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族现象调查

第一篇：政治家族现象调查

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冯军旗

2011-09-01 15:19:56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content/62798

编者按：为撰写博士论文，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

南方周末从他的研究论文《中县干部》中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近几年来流传的“官二代”现象，在这里亦有非常具体的体现。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者更难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对作者说：“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 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

近年来，县域治理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热点，但是焦点往往放在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权力过于集中这一问题上。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和县长常由外面调任，而长期在当地经营的本地家庭政治力量，对当地政情往往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如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官”和“吏”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具有深厚当地资源的“吏”，对地方政情的影响，很多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中的“家族”，指的是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细致调查，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

根据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惯例，本文隐去具体县名，以“中县”代称。因为作者在选取调查地点时，是以典型的中国中部农业县作为标准。文中所提及的各邻县、该县所属地区和该县下属乡镇的名称，也都采用化名。该县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2009年县财政收入2亿多元，支出为8个多亿。一个县级政权的家族谱系

按照作者的详细统计，中县五人以上的“大家族”主要有以下21家：

1.张家+张家

张泰康，张家的核心人物，曾任白阁公社党委书记、中县县委组织部长、政协主席，汝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北山地区劳动局长。其妹张梅芝，曾任中县棉纺厂党委副书记、副县长、政协主席。张梅芝的丈夫王封文，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卫生局局长。张泰康姑老表翟兵宝，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黄县副县长、北山市畜牧局长。

张泰康有8个子女，儿子张立志，现任北山海关关长。大女婿张保彬，现任北山市旅游局局长。二女婿贺耀华，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许，现任武

陵区副区长。六女婿韩明勇，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张梅芝的儿子刘彬，现任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刘彬的爱人杨小丽，现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杨小丽的父亲杨国飞，曾任中县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北山地区二工局局长。

张泰康大女婿张保彬也是一个政治家族。他的父亲曾任中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叔叔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叔叔的儿子张吉现任企业局副局长。大弟弟张国际现任中县人劳局长。二弟张昌河，现任财政局副局长。妹妹张紫雨，现任纪委副书记。张国际岳父张舜厚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县供销社主任。张国际爱人张会欣现任武陵区建行副行长。张会欣妹妹张会丽现任中县人大选工委主任。张会丽爱人江河现任公安局副局长。张会欣哥哥为省某银行投资处处长。

2.王家

王天雨，王家的核心人物，曾任中县革委会副主任，登县组织部长，中县人大副主任。其弟弟王天水，曾任科技局副局长；妹妹王天紫，曾任物资局党委副书记；妹妹王天颖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

王天雨儿媳张晶现任政法委副书记，女婿黄百义现任人大农工委主任。王天颖儿子郑普晖现任航运局局长，女儿郑云波现任残联副主任科员，郑云波丈夫朱凤祥现任西城乡党委副书记。郑云波叔叔郑重社现任北山市商务局局长，郑重社姐夫崔兵曾任中县组织部副部长。王天雨侄子王洛现任正县组织部长，王洛爱人李菊芳曾任发改委副主任，王洛表妹王杨柳现任解放街道办主任。王洛妻哥刘对斌曾任中县县委办主任，社县县委副书记，现任北山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对斌弟弟刘向彬曾任中县教育局副局长。王洛内弟李田园现任商贸中心纪检组长，王洛连襟侯长春现任农办主任。

3.卢家+陈家+冯家

卢玉柱，曾任中县夏店乡党委书记、李庄区委书记、县农委副主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其子卢明波，现任司法局长，女儿卢悦现任新华书店副经理，卢悦爱人陈山辉现任华生镇党委书记，陈山辉父亲陈东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陈山辉妹夫王文科现任民政局副局长，妹夫何松曾任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妹夫冯国强现任农综办副主任科员。冯国强哥哥冯国华曾任城关镇镇长、计生委主任，冯国华内弟王一生现任土地局副局长，冯国华连襟梁自强现任检察院副检察长。

4.乔家

乔强立，曾任中县城关镇党委书记，中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北山地委副秘书长。其大弟弟乔光荣曾任深圳市委常委，三弟弟乔东亮曾任中国航天某中心主任。乔强立儿子武阳曾任中县国税局副局长，汝县国税局长，乔强立其他子女在深圳发展。外甥乔一坚现任西城国税分局局长。乔强立老表王鹤宇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统计局局长、档案局局长。

5.吴家+蒋家

吴书林，曾任中县大门公社党委书记、教育局局长。其子吴家明，曾任中县人大副主任，现任安县副县长，子吴家奋，现任原县副县长，外甥张昭林，现任外贸中心主任。吴书林妻哥蒋兴国现任中县政协主席，蒋兴国父亲蒋道林曾任中县党校副校长，党史委主任。

其他中县“政治大家族”还有，以曾任中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民政局局长江明亮和曾任公安局副局长陶民明为主的江家+陶家，以现任武警交通某部部长刘光辉为主的刘家，以曾任北山地区物资局局长高文丽为主的高家，以现任财政局长陈庆林为主的陈家，以曾任中县财政局长张德树为主的张家，以曾任中县纪

委书记、政协主席王林原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文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白阁乡党委书记、汝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北山市委老干局局长贺原东为主的贺家，以曾任中县土地局长、现任省土地厅某处处长贺明明为主的贺家等等。

而两人以上四人以下的“小家族”，作者统计出四人型的15家，三人型的35家，二人型的90家，其成员遍及于县内各行各业，各主要和次要的党政职位。

政治家族关键词：世袭、等级分配、核心部门

中县政治家族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张泰康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其女婿张保彬后来也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得彬曾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内弟高玉溪也任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二是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就是俗称的“县领导”，其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不少还是正科级职务。

三是政治家族子弟具有向核心部门、关键部门聚集的趋向，比如县纪委、组织部、县委办等等。

四是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同时，作者还从中县的具体情况分析了当地政治家族形成的主要因素。一是政治录用方面的优势，主要是教育和入伍。对于干部家庭子女来说，一般教育条件较好，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较大，毕业即是干部，还能进入较好的单位工作。通过教育这个媒介实现家族繁殖，这是主要的形成途径。其次是入伍，如果考不上学，还可以参军，然后再从工人身份向干部身份转变，这也是重要的途径。

二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形成了一个熟人圈，互相比较了解，同时，很多领导干部为了子女的进步，会不断对县里的主要领导介绍子女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照顾。很多老干部在和作者访谈时，很坦诚地谈到这些；作者在当地组织部长办公室内，曾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进步说情。

三是政治培养，在领导干部家庭中，父辈的刻意培养加上潜移默化的熏陶，都会使得他们在政治体系内更快成长。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曾对作者说：

“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访谈，2009）

另一位中层干部说：

“现在官场世道真是变了，我当时提拔都是在组织谈话时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你看还可能吗？现在不运作一下，不找关系，是肯定不行的。”（访谈，2009）

作者在调查中发现，政治家族在当地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中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中县很多不正之风，比如炒地皮等，很多背后都是政治家族的势力。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这位领导说，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政治家族还造成了干部仕途上的不公平。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通畅，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不公正。这在中县一般干部中议论很大，特别是很多老县领导的孩子，基本都是副科级以上，并且很多都在关键部门和好单位。

同时，政治家族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使得县乡政治成为人类最复杂的集合体，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象，作者在西城乡时，一位中层干部曾对他说：

