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甲午——近代史读后感

第一篇：重识甲午——近代史读后感

阅读书目：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十三章 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 胡绳/著 http:// 《国史大纲》第四十六章 除旧与开新 钱穆/著

http:// 《菊与刀》鲁斯·本尼迪克特/著 刘锋/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8年1月第1版

重识甲午

“我国四千余年之大梦苏醒，实始于甲午战败、割让台湾、赔偿二百兆之后也。”

——《戊戌政变记》梁启超

1884至1885年，满清王朝在战场上以沉痛的代价换得了中法战争的胜利，但是战场上用鲜血换回的胜利却在谈判桌上拱手让人，付之东流。十年之后，中国与日本发生了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而这一战，满清王朝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都输得彻彻底底。

刚刚过去的2014年是又一个甲午，距离那场硝烟弥漫骇浪滔天的战争整整过去了一百二十年。这是一场重要到无论被怎样讨论、剖析都不觉得失之过细的战争，以至于这一百二十年间中国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我们究竟为什么会惨败？说实话，对于甲午战争，我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高中时历史课本介绍的范畴，那一句“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在脑海中的确印象深刻。但是，这一句话真的能轻轻松松完完整整地定性影响一个民族发展进程的战争吗？我知道，之于我，是时候重识甲午了。但作为一个与那段历史相隔重重时光的后生晚辈，作为一个历史的读者，一个正在求学的年轻人，我不敢奢念自己能够提出什么新的颠覆 性的解释与学说，我只是想从一个身处和平岁月的中国人的角度，从一个饱经艰难苦厄的古老民族的后人的角度，结合着大师、学者们的经典著作，来谈谈自己对于那段历史的认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使我们失败。

甲午战争以1894年7月（清光绪二十年六月）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3月（光绪二十一年二月）《马关条约》签订结束，历时八个月。甲午战争因朝鲜起，这个战争的理由充分反映了日本的“煞费苦心”。“光绪十一年（1885年），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立一个有关朝鲜的条约，规定以后遇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须互相通知”①，这只是第一手布局，陷阱和诱捕紧随其后。“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它先诱使清朝政府出兵朝鲜，表示‘贵政府何不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注：’《李文忠公电稿》卷十五，页33。）清朝政府得到日本的这种‘保证’，又应朝鲜的请求，于五月初一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一千五百人进驻朝鲜京城汉城以南的牙山。这时，日本军队突然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大量进入朝鲜，五月初七（6月10日）占领了朝鲜京城汉城。”②好一个精妙的计划，打了清王朝一个措手不及。可是天真的清王朝“没有丝毫认真作战的准备，却先后央求俄国和英国进行‘调停’”③。所以说，战争还没开打，清王朝就已经输了。《孙子兵法》载：“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照此来看，清王朝的确会败。因为日本有着明确的战争目的和战略步骤，有条不紊步步为营，而清王朝完全被人家玩弄于股掌之中，①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3章

（三）中日战争之一：被迫应战 第四段。http:// ②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3章

（三）中日战争之一：被迫应战 第五段。http:// ③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3章

（三）中日战争之一：被迫应战 第五段。http:// 既没有嗅到战争将临的危险气息，又没有摸清对手的战略意图，甚至连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都不甚了解，真可谓糊涂至极，这样的战前准备，难怪只有挨揍的份了。

果不其然，一切都按照日本的战前计划顺利进行，而可怜的清王朝还昏招频出不断地给对手“送大礼”。战争的具体过程就不再详述，这其中有必然，也有偶然，但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惨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之前说到中国在战前准备阶段的确漏洞百出，可说到底战前准备是不足以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的。那中国究竟败在哪里了呢？

在武器装备上，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清王朝率先进行了洋务运动，中国海军远在日本之上。据当年的统计，北洋海军排在世界第八，亚洲第一。但是日本加快了赶超的步伐。自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军、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7艘，总吨位27000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5艘，总吨位约17000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000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6个野战师和1个近卫师。战前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2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72000吨，超过了北洋海军。

但是，这也仅是旗鼓相当而已，如果单纯地以武器装备的先进程度而判定战争胜负的话，那苏联也许就不会打败德国纳粹了。所以武器装备只是影响战争胜负的一个因素，并不能充分揭示中国战败的本质原因。有的史学家认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一向抱着决定战争胜败的唯一因素是武器的观点，他们的唯武器论的实质就是失败主义 和投降主义”④。邓立勋认为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制度不如”，二是“中国全国军族皆腐败”⑤。在我心中，觉得应该还有如下三点：

