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

题目: 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几点思考

改革开放的近30 年来,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公有制占据整个国家经济主体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形成了现在的公有制占据主导、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生；过去的城乡二元制结构，也逐渐被打破，社会成员的结构由过去的工农兵，变成了现在各种社会身份、经济地位差异，企业主的出现、个体经营者的产生、独立职责者游离于社会任何组织的现象、没有任何职业且生活无保障的人员大量涌现，使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彻底改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为了适应国内外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以及推进民主政治方面进行过不断的改革。一是撤销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 调整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职能定位和机构设置;二是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方面有明显的进展, 强化了政府宏观管理、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职能;三是编制法制化加强, 普遍实行 “ 三定”方案;四是政务综合管理迈出了新步伐, 如 2003 年组建的商务部;五是精简了机构和人员, 提高了行政效率。仅就政府机构改革而言，改革开放后5次机构改革。

应当说，由于种种原因，政府职能的转换进程相对较为缓慢----来自各级权力机构的内部抵触，改革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一些机构不愿意既得利益受到改变和影响，想方设法找出各种理由阻止机构

的改变；传统的管理方式留下的习惯的思维与行为方式的惯性，驱使着各级机关自觉不自觉地沿袭过去的行政行为；社会中介发展缓慢，导致社会与民众自治能力的低下，一些中介应当承担的职责无法承担，给各级政府机关不放权留下了广泛的空间和充足的理由；市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转变也相对起步较晚，为政府机构职能转换的缓慢，提供了一个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理由；社会民众的自我管理能力与意识的缺失，使得我们社会中的多数人，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也不具备相应的管理能力，有些问题不得不完全依赖和依靠政府管理，许多事情需要政府包办代替；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何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需要我们澄清理由与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客观上也影响了我国政府体制、政府职责转换的进程等等。

因此, 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后的 5 次政府机构改革时却发现, 它们无法应付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彻底改变情况下新的挑战。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都是一种 “ 应急式”被动式的改革。1982 年的机构改革增设了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 目的是要促进体制改革;以乡镇政府取代人民公社, 是要巩固包产到户的成果。1988 年国务院新设立特区办、版权局、专利局、环保局、技术监督局、进出口商品检验局, 是要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撤销国家经济委员会是要为各级财政和国有企业的承包铺平道路。1993 年, 将国家税务局升格为总局, 新设立国家外汇管理局, 是要为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奠定基础。1998 年, 强化经贸委的功能, 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是要加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紧缩的能力。2003 年, 设立商务部是为了加入WTO的需要, 成立国资委是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是要减轻农民负担。正是由于这种 “ 应急式”的改革,缺乏首尾一致的明确思路, 机构是分还是合、是上规格还是降规格、单独设置还是内设于某一部门以及职能的配置等, 都是服从于短期的政策目标, 从而使一些根本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 职能转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与 “ 小政府、大服务”的新的社会需求不相适应。在渐进式和政府主导型的改革过程中, 中国近30 年的政府战略基本上是一个经济 “ 赶超型”的战略, 政府深深地介入了经济生活。它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出现了社会的非均衡发展, 导致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缺失。两大矛盾日益突出：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广大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在 2006 年全国人大召开期间, 代表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是所谓新时期的 “ 三座大山”(即上学难、看病难和就业难)就是这种发展非均衡性的突出表现。也就是说, 时至今日,政府职能转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 而该管的事却没有管好。下面的数据 可以较好地说明这一点。2002 年我国人均 GDP 水平接近1000 美元, 与英国、瑞典、芬兰、丹麦、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 1960 年的人均GDP 相近, 但该年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占 GDP 的比重为 7.15%,与发达国家 1960 年普遍在 12.5%至 20.5%之间的支出水平有较大差距, 甚至低于当时人均 GDP 仅 458 美元的日本(8.0%)。另一则数据显示, 我国社会保障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足 15%, 而在不少发达国家, 如法国、丹麦、瑞典等国, 其社会保障总支出占公共总支出的比重超过 50%。国际经验说明, 当一国人均 GDP 从 1000 美元向 3000 美元过渡时, 也就是该国公共需求快速扩张时期, 这一时期需要的 是 “ 小政府、大服务” , 但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调查显示, 我国目前却存在 “ 保障型公共产品总量短缺” , “ 文体娱乐等高层次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服务水平不高” , “ 公共产品硬件供给不足” , “ 公共产品分配严重不均衡”几个突出问题。

第二, 与第一点相联系的政府部门的权力过大。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府权力结构，把触角伸向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通过政府部门对权力的分割而支配、控制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尤其是在现行管理体制中，政府以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去管理企业，造成了政府部门分兵把口行使企业董事会职能，特别是一些专业经济行政部门还直接充当大中型企业的“婆婆”，掌握着整个行业的企业管理大权。

在很多政府部门, 集决策、执行和监督于一体,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 由此造成部门主导的公共政策, 部门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 进而导致公共政策的变形和被扭曲, 甚至导致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人们通常说的 “ 跑步(部)前(钱)进”就是这种权力集中的一个注解。它会诱发创租和寻租活动, 使腐败滋生和蔓延。某些政府部门或行业单位，凭借其行政特权通过合法与不合法的收费，甚至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索、拿、卡、要，为本部门、本单位人员的消费而谋取经济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一些部门和单位追求自身利益的愿望更加强烈，加之政府机构庞大，财政供养人员不断增加，在财政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只有靠多收费来弥补经费不足，从而加剧了利益的部门化，形成了政府部门争吃企业饭的局面。近年来, 一些矿难和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 以及国家药监局集体腐败和其他管制失灵的事件不能不说与这种权力的集中有莫大的关联。最终必将损害公共利益, 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

