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读书笔记

第一篇：近代史读书笔记

计算113 刘欢 学号：1104030315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读书笔记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作者：（美）费正清 编，杨品泉 等译 出 版 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4-1-1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注重文献的辨伪和考订。由于东西历史文化的差异，该书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质疑，而很多问题，是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而从没有考虑过的。《剑桥中国史》共16 卷，各卷由知名学者主编，卷内各章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

最近从这部书的第12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上）》读起，更觉得这部著作对中国历史的观点不偏不倚，不带情绪，它力图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解读中国历史，试图从无数看似偶然的历史事件的串联中发现历史发展和变革的原因，规律，给希望了解真相的人一道饕餮大餐。

“《剑桥中国史》的第12和13卷论述中华民国的历史。本书是第12卷的中译本，主要论述国民党定都南京以前的史实。第13卷的中译本同时出版。《剑桥中国史》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在历史研究的角度、领域等方面可供我国学术界借鉴。我们对其中不少观点并不赞同，在某些问题上有着根本分歧。为保持原貌，我们未作删改，请读者自行鉴别。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者，我们也未予改动。有些历史词语和我们习用的有出入，由于是观点的一种反映，我们也照原文译出。凡此也请读者注意。书中引用的中文资料，我们尽力查对了原文。少数引文没有查到，则从英文回译，删去了引号。请读者见谅。”这是译者的话。由此可见，该书确是最最真实的作为外国人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具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第一章（导言）中写道“为了有别于其前后更稳定的中央政府的时期，1912至1949年的37年被称为中华民国时期。这些年间的特点，在军事、政治方面是内战、革命和入侵，在经济、社会、知识和文化的领域是变革和发展。”一开始便清楚地介绍了中华民国时期的划分以及特点。

“中国的现代调整问题是一个占优势的成年文明突然发现自己在世界上处于未成年地位的问题。其次，我们必须辨认出实际的外国的存在。但是第三点区分或第三个问题是，中国人的历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而不是由外国人来写。第四个问题因而是：外国影响如果要传给中国人民，必须用中国的语言和书写方式来传布。第五个问题是……”作者陈列了七个问题，分析了晚清到民国过渡的背景：在接受和理解外国思想的方面，中国人一直有选择性，优先选择接受在自己的文化传统里存在的思想，中国人从未真正接受过外国人的全部思想，都是中国人做的事。在中国的历史著作里很难发现对外国人影响力的描述。这个例子说明了传统在思想传播，以及历史中的重要性。

其实，面海中国是改造内陆中国的渠道和路径：晚清的鸦片和苦力贸易为何如此盛行，中国沿海人做的如此热络的原因其实是中国早有生意人的传统和意识，只不过被压制，苦力去了东南亚，形成了东南亚华人实力的先祖，不言鸦片贸易在道义上的问题，这两项贸易实际上是中国贸易的鼻祖，无他们，就没有现代中国贸易。宋朝中国就有海上贸易，蒙元也有，明朝也有，清朝被严厉控制，这些都是面海的影响。

接下来是经济趋势，“我认为，在1912—1949年间总产量的增长很慢，人均收入没有增长。平均收入也没有任何下降的趋势。”“ 粗略地看，1949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可以看作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很大的农业（或农村）部分，包括大约75％的人口，和一个很小的非农业（或城市）部分，以半现代的通商口岸城市为主要基地。中国农村出产占全国产出量65％的农产品，也利用手工业、小买卖和老式运输。” 国民收入：1912~1949年中国国民收入增速缓慢，几乎没什么变化，很大原因是幅员辽阔的农村并没有被改革涉及到，农业，手工业。工业增长较快，因为欧洲正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时生产，无瑕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才有了得以发展的空间，但很多设备需要从西方进口，所以很多工厂实际上是很长时间后，取得了设备才建成投产的。

回想南京十年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27—1937年，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忘记那痛。而作者是这样评估的：“对南京十年时期国民党统治的评估：国民党人从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国陷入漫长的毁灭性的战争，仅被给予10年时间。为建立一个全新的全国性政府，为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殃及国家的政治分裂和民族耻辱的逆流，10年时间委实太短暂了。即使条件理想，新政府所能做的也不过只是着手政治、社会及经济改革而已。”个人认为此处是客观的分析了南京十年时期真实情况。

1927—1937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土地制度；农民运动；地方政府的发展；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作者也对其做了仔细的介绍。

对于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书中是这样写的：“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是一个无助的遭受侵略的国家，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它作为战胜的全球联盟的一名成员国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赢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但由于内战，它的地位受到了损害。”作者从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的中国与有可能出现的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失败的原因。

