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篇：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

“昙花一现”

——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影响

四百多年前，明末清初之际，欧洲耶稣会士的足迹开始踏入中国的土地。这些来自遥远欧洲传教士们，顶着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给传统教会带来的巨大压力，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带着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来到了这个令他们好奇憧憬的、神秘而文明的古老东方国度。他们持着十字架传教，却没有像他们的同伴在东南亚国家一般在另一只手中握上宝剑。他们以另一种和平的方式，开始了一场的文明之间的空前对话。

之所以称之为“空前”，是因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虽然可以追溯久远，但在16世纪中叶之前，这种交流始终处于较低的层次之上。它基本停留在人们能够感知的物质层面之上，即使是宗教文化层面的传播——如唐时的景教与元时也里可温教的流传，也一直处于“倏兴亡乎，戛然而止的偶然的不连贯的状态”[1]，最后也终随着朝代的沿革变迁而烟消云散无处寻觅。而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则是对过去历史的继承与发展，此次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就地域的活动范围，来华传教士的人数极其科学文化素养，还是交流所达到的深度而言，都达到了前所未及的水平。可以说，在这些传教士的引领之下，西方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以一个加速度进入中国”[2]。

这一场文明对话的结果如何，历来史学界众说纷纭。就我认为，这一次的西学东渐，层次深，范围广，规模宏大却影响甚微。这场文明对话，仅仅盛于明末清初之际几十年，而在清王朝之后漫长的历史中，却几乎杳无音迹。因它只是昙花一现，所以过于夸大它的积极意义或消极影响都有失偏颇。它确实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起到了一定作用，为明清之际陈腐的社会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但是，却没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革。这些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的思想文化，也终究没能帮助中国人走出中世纪。它的声音，也直到晚清的枪声炮雨里，才被重新唱响。

西学东渐实质上是一场文化传播，这场传播是以传教士为引导的，以中国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为主力的。由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最初目的，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在最初登陆中国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定位为与僧侣一样的宗教工作者而披上了袈裟。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僧侣在中国的地位并不怎么高，至少不如他们在欧洲的时候一般德高望重受人敬重。而中国人，已经在“天朝上国”的繁荣强大之下受用了几千年，对一切的外来文明都似乎不屑一顾。“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3]，而当时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走向空前的强化，正统儒家文化需要对中国社会保持一种极为严格的思想控制。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儒家文化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觉不容许任何其他宗教在此完整体系上打开哪怕是一个缺口——这一点从明朝末年对民间宗教的严格控制就可看出。如英 [1] 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试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7 [2]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2卷:七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 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4] [英]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

国学者赫德逊在其著作《欧洲与中国》中所言，“传教士一直是有敌人的，——超级正统的儒家仇恨一切异端，特别是外国的异端”[4]。

就此，如何在儒家文化严丝合缝的体系中突入中国而进行传教事业，成了传教士们必须首要问题。此时，利玛窦以一种“学术传教”的方式，获取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得到了万历皇帝的认可，而被后世奉为圭臬。为了让中国人适应天主教，经过一番曲折摸索，利玛窦努力使自己融入中国社会，他学会中文，取号为“西泰”，以结交儒士。通过多番努力，成功地进入了中国官僚士绅的活动圈子。利玛窦们在传教的同时极大地迎合了儒家文化的需要，他们根据中国知识阶层的思维习惯和接受能力，有选择的突出或者省略了某些内容，即使在宣传基督教的某些信条时，也多使用儒家的术语和思想来进行诠释。为了引起儒家知识分子的兴趣，他以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为诱饵，宣传西学，以广博的知识和全新的见解让他们眼界大开，从而取得其好感和尊敬，然后进行传教。

利玛窦编制以中国居世界中央的“万国舆图”献上，让中国的士大夫自尊心满足的同时又使他们第一次认识了世界的五大洲，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利玛窦还向他们介绍了西方天文学，先后着有《圜容较义》、《天主实义》、《乾坤体义》等书，首次向中国传入了西方宇宙体系。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将西方公理化体系的典范——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对于此书，梁启超曾称赞：“字字精金美玉，是千古不朽的著作”。

