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破灭的历史神话
腾讯网2012年8月25日曾经转载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破灭的历史神话：毛泽东时代敢动中国国家都有哪些？(图)京港台时间：2012/8/25 消息来源：腾讯条
长期以来，总有人追捧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很是硬气，为国人挣足了面子。特别是近年来领土争端不断，很多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外交的“挺直腰杆”，甚至总能听到“如果毛泽东在世的话„„还敢这样吗？”的说法。
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恐怕并非像某些人所称颂的那样底气十足。外交状况如何取决于国家的整体实力，当时的国力恐怕还不足以让领导者的腰杆硬起来。那么，当时都有哪些国家侵犯过中国的国家利益呢？
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挑战”中国者
在领土方面，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和珍宝岛之战，这似乎成为那个时代外交强硬的象征。但事实是，当时很多领土争端和谈判中，中方基本都不占优势。
美国：53年单方面托管钓鱼岛；飞机多次入侵中国领空 毛泽东时代中美基本都处于敌对状态，虽然中国不断进行斗争，但美国一直都在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将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并在1971年之前长期对华封锁，这对中国的领土和主权造成了严重侵害，但只是由于国防实力不足，当时的领导人们在这些问题上几乎都无能为力。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事情之外，美国还在三件事情上给中国带来不小的麻烦。
1、钓鱼岛问题：1953年托管钓鱼岛，1972年将施政权交予日本
当下闹得沸沸扬扬的中日钓鱼岛争端始于1953年，美军少将大卫奥格登代表美国琉球民政府单方面发布“第27号令”，重新划分琉球地界，把中国的钓鱼岛划进了琉球的管辖范围，而根据1951年《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美国对琉球的托管权，钓鱼岛就这样非法地成为了美国的托管区域。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署《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议》，美国将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的一切权利移交给日本。（于群：《美国对日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4页）而美军交还琉球主权给日本时，是按照所谓的“27号令”执行的，这就让日本获得了钓鱼岛的事实管辖权。虽说美国参议院1971年10月表示：“美国认为，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岛屿的行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但之后日本依照上述条款对钓鱼岛主权的无理要求，确确实实损害了中国的主权。（郭永虎《关于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国因素”的历史考察》，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
然而，限于当时中国的外交环境和国防能力，对于钓鱼岛问题除了外交抗议之外没有其他牌可打，更别提真正维护领土主权了，因此这就在中日之间打下了一个结。
2、阻拦中国留学生回大陆 据前外交部长黄华回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6月10日到21日，中美进行了四次商谈。中方向美方指出，在美国的五千多名中国留学生，有许多人要求回国，但遭到美方的百般刁难和阻挠。中方要求美国政府恢复中国留学生随时回国的权利，由双方起草一个联合公报，宣布住在一方的对方守法侨民和留学生具有返回祖国的完全自由，并建议在相互平等的基础卜山第三国代管双方侨民和留学生的利益。„„但美方态度十分僵硬，没有接受中国的建议。”（《黄华回忆录：亲历与见闻》P106）
关于此事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钱学森的情况了。
3、面对美军军舰飞机入侵领海领空，1969年中方“提出第469次严重警告” 对于美国飞机进入中国领空的情况，虽然中国导弹部队开创了导弹打飞机的先例，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空防海防技术和能力落后很多，因此只能不断地警告再警告。
在毛泽东时代美军飞机军舰到底多少次入侵过中国的领空呢？具体的数字很难查到，但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领空领海被入侵次数之多：
1958年9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印发言人，对美国军舰侵人中国领海提出严重警告。„„至本年12月31日止，共提出警告45次。
1960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5月25日，美国军舰侵入我国福建东引地区海域，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又提出严重警告。这是自1958年9月7日以来我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第100次警告。
1962年4月26日，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第200次严重警告。当日上午美国军舰一艘，两次侵入中国广东省西沙群岛水兴岛地区海域。„„在不到两年时间内，美军舰、飞机计侵入我领海56次、领空93次。
1963年9月，美国军用飞机和军舰先后侵入广东省、福建省和江苏省等地领空和领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257至261次严重警告。10月，美国军舰和飞机先后侵入山东、广东、福建省等地领海和领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提出第262至267次严重警告。
1958年9月7日到1964年7月1日，侵犯我国领海的美国军舰计315艘、201次；侵犯我国领空的美国飞机计405架、233次。
1965年5月12日“美国战斗机五架公然侵入中国云南省马关东北地区上空，偷袭中国训练飞机，并发射导弹，击落中国机一架。我国防部发言人当晚„„提出最强烈抗议。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人民日报》1966年5月25日1版）
1969年6月23日，中国就整机整舰侵犯中国领空领海提出第469次严重警告。„„
可以想见，没有强大的海空军，这些警告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维护领海领空，不是靠嘴上说说就是强硬的。
