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共正修改的历史评价[范文模版]
中共正修改的历史评价
陈独秀的“帽子”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他是“托派”吗?是“汉奸”、“叛徒”吗?
抗美援朝是中共中央做出的“毅然决策”,还是经历了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复杂过程?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建设和外交活动,是完全的“独立自主”,还是受到了苏联的重大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前夕开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上找到。点进这一官方党史网站的人会发现,不少人物和事件所获得的评价已经和源自旧版教科书的记忆不太一样了。
该网站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一批官方党史著作首次被推向网络,全文免费传播。“现在,网上关于党史的资讯有很多……了解和学习党史就需要分辨真伪,我们这个网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大家提供准确的资讯,反映党史研究最新成果。”网站开通仪式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
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从“险学”到“显学” 作为中共创建者之一的陈独秀,迄今无法获得一个不再改变的“盖棺定论”。在党90年的历程中,这位被开除党籍的争议人物不断被“戴帽”与“摘帽”,已有七十多年。
1936年10月,《救国时报》发表署名“伍平”的文章,称“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后来,此说被康生等人引用,在《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媒体著文批判陈独秀,“叛徒”之称也陆续出现。
这两顶帽子直至半个世纪后才被彻底拿掉,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发现,陈独秀不仅没有拿日本人的钱,而且发表了许多抗日言论和主张。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相关注释中,“叛徒”的帽子连同“取消派”、“反革命”等其他评价一同被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
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研究者发现“汉奸”和“叛徒”之称的谬误,但“文革”的大环境对此按下了消音按钮。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学者曾遭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在当时,陈独秀研究成为一门令人避之不及的“险学”。
甚至,对于陈算不算“党史人物”,也曾有过争议。《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就没有陈独秀的章节,直至出版第51至100卷时,才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51卷的第1篇。改革开放以来,“险学”逐渐转变为显学。1978、1979年,《历史研究》杂志曾发表包括《砸碎枷锁,解放史学》、《打破党史禁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引发强烈反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党史研究开始从政治宣传、路线斗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回学术的广阔天地。
研究陈独秀、李立
三、王明等党史“敏感人物”和“敏感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民间亦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等组织,往日的禁区被不断打破,新的发现层出不穷。
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正式将陈独秀的“帽子”从“右倾投降主义”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两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讲话时又进一步去掉了“机会主义”四字。当时他说:“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任弼时)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这是目前为止中央领导人对陈独秀错误定性的最新说法。
区区几个字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差别。同样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一个严重得多的论断,它意味着陈独秀需要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而换掉这几个字,则是因为党史界已形成共识:陈独秀不能成为替罪羊,真正的指令来自莫斯科,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是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话说就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探索中有很大贡献,而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从一些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与之类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被确定为“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改为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则被修正为“右倾错误”。尊重历史的面目
近年来官方修订的党史评价不止于早期领导人和建国前的历史事件。
例如,华国锋得到的评价也在发生转变。在二十年前出版的官方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这位原中共中央主席得到的篇幅很少,且负面评价较多,仅肯定了其粉碎“四人帮”的功劳。但在新的党史二卷中,华国锋虽然依然被认为对“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执行负有责任,但他获得的正面评价已经大大增加——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支持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等。
林彪也有了新评价。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之前被定性为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而党史二卷则在提到“一号命令”时,删去了此种定性。
高、饶“反党联盟”的说法逐渐不再提及,相关表述被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关于抗美援朝的决定,“七十年”表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但党史二卷则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决策曲折、艰难的过程,结论是:“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在涉及曾经的政敌——国民党的问题上,中共官方亦有新的结论。
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军队是正面战场的“主体”,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国军领导人蒋介石获得的评价随之改变,他的功劳可以获得公开肯定。
而一贯被视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所获得的赞誉有增无减。毛泽东曾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写道:“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半世纪后,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其定位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国共合作关系在“皖南事变”后降至冰点,此事变中共产党方面核心人物项英获得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对项英的评价以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为蓝本,认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完全在于项英,他在其他方面的功绩也被抹杀。而党史一卷则指出,“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他在皖南事变中也不再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进行评价是官方修党史的基调。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决议虽然是“基调”,但在具体内容上并非不可改变。纪念馆:谨慎中的变化
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博物馆、纪念雕塑等对历史的表述。
在北京五四大街、沙滩北街附近的几百米距离内,有三处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纪念物,它们相继在本世纪的头三年落成或开放。
2001年,雕塑“翻开历史的一页”落成。在这座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中,处于最中心位置的是毛泽东和他手书的《沁园春·长沙》,其余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蔡元培的头像较为突出,在角落里甚至还有两位卖国贼的头像——章宗祥、曹汝霖,但没有提及陈独秀。2002年,北大红楼旧址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身份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中专辟一个房间为陈独秀专题陈列。
2003年,浮雕文化墙“曙光”落成,陈独秀和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首先出现的形象。
“当年,第一座雕塑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学界的意见是雕塑以毛泽东为主体不符合史实,”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业务部陈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的雕塑就比较尊重历史,我们的展览自2002年起也都没有变化过。”
有观察者认为,实际上,两处雕塑落成的时间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对陈独秀的不同展现形式——2002年,党史一卷出版,正式修正对陈独秀的评价,破除了一些禁忌,形成了肯定陈独秀功绩的契机。
南方周末记者大量采访与党史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发现,把握契机,遵照官方评价,依然是他们的主要策略。
“2005年,国民党正面战场馆开馆时正好碰上连战访问大陆的契机,所以没什么问题很顺利地就开了。”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吴先生说。这家民间博物馆在大陆首设国民党抗日军馆,连战为其题写了馆名。当时,连战说:“三千多万的军民牺牲了生命,不是为哪一个党,是为中华民族牺牲了他的生命。”
杭州中美民间友谊纪念馆曾去美国做过抗战的展览,其中有不少介绍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图片资料,几经争取才将这些内容保留在了角落里。“但胡锦涛公开提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功劳后,第二年口径就松一些了。”纪念馆创始人之一范祝华说,“我们的展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旅美的黄埔军校老兵都来看,非常激动,有的人都哭了,说自己从来没看过一个中国展览是承认国民党拼死抗战的。”
实际上,国民党抗日将领的纪念馆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但它们往往以个人生平介绍为主。湖北宜城市张自忠纪念馆肖馆长说,馆内主要是弘扬个人事迹,只有对张自忠参与的战役的部分介绍,“近期虽然想扩充展览规模,但应该只是对现有内容的充实,并不会怎么介绍抗日正面战场。”
有的纪念馆在内容审定上更复杂些。“我们所有的展示内容都是根据军事科学院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安排的,要经过军委的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研究科朱科长说。
而安徽陈独秀研究会副会长徐承伦则表示,2009年正式建立的“独秀园”纪念馆,采取的是叙事为主的策略,大量展示史料,不做直接评价。
至于各地的党史纪念依然谨慎,一些变化也在悄悄发生。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后来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和其他一大代表以同样的尺寸并列出现在照片陈列中。这在十几年前,还是不曾尝试过的——自1952年建成至今,一大出席者的陈列从6人增加至7人,最后才展出全部13人,但照片的尺寸大小和陈列顺序也有选择,毛泽东等前8位的照片最大,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次之,陈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且排在末尾。
位于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此前一直是“美蒋罪行”的代名词。但研究表明,渣滓洞、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屠杀政治犯的情况与中美合作所无关,后者更多的是一个为共同打击日本而设立的情报机构。
当地一位长期研究此段历史的人士说:“歌乐山博物馆的名字变了好几次,最开始是1963年借《红岩》火遍大江南北的契机,在烈士陵园和纪念碑的基础上修了博物馆,叫„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名字。后来,1985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1993年又改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不过,1988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那牌子都还在,我估计要改的话很困难,手续也很麻烦。”这位人士说。
更多的纪念馆不存在改名问题,但正增加和修正馆内的历史陈列。近几年,抗美援朝纪念馆增加了战前国内形势及苏联空军秘密援助的介绍,内容还包括位于旅顺的苏联空军墓地情况——那里安葬了两百多位苏联空军飞行员,之前一直是严守的秘密。位于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另一个例证:“文革”期间,农讲所基本成为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专题纪念馆,而前五届不由毛泽东主持的农讲所则被忽略。这一问题在后来得到了修正。农讲所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前大家一看我们的展览就觉得农讲所是共产党干的,毛泽东干的,但其实农讲所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出钱出物,共产党出人。当时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不可能有场所和物质基础,不可能出资招生,柴米油盐这些经费,你都解决不了。”农讲所副馆长颜晖说,“但现在,我们客观呈现了国民党的作用,所以有台湾游客来过之后,赞扬我们没有伪造历史。” 民间推动力
“官方党史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研究,正不断推进,其背后的原因是高层希望追求历史真实。”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一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曾表示,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引发强烈反响。事实上,中共高层的不少领导人在历史研究上都有独到见解。邓小平就曾提出著名的“宜粗不宜细”原则,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认为,在“文革”之后提出这样的原则非常必要,因为它有助于形成在重要问题上的共识,减少细节上的纠纷。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曾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他本人的科学精神从一个细节中即可见一斑——他常常强调:“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这句话套用自人们所熟悉的列宁名言“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于光远对这句话本身也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这话出自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面的一句台词,而在真正的《列宁全集》中是找不到的。
“在19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有这样的观察。
对于官方党史修正背后的动力源,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则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民间党史研究的进展是促使官方不断修正党史的重要推动力。“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的材料面前,没有人能说假话。”韩钢说。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研究者,基本都赞同这种看法。“其实这二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从我个人参与的研究领域看,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以及苏联历史等等,都是如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说。沈志华是《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重要历史著作的作者,他的研究刷新了学界的许多固有观点,亦对官方论断形成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沈志华等非官方研究者所取得的突破大量依赖于近年来的解禁资料,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有关中苏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它们成为研究者的重要研究依据。
“随着事件的推移,还会不断有新的文件解密,人们看问题的视角、高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历史研究会不断推进,官方党史会不断修正,这个趋势是肯定的。”谢春涛说,“当然,这种修正不像个人研究那么容易,因为官方党史代表的是集体意见,需要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要有充分依据,反复讨论,还需要中央高层批准。”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专家普遍认为,党史新成果从民间到官方的路径是通畅的,但究竟吸收哪些成果,把话说到哪一个程度,则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但无论官方如何评价和借鉴民间党史研究者的成果,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不再会因官方结论而受到限制——就在二十多年前,官方还曾提出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正本”以规范教学研究的想法,而如今,这种人为设置界限的做法已经很难想象。
第二篇:中共历史会议汇总
中共历史会议汇总
1927.7.23 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2.7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二大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连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
1923.6中共三大召开,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1924年 1月 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
1925年四大召开,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四大的缺点和不足是:虽然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领导权,缺乏具体明确的方针,只讲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而完全忽视了对政权和武装力量的领导权。提出了农民是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但没有提出土地革命这一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思想。
1927.4.27至5月9日在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五大大大虽然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对争夺革命领导权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改造武汉国民党、改造武汉国民政府、组织和扩大党对革命武装的领导等问题,均未做出切合实际的回答。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认识。五大实际上并未解决挽救时局的问题
1927.8.7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友情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1928.6-1928.7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同时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明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主要是为了系统地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的经验教训,批判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明确新时期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而召开的。(古田会议)
即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在福建上杭古田举行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由陈毅主持并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 报告。会议改选了前委,毛泽东任书记。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 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指出应首先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内的 马克思主义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不良倾向,同时在组织上必须坚持 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决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规定红军的三大任务是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坚持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这个决议是 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为党和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1935.1.15-17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集中力量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机器危急的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军,中国革命;是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标志中共从幼稚走向成熟
