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文档 5篇范文

第一篇：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文档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一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

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

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

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4726字《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1

徐中约著的，香港中文大学这一版米有删减，直接从他的英文第六版翻译过来，还在细校就能找到，也算有缘。

看了五分之一，从公元1600到公元1800。

此书和国内教科书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开端不同，而是把近代史时间定在明末清初，也就和西方近代基本差不多了。

从明末开始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之前的历史脉络就很清晰，说回来，就算定在1840年也免不了要交代其背景，不如索性讲个清楚。

看到个新的概括：近代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和西方国际关系最大的不同点是，西方国际关系是以国际法为制约，相互平等的国际关系。而远东地区则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从属关系。

没忍住，先翻到后面某个时间段，其他没意见，唯一作者采信了tank碾压帐篷致学生死亡表示怀疑，现场那么混乱，应该跑了才对。。

不过那年我才出生，只好这样按照以前看的材料推测。。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2

在十八世纪末，中国历史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口。

大量涌入的外国人带来了西方科技革命的最新技术，理念和资金，当然还有军队。也正如王朝的周期一般，到了清王朝的末期，一如既往的无数内部矛盾爆发出来，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太平天国席卷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也许应该承认，清王朝的统治集团要比明王朝好，就连皇帝的质量也比明王朝高，如果不是西方人的到来，也许这个王朝还能支撑下去。

但是时代并不允许，他从不管前面是高速还是二级公路，也不管手下的是王公大臣还是平民百姓，亦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都一往无前的匀速前进。而跟不上的人，便撞得粉碎。

于是这个在内忧外患中已然沸腾了的华夏大地便如一个漩涡，连那些牛逼闪闪的名字都只能一闪即逝。有的人走得太快，有的人走得太慢，而无疑，所有试图拯救这个王朝的人最后都失败了。各种理念各种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混战。前一阵才砍翻别人成为先进的改良派，没几天就被改革派斥为保守。

最后掌握实权的保守派们把改革派们逼得越来越激进，最后逼成了革命。

《中国近现代史》读书笔记3

我已经不记得有多久没有像今天下午这样，搬一把凳子坐在阳台上，泡一杯茶看书了，啊，生活本该如此。不过下午看的是刚到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不厚，一下午就看了一半。这个回头再说。

说起来，新书都到了，最想看的还是期待已久的《顾准文集》。而且这个学期一定要把《逻辑基础》看掉。

话说回徐中约的这本书，电子版所以就看的慢……而且大多是熄灯之后窝在床上看的，所以，主要写出来的都是感觉，没什么营养……

时间已经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笔记2的时间可以说隔得并不远，但是其实内容已经相去甚远。这短短的七十年，民国初成，民国中兴，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民国衰亡退居一隅，共和国建立，初期复兴，接着就是错误不断，和接连的内乱。有的时候我觉得不能这么想——中间有多少次和解的机会，多少次可以避免后来这么多可怕的事情的机会，都被白白葬送了。但是回过头来，可能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由几个人决定的，任何政策形成，任何形势的转变都有其内在合理性，如果一味认定只是几个人一时的偏差导致历史定局，那可能是不公正，不客观的。

国民党之败既有军事上的原因——大战刚过军队普遍思乡厌战，密保不到位，共军以逸待劳，战略部署失当以致部署至东北的精锐部队悉数被歼从而兵败如山；也有经济层面的原因——通货膨胀乃是长期战争中必不可少的遗害，忽视平民阶层的经济状况，接收单位居高临下以公权力肆意收缴私财产导致民心大失；还有政治外交层面——美国采取的消极中立态度，在国共会商期间国民党方面过于固执而进退失据错过了避免内战的最好机会。还有……还有神马记不得了……大概就是这些吧……