这些学术方面的影响使得明末清初掀起了一阵西学的浪潮，吸引了很多儒家知识分子的注意，甚至得到了封建帝王的青睐，这使得利玛窦得到了诸多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尊敬。然而，我始终想，此时的利玛窦，是不是有些舍本逐末了呢，要知道他万里迢迢来到中国的目的是传播天主教，而不是来兜售他所了解的科学知识，这毕竟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他的最终目的。然而，当利玛窦脱下僧袍换上儒生的服饰开始，“便注定了他不再可能用‘合法’的宗教家身份从事传教活动，而只能把‘学术’当做手段，进行曲线传教”[1]。此时的他已被中国人当成一名融会中西的饱学之士对待，而作为传教士的身份在逐渐淡化。他为了活动便利的改变形象，却最终作茧自缚，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相背离，终如朱维铮先生所言，这是“把实用的需要看得高于一切，从而以非理性的态度选择手段的必然归宿”[2]。

利玛窦“有心栽花”的传教活动收效甚微，而其“无心插柳”而进行的学术传播活动却一直为后世津津乐道。诚然，如果说利玛窦等传教士们所带来的西学，对于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没有一点影响，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有一些人士，也对西学充满了热情与好奇，并极力推动着其传播进程。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被称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几人。面对西学的冲击，中国开明的知识分子才真正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明，并不是这世间唯一先进优越的，这些耶稣会士“货真价实的代表了欧洲的智慧，迫使他们的东道主承认在自己的文明之外，还存在有一种假如不相等，但也是可以钦佩的文明”[3]。

西学在中国之所以能被接受而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其适应了明末清初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或者说，是迎合了知识分子们再造儒家文化的意愿——如果把这 [1][2]朱维铮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2][英]G.P.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

些知识分子作为该次文化传播的主要“受众”的话，传者显然迎合了受众的需求。众所周知，明末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思想文化方面有着随之更新的迫切需要。明末社会经济危机严重，政治黑暗腐败，党争林立，这种黑暗的现状又与文化更新的需求格格不入。夏咸淳对此有着极为精彩的描写：“一方面，人的自我意识突破封建名教和禁欲主义的长期禁锢而逐渐觉醒，人性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社会已经透露出微微菲薄的春意。另一方面，人心流于佚荡，生活失之放纵，社会道德下降，许多丑恶的东西冒了出来。光明与黑暗，春天与严冬，新生的与腐朽的，美的与丑的，同时并存，互相混杂，形成了晚明时代光怪陆离的社会景观”[3]。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传统的儒家文化已经发生了信仰危机，士大夫们就在这危机中苦苦的挣扎。李约瑟曾经说过，“儒家思想一直是‘成功者’或希[4]望成功的人的哲学”。在政治清明的时代，这些士大夫都是儒家思想坚定不移的信仰者，怀着“忠君报国”的理想，登堂入仕。而在明末这一黑暗混乱的时代，儒生们备受打压而无用武之地，便会感到极度的痛苦与迷茫。他们所一直崇仰的儒家文化，太过重于伦理而缺乏人文关怀，不能在他们无助的时候给予精神上的安慰与鼓励。对于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以来的理学某种程度上的动摇与否定，使得明末“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泛起。西学的传入恰逢其时，这些足够“裨益当世”的学说，迎合了当时知识分子所需要的“经世致用”的普世价值。再者，明末清初正处于中国传统科学的大总结时期，中国传统科技实用性强与理论性缺乏的特点都已暴露。西方科学理论体系的传入，也弥补了中国传统科学理论思维不足和封闭性的弱点。由此可知为何西学能够迅速的深入人心和发展。

传教士以西学为诱饵，迎合儒家文化的需求，其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而知识分子们只是利用这种实用性强的学术，在黑暗的社会中为国家为，为自身寻求一种解脱——这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如果使他们倾心西学的时代背景不再存在，更高层次的追求也就变得没有意义。

对于传教士们来说，西学东渐只是传播天主教的一种附属产品，他们是“传者”，掌握着西学传播的主动权，因而，传什么，怎么传，选择都在他们手中。由于自身传教士身份的局限，他们所代表的世界观，只是中世纪天主教会陈腐的经院哲学，他们在传播西学时，也对于思想启蒙方面的内容，如当时风靡整个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潮讳莫如深。他们的主要功绩在于介绍欧洲自然科学，但即使如此，他们所主要传播的内容，依然多限于欧洲的古典科技。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自然科学成就，那些代表着新时代的崭新学说，或者箴口不言，或者加以歪曲。如利玛窦在介绍天文学知识时，依然渗入了基督教的地狱说。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因为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世界观的进步，其作用也大打折扣。他们带来的思想尽管能够给当时的知识界带来震撼，却缺乏振聋发聩的启蒙性。

而且，传教士们在传教之时，把学术作为一种笼络人心的工具，在传播时也加以保留。譬如《几何原本》十五卷，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了六卷，徐光启极想全部译完，利玛窦却一再推脱。传教士们将学术作为可居的奇货，又怎么愿意将真本领和盘托出，失去自己的垄断地位？