我对于历史并无深入研究，因此对于此书也只能是粗读，我只是对其中个人认为较好的地方摘取、稍加赏析，实在不敢妄加评论。个人认为《剑桥近代史》对于喜爱历史、潜心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实在是值得读的书。《剑桥中华民国史》以近12万字的篇幅叙述了本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者视野开阔，吸收了国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成果，能在世界文学史的格局中来观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给人以真目下新之感。

第二篇：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书纲要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纲要》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内容摘要：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发展的历史，在经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后把一个季度贫困弱小的旧中国逐渐发展变成一个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具有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历史。

关键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经过之前的种种，中国终于迎来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阶段。

但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并非易事，毕竟对于一个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党派来说还有许多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未完并且国民经济也亟需恢复。在这之中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1.能不能保卫住人民胜利的果实，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2.能不能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3.能不能巩固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4.能不能经受住执政的考验，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1]）显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没有让我们失望逐渐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有许多国内外的条件（1.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2.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起飞的基础。3.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4.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2]）并且为了可以过渡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方针，最终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在这一过程中我党和人民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但是最终完成了这一基本改造，为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在完成基本改造后，我国又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党人民不断摸索，虽然有一些错误的决定但是最终也是有许多的成果的。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开端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且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3]”。并且在早期发展中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工人，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充分调动工农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必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同时还应当与民主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发展重工业同时，更多发展农业，轻工业，区利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

在中共八大 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方向

提出“三个主题，三个补充”思想。这些都是积极的发展，但是在这个时期也有一些可以称得上是错误的发展。例如提出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的泛滥开来。并且在这之后还发生了历经10才结束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提出也许是好的，毛主席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丝途径，但是毛主席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估计，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进而形成了全面的内乱，后来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挫败“四人帮”“组阁”图谋，直到1975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这段时期它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学术文化事业在许多方面遭受摧残，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同是阶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4]。

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历史悲剧。

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过程总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或多或少的都会发生一些错误有一些曲折，就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还有文革一样，只有经历了错误才能更好地发展，只要及时发现并改正错误 最终事态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也许这个错误会带来很大的损失，但只有这样之后才能更好的认清自己，进而得到发展。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开端，我们经历了各种曲折，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并没有深陷在这些错误中不能自拔，我们在这些曲折的时光中依旧有很大的成就，有很大的成果（1.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立。2.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教育，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取得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3.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3.探索中形成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重要原则[5]）

经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转折，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全会实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转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开始了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6]。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 过程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

三步走战略和台阶式发展思想。在这之后对国民经济和农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对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与台湾形成九二共识。但是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暴露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不协调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现代化建设事业稳步推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生活。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各项改革事业取得重大进展。3.全方位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4.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5.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6.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7.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8.祖国统一大业取得重大进展.9.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10.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7]。

每一个国家的强盛都是一步步发展得来的，中国自文革后积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荐现代化建设，确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不断在其中一点一点的完善自己从量的改变逐渐积累为质的发展，病在不断发展中发现自己的漏洞与弊端为更好地发展奠定基础，现在的中国已经一步步的强盛，这离不开改革开放制度和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实现更伟大的目标使人口达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付出坚韧不包的努力，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埋头苦干，锐意进取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相信这个梦不仅仅存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中，终有一天它会变成实实在在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梦”。

[1]摘自《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第一节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

[2]摘自《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八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第二节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3]摘自《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九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第一节良好的开局

[4]摘自《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九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第二节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5]摘自《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九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第三节 建设的成就 探索的成果

[6]摘自 《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十章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一节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7]摘自 《中国近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十章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五节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第三篇：近代史读书笔记

看那妖气弥漫的时代

——读《叫魂》有感

摘要：《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主要代表作，它描述了1768年在弘历统治下的清王朝，由于“叫魂”危机逐渐蔓延全国而形成的妖术大恐慌，最终却在一宗又一宗的冤假错案中不了了之的过程。作者旨在通过妖术大恐慌研究官僚机制与皇帝之间的博弈以及通讯系统在其中的影响，而本文仅就大恐慌的形成与影响作简要分析并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清朝叫魂案；官僚制度；民众恐慌；冤假错案； 一.何为“叫魂案”

犹如武侠世界里不显山露水的绝世高手，偶一发招便技惊四痤。孔飞力和他的《叫魂》一出现，就如此效果。作者带着丰富性与奇妙性的故事，探讨帝国专制统治的原动力。随着孔飞力的视线，我们进入一七六八年弥漫四布的妖术大恐慌世界。