第二篇：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寻求一种“中庸”的改革之道

——从维新变法的失败看制度的改革

谢子柔 16311158

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小至个人，大到国家，没有一个个体是不犯错的。过去正确的一些策略和措施，在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也许就不再是正确的了。发展的路上需要不断修正路线，即需要不断改革，好使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发展道路适合世界的大势和国家的现实水平。然而改革需要恰当的方式和条件，过于激进的改革有时带来的后果恰恰矫枉过正，反误了发展。近代百年，中国自鸦片战争打开世纪变局之后就在不断改革以谋求发展，其中戊戌变法作为旧中国对于发展道路的一次重要探索，其内容和结果对我们当下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什么戊戌变法在后期支持者锐减？看似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举措又为什么在当时难以真正实行？我们现在仍处在不断改革的阶段，我们又会不会犯一样的错误？读完《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中作者关于这段历史的思考后，我认为，维新变法的失败原因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主观上的策略问题，仅仅凭着一腔热血而缺乏对于实际力量的考量。正义需要权力的支持，与其完全撇开当时的所谓“改革对立面”的当权者激进改革，不如借助当权者的力量，寻求折中的策略以防止改革的夭折。这种折中不偏激的改革方式，便符合了古来的中庸之道。

在分析上述观点之前，我需要解释清楚一点，对于改革的成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人和。所谓人和，包含民众的接受能力、改革者的领导力以及改革者和当权者的关系。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决定历史走向的最终是人的态度。尽管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内外客观不利因素，但如果改革者可以看到这些或明或暗的不利条件，并制定出相关的策略，那么改革依旧是有可能成功的。对比来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国内割据四分五裂，国外又有列强欺压，就客观条件而言，他们并不比我们强；可是日本却凭着比我们更强地接受外来思想的能力，更高的国民素质而赢得了明治维新的成功，由此可见，人和对于改革的重要。

柔性的改革着重要处理一点就是改革派和守旧派的利益关系，维新变法的改革者缺乏对这方面的考虑。我个人认为这是变法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当下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最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历史上的改革派往往凭着自己内心的一腔热血而行事，或是如维新变法一般一股力量横冲直撞；或是如太平天国一般纠集无知民众作鸟兽群起而攻。改革派自以为新鲜生命，大多是不屑于和守旧派（既得利益代表者）有什么友好的接触的。这从《中国近代史》中所叙述的‘西太后对变法由开始的支持到后来的反对镇压’可见一斑。足可见在维新变法的短短几十天里，改革派并没有照顾好慈禧的情绪。

然而这种方式必然是难以成事的，在封建中国的末期，由于特殊的社会性质，国家的大部分力量掌握在旧政权的手中。维新派靠的是所谓的“正义”来发动的改革，却不知道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正义”如果缺乏了“权力”的支撑，也是难以施展的。

维新变法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包括了除旧、裁官、裁军、废八股等措施。裁官裁军使得很多的旧派官员、军人丢掉了饭碗，这些人缺乏必须的生存技能，一旦被裁撤，他们就失去了生活来源，从而激发大范围在权者的不满，增加了反对势力。再说废八股，维新变法的前身是康梁领导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的主要力量就是士人等需要通过科举考试、八股文来进入官场的读书人。废八股的确符合时代的潮流，却不符合人心。康梁的策略错误恰恰在于根本没有认清自己的力量来源，将可以支持自己的推远，将中间的摇摆势力推向反对方。在光绪帝的身上，这种问题在光绪帝身上表现的尤其明显，慈禧太后在放权之初明显表现出了不满，但是光绪帝没有照顾到她这种心态，反而态度强硬地与慈禧太后顶撞。慈禧太后从而越发感到自己的权力危机之大，这种危机感间接导致在变法的末期慈禧太后领导着其他的守旧派夺权，导致变法破产。

