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
读书笔记
——读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之读后感
学生序号:59023111123姜超
题记:每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都有时代的使命,这种时代的使命是通过他的作品变现出来的。今日有幸,得老师推荐阅读徐大师《中国近代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让我静下心好好的欣赏。
徐中约是华裔美国历史学者,毕业于燕京大学,上世纪50年代前往美国,师从费正清大师,但却与费大师在观念上大相径庭,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汉学界认为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源流在西方帝国主义,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对中国形成冲击,这是一个挑战,对于中国是好的。这是名副其实的西方中心论。徐中约认为中国近代史不应以西方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而是从中国内部原因来深入挖掘„„
总所周知,写历史是非常难的,需要很多很多资料,而且更要从中辨明真假。写个一部气势宏伟的通史巨著更是绝非微观历史,小历史可比。在当时的这个费正清的绝对权威之下写出这样一部思想不合主流的通史很是不易,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历史总是大浪淘沙,他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已经成为美国本科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必读教科书,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对于一个当代中国大学生来说,这本书丰富全面,分析事情客观独特,却又不走极端,很好的补充了课堂的局限性,通过此书可以全面领略中国是如何从康乾盛世转而列强入侵,继而又重新崛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
此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此书以清朝入关为始而不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起点,这样的做法虽然是略显冗长,但是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更为深刻,更能知道前因后果。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要先对这个冲击承担者清朝机构制度进行研究。中国是如何被入侵的,如何一步一步衰弱的,如何因外力进逼不得不然的转型变化。最主要的是与世界史从1500年开始可以接轨,以此能有个比较。拥有四千多年的中国一直处在世界的东方,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动对他都丝毫没有任何影响,一方面是源于中国人古往今来所传承的独立之人格,一方面是由于地理的限制,外部进不来我们出不去。近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教士,探险家等前往中国,打开了悠久的孤立局面,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因此,变化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实际统治者在变,制度在变,思想在变,敌人在变等等。当时的具有前瞻性的人正在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体面生存下去的道路,以推动中国不断向前。从鸦片战争以前对西方的排斥到1861-1895年间的自强运动、到1898-1912年间的政治改造和革命、再到1917-1923年间的思想革命,最后到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重要的里程碑,构建起概念的框架。与政治变化同时进行的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根本转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自强运动期间,近代工业和企业开始发展,而外国人则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在条约口岸开办制造业、航运业、银行业和贸易商号。这种半殖民主义的特征延续中国近一个世纪,是中国近代经济的显著特征。
总体说来,这部书描述了中华民族近四百年的痛苦挣扎到剥茧而出的过程,讲述了平民大众如何度过那个悲欢离合的时代,表达了一位旅美历史学家以中国人的身份对于中国的深深情愫。
中国现在犹如一只涅盘中翱翔而起的凤凰,转世重生。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那里躺着一个酣睡的巨人。让他睡着吧。因为他若是醒来,将会改变世界。”中国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美国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身,中西的交织,使两国将在未来将极大的制约整个世界。