1935.12,中共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洛川会议)1937.8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会议强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1938.9.29,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全
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毛泽东《论新阶段》),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1945.4中共七大召开,正式命名了“毛泽东思想“,并将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一切工作指针
1948.9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
1949.3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才具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1949.9.2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
1950.6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进行恢复国民经济、证据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工作,以便为开展油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提供条件
1956.9中共八大召开,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共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1958.5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58.12中共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着重纠正给予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度的倾向,以及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倾向,并决定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
1958年 北戴河会议
1958年8月,河北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农业生产、农村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确定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当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比上年翻一番。会议还讨论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定》,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全国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只用一个多月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初期的人民公社带着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1959年7月—8月,江西庐山。庐山会议前期的内容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错误。与会者原则上拥护“三面红旗”,许多人都认为纠“左”虽有成绩但还不够,也有不少人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护短,甚至认为纠“左”过了头。7月14日彭德怀对于会议未能透彻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深感忧虑,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但是7月23日毛泽东指责他“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开始对彭德怀进行错误的批判。8月2日开始的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党中央和毛主席。8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全会通过《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月16日,毛泽东错误的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全会还检查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通过《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一面降低了钢煤粮棉四大
指标,一面又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会后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1961.1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1.8.1-8.12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制定“十六条“标志”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七千人大会议)
1962年1月—2月,北京。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四级主要负责人和部分大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七千多人。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为战胜严重困难而奋斗。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报告认为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的分歧仍未解决,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作用。
(西楼会议)1962年2月,北京。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未参加,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和国家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认为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形势将继续恶化。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陈云作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得到其他常委的赞同,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批转各地区各部门。会后中央决定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财经工作。
1978.12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1981.6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的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1982.9功过国内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
1984.10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1987.10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92年10月12曰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进人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邓小平理
论写入党章
199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推动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
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任务、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按照中共十五大提出的,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10年在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工作的重点和步骤。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髙度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人党章,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大会从十个方面总结概括了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大会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2003.10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正式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
2005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作了全面论述,深刻闸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首次将“和谐”列人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200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全面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涵义.即“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八七会议(重点重点重点重点)——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2.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3.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4.广州起义——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杨家沟会议(十二月会议十二月会议十二月会议十二月会议)
• 中共中央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阐明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方针及政策。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就是此时提出来的。
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重点重点重点重点)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次集中探索。八大最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成功探索。(1)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提出 • 主要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 主要任务: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根本任务: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2)在经济建设上,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大会还采纳了陈云“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主张。(3)在政治建设上,大会确定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党和政府的活动要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方针。(4)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大会强调要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健全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等。
红军长征路线路线:
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湘江--乌江--遵义(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陕北吴起镇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
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
附:
以下会议和内容是常考点
1、第一次提出从思想上建党的著作:《井冈山的斗争》;
2、第一次明确提出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的代表作:《共产党人发刊词》;
3、第一次提出党风科学概念的著作:《整顿党的作风》;
4、第一次把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的著作:《论联合政府》;
5、第一次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会议:六届六中全会;
6、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根本思想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文章:《 <共产党人 >发刊词》;
7、第一次提出“思想路线”概念的文章:《反对本本主义》;
8、毛泽东思想形成标志: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践和理论阐述;
9、毛泽东思想成熟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形成;
10、第一次完整的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著
第三篇:修改淘宝评价
修改淘宝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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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
第四篇:最新修改正心理健康教育汇总
玉林师范学院2012年心理健康教育
宣传活动月方案
根据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学校工作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2012年广西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的通知》(桂党高工宣〔2012〕17号)的文件精神,为了加强我院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营造良好的关爱心理健康的氛围,促进学生科学地认识心理健康、了解心理健康知识,掌握必要的心理调适方法,形成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经研究决定举办2012年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感恩、自律、成长
二、活动时间
2012年5月15日—6月15日。
三、活动组织形式
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月相关工作由学生工作部(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负责统筹安排,各二级学院及相关部门按方案要求具体承办。
四、系列工作安排
系列一:感恩教育篇
一、活动主题
心怀感恩,健康成长。
二、活动目的
通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以“感恩教育”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培养学生的感恩情结和感恩意识,引导广大学生把感恩之心转化为报国之志、感恩之举,使感恩成为一种心态、一种习惯、一种行为。
三、活动时间 2012年5月。
四、活动对象 全院在校本专科学生。
五、活动内容
围绕“感恩祖国、感恩人民、感恩党、感恩父母、感恩故乡、感恩老师、感恩社会、感恩工作、感恩自然、感恩生命”十个主题开展“感恩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六、活动要求
(一)各二级学院要高度重视开展此项活动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加强领导,统筹协调,认真组织开展本二级学院 “感恩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
(二)各二级学院要将“感恩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与大力弘扬“广西精神”活动结合起来,把感恩教育融入到推动学雷锋活动具体行动中,贯穿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过程。
(三)各二级学院开展的“感恩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要充分发挥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心理咨询的作用,结合学校特色、地域特征、学生特点创造性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鼓励创新,争取创造好经验、好办法。
(四)各二级学院要以开展“感恩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本二级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不断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水平。
(五)各二级学院要根据本学院实际情况,制订具体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月实施方案,落实专项经费和专门人员,组织开展各项活动,确保活动顺利实施、取得实效。
七、其他事项
(一)本次活动结束后,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将组织专家对“广西高校‘感恩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优秀案例进行评选,评选优秀案例一、二、三等奖若干名,并设组织奖,对活动成效较好的二级学院给予表彰。
(二)各二级学院要在本二级学院内评选出优秀“感恩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择优报送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每二级学院选送1个案例)。申报材料包括案例文稿和视频。案例文稿格式详见附件,视频总时长不超过15分钟,内容要真实体现活动开展过程和成效。
(三)请各二级学院于2012年6月5日前将“广西高校‘感恩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优秀案例申报材料报送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联系人:朱茂玲,电子文档发至psyzml@163.com。“广西高校‘感恩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优秀案例申报材料申报格式见附件。
系列二:活动篇
一、开幕式 时间:5月25日上午9:30 地点:东区学术报告厅
参加人员:学校领导、学工部(处)、团委、二级学院学工人员、学生代表
内容:
(一)学校领导宣布2012年玉林师范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活动月开幕;
(二)领导致辞;
(三)心理健康教师代表致辞;
(四)学生代表发言
二、现场心理咨询 时间: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咨询专家:梁伟江、苏英姿、梁钊华、马勇琼、朱茂玲、罗锂、郭纪昌、严静、潘春妮、范慧玲
内容:专家组成员与大学生面对面进行咨询,现场解答有关大学生学习、情感、职业生涯规划、人际、自我意识等问题,体验心理咨询的神秘魅力。
负责人:朱茂玲 承办单位:学工部
三、趣味心理游戏 时间:5.25上午10点 地点:室内体育馆
主要内容:雷池取水、、呼啦圈游戏、橡皮筋传递、情有千千结、三人鼎立、传球夺秒、戴高帽、信任后仰等
负责人:谢晓明(教科院10应用心理学班学生)承办单位:体育学院
四、心理测量 时间:5.25上午10点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主要内容:使用人际关系、爱情、压力、气质等四方面的心理测量量表为大学生进行心理测试和解答。
负责人:罗政伟(教科院09应用心理学班学生)承办单位:法商学院
五、宣泄墙--涂鸦日记与你的心灵直接对话 时间:5.25上午10点 地点:大学生活动中心
负责人:梁岸(教科院09应用心理学班学生)承办单位:教育科学学院
主要内容:用各种颜色的彩笔将内心的情绪表达出来,无意识层面的对话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更接近,有助于解决内心创伤与情绪问题。
系列三: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名家讲座 主题一:恋爱与亲密关系
主讲人:许浚老师(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
参加人员:教育科学学院全体师生、其他二级学院师生 活动时间:2012年6月
活动地点:东区学术报告厅 主题二:积极心理学理念
主讲人:余欣欣老师(广西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
参加人员:全体学工人员、各二级学院院级、班级负责心理工作的学生干部
活动时间:2012年5月 活动地点:东区学术报告厅
主题三:男人来自金星,女人来自火星—两性成长的困惑
主讲人:梁伟江老师(玉林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参加人员:全院师生 活动时间:2012年6月初 活动地点:博士论坛
预期效果:通过本系列讲座,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培养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并在学习生活中自觉运用心理健康知识及心理辅导方法和技巧,帮助学生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心理问题,促使他们健康发展,走出心灵误区。
系列四:宣传与展览
一、时间地点
时间:2012年5月25日 地点:东区学生宿舍区前
二、活动内容
宣传与展览: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板报及心理海报设计大赛作品展 主题:心心相印、和谐成长
展出各二级学院的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展板及心理海报,宣传心理学知识、增进对心理学的进一步了解,为提高心理健康水平打下基础,在全校学生中营造一种关注心理健康、重视心理健康的氛围。
1、宣传板报评分标准:(1)内容:(40分)
要求:主题明确,整个版面不能少于四篇文章,以一片文章为主,其他为辅。
(2)版面布局:(20分)
要求:长短文章有穿插变化,生动活泼,版面合理。(3)文字抄写:(20分)
要求:文字工整清晰,字距、行距适当,篇与篇之间及黑板报四周要有空隙。
(4)刊头:(10分)
要求:以本次活动主题为方向自定标题,须装饰图案,刊头占版面位置不能超过版面的五分之一。
(5)题花、尾花、花边、标题(10分)
要求:题花、尾花、花边须装饰性图案,应比刊头图案更简炼,色彩丰富,与文章应有空隙。标题应醒目,色彩与文章色彩有区别。题花尾花不能过于繁杂,喧宾夺主,不能过于潦草、简单。
奖项设置: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
2、心理海报设计大赛 要求:
(1)参赛作品须为原创作品,主题鲜明,每系(院)限5幅作品;(2)电脑制作作品尺寸统一A4纸规格,手绘作品尺寸统一4开纸规格,保证画面清晰;
(3)须另附注详细的文字说明;
(4)创作者的姓名、系别、班别、联系电话等信息须注于文字说明的右下方。
心理海报评分标准:
作品有思想性,富有创意3分,有艺术性,形式感强,构成要素(文字、图形、色彩)明确3分,充分体现设计主题,突出大学生校园文化特色3分,附带设计说明1分。
奖项设置: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
3、畅游经典之海——心理学经典电影、书籍展览: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同学们介绍各种心理学经典的书籍或电影,这些经典之作主要由教科院心理专业的老师来推荐。
4、笑点一箩筐——DIY手绘四格:将生活拼成欢乐四格,起承转接之间嬉笑怒骂,1-2-3-4齐来画,笑点萌点满天下!现场将提供四格漫画 的精美模板,让大家根据对心理学的看法或生活中的快乐点滴,填写漫画中的对白,优秀作者将获得免费团体辅导的体验机会!