任何的改革都需要推动它的权力支持，在缺少实权的时候，更要采取相对柔和的方式来推进改革，而不是如维新变法一样，强硬地与之直面对抗。在这里我认为这个因素的重要性甚至胜于中学时期特别强调的经济因素。经济固然有其不相匹配的地方，但是改革的策略如果得当，是可以随着现有经济水平的发展而一点点改进的，并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维新变法的激进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不利于中国的近代化的，这种激进导致了变法派最终被镇压的同时，给群众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恐慌和生活的混乱，更不利于近代化在社会生活的发展。我们看一个历史事件，不能只是强调它对发展的未来道路的意义，更应当关注事件本身对当时人们的影响。维新变法毋庸置疑地促进了历史地发展，但对当时地群众而言，更多地是带来了混乱和不适。这种不适，使先前抱着观望和试探态度的势力集团也会转为千方百计阻挠改革。改革更容易陷入一种困境。

改革必须要有要一定的思想基础，这是最需要结合的实际情况。一方面领导人自身要在改革发起之前对改革要有全局设计。维新变法在103天内颁布了百余条改革措施，显然是缺乏对改革的系统全面设计的，而且是受到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支配的，这样混乱的变法最后失败似乎也是意料之中了。当然，考虑到当时内忧外患的时局和当时类似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者救亡的迫切，我们对他们有失慎重的举动不能加以苛责，可是促成改革成功的不是情绪，而是思想。康有为在这方面自然有一种值得我们钦佩的实验精神，但是他又太过于理想主义，他将改革的触角伸向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只是简单粗暴的把所有的改革的措施一次性交给了民众，但没有考虑到实际进行的过程中会遇到的阻力和民众的接受能力。维新变法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改革应该是实效和理想的结合。设想若是维新变法的提倡者们在颁布那些全国性法条之前，先以思想宣传来提倡之，待群众对新思想，新法令有一定了解，真实感受到新法的好处后再。正式推行，兴许会有更好的结果

另一方面，改革也需要民众的思想有一定的基础，这基础既包括民众在改革前对改革的接受能力如何；也包括了改革的思想有没有很好的被民众所理解，可信维新变法在这两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中明确提到了这一点，当时的民众只经历了着重于器物改革的“洋务运动”，思想的开化程度的确还很低。这里我想将维新变法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出一点比较来说明维新变法的失败之处。众所周知, 江户幕府时代的日本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一样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但是长崎始终是对外开放的窗口, 荷兰等欧洲国家的商人不断来此进行贸易活动, 促使了“兰学”在日本的传播。特别是到了19 世纪以后, 幕府及各藩已开始派遣官员出洋考察。例如, 福泽谕吉就曾三度游历欧美各国, 归而撰写《西洋事情》、《世界国尽)等书, 广泛介绍了欧美近代政治、文化教育等情况, 推动了“兰学”向“洋学”的全面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本启蒙思想。（引自田正平《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改革考察》）而我们国家当时由于一直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和中央集权制度，西洋文化特别是其中关于制度建设自由思想的传播在中国仍然处于一个不甚发达的状态，在这种条件下无论颁布什么样的政令，民众都难以理解其精髓。历史终归是人的历史，而当一个政令都得不到社会上大部分人的理解时，又何谈政令的广泛接受？我们改革的进度快于日本的明知维新，改革的社会思想基础又不如日本社会，我们的维新变法自然难以成事。

“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的主张并没有被很好的理解，与他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做得不到位有一定关系。”（选自中国近代史）。可见民众乃至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他改革的短暂拥护都有一定的盲目性，中国的确太缺少一个站出来提出改革措施的人了，一旦有了便来不及弄清其主张的本质重点，就开始支持。然而这样的支持是缺乏根基的，容易在改革受到反对或者是挫折时就倒向反方。维新派在早期本来的支持者就不是很多，在后来改革快速推进的路上由于损害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而又少了不少，变法改革的大厦就摇摇欲坠了。

封建政府长期执行的愚民政策导致普通民众对新事物较小的接受力，而维新派又没有能给出好的宣传或者教育政策来弥补这一点，足可见柔性改革需要结合实际以及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针对性方案。