第二篇: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寻求一种“中庸”的改革之道
——从维新变法的失败看制度的改革
谢子柔 16311158
在时代发展的大潮中,小至个人,大到国家,没有一个个体是不犯错的。过去正确的一些策略和措施,在世界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也许就不再是正确的了。发展的路上需要不断修正路线,即需要不断改革,好使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发展道路适合世界的大势和国家的现实水平。然而改革需要恰当的方式和条件,过于激进的改革有时带来的后果恰恰矫枉过正,反误了发展。近代百年,中国自鸦片战争打开世纪变局之后就在不断改革以谋求发展,其中戊戌变法作为旧中国对于发展道路的一次重要探索,其内容和结果对我们当下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什么戊戌变法在后期支持者锐减?看似符合时代潮流的改革举措又为什么在当时难以真正实行?我们现在仍处在不断改革的阶段,我们又会不会犯一样的错误?读完《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中作者关于这段历史的思考后,我认为,维新变法的失败原因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主观上的策略问题,仅仅凭着一腔热血而缺乏对于实际力量的考量。正义需要权力的支持,与其完全撇开当时的所谓“改革对立面”的当权者激进改革,不如借助当权者的力量,寻求折中的策略以防止改革的夭折。这种折中不偏激的改革方式,便符合了古来的中庸之道。
在分析上述观点之前,我需要解释清楚一点,对于改革的成功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应该是人和。所谓人和,包含民众的接受能力、改革者的领导力以及改革者和当权者的关系。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决定历史走向的最终是人的态度。尽管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内外客观不利因素,但如果改革者可以看到这些或明或暗的不利条件,并制定出相关的策略,那么改革依旧是有可能成功的。对比来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国内割据四分五裂,国外又有列强欺压,就客观条件而言,他们并不比我们强;可是日本却凭着比我们更强地接受外来思想的能力,更高的国民素质而赢得了明治维新的成功,由此可见,人和对于改革的重要。
柔性的改革着重要处理一点就是改革派和守旧派的利益关系,维新变法的改革者缺乏对这方面的考虑。我个人认为这是变法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当下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改革最需要注意到的一点。历史上的改革派往往凭着自己内心的一腔热血而行事,或是如维新变法一般一股力量横冲直撞;或是如太平天国一般纠集无知民众作鸟兽群起而攻。改革派自以为新鲜生命,大多是不屑于和守旧派(既得利益代表者)有什么友好的接触的。这从《中国近代史》中所叙述的‘西太后对变法由开始的支持到后来的反对镇压’可见一斑。足可见在维新变法的短短几十天里,改革派并没有照顾好慈禧的情绪。
然而这种方式必然是难以成事的,在封建中国的末期,由于特殊的社会性质,国家的大部分力量掌握在旧政权的手中。维新派靠的是所谓的“正义”来发动的改革,却不知道在一个黑暗的社会里,“正义”如果缺乏了“权力”的支撑,也是难以施展的。
维新变法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包括了除旧、裁官、裁军、废八股等措施。裁官裁军使得很多的旧派官员、军人丢掉了饭碗,这些人缺乏必须的生存技能,一旦被裁撤,他们就失去了生活来源,从而激发大范围在权者的不满,增加了反对势力。再说废八股,维新变法的前身是康梁领导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的主要力量就是士人等需要通过科举考试、八股文来进入官场的读书人。废八股的确符合时代的潮流,却不符合人心。康梁的策略错误恰恰在于根本没有认清自己的力量来源,将可以支持自己的推远,将中间的摇摆势力推向反对方。在光绪帝的身上,这种问题在光绪帝身上表现的尤其明显,慈禧太后在放权之初明显表现出了不满,但是光绪帝没有照顾到她这种心态,反而态度强硬地与慈禧太后顶撞。慈禧太后从而越发感到自己的权力危机之大,这种危机感间接导致在变法的末期慈禧太后领导着其他的守旧派夺权,导致变法破产。
任何的改革都需要推动它的权力支持,在缺少实权的时候,更要采取相对柔和的方式来推进改革,而不是如维新变法一样,强硬地与之直面对抗。在这里我认为这个因素的重要性甚至胜于中学时期特别强调的经济因素。经济固然有其不相匹配的地方,但是改革的策略如果得当,是可以随着现有经济水平的发展而一点点改进的,并在这个过程中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维新变法的激进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不利于中国的近代化的,这种激进导致了变法派最终被镇压的同时,给群众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恐慌和生活的混乱,更不利于近代化在社会生活的发展。我们看一个历史事件,不能只是强调它对发展的未来道路的意义,更应当关注事件本身对当时人们的影响。维新变法毋庸置疑地促进了历史地发展,但对当时地群众而言,更多地是带来了混乱和不适。这种不适,使先前抱着观望和试探态度的势力集团也会转为千方百计阻挠改革。改革更容易陷入一种困境。
