，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
冯军旗担任县长助理时，协助分管的部门是科技局和信息中心。司机常提醒他：“冯县长，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实权的部门！”
有些干部认为，有权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县，财政局是公认的“富衙门”，干部们普遍不愿意外调去“追求进步”，一些人宁愿做股长，也不愿意去别的局做副局长。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
在论文中，冯军旗根据县领导们的简历归纳出了一套“政-党螺旋晋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径是“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长-县委书记”。
“简单说，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周而复始，最终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冯军旗总结道，“打个比方，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在中县，管这叫做“没干成”。
而在受访的一些干部看来，只有能干到县委书记，“那才算真干成”。
“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冯军旗曾遇到过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
后来，张南国到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询问为什么免其职务。卫生局长痛斥道：“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是什么决定了干部的晋升？这是冯军旗最常抛出的问题。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为才有位。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一种全新的政绩型干部任免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标准的晋升机制。中县也随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分解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召开表彰大会。
“从省到市再到县，政绩考核目标层层承包。”冯军旗在论文中这样分析，“这固然是30年来地方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引发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
在论文的一章中，冯军旗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假政绩与政绩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的事迹最为典型。
当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领导，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企业，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各个乡镇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称之为工业小区、工贸小区。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观摩的厂区有设备外，其他都是空场空院。一位老干部总结道：“远看雾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
经过那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一位政法委的领导有一年曾做过统计，上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
陈道白在任期间，一位叫刘石田的镇党委书记曾公开表达不满：“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接下来，刘石田的华生镇成为当年的落后乡镇，他本人也辞职，回到县城做了教委主任。
“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一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我当过农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冯军旗面前，刘石田甚至几度哽咽。
冯军旗了解到，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的继任者李朝中在接受冯军旗的访谈时称：“如果我再继续折腾，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养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后来转任北山市发改委主任，等于平调。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官员的政绩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冯军旗一字一顿强调道，“但我只观察假的，至于好的，宣传部门已经说得够多了。”
在调研期间，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学者：假政绩层出不穷，地方经济怎么发展？
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大环境稳定，经济自己就会发展起来，官员们折腾一下当然没太大关系了。”
“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
到了县政府后，冯军旗询问一位同事什么时间做采访最合适。对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为大部分领导从中午11点多就开始联系喝酒的地方，喝过酒后回家睡觉或打麻将，到了晚上继续喝。
“冯博士，中县的官场很复杂，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比冯军旗年长几岁的这个干部提醒他。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
“你怎么搞这么多这个？”他纳闷地问。
这位新官微微一笑，“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
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
在冯军旗看来，酒与礼都只是“常规动作”，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冯博士，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一位干部直言不讳。
在中县，民主推荐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
这种方式被冯军旗视为简单化的“放任式民主”，“明规则禁止拉票，潜规则却默许拉票，拉票甚至被视为追求进步的信号，如果干部不拉票，反而会被认为没有想法”。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除了一些关系铁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费用往往出自公款。冯军旗听说，曾有一个富裕的乡镇在连续3年出了处级干部后，“留下了几百万的财政窟窿”。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连拉了3年票的乡镇党委书记，除了金钱的消耗，疲于应酬也让他恐惧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然而，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一个叫张泰康的人。冯军旗听说，这位曾经的中县县委副书记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关关长、北山市旅游局局长、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武陵区副区长、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
在深入调研后，一个被冯军旗称为“政治家族”的谱系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比如，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比如，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
比如，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县医院曾是中县最好的单位，被称为标准的“窝子兵”。有一次医院里的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这场“单挑”最终变成了“百人大战”。