百年前的中国在近代化的路上耽误了太多，中国不乏改革，但不是如洋务运动一般畏缩不前就是由于激进而导致了矫枉过正，改革一次次的夭折使国家在近代化的路上踌躇不前，有一句俗谚说的好“不怕慢，就怕站。”我们宁愿要一种缓慢而稳定持续地改革，也不要激进但是却短暂矛盾地改革。这就是所谓地中庸之道。我们不能过分苛责古人有今人地眼光，我们的经验与教训毕竟是在看了前人太多的失败或是成功之后才总结出来的。也许当我们身处当时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并不能比他们做的更好。比起批评旧人，更加有意义的永远是找到其中新人可以借鉴的做法。历史已经过去，今天的我们是否同样站在一个如百年前那样的转折点或者是比百年前更加重要的转折点上，只有我们之后的人对我们的行为作出评判时我们才能清楚。改革在继续，假如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对我们今天做的一切作出评价时，可以说我们没有再犯我们的前人所犯的错误，没有“使后人而复哀后人”，那么前人的历史，才算是有了应有的意义。

第三篇：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是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在这段曲折而苦难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劳苦大众饱受压迫的现实，看到了这个泱泱大国在欧美坚船利炮下无助的景象，还有曾经的统治阶级在面对国家深重灾难是的软弱，但令人欣喜的是，残酷的环境催生伟大的改革，中华民族的很多不好的文化根源在这场大运动中得到反思，中国人民在这次大变革中得到解放，中华民族的生产力在这段抗争中得以极大的进步，没有这段艰辛的历史，就没有如今更加现代化的﹑更加开明的中国，只是这场变革的代价是如此高昂，它牺牲了万千大众但终给这个民族留下了永恒的财富。看完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看到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幕又一幕，不禁让人觉得十分心酸，曾经多少次机遇，本可以抓住，却最终不幸擦肩而过，试想，当初乾隆皇帝能够认识到广州十三行这样一个通商口岸对中国的益处，或者当初的清朝执政者能更加清明，当然更希望清朝的那些守旧迂腐的文人能认清世界的形势，或许率先崛起的就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或许中国的近代史就不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可是历史既成事实，我们也只能感慨，只能在历史历史面前去斟酌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去省视那些曾经领导中国的人。

近代中国面临改革图强近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但当时的世界又何尝不是，日本，俄国，土耳其，都在为赶上历史的潮流进行抗争，但于中国不同的事，他们似乎没有遇到如此巨大的阻碍，其中日本俄国更是迅速完成了工业化的浪潮加入了侵略中国的大军，只可惜中国少了一位像彼得大帝一样开明贤能的君主，也没有像日本一样愿意为日本的富强实行君主立宪的天皇，中国的近代化历程遇到了空前的阻碍。中国之所以没能在遭受鸦片战争的屈辱后迅速的走上改革的道路，一方面，实则当时封疆势力太过庞大，另一方面，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越性的思想让中国人碍于向西方人请教，相比之下，日本作为一个弹丸小国，他们天生就有一种忧患意识，有领土需求，这让他们更懂得求变，更懂得向更先进的文明学习，而当时的中国则因为一味保守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期。其实中华文化并非是天生的保守文化，想当年，春秋战国时期那也是百家争鸣，法家﹑道家﹑兵家等各派学说都曾盛极一时，只是随着统一大势，中国社会更趋向于儒家学说使中国的文化环境过于单一，并逐渐走向了一种趋于保守不敢改变的方向，当然这方便的君主的统治却阻碍了中国的进步，恰恰是春秋战国那样一个时代为中国后来的汉唐之盛奠定了基调，正如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社会是需要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文明载体的。