改革必须要有要一定的思想基础,这是最需要结合的实际情况。一方面领导人自身要在改革发起之前对改革要有全局设计。维新变法在103天内颁布了百余条改革措施,显然是缺乏对改革的系统全面设计的,而且是受到救亡的民族情绪所支配的,这样混乱的变法最后失败似乎也是意料之中了。当然,考虑到当时内忧外患的时局和当时类似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者救亡的迫切,我们对他们有失慎重的举动不能加以苛责,可是促成改革成功的不是情绪,而是思想。康有为在这方面自然有一种值得我们钦佩的实验精神,但是他又太过于理想主义,他将改革的触角伸向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只是简单粗暴的把所有的改革的措施一次性交给了民众,但没有考虑到实际进行的过程中会遇到的阻力和民众的接受能力。维新变法在实际应用中遇到的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改革应该是实效和理想的结合。设想若是维新变法的提倡者们在颁布那些全国性法条之前,先以思想宣传来提倡之,待群众对新思想,新法令有一定了解,真实感受到新法的好处后再。正式推行,兴许会有更好的结果
另一方面,改革也需要民众的思想有一定的基础,这基础既包括民众在改革前对改革的接受能力如何;也包括了改革的思想有没有很好的被民众所理解,可信维新变法在这两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中明确提到了这一点,当时的民众只经历了着重于器物改革的“洋务运动”,思想的开化程度的确还很低。这里我想将维新变法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出一点比较来说明维新变法的失败之处。众所周知, 江户幕府时代的日本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一样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但是长崎始终是对外开放的窗口, 荷兰等欧洲国家的商人不断来此进行贸易活动, 促使了“兰学”在日本的传播。特别是到了19 世纪以后, 幕府及各藩已开始派遣官员出洋考察。例如, 福泽谕吉就曾三度游历欧美各国, 归而撰写《西洋事情》、《世界国尽)等书, 广泛介绍了欧美近代政治、文化教育等情况, 推动了“兰学”向“洋学”的全面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日本启蒙思想。(引自田正平《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化改革考察》)而我们国家当时由于一直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和中央集权制度,西洋文化特别是其中关于制度建设自由思想的传播在中国仍然处于一个不甚发达的状态,在这种条件下无论颁布什么样的政令,民众都难以理解其精髓。历史终归是人的历史,而当一个政令都得不到社会上大部分人的理解时,又何谈政令的广泛接受?我们改革的进度快于日本的明知维新,改革的社会思想基础又不如日本社会,我们的维新变法自然难以成事。
“维新变法中康有为的主张并没有被很好的理解,与他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做得不到位有一定关系。”(选自中国近代史)。可见民众乃至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他改革的短暂拥护都有一定的盲目性,中国的确太缺少一个站出来提出改革措施的人了,一旦有了便来不及弄清其主张的本质重点,就开始支持。然而这样的支持是缺乏根基的,容易在改革受到反对或者是挫折时就倒向反方。维新派在早期本来的支持者就不是很多,在后来改革快速推进的路上由于损害了许多人的既得利益而又少了不少,变法改革的大厦就摇摇欲坠了。
封建政府长期执行的愚民政策导致普通民众对新事物较小的接受力,而维新派又没有能给出好的宣传或者教育政策来弥补这一点,足可见柔性改革需要结合实际以及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针对性方案。
百年前的中国在近代化的路上耽误了太多,中国不乏改革,但不是如洋务运动一般畏缩不前就是由于激进而导致了矫枉过正,改革一次次的夭折使国家在近代化的路上踌躇不前,有一句俗谚说的好“不怕慢,就怕站。”我们宁愿要一种缓慢而稳定持续地改革,也不要激进但是却短暂矛盾地改革。这就是所谓地中庸之道。我们不能过分苛责古人有今人地眼光,我们的经验与教训毕竟是在看了前人太多的失败或是成功之后才总结出来的。也许当我们身处当时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并不能比他们做的更好。比起批评旧人,更加有意义的永远是找到其中新人可以借鉴的做法。历史已经过去,今天的我们是否同样站在一个如百年前那样的转折点或者是比百年前更加重要的转折点上,只有我们之后的人对我们的行为作出评判时我们才能清楚。改革在继续,假如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对我们今天做的一切作出评价时,可以说我们没有再犯我们的前人所犯的错误,没有“使后人而复哀后人”,那么前人的历史,才算是有了应有的意义。