苏联：与中国边界冲突不断；逮捕、殴打中国留学生 50年代中苏处于蜜月期，中国虽然收回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但也承认了国民政府1945年与苏联关于外蒙独立的协议，还签订了一些不平等的条款。60年代开始，中苏从合作转变为对抗，期间苏联不仅在边界不断制造事端，甚至对中国留学生棍棒相加。由于国力相差悬殊，虽然珍宝岛之战表明了毛泽东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但终究无法在领土和主权方面真正为中国谋得多少好处。1、50年代中国有求于苏联，因此不得不接受一些干涉内政的条件 中苏领土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本就有很多纠纷，建国初期由于国防和经济建设需要苏联的援助，因此在要回苏联在东北和新疆的特权之后，也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对苏联做一些让步，比如以当时的实际控制线承认中苏边界。再比如，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附加协议中有“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条款。据当时的翻译人员师哲回忆：“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知道他们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国人进入东北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不愉快的气氛。是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师哲回忆录：峰与谷》P64）此条款因为斯大林的一再坚持，最后只能签订。2、60年代以后苏联不断在边境制造事端
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双方的边界争端开始成为双方较劲的对象。
从1960年8月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第一次边境事端起，中苏之间的边境纠纷便不断发生，据苏方材料记载，仅1963年发生的中苏边界事件就有175起。（李丹慧《毛泽东的安全战略思路及其转变1964-65》）到1964年9月，两国边境事件累计已达2792起。（沈志华、李丹慧等《中苏关系研究》）
据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刊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称：“从1964年10月15日到今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4189起之多，比1960年到1964年期间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增加了一倍半，手段更为恶劣，气焰更为嚣张。苏联军队侵入中国领土，杀人放火，打死、轧死手无寸铁的中国渔民、农民，甚至活活把他们扔到江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1969年5月24日，载《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其中比较典型的事件有：“1968年1月5日，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上岛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掐死、轧死中国边民4人，造成了中苏边界纠纷中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1968年12月27日，苏军出动装甲车登上珍宝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报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1969年1月23日，双方再度在珍宝岛上发生斗殴，中方28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从2月6日到25日，双方在珍宝岛又连续发生了五起类似事件。7日，苏军人员甚至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了6个点射。”（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499）
这些事件最终引发了1969年3月的珍宝岛之战，但战争并没有解决中苏的边境争端，更没有阻止苏联的越境骚扰。
1969年6月10日，珍宝岛之战不久，苏联武装人员在中国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绑架和打死中国牧民；1969年7月8日苏联边防军侵入中国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中国领土八岔岛地区，进行武装挑衅（《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1969年8月13日，“一支三十余人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遭到苏联军队三百余人的伏击。苏军在两架直升机和数十辆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越过边界线，向中国军人发起进攻。这支巡逻队遭包围后，与十倍于己方的敌人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顽强作战，终因寡不敌众和武器装备上的悬殊对比，最后全部阵亡。”（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
珍宝岛之战胜利后的中国边防军。
3、苏联政府逮捕、殴打中国留学生
60年代以后中苏之间的敌对状态还殃及了中国的留苏学生，这些学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苏联政府逮捕和殴打，而对此中方能做的仍然只是抗议。
据新华社1965年3月7日的报道称：“据中国留苏学生报告，三月四日下午，在莫斯科学习的各国留学生和苏联学生一起举行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遭到苏联大批军警和马队的横暴镇压，大批学生被逮捕和打伤，其中中国学生被捕一人，被打伤三十余人，重伤住院者九人：郑志泰，他被军警从身上踩过，并被抓住头发殴打，腰部受伤；常增有，鼻梁骨被打断；唐必铭，他的腿部被击伤，头部遭拳击；黄兆庚，鼻梁被打破，右眼青肿；刘秀印，眼镜被打碎后，右眼眶被打破；徐泽光，腰部被击伤；侯广坤，被踩，胸部受内伤；韩京清，右肋被打；左因（女），面部被打肿。„„在四日反美示威中被苏联军警殴打遭受重伤而住院的九名中国留学生，到五日晚间为止，已有七名先后被强行赶出苏联医院。”（新华社《苏联军警横暴镇压参加反美示威的中国留学生》1965年3月7日）
类似的事情还不止一件，1967年1月，69名中国留学生在莫斯科红场拜谒列宁墓，并在墓前朗读毛主席语录称颂斯大林：“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诬蔑，都没有用处。”此种做法当然不能为当时的苏联政府所容忍：“就在同学们读语录时，一位少校警官气急败坏，立即命令卫兵把列宁墓的大门关上。在几名校官指挥下，两三百名事先埋伏的军警从列宁墓周围蜂拥而至，原来尾随在后边的许多便衣特务也赶上来，对在场的同学大打出手„„数名或十几名警察围住一个或几个学生殴打。有个小个子同学被打得头破血流。在观礼台的另一端，数十名苏联警察围殴我驻苏使馆陪同人员、翻译和新华社记者„„在苏联军警对中国学生进行的殴打中，有30多名学生受伤，9人受重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当晚7点20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留宾接见我驻苏临时代办安致远，诬蔑中国学生和使馆人员‘扰乱秩序’、‘动用武力’、‘采取挑衅性的流氓行为’等等，并向中国大使馆‘表示坚决抗议’。还威胁说：‘苏联方面要禁止中国公民在苏联过境’。„„随后，苏联当局在全国各地掀起反华新浪潮，连续数日派出大批便衣特务和暴徒包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不时闯入大使馆砸打门窗，张贴反华标语，诬蔑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等。”
对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呢？
