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村级社会管理工作的主要做法、存在问题及原因探析

第一篇：当前村级社会管理工作的主要做法、存在问题及原因探析

当前村级社会管理工作的主要做法及存在的问题

农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社会管理的难点在农村，村级社会管理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中处于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地位。为真实了解村级社会管理工作现状，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我们开展了实地调研，走访了部分县直干部、乡镇干部、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经过课题组成员的反复思考后，撰写成此文，以供参考。

一、主要做法

近年来，祁东县把社会管理工作的重心不断下移，关口不断前移，人力、财力，物力不断向基层倾斜，有力的促进了农村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主要做法如下：

（一）抓住根本，管好‚事‛ 1.发展经济，重在引导

围绕县‚十二五‛规划纲要，政府通过引导，大力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加大对农业基地建设的投入，增加农民收入。如白地市镇通过引导，农民成立了养猪协会，在养猪能人刘欢生的带领下，成立了万福养殖有限公司，带动了附近几个村实现年出栏生猪6万头。另外还有冬枣协会、中秋酥脆枣协会、烤烟协会、反季蔬菜协会、槟榔芋种植协会、康富生猪专业合作

社、海龙粉丝农业合作社等，通过这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把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捆绑‛在一起，一头牵农户，一头联市场，为农民开通了‚致富路‛，架起了‚致富桥‛。通过引导，目前全县‚东部席草、西部黄花、中部烤烟、山区红薯‛的农业战略布局已经形成。

2.调处矛盾，重在疏导

（1）成立机构。县委成立了群众工作部，成立了信访接待中心、综治维稳中心、矛盾纠纷调处中心、援助中心等‚四个中心‛，23个乡镇相应复制成立‚四个中心‛。

（2）建立制度。将‚早预防、早发现、早解决‛的思路贯穿工作始终，采取县级领导包乡镇、县直部门包村、千名干部下基层等措施，实行目标管理考核，定事定人定责。把握社会焦点，解决群众忧难，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等手段，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力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3）建立机制。矛盾调处，通过‚三调‛（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机制，全县每年共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7000余件，调解成功率98%以上，防止群体性上访、群体性械斗、民转刑、非正常死亡等纠纷激化事件100余件，从源头上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3.树立新风，重在倡导

以获得的省级文明县城和正在创建的省级卫生城市为契机，以提高全民文明程度和科技文化素质为核心，以建设美化、绿化、硬化的宜居村镇为基础，倡导全县人民争做文明人、争当文明户、争建文明村、争创文明镇，广泛开展农村精神文明的软硬件建设。如石亭子镇的罗江村以村镇规划、“三清五改”（清垃圾、清路障、清乱建和改水、改路、改厨、改厕、改圈）为切入点，创建为市县文明示范村，被湖南省农业厅评定为全省‚清洁农业示范村‛。“小桥，流水，人家…悠悠白河在祁东县金桥镇官山村绕了一个弯，宛若流入了美丽的桃花源仙镜。‛这是媒体对衡阳市委组织部联系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祁东县金桥镇官山村的形象描述。在官山村部的办公楼里，图书室、档案室、电脑室、会议室、卫生室、小超市、老年活动中心一应俱全，还建有篮球场、休闲中心、文化长廊等体育休闲活动设施。现在，官山村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与城市社区媲美的名副其实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从去年起，官山村的新农村建设扩大到周边4个村，不久，官山片区将崛起一片高规格的现代化村庄。

4.建设阵地，重在整合。

一是建设方式上坚持因村制宜、节俭实用的原则。对村组织阵地，采取新建、购买、改建、购买后改建、划拨后改建等多种方式，充分利用村集体的闲置房屋、学校布局调整的闲置校舍、部分单位的弃用公房等，通过相互调剂、无偿划拨、优惠购买等办法予以解决。

二是实施党内实物扶持。县委组织部建立了村级组织阵地

建设实物扶持机制，从留存党费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每年选择一批重点村在房屋建设、制度配套、办公设施购置等方面进行扶持。并设立了村级组织阵地建设奖励基金，各村自筹新建的村级阵地完工并经验收合格后，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一次性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同时，将阵地建设与农村党员电教科技经济开发工作结合起来，统一安排部署，资金捆绑使用。

三是协调县直部门帮建。注重把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与小康建设、扶贫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同安排、同规划、同考核。尤其是把村级组织阵地建设与扶贫重点村建设结合到一起，充分调动并整合县直各部门的力量，加快村级组织阵地建设的步伐。县直各帮扶单位与村级组织结成对子，实行‚一对一‛、‚多帮一‛，采取单位出资出物，村上出工出力的形式建设村级阵地。如白地市镇上岸塘村在县纪委、县林业局等帮扶单位的扶持下兴建了村综合办公楼。