“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按照最初的设想，关于中县干部的研究本可以截止在“关系”这一章，但在县政府早餐会上经历的一幕让冯军旗改变了主意。
“大家整天都坐在火山口上，辞职算了。”早餐桌旁的县长抱怨着，把头转向常务副县长，“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一旁的冯军旗不动声色，但已决定继续研究中县官场上的“摘帽”之道。
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
冯军旗在论文中分析道：“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
规避之处不止于此。冯军旗曾经搞到一份2005年县计生委主任贾本声的受贿案交待书，贾在其中披露了一条自县计生委至省计生委的“上贡”通道。然而在中县纪委的最终落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利益输送不认定。
“一边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边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冯军旗坦言，“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处于„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门技术。”
他很清楚，“纪检监察领域太复杂，我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冯军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关部门能接纳他到市或者县一级的纪委挂职，进行反腐败研究。
据他的观察，自1978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作为治官之吏，对干部仕途的影响变得愈发举足轻重。
冯军旗记得，一次聚会上，计生办主任端起酒杯专门敬坐在对面的纪委干部，“计生工作要搞好，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是必修课。”
另一次，省纪委一个普通的处长来视察，县委书记亲自率人接待。“换了其他部门，就算是个副厅长，县委书记也不一定见。”毕竟，所有官员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
有人曾戏称，这是“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一位纪委领导告诉冯军旗，查处目标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
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
在经济问题之外，日益被人们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却成了纪委的冷门项目。
事实上，在中县1950~1978年查处干部的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在调研中，有一件关于作风问题的糊涂案，让冯军旗印象深刻。
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案的一位证人对冯军旗抱怨道：“镇长竟然敢强奸人大主任，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
这让冯军旗想起已经退休的老父亲。年少时，做村支书的父亲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常事，有时为了帮村民挑粪要走上十几里路。
而在如今的中县，一到晚上，村干部会回镇上的家，乡镇干部会回县城的家，而县领导则回北山市的家，“中县成了空城”。
中县曾出过一任“官声不好”的县委书记。他离任后不久，民间便盛传其已去世。后来这位前书记特意回了中县一趟，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2009年春节前夕，冯军旗在县政府值班，连续4天县政府大门都被上访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官民之间的距离的确在变远，这和唯上不唯下的官员任免机制不无关系。”当地一位干部告诉他。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会影响这个县高歌猛进的发展。去年，一家五星级酒店刚刚完成盛大的奠基仪式。不远处的一座电影城也已经开张营业，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奥斯卡。
冯军旗错过了这些盛况。2010年5月，由于导师临时组织同门论文交流研讨，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县的干部们辞行，便匆匆赶回北大。而按照这里的传统，送别挂职官员时，干部们通常要分列两排，让挂职者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
回京后，冯军旗带着在中县完成的博士论文参加了毕业答辩。
“作为中县干部曾经的一员，我确实应该唱一曲中县的赞歌，但歌功颂德不是学术研究，于现实无补，于改革无益。希望中县的干部们能理解我的研究。”冯军旗这样表示。
在打印版的论文扉页上，只写着一句话：“献给中县干部。”
此时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印着烫金大字的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实际上，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进入某省文化厅的机会，“如果是组织部，也许我就去了。”
如今，冯军旗在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做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骑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每当有黑色桑塔纳3000轿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时，他就会想起在中县的那些日子。
第二篇：北大博士官场生态论文
北大博士挂职调查基层官场
披露县乡政治生态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1年10月26日04:20 中国青年报
冯军旗论文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中部某农业县挂职两年，写出25万字的博士论文，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冯军旗没有反驳，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这名挂职县长助理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已经先后访谈了这个农业县里160个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则是他的第161个访谈对象，也是最后一个。
这场谈话结束后不久，冯军旗便离开了这个县城。2010年6月，他的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参与答辩的“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冯军旗的导师、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认为论文“调查详尽而扎实”。
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编者注：依据这篇论文，本报道中所涉及的市、县、乡镇名及当地人名均为化名)
事实上，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冯军旗在25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他披露中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他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
“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有评论称：郡县治，天下安，这份以1978年为起点的基层政治研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
1976年，冯军旗出生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里。在他的记忆里，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红白喜事，任村支书的父亲都是村民们的“主心骨”。很小的时候，他便常常跟着父亲看《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在一次作文考试里，三年级的冯军旗还因为使用了“蒸蒸日上”这样的词，获得了语文老师的表扬。
