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史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
——读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之读后感
学生序号：59 023111123 姜超 题记：每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都有时代的使命，这种时代的使命是通过他的作品变现出来的。今日有幸，得老师推荐阅读徐大师《中国近代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让我静下心好好的欣赏。
徐中约是华裔美国历史学者，毕业于燕京大学，上世纪50年代前往美国，师从费正清大师，但却与费大师在观念上大相径庭，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汉学界认为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源流在西方帝国主义，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对中国形成冲击，这是一个挑战，对于中国是好的。这是名副其实的西方中心论。徐中约认为中国近代史不应以西方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而是从中国内部原因来深入挖掘?? 总所周知，写历史是非常难的，需要很多很多资料，而且更要从中辨明真假。写个一部气势宏伟的通史巨著更是绝非微观历史，小历史可比。在当时的这个费正清的绝对权威之下写出这样一部思想不合主流的通史很是不易，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历史总是大浪淘沙，他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已经成为美国本科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必读教科书，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对于一个当代中国大学生来说，这本书丰富全面，分析事情客观独特，却又不走极端，很好的补充了课堂的局限性，通过此书可以全面领略中国是如何从康乾盛世转而列强入侵，继而又重新崛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
此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此书以清朝入关为始而不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起点，这样的做法虽然是略显冗长，但是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更为深刻，更能知道前因后果。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要先对这个冲击承担者清朝机构制度进行研究。中国是如何被入侵的，如何一步一步衰弱的，如何因外力进逼不得不然的转型变化。最主要的是与世界史从1500年开始可以接轨，以此能有个比较。拥有四千多年的中国一直处在世界的东方，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动对他都丝毫没有任何影响，一方面是源于中国人古往今来所传承的独立之人格，一方面是由于地理的限制，外部进不来我们出不去。近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教士，探险家等前往中国，打开了悠久的孤立局面，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因此，变化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实际统治者在变，制度在变，思想在变，敌人在变等等。当时的具有前瞻性的人正在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体面生存下去的道路，以推动中国不断向前。从鸦片战争以前对西方的排斥到1861-1895年间的自强运动、到1898-1912年间的政治改造和革命、再到1917-1923年间的思想革命，最后到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重要的里程碑，构建起概念的框架。与政治变化同时进行的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根本转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自强运动期间，近代工业和企业开始发展，而外国人则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在条约口岸开办制造业、航运业、银行业和贸易商号。这种半殖民主义的特征延续中国近一个世纪，是中国近代经济的显著特征。总体说来，这部书描述了中华民族近四百年的痛苦挣扎到剥茧而出的过程，讲述了平民大众如何度过那个悲欢离合的时代，表达了一位旅美历史学家以中国人的身份对于中国的深深情愫。
中国现在犹如一只涅盘中翱翔而起的凤凰，转世重生。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那里躺着一个酣睡的巨人。让他睡着吧。因为他若是醒来，将会改变世界。”中国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美国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身，中西的交织，使两国将在未来将极大的制约整个世界。篇二：《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最近读了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感悟颇多，对这段历史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在读之前，我先给自己设置了两个疑问：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社会之前，任何一个人或是组织能否改变旧中国的命运？若不能，为什么呢？若是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失败，抑或者根本未曾出现，是否必然还会有另一个组织来完成相同的伟业？简而言之，呼啸的历史巨轮滚动之方向，究竟是早已设定好，还是碰巧转向既定的方向？带着疑惑，我翻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扉页。
蒋先生其实早已看的明白：日本、俄罗斯、土耳其无一不是通过改革而国力强大，不至受到外国凌辱。而中国于人于地，均不在他国之下，“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我们是落伍了！”因此“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中国人能近代化吗？”数言之间，总论已为全书、为中国近代史定下了基调，中国近代史根本只是无数尝试近代化的先知与更多被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战争史。这场战争始于鸦片战争，这一战打开了中国紧闭了百年的国门，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就鸦片战争而言，对于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之后走向扩张之路，她的发展必得经由向外输出货物换取金银以充国力之路。因此，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迟早是要打开的。而18世纪末期英国在印度半岛取得统治性地位之后，对于她而言这一战的客观条件也已成熟。对于清政府，于外交、海关、法权的处置都不甚合理，同时鸦片这样一种商品是她所万万不能接受的，而禁言行为种种总欠考虑。于是战端骤起，于是签下了《南京条约》。依我看来，鸦片战争之必然远大于偶然。其时中国早已落后于西方诸强之后，仍不自知；而西方诸强纷纷完成了近代化进程，由于资本主义产业内部的自身要求，必然是想要走向同英国一般向欠发达地区输出产品以换取硬通货扩大再生产之路。即使战事不以鸦片起也难保其他缘故。贪婪是永远无法满足的。禁烟未错，单看禁烟之手段和方法又是否错了？似乎也没错。那为何结果却差之千里呢？旧时代已发展到极致的中国不堪近代世界洪流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是唯一的出路，屈辱的历史是历史的契机，历史巨轮开始缓缓转动。
而此中的林则徐注定是一个悲剧，后人永远只记住他是勇敢禁烟，英勇剿夷的民族英雄，在琦善这类抚夷派小人的衬托下身影无比高大。真实的林则徐绝不希望如此。觉悟后的他突破了传统，在思想上也转为积极的形态，为魏源、为后人毕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材料。然这积极性终被他自己的士大夫情结所埋没，可惜！可叹！就剿夷和抚夷而言，剿夷难道“夷”能剿尽吗？抚夷难道“夷”的要求有能力一直抚下去吗？既然不能，那剿夷作甚？抚夷作甚？是为了给民族的发展和振兴的时间与空间啊！殊途同归，奈何走错了方向，错过的时间再也追不回了，非痛不知醒，人又有谁能免俗呢？