叫魂，一个中国特色乡土气息浓厚的词语。孔飞力教授在他的大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这样定义这个名词以及清乾隆三十三年的这个事件：“1768年, 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 一个幽灵—— 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自保或者乘机打击报复，全国十二省的各级官员忙着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弘历先生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加以督促。折腾到年底，在小民不值钱的贱命和官老爷珍贵的乌纱丢了不少之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妖人，没有一件不是冤案的妖案，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偃旗息鼓。于是，在持续长达几个月的清剿行动中，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这个事件终于因为破绽百出而被叫停。[1]二.“叫魂”的背后

“作为现代中国的前奏，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叫魂案从一开始就带有这种令人不快的特性。„„除了丑恶的嫉妒，还有无耻的贪婪„„”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够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了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很显然，在这个全民运动中主角有三个：乾隆，大清官员，小民百姓。乾隆把这个事件翻来覆去，字里行间看见四个字：汉化、谋反（这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作为异族的统治者对“剪辫”这一行为所蕴涵的政治象征意义心存芥蒂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系，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如果僧侣道士或者乞丐也能作法与神鬼进行交流和对话，这会严重影响到君权神授的合理合法性。作为一个江南文化的崇拜者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对江南感情复杂。愚民百姓的无稽之谈自然是不信的，他大张旗鼓的目的在于借机打击甚至根除因汉化而腐败堕落的江南的官僚们以及江南书生的桀骜不逊。而大多数大大小小的官员作为社会的精英分子，经过科举的严格选拔，对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训都是熟谙的，可能他们对怪力乱神也有敬畏之心，但是对于升斗小民的鬼怪故事无疑是不屑一顾的。作为地方长官，为自己的前途着想，他们推崇的是无为而治，不希望自己的管辖范围出现对自己声名不利的事情，即使真的出现了也会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就是乾隆朱批严加斥责的“化有为无之术”。中国封建政权对儒家的尊崇一方面形成了身后的儒家文化传统，同时也在不同的朝代造就了一大批这样的官员，即在肉身上他们是纯粹的奴仆，忠君爱国，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是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的浓厚情结，在社会结构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防止社会在疾风骤雨中偏离方向。所以，官员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中并不是积极的推动者，甚至他们起到缓冲的作用，是他们“尽力将来自君主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入习惯的、日常的轨道。”事实上，最后也正是军机大臣刘统勋劝阻了“十全老人”近乎偏执的行动。一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乾隆皇帝和他手下大小官员的作为完全符合他们的阶级理性，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都没有出乎人意料的地方，他们扮演了合乎他们各自身份的角色。

真正让我们惊讶不已的是，在这场大恐慌的闹剧当中推动者与受害者都是同一个阶层——普通民众。所有的嫌疑犯都来自最低层，他们是乞丐，僧侣和道士（其实大部分出家人都不过是穿着制服的乞丐），而举报他们，将他们扭送衙门甚至执行私刑的英雄却同样是底层的农民、渔夫和小市民等等。普通民众制造了这场恐慌，并且在闹剧上演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三.“谣言”的传播

1768年初春，丝绸之乡德清慈相寺几个贫穷潦倒的和尚因为嫉妒附近一座观音殿的香火旺盛，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进香者若去该寺非但难得庇佑，反会遭到毒害。四个多月以后，谣言已经铺天盖地，山东巡抚富尼汉将消息报告给了皇帝。从浙江到山东，并由巡抚这一高级官员上报朝廷，而其间并没有什么公共媒体参与，最主要的传播方式就是人际传播，竟然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可以想象，民众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谣言最初的形状是石匠在观音殿附近的不道德行为，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发展之后它的形状变成了：术士或者妖人能够通过发辫，衣物甚至是名字来摄取一个人的魂魄，使之为术士服务，同时极大损害被施术者的身心。显然，谣言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了修改和加工。每一个参与谣言传播的人都是同谋，他们同心协力，将谣言中不合理的枝节部分削减，增加自己的细节，使之更加明确合理，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然后更快更广的传播出去。当谣言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模样越来越清新可人的时候，几乎都可以看见这许多同谋者满足的笑容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取舍和细节的再造过程中，加工者充分考虑到了普通民众的习惯、兴趣、希望、担忧，并且投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观所好，简直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任何一个受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人一定不难理解“魂魄”的概念，即使并不能明确的表述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宇宙是“阴”和“阳”的双重构成，而在人的身上也同时存在着代表精神之灵的“魂”和代表躯体之灵的“魄”，并且和“阴阳”相对应。关键在于，在观念中“魂”和“魄”是可以分离的，这就给那些心怀不轨之人以可乘之机，并且使自己处在危险当中。《大清律例》中有一段话规定“采生折割”的具体行为应是:“谓将人致死,取其官窍,以行妖术或使术法邪道,采取生时岁月,将人迷入深山僻处杀死,割取形骸,剜其五脏生气,摄取魂魄,为鬼役使。今两广豫闽等处所市鬼葛,即是又一术也。”而采生折割在当时正是巫术的一种。由此可见这个谣言既有文化传统的传承，又贴近当时的社会生活，其力量之巨大是可以理解的。