第三篇: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段历史是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在这段曲折而苦难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劳苦大众饱受压迫的现实,看到了这个泱泱大国在欧美坚船利炮下无助的景象,还有曾经的统治阶级在面对国家深重灾难是的软弱,但令人欣喜的是,残酷的环境催生伟大的改革,中华民族的很多不好的文化根源在这场大运动中得到反思,中国人民在这次大变革中得到解放,中华民族的生产力在这段抗争中得以极大的进步,没有这段艰辛的历史,就没有如今更加现代化的﹑更加开明的中国,只是这场变革的代价是如此高昂,它牺牲了万千大众但终给这个民族留下了永恒的财富。看完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看到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幕又一幕,不禁让人觉得十分心酸,曾经多少次机遇,本可以抓住,却最终不幸擦肩而过,试想,当初乾隆皇帝能够认识到广州十三行这样一个通商口岸对中国的益处,或者当初的清朝执政者能更加清明,当然更希望清朝的那些守旧迂腐的文人能认清世界的形势,或许率先崛起的就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或许中国的近代史就不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可是历史既成事实,我们也只能感慨,只能在历史历史面前去斟酌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去省视那些曾经领导中国的人。
近代中国面临改革图强近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但当时的世界又何尝不是,日本,俄国,土耳其,都在为赶上历史的潮流进行抗争,但于中国不同的事,他们似乎没有遇到如此巨大的阻碍,其中日本俄国更是迅速完成了工业化的浪潮加入了侵略中国的大军,只可惜中国少了一位像彼得大帝一样开明贤能的君主,也没有像日本一样愿意为日本的富强实行君主立宪的天皇,中国的近代化历程遇到了空前的阻碍。中国之所以没能在遭受鸦片战争的屈辱后迅速的走上改革的道路,一方面,实则当时封疆势力太过庞大,另一方面,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越性的思想让中国人碍于向西方人请教,相比之下,日本作为一个弹丸小国,他们天生就有一种忧患意识,有领土需求,这让他们更懂得求变,更懂得向更先进的文明学习,而当时的中国则因为一味保守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期。其实中华文化并非是天生的保守文化,想当年,春秋战国时期那也是百家争鸣,法家﹑道家﹑兵家等各派学说都曾盛极一时,只是随着统一大势,中国社会更趋向于儒家学说使中国的文化环境过于单一,并逐渐走向了一种趋于保守不敢改变的方向,当然这方便的君主的统治却阻碍了中国的进步,恰恰是春秋战国那样一个时代为中国后来的汉唐之盛奠定了基调,正如西方的文艺复兴一样,社会是需要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文明载体的。
在侵略中国的众多国家中,其实只有日本真正是一直有灭亡中国的野心,现在想想英国在当时的中国所作所为,虽然恶劣,但还算很有信誉,当初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也只是索取了极少的土地,而是要求更多的开放,况且,当中国谋求自强时,英国德国倒也不吝惜技术,没有因为担心中国的强大而极力遏制中国军力发展,而是让中国顺利请到欧美的工程师帮助改进技术,德国也卖给中国先进舰艇,可见他们对中国追求的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和他们不同的是,日本从一开始就对中国怀有极大的领土野心,这个近邻从明朝时期开始就觊觎着能从中国或者中国的属国中占得领土,在实现自己目标还更是得寸进尺,妄想消灭中国。只是甲午海战前的中国似乎没有太多人意识到这个潜藏着的危机,即使有人意识到了也苦于社会一盘散沙的现状而无能为力。甲午海战的确是一场划时代的战役,这场战役确定了远东的霸主,让日本获得了巨额的经费用于扩充军事并逐渐扩大对中国军事优势,并在四十年后挑起了针对中国的总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的社会彻底陷入了变乱的漩涡,此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社会饱经动荡之苦,先有保路运动,后有辛亥革命,然后是清帝退位,袁世凯当权,军阀混战,革命军北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社会淤积了几百上千年的各种矛盾在这几十年中迎来了总爆发,再加上险恶的外部环境,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华民族的这场变革是世界史上最曲折最复杂的一次变革,先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后有立宪派,有资产阶级革命派,但他们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在这段历史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华民族走出了苦难的深渊,这其中,孙中山总理的执着和坚持最总促成了辛亥革命这样一场伟大的革命,他让民族﹑民权﹑民心的思想深入人心,他组织创建的革命军后来带领中国走出了军阀割据的状态„当然还有很多的文人﹑艺术家,他们用文字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成了更多大众的觉醒,为后来的事业在精神上创立了支柱„而爱国将领们的英勇抵抗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的魔爪,并带领中国走向了统一和和平„他们成绩斐然,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一书让我们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其中的很多精辟的见解也让人获益良多,他还原了历史的真相,使我们明白了历史人物他们的苦衷从而有了更客观的认识。中国的近代史是一段充满着传奇故事的历史,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好好研读,体会历史人物的过错,以开创中华民族更加光明的未来。