随后粉墨登场的代表人物当属洪秀全与曾国藩。洪秀全本是一介布衣，屡试不第，最终选择打着耶稣教的幌子建立反政府武装。农民起义按蒋先生的说法已是旧社会的“老圈套”了，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最大特点即是借助了上帝神化了自己。此举看似新颖，其实西方的上帝只是一个幌子，与陈胜吴广时期的“大胜王”别无二致。所谓“天人合一”，其实却是为了利用底层民众的无知，无知则无畏，无畏则大事可期也。除了宗教这个利器之外，洪秀全还抓牢了种族这个武器，看来现在所倡之中华民族观念当时并未确立，汉族自命，排满者前赴后继，洪也不过借助这一方法团结大多数底层的民众而已。但其实作为他的追随者，与之前的“圈套”无二，真正向往的是他“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施政纲领”。而他的最终失败缘于改革的失败，他未能将所描绘的愿景转化为现实，太平天国的分崩离析也只是早晚之事。然而他究竟是不愿，还是不能？我们无从猜测，只是以我所见，他可能觉得实现这个理想的效益远低于宗教革命、种族革命，但却没想到因此从可能的正统掉落至流寇。与洪秀全对应的自然是曾国藩。他从埋首的古籍中走出，践行着其所学所想，不失为一位大 家。曾国藩读书，却不读死书，他跳出了困住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泥沼。他明白，在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之下，谁能更好地利用、挖掘出别人所没有利用到的潜力，势必能高人一头。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孔孟之道、家族观念、以身作则，全成了他的湘军的兵刃。其实洪、曾二人是相当相似的，他们都懂得建军之本为人心，也懂得如何利用人心。然而曾国藩始终高洪秀全一筹，他在精神层面给与众将士感召之余，更从客观实际出发，务虚不忘务实，才是其制胜的关键。救中国于内忧之中后，他亦欲救华夏于外患之外。利用平内乱所取得的资本，他开始了其革新与守旧并举的尝试。但他始终是有局限性的，恪守儒道，因而无法开拓，能胜洪之天平天国，却未必能胜西方之坚船利炮。那么革新与守旧矛盾乎？看似是不矛盾的，但是想做好却是相当不容易的。依我看来，矫枉必先过正。决不存在一步登天的改良，新理念的诞生必然要伴随着旧观点的破除，至于恢复传统之良性则需留待之后进行，否则结果只有四个字：积弊难除。之后的中国又一次迎来了变革，恭亲王、文祥、左宗棠、胡林翼这些名字推动了又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最终的风暴中心，无疑落在了李鸿章的肩膀之上。这次变革与以往之最大不同即是终于认清了一点：强大国力，不但需要改革军务器械，也需要依托科学的思维方式。确定了目标，于是步步向前进，近代化学校、机构纷纷应运而生。一切似乎就要走向成功，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这一轮的变革，以甲午之战中国完败日本而告终。这一战成为了又一重大的分水岭，一败涂地之后，清政府难逃被列强瓜分的命运。
那么这一战为什么会败呢？为什么蒸蒸日上的国家会败得如此惨呢？蒋先生的观点很明朗：“政治领袖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方面，虽然改革领袖们最终意识到了改革才是硬道理，但是他们的改革终究是不彻底的。他们能作为领袖引领改革，因为他们很好地结合了传统与近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也为之束缚，虽然比之曾国藩又进一步，但仍然做不到彻底的改革。而这也正是为何李鸿章如先知般地看清中日时局，却最终难逃甲午完败的原因。与其把这场失败归结为是天灾人祸的叠加，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士大夫的妄动，没有慈禧太后的飞扬跋扈，也未必能扭转这段历史悲剧。历史的巨轮只是无情地碾过那些先驱，清政府运行的轨迹却只改变了分毫。之后是被列强瓜分，李鸿章毕竟还只是个人，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终究出现了致命的错误，《中俄密约》铸成了他终身的打错。但试想，倘若换一个识局势而动的人，结果又会怎样呢？结局未必真会改变，因为评判标准由后人而定，只以成败论英雄，而失败却早已注定。
随后康有为、西太后、义和团又写下了各自的篇章。康有为的变法比之前诸人，更进一步。他抓住了时机，抓住了思想的中心——孔子，抓住了政治的中心——光绪，戊戌变法一时间声势浩大。遗憾的是维新最终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瓦解，只留下了谭嗣同的碧血。有趣的是，顽固派之后也进行了改革，只是这个改革只见倒退不见前进，失败亦在所难免。终于1911年，孙中山先生屡败屡战，终于打倒了清政府，这也是革命唯一的成绩，之后革命的成果迅速被窃取?? 蒋先生的著作到此戛然而止，但是我想我的疑惑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近代化，如何近代化？做了尝试的人数不胜数，虽均未成功，但毕竟留下了个人的印记。虽然先行者的探索走了许多弯路，但是我们决不能否认先行者做出过的探索，没有探索哪有成功？每一次探索都有它的重要意义，至少它为下一次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做了林则徐想而未做之事，康有为完成了李鸿章愿而不能的梦想，凡此种种，不正印证了这个道理吗？虽无法螳臂当车，毕竟稍许改变了呼啸的历史巨轮前进的方向。只要有人在，有爱国之心，方向终究能得以修正。只要依然有人高喊着，中国不能亡，中国必将继续前进。
合上《中国近代史》，历史巨轮仍在呼啸，中国的今天，明日前进之方向，正由我辈续写。今天的探索终将换取未来的希望。篇三：《近代历史纵横谈》读书笔记 《近代历史纵横谈》读书笔记
最近读了一本书，叫做《近代历史纵横谈》，作者为林华国，这本书主要从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分歧、鸦片战前中国社会性质及发展趋向、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中国的反侵略斗争、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四个部分对中国的近代历史进行了评价与细致的分析。
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分歧这部分分为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分歧、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两种历史观的论争、试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近代史的开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之间的关系这五部分。我读后感触最深刻的是“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分歧”这部分里的“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按照传统观点，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是采取否定态度的。对此，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殖民侵略虽然给中国等落后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苦难，但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打破了这些国家长期停滞落后的状况，把它们拉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评论殖民侵略时，应该首先强调它的进步性。那到底谁的观点是正确的呢？我们从不否认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起过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殖民帝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和命运是截然不同的。前者通过压榨后者加速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后者在殖民主义的重压下根本无法摆脱贫困落后的境地。落后国家被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绝不等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只是变成了殖民帝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垫脚石。这不是一条进步之路，而是一条没有前途的歧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只有通过斗争摆脱殖民主义统治，才能离开这条歧路，走上历史发展的正常轨道，获得进步与发展。