“干部考核为什么考不出真东西，因为县城太小，关系太复杂，说不定考核组的就是那个干部的亲戚，能说实话吗？”（访谈，2009）

家族政治的衰落

不过，一个近年来趋于明显的情况是，政治家族在中县呈现衰落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导致政治家族衰落的根本因素。中县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一大原因就是子女众多。而现在干部群体中，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就作者了解到的情况，除了个别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外，其他领导都是一个子女。说明计生政策有一个从宽到紧的过程。

二是干部交流制度，这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是干部群体就业观念的转变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中县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

作者在西城乡时，当时乡长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乡党委书记就跟她说，千万不要回来，北山市都不要回。为了乡长女儿就业，乡党委书记特意和乡长一块到省会找老乡运作，最后，乡长女儿留在了省会某银行工作。

干部子女在大城市就业的途径就是高等教育。中县干部都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受益者，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对此有最深的体会，所以在子女的教育上绝对是全力投入。县领导的子女在当地一般上的都是最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在受教育初始阶段就已经拥有了最优的教育资源。不少都高考移民，往北京、上海、新疆、内蒙古和海南等等，而且一些家属甚至不上班，去陪读。这是挂职期间最令作者吃惊的事实之一。

对教育的重视加上高等教育扩招，现在县领导干部子女上大学已经基本普及。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县领导子女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人生的现象非常明显，除了几个中等学校毕业，留在中县工作以外，其他都选择在大城市工作。

关系千万重

作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关系”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起着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除了上述所说的突出的政治家族现象，其他关系类型主要有：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而近年来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

很多中县干部都办有经济实体，就是为拉关系奠定一个经济基础。很多干部说，上世纪80年代，生活都有困难，怎么可能去找关系？而现在，经济繁盛奠定的经济基础，使得拉关系不仅盛行，而且愈演愈烈。

县乡官场的过度竞争也是关系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县乡干部是中国干部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中县1万多名干部，却只有30多个副处岗位和4个正处岗位，这种差距带来的就是晋升的残酷竞争，竞争的一个结果就是关系的流行，导致每个干部都要关系运作，以增加晋升的概率。同时，关系确实能够带来干部的晋升。

一位乡党委书记说：“不找人不可能，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人，能不能起作用，谁不找人都不行。”

在这种种关系中，除了血亲是自然的连接纽带，也是最强的连接纽带外，其它都是社会性的连接纽带，都需要编织和维持。

在中县，编织关系网的主要方式有喝酒、打牌和送礼。

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也是中县每个领导干部的必备之课。在酒桌上，不认识的相互认识，认识的感情会更加深厚。酒场不仅是建立关系的地方，而且是信息的流动地，办事的润滑剂。正是在酒场上，每个干部都是透明的，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在北京买了房子，谁和谁有一腿，谁被双规，谁家的子女考上了大学等等。

而如果哪个干部想认识某个领导，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中间人，然后摆上一桌，几杯白酒下去，自然从陌生到熟悉，甚至开始称兄道弟。作者的很多论文资料正是在酒场上获得的。

一个干部请人喝酒，一定是请和自己关系好的干部陪酒，而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艺术，那就是一定要避免关系不好的干部在一个酒桌上，所以，到了喝酒的时候，不仅需要熟悉自己的关系网，还需要了解别的干部的关系网，谁和谁关系好，谁和谁有矛盾，必须灵活安排，如此才能尽欢。

在酒场上，打牌则是不可少的，牌的种类有麻将和纸牌，打麻将一般是在酒前以及酒后进行，打纸牌则是喝酒时进行，谁输谁喝酒。一些干部还有固定的牌友，主要在业余时间进行。

喝酒打麻将是中县干部的主要生活方式。一位干部曾对作者感慨：漫漫时光，何以消遣？喝酒打牌。

而当作者就访谈时间问一些干部是上午还是下午时，不少干部都说，一定要上午，因为很多领导一到上午11点多，就开始打电话联系喝酒的地方，中午喝酒后，要么回家睡觉，要么找个地方打麻将，下午根本找不到人。而到了晚上，则继续喝。所以在中县，中午和晚上，上百家宾馆，处处都是喝酒声，而其中大部分是干部，特别是档次高的宾馆，更是如此。

在干部关系网的编织和维持中，礼物以及货币的流动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一般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进行，所以一到中秋和春节等重要节日，很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不在中县，他们在路上，在北山市，在省会，在北京，要么“跑部钱进”，要么为仕途而构筑人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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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南方周末

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

作者：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冯军旗

最后更新：2011-09-02 09:40:29来源：南方周末

编者按：为撰写博士论文，北大社会学系博士生冯军旗从2008年初开始，在中部某县挂职两年，分别担任副乡长和县长助理各一年。挂职期间，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细致地从内部深入记录了一个县级政权的人员组成、结构、晋升方式和相互关系。

南方周末从他的研究论文《中县干部》中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内容。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完整记录了这个县级政权系统内部，当地家族成员的任职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政治家族”在当地相当普遍，占据了各部门的重要职位，令人触目惊心。近几年来流传的“官二代”现象，在这里亦有非常具体的体现。家族政治对基层权力的垄断，固化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令普通家族出身者更难凭借才干获取政治前途。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对作者说：“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

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

（冯飞/制图）

近年来，县域治理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热点，但是焦点往往放在作为一把手的县委书记权力过于集中这一问题上。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和县长常由外面调任，而长期在当地经营的本地家庭政治力量，对当地政情往往有着巨大的影响——正如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官”和“吏”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具有深厚当地资源的“吏”，对地方政情的影响，很多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文中的“家族”，指的是血缘和姻缘的集合体。作者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把政治家族分为“大家族”和“小家族”，一个家族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为“大家族”，5个以下、2人以上的为“小家族”。根据作者的细致调查，在中县之内，竟然梳理出21家政治“大家族”，140家政治“小家族”。根据社会学的学术研究惯例，本文隐去具体县名，以“中县”代称。因为作者在选取调查地点时，是以典型的中国中部农业县作为标准。文中所提及的各邻县、该县所属地区和该县下属乡镇的名称，也都采用化名。该县面积1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约80万，2009年县财政收入2亿多元，支出为8个多亿。一个县级政权的家族谱系

按照作者的详细统计，中县五人以上的“大家族”主要有以下21家： 1.张家+张家

张泰康，张家的核心人物，曾任白阁公社党委书记、中县县委组织部长、政协主席，汝县县委副书记、书记，北山地区劳动局长。其妹张梅芝，曾任中县棉纺厂党委副书记、副县长、政协主席。张梅芝的丈夫王封文，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卫生局局长。张泰康姑老表翟兵宝，曾任中县团结乡党委书记、黄县副县长、北山市畜牧局长。

张泰康有8个子女，儿子张立志，现任北山海关关长。大女婿张保彬，现任北山市旅游局局长。二女婿贺耀华，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许，现任武陵区副区长。六女婿韩明勇，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张梅芝的儿子刘彬，现任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刘彬的爱人杨小丽，现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杨小丽的父亲杨国飞，曾任中县县委副书记、政协主席，北山地区二工局局长。

张泰康大女婿张保彬也是一个政治家族。他的父亲曾任中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叔叔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叔叔的儿子张吉现任企业局副局长。大弟弟张国际现任中县人劳局长。二弟张昌河，现任财政局副局长。妹妹张紫雨，现任纪委副书记。张国际岳父张舜厚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县供销社主任。张国际爱人张会欣现任武陵区建行副行长。张会欣妹妹张会丽现任中县人大选工委主任。张会丽爱人江河现任公安局副局长。张会欣哥哥为省某银行投资处处长。2.王家