“中国政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支持和声援中国学生，谴责苏联当局的血腥暴行。1月26日夜晚，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收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打给使馆的电报，对遭到苏联当局殴打的我国留学生，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同学们致以亲切的慰问。2月1日，60名受轻伤的学生乘坐的中国国际列车到达北京，学生们受到包括副总理陈毅在内的首都各界群众10万多人的热烈欢迎。”
缅甸：边界谈判中方以妥协换和平
1955年11月20日，中缅两国军队在“1941年线”（即1941年抗日期间英国迫使民国政府同意以换文的形式划定的一条对英方有利的边界，但双方始终未进行实地勘界树桩。）以西的黄果园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各有数人受伤。而在1956年开始的中缅边界谈判中，中方却做出了妥协，据周恩来1957年7月9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介绍：“中缅两国的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但是有三段还存在着未决问题。我国政府针对这三段边界提出了原则性的建议：第一是关于在佧佤山区的一段。1941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同国民党政府于6月18日用换文的方式在佧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它片面有利的边界。这就是所谓“1941年线”。由于不久就发生了太平洋战争，在这条线上并没有树立界桩。1956年，在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进行商谈的过程中，缅甸的领导人员曾经表示能够理解中国人民对于1941年线的不满情绪，但是鉴于这段边界已经通过当时负责的中英政府以换文划定，因此要求我国政府予以承认，并且要求我国政府把在1952年由于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而进入1941年线以西地区的中国军队撤回。我国政府认为，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来的要求，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商谈求得对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促进这种公平合理的解决，为了替这种解决创造良好的气氛，我国政府在向缅甸政府提出的原则性建议中表示准备把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同时，我国政府要求，在中缅两国政府没有对1941年线问题取得最后协议并且树立界桩以前，缅甸军队不进驻中国军队自1941年线以西所撤出的地区，但是缅甸政府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这一地区。”（周恩来《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1957年7月9日）最终，中方原则上接受了“1941年线”。
最终，中国承认“1941年线”并撤军，只收回了南段班洪、班老辖区内“1941年线”分割出来以东的一块地区，大约为189平方公里。在中国没有收回的租借给缅甸的勐卯三角地区，面积为220平方公里。尖高山以北的一段未定边界，最后只收回原本属于中国的了片马、古浪、岗房等地区，约为153平方公里。对于此次边界谈判，学界基本都承认，中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
为了让基层干部和群众解释撤至“1941”年线以东，中央指示云南省委在开展未定界地区的工作时，“不要强调国民党政府签订1941年协定是卖国行为，也不要称1941年协定是卖国协定。否则，不仅不能解释清楚，反而使群众思想更加混乱”。对“1941年线”两侧的头人和民众要进行说服和劝导。（范宏伟《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过程与影响》，《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03期）
缅甸跟中国云南接壤，两国边界线有2700多公里长。建国初期，中缅边界大部分已经划定，只有三段边界未决。越南：白龙尾岛秘密交割；抢占南海诸岛
1957年3月，为了支持北越抗击美国，中方将夜莺岛通过“秘密移交方式”移交越南，成为现在的白龙尾岛。“送岛”决策究竟是谁作出的、出于何种考虑、签订了什么协议，至今尚未有确切的史料可以予以说明。但白龙尾岛成为越南领土，岛上的中国居民成为“越南华侨”之后的负面影响倒是非常明确，诚如学者葛剑雄所说：
“对北部湾的渔业纠纷，我国的态度似乎不软不硬，越南人还在那里巡逻，我们好像一点办法都没有„„白龙尾岛离海南岛远，离越南近,本来我们跟它划界，可以划在白龙尾岛和越南大陆之间。但现在这个岛是它的，界线要划在白龙尾岛与海南岛之间，北部湾历史上传统的中国的渔场就要归越南，数十万渔民都将失业;谈判划界时双方是有默契的，传统的渔场如何划分，应该另外通过淡判来解决，但现在越南方面就要按新的海界来控制这些渔场了。”[详细]
在北越得到白龙尾岛之后，“美国支持的南越政府（即保大政权的后继）于1956年5月26日宣称对全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同时在法军撤走后出兵占领了西沙群岛中甘泉岛和南沙的部分岛屿。而北则从1956年起多次公开表示西沙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并在本国出版的地图中明确标出。1958年越南范文同总理致函周恩来总理，也申明了这一点。„„1975年3月，越南人民军主力南下，在4月间占领西贡，并在南越军队原先占领的南沙六岛登陆，招降了当地驻军并实施了占领。越南统一后马上宣称“黄沙群岛”、“长沙群岛”（即对中国西沙、南沙群岛的称呼）拥有主权。”
此外，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先后占领南沙各岛屿。当时为何中国不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呢？诚如少将徐焰所说：“面对当年几国分别占领南沙岛屿，中国都没有能够采取军事行动，重要原因是那里距离海南岛也有千公里以上，此时解放军的战斗机最远作战半径不过400公里，到达西沙留空时间都不够，对南沙群岛更是鞭长莫及。解放军海军也缺少能够远航的大型军舰，同时又受强国海军牵制，难以到南沙海域采取行动。”因此，除了抗议之外并没有十分有效的反击手段（《徐焰：正确看待南海争端的长期性、复杂性》）
此外，从1965年开始，朝鲜也在边界问题上与中方多次冲突，1968年中朝正规军之间还发生过武装冲突。这迫使中方不得不在1968年一度关闭中朝边界中方通道。
至于印度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基本上已经是众人皆知了，在此不予赘述。
二、驱逐中国外交官，杀害华人华侨
除了上述在领土和主权方面侵害中国的国家之外，还有很多国家在外交和华侨华人的问题上让中国吃尽了苦头，但当时的中国多数情况下也只能抗议了事。
1、日本：