一是满清狭义的部族政权的极端自私和政治短视。“明太祖驱除蒙古后三百年而满洲入主，为中国近代史上狭义的部族之再建”⑥，在满清王朝统治中后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皇权高度集中。这种高度集中的表现就是对于占有资源、享用资源的欲望无限制的膨胀，并且在本质上不受任何东西的制约。中华文化一直有一种说法叫家国一体，或者是家国同构，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用在晚清王朝统治者的身上不是非常的正确。以慈禧为代表的满清贵族只是把紫禁城当做自己的家，把天下当作供养自己家的机器而已。试想如果他们以天下为家，以家为天下，怎么会容忍强盗和毛贼跑到自己“家”里为非作歹呢？等打到紫禁城了，他们怕了，觉得是打到家门口了，觉得受不了了。当知道列强还让她待在紫禁城这个“家”里的时候，难怪慈禧会说出那句令人所不齿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这种极端自私从另一个方面也充分反映出满清王朝统治者的政治短视，他们觉得应付了眼前的混乱，然后就又能安安稳稳地照着老方子接着统治这个庞大而迟缓的帝国，他们不明白磅礴而来的近代民主浪潮会摧毁一切逆向而动的力量，不积极进取只会导致大厦倾覆。就像在课上讲到的，革命爆发的时机就是当民众无法按照原来的方式被统治，当统治者也无法按照原来的方式统治的时候。

二是国民性格的巨大差异。日本人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认真，这个民族甚至“和美国人一样都走极端”⑦。在这场以“国运”相赌的赌局中，日本人为了打赢战争，自1890年 ④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3章

（三）中日战争之一：被迫应战 第十五段。http:// ⑤ 邓立勋：《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根源》，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109-110页。⑥ 钱穆：《国史大纲》第四十二章 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上）http:// ⑦ [美] 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49页。起，每年将国家财政收入的60%投入海陆军建设，较之于中国屡屡受到国际指责的占GDP2%的军费开支来说，这是个难以想象的可怕数字。为了买一艘舰船（吉野号），天皇带头挨饿，皇后也捐出自己的首饰，号召国民为国捐资，全日本都勒紧裤腰带。日本人的思维有时候很直接：想打赢战争吗？想。好，那就要得到吉野号。买船需要钱，可是没钱怎么办？那就攒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攒钱，而是整个国家一起攒钱，就是为了这艘船，就是要得到这艘船！试想一个不认真到偏执的民族可以完成吗？试想一个不团结的民族可以完成吗？

而反观中国人，我们绝对没有这样的锱铢必较。客观上讲，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不鼓励中国人锱铢必较，分毫必争的。儒家文化中的仁爱、中庸观点，造就了中国人的圆通温和，另一方面也使得了我们不像日本人那样“较真”，一艘船而已，犯得上人人挨饿吗？没这船我就活不了了？所以中国人更多的使用宏观的思维来思考问题。可不幸的是，战争恰恰是分毫必争的事情，一艘船，一门炮，在关键的时刻，很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左右战争的局势。所以，我觉得甲午战败的根源之二就是中日国民性格的巨大差异。

三是国家心态迥乎不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不论是国土、人口、资源都十分匮乏。这样的国家要想存在，保持独立，并且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出人头地，就必须时刻抱有一种危机意识。这种国家心态就使得日本不惜以“国运”相赌，来挣得近代化发展的第一桶金。

但是反观中国，不论是人口，经济体量，还是资源从来都处于世界较高水平（至少在甲午之前一直如此），所以中国的国家心态从来都是从容的，甚至是高傲自大的。即便是近代饱受列强侵扰，在甲午之前也没失掉我们与生俱来，并且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强化的民族优越感。所以结论就很明显了，中国人缺乏日本人那样的忧患意识。如此一来，日本就好像应了那句老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赌赢了日本自此腾飞，赌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因此日本也就有了以“国运”一赌的极为强劲的动力。

我想说，上述我的三个稚嫩的观点并不排斥史学家们关于甲午战败的原因分析。我相信，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近代中国于近代化进程上的落后在本质上导致了包括甲午战争在内的一系列与外国列强战争的失败。