从受众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并不想对儒家文化进行什么实质上 [3]夏咸淳著：《晚明士风与文学》 [4][英]李约瑟著，何兆武等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变革——尽管他已经腐旧不堪，他们却还是其坚定的信仰者。乱世中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的对西学的倾慕，及至清朝开国，盛世一起，便即荡然无存。大多数人，依然秉持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读书做官，并未有多少人潜心下来研究西来的学术。对于读书人的这种心理，利玛窦便有着极为客观透彻的认识：“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指通过科举做官），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愿意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家务或者才力平庸的阻挠而不能致力于那些被认为是更高级的研究”[1]。即使是真正愿意研究西学并极力主张西学的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之辈，他们人数极少，其力主提倡的西学也必然是“曲高和寡”，以他们自身的力量，也难以引起什么巨大的反响。试想，如王夫之这般渊博的哲人，对西方学术的价值认识也只停留在“盖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则剽袭中国之余蓄，而无通理只可守也”[2]的水平，又则能对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出更高的要求呢？

明末清初的这一场西学东渐，双方对于西学的传播，都缺乏一种客观而公正的态度，都没有静下心来，以一种学术启蒙的心态来对待，最终仅仅是昙花一现。西学东渐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仅仅停留在实用性的表面，没有触及中国文化真正的陈腐之处，不具有革命性的色彩。传者未能不遗余力的宣传，受众也未能真心实意的接受——传者与受众双方的局限性使得在17世纪的中国我们无法开展一场文艺复兴。当18世纪欧洲大陆已经开展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时，西学的光辉在中国依然湮没。直到晚清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时，中国人才掀起了又一次西学东渐的浪潮。我不由得想，如果当时来中国传播西学是马基雅维利，彼特拉克，是牛顿，笛卡尔和哥白尼，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后来的王韬，郑观应，康有为，孙中山，又会是怎样的情况？

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对于明末清初的这场文明对话，我们也应秉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这是东西方文化第一次大规模实质性的交流，中国人也第一次把自己从“天朝上国”的天下观中解放出来去正视世界。这些文明的种子一直在中国的土壤中等待，等待一个文明碰撞与冲突的时机，而中国的文化，只有在这种激烈的冲突与碰撞中，才能求得真正的更新与发展。

最后，引用葛兆光先生的话，那些“在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深处那些曾经挑战并震撼了中国的西洋文明在蛰伏着，时时作为一种遥远的回忆，隐隐约约的成为知识的潜在资源和背景。常常掀起阵阵知识与思想的波澜，但却在晚清的枪声炮雨中才使中国人如梦方醒”。

参考书目：

[1]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2]王夫之著：《思问录·外篇》

[1]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2卷:七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试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7 [3]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4] [英]G.P.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 [5]朱维铮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6]冯天瑜著：《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 [7]何兆武著：《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第二篇：退耕还林对中国的影响（本站推荐）

由一篇文章引发对退耕还林的深思

发改委：耕地休养生息对粮食减产影响“可控” 耕地休养生息，会不会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司长吴晓30日说，根据测算，退耕休耕对粮食减产的影响最高年份是1500万吨，完全在可控范围内。

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规划（2016-2030年）》，提出到2020年和2030年我国耕地草原河湖有序休养生息的目标和路线图。

吴晓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严守耕地红线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单产水平，都将对粮食安全起到保障作用。“1500万吨产量低于近年来粮食平均年产量的2.5%，对粮食供给影响不大，完全在可控范围内，这也是进行耕地休养生息的前提条件。”他说。

国土资源部规划司副司长周建春说，耕地休养生息以保持一定数量耕地为前提。一是严守耕地红线，到2020年全国耕地保护面积不得低于18.65亿亩，退耕、休耕、轮作都以这个数量为前提；二是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到2020年基本农田要在15.46亿亩以上；三是加大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力度，到2020年高标准农田完成8亿亩，力争10亿亩；四是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吴晓说，增加农民收入是有序实现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的题中应有之义。“从长远看，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有利于增加产量、调整结构，不但不会对农民收入产生不利影响，还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吴晓说，我国将完善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的补助政策，落实中央退耕还林还草补助政策，继续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政策，支持试点地区农民转移就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展增收渠道。