在侵略中国的众多国家中，其实只有日本真正是一直有灭亡中国的野心，现在想想英国在当时的中国所作所为，虽然恶劣，但还算很有信誉，当初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也只是索取了极少的土地，而是要求更多的开放，况且，当中国谋求自强时，英国德国倒也不吝惜技术，没有因为担心中国的强大而极力遏制中国军力发展，而是让中国顺利请到欧美的工程师帮助改进技术，德国也卖给中国先进舰艇，可见他们对中国追求的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和他们不同的是，日本从一开始就对中国怀有极大的领土野心，这个近邻从明朝时期开始就觊觎着能从中国或者中国的属国中占得领土，在实现自己目标还更是得寸进尺，妄想消灭中国。只是甲午海战前的中国似乎没有太多人意识到这个潜藏着的危机，即使有人意识到了也苦于社会一盘散沙的现状而无能为力。甲午海战的确是一场划时代的战役，这场战役确定了远东的霸主，让日本获得了巨额的经费用于扩充军事并逐渐扩大对中国军事优势，并在四十年后挑起了针对中国的总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的社会彻底陷入了变乱的漩涡，此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社会饱经动荡之苦，先有保路运动，后有辛亥革命，然后是清帝退位，袁世凯当权，军阀混战，革命军北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社会淤积了几百上千年的各种矛盾在这几十年中迎来了总爆发，再加上险恶的外部环境，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华民族的这场变革是世界史上最曲折最复杂的一次变革，先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后有立宪派，有资产阶级革命派，但他们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在这段历史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华民族走出了苦难的深渊，这其中，孙中山总理的执着和坚持最总促成了辛亥革命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他让民族﹑民权﹑民心的思想深入人心，他组织创建的革命军后来带领中国走出了军阀割据的状态„当然还有很多的文人﹑艺术家，他们用文字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成了更多大众的觉醒，为后来的事业在精神上创立了支柱„而爱国将领们的英勇抵抗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的魔爪，并带领中国走向了统一和和平„他们成绩斐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一书让我们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其中的很多精辟的见解也让人获益良多，他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使我们明白了历史人物他们的苦衷从而有了更客观的认识。中国的近代史是一段充满着传奇故事的历史，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好好研读，体会历史人物的过错，以开创中华民族更加光明的未来。

第四篇：《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众所周知，写历史是非常难的，需要很多很多资料，而且更要从中辨明真假。写个一部气势宏伟的通史巨著更是绝非微观历史，小历史可比。读完了，应该说是走马观花看完了这本书后，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对徐中约先生在当时费正清的绝对权威之下写出这样一部思想不合主流的通史的勇气很是敬佩。对于历史的认知，人们的观念也要随时代而转变，同时也要改变心态，历史不是一家之言！历史也总是大浪淘沙，留下的总是弥足珍贵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已经成为美国本科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必读教科书，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对于我们来说，这本书分析中国的百年近代史角度独特，思维独特却又不走极端，内容可以说是非常丰富。让我们正确认识历史，转变或者说是形成一种真正的历史观，世界观是很有帮助的，让自己获益匪浅。

但是读完此书之后最令我感到担忧的是，中国当代的青年学子们该怎么变？

在读徐书中关于80年代的数次学生运动潮流，我的眼睛几乎要湿润了，我为那个年代热血的青年感到振奋和鼓舞。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应有爱国热情、责任感和勇气，而与此对照鲜明的，则是当下年轻学生普遍的冷漠和堕落，是学生素质的问题，能力的问题嘛？还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每到一个时代，如果社会开始腐败，正义无法伸张，那么首先站出来的便是学生。19年是这样，86年是这样，89年也是这样。学生天然地成为社会的清流，平时专注研究，到关键时候则自发反抗社会堕落。他们的每一时刻都为社会的进步做最大的努力，当社会平静有序，他们专注科学、艺术、哲学，提升社会觉悟，发展科研力量;当社会腐败横行，他们就会反对当下的统治，立志要把社会拉进正确的轨道。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不拿俸禄，不是职业革命家，但每时刻都保持对社会的清醒，奉献自己的力量，发出正义的呐喊。

如今，学生普遍堕落了，对政治漠不关心，大学生的心态也日渐浮躁了，这个时代好像就是个浮躁浮华的时代。在大学里，学生团体被严密的学生组织渗透，包括学生会，团支部，以及很多在校团委领导下只会吟风诵月的社团。学校通过入党、奖学金、保研、志愿者名额、免费电影票、大领导大人物来了接待资格、各种有利信息等等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贿赂收买学生干部，在这种环境下，学生挤破头想去做干部，当小官，为得是一些切实的利益。学生的理想在上了大学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没人瞧一眼，学生的干部也只会组织吃饭唱歌旅游，没有人在谈论政治了，没有人在谈论社会的前途和身上的责任了。