陈独秀曾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国土的割让，使举国上下如大梦初醒，稍有知识者大多承认了富强之策”⑧。战败之前的中国人极端的自大，一点也不把这个“蕞尔小国”放在眼里，战败之后的中国变得迷惑而自卑，开始从心底否定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可以说，甲午这一仗，打掉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打掉了中国人的民族优越感。甲午战争的败太惨，太痛，太难以接受，以至于这场战败竟然让一个偌大的古老帝国上上下下都形成了一种共识：只有变法，才能生存，才能图强。客观上来讲，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甲午的战败是一个正向的刺激，但不论效果怎样，我们都不需要也决不答应靠挨揍来获得前进的动力。

时至今日，距离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一百二十一年。我想说，我们铭记历史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铭记，还应该有缅怀，有期望。缅怀曾经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挺身而出献身于这个民族的英雄，也要缅怀在这个民族面临着存亡危机时，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勤勤恳恳的普通人。用历史烛照未来，我们不仅应该了解过去，记住过去，我们更有理由让时代相信，那些历史悲剧不会在我们这代以及我们之的每一代中国人身上重演。

1986年6月9日下午，钱穆在台湾的素书楼讲最后一课。临别的时候，他看着台下稀稀疏疏的学生，依旧深情地说到：“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⑧ [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页。吾辈应铭记之。

第二篇：近代史--甲午中日战争

信仰的力量——《甲午中日战争》观后感

“故垒萧条大树凋，高衙依旧俯寒。英名左邓同千古，白骨沉沙恨未消。”这是《中日甲午战争》中的一篇诗文，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英勇抗击日寇的我北洋水师将士们的铮铮铁骨。1894年(光绪二十年)，日本挑起战争，蓄谋吞并朝鲜西侵中国，按中国干支纪年，是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说起中日甲午战争，就不得不说那段热血沸腾的故事。1894年9月17日在大东沟海战中，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鼓励全舰官兵道：“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此舰，足以夺其气而成事”，毅然驾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决意与敌同归于尽。（据日方纪录其冲撞的是浪速号）倭舰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不幸一发炮弹击中“致远”舰的鱼雷发射管，管内鱼雷发生爆炸导致“致远”舰沉没。邓世昌坠落海中后，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并说：“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所养的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誓与军舰共存亡，毅然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全舰官兵只有16人一同获救。

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光绪帝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李鸿章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中为其表功，说：“……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也”。清廷还赐给邓母一块用1.5公斤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10万两以示抚恤。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起邓氏宗祠。威海卫百姓感其忠烈，也于1899年在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以志永久敬仰。1996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舰，以示纪念。

太史公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这个现实而物质的社会里，邓世昌的豪情壮志让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激情——由社会责任感以及历史使命感所冲击出来的激情。让我深深的体悟到了一种爱国情怀，但，更感动我的是邓世昌的另一种力量——信仰。在那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里，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付出的鲜血和代价往往终其一生都不会得到回报。但是无数的先辈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同胞仍然选择了前仆后继，万死莫辞。究竟是什么驱动着他们？答案便是信仰，信仰的力量支撑着他们。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因为有信仰，他们能够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因为有信仰，他们可以在黑暗之中看到曙光；因为有了信仰，他们可以在地狱之中找到天堂；因为有了信仰，他们能够始终相信自己的选择！

尽管我们输了这场战争，但是正是这样一个又一个心怀信仰，心系天下苍生的仁人义士的前仆后继，才有了今天的新中国，有了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

信仰是一种情怀，是心中永不改变的坚持。信仰是一种激励与鼓励的力量，是战胜一切的力量。信仰是自己一生见不到光明，但却为了别人能见到而付出生命。信仰的“这个对象不是别的，正是第一真谛。”第一真谛（the first truth），很多人将它理解为第一真理。其实“truth”并非真理的意思。它的意思是真的存在，即真实存在者。

一个民族只有拥有了信仰，才能让这个民族度过千难万险，克服万重考验；才能让这个民族有尊严的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永垂不朽。