第二部分讲了鸦片战前中国社会性质及发展趋向、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和中国对工业革命反应迟钝的原因这几方面。多年来，许多人为中国这一不幸的历史命运叹息，并努力探寻中国对工业革命反应迟钝的原因，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如：中国封建统治者历来重农轻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一贯偏重政治、伦理而鄙视科学、技术；中国封建统治者盲目自大，以“天朝”自居，闭眼不看西方的长处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这个问题。诚然，思想、政策等上层建筑因素能对经济发展生产重大影响，但这些因素本身归根到底还要受经济因素的支配。一个国家对工业革命反应灵敏还是迟钝，主要决定于工业革命对它的经济有多大的冲击力。中国对革命反应迟钝，最根本的原因是：直到19世纪中叶，外国机器工业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还十分微弱，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中国的反侵略斗争这部分从如何看待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和中国的反侵略斗争、怎样认识马克思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论、中国近代对外战争的“和”与“战”、近代的反洋教斗争、有关八国联军战争的几个问题进行阐述。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中国近代对外战争中的“和”与“战”这部分。中国近代历次对外战争中，统治集团内部常有“主和”、“主战”之争。曾在长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传统观点认为：反抗近代强敌，固然极其艰难，但为了国家独立、民族生存，只应誓死抵抗，不应屈辱乞和。另一种观点与之相反，认为以落后的中世纪的中国抵抗先进的近代强国，“战则必败”，最后仍需求和。战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物，绝不能把它简单化、公式化。战争的胜负受很多因素影响，绝非单凭对双方军事力量进行评估就能判断的。在美国与越南的战争、苏联与阿富汗的战争中，美苏的军事力量均占压倒优势，但他们都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的情况下被迫撤军，实际上是遭到了失败。其原因在于越、阿领导者和民众不甘屈服，坚持长期的游击战，而美苏民众反战情绪却日益高涨，政府无法把这种旷日持久、代价高昂、丧失民心的战争长期坚持下去。而腐朽的清朝当权集团既不愿承担长期抗战的艰苦和牺牲，又与民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不敢让民众武装起来，自然也就不可能领导民众进行持久抵抗。抵抗的要求本应是变革图强的动力，抵抗的实践本应使人们更清楚、更具体地看到中西差距，看清学习西方、变革图强的必要和变革的目标。但腐朽的清政府当权集团并无抵抗侵略的决心，也就没有发愤图强、改弦更张的欲望，而是苟且偷安，不思振作。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这部分讲了洋务运动的评价、洋务派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戊戌变法的性质和失败的原因。这部分提到了一个问题，戊戌变法是不是改良主义运动？改良主义有哪些基本特征呢？（1）从追求的目标看，列宁指出：“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清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改良主义无非是要统治阶级让步而不是推翻统治阶级”。（2）从使用的方法来看，列宁在对比革命的方法和改良主义的方法时指出：“革命是一种最基本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的改造，而不是审视地、缓慢地，逐渐地来改造旧事物，尽可能少加以破坏。”无论是从追求的目标看还是从使用的方法看，戊戌变法都完全符合改良主义的基本特征。读了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从中我更好地了解了中国近代史，同时也使我明白应该辩证地看待事物，我以后将以更加科学地眼光看待事物、思考问题。
第二篇：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书纲要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纲要》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摘要：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发展的历史，在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后把一个季度贫困弱小的旧中国逐渐发展变成一个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具有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历史。
关键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经过之前的种种，中国终于迎来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
但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并非易事，毕竟对于一个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党派来说还有许多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未完并且国民经济也亟需恢复。在这之中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1.能不能保卫住人民胜利的果实，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2.能不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3.能不能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4.能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1]）显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没有让我们失望逐渐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有许多国内外的条件（1.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2.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3.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4.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2]）并且为了可以过渡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方针，最终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在这一过程中我党和人民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但是最终完成了这一基本改造，为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在完成基本改造后，我国又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党人民不断摸索，虽然有一些错误的决定但是最终也是有许多的成果的。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且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3]”。并且在早期发展中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工人，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充分调动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必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同时还应当与民主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发展重工业同时，更多发展农业，轻工业，区利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
在中共八大 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方向
提出“三个主题，三个补充”思想。这些都是积极的发展，但是在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可以称得上是错误的发展。例如提出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的泛滥开来。并且在这之后还发生了历经10才结束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提出也许是好的，毛主席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丝途径，但是毛主席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估计，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进而形成了全面的内乱，后来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挫败“四人帮”“组阁”图谋，直到1975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这段时期它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学术文化事业在许多方面遭受摧残，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同是阶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4]。