系列五:美丽人生 从心开始---心理电影工作坊
一、活动介绍:在本次心理健康活动宣传周中播放的心理影片中,参与者任意挑选其中一部来进行写出观后感。每个二级学院选出5篇优秀作品交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由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组织专家评选,入选作品编辑成册,作为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材料。主题一:走近心理学大师
电影《危险方法》由真实的事件改编而来,讲述了弗洛伊德、荣格和他们共同的女病人萨宾娜·斯皮勒林之间的故事。作为病人,萨宾娜·斯皮勒林美艳无比,给了荣格和佛洛依德极大的启发;作为爱情的表征,萨宾娜·斯皮勒林从灵魂深处启发了这两个当代心理学领域的巨擘。但是这三个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却让荣格最终在精神和学术上和自己的老师分道扬镳。不过,他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却永远地改变了人类思想史的面貌。专业的心理学理论总让我们望而生畏,或许通过专业心理教师对影片的解读,能给我们开启一扇启迪之门。
参与对象:教科院的学生。
主题二:当幸福来敲门
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就如你问什么是宇宙一样。每个人在心中都有自己的幸福标准,只要达到了这个标准,你就是幸福的。别人的幸福不一定是你所想要的,而你自己的幸福未必对别人有用。哈佛大学的《幸福课》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心理专家将与你一起探讨幸福,感受幸福。
参与对象:非教科院的学生。
二、举行时间:2012年5月-6月
三、预期效果:参与者通过编写心理电影观后感,加深大学生对心理学知识的了解,初步学会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待一些生活现象,进而学会应用心理学知识,从而培养更多的心理学爱好者。
系列六:心手相连,让爱流动——团体沙盘游戏体验活动
沙盘游戏治疗是目前国际上很流行的心理治疗方法。通过唤起童心,人们找到了回归心灵的途径,进而身心失调、社会适应不良、人格发展障碍等问题在沙盘中得以化解。一盘细沙,一瓶清水,一架子各式各样的物件造型,加上治疗师的关注与投入,来访者的自由表现与创造,这就构成了沙盘游戏的最基本的要素!而就在这简易的设置中,内心的世界得以呈现,心灵的充实与发展,治愈与转化也获得了可能。
时间:2012年5月—6月 地点:“玉心苑”沙盘游戏室
参与对象:每个二级学院派出两组学生(每组6人)参加团体沙盘游戏体验活动。
主要内容:在全校范围内以宿舍为单位进行沙盘游戏团体体验活动。沙盘游戏是目前国际最为流行的一种深度心理治疗方法,可以有效的建设人际关系、处理情绪困扰,体验心灵成长。
团体沙盘游戏体验报名地点:“玉心苑”心理咨询室(博学教学楼3308),报名热线:2668753。联系人:庞惠之,电话:***.负责人:朱茂玲
承办单位:教科院心理专业09、10级班委
玉林师范学院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
附件
“广西高校‘感恩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活
动”优秀案例申报材料
学校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
活动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动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__
指导教师: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手机,电子信箱)2012 年
月
日
格
式
(引言)为宣传心理………,引导广大学生………,xxx学院xxx班级定于
……年……月……日在……举办……。
【关于引言的说明:写明活动目的,50字以内;字体仿宋小四号,字符间距1.5倍,与大标题之间空一行,首行空两个字。】
一、感恩教育活动名称(黑体小四,下同):xxx学院xxx班级……活动(宋体小四,1.5倍行距下同)
二、感恩教育活动主题(口号):
三、活动时间:
四、活动地点:
五、活动方案:
六、活动过程记录
1、准备阶段
2、开展活动(写明时间、地点、步骤)
3、活动评价及总结(两千字以上)
要求:简洁(语言表达)、清晰(活动的每一个必须部分不能缺少)、附活动图片(真实反映活动过程)
第五篇:中共槐荫历史
中共槐荫历史
第一编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1949年10月~1956年9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勾结封建统治者剥削和压迫人民以及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从此,中国共产党由领导中国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革命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并带领全国人民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
此前已经解放的济南,虽在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支援解放前线、安定人民生活等方面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接管其他大中城市提供了示范和借鉴,但处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种蓄意破坏新生政权的反动势力依然存在;受国民党政府经济政策和连年战争的影响,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农村经济萧条,城市工业千疮百孔,1
大批工人和手工业者失业;旧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体系还没有彻底打破,社会主义建设尚需一个长期过程。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区党组织一方面围绕进一步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健全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一方面围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迅速恢复和发展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为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准备。1953年到1956年,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区在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上,探索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建设与国民经济恢复
1949年,随着即将取得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如何建好这个国家等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
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作了进一步研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实施《共同纲领》,开始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光辉历程。与全国一样,辖区各级党组织带领全区人民,积极恢复发展经济,巩固新生民主政权,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全面投入到了新民主主义建设之中。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在槐荫的早期活动
槐荫区是济南共产党组织活动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济南工人运动的发起地之一。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辖区津浦铁路济南机厂①的工人就同全市人民一道,为了捍卫国家尊严和山东主权,多次举行示威游行和大罢工,严正抗议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与反动当局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并迅速成长为济南工人运动的主力军。油漆工人李广义②还与王尽美同时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① 始建于1910年。抗日战争期间为日所占,称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济南铁路工厂。抗战胜利后改称交通部津浦区铁路管理局济南机厂。解放后称华东区铁路管理总局济南机厂、济南机车车辆修理工厂、济南机车工厂。现称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② 李广义,山东章丘人。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组建济南机厂工会。1925年组建中共济南机厂支部。多次领导和组织工人大罢工。1928年5月被日军逮捕。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45年病逝。
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发起创建了济南早期共产党组织。他们在组织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先后多次到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宣传马克思主义,播撒革命火种,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培养工人运动骨干。6月上旬,在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的帮助下,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人俱乐部成立,这是山东第一个具有工会性质的工人组织。
1921年7月,王尽美、邓恩铭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他们不仅带回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特大喜讯,也带回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和领导开展工人运动的任务。回到济南后,王尽美、邓恩铭在继续组织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领导开展工人运动之中。
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执行部在北京成立,罗章龙①任主任。1922年3月,罗章龙来到济南,与王尽美、王荷波②等人到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开展工人运动,并发展李广义成为该厂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1922年6月18日,在王尽美、王荷波等人的帮助下,李广义、薛文英③联络数百名工运积极分子,推举各部代表,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在 ①罗章龙,湖南浏阳人。1920年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曾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31年1月因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被开除党籍。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湖南大学教授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
②王荷波,福建福州人。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和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11月11日,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③薛文英,山东胶南人。山东早期工人运动骨干和重要领导人之一。时为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当选中共山东省委委员。1929年夏在临城(今薛城)开展工人运动时被捕。营救出狱后因病去世。
中大槐树北街59号(增盛东酱菜园)成立了山东第一个基层工会组织——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会(时称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工会)。
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工人举行了首次大罢工并取得胜利。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济南工人的斗志,并迅速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工人运动高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会组建“济南工友读书会”,发表宣言,制定公约,组织劳动教育立法运动,多次围绕维护工人权益举行大罢工。同时,他们选派代表参加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全国劳动大会,多次联络附近工厂举行声援粤汉铁路工人、京汉铁路工人、济南理发业工人等大罢工。
1925年3月,经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批准,辖区第一个党支部——直属于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中共津浦铁路济南机厂支部在中大槐树北街59号成立,李广义担任支部书记。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济南机厂领导的工人运动更加活跃。他们以津浦铁路济南机厂为中心,发动联络津浦铁路工人,连续发动了声讨“五卅惨案”暴行、索取欠薪、抵制制造装甲车等大罢工和南京请愿活动。
1926年3月,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农民运动扩大会议,决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随后,中共济南市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宋伯行来到闫千户村发展党员,领导农民运动,并在此建立了济南的第一个乡村党支部。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大革命惨遭失败。5月20日,奉系军阀张宗昌在济南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中共津浦铁路济南机厂支部等大批党组织遭到破坏。