谣言本身的精美，以至让人爱不释手并且或出于炫耀或出于慷慨的与他人分享，这固然是谣言得到大范围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者，我们也可以指责中国普通百姓的愚昧，教训他们：当科学与文明不占领你们的思想阵地，你们的思想阵地就会被无知和野蛮占领；又或者像孔飞力先生解释的那样，“所谓‘盛世’，是一种惯用的说法，常被人们用来当作德政的护符，用来装点官方文件。”乾隆的盛世是镀金的假冒伪劣产品，实质是一个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社会的基本问题的“受困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产生怀疑”，因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当陌生人闯入其领域并有可能对其资源形成抢夺之势，他们自然要自我保护，对陌生人——也就是社会边缘人进行驱逐。在这个社会主体挤压边缘群体生存空间的过程中，社会边缘人越多，流动性越大，谣言也就会相应的越来越多，流传越来越快。

孔飞力把叫魂看作是三个版本的故事的综合，乾隆，官僚，民众是不同版本中的主角。可以发现，乾隆是个体，官僚是一个有组织的精英阶层，质量平均且数目不大，也可看作个体。三者之中只有民众鱼龙混杂，没有任何组织上的固定形式，“对于妖术的恐惧，并不是因为卷入其中的人数的多少，而是由于人们对此的想象产生”，也就是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了同一个方向，他们的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我们称之为恐慌。所以，处于叫魂事件中的民众其实也就是勒邦所说的群体，或者叫做“乌合之众”。我们相信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可能，作为一个个体言行符合理智，冷静客观地判断人和事，对待某一个陌生的观点必然是科学而辨正地看到正反两面。简言之，个人应该受到理性和利益的支配和驱动。但是遗憾的是，古今中外的人们的血液里仿佛天生就有从众的红细胞，个人往往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观点，意见和心理的趋同造就了一个个大小不一性质不同的群体。群体正如一个巨大的磁场，不断吸引着个体被磁化而成为磁场的一部分。在群体的力量显而易见的时候，个人会失去他存在的理由及其自我感觉。他成了一个局外人，在其他个人组成的极其上发挥一只无足轻重的螺丝钉的作用，甚至他都不是这个机器的一部分。可以想象当妖术谣言盛行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不参与到加工传播谣言的过程中去，他就将边缘化，他将会感觉到未知而充满敌意的目光包围在他的身边，迫使他做出抉择。当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和道德底线的个人是有的，只是他们或者被私刑或者被官方的力量予以镇压，所以所谓的抉择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融入群体。或者你可以选择沉默，在谣言盛行的时候沉默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无声的力量，但是，同样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妥协，是与制造加工传播谣言者心照不宣的默契。糟糕的是，一个人一旦成为一个群体中的一员，他的行为举止观点想法仿佛立刻就经过了歪曲，与其自身的理性和利益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其自身的各种素质诸如自由的意志、对意见观点警惕的反思乃至洞察力都随之整个消失了。就像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中所说的那样：“事实上，人类群体的水准降到了其最差成员的层面。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参加集体行动并感到他们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群体中人的思想行为会接近那些最低水准的人的平均水平„„地位最低的人的标准被用来判断非常普通的事情。总之，在一个群体中，第一名会成为最后一名。”罗马人的谚语说：议员们都是好人，但罗马元老院是邪恶的野兽。这是个悲哀而让人感到阵阵凉意的事实，“这个事实给人类带来多少苦难！它是所有战争和每一种压迫的根源，使得世界充满痛苦、叹息和怨恨”（爱因斯坦）。