王天雨，王家的核心人物，曾任中县革委会副主任，登县组织部长，中县人大副主任。其弟弟王天水，曾任科技局副局长；妹妹王天紫，曾任物资局党委副书记；妹妹王天颖曾任城关镇党委副书记。

王天雨儿媳张晶现任政法委副书记，女婿黄百义现任人大农工委主任。王天颖儿子郑普晖现任航运局局长，女儿郑云波现任残联副主任科员，郑云波丈夫朱凤祥现任西城乡党委副书记。郑云波叔叔郑重社现任北山市商务局局长，郑重社姐夫崔兵曾任中县组织部副部长。王天雨侄子王洛现任正县组织部长，王洛爱人李菊芳曾任发改委副主任，王洛表妹王杨柳现任解放街道办主任。王洛妻哥刘对斌曾任中县县委办主任，社县县委副书记，现任北山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对斌弟弟刘向彬曾任中县教育局副局长。王洛内弟李田园现任商贸中心纪检组长，王洛连襟侯长春现任农办主任。3.卢家+陈家+冯家

卢玉柱，曾任中县夏店乡党委书记、李庄区委书记、县农委副主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其子卢明波，现任司法局长，女儿卢悦现任新华书店副经理，卢悦爱人陈山辉现任华生镇党委书记，陈山辉父亲陈东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陈山辉妹夫王文科现任民政局副局长，妹夫何松曾任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妹夫冯国强现任农综办副主任科员。冯国强哥哥冯国华曾任城关镇镇长、计生委主任，冯国华内弟王一生现任土地局副局长，冯国华连襟梁自强现任检察院副检察长。4.乔家

乔强立，曾任中县城关镇党委书记，中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北山地委副秘书长。其大弟弟乔光荣曾任深圳市委常委，三弟弟乔东亮曾任中国航天某中心主任。乔强立儿子武阳曾任中县国税局副局长，汝县国税局长，乔强立其他子女在深圳发展。外甥乔一坚现任西城国税分局局长。乔强立老表王鹤宇曾任南方镇党委书记、统计局局长、档案局局长。5.吴家+蒋家

吴书林，曾任中县大门公社党委书记、教育局局长。其子吴家明，曾任中县人大副主任，现任安县副县长，子吴家奋，现任原县副县长，外甥张昭林，现任外贸中心主任。吴书林妻哥蒋兴国现任中县政协主席，蒋兴国父亲蒋道林曾任中县党校副校长，党史委主任。

其他中县“政治大家族”还有，以曾任中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民政局局长江明亮和曾任公安局副局长陶民明为主的江家+陶家，以现任武警交通某部部长刘光辉为主的刘家，以曾任北山地区物资局局长高文丽为主的高家，以现任财政局长陈庆林为主的陈家，以曾任中县财政局长张德树为主的张家，以曾任中县纪委书记、政协主席王林原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文为主的王家，以曾任中县白阁乡党委书记、汝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北山市委老干局局长贺原东为主的贺家，以曾任中县土地局长、现任省土地厅某处处长贺明明为主的贺家等等。

而两人以上四人以下的“小家族”，作者统计出四人型的15家，三人型的35家，二人型的90家，其成员遍及于县内各行各业，各主要和次要的党政职位。政治家族关键词：世袭、等级分配、核心部门 中县政治家族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张泰康曾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其女婿张保彬后来也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得彬曾任组织部副部长，其内弟高玉溪也任组织部副部长，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二是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也就是俗称的“县领导”，其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不少还是正科级职务。

三是政治家族子弟具有向核心部门、关键部门聚集的趋向，比如县纪委、组织部、县委办等等。四是政治家族的大小，往往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力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力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同时，作者还从中县的具体情况分析了当地政治家族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是政治录用方面的优势，主要是教育和入伍。对于干部家庭子女来说，一般教育条件较好，考上大学的可能性较大，毕业即是干部，还能进入较好的单位工作。通过教育这个媒介实现家族繁殖，这是主要的形成途径。其次是入伍，如果考不上学，还可以参军，然后再从工人身份向干部身份转变，这也是重要的途径。

二是领导干部及其子女形成了一个熟人圈，互相比较了解，同时，很多领导干部为了子女的进步，会不断对县里的主要领导介绍子女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照顾。很多老干部在和作者访谈时，很坦诚地谈到这些；作者在当地组织部长办公室内，曾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进步说情。

三是政治培养，在领导干部家庭中，父辈的刻意培养加上潜移默化的熏陶，都会使得他们在政治体系内更快成长。

中县的一位主要领导曾对作者说： “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访谈，2009）另一位中层干部说：

“现在官场世道真是变了，我当时提拔都是在组织谈话时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你看还可能吗？现在不运作一下，不找关系，是肯定不行的。”（访谈，2009）

作者在调查中发现，政治家族在当地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中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中县很多不正之风，比如炒地皮等，很多背后都是政治家族的势力。这种力量是很大的，这位领导说，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政治家族还造成了干部仕途上的不公平。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通畅，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不公正。这在中县一般干部中议论很大，特别是很多老县领导的孩子，基本都是副科级以上，并且很多都在关键部门和好单位。

同时，政治家族的关系网和利益链，使得县乡政治成为人类最复杂的集合体，其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想象，作者在西城乡时，一位中层干部曾对他说：

“干部考核为什么考不出真东西，因为县城太小，关系太复杂，说不定考核组的就是那个干部的亲戚，能说实话吗？”（访谈，2009）

江西庐山管理局招聘多名干部子女入围（沉石/CFP/图）

家族政治的衰落

不过，一个近年来趋于明显的情况是，政治家族在中县呈现衰落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导致政治家族衰落的根本因素。中县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一大原因就是子女众多。而现在干部群体中，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就作者了解到的情况，除了个别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外，其他领导都是一个子女。说明计生政策有一个从宽到紧的过程。

二是干部交流制度，这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是干部群体就业观念的转变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中县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

作者在西城乡时，当时乡长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乡党委书记就跟她说，千万不要回来，北山市都不要回。为了乡长女儿就业，乡党委书记特意和乡长一块到省会找老乡运作，最后，乡长女儿留在了省会某银行工作。

干部子女在大城市就业的途径就是高等教育。中县干部都是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受益者，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对此有最深的体会，所以在子女的教育上绝对是全力投入。县领导的子女在当地一般上的都是最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在受教育初始阶段就已经拥有了最优的教育资源。不少都高考移民，往北京、上海、新疆、内蒙古和海南等等，而且一些家属甚至不上班，去陪读。这是挂职期间最令作者吃惊的事实之一。对教育的重视加上高等教育扩招，现在县领导干部子女上大学已经基本普及。从统计中可以看出：县领导子女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人生的现象非常明显，除了几个中等学校毕业，留在中县工作以外，其他都选择在大城市工作。关系千万重

作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关系”在中县干部的仕途中起着重要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除了上述所说的突出的政治家族现象，其他关系类型主要有：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而近年来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推荐政策的实施，加重了关系在干部仕途中的作用，并导致了拉票网和关系运作的双环模型的形成。很多中县干部都办有经济实体，就是为拉关系奠定一个经济基础。很多干部说，上世纪80年代，生活都有困难，怎么可能去找关系？而现在，经济繁盛奠定的经济基础，使得拉关系不仅盛行，而且愈演愈烈。县乡官场的过度竞争也是关系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县乡干部是中国干部群体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中县1万多名干部，却只有30多个副处岗位和4个正处岗位，这种差距带来的就是晋升的残酷竞争，竞争的一个结果就是关系的流行，导致每个干部都要关系运作，以增加晋升的概率。同时，关系确实能够带来干部的晋升。