从那时开始，冯军旗便渐渐产生了对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书店阅读领袖人物传记，一本518页厚的《江泽民传》，“两个下午就能读完”。读研究生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硕士论文选题是“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家仆世界”。
走进中县，缘于2007年年初他和硕士导师刘新成的一次叙旧闲聊。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刘新成无意中提及，自己有个朋友是中部某省一个县的县委书记。
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冯军旗当即觉得，“如果能深入基层中国的政治群体，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田野调查经历”。
半年后，在刘新成和北京大学组织部的牵线下，冯军旗顺利地获得了一个赴该省北山市的中县挂职两年的机会。按照规划，第一年他将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第二年在县政府挂职县长助理。
后来他听说，中县愿意接纳他的原因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学研究功底，帮县里“搞个关于信访问题的调研，并给一些对策”。
导师郑也夫也给了学生最大的支持。在2007年年底进行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他对几位评审老师说：“对不起各位，现在还不能确定冯同学要写什么。”
2008年3月7日，冯军旗带着满满一箱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材料，登上了开往中县的列车。
“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睁大眼睛多观察，在实践中发现事实，发现论文主题。”临行前，郑也夫再三交代。
车到站时，外面正下着大雨。迎接冯军旗的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春雨贵如油，这是为了迎接贵人啊！”副部长快步接过冯军旗手中的行李，并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的酒席之上。
次日下到西城乡，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
初到这个道路两旁种满高大杨树的县城时，一个月只有1000元补贴的冯军旗衣着朴素，总穿着从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买来的便宜货。
一天，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点。”
冯军旗为此特意去县城买了两件“七匹狼”的T恤，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
“我就是在尴尬中一点点融入官场的。”冯军旗自嘲道。
进入圈子后，乡里的领导干部们倒是大多乐于陪这位“从北京来的博士”聊天。
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一个下属告诉冯军旗。
在挂职的两年时间里，冯军旗借“职务之便”，先后在县乡探访了161个干部，其中还包括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工作的26个老干部。
最早吸引冯军旗的，是大水乡党委副书记李书平与竞争对手冯南疆竞选乡长失败的故事。根据李书平的讲述，她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鹤仙市政协主席那里。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直肠子的李书平向冯军旗抱怨道。
也正是从那时起，冯军旗猛然意识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级及以上”的中县，正是这1013名干部组成了这里的官场——他们本身就是论文最佳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
“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冯军旗面前，是一幅横跨30年的官场生态图。
在中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一万余名，金字塔的顶端是孤零零的30多个副处级岗位和4个正处级岗位。
一个老干部对冯军旗讲：“这官场就像是一个苹果，但一次只让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苹果的人并不多。
在中县，提拔到副科级，意味着干部档案会从人事局移到组织部，“算是大小当上了官”。
正科级则是很多干部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其在县里的难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级、省里的厅级和市里的处级”。
“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据冯军旗统计，一万余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终升到正科级。
有一次，他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年龄往往和岗位挂钩，“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不在领导岗位呢，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
事实上，中央曾明确规定：“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并与担任同级职务的党内干部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中县的官场中，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县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冯军旗抱怨：“你看我发表文章都自己出钱，没有课题经费，电话费不报销，也没有专车，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有活动开会就派车来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
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
在整个金字塔结构中，一旦被提拔为副处级甚至处级干部，便意味着跨入了县领导的序列，“是中县政治里精英中的精英”。
根据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县乡的某种政治变迁趋势。”冯军旗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和资源还集中在县直机关，比如商业局的财政就占县财政的一半以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
在中县，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
冯军旗担任县长助理时，协助分管的部门是科技局和信息中心。司机常提醒他：“冯县长，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实权的部门！”
有些干部认为，有权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县，财政局是公认的“富衙门”，干部们普遍不愿意外调去“追求进步”，一些人宁愿做股长，也不愿意去别的局做副局长。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
在论文中，冯军旗根据县领导们的简历归纳出了一套“政-党螺旋晋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径是“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长-县委书记”。
“简单说，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周而复始，最终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冯军旗总结道，“打个比方，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在中县，管这叫做“没干成”。
而在受访的一些干部看来，只有能干到县委书记，“那才算真干成”。
“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冯军旗曾遇到过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
后来，张南国到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询问为什么免其职务。卫生局长痛斥道：“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是什么决定了干部的晋升？这是冯军旗最常抛出的问题。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为才有位。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一种全新的政绩型干部任免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标准的晋升机制。中县也随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分解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召开表彰大会。