在群体中，个人是不会说话的，或者说他们说的并不是自己要说的，而是群体借他们之口发表的各种宣言。在群体中，个人是不会思考的，或者说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群体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群体的心理景象就是他们的心理景象。谣言也是一种信息，只不过是扭曲了的带有社会倾向的信息。它同样能够构建参与其中者的虚拟环境，民众并不会觉得妖术有什么荒谬可笑的地方，他们的恐惧和厌恶都是真实的，他们生活在众人齐心合力建造的山洞监狱之中，处于囚徒的困境，却每个人都想做点什么。在这样的集体意识或者说是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之下，“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现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在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在一个即将面对“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停滞帝国的镀金时代，人们不能确认通过自身的奋斗而改善自己的命运，这种情况由于捐税似虎、酷吏如狼的腐败政治现实，而变得更加无法让人容忍。统治者不提供制度性的正义，民众就不能从现实中获得公平的补偿，偏偏在这个时候乾隆皇帝对妖术大理清剿，于是“妖术”这一术士们专用的武器突然就像“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不同的是，术士通过妖术作法获得利益，而民众则通过指认这种行为，控告他们的敌人是术士并使用妖术便可以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谋取私利。一个对权力始终渴求却始终不可得的群体，突然有了这样的机会，怎么会不紧紧抓住这样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呢？这样的机会成长于谣言的土壤之中，民众又怎么会不对散播谣言乐此不疲呢？ [2]四.“叫魂”之于普通民众

“叫魂”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尽管孔飞力的资料大都本于皇帝与官僚的奏章，却并未使他遗忘了民众这个“沉默的集体”——恐慌来自于民众，制造恐慌的同样是民众，民众既显得避之不及，又同时趋之若鹜。如果抽离出朝廷官府，这依然会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孔飞力对于“民众”的论述充满了洞见：他认为“叫魂”代表着一种虚幻的权力，而指控“叫魂”则象征着现实的权力，它所体现的都是民众的无权无势——这似乎带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色彩。“在这个权力对于普通民众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只是这种所谓的现实权力，对于民众来说也只是海市蜃楼，与“叫魂”其实别无二致。

但对于民众而言，在人口激增、资源日少的“乾隆盛世”中，掌握哪怕一丝的权力都是对于自身的保障，因为在平时，他们是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的，他们没有正当的权力来捍卫自己正当的权益，甚至连卑微的生存底线都无法得以保证。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它（旧制度）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律，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不禁让人想起，去年海事大学自杀的杨元元同学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读书不能改变命运！

对于生活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社会中的人们，“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社会被无情地撕裂，人与人、人群与人群因为利益彼此对立、仇视：大到本地与外乡、平民与僧道，小到两间竞争香客的寺庙、两队争夺生意的石匠。每个人可能刚刚用“叫魂”置人于死地，转眼成为别人“叫魂”指控的对象——“叫魂”这个本来就被民众臆想出的权力偶像，每个人既沉溺于权力的狂欢，又恐惧成为这狂欢的祭品。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是一场摆不完的人肉宴。大众既是这宴席的座上宾，同时每个人也都会是餐桌上的珍馐。在这样畸形的社会，民众只能用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即使这种保护显得荒诞而脆弱。

如果没有“叫魂”，这种隐藏在民众心理深处的诉求不会如此强烈的爆发，但它总会以不同的形式悄悄地展现，当这个社会还无法使个人有足够的能力捍卫自己的权利。只有当这个社会给予每个人这种权力之时，那个“叫魂”这个噩梦也将不会发生。

五.“叫魂”之于官僚阶级

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无论于公（维持治安）还是于私（保住乌纱帽），妖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有意思的是，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异，他们在妖术恐惧初起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没有人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表面上看来，对妖案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廷还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毕竟，人们需要回避风险，在一个受规则束缚的环境里，最好的官员就是最少惹事的官员——也就是那些能规避麻烦，将消极应付视为美德的人。因为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各省巡抚，树立个人某种个人形象的强烈欲望，用官场的话来说就是“宽大”，这是一个好长官所应有的基本品质，它软化了督抚与属下之间原本是冷冰冰、公事公办的官僚关系，这种权力对他们建立个人的权利庇护网络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3]六.“叫魂”之于皇帝弘历

疑似案件愈来愈多，增加了弘历初始的判断。他的轻信体现在了各省官员们身上的压力。而官员们身上的压力，大多数化做一些冤假错案回馈给了弘历想要得到的新线索。

弘历异常激烈的反应，正是统治者对臣民的防猜心理。猜忌臣下，此为历代统治政权之统治心理，而满人外来则为犹甚。清初之高压统治政策，则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命。头发与叫魂案之联系，具有的种族象征意义，似乎就带有一种天然的政治因素了。尽管弘历小心翼翼的对此保持缄默，一直忽略与避免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但还是无改“妖术与弘历对大清帝国的深层焦虑之间是存在联系的”这一事实。