由于权力的部门化和利益的部门化，也引起了政策规制的部门化，把政策变成了维护本部门的权力、谋取本部门利益的手段，从而影响了政策系统协调功能的有效发挥。例如，有的部门为了谋求本部门的利益，制订出一些对本部门有利，而对别的部门甚至全局不利的政策，对企业、社会行使规制权力；有的部门对上级的政策采取为我所需的态度，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或只执行对己有利的政策，不执行对己不利的政策等等。

第三, 与第一、二点相联系的是横向部门划分过细, 职能交叉严重。大多数西方国家内阁机构或组成部门的设置都很精干, 除内阁办公室外, 一般在 12 至 19 个之间。而我国现在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却有28 个, 加上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等, 共有 66 个机构部门。如农业管理方面，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局；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劳动、人事、教育等部门职能交叉；在对外商投资、境外投资等方面，发改委负责项目核准，商务部负责企业设立及合同核准。其次，对于关系到大部分公众利益、问题日益突出的食品、安全、药品等监管领域，职能交叉的状况更为严重。如食品质检就由质检、工商、卫生、农业等多个部门参与管理。实际上，近年不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各类专项行动，决策部门多采用行政管理上“轰轰烈烈”的方式，十多个部门联合下文、联合行动已成常态，但最后往往互相推诿责任，谁都不负责。“权责不明，导致问责无门。” 职能交叉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行政成本高，效率低下。2006年，我国财政的行政管理费为7571.05亿元，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8.73％（不包括预算外行政事业费），占GDP的3.59％。世界各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为15.6％左右，高收入国家为9.5％左右。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部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特别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据了解，目前制约我国改革攻坚的主要因素是利益集团的掣肘和缺乏改革协调机制。决策、执行不分，大大强化了部门利益。政府机构改革应该实行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必须厘清权力部门和执行部门关系。如公共财政预算权、人事权等权“回归”人大常委会，政府部门只管执行。把与政府性质及职能不相符的事务交给企事业单位和市场中介组织。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事项，凡是行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都不应干预。实行“大部制”，如能做到不是简单地把职能相近、业务雷同部门合并或拆减，而是对行政权力进行厘清并使其相互制约，形成良好的权力制衡与监督的运行机制，将是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举措。

第二篇：对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考

对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考

对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考

2010-02-01

湖南省常德市编委办

何斌

县级政府在整个行政管理体系中处于基层的位置，接近群众，其运行效能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的位置，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新形势下，搞好县级政府的机构改革，推进县级政府职能转变、合理进行县级政府机构设置和进行人员编制规范管理等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目前县级政府职能定位、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经历了5次县级政府机构改革，历次改革都部分实现了特定时期的改革任务，但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和条件制约，许多深层次的体制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导致县级政府机构运行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党政职能重叠。目前我们县级政府还习惯用传统的目光看待党的领导，将党的领导变成了具体领导，除了重要的干部任免外，县委与政府几乎管理相同的事，例如文教卫，县委有常委、宣传部长分管，政府有副县长分管，政法委代表县委管理全县的政法工作，设立了维护稳定办公室，与信访局的职能重复，职能交叉。由于县委和政府几乎管理着同样的事，党政职能的重叠不可避免的造成工作效能低下。在县里调查中我们就听到这样的反映：推动一项工作，由于党政两套班子都要过，职能部门的汇报次数常常不下10次。

(二)职能转变滞后。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是指政府职责和功能为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的转换、变化和发展。[1]受传统全能主义、大一统思想和利益驱动以及计划经济体制惯性的影响，县级政府还是习惯于审批和管制，不愿分权，导致政府无限制地侵入和管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全能政府造成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第三部门对政府部门的“依附”，缺乏独立自主意识，习惯依赖政府部门组织处理一切公共事务，导致政府仍然管着许多“管不了、管不好和不该管”的事务，职能转变困难，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普遍，主要表现在政府习惯干预企业活动、统揽社会事务，政事和政市不分等。

（三）机构设置不科学。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县级政府的直接调剂和管理经济的职能不断减少，公共服务的职能在不断强化，这些变化要求政府机构设置与之相适应，但目前县级政府机构设置由于多种原因在设置存在不科学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1、机构设置上下对口。由于在机构设置上习惯遵循上下对口原则，必然导致机构设置上下一般粗，很多机构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如常德市大部分县级政府主要面对的是农村，工业普遍不发达，作为宏观调控的计划发展改革委员会很难发挥上级计划部门所起的作用，同时工业发展局在县级政府很大程度上是起一个“工业统计局”作用等。

2、机构设置分工过细。由于机构设置分工过细，导致政府职能重叠。以常德市区县（市）交通和农业管理部门为例，在交通管理方面有交通局、公路局、公安局、农机局等部门，农业管理方面，有农村部、农业局、林业局、畜牧水产局、农业开发办、扶贫办等，这些相关部门都拥有一定的人、财、物权，都习惯着眼于本行业的建设与发展，造成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在整体上形不成合力，这种管理体制影响了县级政府职能的发挥，制约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石门县的蒙泉水库，林业局管理周围的林业，水利局管理水库里的水，农业局管理周围的农田耕地，几者互不相干，由于部门管辖事物的局限性，造成了部门协调沟通不畅，很难实现对水库的综合管理。

3、临时机构数目庞大。临时机构庞杂已经成为县级政府普遍现象，目前常设的有计划生育、城镇建设、优化经济环境等领导小组，临时的领导小组更多，每一个领导小组都有党委政府或人大政协的领导成员参加，承担着大量本该由政府机关管理的事情。