第四篇:《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众所周知,写历史是非常难的,需要很多很多资料,而且更要从中辨明真假。写个一部气势宏伟的通史巨著更是绝非微观历史,小历史可比。读完了,应该说是走马观花看完了这本书后,对我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对徐中约先生在当时费正清的绝对权威之下写出这样一部思想不合主流的通史的勇气很是敬佩。对于历史的认知,人们的观念也要随时代而转变,同时也要改变心态,历史不是一家之言!历史也总是大浪淘沙,留下的总是弥足珍贵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已经成为美国本科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必读教科书,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对于我们来说,这本书分析中国的百年近代史角度独特,思维独特却又不走极端,内容可以说是非常丰富。让我们正确认识历史,转变或者说是形成一种真正的历史观,世界观是很有帮助的,让自己获益匪浅。
此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此书以清朝入关为始而不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起点,这样的做法虽然是略显冗长,但是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更为深刻,更能知道前因后果。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要先对这个冲击承担者清朝机构制度进行研究。中国是如何被入侵的,如何一步一步衰弱的,如何因外力进逼不得不然的转型变化。最主要的是与世界史从1500年开始可以接轨,以此能有个比较。拥有四千多年的中国一直处在世界的东方,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动对他都丝毫没有任何影响,一方面是源于中国人古往今来所传承的独立之人格,一方面是由于地理的限制,外部进不来我们出不去。近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教士,探险家等前往中国,打开了悠久的孤立局面,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因此,变化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实际统治者在变,制度在变,思想在变,敌人在变等等。
但是读完此书之后最令我感到担忧的是,中国当代的青年学子们该怎么变?
在读徐书中关于80年代的数次学生运动潮流,我的眼睛几乎要湿润了,我为那个年代热血的青年感到振奋和鼓舞。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应有爱国热情、责任感和勇气,而与此对照鲜明的,则是当下年轻学生普遍的冷漠和堕落,是学生素质的问题,能力的问题嘛?还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每到一个时代,如果社会开始腐败,正义无法伸张,那么首先站出来的便是学生。19年是这样,86年是这样,89年也是这样。学生天然地成为社会的清流,平时专注研究,到关键时候则自发反抗社会堕落。他们的每一时刻都为社会的进步做最大的努力,当社会平静有序,他们专注科学、艺术、哲学,提升社会觉悟,发展科研力量;当社会腐败横行,他们就会反对当下的统治,立志要把社会拉进正确的轨道。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不拿俸禄,不是职业革命家,但每时刻都保持对社会的清醒,奉献自己的力量,发出正义的呐喊。
如今,学生普遍堕落了,对政治漠不关心,大学生的心态也日渐浮躁了,这个时代好像就是个浮躁浮华的时代。在大学里,学生团体被严密的学生组织渗透,包括学生会,团支部,以及很多在校团委领导下只会吟风诵月的社团。学校通过入党、奖学金、保研、志愿者名额、免费电影票、大领导大人物来了接待资格、各种有利信息等等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贿赂收买学生干部,在这种环境下,学生挤破头想去做干部,当小官,为得是一些切实的利益。学生的理想在上了大学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没人瞧一眼,学生的干部也只会组织吃饭唱歌旅游,没有人在谈论政治了,没有人在谈论社会的前途和身上的责任了。
拼爹时代拼碎了一代人奋斗的意义和努力的信心。大学生学术不端、道德败坏社会有目共睹,没有人再迷信大学生。大学生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金子招牌了,也只能骗骗你们的父母,你的孩子是个大学生。大学四年之后,多数人沦为啃老族,蚁族,毕业就直接失业,不知道他们的大学四年是怎么过来的?中国的教育居然也允许这样的教育方式存在?鼓吹的素质教育啥时候能见成效?有几人能做到全面发展?