五、六十年代官方和民间都不尊重中国国旗 1958年3月5日，日本访华通商使节团在北京与中国方面签署贸易协定承认中方有“商务代表机构有权在其建筑物悬挂本国国旗”、使用秘密电报、机构人员及其家属“不按指纹”等项权利。台湾当局立即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声明不承认中共、不得悬挂中共旗帜等。日本首相岸信介遂致函蒋介石说明„„不承认其有悬挂国旗之权。4月9日，官房长官爱知揆一也强调“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所以不能承认在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悬挂中共所谓国旗的权利”。而岸信介更在国会答辩中更是把中国国旗比作“桌子、椅子”之类的“器物”。恰在此时，5月2日，两名日本青年“暴徒”扯下悬挂在长崎“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的五星红旗。展览会负责人把他们交给当地警察，中日友协方面要求追究。但日本外务省称不适用于刑法的侮辱国旗罪，岸信介更于5月6日在东北地区会见记者时表示：“如果因为被扯下来而愤怒的话，最好就不要挂。”甚至，逮捕了罪犯的长崎警察署又以“旗子没有破损，因此很难说是器物毁弃”为由，当晚听取犯人供述后即予释放。（刘建平《中日“人民外交”的挫折：过程研究与结构分析》，原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对此，中方虽然提出“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愤慨”并“严正抗议”，但也无法有任何反制措施。只能断绝中日交流，以维护尊严。
2、印度尼西亚排华：围殴外交官、打砸烧大使馆、屠杀华人华侨
1950年外交部发文称，中央人民政府将以抗议或声明的方式在政治上反击迫害华侨的政府。而当时的政府并无外交和军事能力来实施对海外侨民的保护。到了1953年，中侨委明确向海外侨胞声明，“国外华侨要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主要必须依靠华侨自身的团结”。在印度尼西亚的一系列排华事件中，的确显示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和军事能力的薄弱。也正因此，印度尼西亚无论是对待中国政府还是对待华人，都显得肆无忌惮：
1951年5月，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同年6月，印度尼西亚政府拒绝已得到印度尼西亚政府入境签证的16位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领馆工作人员入境。1957年5、6月间，印度尼西亚„„东南省（即努沙登加拉省）军事省长勒令华侨中小学大部分关闭，使华侨学生一半以上约三四千人被迫停学。1957年11月，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朱安达以全国战时掌权者名义公布监督外侨教育条例，强使许多华侨学校改为印度尼西亚国民学校。迫使华侨学生退出学校和华侨教职员工失业。1958年4月，印度尼西亚颁布了禁止出版华文刊物的法令。接着，在各地方没收华侨土地，封闭侨校，解散侨团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迫害。1959年5月14日，印度尼西亚商业部颁布关于吊销县级以下地区华侨另售商业执照的决定，散布在全印度尼西亚各地的10万户50多万华侨小商贩和零售商因而将丧失生计，有的甚至流离失所。（《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
中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的这些举动发出强烈抗议，经过双边交涉，约有11.9万华侨回国。然而由于中国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不足，在处理冲突时，中国更加强调两国间共同利益，淡化冲突本身（如印度尼西亚当局借口华侨出境手续未办完，用武力阻挠中国接运华侨的大宝康轮事件和印度尼西亚三马林达军事当局无理强行软禁中国驻马辰领事的事件。1960年7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芝马圩甚至发生了枪杀两名华侨妇女的事件等等）（《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陈毅1960年8月4日向印度尼西亚记者表示，中国愿意同印度尼西亚保持友好关系，华侨问题是小问题„„1961年3月陈毅对来访的苏加诺总统表示，华侨问题在中印关系中是小问题，且已得到解决。苏加托对此表示同意。（刘宏《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原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8期）
60年代后期，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排华**更是经常发生，甚至规模越来越大。1965年9月30日印度尼西亚爆发的“九三Ｏ”事件中，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集团在消灭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同时，也对华侨华人大肆逮捕和屠戮。他们在全印度尼西亚大小岛屿的数百个城镇，进行野蛮迫害、蹂躏。他们调动军警，组织暴徒，对华侨任意逮捕，非法审讯，严刑拷打。他们焚烧华侨的房屋，抢掠华侨的财产，封闭华侨社团和学校，霸占华侨的商店，使无数华侨、华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陷于生存绝境。1966年5月，印度尼西亚政府下令关闭全印度尼西亚的667所华文中小学，之后，又相继关闭了全国所有的华文报纸和华人社团。成千上万华侨遭洗劫一空后又被关进集中营或监狱，遭受百般虐待，有些则被集体驱逐出境。大批华侨惨遭杀戮，其中有数百人被残忍地挖心碎尸。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20万人惨遭杀戮，约30万人被逮捕监禁。中国政府除进行交涉、抗议和揭露外，于1966年9月开始派船去印度尼西亚接回苏门答腊北部部分受难华侨。但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条件，还是采取了多宣传少接回的做法。
从1967年起，印度尼西亚政府基本上不再批准新的华人移民入境，并不允许华侨华裔回中国大陆探亲旅游。七十年代中期，苏哈托政府连续颁布法令，对华人资本在企业中的股份比例及经营范围进行限制，禁止华人企业使用中文招牌。（梅显仁《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探析》）
同时，印度尼西亚军人和暴徒开始冲击中国的大使馆，1965年10月16日下午，40余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突然包围了中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他们用枪威逼中国外交人员，逐一搜身盘问，并用刺刀劈开办公室的箱柜，搜查文件，抢劫财务。从1965年11月2日起又连续发生了数千人袭击中国驻棉兰、望加锡、马辰等地领事馆和驻雅加达总领馆事件。1966年4月15日上午，千余暴徒在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和装甲车的协同配合下，用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大门，蜂拥冲进院内，疯狂破坏使馆的办公室、大厅和宿舍，捣毁了门窗、家具和客厅的全部陈列物品，劫走汽车3辆，砸坏7辆。他们把掠去的所有文件档案和书籍付之一炬，并将贵重物品、私人衣物和部分家具用卡车公开劫走。„„他们竟悍然开枪重伤使馆护旗的赵小寿。另外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也被殴打致伤。
1967年8月5日上午，由大批军人带领并开枪助威，上千丧失理性的暴徒用卡车撞开我大使馆的大门，狂呼反华口号，用斧头、铁棍、匕首等凶器，打伤我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砸毁了我大使馆室内的全部家具和设备，纵火焚烧了馆内的两幢建筑物。10月1日凌晨3点左右，印度尼西亚政府再次出动大批武装军警，伙同1000多名暴徒，疯狂袭击和捣毁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大使馆全体20人均被打伤，临时代办等数人中弹重伤。接着，暴徒又烧、砸了中国使馆的房屋、全部设备、汽车和其他公私物品，烧毁了我国国旗和毛主席画像，抢走了发报机、文件档案和大量财务。更为严重的是，他们非法对中国使馆人员搜身，将使馆的密码搜去。这是军人集团上台后对我驻印度尼西亚外交代表机构的第43次武装袭击。