1928年5月3日,日本侵略军寻衅挑起事端,肆意捕杀中国军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共产党员李广义带领工人成立救护队,抢救伤员,运送受伤的中国军民,开展了坚决的反日斗争。
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到军阀张宗昌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再到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济南惨案”,中共济南各级地方组织陷入了奉系军阀、国民党新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三面夹击之中,白色恐怖笼罩在济南上空,辖区党员活动和工人运动陷入低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济南工作委员会在西郊地区组织游击队,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组织了宋庄焚烧日寇战车、夜袭古城据点等行动;在北大槐树和纬十路地区开展发展党员、收集情报等抗日活动,建立了中共北大槐树支部。1940年11月,中共韩家道口支部成立,秘密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斗争。1942年,中共清河区委派遣孙省
三、宗泽到济南铁路工厂领导开展抗日斗争,成立了由宗泽任书记的中共济南铁路工厂支部。1943年,济南铁路工厂两个党小组与金牛汽车修理厂党小组、地方党小组联合成立党支部,宗泽任书记。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渤海地委选派马进、刘忠庆来到济南,在辖区中大槐树二合里、纬十一路永合里建立秘密联络点,宣传进步思想,秘 6
密发展党员,收集、传递情报,培养壮大党的力量。1946年2月,马进在中大槐树北街二合里建立地下党支部,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为迎接济南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节 建立和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济南解放后,辖区积极推进民主建政,迅速开展了基层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建立工作,并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战后恢复,镇压反革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和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建立区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9月25日,经中共华东局报经中央批准,解放后的济南称中共中央华东局直属特别市,宣布成立济南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简称军管会)和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济南特别市政府、济南警备司令部,并将济南市划分为11个行政区。槐荫区在当时分属济南特别市第七区①全部、第十区②大部以及第六区、第九区部分街道③。9月29日,中共济南特别市十区区委、区政府在段店成立,张勉任 ① 第七区辖区范围:北至津浦铁路,南至经十路,东至纬六路,西至纬十二路;面积1.96平方公里。② 第十区辖区范围:北至黄河,南至白马山,西与长清接壤,东与九区毗邻。包括今槐荫区段店镇、吴家堡镇、美里湖街道、段北街道、张庄街道、匡山街道和营市街、槐荫街及天桥区的万盛街、市中区的白马山等地区。③ 即六区的五里沟和九区的中大槐树、道德街等地区。
区委书记,马健任区长。10月5日,中共济南特别市七区区委、区政府和区警备司令部成立,张扬任区委书记,曹冠五任区长,区委委员陈金任、郑绍贤分别任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和政治部主任;区机关驻地①设在经五路纬七路。同时,根据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济南特别市政府指示,区委统一设立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区政府统一设立民政科、公安分局和税务稽征所。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政权在辖区宣告成立。
济南解放初期,由于支援前线作战的任务繁重,干部流动性较大,区级党组织领导人员变动频繁。1949年初,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为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按照上级指示,各区大批党员干部随军南下,七区组织、宣传、民运部门的负责人全部调离。1949年3月,市委对各区区委、区政府进行调整,曹冠五调离七区任八区区委书记,马子明任七区区长;陈岩生调任十区区委书记。1949年6月,济南特别市改称济南市,中共济南特别市七区、十区分区委分别改称中共济南市七区、十区分区委,七区、十区区政府改称济南市七区、十区区公所。7月,李钟余调任十区区长②。9月,七区区委书记张扬调市委党训班工作,区长马 ① 机关驻地初设经五路纬七路(省立医院门诊部);不久迁往经三路纬八路(原省级机关第四招待所旧址);1949年夏,迁驻经三路纬七路(槐荫医院经三路门诊部住址);1954年春,迁驻经三路纬九路379号;1994年10月24日,迁驻北小辛庄西街55号;2003年11月,迁驻经十路29851号现址。② 区公所主要领导仍称区长。
子明兼任区委书记。同月,夏鏱鑑任十区区委书记。11月,七区区委书记兼区长马子明调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副区长袁磊代理区委书记、区长。1950年6月,根据市委指示,李钟余任十区区委书记。
1951年1月,济南市调整市区区划,以原七区区域为主,并入六区、九区、十区①部分街道,改称六区。辖区区域范围扩大到东起纬六路、西至津浦铁路、南至刘长山、北至万盛街,人口增加到77400人。同时市委任命鲁岐山为六区区委书记,袁磊主持区公所工作。7月,区委组织、宣传部门改称组织科和宣传科。8月11日,根据济南市人民政府决定,区公所复称区政府,鲁岐山兼任区长。
1952年8月,鲁岐山调任山东省中苏友好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李桂岩接任六区区委书记、区长。同年12月,根据市委指示,区委领导职务改称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和副书记,范玲调任区委第一书记,李桂岩改任第二书记。同月,区委增设工业科,负责区属工厂企业党的工作;区政府增设民政调解股,负责调解处理民事纠纷。
二、开展战后恢复工作
(一)恢复社会秩序
济南解放之初,由于刚刚经历过战争,大批国民党散兵游勇和乞丐游民白天流浪,夜间偷摸强抢,扰乱社会治安,危害群众安全。由于辖 ①十区同时撤销。
区距离火车站较近,经三路纬八路又是解放前贩吸毒、卖淫嫖娼和赌博场所最集中的地区,人员构成复杂,社会治安形势异常严峻。
1948年9月23日,数千名接管人员紧随攻城部队进城,代表人民对济南这座古城进行接管。25日,解放军华东军区颁布《约法七章》,向市民公布共产党的城市政策。按照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指示,负责接管七区、十区的接管队伍迅速接管了国民党在辖区的党、政、军、警、特机关和司法、金融、文教卫生、交通运输、军工、电信等机构系统及官僚资本工商业。同时开始战后清理工作,全面清理战场,掩埋尸体,平毁碉堡,清除炮弹。区委、区政府成立后,立即召开座谈会,继续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布告》和国内外形势;清查户口,登记反动党团特人员,收容散兵游勇,遣送乞丐游民,稳定社会秩序;建立派出所,分派工作组,开展清查登记敌特分子、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和发动群众复业、复工、复学等工作。同时按照济南市公安局颁布的《交通管理暂行规则》,清理马路摊点,维护交通。成立卫生小组257个,开展清理市容卫生工作。按照济南特别市政府通令,对娼妓活动采取限制和逐步取消措施,为此后彻底取缔娼妓创造了条件。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严厉打击盗窃、诈骗、私刻公章及凶杀、强奸、流氓等刑事犯罪;将旅馆、刻字印刷、娱乐场所等纳入特种管理,固定专人负责,建立了定期 10
检查和旅馆登记制度。拨专款修复校舍,安置教职工生活,使辖区内各类学校尽快实现复课。
1950年11月,根据济南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二次会议决议和冬防①指挥部指示,各区都成立了冬防指挥部分部和群防群治组织。其中,七区以街道为单位建立了15个人民纠察中队,有队员1750名,配合派出所巡逻,维护社会治安;十区以村为单位建立农民自卫队52个,积极开展防火、防险、防盗、防匪等工作。
1951年7月,六区以派出所为单位,由群众推选出210名积极分子组成11个治安保卫委员会,分片开展治安防范工作,代替人民纠察队成为群防群治常设组织,为维护社会治安作出积极贡献。
1952年6月,根据政务院颁布的《治安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六区以户口段为单位,发动638名社会积极分子组成82个治安保卫委员会,紧紧围绕深入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严厉打击盗窃、诈骗、私刻公章、凶杀、强奸、流氓、破坏公共交通设施等刑事犯罪,开展治安保卫工作,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社会环境。
(二)开展急赈救济与生产自救
解放前,济南长期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控制,造成了庞大的失业群体,群众生活苦不堪言。济南解放初期,由于全国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市区 ① 冬季治安防范。
时常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新的灾难。为帮助市民群众度过难关,市、区党委、政府采取政府救济、以工代赈、社会互助、发放贷款等措施,领导各区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急赈救济和生产救灾运动。
开展政府救济,推行以工代赈,是伴随城市接管和战后恢复同时展开的。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后,军管会及随后成立的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府,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动员生活困难群众参与掩埋尸体,清除战后遗迹,同时对贫苦群众展开救助。到10月底,七区、十区发放救济粮2543公斤,救助贫困群众335户、1085人;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发动群众参加战后清理工作,发放以工代赈小米1112.5公斤,较好地解决了贫苦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10月27日,国民党飞机空袭济南,市区多处民居遭到轰炸。辖区纬十一路碧梧街被毁房屋30间,伤亡21人。区委、区政府迅速展开救助,在组织干部群众安葬死者、救治伤员的同时,发放救济粮417.5公斤,救济困难群众81人。
1949年夏季全国大水灾后,苏北、皖北等地区的大批灾民涌入济南。11月,按照全市冬赈救济会议要求,七区、十区设立粥厂,持续供粥,为500多名灾民解决了吃饭问题。12月,区委成立了生产救济分会和基层支会,并针对季节变化和城市特点开展急赈救济工作。到1951年8 12
月,全区发放救济粮8636.5公斤、棉衣被6655件、棉花127.5公斤、鞋子446双,救济困难群众671户、5705人。为解决困难群众看病难问题,为316名贫苦市民减免了就医住院费用。采取以工代赈方式,组织3508名青壮年市民参加市政建设等工作,发动2547名劳动妇女缝制军服、军鞋、军袜等物品,发放以工代赈小米5.8万公斤。同时,还积
①、极响应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号召,发动群众募捐2012万元(旧人民币)小米1209公斤,开展了支援皖北灾区重建家园活动。
加强政府救济的同时,还积极开展了社会互济工作。1950年4月20日,济南市人民代表大会筹委会与市生产救济委员会举行扩大联席会议,研究生产救济工作。根据会议要求,七区、十区认真贯彻“生产自救、社会互济为主,政府扶持为辅”方针,提出了“十人帮助一人”的口号,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和社会互济。到1951年8月,全区采取社会互济形式,发放互济粮1382.5公斤、款436万元(旧人民币),救济困难群众191户、797人。
发放小本贷款,帮助群众恢复发展生产。1948年11月,为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和恢复发展生产,七区以北大槐树、西市场、小辛庄、南窑厂等贫困地区为重点,派出5个调查组,深入到各家各户调查了解 ① 新中国成立初期使用的货币。1955年3月开始使用新人民币,新旧人民币按1:10000的比价进行了收兑。
情况,为78户贫困市民发放小本贷款1000万元(北海币)①;十区为35名手工业者发放小本贷款1150万元(北海币),发放农贷22500公斤小米。同时,十区还结合地处城郊结合部的实际,采取复垦荒地、公地转租等形式,将1139亩土地分配给农民租种。由于政策宣传到位,贷款发放有序,群众积极性普遍较高,使困难群众在政府的辅助下度过了难关。1949年1月,根据市政府关于开展群众性大生产运动的要求,七区、十区先后成立生产推进委员会,对全区手工业情况进行调查,发动群众成立各种生产劳动小组,恢复发展生产。其中,七区发动劳动妇女成立生产劳动小组439个,做军衣74400件、军裤41520件;建立了4个油漆组、5个木工组和1个小型铁工厂,安置失业手工业工人90名;扶持56户小型生产经营业户恢复生产。1949年3月25日,七区部署开展兴办生产合作社运动。按照每股10公斤小米的标准,发动群众积极入社入股。通过宣传发动,每街都成立了合作社筹备小组,每3条街成立了1个合作社筹备委员会,民主推选筹委会代表,区委委派筹委会主任。仅两个月的时间,七区就建立起4个民办公助合作社和2个消费合作社,社员自报公议2838股,上交区合作社2212股,促进了生产、生活的恢复。
① 新中国成立以前解放区流行的一种货币。1938年8月,由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发行,主要流通于山东地区。济南解放后被确定为济南地区唯一合法流通货币。1948年12月,按100元折合旧人民币1元的比价进行收兑。
同时,七区、十区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抗洪抢险斗争。1949年7月,黄河水位猛涨,济南洛口最高水位达到历史上罕见的32.33米。面对滚滚洪水,济南特别市委、市政府紧急召开防汛工作会议,部署抗洪抢险工作,全市人民迅速投入到抗洪抢险斗争。根据会议要求,七区、十区区委、区公所召开动员大会,组织干部群众开展抗洪抢险。其中,仅七区就组织了3000多人的抢险队伍,分批赶赴北店子黄河堤坝抗洪抢险,与洪水展开了艰苦斗争。经过两个月奋战,圆满完成了黄河防汛任务,为保卫济南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贡献。