来源： 新华社

来自新华社的一篇关于发改委：耕地修养生息对粮食减产影响“可控”报告。由本文结合生活的一些实际情况发出些许观点。

先就本文而言，一是粮食减产影响“可控”。通过严守耕地红线，提高单产水平以确保影响可控。自2003年实施退耕还林以来，我国粮食粮食产量仅2003年出现负增长率（-6.14%），以后一直保持十二连增产，而2003年以前我国粮食产量都是有正增长也有负增长，试问在自2003年以来退耕还林一直持续至今，退耕还林的耕地面积为1.39亿亩，而至201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20.25亿亩，试问在耕地面积锐减的情况是什么高科技把单产量提升到如此高水平？ 二是退耕还林农民增收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推行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终因为它违背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而以失败告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农村走出了困境，归根结蒂就是土地使用权的问题，而如今国家以退耕还林的方式收回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年轻人出去打工，年长者留守家中，除了种地有多少人能够成功转移就业？这一来留守儿童，老人村等等的问题就来了，年轻人在外打工本来就不容易，还得担负起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请问农民如何增收？再说政府的补贴杯水车薪够干嘛？退耕还林之后又有多少农村家庭 “奔小康”的？

总的来说，退耕还林得不偿失。一．首先我们看看退耕还林的目的和意义旨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然而自退耕还林以来其起到的成效得不偿失。不可否认退耕还林在水土保持方面确实起得了一定的成效，退耕还林以前，每到下雨山沟里有大量泥沙随雨水流入河流，淤塞河道，现在有所改善，这种现象好多了。但是退耕还林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及其严重，首先是植被的多样性，退耕还林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种植了不少树，但是成活率及其地下，部分地区成活率甚至达不到10%。再加上火灾的危害。退耕还林后缺乏管理，野草丛生，一到枯草季节，一旦起火灾成片成片的烧尽整个山头，不但种下的树种难保，就连原有植被也一扫而尽，成为杂草丛生的荒山。这样致使森林覆盖面积减少，植被多样性也随之减少。其次退耕还林后也降低了生物的多样性，如生活在林中的生物，当森林遭到破坏，其赖以生存的家园不复存在必然导致其迁徙。部分动植物的消失生物食物链遭到破坏必然破换生物的多样性。

二．粮食减产。粮食减产首先导致我国粮食进口需求量大，外贸依存度急剧上升。再加上我国粮食进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大部分进口粮食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可说这少有的几个进口来源国或地区在中国粮食进口上处于垄断地位。其次导致我国粮食产业结构不合理，市场调节能力降低。

三．加剧留守儿童和老人村等现象。退耕还林之后，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年轻人转业相对较容易，大多外出务工，但是很难做到子女随行，留守儿童问题就日益加剧。上了年纪的老人很难转移就业，无赖之下只能留守农村。

四．家庭经济压力增大。在退耕还林之前，可以通过务农给家庭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在退耕还林之后完全靠在外务工承担整个家庭经济，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经济不堪负重。

五．大众创业难度增加。2015年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然而土地是最基本是生产资料，尤其是对农村的想创业的有志青年来说，退耕还林之后没有了土地使用权，创业难度曾大。

六．增加国家财政负担。退耕还林以来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和财力，据统计截止2015年8月国家累计投入4056.6亿元用于第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建设。

七．降低我国农村养殖业。退耕还林之后农村养殖饲料来源减少，所以农村养殖户急剧减少，偶有养殖者成本也颇高。

八．粮食贸易逆差持续走高，粮食产业结构矛盾更加激化。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将持续增加，本国粮食生产成本高，粮食进口价低于国内市场价，再加上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市场调节能力低下，使三高“进口高，产量高，库存高”矛盾持续激化。

第三篇：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围城》中方鸿渐被家乡中学校长邀请去学校演讲，校长想必是个大有学问的，预先给他出了个演讲题目《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演讲时却因穿错了衣服没有带演讲稿，方鸿渐上了讲台没有摸到演讲稿，惊慌的忘记了演讲稿里都写了什么，情急之下暴露了思想真相，原来一脑子鸦片和梅毒。小说里这样写一个原因可能是小说整体就这风格，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个题目本身并不容易说清楚，而是回避了正面解释这个问题。现在将这题目拿回来再来看，那么钱钟书原本对这问题究竟是怎么认识的呢？这个问题的复杂性钱钟书自然是知道的，他后半生百万字的著述《管锥篇》，以及整部《围城》其实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按照常规的思路，一是要先回答什么西方文化是什么？再知道中国文化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没有弄清楚或者理解不对路，那么所得到的答案也肯定不对路。首先就来看看中国文化是什么？不就是所谓的国学吗？王小波在《我看国学》中说：“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这么多读书人研究了两千年，实在太过分。”。王小波基本是完全否定了国学的价值。王小波的想法典型，也很普遍。王小波是比较极端的，就是鲁迅这样极端的人说话也不敢把话说死，在《拿来主义》也只是谈论鸦片可以治病的理论。《拿来主义》的道理自然是没有错的，不过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滑头主义。