（四）队伍庞大且结构不优。由于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不完善，在人员编制管理和工作流程上缺乏具体法律规范，所以在机构职能不变、工作量不变、人员职责不清的情况下，按领导意志增加人员编制成为可能，导致因人设职、因职设事，用人随意调整现象大量存在，人为地造成了县直机关超编混编和职数超配、岗位与人员错位，目前人员膨胀等已成为县级政府的一个普遍问题。同时在县直机关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矛盾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干部职级结构不合理，存在官多兵少，甚至有官无兵现象。二是干部年龄结构不合理。通过统计表明目前常德市县直机关在职人员中，30岁以下人员全市县直机关只占实有人数的5.6％，而51岁以上人员占到实有人数的27.2％，很多区县（市）部分单位已经没有40岁以下的工作人员，导致干部队伍青黄不接。三是混编混岗矛盾突出。据不完全统计，常德市县直机关由于各种原因，通过各种方式借用的人员占到编制总数的15%。

二、县级政府机构改革思路

县级政府机构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县级政府的机构改革工作必须立足大局，面向未来，统筹兼顾，重点突破。

（一）明确价值取向是改革前提

明确县级政府机构改革价值取向有利于机构的顺利推行，有利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我们要通过改革实现如下目标：

1、实现廉价政府的目标。我们要通过机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超大的政府规模，实现“小政府、大社会”格局，使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权威管理，从而实现廉价政府的目标。

2、实现高效政府目标。县级机构改革应走内涵式改革之道。不仅要优化行政系统结构，而且要提高地方政府的行政效能和行政能力。

3、实现法治政府的目标。县级政府机构改革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

4、实现廉洁政府目标。通过机构改革，精兵简政，优化行政组织结构，明确各部门的职责权限，清除因机构庞杂而引起的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从而清除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的组织根源。

（二）转变职能和理顺关系是改革关键

对于逐步化解消除转型时期县级政府职能转变的难点，理顺相关关系，我们认为应注意以下方面：

1、准确定位县级政府职能。转变职能是历次机构改革重要的一环，也是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着力点。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要抓住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新时期县级政府的战略定位，就目前而言，县级政府要由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转到全面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切实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具有以下职能:一方面要完成上一级政府授权、委托的某些职能;另一方面仍有辖区内的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生活各领域进行自主管理的职能和权限，其管理权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制定产业和财政公共政策。二是供给教育、公共设施、环境管理、治安管理、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产品。三是创新社会管理。如政府要将社会组织难以或不愿进入的事务承担起来，同时要积极将竞争性、赢利性的社会事务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并加强市场的监管，积极培育良好的县域市场。

2、理顺相关方面关系。只有职能转变了，关系理顺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县级机构存在的职责不清、职能重叠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在县级政府积极推行六分开：

一是党政分开。县委、政府要按照党政职能合理分工的要求，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党的领导主要指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而不是将自己直接置于微观、琐碎的政府事务中，县政府要执行县委的重大决议，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基础上建立高效灵活的政府工作系统。县委不应设与政府对口分工的领导和对口重复的机构，在工作上确属党政职能难以分开的，由县委和政府共同管理，其办事机构可以挂两块牌子，同时对县委和县政府负责。

二是政企分开。要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实行政资分开，让企业走向市场，政府部门对企业管理要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行政手段向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使企业真正活起来，县级政府投资方向主要在于地方性公共工程和公益性项目等。

三是政事分开。合理划分政事范围，政府机关要将辅助性、技术性和服务性的事务交给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则交还给政府行政部门，对事业单位应进行全面改革，彻底解决政府职能“体外循环”和事业单位行政化趋向问题，使事业单位与党政机关脱钩，真正确立事业单位相对独立的法人地位。

四是政社分开。要转变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即把那些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服务性的具体事务，尽可能从行政机关中划出，由社会组织来进行社会事务的管理，积极培育不依附政府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增强其活力和自主能力，使其能承接地方政府转移的职能，为企业、市民、社会提供广泛的、专业化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县级政府仅进入社会组织或中央政府难以进入或不便进入的公共产品供应或社会管理的领域。

五是政市分开。政府与市场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相互促进发展。奥斯本说过,“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自由市场这回事，如果我们据说的自由市场是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的话，所有合法的市场都是由政府制定的规章条文加以规范的”[2]。政府的角色定位于凡是市场能自我调节、自我解决的事情要坚决放开，由市场依其应有的规则去办理，政府的责任重点在于当好市场平等竞争的裁判，并对市场的运行进行有效地监督，规范和维护好市场秩序。

六是与上下级政府权责分开。县级政府与上下级政府关系的核心是事权和财权的划分。首先县级政府与上下级政府要依据法律规定分别承担不同事权，而不是由各级政府分层管理统一事务。其次上级政府要给县级政府机关以必要的经济决策权、人事权、财政权，实现责、权、利相统一，对县级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市和省级机关不要干预，以使县级机关充分发挥一级政权组织的作用。第三县级政府应本着有利于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加强乡镇政权建设的原则，强化乡镇政权职能和服务功能等。

（三）科学设置机构是改革的基础

为控制政府的规模，我们必须对政府机构进行科学的设置和调整,主要办法是：

1、裁减职能弱化经济部门。可将粮食、商业、畜牧水产、供销等部门成建制转为经济实体或服务实体，不在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在人、财、物等方面与政府财政脱钩，成为独立法人，成立综合性的机构，承担上面机构分解出来的行政职能，从事间接管理。