具有谋反阴谋叫魂案在挑动弘历政治控制神经的同时，也触发了弘历对官僚集团的控制与官僚集团进行反控制的较量。“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在专制统治结构中，皇帝与官僚专制在实施威权时确实受到了诸多障碍的限制。这些流弊部分是由于自身的管理缺陷，“官僚机器本身颟顸迟缓的工作方式，就足以使抵制专制专权的诡计得逞”。弘历为官僚机器低效的能力所沮丧，同样的，这个事实普遍的存在于所在社会中。理论上，政府有权开放和限制一项政策，但行政管理的可靠性与效率往往难以协调一致，甚至常为各方的力量所阻碍。权力的分散和平衡，是为有清一代也是现代统治政权的难题之一。

在叫魂危机里所折射出来的多重问题里，既“为对个人的纪律整肃提供了特别合适的机会”，也为“弘历创造一个环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甚至也强化了君主和官僚之间的关系。对弘历来说，妖术危机“为他对官僚制度的极深犯忌提供了一个出气孔”。

清剿的继续和案件的重审，叫魂案已逐渐明朗了。说到底，这不过是衙门重刑逼供产生出来的冤案之又一例。这场由“剪辫案”引发谋反行动的一连串事件，朝廷和各省官员以及民众们各方所参与进来除妖运动，不过是乾隆的杰作。这个站不住脚的叫魂案完全是弘历个人意志的体现。而民间叫魂妖术大恐慌，“只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幽灵”。各方对叫魂事件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将妖术传说中的不同成分重新组合，使之适应于自己的世界观”。“弘历将自己的恐惧而产生的意义注入到民间妖术中去”，而民间的理解和表现出来的情况又反过来影响弘历的情绪。

弘历眼中的叫魂危机则属子虚乌有。普通民众的叫魂危机，或是一种无知的恐惧，或是成为一种“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的一种突然可得权力”。弘历“没有能力找到一个可与臣民共享的目标，君主和村民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最终在一七六八年的中华大地上，演绎了一段不是惟一的消极历史事件。

七．我们的反思

历史是面镜子，它照不清现在，也无法从它中看到未来，或许它就像作者所说，它为人们留下了手中的密码本去解读解码。

因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类似叫魂的或动态或静态的威胁，一直隐秘在有规则的社会之下。而大众内心深处留下的一些空间，随时能把不同背景的案例，解读出不同的迷信与恐慌信息，并引出更多更深的问题。新的方式，观点，恐惧，它们起着新的催化剂作用，将可能激起在不同年代，不同国家，由不同因素引起的社会危机，一如中国一七六八年的叫魂案。

参考文献：

[1]孔飞力（著），陈兼、刘(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2]Bigteeth(林中路)：《叫魂——叫乌合之众的魂》，豆瓣网书评 [3]中华文史网编辑：《史林》，1999年第2期

第四篇：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纲要读书笔记 土木17-4 杨宇

首先应谈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度的开始，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因而具备了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些因素的增长，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民主革命胜利后产生的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我们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分析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状况和基本矛盾，论述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及主要途径。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年，在着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的同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实际上也开始实行了。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没收官僚资本，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第二，开始将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第三，引导个体农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以上事实表明，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本身具有过度性，它处在很深刻的变动之中。所以我只有社会主义者条唯一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即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而奋斗。进行经济建设，首先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怎样才能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业化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独立以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以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在帝国时代，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已经失去。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对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骤，中共中央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种认识的变化主要，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睡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彻底完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发生了深刻巅的变化。这说明，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已经成为必要；另一方面，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初步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说明，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当时中国之所以着力进行和可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大，它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弱小，发展困难，不可能成为中国工业废气的基础；第三，对个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保证工业发展、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 件；第四，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促使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通过这一历史性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总体来说，这种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努力结合中国国情的产物，同时也是在前人经验基础上的创造，总体上说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坚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为什么说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我们自己的独创呢?体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上。不仅实现了赎买，而且实行了公私合营；不仅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而且肯定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组成部分，使我们的公有制既有全民的也有集体的；强调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结合。体现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等等。体现在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同时还要看到，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尽管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是我们前进的基础，但是，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可能一下就很完备，很成熟。以此为起点，进一步解决好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根本性任务。正如邓小平所说，完成这个历史任务，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实践证明，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办法，不是“大跃进”，不是“文革命”，而是社会主义改革。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首先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在充分肯定和继承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的基础上，在充分肯定和继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两个根本性问题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结果。其根本目的，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更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改造时围绕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进行的。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采取的实际步骤是力求与经济发的要求相适应，一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允许生产力造成破坏。正因如此，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没有引起其列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破坏，而且是生产逐年增加。它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的推动作用。为了说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必要的、正确的选择，我们还必须注意当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在当时都是具备的。