胡适的思想口头上比较西化，他主张全面西化，但是他的学问却相反是标准的国学，问题变得看起来有点奇怪，为什么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而做的学问却是国学呢？他自己可能也无法说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也五四时期文人们一个普遍的现象，满世界折腾一圈子，最终还是都抱起了古籍，就是鲁迅也研究起中国小说史。王小波可以将话说死，说了痛快，看了舒服，因为他自己是不做文学问的。要做学问就避不开要谈论这些东西，因为需要一个叙述的载体，当然可以更简捷的认识问题，一句话色既是空，其他什么都不说全世界都概括进去了。钱钟书则比较高明他不明说，他不肤浅的做愤青。从《围城》中的戏说，却隐约可以看出他的倾向，他的内心或者说本能中有些抵制西方文化的情绪，但并不是明确的反对西方文化，一些问题实在是不可以定论。

象王小波这样认识是比较痛快，但是一些事是没有办法痛快的。对于中国学人或者一般的学生，学本国历史，就要比美国学生累太多，历史比较长啊。一个美国历史专家大概也要比中国历史专家轻松很多。当然这是一个玩笑了，不过也是一种现实。但美国历史也许变的非常细致，估计一个特别点的刑事案件就可以写进历史。在美国电影《国家宝藏》中，编剧能想出来的美国最重要的文物只是《独立宣言》原件。有一个词叫做博古通今，但是这话说着容易，做起来就困难了，什么样才能叫博古。谁要是能写个《四库全书通考》那他一定可以算是一个博古的人，这还是玩笑了，《四库全书》现存的有７９０００卷，不要说写个通考，就是看一偏，估计没有成为一个博古的人，肯定就成了一个废人。没看过谁敢做评断呢？谁敢象王小波那样说呢？

王小波没有直接说他喜欢西方文化，他说他喜欢法拉利，怎么弄点铜丝绕吧饶吧，就能弄出电磁，太神奇了，换句话说他喜欢科学，这也是西方文化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最重要原因。科学和民主本来关系不大没有直接的关系，极少有那种严谨的学术体系将这两概念放一起研究的。“五四”时期用了两个非常蹩脚的比喻：“德”先生和“塞”先生将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浓缩成西方文化的精华，被极力的倡导。民主对中国的影响首先不说，先说对文人的影响，却教会了中国文人假装没有民主自由，为什么可以假装没有自由呢？主要是因为对这个词意思没理解，所以只能假装没有。这个词的对于社会学的意义也不去说，其实所谓民主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面子，所谓的人权也就是面子。有面子就是有民主了，就有人权了，要死要活的要的东西却不知道到底在要什么？面子和民主本质是一个东西，但是有人既想要民主，却反对要面子，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对科学的态度，圣人也是有态度的，孔子说“君子不肖小艺。”这个小艺的艺就是指科学。

中国西化最彻底的部分是教育制度，小孩子没有多少民主思想所以对于教育的改革没有多大意见。改变教育体制不象改组清政府那样严重的涉及一些人的切实利益，所以非常谨慎，甚至弄的潭嗣同这样的人，抛头颅洒热血，也没改成。说是重视教育功在千秋，但几千年传统教育方式说扔就扔，扔的非常干脆，也可以说是改革的不太谨慎。传统教育是不是就真的那么不值钱，原因是教育是功在千秋，反过来说就不是当务之急，改了就改了，应个景的事而已。那么传统教育和西化的教育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传统教育是从《五经四书》开始学起的。《五经四书》实际上是早期人类的思想，也就是说传统教育的教育把教育对象作为人类来教育。用西方的思想来说，《五经四书》一类的书，被胡适等编写成哲学史，成了大学以后甚至专业学者才去学的哲学。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启蒙教育是从哲学教育开始的。而西式教育是反过来的，是从“小艺”开始的。西式教育实际的教育方向是将人向工具性的方向教育，而不是把将人教育成人。“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而这批人恰恰都是具有传统教育的根基。而当这批人过去之后，就基本成了青黄不结的局面。完全的西式教育究竟教育出了什么？启蒙教育从哲学教育开始是不是真的是个错误？从哲学开始对一个人来讲教育模式和方向将是开放的，发散的，而西式教育实际是闭合的。这对于呼吁什么民主改革，以及教育改革的人来讲，实际效果和他们的愿望是相反的。传统教育和西化教育的差别还可以做一个直观的比较，在红楼梦中十三四的小孩的情商和智商，是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很难达到的。请你自问你在二十岁的时候，是不是有林黛玉十三岁时候的才情，你三十岁的时候人际交往能力是否达到薛宝钗十五岁时候的水准。你也许说那她们数理化是不行的，其实你要是和林黛玉现在是同学成绩能比她好吗？这种假设不可以实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情商和智商不高的人学什么都不能学通透。《红楼梦》中也许有虚构的成分，这个比较也许太特别不具有普遍性，至少可以看出读《五经四书》的结果不是想象的那样把人读成书呆子。但这种现象也还是十分令人费解，唯一的解释就是现在的西式教育将人教傻了。