2、合并组建职能相近的部门。县级政府的职能应向“宽职能、少机构”方向发展，如可将农林牧渔等机构职能归并到农业局，设置大农业综合管理机构,将文化、广电、体育等机构职能整合,设置大文化的综合管理机构等。坚持决策和执行分开原则，组建综合执法机构，集中行使几个行业行政机构的行政检查和行政处罚权，减少重复执法和乱执法的现象，达到精简机构和人员编制的目的。

3、推行部门内部集中审批。在部门内部职能协调中，可通过推行“两集中、两到位”（即部门行政审批职能向一个科（室）集中、部门行政审批科（室）向政务服务中心集中，所有行政审批项目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到位、行政审批职能授权到位）的集中审批制度改革，达到提高行政效能、精简机构目的。

4、加强对非常设机构管理。非常设机构一般是为处理一些跨部门、跨地区或处理突发事件和新问题而设立的，设立程序要规范，其设立应该由县级机构编制部门提出，报政府常委会或全会审定，并报上级政府备案，设立非常设机构，应在设立之初就规定其性质、职能和存在期限，逾期自动撤消，需要延期的，应该按照规定程序重新报批。

同时需要理顺县级政府与垂直机关的关系，保证县级政府作为一级地方政府职权的完整性。

（四）加强法制刚性约束是改革的保障

历次机构改革都是在机构人员臃肿、财政不堪重负的情况下自上而下进行行政推动的，随着时间推移，机构撤并和人员精简的成果不能上升为法律而得以稳固。要想真正突破县级政府机构不反弹和分流人员不回流，就必须对县政府机构、人员编制的依法管理，这是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能否成功的保障。加强法制刚性约束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完善机构编制法律法规。近年国家出台了多个机构编制管理规范性文件和管理条例，在机构编制法制化建设上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以上条例连同原来行政组织法对于政府机构编制设置、法律责任等问题规定得比较含糊，因此地方政府编制法制化的问题依然任务艰巨，当前有必要通过进一步完善机构编制法规，对县级行政机构的职能配置、内部机构设置、领导职数限额、人员编制标准以及机构编制管理程序法定化，将抽象的原则规定变成可操作可衡量的条文，同时要明确违反编制管理的法律责任机制，要建立以行政处分为主，以经济处罚为辅，必要时采取刑事处罚的法律制裁体系。

2、加强机构编制监管。邓小平同志曾强调:“编制就是法律”[3]，编制一经确定，便具有法律性质，在改革中各地要严格执行“三定”规定，不得随意更动，对县级政府平时的机构设置、人员安排及其变动情况的应加大监查力度，对违反法定编制随意增设机构、人员的行为一律依法作出处理，从而巩固改革成果。

3、积极推进实名制管理。县级政府要把经过审批的机构、编制和实有机构、人员一一对应，在此基础上严格人员编制手续，通过实名制管理，从源头上确保人员编制和财政供养人员稳步增长。

4、完善部门协调配合机制。要将机构编制管理与财政预算管理有机结合，财政、人事、组织和编制部门在控制机构和人员上形成一个整体，杜绝流通漏洞，与此同时，要积极探索机构编制责任审计制，将绩效评估与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紧密结合起来，确保机构编制规范化。

（五）发展第三部门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发展第三部门对于替代政府的公共服务，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目标，对于缓解人员分流压力等意义重大，当前县级政府要积极做好第三部门的培育和管理，一方面，要破除理念上的错误认识，采取统筹规划、重点扶持的政策，根据市场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大力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积极稳妥地实现社会中介组织与行政机构的分离，引导中介组织积极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积极承担政府职能转变所剥离的职能，使之成为自主经营的社会中介实体。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社会中介组织的治理和管理，把中介组织的建设和管理纳入法制的轨道，也使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获得法律的保障。

[1] 颜廷锐.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报告[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2].(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希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3] 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8.

第三篇：深化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对策思考

深化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对策思考

按照“大部制”改革要求，全国各地正在启动实施市县级政府机构改革，这也是深化市县级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举措，是从体制机制上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唯一途径，是解决一个拥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做大做强占国土总面积93％的县域经济重点出路。市县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定位关联着县域经济，连接着城市与农村，既承载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重担，又面临着城市经济冲击。为了做好这次县级政府改革，根据区域错综复杂的客观条件，有效增强市县政府执行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正确定位政府职能、设置政府机构，近期笔者深入县级一些部门和单位作了专题调研，就发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思考。

一、县级政府机构改革背景和机构设置状况

“郡县治，天下安”。郡县制自秦大一统二千多年来，县作为我国行政区划中的一个基本单元，其设置始终保持了相对稳定，在地方政权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稳定的“基石”。县级政权组织上承省市，下管基层乡镇，是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部，是理论与实践的载体，担负着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任，直接组织、宣传、践行党在农村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政权作用的发挥直接体现党在群众中的形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县级政权的责任已经延伸到广大农村群众，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需要办的事情越来越多，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在经济转型和各类社会矛盾凸显期，县级政权组织如何正确处理好与省(市)、乡镇的关系，合理的界定其职能，建立精干、廉洁、高效的县级政权组织，直接关乎着生产力的发展，关乎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期盼。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县级政府机构改革指明了方向。