第五篇：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革命不存在中国式的工业革命

读《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之后

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历史学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在其学习与任教期间曾两次来华，第一次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二次则是作为美国的“情报协调局驻华首席代表”。在他退休多年后的1986年，《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出版了，此时，《剑桥中国史》各卷已开始在中国陆续出版。

在《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中，作者以自己的视角，对中国自1800年以后的185年作了一些概述与分析。书中的观点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作者从极客观的视角审视了中国近代——包括政治方面与社会方面——的变迁与转化。

该书虽然写的是“中国革命”，但是其出发点却不在“虎门销烟”，而是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的交接，清朝鼎盛进入尾声，同样是欧洲中国风热潮渐渐淡去进而出现批评的1800年。此时的清朝已开始有了衰败的现象，政治日益腐败，而川楚教乱闹得正热，政局动荡不安；而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使不少农民失去了工作，在广大的土地上游荡，社会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民变屡发不止，嘉庆皇帝内除和珅等贪官，又付出了巨大代价镇住了白莲教等民间组织团体的变乱，却还是未能解决弊端，继续重农抑商，进一步加固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结构，而对西方的工业革命一无所知。

这样的中国，面对从西方世界传来的思想与体制似乎产生了极大的免疫力。英国几次无法打开中国的正统市场，而走私鸦片的数量与其所获的利润却又高得惊人，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让他们摸不着头脑。而摸不着头脑的不只是外国人，中国人此时也陷在毫无头绪的混乱之中，统治者难以控制局面，平民百姓被压迫到了极点，人人都被禁锢着无法自拔，更谈不上对外来的一切消化或被消化。

反过来看，虽然场面如此不堪，但是当时的中国有着高水平的技术与资源，足以引发一次“属于中国的工业革命”，以使其足以与欧洲当时的工业革命相匹敌；而稳固的生产结构与大量的水陆运输使得中国当时的商业处于一种增长的形势。本书中将此时的中国比作一个人体，“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有足以维持一个稳固国家的能力”。

但是，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没有发生，在笔者个人看来，起码它们没有真正地应用到中国并在中国现象化。这也是笔者在本文中的主要问题，即为何中国无法产生工业革命。

关键词：工业革命 封建社会 吏治 科举制度

首先从工业革命开始

何为工业革命？百度百科上给出的注释是这样的：“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通常认为它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

而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乾隆皇帝刚平定了天山，设下伊犁将军，巩固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也巩固了中国的大一统，就如同历朝历代一样。乾隆不知道远方的英国正在发生着什么，他要做的就是巩固眼下的大清朝的统治以及其统治下的中国，而天下一统的观念从来都没有变过，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中国以及附近大大小小的藩属国来说，天下就是这么大一块地。而中国的文化一直有很强的包容力：当汉人的王朝征服了其他民族的国家或部落，这些国家或部落被要求向汉人的王朝进贡以示忠心，同时汉人给他们汉人的礼物，这些礼物里饱含的汉文化，最终会渗透入其他国家或部落的生活中；而当外来民族征服了中国时，他们也得放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学习汉人的文化，然后用汉人的方式来治理国家。所以当马嘎尔尼被逼迫叩头下跪时，马嘎尔尼与清朝大臣脑子里转悠的东西也是截然不同的。

回到工业革命来看，若把工业革命称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话，那么当时的中国就跟工业革命一点也沾不上边了，首先没有资本主义，其次没有工业化。此时的中国小农经济为主体，男耕女织几乎是每个农民家庭的固定模式，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模范。而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几乎就跟生产力画上了等号，一家生上几个孩子，只要保得住，再多都是不为过的。但是乡村土地兼并的严重化，让不少农民无地可耕，倘若向地主租地，沉重的田税又使他们难以翻身。换做是商人们，当时的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一再重农抑商，平民中想靠做生意发家简直是天马行空。资本主义在当时的社会连个苗头都没有，更不用谈及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欧洲式工业革命”了。