拼爹时代拼碎了一代人奋斗的意义和努力的信心。大学生学术不端、道德败坏社会有目共睹，没有人再迷信大学生。大学生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金子招牌了，也只能骗骗你们的父母，你的孩子是个大学生。大学四年之后，多数人沦为啃老族，蚁族，毕业就直接失业，不知道他们的大学四年是怎么过来的？中国的教育居然也允许这样的教育方式存在？鼓吹的素质教育啥时候能见成效？有几人能做到全面发展？

中国的改革之路进入了深水区，作为未来这个时代的领路人的我们该怎样变才能不负历史的使命，让中国崛起......

第五篇：读书笔记中国近代史

读书笔记

——读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之读后感

学生序号：59023111123姜超

题记：每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都有时代的使命，这种时代的使命是通过他的作品变现出来的。今日有幸，得老师推荐阅读徐大师《中国近代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让我静下心好好的欣赏。

徐中约是华裔美国历史学者，毕业于燕京大学，上世纪50年代前往美国，师从费正清大师，但却与费大师在观念上大相径庭，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汉学界认为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源流在西方帝国主义，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对中国形成冲击，这是一个挑战，对于中国是好的。这是名副其实的西方中心论。徐中约认为中国近代史不应以西方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而是从中国内部原因来深入挖掘„„

总所周知，写历史是非常难的，需要很多很多资料，而且更要从中辨明真假。写个一部气势宏伟的通史巨著更是绝非微观历史，小历史可比。在当时的这个费正清的绝对权威之下写出这样一部思想不合主流的通史很是不易，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历史总是大浪淘沙，他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已经成为美国本科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必读教科书，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对于一个当代中国大学生来说，这本书丰富全面，分析事情客观独特，却又不走极端，很好的补充了课堂的局限性，通过此书可以全面领略中国是如何从康乾盛世转而列强入侵，继而又重新崛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

此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此书以清朝入关为始而不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起点，这样的做法虽然是略显冗长，但是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更为深刻，更能知道前因后果。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要先对这个冲击承担者清朝机构制度进行研究。中国是如何被入侵的，如何一步一步衰弱的，如何因外力进逼不得不然的转型变化。最主要的是与世界史从1500年开始可以接轨，以此能有个比较。拥有四千多年的中国一直处在世界的东方，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动对他都丝毫没有任何影响，一方面是源于中国人古往今来所传承的独立之人格，一方面是由于地理的限制，外部进不来我们出不去。近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教士，探险家等前往中国，打开了悠久的孤立局面，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因此，变化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实际统治者在变，制度在变，思想在变，敌人在变等等。当时的具有前瞻性的人正在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体面生存下去的道路，以推动中国不断向前。从鸦片战争以前对西方的排斥到1861-1895年间的自强运动、到1898-1912年间的政治改造和革命、再到1917-1923年间的思想革命，最后到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重要的里程碑，构建起概念的框架。与政治变化同时进行的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根本转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自强运动期间，近代工业和企业开始发展，而外国人则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在条约口岸开办制造业、航运业、银行业和贸易商号。这种半殖民主义的特征延续中国近一个世纪，是中国近代经济的显著特征。

总体说来，这部书描述了中华民族近四百年的痛苦挣扎到剥茧而出的过程，讲述了平民大众如何度过那个悲欢离合的时代，表达了一位旅美历史学家以中国人的身份对于中国的深深情愫。

中国现在犹如一只涅盘中翱翔而起的凤凰，转世重生。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那里躺着一个酣睡的巨人。让他睡着吧。因为他若是醒来，将会改变世界。”中国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美国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身，中西的交织，使两国将在未来将极大的制约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