“从省到市再到县，政绩考核目标层层承包。”冯军旗在论文中这样分析，“这固然是30年来地方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引发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
在论文的一章中，冯军旗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假政绩与政绩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的事迹最为典型。
当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领导，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企业，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各个乡镇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称之为工业小区、工贸小区。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观摩的厂区有设备外，其他都是空场空院。一位老干部总结道：“远看雾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
经过那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一位政法委的领导有一年曾做过统计，上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
陈道白在任期间，一位叫刘石田的镇党委书记曾公开表达不满：“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接下来，刘石田的华生镇成为当年的落后乡镇，他本人也辞职，回到县城做了教委主任。
“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一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我当过农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冯军旗面前，刘石田甚至几度哽咽。
冯军旗了解到，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的继任者李朝中在接受冯军旗的访谈时称：“如果我再继续折腾，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养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后来转任北山市发改委主任，等于平调。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官员的政绩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冯军旗一字一顿强调道，“但我只观察假的，至于好的，宣传部门已经说得够多了。”
在调研期间，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学者：假政绩层出不穷，地方经济怎么发展？
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大环境稳定，经济自己就会发展起来，官员们折腾一下当然没太大关系了。”
“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
到了县政府后，冯军旗询问一位同事什么时间做采访最合适。对
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为大部分领导从中午11点多就开始联系喝酒的地方，喝过酒后回家睡觉或打麻将，到了晚上继续喝。
“冯博士，中县的官场很复杂，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比冯军旗年长几岁的这个干部提醒他。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
“你怎么搞这么多这个？”他纳闷地问。
这位新官微微一笑，“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
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
在冯军旗看来，酒与礼都只是“常规动作”，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冯博士，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一位干部直言不讳。
在中县，民主推荐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
这种方式被冯军旗视为简单化的“放任式民主”，“明规则禁止拉票，潜规则却默许拉票，拉票甚至被视为追求进步的信号，如果干部不拉票，反而会被认为没有想法”。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除了一些关系铁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费用往往出自公款。冯军旗听说，曾有一个富裕的乡镇在连续3年出了处级干部后，“留下了几百万的财政窟窿”。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连拉了3年票的乡镇党委书记，除了金钱的消耗，疲于应酬也让他恐惧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然而，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一个叫张泰康的人。冯军旗听说，这位曾经的中县县委副书记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关关长、北山市旅游局局长、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武陵区副区长、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
在深入调研后，一个被冯军旗称为“政治家族”的谱系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比如，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比如，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
比如，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县医院曾是中县最好的单位，被称为标准的“窝子兵”。有一次医院里的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这场“单挑”最终变成了“百人大战”。
“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按照最初的设想，关于中县干部的研究本可以截止在“关系”这一章，但在县政府早餐会上经历的一幕让冯军旗改变了主意。
“大家整天都坐在火山口上，辞职算了。”早餐桌旁的县长抱怨着，把头转向常务副县长，“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一旁的冯军旗不动声色，但已决定继续研究中县官场上的“摘帽”之道。
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
冯军旗在论文中分析道：“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
规避之处不止于此。冯军旗曾经搞到一份2005年县计生委主任贾本声的受贿案交待书，贾在其中披露了一条自县计生委至省计生委的“上贡”通道。然而在中县纪委的最终落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利益输送不认定。
“一边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边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冯军旗坦言，“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处于‘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门技术。”
他很清楚，“纪检监察领域太复杂，我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冯军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关部门能接纳他到市或者县一级的纪委挂职，进行反腐败研究。
据他的观察，自1978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作为治官之吏，对干部仕途的影响变得愈发举足轻重。
冯军旗记得，一次聚会上，计生办主任端起酒杯专门敬坐在对面的纪委干部，“计生工作要搞好，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是必修课。”