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历史悲剧。
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过程总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都会发生一些错误有一些曲折，就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有文革一样，只有经历了错误才能更好地发展，只要及时发现并改正错误 最终事态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也许这个错误会带来很大的损失，但只有这样之后才能更好的认清自己，进而得到发展。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开端，我们经历了各种曲折，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并没有深陷在这些错误中不能自拔，我们在这些曲折的时光中依旧有很大的成就，有很大的成果（1.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2.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教育，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3.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3.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5]）
经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转折，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全会实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开始了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6]。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 过程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
三步走战略和台阶式发展思想。在这之后对国民经济和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对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与台湾形成九二共识。但是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暴露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推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生活。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各项改革事业取得重大进展。3.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5.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6.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7.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8.祖国统一大业取得重大进展.9.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10.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7]。
每一个国家的强盛都是一步步发展得来的，中国自文革后积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荐现代化建设，确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不断在其中一点一点的完善自己从量的改变逐渐积累为质的发展，病在不断发展中发现自己的漏洞与弊端为更好地发展奠定基础，现在的中国已经一步步的强盛，这离不开改革开放制度和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实现更伟大的目标使人口达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付出坚韧不包的努力，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埋头苦干，锐意进取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相信这个梦不仅仅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中，终有一天它会变成实实在在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梦”。
[1]摘自《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第一节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2]摘自《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第二节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3]摘自《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九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第一节良好的开局
[4]摘自《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九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第二节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5]摘自《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九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第三节 建设的成就 探索的成果
[6]摘自 《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十章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一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7]摘自 《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十章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五节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第三篇：近代史读书笔记
看那妖气弥漫的时代
——读《叫魂》有感
摘要：《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主要代表作，它描述了1768年在弘历统治下的清王朝，由于“叫魂”危机逐渐蔓延全国而形成的妖术大恐慌，最终却在一宗又一宗的冤假错案中不了了之的过程。作者旨在通过妖术大恐慌研究官僚机制与皇帝之间的博弈以及通讯系统在其中的影响，而本文仅就大恐慌的形成与影响作简要分析并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清朝叫魂案；官僚制度；民众恐慌；冤假错案； 一.何为“叫魂案”
犹如武侠世界里不显山露水的绝世高手，偶一发招便技惊四痤。孔飞力和他的《叫魂》一出现，就如此效果。作者带着丰富性与奇妙性的故事，探讨帝国专制统治的原动力。随着孔飞力的视线，我们进入一七六八年弥漫四布的妖术大恐慌世界。