1001113309林良平

第三篇：近代史：浅谈甲午中日海战

浅谈甲午中日海战

谈及甲午中日海战，你想到的可能是北洋舰队英姿飒爽的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归国时的英姿飒爽，也可能想到的是当年致远号从德国远渡回国时的气势澎湃，可能是最后致远号撞向日军的惨状时刻，不管怎样，甲午中日海战永远都可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下面，让我来带你们回顾一下那场战役，并谈谈它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我是通过电影的方式来回忆这场战争的。开幕降到，清朝末年，洋务运动兴起，清政府斥巨资将几十个中国少年送往那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三年后，一批出色的北洋海师闪亮登场。看到少年邓世昌引用彼得大帝那句话“凡是仅有陆军的统治者只能算有一只手，而同时还有海军的统治者才算是双手俱全”，刹那间，港口想起了梁启超先生的那句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些少年从英国开回来定制的大铁船，就是当时的致远号和镇远号。那句“我们的大铁船来了”能够真实反映我们国人内心深处那种自豪，那种骄傲。

当时中国舰队上午驾驶着致远号和镇远号前往日本国拜访，日本人看着那两艘大船也非常惊愕。下午时分日本军方就开始了对黄海沿岸进项了攻打。我们来看看当时中日舰队的对比参加黄海海战的北洋水师有12艘战舰，日本联合舰队是11艘战舰，数量基本相当。北洋水师中有8艘是较强的铁甲巡洋舰，其中定远镇远2艘是当时亚洲最强的战舰。而日本联合舰队，也有8艘是新式的巡洋舰。其中吉野号是当时比较先进的高速巡洋舰。但是，北洋海师的舰队弹药全是教练弹等，没有像穿甲弹这样有实际杀伤力的弹药。最后镇远号被击沉，邓世昌带着致远号撞向了日军的舰队.....中国的北洋海师告负，并关锁国的清政府被撕开了一道大大的海关口子，《马关条约》被迫签订，中国的近代屈辱史也拉开了帷幕......这场战役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很深远的影响。首先，甲午战败直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只是单纯地应用西方的先进科技和创办新式企业，局限在器物的层面上，并没有触动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上，中国仍然是个封禁落后的国家，所以注定了洋务运动的失败，而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给洋务运动判了死刑，宣告洋务运动美梦的破产。

其次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甲午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日本可以在华设厂，其他列强也纷纷效尤，中国的主权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列强把整个中华大地割裂得支离破碎，国民们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第三，最后对日本来说，加快了日本的经济发展，为下一次日本的侵华战争埋下了铺垫。

最后，促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加快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人民纷纷觉醒，寻找着救国图存的活动。在政治上：农民自发掀起了义和团运动，资产阶级则开始了维新变法运动。在经济上：出现了办厂自救，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的爱国热潮，而我们的民族资本住一起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思想上，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更加深入，由洋务运动期间的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到维新派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实现了由器物到制度层次的转变。

而对我们大学生来讲，这场战争也有着深远的意义，落后就要挨打，只有自己强大起来，才能不被他人欺凌。作为中国的一份子，青年一代的我们是中国的未来，我们在做自我工作的时候，也就应做到励精图治，兢兢业业，不能够贪图安逸，要时时刻刻都有警戒，具备能够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而今后中国的发展正式我在我们手中，为了让中国更加强大，以史为鉴，我们要更加强大自己，才能保护好我们的国家！

第四篇：《普通教育学》读后感：重识赫尔巴特

重识赫尔巴特

——读《普通教育学》有感

原创： 葉子

Teaching is listening.Learning istelling.赫尔巴特在一些教育者的认知中，简而言之，就是传统教育的代表人物，是与杜威的“经验、活动、儿童”三中心相对应的“课堂、教材、教师”三中心。在读过《普通教育学》之后，我重新认识了赫尔巴特，就其教育观来谈，就会明白将赫尔巴特视为传统教育三中心是部分学者对其的深深误解。

一、“教学作为经验和交际的补充”

“人通过经验从自然中获得知识，通过交际获得同情。”无论是单纯的经验获取，还是情感的交流，都将具有或多或少的具备缺陷，这时，我们需要教学来加以补充。从我们的传统教学观出发，教学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获取知识的直接途径，同时，我们在教学中获得与学生、与同事之间的情感交流，学生也在教学中与同伴相互交流，获得交际的升华。在我们给予教学如此使命之前，但愿我们要认识到教学能胜任什么，不能胜任什么！

教学中我们不能离开经验与交际，但教学不能只配经验与交际。从人的角度出发，教学在促进我们的理性与感性的发展，理智与情感的双管齐下。但教学无法决定我们的理智和情感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也无法保证通过教学我们的理智和情感就能够上升为怎样高的层次，我们的教学只是作为经验和交际的补充而存在。