另一次，省纪委一个普通的处长来视察，县委书记亲自率人接待。“换了其他部门，就算是个副厅长，县委书记也不一定见。”毕竟，所有官员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
有人曾戏称，这是“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一位纪委领导告诉冯军旗，查处目标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
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
在经济问题之外，日益被人们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却成了纪委的冷门项目。
事实上，在中县1950~1978年查处干部的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在调研中，有一件关于作风问题的糊涂案，让冯军旗印象深刻。
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案的一位证人对冯军旗抱怨道：“镇长竟然敢强奸人大主任，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
这让冯军旗想起已经退休的老父亲。年少时，做村支书的父亲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常事，有时为了帮村民挑粪要走上十几里路。
而在如今的中县，一到晚上，村干部会回镇上的家，乡镇干部会回县城的家，而县领导则回北山市的家，“中县成了空城”。
中县曾出过一任“官声不好”的县委书记。他离任后不久，民间便盛传其已去世。后来这位前书记特意回了中县一趟，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2009年春节前夕，冯军旗在县政府值班，连续4天县政府大门都被上访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官民之间的距离的确在变远，这和唯上不唯下的官员任免机制不无关系。”当地一位干部告诉他。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会影响这个县高歌猛进的发展。去年，一家五星级酒店刚刚完成盛大的奠基仪式。不远处的一座电影城也已经开张营业，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奥斯卡。
冯军旗错过了这些盛况。2010年5月，由于导师临时组织同门论文交流研讨，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县的干部们辞行，便匆匆赶回北大。而按照这里的传统，送别挂职官员时，干部们通常要分列两排，让挂职者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
回京后，冯军旗带着在中县完成的博士论文参加了毕业答辩。
“作为中县干部曾经的一员，我确实应该唱一曲中县的赞歌，但歌功颂德不是学术研究，于现实无补，于改革无益。希望中县的干部们能理解我的研究。”冯军旗这样表示。
在打印版的论文扉页上，只写着一句话：“献给中县干部。”
此时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印着烫金大字的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实际上，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进入某省文化厅的机会，“如果是组织部，也许我就去了。”
如今，冯军旗在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做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骑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每当有黑色桑塔纳3000轿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时，他就会想起在中县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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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净化官场政治生态
净化官场政治生态 2013-04-01 第03版：思想理论 作者：邱炜煌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4167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面对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中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的政治生态受到了污染，需要对症下药，及时治理，构建风清气正、政通人和、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净化政治生态，先得找到政治生态受污染的根源，以便对症下药。笔者以为，当下的政治生态，应根治以下“常见病”：
一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的潜规则。干部群众普遍认为买官卖官是最大的腐败，“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暂缓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已成为一些地方干部升迁的潜规则，民主推荐、组织考察、集体研究等有时不过是玩程序、走过场。在这种潜规则支配下，卖官者权力寻租，甚至明码标价，买官者投其所好，钱贿、色贿、雅贿无奇不有，于是“带病在岗”、“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现象司空见惯，而不跑不送者的政治发展空间因为这种“不正当竞争”而被大大压缩。所以中组部曾对买官卖官问题进行专项整治，提出让卖官者身败名裂，让买官者“赔了夫人又折兵”。
二是“拼搏不如拼爹”的特权现象。“我爸是李刚”，一语道破了当今拼爹的社会病，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领导干部“明里暗里为子女亲属升官发财奔走的，以权枉法的，不乏其人”，这是封建社会“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腐朽思想的沉渣泛起，与党的宗旨背道而驰。任其发展，我们社会就没有公平正义可言，我们的事业就不能生机勃勃。现在“官二代”现象比较突出，有的领导干部钻政策空子曲线调动亲属进公务员队伍，有的另辟蹊径通过“党外路线”安排子女进班子。人们呼唤焦裕禄、杨善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严格要求子女亲属，不搞任何特权。
三是“能力不如关系”的关系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质资源稀缺，加之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升学、就业、考公务员、评职称、提拔、买房子、打官司、出国等等，都要拉关系走后门，于是乎经营关系进“圈子”现象盛行。大到帮派小到“老乡圈”、“同学圈”、“麻将圈”，形成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有关系走遍天下，无关系寸步难行。这种“无人不求人、人人都被求”的“中国式求人”往往挑战法律尊严、政府公信力、社会公平和市场规则，必然导致权钱交易、人身依附。
四是“琢磨事不如琢磨人”的投机钻营。常言道：“君子做事，小人„做人‟。”这里所谓的“做人”是指琢磨、算计人，拉关系。品行正派的人把精力用在事业上，心术不正的人则把心思用在投机钻营上，现实生活中会做人比会做事跑火，“琢磨事不如琢磨人”成了一些人的金科玉律。琢磨领导，了解他的喜怒哀乐，投其所好；琢磨对手，掌握他的弱点软肋，攻其不备；琢磨派系，打听谁是谁的人，谁听谁的话，四处讨好，八面玲珑；琢磨自己，无视缺点，放大优点，心生浮躁，盲目攀比，“两年不提拔、心里有想法，三年不挪动、就想去活动”，甚至提拔的位子还没坐热，便又想着上台阶。如果让“只琢磨人不琢磨事”的投机钻营者得利，那老实人就必然吃亏，“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涌流”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五是“干的不如看的”的论资排辈。时下一些地方存在五花八门的“机关病”：止步不前的“恋旧病”、敷衍扯皮的“推诿病”、萎靡不振的“懒惰病”、麻木不仁的“冷漠病”、华而不实的“漂浮病”、只说不做的“空谈病”。沾染了这些“病”的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习惯于当看客、评论员，对干事的说三道
四、品头论足，甚至横挑鼻子竖挑眼。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人竟然还很“吃香”，仕途顺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为论资排辈，年轻人再吃苦再有成绩也得往后靠；二为求全责备，苛求探索者，挑剔实干家，只许成功，不许失误，使干事者不但流汗还流泪；三为迁就落后，正所谓“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会闹的孩子有奶喝，一些地方和单位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违心推荐“会来事的”，只求尽快“送瘟神”。我们的事业需要实干家，只有鼓励探索，宽容失败，不让干事者吃亏，才能真正形成实干兴邦的良好氛围。