四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全县各村党组织充分调动本村在外各界知名人士、企业老总回馈乡邻、改变村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力推动村级组织阵地建设。

（二）扭住关键，管好‚人‛。

谋事在人，成事在人。管人，管事，管物，说到底都是对人的管理。管好人，才能管好事、管好物。

1.配强村两委班子。

在白地市镇调研，我们发现，新当选的村支书分三类：一

类是德高望重、一呼百应的；一类是忠厚老实，年龄偏大的；还有一类是有抱负、有产业的经济能人。在这次换届中，第三类人最吃香。村民有自己的评判标准：自己不致富，不能当干部；只是自己富，不算好干部；带领大家富，才算好干部。如玉峰村的刘振元投资3000万元自办肉牛场，他有带领村民致富的意愿，出来一竞选，马上高票当选。村民说，他有大的产业，能带领大家致富，而且不会在村级财务上动歪脑筋，不会惹得民怨，所以选他。村两委班子在‚海选‛中自发的得到优化。

2.培训各类人才。一是充分发挥县委党校的主阵地作用，结合远程教育、电大的‚一村一大‛教育，培训村级党员干部及后备人才。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远程教育、县劳动就业局培训中心的作用，根据发展、就业的需要，提供相应的养殖、种植、电工、挖机等专业技术，培训农民。

（三）落实政策，管好‚钱‛。

1、管好强农惠农资金。推行‚一卡通‛到户、‚一览表‛到户工作法，将涉及农户的惠农强农政策的享受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方法发放到户，扩大群众知情权、监督权，提升发放效率，确保资金安全。

2、加强村级资产管理。实行‚村财镇管‛，建立资产台账，村级资产按照资产类别建立资产台账，严格按照财务制度要求，实行报账制度；村级专职会计，及时记录资产变动情况，并将台账每月交由乡镇会计核算中心进行审核，定期向村民公布。

二、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县村级社会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加速推进，各种矛盾集中凸显，农村经济结构多元化、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给村级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和难题。大致梳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了社会管理的巨大挑战。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我县大力实施‚工业会战‛和‚项目攻坚‛战略，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加速转型，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转型的农村社会关系复杂化、矛盾多样化，农民的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农民利益诉求更加广泛，用传统的方法难以化解新问题、新矛盾，给村级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此外，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忽视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不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农民精神空虚，各种思想和势力就会乘虚而入，把农民吸引过去。于是，农村中宗派势力有所抬头，严重扰乱了农村的治安环境，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就我县来说，全县总人口为105.6万，其中84万为农民，为传统的农业大县。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城镇化 的不断加快，土地资源稀缺性更加凸显，农村土地征用领域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并且与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续政策不完善、村级事务不公开和工业快速发展带来的生态环境污染等问题相互缠绕，给村级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难题。据信访局反映，每年涉农上访在全年总上访量的26%左右，占比最大。

2、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农村公共事业发展‚短板‛问题突出。

过去由于受二元体制影响，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不仅拉大了农村与城镇的发展差距，也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农村社会管理。新世纪以来，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努力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农村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与城市的社会建设相比、与农民的意愿和农村的需要相比，农村公共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不足的‚短板‛问题更加突出。农民占有的教育、卫生、文化资源水平较低，农村低保、新农合、新农保的标准偏低。由于长期以来的二元体制、二元观念的影响，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不仅在劳动就业方面存在着权利、机会的差别，而且在福利、社保等方面也有很大差距。农民看病难、农村孩子上学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村环境脏乱差，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与城乡关系和谐的最大变量。特别是占

农民工群体60%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就业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基本上和城市居民是相差无几，他们要求平等就业、平等待遇、平等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愿望强烈。他们对于城乡二元体制忍耐度更低，容易滋生和积累不满情绪，亟待进行有效地疏导。

3、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给乡村社会管理带来了一些新问题。

从乡镇这一级来说，各乡镇主要领导普遍反映乡镇政府责权利不统一，‚乡镇政府是无所不为的政府，乡镇负责人是责任无所不包的‘领导’，乡镇干部得到的是与责任无法匹配的待遇，可谓是‘责任’重于泰山，‘权力’轻于鸿毛，‘待遇’在干部队伍中最差。‛此话生动反映了当前乡镇政府职能的困境与现状。《宪法》明确规定，乡镇政府是我国最基层一级政权，但《行政处罚法》规定乡镇政府不具备行政处罚权。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乡镇在法律规定上就是职权残缺的政府，这就成为了乡镇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制度障碍。另外，乡镇干部角色转换跟不上形势，队伍结构不优，干部队伍老化，不少乡镇干部学历较低，没受过正规的大中专教育，法律、管理、农业技术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缺乏，面对新的任务无所适从。这些新问题已经成为引起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亟需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4、民主法制建设加快推进，给社会管理带来了一些新矛