以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为例，笔者调查了解到，县级政府先后经历了多次重大的调整与改革，始终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目前县政府组成部门24个，分别是政府办、监察局、发计局、经贸局、教育局、科技局、民政局、公安局、司法局、审计局、财政局、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局、城乡建设局、农业局、林业局、水利水土保持局、交通局、文化文物体育局、卫生局、计生局、统计局、扶贫开发局、国土资源局、环保局，其中，监察局与县纪委机关合署，国土资源局、环保局由市级垂直管理。县政府直属机构6个，分别是粮食局、信访局、乡企局、广电局、畜牧局、安监局，经济组织1个(县供销社)。同时，国税、地税、工商、质监、药监、电信、供电、金融等部门由省、市垂直管理。现在随着县级政府机构改革不断深入，职能定位更加合理，行政资源配置日趋科学，行政效能大大提高，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日益增强，人民群众对县级人民政府的满意度得到普遍提高。

二、县级政府机构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近年来，通过不断转变县级政府职能，加强县级政府自身建设，有效推动了县级政府机构改革进程。但随着新形势发展和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县级政府机构在实际运行中，与中、省已实施的“大部制”改革要求、与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是：

(一)垂直管理部门过多，县级政府职能不断被弱化。从财政管理体制看，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但由于承担县级税收征管任务的国税、地税部门上划省级垂直管理，县级政府无权安排税收计划，造成县级税收工作被动执行来自上级安排的局面，不利于提高县级政府组织税务征收的积极性。从人事管理制度看，垂直管理使得“双重领导”体制被打破，县级政府对上划部门的管理职能受到限制，担负守护耕地、保护环境、安全生产等工作主要领导责任的县级政府“一把手”，却对履行其相关职能的部门负责人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形成了县级政府对部门监管上的“真空”，出现了“看得见的管不住，管得住的看不见”的怪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容易滋生腐败。

(二)机构设置重叠交叉，政府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县级一些政府机构设置重叠、职能交叉，工作上多头管理，遇到责任相互推，碰到好处互不让。据了解，移民搬迁工作，发计局管生态移民、扶贫局管扶贫移民、民政局管因灾移民，上面的项目、资金可以说是撒了“胡椒面”，不利于县级政府整合项目、捆绑资金，集中财力为群众办大事、办实事；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行政许可在卫生局，执法监督在药监局，看似谁都管，实则无人管，出现了许可与监管“两张皮”现象；生产环节的质量技术规范工作，各行业、各部门都有各自的监督执法标准和执法队伍，造成了“政出多门、重复执法”的恶果。

(三)政府职能转变不彻底，越位、缺位、错位现象依然存在。县级一些政府部门思想不解放，思维不超前，官老爷思想严重，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作为的乱作为，揽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整体转为行业管理或事业单位的机构，有的还在不同程度上违法行使着行政执法职能；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缺乏应有的宏观调控手段，习惯于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那一套，对企事业单位不是主动服务，而是使用粗暴简单的行政命令直接干预企事业发展。

(四)内设机构设置不够合理，部门机构运转受到一定影响。由于县级政府可分配使用的行政编制过少，部门难以做到“因事设立内设机构”，形成了下边一个内设机构要承担上级部门几个内设机构乃至几个部门的工作任务，导致部门职能交叉、运转不畅和忙闲不均等问题比较突出。此外，诸如卫生局等政府工作部门内部组建或挂靠了一些协会、学会、工会组织，其重大事项和活动基本由主管部门决定，缺乏应有的独立性、行业代表性，组织化、社会化程度进展十分缓慢，一定程度影响了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入推进。

(五)人事编制管理权缺失，造成行政效能得不到有效提高。县级政府在机构管理上，因受条条框框的制约，对那些在经济发展中职能弱化的部门想撤撤不掉，想强化的无法加强；只能是有想法、没办法，不利用行政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由于受历史和客观等诸多因素影响，县级政府一些组成部门“退居二线”的领导不上班，转任为主任科员，系统(局)党委(支部)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一大堆按有关规定设置的干部，大量占用了部门行政编制，导致许多部门“官多兵少”或编制饱和，这种台帐上编制已满，实际上干事的却没有编制的“特殊问题”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县级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三、深化县级政府机构改革思路与对策

县级政府机构改革要取得新成效，必须坚持“精简、统一、效能”原则，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在保持改革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结合历次改革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统筹规划，稳步实施，抓重点、攻难点，大力推进县级政府机构改革，以实现在职能转变中创新县级政府管理方式，在深化职能定位中解放生产力，在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中发展县域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具体应着力做好五个方面：

(一)理顺上下管理关系，合理配置事权财权。县级政府机构改革不是单兵突进，涉及省(市)与县事权、财权的配置。可适度加快“强县扩权”改革步伐，推进“省直管县”体制，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调控权和经济管理权。在新体制下，省和市在投资上要将原来“归口”下达项目资金计划，逐步改为“切块”下达给县级政府，以给予县级政府一定的资金分配调控权；将一些行政执法机构和直接为市场经济营造软环境和服务的机构管理权适度下放到县，赋予县级政府协调工商、质监、药监、税务、电信、供电、银行等中、省、市垂直管理部门的权力，促使这些部门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对列入县级政府组成部门的国土、环保，要按照权责对等的要求，下划县级政府管理；为防止“强县扩权”后出现新的地方保护、重复建设的抬头，可通过中省巡视制、行政监督、审计监督、目标责任制考核等手段，加大对县级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管理。

(二)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县级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在改革中，应按照“政事分开、政企分开、政资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要求，将县级政府的主要职能界定为“培育市场经济体系，加强社会管理，搞好环境整治，维护社会稳定”，将职责重点放到在县域内培育主导产业、建设重点工程项目、优化招商引资环境、加强社会治安管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大宏观调控等方面上来，以逐步提高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管理水平。在研究县级政府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时，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综合考虑人口密度、地域面积、城镇化程度和地域差异等因素，充分尊重采纳县级政府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意见，不搞“一刀切”，做到制定的改革方案切合实际，便于操作。对可由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工作职能，坚决下放给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中介组织，走市场化和社会化道路。