(三)稳定和恢复生产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掠夺人民财富打内战,滥发纸币达数千万亿,恶性通货膨胀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全国范围内民生凋敝,经济残破。济南解放前夕,槐荫地区虽已成为工商业较为集中的区域,但工业主要以私营和手工作坊为主,生产规模小,技术水平落后;官僚资本企业仅有津浦铁路济南机厂、联勤总署第四十四兵工厂①等几家;商业流通以私营和摊贩为主,较大私营商号普遍处于停业半停业状态。济南解放后,市及市辖各区党委、政府致力于稳定金融、平抑物价和经济恢复,为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① 即济南第二机床厂。始建于1937年,为侵华日军所建,时称北支那山岸荣兵器厂济南分厂。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管,改称联勤总署第四十四兵工厂。解放后,先后称济南工业局第二机器厂、济南第二机床厂等。
统一货币,稳定金融。1948年9月27日即济南解放后的第4天,军管会便发出布告,宣布一切交易必须使用北海币。9月30日,宣布北海币为唯一合法货币。10月初,宣布黄金、银元不准私自买卖。在严格查禁的同时,1949年1月,济南特别市政府组建了黄金交易所,并颁布《黄金交易所暂行章则》、《管理金店银楼业暂行章则》和《取缔黄金投机暂行办法》等规章。10月16日,北海银行济南分行正式成立,开始办理汇兑业务。1949年4月,开始开展个人折实储蓄①工作。期间,七区、十区接管队伍及随后成立的区委、区政府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兑换北海币,稳定金融市场,为战后经济恢复和安定人民群众生活作出了努力。
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济南解放初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形成的通货膨胀和商业投机之风仍持续不止。加之连年战争的影响,城乡物资交流断绝,生活用品供应不足,物价曾一度猛涨。根据这些情况,军管会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从接管物资中调拨部分生活物品低价限量出售进行调剂,一方面动员城郊地区群众和解放区军民组织运粮、运煤接济济南,短短十几天就平抑了物价。1949年,全国范围内连续发生4次涨价风潮,并迅速波及济南,投机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全市物价一日数涨。1949年 ① 1949年3月1日,为消除群众对人民币稳定性的疑虑,稳定市场,打击投机,吸收游资,人民银行适时推出了“折实储蓄”这一业务。“折实”即储户将货币折换成实物价值存入银行,提取时再以当时的实物价格折算为货币付给。
2月,济南特别市政府发出布告,取缔投机商人操纵和把持的粮、油等生活物资垄断场所,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和哄抬物价行为,有力地促进了物价的平抑。七区、十区认真贯彻上级指示精神,采取集中时间抛售和逐级压价等平抑政策,粮、棉等农产品价格迅速回落。1949年12月,为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消减财政赤字,中央作出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①的决定。1950年1月下旬,七区、十区区公所相继成立推销胜利折实公债委员会,各基层单位也建立了分会和支会,全面开展推销胜利折实公债工作。其中,七区认购胜利折实公债19967分②。随着各项措施的落实,到1950年下半年,包括七区、十区在内,济南市扭转了长达10年的通货膨胀的局面。
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济南解放后,军管会对济南立即进行全面接管,没收官办企业和官僚买办企业归全民所有。负责接管七区、十区的队伍迅速接管了交通部津浦区铁路管理局济南机厂,更名为华东区铁路管理总局济南机厂;联勤总署第四十四兵工厂,更名为济南工业局第二机器厂;还有济南面粉厂、济南酿造厂等官办、买办企业,建立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同时,为尽快复工、复业和恢复发展生产,①② 1950年,由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以实物市价为募集和还本计算单位的公债。
折实公债计算单位。分值按每分所含实物的市价计算,具体以上海、天津、武汉、西安、广州、重庆6大城市的大米(天津为小米)6市斤、面粉1.5市斤、白细布4市尺、煤炭16市斤的批发价格加权平均计算,由人民银行每旬公布一次。
对官僚资本企业,按照保留原有组织机构、生产系统和“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的原则进行了接管;对民族工商业,组织干部战士深入宣传党的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采取了提供贷款和帮助购买原料、销售商品等扶持措施。1948年9月27日,辖区停产1年多的济南面粉厂在全市率先复工。随后,各工商企业纷纷复工、复业。到1949年4月,辖区内的工商企业除个别特殊情况外,基本上恢复了生产,不少企业还实现了较快发展。济南工业局第二机器厂成功研制出了国内第一台对板精磨机;华东区铁路管理总局济南机厂抢修“新中国号”机车完工并试车运行。
(四)支援前线作战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22日,济南特别市支前委员会成立。根据市委指示,七区、十区相继召开动员大会,成立支前领导小组,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捐款捐物,组织人力运输粮食和物资,接收和医治淮海战役转来的伤员,支援前线作战。济南机厂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响应市委“军队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的号召,点燃数十个小红炉,抡起铁锤昼夜奋战,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铁道夹板3万块、各种急需件11万套和对“江南号”机车的抢修任务,保证了军用物资的运输。据统计,自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仅七区就组织地排车85辆,大胶轮车50辆,转运战备粮食600万公斤,捐 18
款1843万元(北海币),捐献日用品大宗,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急需大批干部开赴新解放区开展工作。1949年3月,根据上级指示,七区、十区选调凌霜、尚英生等14名党员干部随军南下,开赴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开展城市接管、经济恢复和民主建政工作。
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天下午,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七区、十区人民同全市、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纵情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0月2日一早,包括七区、十区在内的全市各个角落锣鼓震天,群众自发地组成秧歌队、高跷队,活跃在大街小巷;机关、街道、商店、学校及每家每户,到处都飘扬着五星红旗,到处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到处都是欢乐的海洋。下午,七区、十区人民群众与全市20万军民一起,身穿节日盛装,在西郊飞机场举行隆重盛大的庆祝活动。下午3:30时,鸣礼炮28响,大会开始。伴随着嘹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齐鲁大
地上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省、市领导相继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随后,游行活动开始。一时间,国歌声、口号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响彻云天,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无比喜悦之情,表达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坚定决心。下午6点半,欢庆队伍高举各色彩灯和燃烧的火炬,高呼“反对侵略战争”、“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等口号,开始提灯游行。无数群众分列道路两旁,口号声、欢笑声、歌唱声混成一片。深夜,欢乐的人们仍然不肯散去,依旧在街头畅谈,尽情分享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幸福和喜悦。
四、建立基层民主政权
济南解放初期,由于前线战事紧张,区以下没有立即建立民主政权。考虑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旧保甲长熟悉街道情况的实际,除少数罪大恶极的予以法办外,整顿战后济南,实施城市管理,如组织群众掩埋尸体、填平碉堡工事、整顿市容卫生、进行户口登记、支援前线作战等,主要还是利用旧保甲长开展工作。
1948年12月,随着战后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和经济社会形势逐步稳定,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作出关于建立基层政权的指示,确定区为一级政权,街(乡)为基层政权,街(乡)下设闾①。根据市委指示,七区经过 ① 音lǚ,中国古代时就有的一种居民组织单位,25户为一闾。
研究决定,在碧梧街进行了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基层人民政权的试点。建政初期,由于少数反动势力竭力阻挠和破坏,有的造谣生事威胁群众,有的唆使手下店员等操纵选举,有的拉拢收买积极分子,致使基层建政工作面临干扰。为确保基层建政工作顺利进行,区委、区政府在群众中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引导大家增强阶级意识,明确劳苦大众没有掌握政权是受苦受难的主要原因;明确保甲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利用保甲人员是暂时的过渡性措施,最终必须打烂保甲制度;明确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必须由人民掌握政权和当家作主;明确建立基层政权的目的和要求。在此基础上,区委组建建政委员会,成立工作组,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按照自下而上的原则,以10到15户居民、60到70人为一个居民小组,推选正副组长各一人;3个居民小组建立一个闾,闾长从居民小组组长中推选产生;15到20个闾建立一个街政委员会或街政府,街政委员会和街政府成员由7到9人组成,由闾长或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碧梧街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全区基层建政工作全面铺开,共建立了8个街政委员会、2个街政府和127个闾。
街闾形式的基层政权建立后,各街政委员会和街政府在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维持秩序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照搬了农村的组 21
织管理形式,确定街为一级政权,与城市人口集中和刚解放情况复杂的情况不相适应,分散了干部,也不利于加强组织领导。
1949年6月,市委作出《关于变更区街组织形式,加强市级领导的决定》。《决定》要求取消街政权,街道管理工作交由公安派出所办理;区政府改称区公所,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关。根据市委要求,七区、十区区委、区政府随即改名七区、十区区委、区公所,街政权被取消。
1952年7月,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①《关于10万人以上人口城市建立居民委员会试行方案》的要求,六区以派出所管辖区域为单位,建立了7个居民委员会和若干业务委员会,并经居民代表大会选举,选出了7名居委会主任和161名治安委员、133名优抚救助委员、133名文教委员、164名卫生委员、142名调解委员。
1954年7月,济南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出《调整居民委员会区划,建立街道办事处作为区人民政府派出机关》的决议。8月上旬,省、市、区三级抽调12名机关干部组成工作组,在六区第五居委会进行了建立街道办事处的试点。8月28日,在对广大人民群众深入宣传的基础上,决定按原居委会辖区建立街道办事处,以户籍段辖区建立群众自治性居委会。9月11日,试点工作结束。12月,根据市委统 ① 1938年12月建立,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组成华东局,山东分局撤销。1949年3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南下,中央批准山东分局重新成立。
一部署,六区设立了7个按照数码顺序排列命名的街道办事处,作为区政府的派出机关。至此,市区街道民主建政工作基本完成。
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伴随征粮支前、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同步进行的。济南解放初期,通过双减反霸、减租退押和征粮支前,近郊农村普遍建立了农会和村政权,摧毁了封建保甲制度。但由于农村情况复杂、干部力量不足、治黄修堤任务繁重和封建地主蓄意破坏等原因,也出现了农村建政不均衡和村级组织成员良莠不齐等现象。
1949年10月,十区召开乡村干部会议,部署开展土地占有情况调查。通过土地占有情况调查,进一步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少数没有建立农会和基层政权的村完成了建政工作。1950年7月,市郊土改全面展开。为配合土改运动的开展,十区对部分农会进行调整,改造了农村政权,对农村群众广泛进行土改、前途和形势教育,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为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建政创造了良好条件。11月,区、乡工作队深入各村,带领农民群众开展批斗地主活动,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房屋,分田分物分房,彻底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农村政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1950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乡镇(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镇(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作为建 23
立农村基层人民政权的法律依据。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指示》。同月,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了《山东省人民代表会议试行组织条例》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试行组织条例》,部署全省的基层政权建设工作。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十区依托各村的农会组织,发挥土改中涌现出的贫、雇农骨干作用,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各乡、各村的民主政权。至此,济南西郊农村地区完成了基层政权建设。