随着印度尼西亚反华言行的不断升级，表示严重程度的形容词已用尽。从“强烈抗议”、“最强烈抗议”到“最最最强烈抗议”„„印度尼西亚枪伤中国大使馆人员后，周总理及时指示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据不完全统计，两年内，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代表机构被袭击43次，人员被枪击和殴伤达68人次。为此，发出抗议照会33份。（刘一斌《“文革”期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断交始末》，《党史纵横》2006年第1期）最终，1967年10月，中方不得不与印度尼西亚断交，两国关系直到1990年8月8日才正式恢复。
巴西：1964年逮捕中国驻巴贸易工作人员和记者并对其施加毒刑审讯 据《周恩来年谱》所记：“1964年4月3日，巴西政变当局无理逮捕中国驻巴西的贸易工作人员和记者共九人。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谈话，提出严正抗议，要求立即释放九名中国人员后，巴西当局先后以捏造的‘进行间谍活动’、‘煽动叛乱’、‘进行颠覆活动’等罪名，对九名中国人员施加毒刑审讯，并分别判处他们十年徒刑。经过中国政府和各方面的努力和斗争，九名中国人员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回到北京。”
文革中多个国家驱逐中国大使
由于文革中我国的外交机构收到红卫兵运动的冲击，而且在极左的政策下做过一些冲击各国使馆、“输出革命”的事情，给中国的外交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有多个国家都因此向中国抗议、驱逐大使甚至断绝外交关系。
缅甸：“1967年6月，我驻缅甸人员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受鼓动起来的华侨学校学生„„欲造资产阶级的反，骂缅甸政府总理奈温是反动政府首脑。缅甸政府极为不满。„„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并逮捕了一些侮辱缅甸政府领导人的华侨学生„„6月27日和28日，缅甸首都仰光的民众包围并袭击我大使馆。我国援经济专家刘逸在同暴徒的搏斗中英勇牺牲了，‘他的腰部、背部、脸部又被暴徒刺了八刀。’”（《毛主席的红色援外战士——刘逸》，《人民日报》1967年08月13日）
突尼斯：“1965年，突尼斯领导人多次诬蔑中国有“狂妄野心”，在亚非搞颠覆、渗透。1967 年8月，又拘留中国在突帮助工作的专家和限制中国使馆官员活动的不友好举动；突还拒绝中国使馆的抗议，认为中国照会使用的词句突方不能接受，限期中国使馆收回照会并道歉，否则将宣布中国整个使馆为不受欢迎的人。1967年9 月26 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关闭中国驻突大使馆，并召回使馆所有外交官和工作人员。” 肯尼亚：“1966年3月1日，肯参议院作出了一个反华决议，攻击周恩来1964年访问非洲各国时关于‘非洲是一片大好形势’的说法，是‘破坏性讲话’。1967 年6月29 日，肯政府宣布中国代办为‘不受欢迎的人’，限令48 小时内离境；肯并召回其驻华大使。1967 年7月1日，中国政府限令肯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于48 小时内离境，中肯关系逐渐冷却。”
斯里兰卡：“1967年8月15日，中国驻锡兰（今斯里兰卡）大使馆提出照会，向锡兰政府抗议称，在中国出口物资和外交用品运抵锡港口时，遭到歹徒抢劫。其中提到，歹徒毁坏了许多《毛泽东选集》等。9月1日，中国驻锡使馆再次提出照会还进行强烈抗议，说锡兰的反华，是因为害怕毛泽东思想的缘故。”（《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
“文革”的革命热情对中国外交的破坏有多大呢？据查，受极左思潮影响，文革初期中国先后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以及民主德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中央文献出版社）很多国家因为害怕中国大使馆“输出革命”而选择了与中国断交，由此可见文革破坏力之大。
结语
国力决定外交，在国力不足的情况下，对美国的“第469次严重警告”和对印度尼西亚的“最最最强烈抗议”恐怕也算很强硬的态度了吧，但这样的强硬不会让对方有所忌惮。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无疑是艰难的。
强硬并非整天喊打喊杀，妥协有时候也是必需的，看似很痛快的呐喊呼号，还真不一定能为国家争得几分利。
毛泽东时代，敢动中国者有多少？
第二篇：从“丰田”召回看管理神话破灭
“丰田”管理神话破灭
继公司70年来的首次营运亏损曝光后，丰田在中国又发布了3个月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质量召回。质量问题和亏损又向丰田敲响了警钟：繁荣时代已经结束，扩张的脚步该停止了。
8月18日，广汽丰田、天津一汽丰田按照《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的要求，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决定自2009年08月25日开始，召回部分凯美瑞(CAMRY)、雅力士(YARIS)、威驰(VIOS)及卡罗拉(COROLLA)轿车，本次召回涉及车辆总计688314辆，单从涉及车辆总数来看，属国内罕见特大规模召回事件。国家质监总局网站8月23日正式对外发布这一召回事件。
曾经有报道统计过，丰田2006年召回的汽车数量超过每年生产的汽车数量，不知道大家去想过没有？当然，召回的车有往年生产的汽车，也就是说，每年生产的丰田汽车都有很大部分需要召回，可是，这与号称全球汽车企业的领军企业，也是质量管理最为严格的，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现象呢？
丰田创造了享誉业界的自己的生产方式——TPS，TPS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创立的一种独具特色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它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完善,逐渐形成和发展成为包括准时化生产、全面质量管理、团队工作法、并行工程等生产管理技术与方法体系。丰田的准时化生产是享誉盛名的，而看板生产方式都全面质量管理作用很大，丰田对汽车质量的控制很严格，可是严格控制质量的丰田汽车，为什么还频频出现由于质量问题的召回情况呢？
从各个厂家今年召回的原因来看，厂商设计不合理、生产管理不严格、供应商零配件不合格是造成召回的三大原因。尤其是供应商的零配件不合格问题在今年更是突出。例如今年因为供应商提供的天窗玻璃受到污染可能发生天窗玻璃松动、脱离的车有新凯越、福克斯、蒙迪欧制胜、马自达
2、马自达3和奔腾这六款车。此次广汽丰田和一汽丰田也因为供应商的问题共同召回了四款车。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汽车厂商除了要严把生产中的质量关，更要在零配件的选择上更加谨慎。
作为企业管理顾问，我一直在研究丰田生产方式，也一直在企业推行丰田生产方式。发现丰田对质量的控制是所谓的那么严格，但是还大量的出现质量问题的召回现象，就让我纳闷了。
片面追求利润导致大量召回
在汽车制造企业中，标准的采购流程可以划分为战略采购和订单协调两个环节，战略采购包括供应商的开发和管理，订单协调则主要负责材料采购计划，重复订单以及交货付款方面的事务。这种组织结构与销售体系非常类似，很多销售型公司也建立了专业的销售支持部门处理大量的重复性订单。
供应商的开发和管理是整个采购体系的核心，其表现也关系到整个采购部门的业绩。一般来说，供应商开发包括的内容有：供应市场竞争分析，寻找合格供应商，潜在供应商的评估，询价和报价，合同条款的谈判，最终供应商的选择。