一位乡党委书记说：“不找人不可能，关键是能不能找到人，能不能起作用，谁不找人都不行。” 在这种种关系中，除了血亲是自然的连接纽带，也是最强的连接纽带外，其它都是社会性的连接纽带，都需要编织和维持。

在中县，编织关系网的主要方式有喝酒、打牌和送礼。

喝酒是编织关系网的最重要方式，也是中县每个领导干部的必备之课。在酒桌上，不认识的相互认识，认识的感情会更加深厚。酒场不仅是建立关系的地方，而且是信息的流动地，办事的润滑剂。正是在酒场上，每个干部都是透明的，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在北京买了房子，谁和谁有一腿，谁被双规，谁家的子女考上了大学等等。

而如果哪个干部想认识某个领导，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通过中间人，然后摆上一桌，几杯白酒下去，自然从陌生到熟悉，甚至开始称兄道弟。作者的很多论文资料正是在酒场上获得的。一个干部请人喝酒，一定是请和自己关系好的干部陪酒，而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艺术，那就是一定要避免关系不好的干部在一个酒桌上，所以，到了喝酒的时候，不仅需要熟悉自己的关系网，还需要了解别的干部的关系网，谁和谁关系好，谁和谁有矛盾，必须灵活安排，如此才能尽欢。

在酒场上，打牌则是不可少的，牌的种类有麻将和纸牌，打麻将一般是在酒前以及酒后进行，打纸牌则是喝酒时进行，谁输谁喝酒。一些干部还有固定的牌友，主要在业余时间进行。

喝酒打麻将是中县干部的主要生活方式。一位干部曾对作者感慨：漫漫时光，何以消遣？喝酒打牌。而当作者就访谈时间问一些干部是上午还是下午时，不少干部都说，一定要上午，因为很多领导一到上午11点多，就开始打电话联系喝酒的地方，中午喝酒后，要么回家睡觉，要么找个地方打麻将，下午根本找不到人。而到了晚上，则继续喝。所以在中县，中午和晚上，上百家宾馆，处处都是喝酒声，而其中大部分是干部，特别是档次高的宾馆，更是如此。

在干部关系网的编织和维持中，礼物以及货币的流动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一般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进行，所以一到中秋和春节等重要节日，很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不在中县，他们在路上，在北山市，在省会，在北京，要么“跑部钱进”，要么为仕途而构筑人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中所用政治家族家庭成员的名字均为化名）

第三篇：新野政治家族调查

新野政治家族调查 2012-05-30 13: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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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刘备屯兵新野，曹操派兵清剿，诸葛亮在这里放了一把著名的火，史称“火烧新野”。

这个偏处一隅的农业县再度出名，是因为最近一个北大博士的学术论文披露的——161个政治家族把持了该县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一个叫冯军旗的社会学博士。他在新野挂职县长助理，深度访谈了数百名官员，最终写下一部长达20万字的学术论文，名为《中县干部》，对中国县乡干部任用升迁体制进行细致研究,被认为触及了政治领域最核心的地带,但最终引起关注的,却是政治家族。

作为中国县域政治的缩影,新野政坛的161个政治家族,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形成了怎样的生态和控制模式?

对号入座

作为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冯军旗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

今年9月，冯军旗的《中县“政治家族”现象调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这篇只有5000余字见报文章，只是其20余万字博士论文《中县干部》的一个章节。

尽管该文隐匿了具体的人名和地名。但好奇的网友很快就搜索到，文章作者冯军旗在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期间，曾在河南新野挂职锻炼，担任过上港乡副乡长和新野县县长助理。

新野隶属南阳，与湖北襄樊接壤，拥有98万亩土地和78万人口，是传统的农业县，棉纺织业是其经济支柱。

新野共有副科级以上干部1013人，其中副科680人，正科280人，副处40人，正处5人。从籍贯上看，正科级以下基本来自本县，副处级以上多为南阳其他县人。

在这个副科以上干部刚过一千的农业县，具有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政治家族就有161家，其中，产生5个以上副科级以上的大家族21家，5个以下2人以上的小家族140家，这就意味着每十个干部中至少有一个背后有家族势力，有20%的干部属于官二代。

公众开始聚焦的情况下，新野县委宣传部长潘自钦紧急赴京面见冯军旗，希望冯暂时不要接受媒体采访，已有部分政治家族成员给冯打电话，称压力很大，希望冯能体谅苦衷。

35岁的冯军旗为河南汝南县人，2005年考入北大攻读社会学博士。2008年3月开始在新野挂职担任县长助理时，新野为其配备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一辆汽车和一个秘书。

冯军旗得以进入新野权力核心，平均每天要让秘书通知三个以上的官员到自己办公室座谈，对于比自己职位高的县领导，冯是到对方的办公室谈。

返回北大时，冯军旗的两个大箱子装满了访谈材料，在数百个访谈对象中，有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161个党政一把手。

2010年8月，冯军旗进入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将近30万字的论文初稿给了《南方周末》，该报最感兴趣的是其关于政治家族的章节。但冯并不想让这篇论文尽快见报。直到今年，地方政府进行换届，新野县委书记方显中上调南阳市任职，另有干部交流到其他市县，冯才同意发表该文。冯军旗说，网友对号入座后，学术论文变成了变相曝光，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我很纠结，新野养了我两年，有感情在。”冯回绝了大多数媒体的采访。

姻亲葡萄藤

冯军旗能搞清楚161个政治家族图谱，除了参阅《新野县志》，《新野年鉴》和《南阳干部名录1949—2000》等资料外，还受到了两个思想开明的干部世家子弟的帮助。

新野21个整治大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家。冯论文中的张家核心人物张泰康，实际是新野原组织部长，政协主席张以彬的化名，张以彬后来在唐河县当过县委书记，从南阳地区劳动局长的位置上退休。其妹张秀彬也做过新野的副县长和政协主席，妹夫则为卫生局长。

张以彬有8个子女，儿子张新生现任南阳海关关长，大女婿张德宝为南阳市旅游局长，二女婿贺利民是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四女婿王庆为宛城区区长。其妹张秀彬的儿子是南阳市急救中心主任，儿媳为宛城区工商局副局长，儿媳的父亲也在新野当过县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张以彬大女婿张德宝的父亲当过新野县城关镇教育组长，妹妹张平岚现在是新野县纪委副书记。

新野张家出来的副科级以上干部有22人，其中一半在南阳市，一半在新野。另一大家族王家的第二代中，有现任的南阳市政府副秘书长，新野县政法委副书记，人大农工委主任，航运局局长等。

除了21家大家族，还有15家4人型，35家3人型和90家二人型小政治家族，这161家政治家族几乎把持了新野大大小小的政府部门。今年，政治家族子弟有向纪委，组织，公检法，县委办等核心部门聚集的趋势，同时向外部延伸。由血缘和姻缘编织的关系网络能延伸到南阳，河南省会郑州，甚至北京。

利用姻亲关系编织关系网是新野官场的通常模式，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例子是：王城（化名）最初是县政府的通讯员，当时县政府一女话务员和县长关系密切，王城千方百计接近她，最终娶了女话务员的女儿，由此和县长接上关系。王随后被提拔上政府办副主任，然后出任某局局长。在局长任上，王城给常务副县长的侄女安排了工作，并鼓励侄儿和该女谈恋爱，成功联姻。常务副县长对王城关照有加，最终让王出任了具有更大晋升潜力的某镇党委书记。