(三)科学整合行政资源，实行大部门管理体制。改革时应将工作重点放在整合机构，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上。可以考虑把县一级政府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是必设机构，主要行使监督管理职能，如公安、财政、审计等，实行上下对口；另一类是非必设机构，可不与省市对口设置，按照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负责的原则，把职能相同或比较相近的部门加以整合，归并成以一个部门为主管理的较大机构，如大安全监管体制、大农业服务体系、大交通管理体制和住房—城乡建设体系等，明确牵头部门、分清主次责任，着力解决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等问题。

(四)有效规范机构设置，合理配备编制数额。改革时可结合省、市两级行政机关内设机构设置情况，进行科学合理规范县级政府部门内设机构，进一步将行政编制直接分配到部门内设机构，达到机构与编制、编制与岗位、岗位与人员相一致、相统一，实现机构与编制精细化管理，做到人员、岗位、编制的一一对应，使那些“退居二线”不上班的“领导”、转任为非领导职务主任科员和以各种理由不上班“一族”无“市场”，这样既达到上下级部门间纵向一致，又达到各县区间横向统一，以便于上级机关对下级部门的管理和考核。

(五)积极统筹协调，集中开展配套改革。改革是有成本的，推进县级政府行政机构改革，必须财政兜底，建立多层次、多途径分流富余人员的财政补偿机制。要妥善安置分流人员，合理使用党政人才，把政策性分流带来的影响降到最小，以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还应对部门设置的纪检、工会和党组织，考虑按党政分设的要求，划归相应口管理，不占用部门行政编制。同时，还要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配套进行，以进一步优化事业单位人员结构，让富余分流人员积极投身到社会化、市场化的公益服务中去，以降低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运行成本，最终达到配套改革的目的。

第四篇：关于巩固政府机构改革成果的思考

关于巩固政府机构改革成果的思考

政府机构改革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作为机构编制部门，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谋划、推进和检验机构编制工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现代化建设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机制保障。

一、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果

xx区此次机构改革始终把转变政府职能放在首位，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据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以及中、省、市对机构改革的要求，精心组织、认真实施，取得了以下成果：

一是对政府各工作部门的机构设置进行了调研、撤并和整合。二是科学合理的配置了人员编制。三是对政府工作部门的职能进行了梳理与分类。四是建立和完善了相关制度，规范了机关工作程序，明确了每位工作人员的职责任务，促进了机关作风的转变，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

二、机构改革成功的经验

机构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主要得益于：

1、领导高度重视，部门通力协作。

2、严明纪律、统一思想。

3、立足实际，科学合理的分解编制。

4、树立长效意识，注重平时控编。

当前如何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增长，巩固和扩大机构改革成果，防止反弹，是摆在我们机构编制管理部门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三、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途径

机构改革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巩固机构改革的成果更是任重道远，在以后的工作中，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对“三定”方案的贯彻落实和检查监督

认真开展机构改革监督检查和评估工作是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有效手段。加强对各部门执行“三定”方案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清理清退规定及机构改革人员分流政策，维护“三定”规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按照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从有利于机关精兵简政，有利于提高行政工作效率，有利于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机关工作人员队伍，有利于完善公务员制度，有利于机构改革顺利进行出发，优化机关工作人员结构，尽量使分流人员各尽所长，各得其所，更好地发挥作用。加强职业和岗位培训，开发人才资源，使分流人员更好地发挥作用。

3、进一步强化机构编制意识

一方面要大力宣传机构编制管理的有关政策法规、重要文件及国务院对机构编制管理的规定，使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增强机构编制意识，确立依法、依纪、依规管理机构编制的理念，提高他们对机构编制管理工作的认识；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宣传媒体，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大力宣传机构编制工作，使广大干部群众深入了解机构编制工作及机构改革的重大现实意义，从而主动参与改革，严格按机构编制管理权限和审批程序办事，确保机构编制管理工作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4、严格执行机构编制管理制度

严格执行机构编制管理各项制度，是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有力保证。

一是强化机构编制总量控制和管理规范。严格控制机构编制不合理增长，严格执行编制审核在先和控编通知单制度，严格实行集 中统一管理制度。坚持机构设置实行“撤一建一”原则，编制实行总量控制、动态管理原则；努力做到四个“严控”，即严控机构、严控编制、严控职数、严控级别。

二是坚持机构编制实行“一支笔”审批制度，充分发挥编委会及编办的职能作用。凡涉及机关事业单位的职能调整、机构编制、职数级别的请示、报告和相关事项，党委、政府会议不直接研究，必须按程序先由编办受理。编办受理后认为符合规定和要求的，提交编委会会议审定。需提交党委常委会研究的，由编制部门汇报。坚决杜绝政出多门，防止机构编制再度膨胀，切实巩固机构改革成果。

三是严格机构编制工作纪律。认真贯彻机构编制省市两级审批制度，严格执行机构设置管理制度，机构设立、调整和撤并等事项必须严格按程序审批；严格编制使用和进人计划管理，新增人员必须在编制、职位空缺内，按照编制使用计划和进人计划开展录（聘）用、调（转）任等工作；严格编制实名制管理，确保单位实有人员与批准的编制、领导职数相对应；严格机构编制工作纪律，对违反规定的坚决查处并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责任。