在大多数的跨国公司中，供应商开发的基本准则是“Q.C.D.S”原则，也就是质量，成本，交付与服务并重的原则。在这四者中，质量因素是最重要的，首先要确认供应商是否建立有一套稳定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然后确认供应商是否具有生产所需特定产品的设备和工艺能力。其次是成本与价格，要运用价值工程的方法对所涉及的产品进行成本分析，并通过双赢的价格谈判实现成本节约。在交付方面，要确定供应商是否拥有足够的生产能力，人力资源是否充足，有没有扩大产能的潜力。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是供应商的售前、售后服务的纪录。
质量问题和亏损向丰田敲响了警钟：繁荣时代已经结束，扩张的脚步该停止了。为了确保盈利，丰田目前调整的生产目标是使公司销量（不包括大发和日野）比最高峰时下降两成，降至700万辆左右。它还将继续加大力度削减各环节成本，包括要求汽车部件供应商压缩生产成本，削减设备投资预算等。
号称质量控制最严格的丰田汽车，为什么还频频出现质量问题的召回现象，我个人认为只有一点可能，那就是经济危机下，丰田片面追求利润的错。
第三篇：金缕玉衣-一个千年防腐神话的破灭[范文模版]
金缕玉衣:一个千年防腐神话的破灭
自古以来，人对死都有一种恐惧感，希望死后灵魂得以延续，甚至有来生的幸福。可是除了“精神不死”的传说外，没有一个人能够长生不死，于是古人便希望尸体不朽，并迷信地认为：“金玉在九穴，则死人为不朽。”这里所说的金玉，既指黄金也指玉石。
第四篇：安然神话破灭的原因分析及启示
安然神话破灭的原因分析及启示
一、安然神话及其破灭过程。
从1985年到2000年短短的15年中，安然公司创造了无数神话，每一次行动都被媒体津津乐道，每一个战略都成为商学院MB A教学的经典案例。它的发展犹如坐上了火箭，才十几年的时间，就与通用、埃克森、美孚、壳牌等百年老店平起平坐，成为一代商业巨擘。从199()年到2000年的1O年间，安然公司的销售收入从59亿美元上升到了1008亿美元，净利润从2.02亿美元上升到9.79亿美元，其股票成为众多证券评级机构的推荐对象和众多投资者的追捧对象，2000年8月，安然股票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每股高达90.56美元，与此同时，评级媒体对安然公司也宠爱有加，2000年，在美国《财富》杂志的“美国500强”大排队中位列第7名，在世界500强中位列第1 6位，并在《财富》杂志的调查中连续6年荣获“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称号。然而好景不长，从2001年第三季度巨额亏损财务报表公布为发端，先是安然和两个关联企业间的巨额基金举债被揭露，继而安然在压力下承认作假，同时安然的欧洲美元期货套期保值计划失算，而且迪诺基公司对安然的收购计划也归于流产，而后标普以及其他评级公司将安然评级调至垃圾股，安然股价和市值狂跌，2001年12月2日，安然正式宣布破产。安然神话的崩塌给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了震动，震动之余，我们还应寻找安然破灭背后的深层原因，揭示其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方面的缺失和错误，思考安然带来的启示，只有这样，历史才不会重演，尤其对于尚在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破灭原因分析。
1.投资失误，盲目多元化，经营过于分散化
安然的成功正是因为它满足了在能源管制放松之后，天然气价格波动增加的背景下，能源消费者对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的需求，富于创新精神地利用了金融衍生工具来满足客户需求。然而，安然在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便开始了盲目扩张和业务多元化的步伐，并且过度沉迷于衍生金融产品的交易而忽视了实体经济和主营业务的经营。结果导致了其在许多大型投资项目的巨额亏损，只能想办法通过会计作假，掩盖事实真相。安然内部管理的混乱以及美国会计制度存在的漏洞，为安然的造假大开方便之门。然而泡沫终有破灭的一天，当虚增的利润受到市场的质疑时，安然的破产也就随之而来。
事实上，安然公司的业务范围已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本行—天然气业务，其富于创新的精神使其具有足够的勇气将业务触角延伸到了许多与其业务不相关的领域，使得公司整体经营趋于分散化：一是产业与产品领域的分散化；安然的投资领域涉及到天然气、电力、风水力、金融投资、木材、煤、化学药品、广告、纸业、保险、电信等，多达1500种产品。二是经营地域遍及全球的分散化； 安然拥有3000多个控股子公司和合伙企业，遍布世界五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种盲目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并没有给安然带来丰厚的利润，反而消耗了大量的资金。在盲目的多元化投资过程中，安然原有的主营业务逐渐丧失了自身的优势。
2.复杂的公司结构和大规模关联交易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安然通过资本重组，建立复杂的公司体系，其各类子公司和合伙公司数量超过3000多个。这3000多家企业形成错综复杂的关联链条，共同组成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式的关联企业集团。安然通过资本重组形成复杂关联链条的做法是，利用“金字塔”式多层控股链，来实现以最少的资金控制最多的公司的目标。安然通过建立关联企业大量融资，边融资边建立新的关联企业，这样，关联企业越来越多，从事关联交易的空间越来越大，融资的杠杆效应越来越大，融资的数量也就越来越大。越是下层的关联企业离总公司的距离越远，其负债在总公司的财务报表上根本反映不出来。美国企业组织形式种类繁多，不同的组织形式税收负担是不一样的。由于安然控股的子公司非常多，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也非常多，为减轻税收负担，安然必须考虑其子公司的组织形式问题。美国普通公司需缴纳个人和公司双重所得税，但独资公司、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无需缴纳双重所得税，只需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法律要求非常严格，股份流动能力小，流通成本高，所以安然的控股公司最后选择了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安然复杂的公司结构中，安然公司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在下属的子公司中兼职，子公司之间的管理人员也相互兼职，这使得公司的关联交易与个人利益交织在一起，如安然公司的财务总监法斯托在好几个下属公司有兼职，从这些公司得到的好处达3000多万美元。由于有了个人利益，作假的动机会更加强烈。
安然的关联交易方式多样，十分复杂，最典型的主要四种：一是大量使用股票提供担保来进行融资；二是以出卖资产的收入作为业务收入，虚构利润，而出卖资产多在关联企业中进行，价格明显高于市场正常价格；三是不断制造概念，使投资者相信公司已经进入高增长、高利润的领域（如宽带通信等）；四是很多交易是在关联企业中进行“对倒”，通过“对倒”创造交易量，创造利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复杂的公司结构和关联交易造就了安然的辉煌，同时也埋下了安然崩塌的隐患。由于安然与关联企业签订了许多复杂的担保合同，这些合同常有关于公司信用评级、资产价值、安然股价的条款。这些合同及条款看似各异，但实际上相关性极高，一旦某项条款触发，其它合同及条款就会发生连锁反应。
3.基于金融衍生工具的会计造假
安然为了使其股价持续上升，必须不断地创造利润。然而其多项投资都不成功，为了掩饰其投资亏损和增加账面利润，安然成立了数百个SPE公司，它们根本不从事具体业务，其中许多是用来隐藏国外的收入以逃避税收，还有一些被用来与安然从事交易活动。安然通过大量与SPE的关联交易以及衍生交易将许多投资亏损转移到了这些SPE中去了，并且不需要合并报表，尽管安然最终要为这些SPE的风险负责。同时，安然的高管人员在这些SPE中也拥有大量的权益，这导致了安然大量的财富转移和财务报表的严重失真。