我们的教学不是单纯的经验或单纯的交际的结果，在教学中，我们传授知识经验，但“使人厌倦就是教学的最大罪恶。教学的特权就是掠过草地与沼泽，不能总是让人在舒适的山谷中游荡，相反将让人练习登山，并使人在获得广阔视野中得到补偿。”除此之外，教学中不能缺少情感的引领。教学要引起共鸣，将共情的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教师的感情流露要激发儿童本人与其相一致的感情。在教学中，每个人都将吸取适合他自己的一切，展现他原有的观念与感情。人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只有教学才能满足平衡地培养广泛的多方面性的要求。但需要注意的是，“绝不可以在可塑的年龄阶段把儿童偶然突发的表现看作通过教育能更大发挥出来的标志。这种保护畸形者的做法是从宠爱发展到放任的产物，是低级趣味所推崇的。”我们的世界由各行各色的人组成，个性不是我们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理由，我们更多的是学会如何理解他人。

二、教学步骤

在兴趣阶段，赫尔巴特提出注意、期待、要求和行动。在教学阶段相应的就是明了、联想、系统和方法。教学不是教师一个人就教学材料的单方面灌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使学生清楚所学知识的内涵，从而与业已熟悉的观念与当前新观念联系起来，形成系统，最终落实到实际行动上，这是教学过程中一个组合的成功。赫尔巴特将教学对象看作是一个个组合，“教学所应培植的各种兴趣，我们认为只有同时不同时的差异，而没有明显的步骤上的先后。”教学对象的构成有一个较大组合下的若干小组合，再到最小组合，每个组合都有这四个教学阶段的，需注意到清楚、联合、次序与按这种次序进行的进程。

三、“事物、形式、符号”——教学的材料

教学材料一直是我们课程讨论的重要话题，我们的教学教什么，什么是最适合教学的内容。赫尔巴特认为教学的材料存在于各种科学中，总结分类归纳为事物、形式、符号三种。在符号教学中，他认为符号对于教学来说是一种负担。主张先熟悉，符号是认知的基础单位。教师在教学重要思考如何发挥兴趣的力量来消除这种负担，正如阅读文本首先要识字，如何消除语言障碍，这是学习是否能够深度进行的前提。他不要求一开始就对符号的汉字做过多的了解，甚至认为讲解符号理论是一种无意义的行为，对待符号，从认识、临摹起，符号的含义理解都是其次的。同时，教师要讲授对后来有趣应用非常必要的问题上多下功夫，赫尔巴特一直在强调兴趣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他始终是站在学生的角度出发，甚至于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采取一种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时刻关注学生的多方面兴趣。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教师对学生的变相讨好。关于形式教学，这是一种抽象思维，是形而上的教学。在抽象教学过程中，“绝对不可以使抽象本身具体化为事物，而必须始终通过对事物的实际应用来证实抽象本身的意义。”，如何认识阿拉伯数字1,1作为1,其就是数学符号，1可能指代一张桌子、一个苹果，但1就是1,1没有为什么，1就是1.儿童对于事物的认识，在赫尔巴特看来，是在抽象过程中得到概括与分类的各种特征的既成组合。这也是其采取综合教学和分析教学的缘由之一。认识事物，我们常常从整体性上去审视它，认为它是其特征的混合体，殊不知，在每一种特征之下或许存在多种可能的从属关系。

四、教学方式

在教学方式的见解上，最能够表明赫尔巴特不是所谓学者总结的三中心。在教学方式上，赫尔巴特反对故意矫揉造作的方式和直接引起厌恶的方式。前者是教师与其所讲内容之间的隔，如果有隔，自然会显得矫揉造作，是一种不自然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虚假的教学方式，教学不是为了显示教师的博学与教学技巧的精炼，教学是为了使教师和学生在最舒适的过程中实现教学应该的结果。直接引起厌恶的方式更不可取，从这一点来看，就明白，赫尔巴特根本就不是一意孤行的教师中心者，若是，何来考虑使人厌恶的方式。并且其在文本中有言：“教师在必须确保正在进行的工作能顺利进行下去的范围内，可以给学生最大限度的自由，这种方式乃是最好的方式。”确保正在进行的工作顺利进行是为了实现环境的有序性，但并没有限制儿童的学习自由，还提出要给予学生最大限度的自由，何来的教师中心？