中国的改革之路进入了深水区,作为未来这个时代的领路人的我们该怎样变才能不负历史的使命,让中国崛起......
第五篇:《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最近读了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感悟颇多,对这段历史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在读之前,我先给自己设置了两个疑问: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社会之前,任何一个人或是组织能否改变旧中国的命运?若不能,为什么呢?若是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失败,抑或者根本未曾出现,是否必然还会有另一个组织来完成相同的伟业?简而言之,呼啸的历史巨轮滚动之方向,究竟是早已设定好,还是碰巧转向既定的方向?带着疑惑,我翻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扉页。
蒋先生其实早已看的明白:日本、俄罗斯、土耳其无一不是通过改革而国力强大,不至受到外国凌辱。而中国于人于地,均不在他国之下,“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我们是落伍了!”因此“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中国人能近代化吗?”数言之间,总论已为全书、为中国近代史定下了基调,中国近代史根本只是无数尝试近代化的先知与更多被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战争史。
这场战争始于鸦片战争,这一战打开了中国紧闭了百年的国门,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就鸦片战争而言,对于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之后走向扩张之路,她的发展必得经由向外输出货物换取金银以充国力之路。因此,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迟早是要打开的。而18世纪末期英国在印度半岛取得统治性地位之后,对于她而言这一战的客观条件也已成熟。对于清政府,于外交、海关、法权的处置都不甚合理,同时鸦片这样一种商品是她所万万不能接受的,而禁言行为种种总欠考虑。于是战端骤起,于是签下了《南京条约》。
依我看来,鸦片战争之必然远大于偶然。其时中国早已落后于西方诸强之后,仍不自知;而西方诸强纷纷完成了近代化进程,由于资本主义产业内部的自身要求,必然是想要走向同英国一般向欠发达地区输出产品以换取硬通货扩大再生产之路。即使战事不以鸦片起也难保其他缘故。贪婪是永远无法满足的。禁烟未错,单看禁烟之手段和方法又是否错了?似乎也没错。那为何结果却差之千里呢?旧时代已发展到极致的中国不堪近代世界洪流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是唯一的出路,屈辱的历史是历史的契机,历史巨轮开始缓缓转动。
而此中的林则徐注定是一个悲剧,后人永远只记住他是勇敢禁烟,英勇剿夷的民族英雄,在琦善这类抚夷派小人的衬托下身影无比高大。真实的林则徐绝不希望如此。觉悟后的他突破了传统,在思想上也转为积极的形态,为魏源、为后人毕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材料。然这积极性终被他自己的士大夫情结所埋没,可惜!可叹!就剿夷和抚夷而言,剿夷难道“夷”能剿尽吗?抚夷难道“夷”的要求有能力一直抚下去吗?既然不能,那剿夷作甚?抚夷作甚?是为了给民族的发展和振兴的时间与空间啊!殊途同归,奈何走错了方向,错过的时间再也追不回了,非痛不知醒,人又有谁能免俗呢?
随后粉墨登场的代表人物当属洪秀全与曾国藩。洪秀全本是一介布衣,屡试不第,最终选择打着耶稣教的幌子建立反政府武装。农民起义按蒋先生的说法已是旧社会的“老圈套”了,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最大特点即是借助了上帝神化了自己。此举看似新颖,其实西方的上帝只是一个幌子,与陈胜吴广时期的“大胜王”别无二致。所谓“天人合一”,其实却是为了利用底层民众的无知,无知则无畏,无畏则大事可期也。除了宗教这个利器之外,洪秀全还抓牢了种族这个武器,看来现在所倡之中华民族观念当时并未确立,汉族自命,排满者前赴后继,洪也不过借助这一方法团结大多数底层的民众而已。但其实作为他的追随者,与之前的“圈套”无二,真正向往的是他“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施政纲领”。而他的最终失败缘于改革的失败,他未能将所描绘的愿景转化为现实,太平天国的分崩离析也只是早晚之事。然而他究竟是不愿,还是不能?我们无从猜测,只是以我所见,他可能觉得实现这个理想的效益远低于宗教革命、种族革命,但却没想到因此从可能的正统掉落至流寇。