叫魂，一个中国特色乡土气息浓厚的词语。孔飞力教授在他的大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这样定义这个名词以及清乾隆三十三年的这个事件：“1768年, 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 一个幽灵—— 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自保或者乘机打击报复，全国十二省的各级官员忙着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弘历先生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加以督促。折腾到年底，在小民不值钱的贱命和官老爷珍贵的乌纱丢了不少之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妖人，没有一件不是冤案的妖案，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偃旗息鼓。于是，在持续长达几个月的清剿行动中，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这个事件终于因为破绽百出而被叫停。[1]二.“叫魂”的背后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从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性。„„除了丑恶的嫉妒，还有无耻的贪婪„„”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够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了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很显然，在这个全民运动中主角有三个：乾隆，大清官员，小民百姓。乾隆把这个事件翻来覆去，字里行间看见四个字：汉化、谋反（这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作为异族的统治者对“剪辫”这一行为所蕴涵的政治象征意义心存芥蒂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系，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如果僧侣道士或者乞丐也能作法与神鬼进行交流和对话，这会严重影响到君权神授的合理合法性。作为一个江南文化的崇拜者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对江南感情复杂。愚民百姓的无稽之谈自然是不信的，他大张旗鼓的目的在于借机打击甚至根除因汉化而腐败堕落的江南的官僚们以及江南书生的桀骜不逊。而大多数大大小小的官员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经过科举的严格选拔，对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训都是熟谙的，可能他们对怪力乱神也有敬畏之心，但是对于升斗小民的鬼怪故事无疑是不屑一顾的。作为地方长官，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他们推崇的是无为而治，不希望自己的管辖范围出现对自己声名不利的事情，即使真的出现了也会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乾隆朱批严加斥责的“化有为无之术”。中国封建政权对儒家的尊崇一方面形成了身后的儒家文化传统，同时也在不同的朝代造就了一大批这样的官员，即在肉身上他们是纯粹的奴仆，忠君爱国，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是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的浓厚情结，在社会结构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防止社会在疾风骤雨中偏离方向。所以，官员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中并不是积极的推动者，甚至他们起到缓冲的作用，是他们“尽力将来自君主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入习惯的、日常的轨道。”事实上，最后也正是军机大臣刘统勋劝阻了“十全老人”近乎偏执的行动。一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乾隆皇帝和他手下大小官员的作为完全符合他们的阶级理性，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都没有出乎人意料的地方，他们扮演了合乎他们各自身份的角色。
真正让我们惊讶不已的是，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当中推动者与受害者都是同一个阶层——普通民众。所有的嫌疑犯都来自最低层，他们是乞丐，僧侣和道士（其实大部分出家人都不过是穿着制服的乞丐），而举报他们，将他们扭送衙门甚至执行私刑的英雄却同样是底层的农民、渔夫和小市民等等。普通民众制造了这场恐慌，并且在闹剧上演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三.“谣言”的传播
1768年初春，丝绸之乡德清慈相寺几个贫穷潦倒的和尚因为嫉妒附近一座观音殿的香火旺盛，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该寺非但难得庇佑，反会遭到毒害。四个多月以后，谣言已经铺天盖地，山东巡抚富尼汉将消息报告给了皇帝。从浙江到山东，并由巡抚这一高级官员上报朝廷，而其间并没有什么公共媒体参与，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人际传播，竟然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可以想象，民众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谣言最初的形状是石匠在观音殿附近的不道德行为，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之后它的形状变成了：术士或者妖人能够通过发辫，衣物甚至是名字来摄取一个人的魂魄，使之为术士服务，同时极大损害被施术者的身心。显然，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了修改和加工。每一个参与谣言传播的人都是同谋，他们同心协力，将谣言中不合理的枝节部分削减，增加自己的细节，使之更加明确合理，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然后更快更广的传播出去。当谣言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模样越来越清新可人的时候，几乎都可以看见这许多同谋者满足的笑容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取舍和细节的再造过程中，加工者充分考虑到了普通民众的习惯、兴趣、希望、担忧，并且投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所好，简直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任何一个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一定不难理解“魂魄”的概念，即使并不能明确的表述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宇宙是“阴”和“阳”的双重构成，而在人的身上也同时存在着代表精神之灵的“魂”和代表躯体之灵的“魄”，并且和“阴阳”相对应。关键在于，在观念中“魂”和“魄”是可以分离的，这就给那些心怀不轨之人以可乘之机，并且使自己处在危险当中。《大清律例》中有一段话规定“采生折割”的具体行为应是:“谓将人致死,取其官窍,以行妖术或使术法邪道,采取生时岁月,将人迷入深山僻处杀死,割取形骸,剜其五脏生气,摄取魂魄,为鬼役使。今两广豫闽等处所市鬼葛,即是又一术也。”而采生折割在当时正是巫术的一种。由此可见这个谣言既有文化传统的传承，又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其力量之巨大是可以理解的。
谣言本身的精美，以至让人爱不释手并且或出于炫耀或出于慷慨的与他人分享，这固然是谣言得到大范围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我们也可以指责中国普通百姓的愚昧，教训他们：当科学与文明不占领你们的思想阵地，你们的思想阵地就会被无知和野蛮占领；又或者像孔飞力先生解释的那样，“所谓‘盛世’，是一种惯用的说法，常被人们用来当作德政的护符，用来装点官方文件。”乾隆的盛世是镀金的假冒伪劣产品，实质是一个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社会的基本问题的“受困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产生怀疑”，因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当陌生人闯入其领域并有可能对其资源形成抢夺之势，他们自然要自我保护，对陌生人——也就是社会边缘人进行驱逐。在这个社会主体挤压边缘群体生存空间的过程中，社会边缘人越多，流动性越大，谣言也就会相应的越来越多，流传越来越快。
孔飞力把叫魂看作是三个版本的故事的综合，乾隆，官僚，民众是不同版本中的主角。可以发现，乾隆是个体，官僚是一个有组织的精英阶层，质量平均且数目不大，也可看作个体。三者之中只有民众鱼龙混杂，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固定形式，“对于妖术的恐惧，并不是因为卷入其中的人数的多少，而是由于人们对此的想象产生”，也就是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了同一个方向，他们的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我们称之为恐慌。所以，处于叫魂事件中的民众其实也就是勒邦所说的群体，或者叫做“乌合之众”。我们相信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可能，作为一个个体言行符合理智，冷静客观地判断人和事，对待某一个陌生的观点必然是科学而辨正地看到正反两面。简言之，个人应该受到理性和利益的支配和驱动。但是遗憾的是，古今中外的人们的血液里仿佛天生就有从众的红细胞，个人往往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观点，意见和心理的趋同造就了一个个大小不一性质不同的群体。群体正如一个巨大的磁场，不断吸引着个体被磁化而成为磁场的一部分。在群体的力量显而易见的时候，个人会失去他存在的理由及其自我感觉。他成了一个局外人，在其他个人组成的极其上发挥一只无足轻重的螺丝钉的作用，甚至他都不是这个机器的一部分。