盾。

村民自治以来，农村民主政治得到了改善，广大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意识也在不断加强。但在调研中发现有两种倾向值得关注：一是村民参与村级管理的意识淡薄，村级组织作用发挥不到位。现在，村里要召开一次全体村民大会非常困难，不少村民认为，村级事务管理是村‚两委‛干部的职责，与自己无关。不少农民政治意识淡薄，在今年村‚两委‛换届选举中，有一个村的老百姓提出，搞选举太麻烦太费事，由原任村干部连任算了。二是导致农村社会管理失之过松、失之过软的现象越来越突出。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干部三年一选，有些村社情民意复杂，竞争非常激烈，一些村干部怕得罪村民、丢了‚选票‛，对乡镇党委、政府布置的工作特别是计划生育方面的任务，不像以前那么卖力，造成乡镇对村级社会管理能力和驾驭能力削弱。此外，有少数村民因为自己不合理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往往就把矛头对准基层干部个人。或者告计划生育有问题，认为计划生育问题一告就准；或聚众上访，认为只要人多，无理可讲成有理。而基层干部害怕追责，害怕受处分丢‚帽子‛，往往不敢管理这些‚害群之马‛，从而助长了歪风邪气的蔓延，致使农村社会管理软弱松散。

5、乡村财政非常拮据，成为村级社会管理的最大难点和痛点。

目前，除极少数经济强镇能保工资、保运转、顾及发展外，大多数乡镇则是工资难保、运转困难，再加上乡村历史负债包袱沉重，一些乡镇主要负责人为了还债，经常东挪西借。如风石堰镇共有6万多人，现有100多名乡镇干部，全年的转移支付只有66万多元，可见财力之紧张。由于没钱，对一些老百姓多年强烈反映的实事、好事，乡镇政府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造成乡镇党委、政府威信下降，社会管理缺乏坚实保障。村级财政则是更加紧张，不必说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遗留债务的化解，连维护村里正常运转都是异常艰难。因为会议经费严重缺乏，有的村三年才开一次大会，那就是换届选举大会。正因为缺钱，村里许多公益事业无法推进，社会管理更是一句空话。

6、农村人才严重缺乏，造成‚无人管理‛的难题。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导致大量农村青壮劳力进城务工，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壳化现象严重，农村成为613899部队（儿童、妇女、老人）的留守地。农村青年除了升学之外，有文化的已大多到外面打工、经商，少数在家的也是等待时机，准备到外面闯世界，人才外流现象非常严重。有的村党员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有的村发展党员存在‚宗族化‛倾向，同宗同派的就发展入党，其他人则拒之门外，而且降低标准，简化程序，把一些思想不成熟、动机不纯的人吸收进来。有的村长期闹派性，党支部无法召集党员开

会表决，使一些进步青年想入党也无法迈进党的门坎。有的村党支部书记怕培养年轻党员会取代自己的位置，为了一己之利，几年不发展一名党员。有的村由于党组织教育引导不够，不注意培养年轻人，使一些青年农民对入党热情不高。正因为这些种种原因，造成农村人才严重缺乏，越来越突出。

‚无人管理‛的问题

第二篇：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问题：

根据2010-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的数据分析，当将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设计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二是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主要包含生活压力感、生活安全感、社会稳定感、风险认知、幸福感等，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包含个体或群众对社会各方面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对社会行为、矛盾和冲突的应对策略和人际沟通模式等。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感受的生活压力感明显增大，尤其近两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走高，影响到了许多老百姓日常基本生活物品的购买，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其次生活安全感方面，由于受到几乎存在于中国整个奶业的三聚氰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居民民众对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担忧，导致了居民评价的各项安全感基本上处于“比较安全”的水平。市民对社会信任得分仅为62.90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极低信任”的最下限。两年来国家统计局2010年11月11日数据

本文所说的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也是社会建构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正因如此，“民意”、“民心” 的重要性总是作为执政者的行政基础不断被提及。可以说，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要构建和谐社会，没有和谐的社会心态是不可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社会心态中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积极设法引导。

一、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通常把社会心态分为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策略，但实际上这些内容时刻是融合在一起的。笔者认为，目前社会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社会心态问题。