新野在解放后的第一代干部中，以部队转业和工农出身为主，由于子女和姻亲形成了政治家族。对于“政治元老”来说，帮助下一代取得干部身份是第一步，接下来是通过关系网不断介绍子女情况，以提拔重用，冯军旗同组织部长座谈时，就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仕途说情”。

南阳组织部一官员如此理解政治家族的形成：“就像葡萄藤一样，顺着架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多，同时阳光和水分也更多。”

新野政治家族存在如下特点：一，不少都是行业内或者系统内繁殖，具有一定的世袭性，比如岳父当过某乡书记，他的女婿后来也在该乡当书记，姐夫和内弟都在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干过；二，副处级以上的县领导子女一般至少有一个副科，不少还是正科；三，政治家族的大小和家族核心人物的权利和位置成正比，核心人物权利和位置越重要，家族内出的干部也就越多，同时和后代数量也成正比，后代越多，家族内出的干部也越多。

政治家族最大的问题是形成了地方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该县一位主要领导经常感叹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家族子弟和“局外人”

政治家族的垄断，令平民出身的干部的不公平感与日俱增。

冯军旗考察新野官场得出的规律是，普通干部有股级到副科需要8年，从副科晋升到正科需要3年，从正科晋升到副处需要7年，从副处晋升到正处需要7年，也就是说，1名22岁毕业的大学生，三十岁成为副科，33岁成为正科，40岁成为副处，47岁成为正处，然后在正处岗位上再干几年退休，只有极个别的能成为副厅级干部，这就是大部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历程。

但这只是理想的状态，现实中能实现这一历程的官员屈指可数，熬了几十年才混到一个虚职副科职位的大有人在。一位1983年参加工作干部用了20多年时间，只是把乡里的各种委员干了个遍，而一同上班的政治家族子弟早成为副处级，进入领导核心。

该干部抱怨，每次干部调整，他都被列入提拔名单，但“总是被有背景的人顶掉”，一开始，领导会安慰自己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后来又拿出如“群众基础不够”等借口，意指需要花钱跑要才能调整职务。

据传新野官场的行情是，根据升迁级别的大小从1万元到5万元不等，即使跑送无背景的干部也不会调到理想职位，基本在虚职圈内打转，比如从宣传委员调为组织委员。乡镇副科升到正科有8个隐形阶段，从小到大依次为：综治办主任，工会主席，人大副主席，乡镇长助理，武装部长，党委委员，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很多平民子弟会耗尽半生都走不出这八个阶梯，而干部子弟基本能够通过“小步快跑”跳跃到正科位置上。正科向上升迁的通道是副处，这里又依次排出县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副县长，统战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等十几个隐形阶梯。有背景的政治家族成员可在短短几年内完成跳跃，最后异地调动在另一县担任正处实职（书记，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而平民子弟抱怨，这道大门几乎已对他们完全封闭了。

政治家族子弟仕途上的畅通，使得平民子弟干部感觉不公平。一位乡干部第N次失意后，将自己关在书房内，整整一天都在苦练书法，未曾进食。

以下是政治家族子弟的晋升实例：

李姓官员有二子，长子初中未读完辍学，被安排到检察院当司机，干了几年后又借调到财政局作一般工作人员，在这一期间，李又运作关系更改了儿子的档案，花钱买了个大专文凭，用聘干的指标将其转化为干部身份。因为新野人都知道其只上过初中，就将其调到南阳市，从某区办公室副主任一路干到现任区长。李的次子中专毕业，通过研修大专的方式取得了干部身份，先安排到一个乡当一般工作人员，经三年历练，作为第一梯队推荐副科人选，进入干部圈子，后借调南杨某市直机关。几年之后，回新野担任一正科实职不在话下。

上述运作模式，可用一句经典的新野土语进行概括——“磨活”，意指多方运作，穷尽关系网而求得上升。日薄西山

近期的河南肃贪风暴中，新野一批科级干部落马，官场地震一触即发。冯军旗的论文见报之前，新野副县长高志科，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程文和曾当过六年财政局长的纺织集团副董事长高照阳先后因违纪被“双规”。坊间相传，程文的落马和人民路改造工程有关，该工程预算3000余万元，完工时实际花费达到8700万元.在这一过程中程文通过弟弟程雷和具有涉黑背景的商人樊小超进行合作，并从中牟利，程文被“双规”后，其弟程雷和樊小超均被控制。一个官员的倒台，往往伴随的是其家族势力的瓦解。几乎同一时间，原新野县组织部长，已经调任内乡常务副县长的李玉芬被“双规”，她涉入开封组织部长李森林案。冯军旗曾经访谈过新野的10个女性正科级实职干部中，几乎每一个都出身政治家族。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女性政治家族成员的佼佼者，李玉芬在接受冯军旗访谈时曾说出惊人之语：“我跟你说，在家庭和事业方面，没有一个女人能处理好的，女人干事业都患得患失。我最后的观点就是女同志要过女性式生活，青春愉快，养尊处优，不宜从政。”

一个趋势是，政治家族在新野县呈现逐渐衰落现象，计划生育政策是根本因素。新野第一大政治家族张家，家族庞大的原因就是子女众多，但现在干部群体严格执行的“一孩化”计划生育政策，对政治家族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另一个原因来自干部交流制度，异地任职对于打破政治家族网络，起到了很大作用。再者就是就业观念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普及。1980年代，很多新野干部千方百计回家就业，不愿意留在大城市。现在他们的子女就业时，则是千方百计留在大城市。随着干部子弟逐渐选择中等以上城市就业，新野的政治家族可持性的继承传递逐渐消耗，将融入更大范围内的体制系统。

在《中县干部》的扉页上，冯军旗为中县（新野）的干部写了一首小诗，题为《蒲公英》：中县的天空飘满了蒲公英飘着的,是命运/落下的，是人生/飘满了蒲公英/中县的天空。

新野的政治家族也像一朵蒲公英，在眼下大陆的整个政治和社会体制变迁的天空中飘动。落在地上的，则是那些没有关系的平民公务员。

第四篇：浪费现象情况调查

一、课题提出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导致外来多样文化的渗透形成对传统美德优秀文明的巨大冲击。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耻感意识却在不断地受到腐蚀。水电浪费、食物浪费、纸张浪费、一次性物品浪费、塑料浪费、电池浪费、等现象在大学校园中随处可见，而由这些浪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污染更是相当庞大的一个数字。所以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坚决抵制浪费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二、研究目的中华民族历来倡导厉行节约，孔子把“俭”和“温良恭让”一同列为基本的道德准则。教育资源是社会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节约型社会呼唤节约型校园，建设节约型校园，不仅是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高校和学生应有的社会责任。然而当前，在我们的校园中，水、电、粮食、纸张、图书、实验器材等的浪费现象时有发生；追求名牌、追求享受、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之时，更应养成勤俭的习惯，更应倡导节约的风尚，更应承担起节约资源、杜绝浪费的责任。在营造全民参与厉行节约良好社会风尚的大环境下，大学校园是个重要平台，大学生应该起表率作用。节约体现了求真务实的品德，大学生要从节约入手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同学交往需要平等，高等教育需要公平，大学生要克服消费上的虚荣心和攀比心，优化校园风气。大学生厉行节约没有太多的惊天动地事情，也没有难以攀登的高峰，多半是举手之劳的小事，大量的是“在细小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尽自己的责任”，像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等点滴东西。大学生坚持不懈地做好这些节约小事，不仅展示了一个人认真做事的态度，而且孕育着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质。我们相信，不把节约当口号，厉行节约见行动，必然引领和推动校园的节约风气。