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建国初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是民主建政的主要形式,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之前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和人民参加管理国家政权活动的基本方式。
1949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3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及各县一律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9月4日、7日,中共中央又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省、市、县三个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
1949年8月1日,济南市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由于济南市所辖各区是市政府的派出机关,因此没有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随着生产、社会秩序的恢复,需要提交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研究的事务越来越多,各区人民群众要求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愿望十分强烈。
1951年6月25日,市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做出了召开各区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7月10日,六区开始各代会筹备;7月17日,筹备委员会成立,设正副主任各1人、委员21人。通过推荐与民主协商,产生了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38名。其中政府机关代表6名,党团代表5名(中共、民盟、民建、民革、青年团各1名),省市驻区机关代表3名,团体代表38名(工人代表23名,妇女代表8名,青年代表5名,街道合作社代表2名),驻区军警代表6名,街道居民代表2名,工商界代表14名,医务界代表3名,文艺界代表1名,特邀代表5名。
8月15到17日,第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到会代表138名。会议听取通过了区政府工作报告和公安工作报告,总结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生产救灾、拥军优属、民事调解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号召全区人民贯彻执行爱国公约,继续深入扎实地做好抗美援朝工作,加强全区文化教育和公安工作,加强治黄工作,加强政权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会议选举产生了六区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有委员27人;鲁岐山为主席,李润心(女)、王子祯、秦金山为副主席。
自1951年8月到1953年12月,六区共召开4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出席各次会议的代表由工人、农民、工商界、医务界、文艺界以及社会知名人士、机关干部等各方面代表组成,主要任务是听取政府报告、选举委员会、通过各项决议,对于过渡时期党的政策宣传和对社会经济各项事务的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确定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各个阶级的平等地位,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治协商制度,增强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推动了各项运动的开展。
11月17到18日,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审议了区协商委员会、区人民政府3个月来的工作报告及第一次会议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肯定了全区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发展生产、民主建设及文教卫生等领域取得的显著成就,通过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致敬电。会议号召全区人民,以实际行动响应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援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
1952年7月24到25日,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总结了半年来“三反”“五反”运动取得的成就,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在巩固“三反”“五反”运动成果的 26
基础上,大力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继续深入普遍地开展爱国卫生防疫运动,有计划地开展民主建政工作,认真落实优抚政策,支援抗美援朝。
1953年2月2日到4日,六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召开。会议听取了区协商委员会会务工作报告和区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全区在抗美援朝、增产节约、爱国卫生、人民民主运动及劳动就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号召全区人民继续深入开展支援抗美援朝、增产节约、贯彻《婚姻法》、人民民主、爱国卫生等运动。
相继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政府和群众间架起了互通信息的桥梁,实现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夙愿,大大激发了各界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推进了基层政权建设,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是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密切了党群关系,提高了政府威望。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形势日臻稳定,生产、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日渐恢复和发展,市政建设、生产救灾等顺利进展,人民群众增强了对政府的信任感。二是加强了人民内部团结。会议组织的各项活动中,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引导代表敞开思想,积极发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呈现了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团结共进的良好局面,促进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巩固。三是推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各代会代表 27
由各界先进模范人物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有利于发动广大群众共同努力完成任务,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能,同心协力地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四是加强了民主制度建设。通过各代会的实践,广大群众受到了教育和锻炼,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发扬民主的氛围越来越浓。同时,各代会的召开也对促进党的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实际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到1953年10月第六区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济南市第六区圆满完成了历史使命。
六、镇压反革命
作为山东省省会,济南市长期处于日伪和国民党统治之下,反动党团和特务组织复杂庞大。济南解放时,部分特务和反动党团人员或被俘或逃跑,但也有许多潜藏下来伺机破坏。济南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又不断派遣特务潜入济南,联络原有人员,搜集军政情报,杀害革命干部群众,给新生人民民主政权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开展以肃清匪特为重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成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巩固新生政权的重中之重。
1948年10月1日,济南特别市军管会就发出布告,命令反动党团人员、特务组织和散兵游匪还乡团等,停止一切活动,交出证件和武器弹药,到公安机关登记,听候处理。同时,相继破获了“鲁济戡乱建国团”、“鲁西反共救国军”、“淮海联络总站”等反革命组织和敌特机关,取缔了盘踞多年的“一贯道”等反动道会门。刚刚建立的七区、十区区委、区政府采取强大政治攻势,迫使辖区敌(伪)军、政、警、宪人员和国民党、三青团分子进行了自新登记。1949年3月,对已登记的1501名敌伪人员、反动党团分子,区别首要和胁从,根据罪恶轻重及悔改程度作出了处理。随后,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取缔反动道会门的布告》要求,开展了取缔反动道会门专项斗争。
这一时期,由于部分工作人员麻痹轻敌,对待反革命分子存在“宽大无边”现象,以致出现了该杀的久拖不决、该关的拖延未关、关了的判刑过轻和应当管制的未加管制等现象,部分反革命分子逍遥法外。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大陆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他们到处散布谣言,破坏工厂、铁路,抢劫粮食、财物,刺探情报,甚至组织**,活动十分猖獗。山东济南发生了敌特分子杀害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①和铁路投毒事件,七区还在辖区破获了“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特务组织。
① 黄祖炎,江西南康人。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3月13日,黄祖炎在济南参加军区文化工作座谈会时,惨遭反革命分子杀害。
1950年6月,中共山东分局指示各级政府,严厉镇压匪特,严防敌人利用道会门进行活动,加紧侦破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开展剿匪、肃特、反霸及重点取缔反动道会门斗争。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纠正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的右倾倾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11月10日,华东局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遵照中央指示,认真检查镇压反革命工作,制订镇压反革命活动计划,坚决纠正工作中“右”的倾向和防止“左”的错误,并适当充实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干部。1951年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面展开。
1951年3月11日,中共济南市委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在全市开展镇压反革命宣传教育工作。3月30日,济南市召开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在全市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决议。
4月1日,根据中央和省、市委指示精神和要求,六区本着“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通过组织座谈会、报告会、展览等形式,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镇反运动的指示和《惩治反革命条例》,广泛宣传镇压反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号召和发动群众积极投身镇压反革命运动,检举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行,30
对各类镇反对象进行调查统计。同时,对区内各类反革命分子进行公开搜捕,逮捕了李星南、丁子英、满恒富、高耀庭、贾寿春、滕沛昌、崔锦堂、华玉玺、刘炳荣、石玉泉、陈子刚、吕子正等一批隐藏在辖区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随后,发动5万余名群众,召开群众大会、座谈会、代表会、控诉会、苦主会、公审会700余次,控诉声讨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4月15日至16日,分别召开各界临时代表会议和被害群众诉苦座谈会,对李星南、华玉玺、滕沛昌、崔锦堂、刘炳荣等进行揭发和控诉。4月17日,六区在济南市纬十路小学召开千人公审大会,宣布对李星南、华玉玺、滕沛昌、刘炳荣、崔锦堂、丁子英、满恒富等7名罪大恶极分子执行枪决;对石玉泉、陈子刚等7人判处有期徒刑;对98名罪行较轻、民愤不大的反革命分子予以管制。同时,对潜逃来辖区隐藏的恶霸地主贾寿春、匪军连长高耀庭等遣回原籍,交由当地人民政府处理。通过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政策感召下也迫于形势压力,全区469名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这一阶段的镇反运动安排周密,措施有力,成效显著,沉重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
5月11日,镇反运动转入打击和取缔反动道会门阶段。期间,六区逮捕了皈一道头目鲁子山、吕祖坛头目任凤鸣、一炷香头目张学友等25 31
名负有造谣破坏、奸淫妇女恶行和暗中从事非法活动的反动道会门首要分子,取缔坛口4处,登记一贯道、皈一道、吕祖坛、圣贤道等道会门人员53人。随后,会同市委派驻的100名干部,在全区深入开展政策宣传和对首恶分子控诉活动。在党的政策感召下,3718名徒众自动退道,彻底摧毁了反动道会门组织。