（一）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0年4月在全国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感受明显，但54.8%的居民表示对于当时的物价水平可以承受，30.5%的人表示“一般”，仅有14.2%的人表示难以承受。2010年10月中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再次进行了类似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分别有49.8%、40.5%和47.7%的受访者表示当前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或压力很大。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涨、就业难、房价高、看病难等方面。

在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生活压力加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社会已趋终结，而填补单位社会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社会学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网络。在恶性压力下如果得不到社会支持，个体会产生无助感、绝望感，产生心理问题或出现极端消极行为。如2010年富士康员工发生连续自杀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水平。仅仅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二）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一方面，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风险意识并不高，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灾难频发。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12个城市开展公众安全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最担心食品安全的比例为72%，担心社会治安的比例为67%，担心医疗安全的55%，担心交通安全的51%，担心环境安全占39%。

一个本不属于热点的新闻受到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持续关注，从智利矿难的发生到33名矿工在69天后被成功营救，民众不可能不将之与我国频繁的矿难和高投入的救援和很低的救援成功率相比较。2010年1—10月全国发生矿难22起，死亡人数456人，仅3月份就发生5起，每期最高死亡46人，最低死亡10人，共死亡111人。

当前风险防范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关系个人的风险意识较强，而对关系到群体或社会的风险重视不够，对于突发的、伤害性大的风险警惕性较高，而对缓释性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防范不足。

（三）社会信任面临困境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社会信任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三市总体的社会信任状况堪忧，社会信任总体得分仅为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低度信任”的最下限。市民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不适应以生人为主的工商社会生活，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规则、机构等的信任和对契约、规范等的遵从。

虽然我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程度高于其他机构和组织，但市民对这些机构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并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对商业行业则处于“基本不信任”的水平；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对中央媒体信任程度高于地方媒体。对中央政府的高信赖，仍然是重要的社会整合的心理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较低、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环境比较差的现状。在人际信任上表现出传统的人际观念，最信任的是“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其次为熟人、单位同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和邻居，最不信任的是网友和陌生人。人际信任退缩在家人密友中，说明信任一般人的风险过大，是一个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与其说现代社会存在着信任危机，不如说当前社会存在社会信任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社会信任不断降低与社会信任重建艰难。信任可分为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两大类，水平信任是指对周围他人的信任, 比如人际信任，垂直信任是指对层级机构或领导者的信任。第一个困境可以看做水平信任的问题。

社会信任的第二个困境是民主和信任的矛盾。这是关于垂直信任的问题。沃伦指出，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越多，信任越少。这说明，信任和民主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使得我们难以判断垂直信任高低的优劣。

研究者发现, 信任在个人、组织等不同层次之间可以转移, 人际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层级化社会组织的信任, 比如对各级政府机构和管理者权威的信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组织机构某些工作人员、公共权力机关某些权威的不信任也可能转化为对于机构、行业、组织和政治的不信任。

社会信任重建是全社会的事，既包含了水平信任的重建，也包括了垂直信任的重建。在一定意义上，垂直信任的重建更为关键，直接影响到水平信任的建立。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仅造成成本增加，而且也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交易将无法进行。

（四）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根据调查，目前百姓觉得幸福和有尊严的比例约为7成多。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2010年8月的调查中，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4.9%，认为自己“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为59.2%，两项相加得到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得幸福的居民比例为74.2%； 13.6%的人选择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说不清”；但9.8%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为12.3%。

我们看到调查中七成的人感到幸福，但是，我们知道幸福的人数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数，而反过来，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会消减很大的总体的社会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于幸福感，使人民幸福并非单纯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那样的话，社会政策可能还没有心理辅导和宗教教义更立竿见影。对于社会来说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绝对的幸福，因为幸福是非常主观的个体感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观的成分，社会约定俗成地对于人的生活状态是否幸福有大致的评价，政府就是要为社会的大众提供满足幸福的基础方面，换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会因素，比如贫困、失业、不安全、灾难、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等。

（五）底层认同可能导致群体极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动相对剧烈，社会阶层的差距也逐渐拉大。然而，多年来，中国居民的阶层认同特点变化很小，居民的阶层认同偏低，多数人自我认同为中等和中下等。我们要警惕底层认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

2007年一位记者要写一篇《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个月时间采访了50位他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但令他困惑的是这些人几乎都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甚至一些国家公务员也这样认为。多年来的调查都是类似的结果，好像这种阶层认同已经定型化，阶层认同一直偏低，出现了较大比例的底层认同。