安然涉及SPE的交易及其会计事项非常复杂，安然主要通过以下6个格外重要的会计和审计事项歪曲会计准则以达到它们的目的。①将SPE与母公司合并报表的会计政策，它决定了安然是否能够隐藏它的债务和损失。②在安然将它的商业投资出售给不合并报表的SPE时的会计处理问题。③安然那些基于未来的合同和服务费用在报表上的收入确认问题，尽管实际上这些收入并不存在。④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导致了那些数目不可靠的商业投资的重新确定。⑤安然对SPE发行并为之所持有的股票的处理问题。⑥关联交易的不充分披露、利益冲突，及其对投资者的成本。
4.内部监管存在的漏洞
现行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渠道主要有：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两方面。内部层次有董事会、管理当局、审计委员会、监事会、职工；外部有证券市场投资者、债权人、新闻媒体、证券分析师与评级师，证监会、审计师、法律法规及法庭诉讼。内部监督的成本相对低于外部监管，有效性也应当更高。美国公司内部监督主要职能部门是董事会设立的审计委员会，其成员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负责审阅公司财务报表，监督内部控制系统运行的有效性，定期与外部审计人员沟通，审计董事会酬金和审计员酬金的合理性，保证公司会计政策、程序和公司政策符合法律法规与专业要求。安然事件中，审计委员会大多由退休人员担任，这些人与公司高层建立有良好的关系，独立性较差。安然公司利用美国财务会计法规的漏洞编制优于实绩的报表业绩，内幕交易行为，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未能控制这种明显的钻空子的行为而倍受指责。内部监事会也未能做好事前防范和预警，特别是对公司业务中的金融期货等高风险项目，未采取措施予以规范引导以避免最后的巨大损失。整个事件：中、内部监管始终未能发挥作用，内部风险控制是彻底失败的。
5注册会计师缺乏独立性
为安然公司提供审计业务的安达信会计事务所作为当时的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拥有强大的公信力，而它正是在这个光环的笼罩下，为安然公司的会计造假起到了掩饰和隐瞒的作用。随着安然公司破产内情的逐渐公开化，安达信作为帮凶，也经历了诉讼，赔偿以及最终走向了解散的命运。究其破产的真正原因根源在于为安然公司提供的审计行为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安然事件暴露出的审计独立性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会计师事务所同时提供除审计业务外的其他业务。安达信除审计业务外，还向安然公司提供收费不菲的咨询业务，该项收入甚至占了安然公司支付给其的全部费用的一半以上，这充分说明了其审计缺乏独立性。
（2）安然公司多名高层原为安达信雇员。安然公司的CFO及首席会计主管等多名高管都有在安达信工作的经历，这让我们对安达信审计工作是否是在一个完全客观独立没有利益纠葛的环境下进行的，产生了深深地疑问。
（3）合作时间长，关系密切。由于美国会计制度规定企业每7年需更换审计合伙人，但不要求更换提供审计服务的事务所，所以安然公司成立16年来，为它提供审计服务的一直是安达信。这种密切关系使得安达信在明知安然公司具有严重会计问题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地措施予以纠正，并且出示了严重失真的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6.畸形文化
安然这个“巨无霸”的崩溃，并不仅仅是因为盲目多元化、关联交易、会计造假、内外部控制的错位，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安然的企业文化的转型偏离了正道，走上了一条毁灭之路。在安然，经营者以追求“高获利、高成长、高股价”为目标。它在激励员工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能量的同时，也在刺激着冒险与贪婪。《财富》杂志指出，正是由于安然公司的主管们建立了以盈利增长为核心的文化，经理们才有了很大的动力去涉险。安然追求发展的目标已经演变成追求盈利。安然鼓励的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利润的冒险精神，用高盈利换取高报酬、高奖金、高回扣，在安然，衡量成功的唯一尺度就是金钱。
在安然有一个著名的“轮转计划”，该计划一般为期1 年半到2 年，每6 个月在公司内部一个部门轮换，3-4 个月后若被某一部门接受，则晋级为经理，否则就被淘汰。安然的“轮转计划”过分强调了个人英雄主义而破坏了企业应有的团队精神。导致这种文化的变质，变得只有侵略性和威胁性，此前的良性竞争被明争暗斗所取代。《商业周刊》曾经分析说，安然奖励的是少数竞争力极强的人，而这些人往往又不愿意与更多的人分享权力与信息。在安然的员工之间，更多是竞争而不是合作。安然公司倡导的只能成功、只重结果的企业理念，导致了企业文化的失衡，高层的管理者为了实现自身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不惜牺牲股东和员工的利益，从而导致了安然大厦的崩塌。
三、安然破灭带来的启示
1.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控制与责任。
萨班斯法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明确公司管理层责任（如对公司内部控制进行评估等），要求管理层及时评估内部控制、进行财务报告，尤其是对股东所承担的受托责任。同时，加大对公司管理层及白领犯罪的刑事责任。针对我国有关市场监管及公司制度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上市公司违规造假问题还很严重的现实，我们应当认真借鉴美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完善适合中国市场情况的法律法规。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监事会制度，解决监事会虚置的问题，从制度上保证监事会的独立性和实际执行权力；二是要健全董事会中的审计委员会制度、建立一套更加详细、更加具体的行为框架；
2.确保注册会计师的相对独立性。应建立一个独立机构来监督上市公司审计、审计师定期轮换、全面修订会计准则、制订关于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构成的标准并独立负责审计师的提名、对审计师提供咨询服务进行限制等。3.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我国的证券市场发展时间虽然不长，但发展速度很快，在较短的时间内上市公司已达数千家，上市公司可以说是良莠不齐，有些上市公司上市前业绩就不佳，靠争来上市指标，经过精心包装后上市的，还有的上市公司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上市资格，其目的是为了圈钱。因此，我国上市公司有相当一部分其质量令人堪忧。要使我国的证券市场得到稳定、健康地发展，大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至关重要。为此，应改变现行公司上市的做法，摈弃计划经济色彩，制定明确的公司上市标准，做到按市场机制运作，成熟一家批准一家上市，对于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应及时退市，前不久沪、深两市公布的主板、中小板的退市制度改革方案便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五篇：寒门学子读书改变命运的神话为何破灭
寒门学子读书改变命运的神话为何破灭