六是“做事不如作秀”的形式主义。对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说着容易做到难，就是因为“做事不如作秀”在作怪：一为浮夸“秀数字”。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俨然“皇帝的新装”，上下心知肚明，左右互相攀比，以至层层作假，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尤其在GDP统计上弄虚作假，地方汇总数据与统计局核算的全国数据差距较大。二为浮华“秀工程”。有的地方患政绩饥渴症，不顾经济条件和发展实际，不惜举债集资，甚至挪用救灾款，竞相建设“大广场”、“大市场”、“大公园”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为自己积累升迁资本。有的地方“打造典型”，把所谓的“农业示范园”、“农民别墅群”、“现代养牛场”等集中“秀”到公路边，以期上级领导“一目了然”，却往往因为“布景”、“道具”穿帮，或“群众演员”配合不当，弄巧成拙，丑态百出。三为浮躁“秀形象”。一些领导干部还不满足于“政绩”突出，还要想方设法“策划”、“包装”自己，展示“个人魅力”。官员作秀，实质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七是“摆平就是水平”的伪稳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然而什么才是我们需要的稳定观？ 基层干部中流传这样的顺口溜：“稳定就是搞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一些同志把它作为领导学说的真谛。领导干部需要关心同志、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并提高协调能力和沟通艺术，但不能搞无原则的妥协、无法纪的放纵和有失政府公信力的迁就。然而现实中“人民币解决人民问题”、“封口费摆平媒体”等现象司空见惯。只要能够摆平，捂住盖子，不被曝光，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摆不平，矛盾爆发，家丑外扬，上级感冒，轻则影响自己形象，重则危及政治生命。所以“功夫在诗外”，只要能够“摆平”，成本可以不计，原则可以放弃，法纪可以靠边，政府自然缺乏应有的威信。必须走出“摆平就是水平”的误区，强化是非观念，运用法治思维，维护公平正义。上级机关要关心基层、主持公道，正确对待媒体批评，依法治理“告恶状”现象，为基层干部坚持原则、大胆工作创造宽松的环境。
八是“多栽花少栽刺”的好人主义。由于存在片面“以票取人”问题，一些干部奉行“多栽花少栽刺”的处世哲学，把“圆滑”视为成熟，把“世故”当成稳重，滋长庸俗的坏风气。一则放弃积极的思想斗争，“批评上级放礼炮，批评同级放哑炮，批评下级放空炮”，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愿“拉拉袖子提个醒”，即使提点意见也是隔靴搔痒，不能触及灵魂，否则会被认为不团结、不成熟。二则讨巧卖乖，通过不正当手段联络感情，增加选票。对上级拍好，百般献媚，投其所好；对下级哄好，不讲原则，护着顺着；对同级敷衍好，称兄道弟，拉拉扯扯。三则回避矛盾，是非面前不开口，遇到矛盾绕着走，尤其是对那些会告状的恶人、会办事的能人、有交情的自己人，更是无度宽容，甚至姑息养奸。“好人主义”吃香，批评与自我批评难以开展，必然导致党内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功能退化。因此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感叹：“我多年没有听过批评的声音了，要是平时能对我多批评几句，兴许今日不至于落得这般下场。” 九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经济学有一个著名定律叫“劣币驱逐良币”，说的是成色不良的铸币与成色优良的铸币在市场上一样流通，人们往往将“良币”收藏起来，久而久之良币会逐渐退出流通，而市面上流通的都是成色不良的劣币——劣币把良币赶出了市场。这一定律也存在于一些政治生态不良的地方和单位。有的同志坚持原则，嫉恶如仇，成为我行我素者的绊脚石，往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正所谓“你和我过不去，我就让你出局”；有的同志独善其身，不进“圈子”，领导层没有力挺的“靠山”，同事中没有帮腔的“哥们”，民主推荐时往往得票不多；有的同志埋头苦干，不混不赌，非但不能成为榜样，反倒成为被挖苦嘲讽的“另类”；有的注重学习，学有所成，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往往不被重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优胜劣汰，是选人用人的基本原则，如果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政治生态，那干部队伍中的“优者”也会被逼成“劣者”。
十是“不怕犯事只怕„出事‟”的地方保护主义。“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是中央领导同志对领导干部全面成长提出的要求，精辟到位。但一些同志对“不出事”存在误读，把它局限于被双规、受查处。其实，“不出事”就是用党的纯洁性要求对照自己、检点自己、令行禁止、把握底线。一些地方只怕“出事”不怕犯事，势必助长违法犯罪的侥幸心理，导致攻守同盟的抱团现象，产生有案不查的地方保护主义，形成滋长腐败的“政治生态”。因此不能为了优化所谓的“投资环境”而对严重违法违纪问题隐瞒不报、压案不查；不能为了维护所谓的“地方声誉”，降低处罚标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和谐稳定”，执纪主体不作为，处罚标准不统一，使“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成为一句套话。
净化政治生态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首先要强化领导干部的荣辱观。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教育，弘扬正气，鞭挞落后，引导广大干部树立正确价值取向，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权力，平心处事，诚心待人，倾心尽责，为民服务。净化政治生态要从我做起，不能坐而论道，坐等别人改变面貌。
其次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政治生态建设既需要思想引导更需要制度监督，要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决策机制、选人用人机制、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机制和领导干部监督管理机制等，使各项工作在制度框架内阳光操作、规范运行。
再次要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净化政治生态，选人用人是关键。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支持改革者，鼓励创业者，批评空谈者，追究诬告者，宽容失误者，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增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科学把握“群众公认”，防止片面“以票取人”；落实干部监督制度，坚决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进行斗争，依法依纪打击拉票贿选风，显示净化政治生态的坚定决心。
最后要抓住契机全面转变干部作风。当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六条禁令”，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奢靡浪费之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要以此为契机，标本兼治，不断巩固和扩大胜利成果。
第五篇：新野政治家族调查
新野政治家族调查 2012-05-30 13: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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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刘备屯兵新野，曹操派兵清剿，诸葛亮在这里放了一把著名的火，史称“火烧新野”。
这个偏处一隅的农业县再度出名，是因为最近一个北大博士的学术论文披露的——161个政治家族把持了该县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一个叫冯军旗的社会学博士。他在新野挂职县长助理，深度访谈了数百名官员，最终写下一部长达20万字的学术论文，名为《中县干部》，对中国县乡干部任用升迁体制进行细致研究,被认为触及了政治领域最核心的地带,但最终引起关注的,却是政治家族。
作为中国县域政治的缩影,新野政坛的161个政治家族,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形成了怎样的生态和控制模式?