这种现象可能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低有关，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的流动机会越来越难，而长期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人在预期与现实的距离长期得不到拉近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体会到一种人生的“挫败感”。

从2010年3月23日到5月13日，短短50天时间国内接连发生6起针对幼儿园或小学学生的恶性凶杀案件。这些血案的凶手的行为都属于报复性的攻击行为，也就是具有受挫经历的人在一些刺激因素激发下采取攻击他人的行动。除了警惕产生“挫败感”后的极端行为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惨案后的社会反应，许多人流露出对于行凶者的理解和同情，只是觉得他们不应该把孩子作为报复对象，而应该针对贪官。这种同情心态的出现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相同的“挫败感”有关。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因于社会的不公正，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他们更容易同情有挫败经历的人。

共同的底层认同会逐渐形成一种底层群体的群体心态。美国心理学家桑斯坦认为，“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也就是说，在群体中更容易强化原来的态度倾向，造成明显的一边倒，加强原来的态度强度，可能出现风险性更大的决定。我们看到一些所谓“无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共同态度的人聚集逐渐使得决定和行为极端化，逐渐失控的。

（六）群体性怨恨可能成为社会情绪“我爸是李刚”，这是2010年最触犯众怒的一句话，这个事件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反映了一个突出的社会心态——“群体性怨恨”。这种“群体性怨恨”是“官民冲突”和“贫富冲突”的反映。

近年来民众的不满情绪，主要存在几个指向对象，一是对于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一是“为富不仁”的商人，还有一个是针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以及造成这些不公平的公共权力机关。

在最近山西一对警察夫妇在家中遭杀害的案件中，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这对警察夫妇的宝马车和巨额财产。2009 年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10年“凤凰少女跳楼案”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案件一发生民众就表达了对司法机关的不满。这些案件本身可能属于个案，但这些案件背后所投射出的社会心态更令人担忧。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是，用个人的不满解读发生的事件，表达出对于司法部门、公共权力机关的不满情绪，形成群体性怨恨。

群体性怨恨与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个人发展困难、个人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等因素密切有关。调查中发现，高考制度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其次是义务教育，而城乡之间的待遇被认为是最不公平的。除“高考制度”和“义务教育”处于“比较公平”水平外，其他方面都处于“比较公平”和“不大公平”之间。民众对“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满表达的正是对于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

一些现象被解读为“仇富心理”，但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虽然民众对贫富差距加大不满，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态”。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列入富豪榜的人受到明星一样的追捧。也就是说，民众的怨恨针对的是富人的不良行为。

要特别警惕这种“群体性怨恨”扩大化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七）利他行为的主动性、习惯性不足2010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的灾难让民众看到了许多感人的助人故事，但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昆明、青岛、南京、北京等地区的“血荒”却拷问了我们社会的利他行为和鼓励利他行为的机制。

从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特点，一是大事件激发下的利他行为踊跃，二是经过组织的利他行为仍然是多数，也就是利他行为缺乏主动性。

社会的慈善观念还需要逐步树立，鼓励利他行为的社会制度和机制还没有建立，社会存在一些不良的风气有待消除。我们看到民众对于一些富人、名人、企业捐赠金额表达不满；把慈善仅看成是富人的事情、别人的事情的自我排除现象大量存在；一些企业的慈善行为成为一种表演和形象推广；甚至出现所谓的“诈捐”……

（八）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易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和冲突不断暴露，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

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

2009 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全国调查发现，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多数的策略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尝试解决问题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沟通策略和上访策略，即“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和“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在医患冲突、劳资冲突中使用得最多，比例分别为33.5%和29.2%。采用上访策略最多的是遇到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问题，比例为26%。对抗性策略极少使用，但少数人在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会使用，如遇到司法不公、医患纠纷、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损害时，有人采取暴力反抗，比例分别仅为2%、1.6%、0.8%、0.8%和0.1%。

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

原因：

1.文化断裂与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断裂，西方文化与部分西方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譬如体现在“家庭与婚姻观念”和“中西方节日特别是中国传统节日的观念”等等，使许多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陷入了一种“纠结”和“无所适从”的境地之中。

2.当代中国之发展：当代中国之发展日新月异、成效显著，然而，飞速发展的背后难掩其问题重重：诸如发展不平衡（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等）；发展模式单一和不稳定；发展中急功近利之思想盛行；社会竞争不公平、激烈和失业率高等。在这样的一种大社会环境中，许多年轻人特别是身处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总难免产生迷茫和担忧的情绪，然拘于当下社会和大学之现状却又多少无可奈何，这样“对当下状况之不满，对未来生活之迷茫”的现状让他们多了焦虑、浮躁，少了冷静、憧憬。