可以想象当妖术谣言盛行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不参与到加工传播谣言的过程中去，他就将边缘化，他将会感觉到未知而充满敌意的目光包围在他的身边，迫使他做出抉择。当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和道德底线的个人是有的，只是他们或者被私刑或者被官方的力量予以镇压，所以所谓的抉择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融入群体。或者你可以选择沉默，在谣言盛行的时候沉默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无声的力量，但是，同样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妥协，是与制造加工传播谣言者心照不宣的默契。糟糕的是，一个人一旦成为一个群体中的一员，他的行为举止观点想法仿佛立刻就经过了歪曲，与其自身的理性和利益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其自身的各种素质诸如自由的意志、对意见观点警惕的反思乃至洞察力都随之整个消失了。就像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所说的那样：“事实上，人类群体的水准降到了其最差成员的层面。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集体行动并感到他们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群体中人的思想行为会接近那些最低水准的人的平均水平„„地位最低的人的标准被用来判断非常普通的事情。总之，在一个群体中，第一名会成为最后一名。”罗马人的谚语说：议员们都是好人，但罗马元老院是邪恶的野兽。这是个悲哀而让人感到阵阵凉意的事实，“这个事实给人类带来多少苦难！它是所有战争和每一种压迫的根源，使得世界充满痛苦、叹息和怨恨”（爱因斯坦）。
在群体中，个人是不会说话的，或者说他们说的并不是自己要说的，而是群体借他们之口发表的各种宣言。在群体中，个人是不会思考的，或者说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群体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群体的心理景象就是他们的心理景象。谣言也是一种信息，只不过是扭曲了的带有社会倾向的信息。它同样能够构建参与其中者的虚拟环境，民众并不会觉得妖术有什么荒谬可笑的地方，他们的恐惧和厌恶都是真实的，他们生活在众人齐心合力建造的山洞监狱之中，处于囚徒的困境，却每个人都想做点什么。在这样的集体意识或者说是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之下，“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现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在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在一个即将面对“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停滞帝国的镀金时代，人们不能确认通过自身的奋斗而改善自己的命运，这种情况由于捐税似虎、酷吏如狼的腐败政治现实，而变得更加无法让人容忍。统治者不提供制度性的正义，民众就不能从现实中获得公平的补偿，偏偏在这个时候乾隆皇帝对妖术大理清剿，于是“妖术”这一术士们专用的武器突然就像“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不同的是，术士通过妖术作法获得利益，而民众则通过指认这种行为，控告他们的敌人是术士并使用妖术便可以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谋取私利。一个对权力始终渴求却始终不可得的群体，突然有了这样的机会，怎么会不紧紧抓住这样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呢？这样的机会成长于谣言的土壤之中，民众又怎么会不对散播谣言乐此不疲呢？ [2]四.“叫魂”之于普通民众
“叫魂”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尽管孔飞力的资料大都本于皇帝与官僚的奏章，却并未使他遗忘了民众这个“沉默的集体”——恐慌来自于民众，制造恐慌的同样是民众，民众既显得避之不及，又同时趋之若鹜。如果抽离出朝廷官府，这依然会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孔飞力对于“民众”的论述充满了洞见：他认为“叫魂”代表着一种虚幻的权力，而指控“叫魂”则象征着现实的权力，它所体现的都是民众的无权无势——这似乎带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色彩。“在这个权力对于普通民众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只是这种所谓的现实权力，对于民众来说也只是海市蜃楼，与“叫魂”其实别无二致。
但对于民众而言，在人口激增、资源日少的“乾隆盛世”中，掌握哪怕一丝的权力都是对于自身的保障，因为在平时，他们是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的，他们没有正当的权力来捍卫自己正当的权益，甚至连卑微的生存底线都无法得以保证。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它（旧制度）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律，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不禁让人想起，去年海事大学自杀的杨元元同学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读书不能改变命运！
对于生活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社会中的人们，“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社会被无情地撕裂，人与人、人群与人群因为利益彼此对立、仇视：大到本地与外乡、平民与僧道，小到两间竞争香客的寺庙、两队争夺生意的石匠。每个人可能刚刚用“叫魂”置人于死地，转眼成为别人“叫魂”指控的对象——“叫魂”这个本来就被民众臆想出的权力偶像，每个人既沉溺于权力的狂欢，又恐惧成为这狂欢的祭品。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是一场摆不完的人肉宴。大众既是这宴席的座上宾，同时每个人也都会是餐桌上的珍馐。在这样畸形的社会，民众只能用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即使这种保护显得荒诞而脆弱。
如果没有“叫魂”，这种隐藏在民众心理深处的诉求不会如此强烈的爆发，但它总会以不同的形式悄悄地展现，当这个社会还无法使个人有足够的能力捍卫自己的权利。只有当这个社会给予每个人这种权力之时，那个“叫魂”这个噩梦也将不会发生。
五.“叫魂”之于官僚阶级
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无论于公（维持治安）还是于私（保住乌纱帽），妖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有意思的是，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异，他们在妖术恐惧初起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没有人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表面上看来，对妖案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廷还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毕竟，人们需要回避风险，在一个受规则束缚的环境里，最好的官员就是最少惹事的官员——也就是那些能规避麻烦，将消极应付视为美德的人。因为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各省巡抚，树立个人某种个人形象的强烈欲望，用官场的话来说就是“宽大”，这是一个好长官所应有的基本品质，它软化了督抚与属下之间原本是冷冰冰、公事公办的官僚关系，这种权力对他们建立个人的权利庇护网络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3]六.“叫魂”之于皇帝弘历
疑似案件愈来愈多，增加了弘历初始的判断。他的轻信体现在了各省官员们身上的压力。而官员们身上的压力，大多数化做一些冤假错案回馈给了弘历想要得到的新线索。
弘历异常激烈的反应，正是统治者对臣民的防猜心理。猜忌臣下，此为历代统治政权之统治心理，而满人外来则为犹甚。清初之高压统治政策，则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命。头发与叫魂案之联系，具有的种族象征意义，似乎就带有一种天然的政治因素了。尽管弘历小心翼翼的对此保持缄默，一直忽略与避免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但还是无改“妖术与弘历对大清帝国的深层焦虑之间是存在联系的”这一事实。
具有谋反阴谋叫魂案在挑动弘历政治控制神经的同时，也触发了弘历对官僚集团的控制与官僚集团进行反控制的较量。“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在专制统治结构中，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确实受到了诸多障碍的限制。这些流弊部分是由于自身的管理缺陷，“官僚机器本身颟顸迟缓的工作方式，就足以使抵制专制专权的诡计得逞”。弘历为官僚机器低效的能力所沮丧，同样的，这个事实普遍的存在于所在社会中。理论上，政府有权开放和限制一项政策，但行政管理的可靠性与效率往往难以协调一致，甚至常为各方的力量所阻碍。权力的分散和平衡，是为有清一代也是现代统治政权的难题之一。