第四篇：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临猗县第一职业中学 李秋艳

摘要：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一场侵略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被迫签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巨大，使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主要有破坏性的一面，也有促进性的一面。本文旨在阐明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及它对中国的双重影响。

关键词：鸦片战争 危害（社会性质）双重作用

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

中国的社会性质由原来的封建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上，鸦片战争前，中国使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驶全部主权；鸦片战争后，通过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主权遭到破坏，中国开始成为领土和主权不完整的半独立国家，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夺取了许多利益，由此改变了清政府的国家主权地位，具体表现是：

1.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鸦片战争后俄国通过各种条约侵吞了1 50万平方公里的领十使中国遭受了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英国割占香港岛，建立了一个进攻中国的桥头堡，《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之后列强有在五口逐渐建立租界，这使得在中国东南沿海就出现了第一批半殖民性质的城市，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2.中国关税自主权被剥夺。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交纳的关税税率，中国政府必须同英国政府商定，战后西方列强取得了协定关税的特权，这样中国海关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作用丧失，反而开始成为外国资本主义推销商品，掠夺廉价原料的工具。

3.海关自主权遭到破坏，清政府也允许侵略者兵舰和商船巡行与各口岸，为殖民主义者的侵华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严重践踏了中国主权。

4.规定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国首先取得了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5.片面最惠国待遇。规定了清政府给一国家的特权和利益，其他国家都可以享受。此外，条约虽未提到鸦片贸易，但鸦片贸易实际以得到清政府的默许。

在经济上，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和夺取的侵略特权，疯狂地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随着 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地丰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两大矛盾：既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不同，“封建主义”不但包括地丰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中国，还有经济的，政治的当权的各种封建半封建的反动势力以及后来的官僚资产阶级，“人民大众”不但包括农民阶级，还有近代新生的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三、中国革命任务的变化

正是由于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由此革命任务也会有所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人民的革命任务是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肩负起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时期。中国从此进入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内容和格局，决定了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就开始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也决定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结论：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四、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双重作用

（一）鸦片战争对中国的积极促进作用

1、思想上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承认自己落后，逐步消除“天朝上国”、“夜郎自大”等骄傲之气，不得不向资本主义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把自己变为资产者。这半个世纪近代化的进程中都是这几个政治派别围绕展开的政治角逐，都是在鸦片战争的背景下进行的。如林则徐、魏沅等进步先驱，是第一批自觉地这样做的人，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和干王洪仁玕发布了旧中国第一个较完整的近代化纲领——《资政新篇》。洋务派奕?6?0、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辈，则是半自觉地这样做，开创了一系列中国近代化事业，担负起他们力不胜任的历史任务。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则总结和吸收了中国近半个世纪近代化的经验教训，响亮地提出“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纲领，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中国近代化逐渐成熟的要求。

2、近代生产技术：鸦片战争在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旷野上，移植了几百个近代大机器工矿交通企业，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根据马克思的研究，作为资本主义典型的英国，是经过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再发展到近代机器大工业的，这一历程花了近300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人是经过一段摸索过程的。例如曾国藩，开始对仿造洋炮洋船的想法很简单，认为外洋器物“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土，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

3、培养近代技术人材：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在华企业雇佣中国职工，受中国聘用的中国技术人员，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左宗棠于1867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即同船政局法国正副监督日意格、德克碑签订培养人材合同，议定5年限满，教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即加奖日意格和德克碑银各2．4万两，加奖各法籍师匠共银6万两，计定奖格银10．8万两，另再加精神奖励。

4、政治上：

（一）原已走下坡路的清王朝封建政权，经过国外侵略势力和国内农民革命的几度冲击，已无法照老样子统治下去，在“灭亡”威胁面前，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转化为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实施“同光新政”，于是，封建政权开始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倾斜。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压迫与抑制作用