与洪秀全对应的自然是曾国藩。他从埋首的古籍中走出,践行着其所学所想,不失为一位大
家。曾国藩读书,却不读死书,他跳出了困住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泥沼。他明白,在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之下,谁能更好地利用、挖掘出别人所没有利用到的潜力,势必能高人一头。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孔孟之道、家族观念、以身作则,全成了他的湘军的兵刃。其实洪、曾二人是相当相似的,他们都懂得建军之本为人心,也懂得如何利用人心。然而曾国藩始终高洪秀全一筹,他在精神层面给与众将士感召之余,更从客观实际出发,务虚不忘务实,才是其制胜的关键。救中国于内忧之中后,他亦欲救华夏于外患之外。利用平内乱所取得的资本,他开始了其革新与守旧并举的尝试。但他始终是有局限性的,恪守儒道,因而无法开拓,能胜洪之天平天国,却未必能胜西方之坚船利炮。那么革新与守旧矛盾乎?看似是不矛盾的,但是想做好却是相当不容易的。依我看来,矫枉必先过正。决不存在一步登天的改良,新理念的诞生必然要伴随着旧观点的破除,至于恢复传统之良性则需留待之后进行,否则结果只有四个字:积弊难除。
之后的中国又一次迎来了变革,恭亲王、文祥、左宗棠、胡林翼这些名字推动了又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最终的风暴中心,无疑落在了李鸿章的肩膀之上。这次变革与以往之最大不同即是终于认清了一点:强大国力,不但需要改革军务器械,也需要依托科学的思维方式。确定了目标,于是步步向前进,近代化学校、机构纷纷应运而生。一切似乎就要走向成功,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这一轮的变革,以甲午之战中国完败日本而告终。这一战成为了又一重大的分水岭,一败涂地之后,清政府难逃被列强瓜分的命运。
那么这一战为什么会败呢?为什么蒸蒸日上的国家会败得如此惨呢?蒋先生的观点很明朗:“政治领袖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方面,虽然改革领袖们最终意识到了改革才是硬道理,但是他们的改革终究是不彻底的。他们能作为领袖引领改革,因为他们很好地结合了传统与近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也为之束缚,虽然比之曾国藩又进一步,但仍然做不到彻底的改革。而这也正是为何李鸿章如先知般地看清中日时局,却最终难逃甲午完败的原因。与其把这场失败归结为是天灾人祸的叠加,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士大夫的妄动,没有慈禧太后的飞扬跋扈,也未必能扭转这段历史悲剧。历史的巨轮只是无情地碾过那些先驱,清政府运行的轨迹却只改变了分毫。之后是被列强瓜分,李鸿章毕竟还只是个人,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终究出现了致命的错误,《中俄密约》铸成了他终身的打错。但试想,倘若换一个识局势而动的人,结果又会怎样呢?结局未必真会改变,因为评判标准由后人而定,只以成败论英雄,而失败却早已注定。
随后康有为、西太后、义和团又写下了各自的篇章。康有为的变法比之前诸人,更进一步。他抓住了时机,抓住了思想的中心——孔子,抓住了政治的中心——光绪,戊戌变法一时间声势浩大。遗憾的是维新最终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瓦解,只留下了谭嗣同的碧血。有趣的是,顽固派之后也进行了改革,只是这个改革只见倒退不见前进,失败亦在所难免。终于1911年,孙中山先生屡败屡战,终于打倒了清政府,这也是革命唯一的成绩,之后革命的成果迅速被窃取„„
蒋先生的著作到此戛然而止,但是我想我的疑惑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近代化,如何近代化?做了尝试的人数不胜数,虽均未成功,但毕竟留下了个人的印记。虽然先行者的探索走了许多弯路,但是我们决不能否认先行者做出过的探索,没有探索哪有成功?每一次探索都有它的重要意义,至少它为下一次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做了林则徐想而未做之事,康有为完成了李鸿章愿而不能的梦想,凡此种种,不正印证了这个道理吗?虽无法螳臂当车,毕竟稍许改变了呼啸的历史巨轮前进的方向。只要有人在,有爱国之心,方向终究能得以修正。只要依然有人高喊着,中国不能亡,中国必将继续前进。
合上《中国近代史》,历史巨轮仍在呼啸,中国的今天,明日前进之方向,正由我辈续写。今天的探索终将换取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