赫尔巴特处处从学生和受教育者的角度出发，批判上流家庭的城市儿童被阻止走向各处的自由，在教学内容上，他从学生的兴趣出发，要求教师采取各种法师来发挥兴趣的力量，感染学生，为学生带来知识的启迪。一个从学生出发的人，不应该简单的被拿来与杜威进行二元对立，这是国内学者对赫尔巴特的误读，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解读！

第五篇：近代史重难点解析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重难点解析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一、评价太平天国的重要纲领性文件

《天朝田亩制度》：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

内容：为了在人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洪秀全于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还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和社会改革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土地分配原则和方法：它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平均搭配。然后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16岁以上分全份，15岁以下分半份。

第二，产品分配原则和方法：它还绘制了一幅新型社会的蓝图，这就是以25家为基层单位，称为“两”。两个“两”，设“两司马”主持。每5家设“伍长”一人。每家出1人当兵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每个基层单位，建立一个“国库”，“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各家遇有婚丧嫁娶和生育等事，按规定费用到“国库”领取；鳏寡孤独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由“国库”开支抚养。农民除耕种外，还要利用农闲时间饲养猪、鸡、蚕，从事纺织、缝衣、制作陶器、木活、打石等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

第三，其他方面：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乡官制度。在太平军的区域内摧毁了各级地方封建政权，建立起农民的革命政权。凡县一级以上的负责人，一般都由革命军将领担任。地方乡官由贫苦农民担任。《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地方官吏由人民选举，“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乡官如有贫污不法的，人民可以检举揭发，随时革退。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建立，有力地推进了革命的发展。

对于妇女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也有一些进步的规定：妇女和男子同样分配土地和生活资料；妇女可参与军政事务；设置女官，开科取士；在宗教上，妇女和男子都参加拜上帝活动。还提出禁止缠足和买卖婚姻。这样，妇女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妇女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太平天国在婚姻上，规定“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了把妇女当作商品的买卖婚姻。太平天国发给男女自由结合的结婚证书——“合挥”，上面登记着结婚人的姓名、年岁、籍贯等项目，还盖有龙凤图章；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评价：

第一，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它以土地为中心全面改造封建社会建设农民理想社会的方案，前所未见。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农民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天国理想的宏图，是它立国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它是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农民战争发展的历史高峰，而且是近代中国农民阶级摸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伟大尝试。

第二，局限性：绝对平均分配的圣库制度违背了小生产者的阶级本性，损害农民生产积极性，具有空想性。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其纲领只能反映其迫切的现实愿望，追求平等、平均和小私有制基础上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

《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

内容：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学习西方，制订法律、制度；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金融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对穷人“宜令作工以受其值”，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力的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但严禁鸦片入口，强调外人不得干涉天朝内政。

第一，《资政新篇》的核心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中国进行革故鼎新的改革，在政治上，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带有法制与民主色彩的国家，在经济上，要通过建立、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以求富强。后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提的方案，尽管有更深入的见解，更详细的计划，但是，都远不如它的规模宏伟。特别重要的是，它是建筑在推翻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基础之上提出来的，而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在维持这个土地制度反对农民革命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有阶级本质的差异。资政新篇是资生阶级革命派出现以前，最富有革命彩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是当时最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改革方案，它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将以第一个主张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而记入史册。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它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主张平等的外交等。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性。第二，《资政新篇》没有把发展资本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联系起来，没有同太平天国当时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只字未提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既非农民斗争实践的产物，也缺乏实践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因此得不到太平天国广大将士的拥护，对太平天国的现实斗争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而且战争环境也不具备实行的客观条件，所以它根本没有实行。

二、对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纲领的评价

洋务派的主张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趋势。所谓近代化，就英法等西欧国家而言，就是使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而资本主义化，这是由其社会内部矛盾自然演化的结果，作为落后国家的中国近代化，除了中国社会内在的动力之外，还是对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世界近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国际环境迫使中国中断自己的历史发展程序，从西方移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变更或改造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即推资本主义之陈，兴资本主义之新。近代化是一个综合概念，其核心是经济近代化，而经济近代化则包括工农业的生产关系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变革和生产力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在中国最早窥其崖岸的，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提出了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把“师长之说”付诸实践的，则是以一批满汉军政要员为中坚的洋务派。洋务派前期的首脑是李鸿章，后期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包括李鸿章和张之洞在内的洋务派，是由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儒学素养和强烈的经世要求，掌握并利用清朝部分中枢和地方政权为杠杆，“借法自强”，他们从传统的“道体器用”观出发，归纳出“中学为体，西方学用”的理论模式，主张以中国之道，用西方之器，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方富强之术，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他们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从而促使中国国防从传统迈向近代化，促使中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方向蠕动，促使中国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学科的近代科技体制。