6月19日,六区各界代表组成了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深入搜集群众反映,审查相关材料,提出处理意见。6月22日,将反革命案件全部审理完毕。全区逮捕法办各类反革命分子494名。
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转入搜捕残敌、清理积案和管制反革命分子阶段。到1953年镇反运动结束,全区共搜捕反革命分子855名。1955年8月,六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再次镇压反革命的决议。此后至1956年,全区先后收到检举材料4000余份,分两批逮捕反革命分子114名。
由于各级党组织在镇反运动中十分注重运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对镇反运动的政策宣传到位,对群众情绪变化引导及时,很快形成了内部注重政策理论学习统一思想、外部严厉打击敌对势力和反革命分子的良好局面。通过动员广大群众投身镇反运动,开展控诉、公审和检举反革命 32
分子的群众运动和道会门中的群众退道行动,巩固了和党外民主人士的团结,涌现出了大批群众积极分子,推进了各项工作。
镇反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革命政权进行的一场全国性的打击敌对势力的运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经过程。镇反运动的开展,沉重打击了各种反动势力,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同时也发动积极分子成立了联防治安组织,大大加强了社会治安力量,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
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6月25日,正当全国各族人民认真贯彻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努力奋斗之际,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朝鲜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出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在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同年底,济南市所辖各区相继召开动员大会,成立抗美援朝工作委员会,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各界妇女、青年团组织纷纷成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行动分会和若干行动小组,发动
街道群众订立爱国公约。各机关、学校、街道等相继召开群众大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小型座谈会,广泛宣传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迅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
(一)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宣传教育
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审改的《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11月1日,中共济南市委召开市直机关单位主要党员干部会议,动员大家正确认识当前形势,加强时事学习宣传。21日,市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时事学习与宣传教育的指示》。按照市委要求,七区、十区利用抗美援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断深化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1951年4、5月间,六区先后两次组织400多名机关、学校、街道积极分子组成的宣传队伍,深入大街小巷开展宣传教育。期间,全区先后召开大小群众会、代表会、座谈会543个,建立时事教育宣传站6个、收听站187个、收听小组318个,成立板报组、文娱组、读报组共84个,利用墙报、黑板报、漫画、幻灯、文艺演出等形式,对全区人民群众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宣传教育,受教育群众达到50770人,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消除了对美国的恐惧心理,正确理解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坚定了抗美援朝必胜的信心和决心。1952年1月,又分思想发动、34
学习文件、落实行动三个步骤,在全区范围内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事形势政策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观念。
(二)组织大规模的游行集会、订立爱国公约和和平签名活动 1950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刚刚爆发,七区、十区就组织召开群众大会,谴责声讨美国的侵略行为,声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正义斗争。12月9日,七区在青年公园组织盛大集会游行活动,纪念“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5周年,庆祝平壤光复的伟大胜利。1951年5月1日,六区组织27000人参加了“五一”大游行,又一次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高潮。9月1日至2日,组织3500余名群众在纬十路小学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周年大会。10月1日,组织5000余名群众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周年国庆大游行。1952年10月,在青年公园举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参战2周年大会,组织数千名干部群众聆听赴朝归来志愿军代表所作的抗美援朝前线将士事迹报告。
1951年1月7日至8日,济南市召开第一次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会后,全市迅速掀起了自发订立爱国公约的热潮。同年3月,济南市各界人民第二次抗美援朝代表会议通过了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决议,400多名与会代表现场签名投票。随后,六区区 35
委、区公所发动群众开展了订立爱国公约和和平签名活动。至4月底,全区7.2万人(次)的群众参加了拥护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和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投票;各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街道、家庭等,立足各自具体情况,围绕抗美援朝运动,订立了各自的爱国公约。此后,六区转入检查修订爱国公约阶段。各单位按照区委、区公所要求,全面检查和修订了各自的爱国公约。
(三)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
1951年1月1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全国发起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17日,山东分会作出在城市发起捐献“千元运动”、在农村发起捐献“百元运动”的决定。全区人民积极响应,迅速掀起了慰劳救济运动高潮。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实施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爱国计划。10日,山东省抗美援朝分会作出捐献“山东空军师”的决定。济南市各界群众纷纷提出捐献“济南工人号”、“济南妇女号”等计划。六区人民积极响应号召,纷纷开展增产捐献活动。至7月底,共捐献款额2358.79万元(旧人民币)。同时,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决心赴朝作战,抗美援朝。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配合抗美援朝作出开展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决定。36
六区人民积极响应中央“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广泛组织劳动竞赛,推动技术改革,深入开展增产节约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从1950年至1953年底,六区人民群众为购买飞机大炮抗美援朝捐献款额34647.7万元(旧人民币),为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难民捐献款额2440.32万元(旧人民币)、慰问袋170个、慰问信2000余封,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做被服41017件、军鞋军袜402590双,为夺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
辖区的拥军优属工作始于1948年。当时的拥军优属工作主要以拥军支前、慰问部队、救护伤员为主。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兴起,拥军优属成为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内容。
1.结合重大传统节日
掀起拥军优属高潮
每逢元旦、春节、建军节等节日,区委、区政府都组织开展慰问演出、赠送慰问品、征求意见、解决实际困难等拥军优属活动;各街道优抚组织也定期、不定期地走访慰问烈、军属,给他们送粮、送菜,解决实际困难。1951年春节期间,根据市委、市政府指示,为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六区成立了区及基层拥军优属委员会31个,普遍开展了拥军月活动。期间,全区各界人士积极捐款捐物,排练文艺节目,筹备军民 37
联欢会、各界群众代表会等。春节前夕,组织了向烈军属和荣誉军人、复员军人家属分送慰问品活动。春节后,各街道干部又分头向烈、军属和荣誉军人拜年,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联谊会和茶话会。据统计,活动期间,六区共对535户革命军人、烈士、荣誉军人、复员军人家属进行登记并颁发证书,对319户老弱贫苦的军烈属予以适当照顾,发放优抚粮11276.5公斤,棉衣、棉被105件。1951年10月14日,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区委、区政府又组织有关部门,对全区559户烈军属进行了走访慰问,向烈军属家庭送月饼373.5公斤,花生156公斤,猪肉243.5公斤,面粉17412公斤,救济款824.72万元(旧人民币),为69户烈军属解决了就业问题。1952年春节,六区开展了“少年儿童慰劳烈军属一件事”活动。9月28日,区委、区政府隆重召开表彰烈军属、复员军人、荣誉军人和拥军优属模范大会,95名同志受到了表彰奖励。1953年春节,全区再次掀起了人民群众拥军优属的高潮。
2.加强组织领导
开展优抚工作大检查
1953年1月,为贯彻华东军政委员会及济南市政府关于“春节期间开展拥军优属”及“加强优抚工作”的指示,六区优抚委员会成立临时办公室,各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也相应建立了优抚分会和优抚小组,并组织了优抚工作检查。7月,根据市政府《关于普遍检查优抚工作,订 38
立各级优抚工作计划的决定》和《关于检查优抚工作的具体办法和要求的通知》,六区优抚委员会对全区各级机关、街道、工厂、商店、学校等单位进行了优抚工作集中检查,征求烈军属的意见,总结经验教训。8月1日,区委召开全区居委会正、副主任和优抚委员参加的优抚工作会议,总结检查前段优抚工作情况,对军属提出的95条提案给予了解决和处理,制定了减免医药费就诊、减免学杂费入学、优先安排就业等优待烈军属的具体措施。
3.提高抚恤标准
优先安排烈军属就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区政府每年对部分有临时困难的烈军属、荣誉军人和伤残军人给予实物或现金补助。同时,采取以工代赈形式,组织烈军属困难家庭开展生产自救,参加街道生产劳动和其他临时性工作。1950年起,对因战、因公牺牲及病故的有关人员家属和因战、因公致残的军人、革命工作人员、民兵等实行优待抚恤。1952年、1953年、1955年,先后3次提高抚恤标准,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为从根本上解决烈军属家庭生活困难,区政府作出优先安排烈军属工作的决定。1950年,根据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关于开展志愿兵复员工作的决定,区政府设立志愿兵复员工作委员会。1951年,志愿兵复员工作委员会改称转业建设委员会,后改为复员退伍军人安置领导小组。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初期,以 39
自力更生、社会互救、政府扶持为主,主要是动员复员退伍军人参加生产;对于不易安置而具备就业条件的,政府帮助安排他们就业。
第三节 进行新民主主义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级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已经初步完成。然而,全国范围内旧的社会生产体系尚未彻底打破,封建残余的影响依然十分严重,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仍面临诸多障碍。在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还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新民主主义改革。
一、以土改运动和企业民主改革为重点的生产关系变革
(一)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不仅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实行土地改革,其重大意义在于彻底摧毁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和剥削制度,最大限度地解放农村生产力,在农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并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有利条件。
济南地区的土地改革最早始于1946年的老解放区。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由于清理战后、恢复生产和支前征粮的任务较重,新解放区没有立即开展土地改革,但伴随支前征粮等开展了土地减租、建立农会等土改准备工作。