3.个人因素：当下中国社会，人民物质生活已非常丰富，然这些丰富的物质对许多青年人特别是像如今许多涉世未深的中学生而言却成了对他们的极大的诱惑，他们往往溺于享受和消遣这些新奇的事物，这方面的事例诸如“网瘾”、“网恋”等等不甚枚举。最终，他们耽搁了自己的学业，缺失了对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关注和照看，而出现了对当下生活的浮躁和对未

来生活的焦虑等等不良心态。归根结底，则是这些人缺乏对自我的约束和律省、对未来生活没有明晰的理想和目标、意志力不坚定等等。

第三篇：关于当前基层管理工作存在突出问题

关于当前基层管理工作 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处理办法

自去年3月17日省人口计生委下发了《山东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基层统计管理意见（试行）》的文件之后，市计生委进行了转发，我区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下发了《张店区计划统计日常管理细则与考核办法（试行）》（张人口字[2011]60号），各级在办理《计划生育服务手册》、《生育证》，计生关系移交等方面都能较好地执行各级文件，群众投诉大幅减少，但个别镇办因对文件精神理解不透，仍存在推诿扯皮，引起群众咨询投诉等问题，需要今后认真解决。

一、办证工作仍然存在推诿扯皮现象

（一）对于已经生育但未办理《服务手册》的，按市计生委“谁管理谁办证”的原则，由现管理地补办，不能再追究原来的结婚信息、户口等问题。

（二）关于集体户情况

举例：女方户籍在周村区王村镇和家村，属农村居民，男方是张店区齐鲁石化腈纶厂职工，户口（潘庄派出所）在单位集体户上。二人结婚后，在我区南定镇齐泰和睦家园长期租住。咨询办理一孩《服务手册》。

市计生委意见：如果双方均是淄博市户口，在哪方居住，就有居住方的户籍地纳入管理；在第三方居住的，由女方户籍地纳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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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居住是指长期居住，包括租房）。如果一方是淄博市户口，另一方是市外户口，按以下规定：夫妻双方都属集体户口、空挂户的，由女方集体户口或空挂户所在地的乡（镇、街道办事处）落实管理单位并实施统计管理；一方属集体户口、空挂户的，由另一方户籍地（即不是集体户的一方）实施统计管理。

根据市计生委规定，该夫妇在我区居住，应由我区一方户籍所在地科苑办事处协调办理《服务手册》。

二、管理工作设置限制条件

1、找担保人。出据计划生育证明时，原来要求对不了解情况的需找担保人，从今天会议以后一律不再使用。对有工作单位但未纳入WIS管理的，可由单位出据计划生育证明，再由居委会核实并加盖公章；对没有工作单位的，可以由居委会工作人员入户调查，然后出据有关证明。对不在本小区居住人员，居委会确实不能了解到情况的，可由本人据实写出保证书，然后村（居）出据证明。一孩婚育证明山东省内的只需乡镇盖章，不需要区县审核盖章。

2、让育龄夫妇签订放弃按农村23条规定批二胎承诺书问题。办理一胎服务手册时，如果女方是区外农村户口，男方属我区城镇户口，在我区居住的，按管理口径，应由男方户籍地管理办证。原来市计生委口头请示省计生委是可以签个承诺书，现在市里不允许。本次会议后任何单位不再要求群众签订该承诺书，至于今后是否符合批二胎，到时侯再按省条例规定执行。

3、计生关系移交。经市计生委请示省人口计生委，原则上应先通过WIS移交，各镇办要及时核实网上移交信息及是纳入管理。如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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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办理纸制移交的，直接由乡镇（办事处）盖章，无需区县人口计生局盖章。各镇办要严格按照管理和移交规定，不能再私自附加移交条件，如必须放环，必须找担保人进行担保等等。

通过比对WIS信息及违法生育情况，发现有的违法生育后计划生育关系乱迁移；有的是违法怀孕后计生关系迁出，甚至私自删除。今后发现后按个案记入考核。

4、合法生育到异地落户。到异地落户要由管理单位出据上报出生证明，如有上报单位加盖镇办计生办公章的WIS信息卡也要认可，不必要再单独出上报证明。（镇办审核，不需要区县盖章）

违法生育的，要由区县出据已上报且处罚到位的介绍信，到区计生局换信。

5、WIS工作单位和职业与实际不符。

通过各级人大、政协、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等审核发现，WIS工作单位与实际不符，各镇办要对工作单位发生变化的及时变更，不能录入WIS后信息终生不变。