5、建立健全机构编制部门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约束机制 完善机构编制管理与组织、人事管理、财政管理、社会保障管理等综合协调约束机制，是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有力措施。财政、机构编制、组织人事部门应密切配合，各负其责。始终坚持机构编制是组织、人事和财政等部门办理有关手续的依据。机构编制部门负责审核人员编制和实有人数；人事部门负责审核工资标准和工资总额；财政部门严格按照机构编制部门核准的人员编制、实有人数和人事部门核准的工资标准、工资总额核发人员工资。

对未按审批程序和权限设立的机构，财政部门不得纳入政府预算范围、核拨经费，银行不得开设账户，劳动保障部门不得办理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除国家和省市规定的政策性安置人员外，对超编进入的人员，组织、人事等部门不得办理进人手续，财政部门不得核拨工资，公安等部门不得办理户口迁移等手续。

7、建立健全机构编制管理的监督考核机制

一是协调有关部门参与机构编制监督检查工作，建立机构编制联合督察制度。对于一些重大机构编制工作，编办要主动协调纪检、组织、财政、人事等部门，进行专题督查。对违反原则、违反纪律、擅自增设机构、增加编制的单位领导人，要按照《机构编制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查处，以维护机构编制管理的严肃性。二是建立机构编制考核制度。将机构编制工作管理列入全区目标考核范围，把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和人员增长作为考核各工作部门、各乡镇主要领导班子工作实绩的一项重要内容，进一步完善机构编制管理约束机制。

四、巩固政府机构改革成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第五篇：历次政府机构改革情况

历次政府机构改革情况

中国政府6次政府机构改革情况

改革开放30年来，政府机构进行了六次较大的调整：一是1982年，改革内容主要是干部队伍年轻化、大幅度撤并经济管理部门，并将条件成熟的单位改建为经济实体组织的政府机构改革；二是1988年，主要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实行“三定”为重点的政府机构改革；三是1993年，主要是政企分开为中心的政府机构改革，以加速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四是1998年，以中央政府人员、机构减半为目标；五是2003年，主要以职能划分清晰为改革目标；六是2008年以大部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为主要目标，这个阶段的政府机构改革十分艰难。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调整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与职责分工，改进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大力推进政务公开，提升公务员队伍素质，全面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完善公共财政模式，提供更多的公共福利与公共产品。

1981年，国务院的工作部门有100个，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臃肿的管理机构已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亟待改革。

1982年

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这次改革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提高了素质；在精简机构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人员编制从原来的5．1万人减为3万人。

1988年

1988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启动了新一轮的机构改革。

这次改革着重于大力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其内容主要是合理配置职能，科学划分职责分工，调整机构设置，转变职能，改变工作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完善运行机制，加速行政立法。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改革采取了自上而下，先中央政府后地方政府，分步实施的方式进行。

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45个减为41个，直属机构从22个减为19个，非常设机构从75个减到44个。在国务院66个部、委、局中，有32个部门共减少1．5万多人，有30个部门共增加5300人，增减相抵，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了9700多人。

1993年

1993年3月2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方案实施后，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共59个，人员减少20％。1993年4月，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19个调整为13个，办事机构由9个调整为5个。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8个。此外，国务院还设置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998年

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根据改革方案，国务院不再保留的有15个部、委。新组建的有4个部、委。更名的有3个部、委。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

从1998年开始，国务院机构改革首先进行，随后中共中央各部门和其它国家机关及群众团体的机构改革陆续展开；1999年以后，省级政府和党委的机构改革分别展开；2000年，市县乡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截至2002年6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人。

2003年

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方案特别提出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协调的要求。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29个组成部门经过改革调整为28个，不再保留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其职能并入新组建的商务部。

根据方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重组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属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同时，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以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以加强金融监管，确保金融机构安全、稳健、高效运行。

2008年

2008年3月12日，在中国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公布《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指出国务院将新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涉及调整变动的机构共15个，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调整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27个，较目前减少1个。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为建立和完善结构合理、人员精干、灵活高效的党政机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进行过多次精兵简政。

党的十七大在部署未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明确指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在此基础上要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十七大报告特别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减少领导职数，严格控制编制”。

所谓大部门体制，或叫“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十七大报告提出“大部制”改革的思路，是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举措；它可以化解政府中存在的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的矛盾以及权限冲突，有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简化公务手续和环节，提高政策执行效能；也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别在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和２００３年进行了五次规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目前，国务院组成部门为２８个。

１９８２年以来的这五次政府机构改革实践，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坚持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机构改革的关键；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把精兵简政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作为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坚持机构改革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分步实施，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革。当然也有一些教训。最大的教训在于忽视了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２００３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转折点。之后的政府机构改革，以科学发展观为价值导向，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的，以全面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目标，以全面履行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为基本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２００３年以前的改革开放时期，政府既创造环境，又在直接创造财富；新的时代发展对政府提出的新要求是，“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１９５１～１９５３年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政务院作出《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草案）》，进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精兵简政工作。其主要内容有：（1）调整紧缩上层，合理充实下层；（2）合并分工不清和性质相近的机构；（3）精简机构，减少层次；（4）明确规定干部与勤杂人员的比例；（5）要求划清楚企业、事业机构和行政机构的编制和开支；（6）严格编制纪律。这次机构改革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内容。到１９５３年底，政务院工作部门增加到４２个。1954年国务院组织机构图

１９５４～１９５６年

１９５４年，随着中国政权组织形式的确定和各级政权机关的建立，从当年底开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精简。中央一级机关的精简包括：（1）在划清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调整精简了机构，减少了层次；（2）各级机关根据业务需要，紧缩了编制，明确了新的编制方案；（3）妥善安置精简下来的干部。地方各级机关也进行了精简，专员公署和区公所分别是省、县政府的派出机关，精简比例较大。以后，随依法成立的国务院开始增设机构，到１９５６年，机构总数达８１个，形成了建国以来政府机构数量的第一次高峰。1959年国务院组织机构图