在叫魂危机里所折射出来的多重问题里，既“为对个人的纪律整肃提供了特别合适的机会”，也为“弘历创造一个环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甚至也强化了君主和官僚之间的关系。对弘历来说，妖术危机“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犯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
清剿的继续和案件的重审，叫魂案已逐渐明朗了。说到底，这不过是衙门重刑逼供产生出来的冤案之又一例。这场由“剪辫案”引发谋反行动的一连串事件，朝廷和各省官员以及民众们各方所参与进来除妖运动，不过是乾隆的杰作。这个站不住脚的叫魂案完全是弘历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民间叫魂妖术大恐慌，“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幽灵”。各方对叫魂事件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弘历将自己的恐惧而产生的意义注入到民间妖术中去”，而民间的理解和表现出来的情况又反过来影响弘历的情绪。
弘历眼中的叫魂危机则属子虚乌有。普通民众的叫魂危机，或是一种无知的恐惧，或是成为一种“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的一种突然可得权力”。弘历“没有能力找到一个可与臣民共享的目标，君主和村民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最终在一七六八年的中华大地上，演绎了一段不是惟一的消极历史事件。
七．我们的反思
历史是面镜子，它照不清现在，也无法从它中看到未来，或许它就像作者所说，它为人们留下了手中的密码本去解读解码。
因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类似叫魂的或动态或静态的威胁，一直隐秘在有规则的社会之下。而大众内心深处留下的一些空间，随时能把不同背景的案例，解读出不同的迷信与恐慌信息，并引出更多更深的问题。新的方式，观点，恐惧，它们起着新的催化剂作用，将可能激起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由不同因素引起的社会危机，一如中国一七六八年的叫魂案。
参考文献：
[1]孔飞力（著），陈兼、刘(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2]Bigteeth(林中路)：《叫魂——叫乌合之众的魂》，豆瓣网书评 [3]中华文史网编辑：《史林》，1999年第2期
第四篇：近代史读书笔记
计算113 刘欢 学号：1104030315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读书笔记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作者：（美）费正清 编，杨品泉 等译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4-1-1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注重文献的辨伪和考订。由于东西历史文化的差异，该书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质疑，而很多问题，是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而从没有考虑过的。《剑桥中国史》共16 卷，各卷由知名学者主编，卷内各章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
最近从这部书的第12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上）》读起，更觉得这部著作对中国历史的观点不偏不倚，不带情绪，它力图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解读中国历史，试图从无数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的串联中发现历史发展和变革的原因，规律，给希望了解真相的人一道饕餮大餐。
“《剑桥中国史》的第12和13卷论述中华民国的历史。本书是第12卷的中译本，主要论述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前的史实。第13卷的中译本同时出版。《剑桥中国史》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领域等方面可供我国学术界借鉴。我们对其中不少观点并不赞同，在某些问题上有着根本分歧。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动。有些历史词语和我们习用的有出入，由于是观点的一种反映，我们也照原文译出。凡此也请读者注意。书中引用的中文资料，我们尽力查对了原文。少数引文没有查到，则从英文回译，删去了引号。请读者见谅。”这是译者的话。由此可见，该书确是最最真实的作为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第一章（导言）中写道“为了有别于其前后更稳定的中央政府的时期，1912至1949年的37年被称为中华民国时期。这些年间的特点，在军事、政治方面是内战、革命和入侵，在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的领域是变革和发展。”一开始便清楚地介绍了中华民国时期的划分以及特点。
“中国的现代调整问题是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地位的问题。其次，我们必须辨认出实际的外国的存在。但是第三点区分或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人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而不是由外国人来写。第四个问题因而是：外国影响如果要传给中国人民，必须用中国的语言和书写方式来传布。第五个问题是……”作者陈列了七个问题，分析了晚清到民国过渡的背景：在接受和理解外国思想的方面，中国人一直有选择性，优先选择接受在自己的文化传统里存在的思想，中国人从未真正接受过外国人的全部思想，都是中国人做的事。在中国的历史著作里很难发现对外国人影响力的描述。这个例子说明了传统在思想传播，以及历史中的重要性。
其实，面海中国是改造内陆中国的渠道和路径：晚清的鸦片和苦力贸易为何如此盛行，中国沿海人做的如此热络的原因其实是中国早有生意人的传统和意识，只不过被压制，苦力去了东南亚，形成了东南亚华人实力的先祖，不言鸦片贸易在道义上的问题，这两项贸易实际上是中国贸易的鼻祖，无他们，就没有现代中国贸易。宋朝中国就有海上贸易，蒙元也有，明朝也有，清朝被严厉控制，这些都是面海的影响。
接下来是经济趋势，“我认为，在1912—1949年间总产量的增长很慢，人均收入没有增长。平均收入也没有任何下降的趋势。”“ 粗略地看，1949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可以看作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很大的农业（或农村）部分，包括大约75％的人口，和一个很小的非农业（或城市）部分，以半现代的通商口岸城市为主要基地。中国农村出产占全国产出量65％的农产品，也利用手工业、小买卖和老式运输。” 国民收入：1912~1949年中国国民收入增速缓慢，几乎没什么变化，很大原因是幅员辽阔的农村并没有被改革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工业增长较快，因为欧洲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时生产，无瑕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才有了得以发展的空间，但很多设备需要从西方进口，所以很多工厂实际上是很长时间后，取得了设备才建成投产的。
回想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忘记那痛。而作者是这样评估的：“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国民党人从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国陷入漫长的毁灭性的战争，仅被给予10年时间。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府，为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殃及国家的政治分裂和民族耻辱的逆流，10年时间委实太短暂了。即使条件理想，新政府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着手政治、社会及经济改革而已。”个人认为此处是客观的分析了南京十年时期真实情况。
1927—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土地制度；农民运动；地方政府的发展；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作者也对其做了仔细的介绍。