（二）企业属地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漏管企业较多，特别是各类民营、私营、合资企业。本次志愿者工作资料中已把辖区内各级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列入调查范围，请指导调查好，然后按属地纳入管理与之签订责任书。

（三）城市社区属地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

各镇办要指导计生志愿者在调查楼房及住户情况调查表的同时，把辖区内的已婚育龄妇女全部纳入WIS管理，切实理清管理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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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三、关于清理清查工作

学习省计生委《关于集中开展人口基础信息核查工作的通知》（鲁人口发[2012]9号）。

请各镇办要引起重视，特别是已经立案、通过医院出生信息已经查证、省信息平台已通报、群众举报、第六次人口普查已作统计的及各镇办自己掌握的必须上报（机会掌握在自已手中）。

个别镇办对省信息平台通报的违法信息重视不够，这些信息都是省计生委通过各地市上报信息进行通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违法生育省、市计生部门已经掌握，上次通报的，市计生委要求各单位写出个案说明，对不及时上报的，各级将作为重点考核对象。今后将每月进行一次通报，请各镇办引起高度重视，及时上报。

计生志愿者入户调查资料已和各位主任说过，所有资料每位志愿者只有一本试用，请各镇办把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需要修改的内容及全部使用量于5月15日前报计统科，然后区里修改后再统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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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当前干部作风中存在问题及原因

当前干部作风中存在问题及原因

查找出的主要问题

一是极少数党员干部党性观念淡薄。有令不行、令禁不止，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缺乏宗旨意识，没有甘当民儒子牛的精神，把自己等同一个老百姓，对工作挑肥捡瘦，见荣誉、见利益就上，不能起表率作用，不能处处维护党的形象。二是个别同志纪律松散，想事少、谋事少。迟到早退现象不能根除，不遵守请销假制度，外出不请假、不续假、不销假；开会迟到、走思、打瞌睡，会上接听手机；每天八小时以内混天，八小时以外吃吃喝喝，熬夜打牌，迎来送送往。三是一些部门干部工作效率低，缺少实干意识。工作飘浮、懒惰空谈，敷衍塞责，凡事得过且过，整天混日子、求安稳、图清闲稳妥；工作上总是慢半拍，任务不按时完成，总留“死角”和“尾巴”，拖泥带水；工作只停留口头上，停留在数字上，停留在关系的操作上；思相上不想事，是忘事，不是干成事，而是帮倒忙，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热衷假、大、空的形式主义。四是工作思路跟不上农村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新形式。对新农村建设工作，还是“一把钥匙开几把锁。”习惯搞一刀切，头脑简单，遇事想当然，缺少调查研究，存在“知不抵位，识不符职”现象。在工作中表现为“知识透支、本领恐慌”。五是个别机关班干部服务不尽人意。表现有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官衙门”作风，存在“饭桌上办事”，“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的现象。高高再上，下基层少，访贫问苦少，现场办公少。部门之间互相扯皮，少数人间分远近、有“小圈子”倾向。六是存在公私不分或是损公肥私的现象。公与私、个人与集体、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放不平，混淆不清，上班干私活，公款吃饭、为车加油、单位为电动车充电、公家电话私用等。七是技能水平贫乏单一，部分机关干部业务不熟。对交付的任务丢二丢三的，工作漏洞百出，常要加班反攻；写作语句不通顺、废话连篇、空洞无物；不能一专多能，作不成多面手，人浮于事，工作得不到快速发展；政策理论水平低下，群众咨询，一问三不知，工作中有法不依，常“念错经”，往往与党的方针政策和群众利益背离。八是少数部门领导搞一言堂，家长制，不以德施政。压制人才，打压人才，言行不一，工作方法缺乏透明度，乱批条子，暗箱操作。“迷官不迷事”，经常围着牌桌、酒桌转，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

原因主要有：各种学习、工作、督查等制度不健全或落实不到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风气不浓郁；学习政策、业务、法律、为人之道等知识被动、应付、时间短、层面粗浅；对当前新事物、新现象缺乏思考，对上情、下情、外情吃不透，没认清规律，把握不住工作的难点、热点和焦点；学习与思考，知识与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对知识、经验总结少；实践、调研时间少、浅、片面，没有科学识人、用人；

下阶段工作建议：全市领导干部都要对思想作风问题，从事关大发展的高度出发，跳出*8看**，把单位、个人工作在省、市当中纵向比，横向比，单位领导干部带头“拉网式”查摆各方面问题，以如何建设效能机关为切入点，把学习、全员参与、开门纳谏贯穿始终，力求查准、查深，边查边改，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洗心革面”，在工作中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更好的开展为民服务，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全市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第五篇：当前基层农经管理工作存在问题及策略