节约是美德、节约是智慧、节约是品质、节约是责任，让“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理念在大学校园蔚然成风，用实际行动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一、节约用电，刻不容缓

某高校新闻系的学生们针对校园浪费行为作了一次调查。据不完

全统计，学校一年电的浪费量是133682度，这些电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用58年。高校是人口量最大的单位，作为这样一个庞大的单位来讲，各方面的资源利用量都是相当高的，尤其是用电量，数目是相当惊人的。为此，高校更应该把节约用电列入学校长期发展规划中。学校的领导组织及有关部门，应首先加强自身的节约用电的思想意识，多方位了解节约用电的多种方法途径，努力为了学校的长期发展作出正确的选择。节约能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从长期发展来看待学校的节约用电的问题。

高校作为一种培育高等人才的教育基地，更应该全方位培养学生的素质，节能降耗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育实例。

四、研究过程

1.开会分工

小组会上，大家议论纷纷，最后决定以“校园浪费现象”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研究分三步走：社会调查，搜集资料，整理总结。同时，还进行了分工。分工：第一组：方圆，邓晶主要负责编写问卷调查，并作相关统计。

第二组：刘梦瑾，刘怡玮主要负责拍摄食堂中、校园里的浪费现象。

第三组：刘汝其主要负责采访部分学生、教师、家长，了解他们对浪费现象的看法、想法。

2.问卷调查

我们设计了调查问卷，复印了56份，并有目的得将问卷发放到各个区域。对各个年龄层，各种职业的人进行了调查。发放问卷56份，收回54份。我们从中得到了大家的看法，总结了。

3.研究内容

调查我校学生在哪些方面浪费现象比较严重从而让学生认识到节约的重要性，是本课题的主要内容。

本课题研究的具体内容：

1、粮食浪费现象

2、水电浪费现象

3、纸的浪费现象

4.总计整理

我们系统的整理了所有材料，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结论并编辑成文。所用方法：问卷调查法、实

地考察法、访问法、上网查询法、分析法。

三、研究成果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阶段：

本阶段确立了课题组成员，组建了课题组，认真查阅资料，了解国内外同类课题的研究状况，进行理论学习和交流，达成共识，经研讨搞好课题设计，制订实施方案，同时设计出我校学生浪费现象调查问卷。本阶段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上网查阅法，调查法。

第二阶段：具体实施阶段：

利用本课题组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现场调查，采访学生、家长、老师，分工操作进行调查、收集资料、摄影、访谈。

本阶段的研究主要采取了行动研究法、调查法、访谈法。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

本阶段对所搜集和整理的研究资料进行认真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形成《我校学生浪费现象调查活动报告》。本阶段主要采取了成品分析法、归纳总结法。

五、相关建议

1、开展“珍惜每颗粮食，继承传统美德”主题班会。同学们可以利用课余时间采访爷爷奶奶，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并以此作为汇报内容，谈体会、谈感受。也可以把同学们在生活中所见的浪费现象拍摄下来，进行评比，展出。开展全校性的“远离浪费，继承传统”的征文比赛。

2、加强监管力度，杜绝浪费现象。我们要把浪费粮食纳入学校三项竞赛中，与文明班级评比挂钩。每天中午安排专门的值周老师流动检查同学们的用餐情况，对于浪费现象进行制止、批评。

3、每学期安排一定量的“体验生活”。比如农忙季节安排同学到田间捡稻穗，堆草垛，搬稻干；在炎炎烈日下插秧，翻晒稻谷；也可以进行挨饿体验，使同学们在游戏中懂得珍惜粮食的重要性。

4、加强宣传力度，营造节粮氛围。学校利用有线电视组织全校性的演讲、辩论赛，观看录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提高同学们的节粮意识。并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的警句挂于教室。

5、家长、老师做好榜样示范。“吃不下就别吃了”“这有营养多吃点”……这是爸爸妈妈们说的最多的；还有，个别老师中午的剩饭剩菜不比我们学生少。这些毫无疑问对我们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爸爸多说了，老师也那样倒了，我们还怕什么。

6、改善伙食搭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学校菜好的时候，剩饭剩菜就少。反之，就一大桶一大桶。

7、另外，学校也可以废物利用把同学们的剩饭剩菜喂养几头大肥猪，这样一来不仅节约了钱而且猪肉的质量也得到了保证，此一举两得啊。

（二）、水电浪费现象。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水的浪费同样严重。“在教学楼和宿舍楼，我们都常常能看到„细水常流‟。经调查得出，学生在洗碗用水时的间断未关水龙头；停水期间，忘记关水龙头；洗手、洗脸、刷牙、洗衣时，让水一直流着；洗澡不专心致志，没有抓紧时间，悠然自得，边聊边洗。更有在浴室里和好朋友大打水仗。还有一些顽皮的同学，在自来水的龙头下边互相用水大打水仗，水花四溅，十分开心，不知不觉之间，干净的地面弄湿了，过往的同学被吓得躲躲闪闪，大量的水也浪费了。多不好！

针对这些现象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对同学们讲保护水资源及节约用水的紧迫性，要让同学们树立珍惜和保护水资源的观念,积极向周围的同学宣传保护水,节约水的重要性.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节约每一滴水做起,认真落实环保行动,为南水北调工程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我们课题小组，经过了一系列的讨论和调查收集了一些节约水的好建议，如：随手关水龙头，用节水水龙头，利用洗脸水浇花、冲厕所等

1．用水时的间断（开门接客人，接电话，改变电视机频道时），应关水龙头；

2．用喷头淋浴比用浴缸洗澡节省水量达八成之多。

3． 洗菜、淘米、洗衣的水可以用来浇花、拖地、冲厕所。

4． 使用洗衣机或洗碗机时要节约用水：集齐衣物或碗碟一起洗涤。

5． 滴漏的水龙头每天可耗水70升，为免浪费，应立即修理。

6.切勿拿水嬉戏。

7.看到自己身边的人们有浪费水资源的现象应极力劝阻,不应视而不见。

（三）、纸的浪费现象。

1、草稿纸浪费

在我校纸张浪费现象中，草稿纸浪费可谓是“重头戏”。怎样可以避免草稿纸的过度浪费呢?被调查的同学同样也给了我们一些很好的启示：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有自己固定的草稿本，每天带到学校，需要用草稿纸时只要拿出草稿本就可以了，既方便又利于检查，还避免了纸张的浪费，一举三得。

2、学生作业本用纸浪费

作业本用纸浪费的状况与其他校园纸浪费现象相比还是比较乐观的，但仍需加强节约用纸的宣传。

我们课题小组总结出了几种减少作业本浪费的方法：

(1)加强节约用纸的宣传和教育，使学生有这种意识。

(2)学生自己在学习生活中注意节约用纸，并落实到行动上。

(3)老师在布置一些不经常留的作业时，尽量让学生写在纸上，贴在练习册上或直接交作业纸，省得学生再占用一本。

六、心得体会

（一）、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经济有很大程度上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生活条件有很大的改善。那些浪费粮食的同学，就说“现在生活好了，倒点儿剩饭剩菜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更让我们调查者痛心的是：我们学生对这种浪费现象的冷漠态度。当我们问到“你倒饭时会感到惭愧吗？”，有将近65%的同学竟不觉得惭愧，还有35%的同学从没想过是否觉得惭愧。我们现在的中学生一出生就生活在富裕的社会，从没经历过物资匮乏的时代，所以也就体会不到吃不饱的痛苦。俗话说得好，饱汉不知饿汉饥嘛。尽管还有50%的同学在倒剩饭剩菜时会觉得很惭愧、很可惜，但是下次他（她）还是照倒不误。