1948年10月,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十区对农村土地占用和租佃关系情况进行了调查,基本摸清了农村地区的土地占有情况。以十区吴家堡乡土地占有情况为例:该地区共有土地56912亩,人口21305人,人均土地2.67亩。其中地主253户、1694人,占有土地14401.9亩,人均土地8.50亩;富农104户、648人,占有土地3855.7亩,人均土地5.95亩;中农1557户、7802人,占有土地24032.7亩,人均土地3.08亩;贫农2316户、11161人,占有土地14621.7亩,人均土地1.31亩。调查发现,十区由于靠近城市,土地比较分散,学田、义田、教会用地较多;由于靠近黄河,水田、藕田等低洼盐碱地多;解放前日伪政权多次强购,军队营垣用地较多,地主多是中小地主。虽是中小地主,他们却占有大量优质土地,且多兼保甲长,多与敌伪组织和土匪特务有勾结,多是敌伪党团分子及反动道会门头子,对贫雇农的剥削和压迫十分残酷。辖区地主人均占有土地是贫农的6.5倍,有的甚至占到全村土地的30%;地租每年两期,占年产量的50%到70%之间,有的甚 41
至高达80%以上。段店地主还有所谓“爬租”等剥削农民的方式,即如果看到农民挖井种地、发展生产,地主就收取一斗麦子两斗秋的地租;第二年则爬升到两斗麦子三斗秋;第三年则会爬升到五斗麦子。
与此同时,十区召开动员大会,成立工作组,在所属乡村由点到面地推进土地减租。按照区委、区政府要求,各乡村相继成立减租委员会和农会筹备委员会,研究制定“减租法令”,讨论决定以“实收产量”确定减租标准,废除了地主的额外地租。召开佃户大会,讨论实收粮食数额,确定减租标准。当年,十区减租粮食19569公斤,涉及佃户729户、土地2316亩。通过土地减租运动,缓解了贫雇农群众的生活困难,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并在减租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农会和村政权,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10月,十区又召开所属乡村干部会议,要求各村结合土地减租运动,组织力量对土地占有情况做进一步调查,广泛进行土地改革重大意义的宣传,培养农民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感情,为全面土改做准备。
1950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要求京、津两市及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平原、山东6省所属各市郊区,于1950年春耕以前或秋收以后完成土地改革。2月6日,市政府发出土改布告,要求彻底废除封建剥 42
削制度,没收地主土地,征收富农出租土地,收归国家所有,由人民政府管理,分配给无地或地少的农民耕种;所有地主、富农均应遵守政府法令,听候政府处理;地主、富农兼管的工商业,不得没收和分配。3月3日,市委、市政府决定抽调380名干部参加土改,并成立市郊土改指挥部,统一领导土改运动。3月4日,市委召开干部大会,要求坚决贯彻中央指示,严格掌握政策,切实搞好土地改革。
3月,按照政务院指示精神和市委、市政府会议要求,十区结合发展农业生产,继续深入开展阶级教育、土地调查、培养训练积极分子等工作,为全面土改创造条件。6月,中央决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土改运动暂停,工作重点转入组织夏收和生产备荒。
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同时,中共中央决定自1950年冬开始,分期分批地在新解放区全面实行土改。总的路线和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其过程一般要经历发动群众、划分成分、没收和分配土地、总结复查等几个阶段。43
要求各级政府派出工作队伍,深入群众,领导土改。7月,结合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十区有重点地调整农会,改造农村政权,对农民群众广泛进行土改、前途和形势教育,以提高政治觉悟、阶级斗争观念和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进一步做好土改运动前期准备。
10月20日,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完成与结束土地改革的指示》,省政府颁布《山东省土地改革具体实施办法》,对全省新、老解放区土地改革作出总体安排和衔接部署。12月17日至19日,济南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了郊区土地改革方案。同时,成立郊区土地改革工作委员会,集训区、乡土改干部;重新调整区划,成立中共济南市委郊区工委和济南市人民政府郊区办事处①,为顺利实施土改提供了组织准备。
从1950年12月到1952年3月,新调整成立的郊三区、郊四区、郊五区先后经历阶级教育、改组农会、划分阶级成分、批斗地主、没收分配土地资产、颁发土地证、改造乡村政权等阶段,相继完成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运动。其中,郊四区的四合、兴林、镇河、梨园、杨庄、美里等乡和郊五区的申庄、刘庄、王庄等乡,共没收地主、富农 ① 辖6区1镇、42个乡。原第十区被划为郊三区、郊四区、郊五区,其中万盛街、槐荫街地区划归第六区管理。此后,郊
三、郊
四、郊五区几经调整区划和变更隶属关系、名称。1987年,其大部分地区划归槐荫区。
土地1.14万亩、房屋1920间、大牲畜323头、农具1460件,2099户、9508名贫农分得了土地资产,贫农人均占有土地增加了一倍。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结束了济南西部地区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和剥削制度,实现了农民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大力发展农业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条件。随着城郊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城区地权改革也全面展开。济南解放初,城区地产分为公有和私有两部分。1949年12月20日至1950年3月,济南市首次进行地产登记。同时没收、征收外侨、教会占有的土地;规定城区土地征用由济南市统一管理。1951年6月20日,市政府发布《关于建设使用公有、私有土地试行办法》规定:用地单位依照城市规划提出申请,报经市城建局批准,由市房地产管理局通知土地所在地的区公所(区政府)召开被征土地业主迁移动员会,再由城建局定线,房地产管理局测量,并召集业主指界、登记土地面积、收回地证、计算地价和地上物补偿,最后通过银行发款征购。所购土地,无论公、私企业,只拥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1952年,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官僚资本家占有的土地收归国有。1954年,将企事业单位接收使用的外侨、教会房地产登记注册并列为公产。市辖各城区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对各 45
自辖区的地产情况进行了登记,没收了相关人员的地产,明确了地权关系和土地征用程序。
(二)企业民主改革
济南解放初期,各级党组织虽在各厂矿企业领导开展了反封建虐待、建立工会、成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等民主改革,对于遏制克扣工人工资、强迫工人请客送礼、调戏奸淫女工等现象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封建残余势力的存在和民主管理思想的淡薄,这些改革是不彻底的。在国营企业,由于企业接管过程中保留了原有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企业所有制度虽发生了根本转变,但内部生产关系的变革并没有最后完成,旧的管理方式和封建残余势力依然存在,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民主管理和发展生产的思想还没有完全确立。在私营企业,封建管理方式和封建把头仍然大行其道,或明或暗地继续欺压盘剥工人,抵制政府法令,打击积极分子,破坏工人团结和工会工作,严重影响了劳资关系和企业发展,企业民主改革势在必行。
1951年6月至9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营、公营工厂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指示》、《关于废除搜身制的决议》、《关于党对国营企业领导的决议》等指示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中共济南市委在全市国营企业中进行“民主改革补课”。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和要求,驻区国营企业和辖区地方国营企业结合正在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采取召开公审大会等形式,发动工人群众控诉已经逮捕和将要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使广大工人群众分清敌我界限,明确政策标准,提高了政治觉悟和阶级意识。在此基础上,发动工人群众开展回忆、对比、诉苦运动,揭露、控诉旧社会资本家欺压工人的罪行,引导工人群众划清新社会与旧社会、人民企业与官僚资本企业、主人与奴隶、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对工人群众进行了主人翁教育,揭发批判了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封建把头、逃亡地主等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恶霸。同时,按照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区别对待和“罪大者减罪,罪轻者免罪,无罪者放下包袱”的原则,动员有问题的人员自行坦白。对于曾欺压过工人的职员、工头等,发动他们开展自我批评,主动向工人认错并保证今后改正;工人之间采取提高觉悟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消除了因工作态度、作风、习惯及地域不同产生的隔阂。随后,“民主改革补课”转入民主检查和改进民主管理阶段。企业领导干部以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改进民主管理为中心,以整风的精神,抓住主要问题和症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企业党组织内部统一了对民主改革和管理的认识,牢固树立了依靠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思想;组织、发动工人群众认真学习工会法及企业民主管理文件精神,开展民主检查,提 47
出合理化建议;发挥工人群众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吸收部分威信较高的工人、职员参与企业管理,普遍改选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工代会、合理化建议委员会等,较彻底地清除了旧社会遗留的封建管理体制,真正实现了企业管理民主,使工人成为了企业名副其实的主人。同时,从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出发,团结改造旧技术人员,解决了工人与技术人员之间的矛盾,以及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劳动保护和福利生活问题。
10月,根据中共山东分局扩大会议精神和市委、市政府要求,市辖各区私营企业民主改革开始。此前,六区结合国营企业民主改革,在私营企业开展了落实工会法大检查活动。通过工会法检查,采用回忆对比方式,对工人店员内部残存的封建意识进行了批评,建立完善了私营厂店工会;对潜伏在企业内部的反动党团分子、道会门分子、特务和封建把头、旧警察、逃亡地主等进行了登记,打击了长期欺压工人店员的封建把头,初步开展了反封建把头斗争,基本遏止了随便打骂、开除工人店员现象。私营企业民主改革运动开始后,六区及时调整充实工会法检查委员会,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在企业内部建立了20个劳资双方代表共同参加的检查小组;召开了劳资双方代表会议,分析了工会法检查发现的问题并对私营企业民主改革进行动员部署。随后,六区从巩固工会 48
法检查成果和宣传其他劳动保护法令入手,以废除封建管理制度、促进民主管理、发展企业生产为目的,开展了私营企业民主改革运动。
一是组织开展学习,深入调查研究,提高工人店员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法规水平。组织劳资双方深入学习工会法及其他劳动保护法规,通过开展回忆对比,解决了工人店员片面地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资方片面地认为企业效益下滑是工人的原因等问题,教育劳资双方明确企业发展对双方有利,提高了劳资双方的觉悟。同时,进一步检查了私营厂店存在的突出问题:如有的厂店经过工会法检查停止了随便打骂工人店员的做法,但又采取以罚跑代替打、以讽刺挖苦代替骂的惩罚新方式;有的采取威胁利诱等办法,阻止工人店员参加政治活动;有的雇佣或解雇工人店员不通知工会;部分厂店随意延长工时长达13或15个小时;多数厂店安全卫生条件差,劳动保护毫无保障;多数厂店仍采取封建管理方式,封建把头为所欲为;劳动协商会议只有形式不起作用,劳资关系极为紧张等等。
二是进行政策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彻底打破封建管理和封建把头制度。通过反复开展政策教育,消除了工人群众的顾虑,划清了封建与资本、封建与技术、首要与一般、内部与外部、政治问题与生活作风问题的界限,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在政策法令和劳资协商范围内进行批评 49
斗争,将其违法事件交由法院处理;对劣迹昭著的封建把头展开斗争,将有恶行、民愤极大的作出开除等处理;对罪恶不大的一般把头及存在生活作风问题的作为内部问题处理,根据其罪恶大小、有无技术、劳动态度、认识错误程度等,经群众讨论研究,作出撤销职务、调动工作、教育改造等处理;对有技术的以及师徒关系中存在封建管理方式的人员,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促其转变,以达到团结多数、打击首要、废除封建管理和把头制度的目的。
三是召开民主团结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工人内部团结问题。以车间、部门、小组为单位召开职工团结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职工内部团结。充分发挥基层工会和积极分子的作用,每项工作部署和每个问题处理首先交由工会委员会研究,再召集积极分子会议讨论统一思想,最后分头传达到群众中去,将企业决策和部署转化为工人群众的自觉行动;同时,通过积极分子和工会将群众的反映、要求和建议带回来进行研究,确保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扩大群众民主管理,使工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得到了较好发挥,密切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加强了工人内部团结。
四是整顿工会组织,完善劳资协商会议,健全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在提高工人觉悟、反封建管理和把头、搞好工人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召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