1、最主要的是依靠不平等条约，在攫取中国各种各样的特权，扩大了侵略势力在华势力，逐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不能正常发展。据统计，外国在华资本在中国资本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是：1894年占60．7，1913年占80．3，1920年占70．4，1936年占78．3。也就是说，外资要占中国资本总额的60～80％左右。在中国不少重要近代产业部门，外资均处于垄断半垄断的优势。中国新生的民族资本，多方遭受排挤和限制。

2、巨额的战争赔款，成为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鸦片战争赔款2100万银元，开了战争赔款的恶例。

综上所述，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起点，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利弊互现的。必须振奋民族精神，扬我国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避免类似鸦片战争的悲剧。

第五篇：浅析酒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浅析酒文化对旅游的影响

摘要：在我国5000年的历史上，有一种特殊的表达情感方式亘古不变，那就是——饮酒。不论你是寒雪纷飞的北极漠河，还是骄阳似火的海南三亚，又或是广袤无垠的黄土高坡，抑或是海拔3000米高的青藏高原。这些土地上的56个民族都在用饮酒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虽然都是用相同的方式，但不同的地域也会有自己独特的酒文化，这些各具特色的酒文化在流传着的同时也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上画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酒文化、习俗、喝酒、旅游

前言：如今的社会，喝酒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朋友聚会要喝酒，家庭聚餐也要喝酒，交际应酬喝酒更是家常便饭。但喝酒也是有讲究就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酒文化，酒文化可以说是各个地域的一个象征。今后的我们喝酒可能不再单单局限于自己的这一块，有的时候出去应酬，难免会交际到全国各个地方的人，这时候如果不了解各地的饮酒分俗语习惯，那便会弄出许多尴尬的局面。所以，了解各个地域的酒文化，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以及发展也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一、酒文化的产生

（一）、历史传承

我国自古就有饮酒的习俗，平日里邀上三五好友小酌几杯，要是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喝酒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国人饮酒，历史久远。发明酒的人，一说是仪逖，又说是杜康。仪逖夏朝人，杜康周朝人，两人相距很远，总之是无可稽考。也许制酿的原料不同、方法不同，所以仪逖的酒未必就是杜康的酒。而且我国流传至今的名酒数不胜数，贵州的茅台、山西的杏花汾酒、宜宾的五粮液，安徽的古井贡酒等等，这些都是我们5000年来留下的宝贵遗产。5000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寻常百姓，都离不开这“三杯两盏淡酒”，而这一切的一切也成功的孕育出了我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

（二）、时代发展

酒文化产生的核心因素就是时代的发展，最初喝酒只是御寒，后来变成了一种庆祝消遣的形式，到了如今，经过了时代的淬炼，喝酒已经演变成一种文化——酒文化。我国是个地大物博，物产富饶的国家，所以，不同地域就会创造出不同风格的酒，而在这同时，也让我们的酒文化变得各具特色。纵观下来，我国的酒文化在现如今的发展大致分为南方和北方，如果在细分的话就是东北和西北、东南和西南这四个地域，每个地域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酒文化，在这些不同的酒文化中同时也沉淀着各个地域的风土人情。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与众不同的酒文化对带动一个地域旅游业的发展也起着很重要的因素。

二、各具特色的南北酒文化

（一）、南方饮酒上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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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地区，广东福建等地，几个好友相约而聚难免会喝几杯，但不会多喝，点到为止即可，闽南向来就有“七分茶，八分酒”之说，喝酒只喝到八分，要留有余地，否则就会被视为失礼；上海人喝酒最讲究情调，上海男人都喜欢喝小老酒，这也是上海由来已久的习俗；在江苏，女人要比男人能喝，江苏人喝酒不喜欢劝酒，喝起酒来也很随意；而安徽人喝酒有点像北方人那样豪爽，最喜欢“炸雷子”，“炸雷子”就是将一小杯白酒放到一大杯啤酒里去喝，白酒一般都是42到55度之间，而且家里来客人是一定要喝酒。

到了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贵州人都喜欢喝酒，不管生活多拮据都要喝上几口，可以说酒是贵州人身体的一部分，贵州人也及其好客，有客人来必须要喝酒，而且贵州这里出产我国最有名的蒸馏酒同时也是世界三大蒸馏酒之一的茅台酒，如此一来贵州人如此嗜酒如命就不足为奇了；云南多数都是男人喝酒，云南是个多民族集居的地方，少数民族淳朴好客，喝酒也很随意，并没什么特殊的要求；湖南湖北喝酒比较复杂，敬酒时要把杯子里的就都喝光，喝完要把杯子倒过来，如果有酒滴下来就表示对主人的不尊重，而且在湖北不光要这些步骤，杯子倒过来后还要把杯口冲向大家让大家逐个看清杯子里面已经没有酒了，以此证明自己对在场人的尊重。