(二)、我们学生的素质还不够高，节约意识不强

随着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我们中学生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丰富多彩，这是正常的。但是有的学生盲目追求高消费、高享受，把艰苦朴素、勤检节约的美德置于脑后。几乎每位学生从小就受到过勤俭节约的教育，但是这种教育对他们的行为真正能产生影响的却很少，我们的调查显示只有极少数的同学认为自己曾受到过的节约教育真的对自己有用。很多时候老师、家长也多次强调，但是有些同学依然我行我素。古语讲得好“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也许现在的我们就是因为缺少了劳动的锻炼，体会不到农民们耕种粮食的辛苦，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在我们学校竟有15%以上的学生从没见过农民耕种的情景，另有80%的同学经常能见到农民在田间辛勤劳作的情景，那么这些同学就更加不应该浪费了，说不定你倒掉的饭菜里面就有你爸爸妈妈的汗水呢，让他们的劳动果实附诸流水，岂不更加可惜啊！

（三）、家长对孩子的过分溺爱

节俭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对劳动的尊重，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更何况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边远山区，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解决温饱和贫穷，还有那么多孩子因贫穷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作为新时代人，我们应该具有一种品质。在我们享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能够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分钱……也是对社会的一份贡献、一份责任。其实，要做到节约并不难，只要存有节约的意识，吃饭时吃多少盛多少，不扔剩饭菜。

为此我们在校园里发起了一场“减少浪费，节约资源，争创节约型校园”的一系列活动，加强对全体师生的勤俭节约教育。我们利用晨会时间对全体学生开展一次勤俭节约教育讲话，目的是促进大家从思想上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勤俭节约为荣，以铺张浪费

为耻，一切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勤俭节约落实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还建议每班出一期主题为“责任”的黑板报进行宣传教育、各班还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班会活动、演讲比赛等，对全体学生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勤俭节约教育。

除了宣传教育以外，我们还建议学校领导部门制定一些相关的制度，来确保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做到节约，如食堂要确保饭菜的质量，尽量多烧一些同学们爱吃的小菜，再比如各班可以派专人负责管理班级里的用电、用水情况，并将它与期末总评相联系，从而激励大家展开节约行动。学校还可以举行一些比赛活动，如让学生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想方设法变废（废纸、废弃的塑料瓶等）为宝，这样做既促进了学生的环保意识，又让学生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还培养了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学校还可以利用假期组织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一下劳动的辛苦，培养勤劳俭朴的品质。

最后，我们还要向每位家长提出一些要求和建议：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本身要保持俭朴的美德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家长要教育孩子爱惜劳动成果，珍惜粮食，不挑食，节约用水。平时多给孩子讲讲赚钱的不易，让孩子懂得生活的艰辛，培养孩子的俭朴品质。

减少浪费，节约资源，建设节约型校园，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师生，让我们从珍惜粮食做起吧！让勤俭节约的风气传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吧！

第五篇：挂职现象调查

挂职现象调查

-尹冬华

挂职的现实运作并不尽如人意，而是存在诸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说，挂职现象是认识中国现实政治运作的一个绝好切入点。

尽管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干部挂职却在中国走过了20多个春秋，并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从中央到地方的一项重要的惯例性政治现象，甚至可以当作一项制度而加以看待。作为干部人事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挂职对于干部的培养和锻炼，对于中国现实政治的运行，无疑具有深刻影响。

如果挂职制度设计完美，运行良好的话，无论是对整个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还是对于实现国家的善治和民众的福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事实上，挂职的现实运作并不尽如人意，而是存在着诸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挂职现象是认识中国现实政治运作的一个绝好切入点。

为了了解挂职在不同地区的运行状况，作者先后在河北武安市、湖南株洲市、吉林省吉林市、江西九江市等4个地区，进行了实地调研和现场观察。在这4个点的调研中，作者不单搜集了大量的地方相关文件，还对54名地方干部进行了访谈，包括1场焦点小组讨论。

不同地方挂职现象比较

调查发现，挂职通常有四种形式：一是到下级机关挂职，即“下挂”，最为典型的是通常所谓的基层锻炼；二是到上级机关乃至中央国家机关挂职，即“上挂”；三是到其他地区的机关挂职；四是到国有企事业单位挂职。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许多地方政府往往突破常规，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挂职锻炼形式。如有的地方政府借助其他地区机关的牵线搭桥，组织公务员到当地民营企业挂职，学习其管理经验，进行招商引资；有的地方政府选派大量的年轻公务员到村级“两委”担任职务，进行锻炼。

由于区位环境和领导工作思路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挂职工作开展得并不均衡，甚至在一地的不同辖区，挂职也迥然不同。就挂职的类型来说，“下挂”最为盛行，并逐渐趋于制度化；到其他地区特别是发达地区挂职，近年来开始在河北、江西这种内地省份逐渐兴起，并且在未来若干年内呈扩大趋势；至于“上挂”，地方政府没太多发言权，主要取决于上级政府的安排。

不同地方的挂职在目标指向上也各有侧重：河北武安主要谋求培养锻炼干部和响应上级号召(如援坝、援藏)；湖南株洲偏重培养锻炼干部、壮大村集体经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吉林市主要是出于增强企业活力，进行企业改制的考虑；而江西九江则更注重锻炼干部和发展本地经济。

调查显示，各种挂职活动的主角往往是那些相对年轻的挂职人员，尽管导演这一出戏的是各个地方的组织部门。这些挂职人员，大多数都是人们所谓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相对于那些从政经验较为丰富的领导来说，这些年轻干部理想主义色彩有余，老练程度不足。年轻，意味着他们精力充沛、顾虑较少，并敢于开创。正是基于此，组织部门往往愿意派他们到新的环境中经受磨练。然而，也正是因为年轻能干，他们在原单位往往充当着业务骨干的角色，这使得其单位领导在推荐时左右为难，不知如何在上级要求和本单位利益之间找到平衡。

从干部的意愿来看，他们更愿意去上级机关和发达地区挂职，而不是到贫穷落后的乡镇和村挂职，因为两者带来的诱惑实在差别太大。从挂职的内容来看，下派干部主要是进行资金和项目方面的帮扶；异地挂职(去发达地区)干部以招商引资为主，附带学习交流；而上派挂职人员基本上停留在学习提高上。从挂职的体会来看，下派挂职能真正锻炼干部，磨掉他们身上的官僚气息；异地挂职人员则获得了思想观念上的洗礼；而上挂人员开阔了眼界，锻炼了宏观思维方式。

准程序化的政府实践

尽管到目前为止尚未出台专门的条例来规范挂职的运作，但各地都按照某种既定的操作方案安排不同挂职活动，而且各地已经根据实践发展出趋同的“准制度安排”。这种准程序化的政府实践方式，为比较不同地方的挂职活动提供了一个起码的依据，也是今后中央提供相关制度供给的基础。

各地在选派挂职干部时，不仅强调政治素质好和工作能力强，而且对年龄和学历都有硬性要求。如武安和吉林选派挂职干部时，规定年龄不得超过40岁；而株洲和九江则规定挂职人员必须在35周岁以下。至于学历，基本上清一色要求大专以上。此外，不同的挂职类型还附加一些特殊的标准，如到基层挂职往往强调热爱农村工作；到异地挂职则强调纪律观念和大局意识；到上级机关挂职往往是一些重要后备干部。