而反观工业方面，早在明崇祯时期就有《天工开物》一书，书中记载了大量农业与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可见中国的技术在当时也是相当先进的。可是相对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中国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出现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生产的制造工业。其实这些技术早在十八世纪时中国就有机会接触并学习了，可是自大的封建统治者们甚至瞥一眼便不愿继续细看了，他们或许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便是治理国家，解决当时混乱的场面。这也可能是膨胀的文化自信感在作怪，让当时的上层人士大多被限制了眼界，看不见远方的天翻地覆。

吏治的腐败

谈及吏治，就不得不涉及到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使得世家大族垄断仕途官位的局面被打破，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有机会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升官发财。可是，这样严格的制度，在当时的社会熏染下，也成了腐败的场所之一。在书中，作者用了“不可避免”来形容科举考试制度对某些人偏袒的现象。而当普通人难以通过正当手段与之抗衡时，舞弊的手法便滋生了出来，这便使得原本先进的体系被搅成了一团。

作者在书中有这么一段陈述：“......即中国旧社会是依身份高低或主从关系而组成的。......结果一个青年，当处于依赖地位时，就被训练成一种附庸角色，一旦处于权威地位则摆出权威角色的样子来。”儒家的五常关系中有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在这五种关系中除了朋友，在当时的社会下都是上下关系的结构，而在对后代的教育中，这种上下关系被强调，其中的权威观念也被扩大，这让每一个在当时称得上有教养的中国人都种入依附与权威的种子。

“上级的典型作风是独断专行。”作者用这句话形容当时的官场作风，而这样的上级是不需要有体力劳动的，他们的工作重心在做人上，能支配好下级，从而让他的决策能得到坚决执行，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上级。

反之，下级要做的就是坚决执行上级的决策，从而获得上级的信任，进而能得到更多的奖赏。要取得上级的信任，这就要求下级不能对上级加以批评，以免上级的权威受到损害。

由此看来，腐败似乎原本就已铸进了中国的吏治之中，进而也与各个朝代最后都躲不开吏治腐败的规律暗暗吻合。如此一来，工业革命的可能性也似乎被抹杀了，因为上层的人对此无动于衷，下层的人也难以产生自下而上的力量，而平民百姓也没有能力去实现。

不仅如此，腐败的统治必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升官发财”是当时不少人心中的梦想，“升官”与“发财”被牢牢捆绑在了一起。可当时统治者的经济来源与现在的中国政府不尽相同，虽然当时税收为清王朝的主要收入，但是税收的内容却以田赋为主，这意味着，光靠领工资，官员想过上物质无欠缺的生活是有难度的。这样一来，对人民的搜刮便成了最快捷的手段，作者在书中便这么描述：“但是它也意味着在艰难时期皇帝及其官吏之间，国家与官僚机构之间展开一种争夺，看谁能从人民手中搜刮得多些。”

不过并非每个官僚都需要想方设法地去搜刮民众。和珅便是贪官中再成功不过的典范，光“富可敌国”一点就让他成为中国史上的头号贪官。他手握大权，这时钱路便不是来自于百姓了，而是来自于手下的官僚——品级低的官员想要提拔，或有私事要解决总要借助上级的力量来加大成功率，此时，巴结上级便是少不了的事。如此一来，上品官僚蒙骗皇帝，下品官僚巴结上司，百姓受恶官欺凌，皇帝又缺钱办事，赋税高高在上，最终必然免不了一番变乱。

弊端难以解决，也使得统治者无暇顾及新的思想与技术；体制与体系在这时已经顽固到了巅峰，又无法立刻颠覆重新再来；大量无业流民横行，社会治安难以维持，民众情绪堆积成山。一切都催促着人们解决眼前的事情，但这件事情与西方的资产阶级急需一个新社会不同，需要新社会的是当时中国土地上广大的农民群体——这也使得浩浩荡荡的太平天国运动实际上是在建立一个新的封建制国家，而后来的《资政新篇》也在天国的衰弱后难以得到实行，原本志在必得的农民起义最终惨烈地失败了。

结语

于笔者看来，“中国化的工业革命”是一种及其荒谬的说法，并非想到去做也做不了，而是压根没想过去做——如此多的农民起义，结果都是在建立一个所谓更先进的封建社会；洋务运动虽然影响如此深刻，却依然是属于一个封建王朝的“自救”、“自强”运动；“五四运动”后的实业救国论却否定采取革命手段改变落后生产关系的必要性，而当时只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民族资产阶级”。大量的因素催生了中国当时的局面，这绝非本文能分析到精确之处的。但笔者肯定的是，“中国化的工业革命”没有出现并非它错过了什么，而是它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涉猎之浅，实难启齿，故只作数字滥竽充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