（二）、北方饮酒上的特色

虽说名酒多数在南方，但真正爱喝酒的人却在北方。中国最能喝酒的地方就要数东北和内蒙古了。东北人喝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极其豪爽，想喝就喝，东北人喝起酒来可以说绝不含糊，而且东北和内蒙古喝的多数都是高度酒，东北人喝起酒来也不像南方人那么多复杂的环节，也不没有南方的那么多客套，从来都是直截了当，但绝对不失礼节。沈阳人比较谦虚，沈阳人在喝酒时要求客人与主人碰杯时客人的杯沿必须要比主人低，但主人往往都会让客人先起杯，以此来显示自己对客人的尊重；而在吉林和黑龙江，喝酒必须回敬，主人喝多少客人就要回敬多少，就算你不能喝，你也要意思意思，要不然主人会觉得你不给他面子，东北人都很讲义气，所以酒就成了最好的载体。如果说东北人喝酒算是吓人的，那内蒙古喝酒就算不要命的，内蒙古人从早到晚都要喝酒，而且不论男女老少都爱喝酒。内蒙古向来就有“歌的海洋、酒的故乡”之称，内蒙古人最推崇的就是劝酒，内蒙古人极为热情，所以当客人来访时就会极力劝酒，就算你推辞，主人也会继续劝酒，最后你只能妥协，但内蒙古人不会给外地来访的客人喝烈酒，只给客人喝一些低度不会醉的酒，自己则喝高度酒，可见内蒙人虽然有些热情过度，但也是很体贴人的。

在海拔三千米高的高原上和一眼望不到边的黄色土地上，尽管这两个地方没有南方那么丰饶的物产，但依旧逃脱不了对美酒的喜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西北地区的人们对酒依然热爱无限。西藏人喝酒大多数喝自己民族独特的青稞酒，而且当客人来访时不光会请客人喝酒，还会为客人唱歌跳舞，而到了青海，喝酒比吃饭还勤快，青海在全中国喝酒算小有名气，婚丧嫁娶喝、添丁加人喝、动土上梁喝、耕地播种喝„„反正只要有点事情就喝，虽说喝的勤，但没什么礼节，大家在一起开心就好，青海人喝酒更能体现劳动人民的质朴与纯洁。往东走到了山西陕西一带，那里的人喝酒有讲究，很注重礼节，到了酒桌上就要按酒规敬酒，先敬年龄最长的人，然后再按地位进行敬酒，而且，酒没有喝完不可以动菜，在敬长辈的时候必需喝完，但同辈之间就不用了。

三、酒文化对旅游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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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发展上的帮助

酒文化与旅游产业有机的结合，可以为地方带来巨大的帮助。在国外，很多地方建立了葡萄酒旅游山庄，我国的山西、云南、新疆等地也建立了葡萄酒旅游山庄，这都大大的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像西北、云贵等地，以贵州为例，贵州出产的茅台酒是世界名酒，如果建立酒庄，不光会有本国的游客，同时也可以吸引很多外来游客，而且贵州的山水也是一绝，更可以兴建度假村，同时将酒融合到度假村中，这样也能提高酒的知名度，更可以获得双丰收的效果。

（二）、历史文化上的继承

我国的酒文化在开头就说过源远流长，而且酿酒方式都独具特色，我们可以让来这里旅游的游客们亲自体验酿酒的过程，或者教游客们制作一些简单的酒，让游客们在体验到酿酒的乐趣的同时也很好的继承了我们国家古老的酿酒文化。像许多少数民族有许多的新鲜多样的喝酒方式，这些我们都可以让游客进行体验，录制成光盘让游客们留作纪念，这样一来，既将酒文化传承了下去，又很好的发展了旅游业。结语：中国的酒文化对于中国而言具有重大的意义，酒文化既是中国的一个形象，也是中国的一个特色，酒文化带给我们各个民族的财富与价值也是不可忽略的，尤其对我国今后旅游业的发展极为重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将自己的文化很好的流传发展下去，那么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也不会提升，所以酒文化作为我国众多文化中的一颗明星，有必要很好的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徐万邦、祁庆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2]何满子.中国酒文化[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吴光正．贵州苗文化的保护与开发[J]．苗岭风谣，1994(4)．责任编辑：叶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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