对号入座
作为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冯军旗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
今年9月，冯军旗的《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篇只有5000余字见报文章，只是其20余万字博士论文《中县干部》的一个章节。
尽管该文隐匿了具体的人名和地名。但好奇的网友很快就搜索到，文章作者冯军旗在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曾在河南新野挂职锻炼，担任过上港乡副乡长和新野县县长助理。
新野隶属南阳，与湖北襄樊接壤，拥有98万亩土地和78万人口，是传统的农业县，棉纺织业是其经济支柱。
新野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从籍贯上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南阳其他县人。
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公众开始聚焦的情况下，新野县委宣传部长潘自钦紧急赴京面见冯军旗，希望冯暂时不要接受媒体采访，已有部分政治家族成员给冯打电话，称压力很大，希望冯能体谅苦衷。
35岁的冯军旗为河南汝南县人，2005年考入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2008年3月开始在新野挂职担任县长助理时，新野为其配备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一辆汽车和一个秘书。
冯军旗得以进入新野权力核心，平均每天要让秘书通知三个以上的官员到自己办公室座谈，对于比自己职位高的县领导，冯是到对方的办公室谈。
返回北大时，冯军旗的两个大箱子装满了访谈材料，在数百个访谈对象中，有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161个党政一把手。
2010年8月，冯军旗进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将近30万字的论文初稿给了《南方周末》，该报最感兴趣的是其关于政治家族的章节。但冯并不想让这篇论文尽快见报。直到今年，地方政府进行换届，新野县委书记方显中上调南阳市任职，另有干部交流到其他市县，冯才同意发表该文。冯军旗说，网友对号入座后，学术论文变成了变相曝光，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我很纠结，新野养了我两年，有感情在。”冯回绝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
姻亲葡萄藤
冯军旗能搞清楚161个政治家族图谱，除了参阅《新野县志》，《新野年鉴》和《南阳干部名录1949—2000》等资料外，还受到了两个思想开明的干部世家子弟的帮助。
新野21个整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家。冯论文中的张家核心人物张泰康，实际是新野原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张以彬的化名，张以彬后来在唐河县当过县委书记，从南阳地区劳动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其妹张秀彬也做过新野的副县长和政协主席，妹夫则为卫生局长。
张以彬有8个子女，儿子张新生现任南阳海关关长，大女婿张德宝为南阳市旅游局长，二女婿贺利民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庆为宛城区区长。其妹张秀彬的儿子是南阳市急救中心主任，儿媳为宛城区工商局副局长，儿媳的父亲也在新野当过县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张以彬大女婿张德宝的父亲当过新野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妹妹张平岚现在是新野县纪委副书记。
新野张家出来的副科级以上干部有22人，其中一半在南阳市，一半在新野。另一大家族王家的第二代中，有现任的南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野县政法委副书记，人大农工委主任，航运局局长等。
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今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由血缘和姻缘编织的关系网络能延伸到南阳，河南省会郑州，甚至北京。
利用姻亲关系编织关系网是新野官场的通常模式，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例子是：王城（化名）最初是县政府的通讯员，当时县政府一女话务员和县长关系密切，王城千方百计接近她，最终娶了女话务员的女儿，由此和县长接上关系。王随后被提拔上政府办副主任，然后出任某局局长。在局长任上，王城给常务副县长的侄女安排了工作，并鼓励侄儿和该女谈恋爱，成功联姻。常务副县长对王城关照有加，最终让王出任了具有更大晋升潜力的某镇党委书记。
新野在解放后的第一代干部中，以部队转业和工农出身为主，由于子女和姻亲形成了政治家族。对于“政治元老”来说，帮助下一代取得干部身份是第一步，接下来是通过关系网不断介绍子女情况，以提拔重用，冯军旗同组织部长座谈时，就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仕途说情”。
南阳组织部一官员如此理解政治家族的形成：“就像葡萄藤一样，顺着架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同时阳光和水分也更多。”
新野政治家族存在如下特点：一，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二，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三，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该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家族子弟和“局外人”