2009年在中国的高考历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年，中国的90后第一次大规模出现在高考场上，同时出现的“弃考”现象第一次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关注：那一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报名人数为750万人，84万人没有报名，也就是说，有84万高中生放弃了高考这条传统的“跃龙门”之路。据统计，自2009年至2012年，我国应届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人数累计已经超过300万，接近4年报考总人数的一成。一般人以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偏远地区放弃高考的农村孩子会多一些，实际上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放弃高考的孩子们也不在少数，不过，他们都是一些寒门学子。
中国人历来神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读书境界，故而非常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的说法。可是，这些年又为什么有几百万的学生要选择放弃高考呢？从对放弃高考的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除了少数学生要出国留学，大部分放弃高考的学生并非有多种选择放在面前，而是充满了无奈：上大学前途渺茫，不上大学前途也渺茫，弃考的学生可选择的，大多只有一条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城打工的道路。在高考之外这些寒门学子并没有更多的成才途径，可是他们还是要放弃高考，这只能说明，上大学成本和现实条件的落差，让以前存在于他们脑海中读书改变命运的神话无情地破灭了。
当然了，对于寒门学子的弃考，一些成功人士总是要忧心忡忡地大声疾呼。比如作家许开祯就说：“我出生在农村，家乡是全国十八个特级贫困县之一，很难想象，当年如果不是高考，我的人生会怎样？我的弟弟是农民工，如今干一天活能挣一百多元，似乎跟公务员差不多，但实际生活呢？”可怜许作家一片良苦用心，但他似乎连“此一时彼一时”的道理都不懂，现在农村学生上大学与十几二十年前上大学一样吗？这种不切实际的类比让我看了感到很可笑。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靠读书还可改变命运的话，那么往后（特别是今天）的孩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这个连研究生找工作都困难的就业难大环境中，在新的“读书无用论”日渐抬头的时代大环境下，农村学生靠苦读书上大学已经难以改变不幸的命运了！这一残酷现实早在几年前就显现了。黔西龙场村是贵州有名的“状元村”——这个只有600多户2543人、户均年收入不超过1000元的山区小村，尽管一个家庭一年收入甚至供不起一个孩子读一学期的高中，1979年以来却出了500多个大学生。按照村里人的说法，整个村里人真正通过教育脱贫致富的也就是第一代大学生家庭，1992年到1996年考上的第二代大学生家庭，大部分家庭还没有真正摆脱贫困。以这个 “状元村”出名的“状元”家庭董通家为例，他兄妹4个就出了3个大学生，他虽然早已大学毕业了，但正在咬着牙还上学时借的高利贷，还了10年还有7000多元没有还完。他妹妹董慧正还银行贷款，日子也不好过。在这个家庭里，现在日子过得最好的反而是没读书的那个最小的孩子董宇，初中毕业贷了一万多元买车跑运输，才两三年就攒了将近10万元。（《读报参考》2006年16期）看看，上大学的还没有不上大学的过得舒服，那么，上大学还有什么用啊？
上面那个贵州 “状元村”的例子还是六七年以前的，现在的状况则更加不容乐观。如果瞧瞧33岁的北大环保专业女研究生苏黎杰的人生经历，就会让人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媒体报道，这个叫苏黎杰的女子研究生毕业后，很正常地和大多同学一样成为北漂，希望能到北京一所知名大学任教，但事与愿违。尽管自己连体检都参加了，最后却没有被这所大学录用。失望之余开始靠打零工为生。2009年底，苏黎杰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仍未成功，就结束了在外地的漂泊，返回老家南阳。后均未找到理想工作，三十多岁了只能混成“啃老”族。最后她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免费培训油漆工的消息后，就报了名。她说：我在装修的时候深有体验，贴砖工人一天工钱200元，让快弹尽粮绝的我，十分羡慕。
虽然从理论上说职业无贵贱。也没有那条法律规定说，北大女研究生一定不可以当油漆工，但这位环保女硕士经过顽强拼搏，终于光荣地成了一名见习油漆工，在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生主动去卖肉后，这样的事情接连发生在时下的中国，不是正好诠释了寒门学子“弃考”的深层原因吗？
请善良的人们再仔细想想如下的困惑：苏黎杰为什么北漂不成？为什么任教不成？为什么考公务员不成？为什么跑到家乡还找不到理想工作?——请注意，苏黎杰学的是热门专业环保，且握有北大硕士文凭，即使算上就业的苛刻要求：积累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她都已经换过多次工作且33岁了。
上大学一度曾是寒门学子改变未来命运的最可靠保证。然而，随着城市生活成本的增加，大学大跃进所致的就业紧张，尤其是寒门学子毕业后在“拼爹”游戏中只能落得个惨败的结局，他们在高考时选择放弃就是自然之理。这实际上是说，寒门学子上大学现在已非最好出路。最近几年，社会上对“大学毕业生工资不如农民工”的争论就是最好的证明。很多出身农村的大学生，毕业后因为激烈的社会竞争无法找到期望的工作，反而与进城务工的父兄汇流，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混同，工资相差无几。既然大学毕业后还要选择农民工的职业，那当初为什么就不能不上大学而去接受职业类教育呢？或许，这才是农村学生较好的出路。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高校培养的毕业生却不能很好地与之对接，因此导致了目前一方面农村大学生就业难，另外一方面许多企业寻找不到合适的专业技术人员，出现了“用人荒”。如果在农村教育（甚至是城市教育）中，不是一味地鼓吹上大学的不切实际理想，而是让农村孩子特别是寒门学子从小能够得到一些技术上的培训，能够学习专业的技术，再到职业院校里进一步学习更专业的技术，成为“制造业白领”，毕业以后还愁不能就业吗？更重要的是，这还能够扭转我国目前制造业受制于订单、处于产业链最低端的困境，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跃升。这是一举两得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其实，国外全不似我们，不会盲目地鼓励孩子上大学，用一种糊涂的教育观，培养出一批批畸形的人才。以德国为例，这个国家的小孩子，从小学开始就要学习各种技术类课程，小学毕业后，大家根据自己的不同兴趣，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属“智识教育”，主要是学习文化课程，之后进入到学术型大学深造；另外一类进入到技术型学校深造，属“技术教育”，主要学习各种职业技术，之后主要进入高等技术型学院深造。这两个轨道各自运行，都有自己独特之处，学技术的人丝毫没有感到自己低人一等，进入学术型大学学习的人也没有感到自己高人一等。德国的制造业发达，某种程度上与这一“双元制”的人才培育体系有着很大关系。毕业以后，两种人才在具体待遇上也相差不大。比如工人与大学教授，工资差距就很小。一个卡车司机，年薪照样可以拿到10万欧元，收入丝毫不比大学里的教授工资低。
寒门学子“弃考”，折射出“读书改变命运”这一神话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破灭了。不过，我们大可不必义愤填膺，如果人们能够转变择业观念，国家能够转变教育观念，不再受一窝蜂上大学观念的忽悠，大学生农民工的悲剧或许就能避免，北大环保女硕士也就不用经过顽强拼搏，在33岁的时候才把自己培养成为一名光荣的见习油漆工了。这对于寒门学子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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