有人认为挂职人员的选派过程充满着权力斗争，比如一些单位领导更愿意将那些不服从自己领导的“异见分子”派出去，有些单位领导可能出于平衡的考虑将彼此不合的下属“挪”一个出去，还有的则是因为面临升迁但职位又不够而“暂时” 被安排去挂职。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在挂职的选拔程序上，个人自愿所起的作用似乎更大。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愿去挂职，不管领导怎么安排，不管单位怎么推荐，也很难成事。

接收单位的选择方式更多地跟挂职类型相关，跟地方政府的差别关联较小。颇有意思的是，异地挂职的启动有时取决于两地领导的人际关系。在异地挂职相对较多的两个调研地区，其成功背后都有着很强的人际色彩：河北武安与北京通州的合作始于通州代表团赴冀考察“一制三化”时所受的热忱接待，而九江干部赴北京石景山挂职则跟两地组织部长的私下协定有关。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政治的人际化运作的生动注脚。

挂职人员的职务安排一般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虚职，如xx助理，农村工作指导员；二是实职，包括副县长、乡(镇)党委副书记、副乡(镇)长、副主任等党政副职和村党支部书记等少量正职。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下派挂职一般担任实职居多，而去异地挂职和“上挂”，绝大多数都是出任虚职。这种差别的出现主要跟接收单位的谈判能力有关，下级政府肯定要义务性地给“上面”派下来的人以实质性的锻炼；而上级政府和其他地区则可能出于种种顾虑而不敢让挂职人员担纲。

各地对挂职人员的管理与考核也基本上大同小异，而挂职的评价则涉及挂职成效与提拔使用。除九江外，其他三地的各种挂职文件，都清一色地规定了“挂职期满后，表现优秀的人员，可优先提拔使用”。像吉林，还将挂职成效分为“优秀” 与“特别优秀”两个层次：对于经考核为优秀的人员，可优先考虑职称、职级晋升；对于特别优秀而且具备提拔条件的，要予以提拔重用。

尽管九江市委组织部的官员反复强调，挂职(哪怕表现很优秀)并不意味着提拔，它只是一种正常的干部锻炼途径。然而庐山区的挂职实践，似乎刚好与此说法相反。据笔者观察，庐山区的驻村挂职干部中，表现优秀的，基本上都被提拔了。

可见，不管是书面规定上还是实际政治实践中，挂职已经成为影响干部升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唯一需要厘清的是，挂职在提拔条件里面占据多大权重，提拔依据的是组织部门的书面考核结论还是干部的实际挂职成效。

挂职出发点与效果的差距

调查发现，挂职的运作并不尽如人意，而是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挂职这项准制度的出发点和现实效果之间存在较大“出入”，影响了该制度的绩效。

从挂职人员、派出单位、接收单位三方分别来看，首先挂职人员自身存在认识偏差。有些挂职人员把挂职锻炼看作一个过场，将自己视作当地的一个“短暂过客”，认为挂职期间只需应付一下就可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往往“身在曹营心在汉”，满足于敷衍被动地开展工作，而非主动承担相应的职责，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还有些挂职人员(主要是下派挂职干部)，则将自己置于挂职单位的约束之上，借助原单位的强势地位，无端干涉接收单位的工作，有的甚至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这两种极端的认识，都偏离了挂职人员应有的角色定位，造成了负面效果。

其次，挂职人员派出单位有不少“尴尬”。参加挂职锻炼的人员，一般是年轻的、有培养前途的公务员，将他们派出去挂职，对于派出单位来说在短期内无疑是一种损失，特别是那些人员较少、工作量大的单位。而且在此期间，派出单位还要负担挂职人员的工资奖金以及一定量的挂职补贴，有的地方甚至要求派出单位作为对口支持单位而对挂职地区(一般是乡镇和村)进行资金方面的支持。有的派出单位干脆形象地将这种做法称之为“为他人作嫁衣”。正因如此，有些派出单位要求挂职人员兼顾原来的工作，而不是按规定彻底与之脱钩。在访谈的33名挂职干部中，挂职期间真正与原单位工作脱钩的不到50 %。

同时，挂职人员接收单位颇有“顾虑”。一是职位安排上的顾虑。挂职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年，出于对挂职人员不熟悉情况和短期行为的担心，接收单位一般不敢安排主管或分管某方面工作的实职，而只是安排一些辅助性的虚职，这样挂职人员很难得到实际的锻炼。在一些沿海地区，前来挂职锻炼的干部太多，多的乡镇领导干部达到20多个，少的也有15—16个，这种“僧多粥少”的现实导致接收单位很难合理地给挂职人员安排工作。二是费用方面的顾虑。尽管挂职人员的工资奖金由原单位承担，但接收单位要为挂职人员提供相应的办公场所和经费，如果是挂领导职务，还要配备秘书、司机和小车，这些费用累计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对于那些财政收入较少的贫困地区来说，这无疑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三是后果方面的顾虑。如果挂职人员的工作确有成效，接收单位负担上述费用还是值得的；但如果挂职人员的工作毫无起色甚至出现负面效应，接收单位无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制度的缺失

理解中国政治现象，一个极为重要的法则就是政治原则与实践的脱节，或者说表达结构与实践结构的脱节。本着这种思路，不难了解挂职现象运行这么多年却无成文制度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原则与实践的脱节，干部挂职问题丛生，严重背离了其本来目的。

由于挂职牵涉到作为具体实施单位的组织部门、派出单位、接收单位和挂职人员等诸多行为主体，它需要极为精巧和完善的制度设计，否则其中的任何纰漏都会影响挂职效果。调查发现，挂职管理体制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改进。

一是实施单位、派出单位、接收单位和挂职人员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各主体的权限和责任有待进一步明确。二是对挂职人员的管理和考核出现“真空”状态。作为实施单位的组织部门一般满足于结束阶段的考察，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接收单位的日常业务管理很难与组织部门的终期考核相衔接，而派出单位在人事行政上的管理则“鞭长莫及”，这种管理与考核上的 “真空”，容易导致挂职人员放任自流甚至违法乱纪。三是挂职与提拔使用的关系。挂职是不是提拔的必要条件？如果是，它在提拔条件里该占多大权重？如何衡量挂职优秀与否？这些问题，各个地方的挂职文件中都未详细加以说明，只是笼统地规定 “挂职表现优秀的，优先提拔使用”。四是全国缺少一部统一的挂职条例。目前对挂职进行部署和安排，都是依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专门文件进行的，缺少一部全国统一的条例。在《公务员法》中，挂职锻炼只是作为公务员的交流形式之一而被简单提及，缺少具体的操作性规定。

在调查中，笔者经常听到地方干部对于“制度匮乏”的感叹。他们告诉我，虽然制度并非万能，但若没有一项全国性的挂职条例或规则，开展工作时总感觉无所适从。笔者深以为然。的确，正是因为制度的供给不足，才导致挂职人员和所涉单位缺少行为准则，进而造成挂职问题丛生乃至发生“畸变”。

由于制度不足，在挂职中真正起着调节作用的是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以及盛行于官场的各种“潜规则”。这些文化和“潜规则”，积极进步的成分很少，消极落后的成分居多。

例如，由于挂职后可以留任，个别事业单位成员将挂职当作转入国家机关的跳板；因挂职人员要到接收单位所在地区工作，那些家人分居两地的人将挂职变成了亲人团聚的好机会；有的干部借异地挂职之名，行旅游观光和走亲访友之实；还有的单位领导将选派干部挂职当作“发配”机关人员的合法手段。如果是带着上述目的去挂职，很难想象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接收单位出于不愿与人为敌，宁愿一团和气、与人为善的考虑，导致难于有效管理和评价挂职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