政治家族的垄断，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冯军旗考察新野官场得出的规律是，普通干部有股级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到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也就是说，1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三十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
但这只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能实现这一历程的官员屈指可数，熬了几十年才混到一个虚职副科职位的大有人在。一位1983年参加工作干部用了20多年时间，只是把乡里的各种委员干了个遍，而一同上班的政治家族子弟早成为副处级，进入领导核心。
该干部抱怨，每次干部调整，他都被列入提拔名单，但“总是被有背景的人顶掉”，一开始，领导会安慰自己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后来又拿出如“群众基础不够”等借口，意指需要花钱跑要才能调整职务。
据传新野官场的行情是，根据升迁级别的大小从1万元到5万元不等，即使跑送无背景的干部也不会调到理想职位，基本在虚职圈内打转，比如从宣传委员调为组织委员。乡镇副科升到正科有8个隐形阶段，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很多平民子弟会耗尽半生都走不出这八个阶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够通过“小步快跑”跳跃到正科位置上。正科向上升迁的通道是副处，这里又依次排出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十几个隐形阶梯。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员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跳跃，最后异地调动在另一县担任正处实职（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而平民子弟抱怨，这道大门几乎已对他们完全封闭了。
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畅通，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一位乡干部第N次失意后，将自己关在书房内，整整一天都在苦练书法，未曾进食。
以下是政治家族子弟的晋升实例：
李姓官员有二子，长子初中未读完辍学，被安排到检察院当司机，干了几年后又借调到财政局作一般工作人员，在这一期间，李又运作关系更改了儿子的档案，花钱买了个大专文凭，用聘干的指标将其转化为干部身份。因为新野人都知道其只上过初中，就将其调到南阳市，从某区办公室副主任一路干到现任区长。李的次子中专毕业，通过研修大专的方式取得了干部身份，先安排到一个乡当一般工作人员，经三年历练，作为第一梯队推荐副科人选，进入干部圈子，后借调南杨某市直机关。几年之后，回新野担任一正科实职不在话下。
上述运作模式，可用一句经典的新野土语进行概括——“磨活”，意指多方运作，穷尽关系网而求得上升。日薄西山
近期的河南肃贪风暴中，新野一批科级干部落马，官场地震一触即发。冯军旗的论文见报之前，新野副县长高志科，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程文和曾当过六年财政局长的纺织集团副董事长高照阳先后因违纪被“双规”。坊间相传，程文的落马和人民路改造工程有关，该工程预算3000余万元，完工时实际花费达到8700万元.在这一过程中程文通过弟弟程雷和具有涉黑背景的商人樊小超进行合作，并从中牟利，程文被“双规”后，其弟程雷和樊小超均被控制。一个官员的倒台，往往伴随的是其家族势力的瓦解。几乎同一时间，原新野县组织部长，已经调任内乡常务副县长的李玉芬被“双规”，她涉入开封组织部长李森林案。冯军旗曾经访谈过新野的10个女性正科级实职干部中，几乎每一个都出身政治家族。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女性政治家族成员的佼佼者，李玉芬在接受冯军旗访谈时曾说出惊人之语：“我跟你说，在家庭和事业方面，没有一个女人能处理好的，女人干事业都患得患失。我最后的观点就是女同志要过女性式生活，青春愉快，养尊处优，不宜从政。”
一个趋势是，政治家族在新野县呈现逐渐衰落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是根本因素。新野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原因就是子女众多，但现在干部群体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来自干部交流制度，异地任职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再者就是就业观念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新野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意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随着干部子弟逐渐选择中等以上城市就业，新野的政治家族可持性的继承传递逐渐消耗，将融入更大范围内的体制系统。
在《中县干部》的扉页上，冯军旗为中县（新野）的干部写了一首小诗，题为《蒲公英》：中县的天空飘满了蒲公英飘着的,是命运/落下的，是人生/飘满了蒲公英/中县的天空。
新野的政治家族也像一朵蒲公英，在眼下大陆的整个政治和社会体制变迁的天空中飘动。落在地上的，则是那些没有关系的平民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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