洋务运动是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一部分大官僚、大地主，为适应帝国主义和镇压农民革命的需要而推行的一场利用西方生产技术以挽救清朝封建统治的运动。洋务运动进行了 30 年，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同时，洋务派们为洋务运动定位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为体；所谓“西学为用”，就是学习和运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维护这个“体”，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因此当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洋务运动本身冲击到封建统治体系（这种可能是显而易见的）的时候，就是洋务运动倡导者也会本能地维护封建统治。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一、如何理解资产阶级改良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正确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

资产阶级改良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在于资产阶级改良是企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而资产阶级革命则是以武装斗争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在中国必须进行一场革命，革命固然会流血牺牲，但这种流血牺牲更多的是带来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更多的是给人民带来福祉。

第二，现在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恶劣政治的根本”，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第三，中国现在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地主强权”，“地权失平”，必须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实行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

二、如何理解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其他相关的法令，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

辛亥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进行的一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仍以失败而告终。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三个月便夭折了。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在政治上，北洋政府实行军阀官僚的专制统治；在经济上，北洋政府竭力维护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文化思想方面，尊孔复古思潮猖獗一时，他们攻击民主共和，宣传封建伦常。

总之，北洋军阀政府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中国重新落入黑暗的深渊。辛亥革命又失败了。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他们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组建了政党，提出了政纲，发动了武装起义，领导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成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又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彻底革命的勇气，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表现在：

第一，没有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还幻想以妥协退让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他们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为辛亥革命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不能认清真正的敌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终归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群众。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同盟会建立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内部的组织比较松散，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就不能使革命者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袁世凯能够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也与同盟会的涣散、领导成员政见不一有关。

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根本任务。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认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三、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中编综述：天翻地覆三十年

一、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可参考课本P161）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在五四运动之后，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所谓“新”，是相对于鸦片战争后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压迫，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土地改革的完成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一、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问题实际上是怎样处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

第一，中国共产党内在革命的前途问题上曾有过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把中国革命过程中两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割裂开来，只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没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要在两个阶段之间硬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和发展资本主义阶 级；一种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种观点只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二次革命论”、“毕其功于一役”的观点都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

第二，毛泽东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第三，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学说。

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外交政策

一方面，放弃联俄政策，对苏联全面绝交。1927年底，南京政府与苏联断交，1928年2月，国民党宣布停止联俄政策。1929年7月，发生中东铁路事件，8月，南京政府宣布对苏绝交。东北军与苏联红军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和绥芬河开战，东北军战败，签订了《伯力协定》。中苏关系处于全面冻结状态；

另一方面则实行联合英美的政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开始放弃广州和武汉时期的反帝立场，转而寻求列强的支持。“济南惨案”之后，中日关系开始转入紧张阶段，国民政府开始积极发展与欧美各国的外交关系，加强与国际联盟的合作，奉行联合欧美、抑制日本的对外政策。

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一、中国何以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亦可参照课本P164）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第一，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领导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9年9月英法对德宣战的八年中，只有中国在坚持着对世界法西斯势力的作战。中国这个广阔的反法西斯战场不仅是主要的反法西斯战场，而且在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可说是毫无外援，孤军奋战。

日本帝国主义为取得北侵苏联和南下太平洋的战争基地，与德、意在欧洲发动局部侵略战争相呼应，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把法西斯国家发动的局部战争推向了新的高潮，在走向世界大战的道路上迈出了危险的一步。面对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中国抗日军民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克服困难，奋勇抗战，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

第二，打乱了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一直未能实现其预定的战略协同计划。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战场坚持持久抗战，始终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主力，打乱了日本的“北进”计划，遏制和迟滞了日本的“南进”侵略步伐，从而打乱和粉碎了德国企图勾结日本东西夹击苏联和德日两军会师中东的计划。

“北进”侵苏，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称霸亚洲和称霸世界的重要目标之一。但这一目标未能变成现实，一是因为苏联本身注重加强远东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御，在击退日军挑衅基础上进行了重大外交努力；二是因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力地拖住了日本的后腿，完全打乱了其侵略计划，致使日本的计划一再推延实施。