对于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书中是这样写的：“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是一个无助的遭受侵略的国家，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它作为战胜的全球联盟的一名成员国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赢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但由于内战，它的地位受到了损害。”作者从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的中国与有可能出现的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失败的原因。
我对于历史并无深入研究，因此对于此书也只能是粗读，我只是对其中个人认为较好的地方摘取、稍加赏析，实在不敢妄加评论。个人认为《剑桥近代史》对于喜爱历史、潜心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实在是值得读的书。《剑桥中华民国史》以近12万字的篇幅叙述了本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者视野开阔，吸收了国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成果，能在世界文学史的格局中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给人以真目下新之感。
第五篇：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纲要读书笔记 土木17-4 杨宇
首先应谈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度的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因而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增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民主革命胜利后产生的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我们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分析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论述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及主要途径。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第二，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第三，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以上事实表明，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本身具有过度性，它处在很深刻的变动之中。所以我只有社会主义者条唯一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而奋斗。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怎样才能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业化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以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在帝国时代，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已经失去。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对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种认识的变化主要，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睡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彻底完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发生了深刻巅的变化。这说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已经成为必要；另一方面，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说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当时中国之所以着力进行和可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废气的基础；第三，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 件；第四，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通过这一历史性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总体来说，这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努力结合中国国情的产物，同时也是在前人经验基础上的创造，总体上说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坚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为什么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我们自己的独创呢?体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上。不仅实现了赎买，而且实行了公私合营；不仅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而且肯定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组成部分，使我们的公有制既有全民的也有集体的；强调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结合。体现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等等。体现在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同时还要看到，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尽管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是我们前进的基础，但是，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可能一下就很完备，很成熟。以此为起点，进一步解决好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根本性任务。正如邓小平所说，完成这个历史任务，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实践证明，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办法，不是“大跃进”，不是“文革命”，而是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首先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在充分肯定和继承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的基础上，在充分肯定和继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两个根本性问题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果。其根本目的，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改造时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进行的。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的实际步骤是力求与经济发的要求相适应，一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允许生产力造成破坏。正因如此，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引起其列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破坏，而且是生产逐年增加。它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推动作用。为了说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必要的、正确的选择，我们还必须注意当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在当时都是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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