当前基层农经管理工作存在问题及策略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民占据了全国人口很大一部分比重，对此，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必须做好与农民、农村、农业相关的工作，基层农经管理是农业有序发展的前提，也是农业健康发展的保障。只有做好、落实基层农经管理工作，才能促进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够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但是，目前基层农经管理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农经工作的主要内容

当下，基层农经管理工作开展的重点在于通过系列经济活动，通过先进的农业经济经营理念促进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帮助查找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合理有效的解决，以此促进农村经济的有序发展。目前基层农经管理工作主要是农村土地的合同管理、农村集体资产及财务管理、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承担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实行“三资”委托代理制，管理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资源、资金合理使用。实现其合理化、规范化，通过实际经营活动，探索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大力宣传，整体上提高农民的认知，增加其在农业经营内的科学性。基层农经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 农经管理法律法规相对欠缺

基层农经管理是农业农村管理工作的一部分，需要法律法规的支持与维护，保证在管理中遇到问题或者纠纷时有法可循。但是，基层农经管理的法律法规并不适用于当下的实际现状，需进一步完善。以农村土地承包为例，农民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但是农户土地承包过程中出现矛盾纠纷需仲裁解决时仍处于被动状态。同时，基层农经管理工作的从业人员平时缺乏农业政策法规系统学习，存在能力不足的情况，出现问题时无法及时解决，最终制约了农村的建设与农业的发展。

2.2 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财政支持不足

AIIB成立后，国家一直在致力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并加强了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地区由于没有工业支持，科技发展也相对滞后，因此成为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盲点。虽然国家一直强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发展的重点，但是针对当下农村的实际情况，相应的财政需求仍然无法得到满足。对于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需求，基层农经管理人员虽然激情满满，但是却缺少了实际的动力。

2.3 基层农经统计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

基层农经统计工作是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项基本工作，在农经管理工作中占据了重要的一部分。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可通过农经统计数据反映出来，为决策层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同时根据反映的信息掌握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处，从而迅速找到解决的方法。但是，当前农经统计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仍然采用传统方法开展工作、工作人员技术水平低下、缺少创新、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求、无法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基层农经统计人员分工不明确在时间上、工作任务上更多地服从乡镇党委政府的统筹安排，业务工作只能挤时间来完成，影响了工作有序开展。加上工作经费投入不足，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比较公务员存在差距，农经人员地位未得到社会认可和尊重，严重挫伤了工作积极性。形成人员流动性大的局面，专业的技术人员也越来越匮乏。基层农经管理工作的应对策略

3.1 整体提高基层农经队伍素质

科技的发展与创新，农经队伍知识更新也应与时俱进，因此，当下农经管理工作的重点在于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农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经常性地开展业务知识培训，结合农民反映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讲解与培训，提高农业知识的储备，增强服务本领，为农业实践夯实理论基础，用自身所学知识建设农村、发展农村。

3.2 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基层农经管理的法律法规亟待完善，给基层农经管理工作减少许多可以避免的麻烦。对此，国家需从专业化的角度完善对应的法律法规。如：完善土地承包合同的相关法规，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保证出台的法律法规能够适用于基层农经管理工作中，政府可提前展开基层调研，了解基层的实际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体现法律的针对性与科学性。

3.3 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提高基层管理人员的素质

我国宏观调控对于农村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农村发展过程中政府财政投入是关键。当下，农民种植粮食出现了利润低的现状，对此，更多的农民选择进城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的发展速度，并增添了城市建设的负担。国家加大农村财政投入，为农民提供可靠的生活保障，促使农民在家便可得到客观收入。不仅有效解决了农业的发展问题，还减轻了城市发展的负担。与此同时，基层农经管理人员的素质也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的发展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此，政府必须长远规划，有效提升基层农经管理人员的素质水平。具体内容：提高基层农经管理人员的准入标准，下大力气对从业人员进行业务能力培训，增强服务本领。

3.4 切实解决农民经营中遇到的问题

基层农经管理人员日常工作中，应该将关注“三农”工作作为重点的工作内容。针对农民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获得农民的信任。同时，针对?魍撑┚?管理工作中遗留的问题，及时寻找问题的关键因素，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效解决。基层农经管理部门，必须加强部门联合，做好内部管理，明确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并落到实处，积极为农民提供先进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提高基层农经管理工作的地位。

（作者单位：236652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宫集镇农村经济统计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