中国的持久抗战为同盟国顺利实施“先欧后亚”战略提供了前提，为确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胜奠定了可靠基础。

第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普遍承认和尊重。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得到了普遍承认和尊重，为中国赢得了大国地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与各盟国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了胜利，同时中国也赢得了大国地位。战后，百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基本得以废除。从此，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为维护世界和平、民主，为维护人类正义事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二、对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战争，这是民族矛盾居于主导地位所造成的。在全民族战争中起作用的有各派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由十年内战转为结成统一战线合作抗日，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坚持下来的基础。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在抗战爆发前基本上掌握着国家政权，有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参加，才有全民抗战。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转为准备抗日。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抗日宣言和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应有地位和国共合作抗日。共产党先把“反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抗战实现以后又反复强调国共合作，强调全国团结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兴起、壮大，是抗日战争实现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共产党政治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创导者，军事上领导着敌后战场，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参加，全民抗战才有了力量重心。国共两党合作成为一个历史关键。中国内部新的团结格局由此确定下来。全国各阶级，各民族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救亡。中华民族使自己的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抗日战争就是这样实现的和虽然经历惊涛骇浪终于坚持到底了的。从双方合作奠定抗日战争的基础来看，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基本是相同的。它们这时都站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关键位置上，力挽日本军国主义汹涌而来的狂澜。这是历史事实。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起主导作用，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这时具有两面性格。参加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这一面是爱国的，带着革命性的；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这一面是反民主、反人民，带着反革命性的。前一面符合民族利益，后一面违反民族利益。抗战初期，前一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战争进人相持阶段，日本对重庆加紧诱降，共产党在敌后战场上很快发展，国民党的态度逆转。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陷。蒋介石这时谈话多次拿抗日、反共并列，甚至认为反共重于抗日。中国因此几度出现国共分裂内战、抗日战争中途夭折的严重危险。

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全民族抗战的路线，采取的是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战略决策，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敌后战场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反对妥协，分裂和倒退。中国共产党积极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设，减租减息，大力发展生产，积极进行全化建设和干部教育。在大后方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战文化工作，对于激发大后方人民的爱国意识，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支援抗战前线，积蓄革命力量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指出：人类社会是按照历史的规律和法则前进的。中国人民能够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侵略者，绝不是偶然的。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三、论持久战——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论调

抗日战争开始前后，国内在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上，流行着两种错误论调：一是亡国论，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等；一是速胜论，对抗战前途盲目乐观，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就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等等。还有一些人虽然也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但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又不甚了解。这些都妨碍着抗日的群众动员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给予了科学的回答与阐明。他首先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抗日战争的性质和时代特征决定了，战争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国小，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加之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都不如敌之强，但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和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能唤起全国的团结，得到国际上的援助。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指出：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速胜论则根本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他们都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者和机械论者。

四、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

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第一，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第二，由于中国的进步，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一整套的东西发生了；第三，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于是根据地问题和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些情况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在抗日游击战争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等一系列具体战略问题。

五、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

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

1、这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全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胜利和重新振兴的转折点；

2、抗日战争中人民武装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从而奠定了新民主义革命最后胜利的基 础；

3、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的主战场，牵制和消耗了日本总兵力的范，打乱了其侵略计划，支援了同盟国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作战。

（1）捍卫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 大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2）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抗战胜利 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4）对世界各国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

一、“第三条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必然破产（可参考课本P93）

第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适合中国国情。在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但是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对象除了封建势力外，还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的目的，不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因此，他们扶植自己的代理人——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通过这些带有浓厚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反动阶级的统治，把中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殖民体系内。因此，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帝国主义所不允许的。

第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意志。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曾被视为医治中国贫穷落后的良方。但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并没有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相反，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紧的侵略，彻底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社会主义俄国的支持、援助形成了鲜明对比。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自然不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欢迎。

第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中国国内封建势力所不允许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是独裁专制的政权，为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必然排斥、镇压一切先进的思想。前者扼杀了孙中山亲手创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后者在抗战胜利前后，封杀了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希望建立的英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并拒绝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包括蒋介石集团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第四，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发展起来的，这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不发达和政治上软弱的状况。同时，在近代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封建势力的残酷统治，中国民主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和残暴的。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打败强大的敌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促使民族资产阶级放弃了“第三条道路”。所以，“第三条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必然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