１９５６～１９５９年

１９５６年下半年，中央提出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这是第二次较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这次改革以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为主要内容，通过国务院精简所属工作部门，下放权力，以达到扩大地方自主权的目的。这次改革一直持续到１９６０年。１９５８年，撤销合并了国家建设委员会等１０多个单位。经过调整，国务院部委减少８个，直属机构减少５个。到同年底，国务院设６８个工作部门。１９５９年，国务院工作部门又作了进一步调整和撤并，到同年底，国务院设３９个部委，２１个直属机构和办事机构，机构总数达６０个，比１９５６年减少２１个。

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

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６４年，为了贯彻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进行了建国后的第三次较大机构改革。

一是先后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进行了两次比较集中的干部精简运动。第一次是１９６０年７月至１９６１年９月，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机关。这次干部精简以事业单位为重点，对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同时进行精简。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机构方面，中央各部门司局级机关减少１５％，事业单位减少２６％；行政机关精简１．６万余人，事业单位精简６．５万余人。第二次精简从１９６２年２月至１９６４年，范围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中央国家机关在１９６１年精简的基础上，又精简了１万人。全国共精简８１万人。精简下来的干部大多数充实到基层和生产第一线。

二是中央收回五十年代后期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并恢复被撤销的机构，到１９６５年底，国务院的机构数达到７９个，为建国后的第二次高峰。１９６６～１９７５年

“文革”中，政府机构发生非正常的大变动。１９７０年，国务院的７９个部门撤销合并为３２个，其中１３个还由部队管理，达到建国以来中央政府机构数的最低点。１９７５年，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并对各领域进行整顿，与之相适应，国务院工作部门恢复到５２个。１９７６～１９８１年

１９７６年，“四人帮”被粉碎后，鉴于当时经济上已处于崩溃，故沿用并发展了五十年代后期的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到１９８１年，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增加到１００个，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

１９８２年机构改革——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实行干部年轻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与此相适应，从１９８２年开始，首先从国务院做起，自上而下地展开各级机构改革，这次改革历时３年之久，范围包括各级党政机关，是建国以来规模较大、目的性较强的一次

建设和完善各级机关的改革。这次改革不仅以精兵简政为原则，而且注意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对政府机构设置提出的新要求，力求使机构调整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供有利条件，较大幅度地撤并了经济管理部门，并将其中一些条件成熟的单位改革成了经济组织。

１９８１年，国务院的工作部门有１００个，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峰。臃肿的管理机构已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亟待改革。在１９８１年１２月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务院决定，从国务院各部门首先做起进行机构改革，限期完成。１９８２年３月８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２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根据国务院部署，第一批先行一步的有１２个单位：电力工业部、水利部、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化学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以后，其他部门陆续确定了方案，付诸实施。

这次改革，在领导班子方面，明确规定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提高了素质；在精简机构方面，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办事机构从１００个减为６１个；省、自治区政府工作部门从５０～６０个减为３０～４０个；直辖市政府机构稍多于省政府工作部门；城市政府机构从５０～６０个减为４５个左右；行署办事机构从４０个左右减为３０个左右，县政府部门从４０多个减为２５个左右；在人员编制方面，国务院各部门从原来的５．１万人减为３万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人员从１８万人减为１２万余人。市县机关工作人员约减２０％；地区机关精简幅度更大一些。改革之后，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是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也有所下降，部委平均年龄由６４岁降到６０岁，局级平均年龄由５８岁降到５４岁。

这次改革历时三年，是建国以来规模较大、目的性较强的一次建设和完善行政体制的努力。通过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快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由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在农村，对于行政管理没有提出全面变革的要求，所以政府机构和人员都没有真正减下来。这次改革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加快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但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１９８２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其历史性进步可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开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二是精简了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１９８８年——“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

在１９８２年机构改革后，由于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等原因，政府机构不久又呈膨胀趋势。因此国务院决定再次进行机构改革。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于１９８８年初制定，同年４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是一次弱化专业经济部门分钱、分物、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职能，以达到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转向行业管理目的的改革。此次改革是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其历史性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其内容主要是合理配置职能，科学划分职责分工，调整机构设置，转变职能，改变工作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完善运行机制，加速行政立法。改革的重点是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密切的经济管理部门。改革采取了自上而下，先中央政府后地方政府，分步实施的方式进行。由于后来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这一命题在实践中没有及时“破题”；再加上治理、整顿工作的需要，原定于１９８９年开展的地方机构改革暂缓进行。国务院在调整和减少工业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方面取得了进展。如，撤消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组建新的国家计委；撤消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核工业部，组建能源部；撤消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和电子工业部，成立机械电子工业部；撤消劳动人事部，建立国家人事部，组建劳动部；撤消国家物资局，组建物资部；撤消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组建建设部；撤消航空工业部、航天工业部，组建航空航天工业部；撤消水利电力部，组建水利部；撤消隶属于原国家经委的国家计量局和国家标准局以及原国家经委质量局，设立国家技术监督局。通过改革，国务院部委由原有的４５个减为４１个（包括：外交部、国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地质矿产部、建设部、能源部、铁道部、交通部、机械电子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邮电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商业部、对外经济贸易部、物资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卫生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直属机构从２２个减为１９个，非常设机构从７５个减到４４个，部委内司局机构减少２０％。在国务院６６个部、委、局中，有３２个部门共减少１．５万多人，有３０个部门共增加５３００人，增减相抵，机构改革后的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了９７００多人。但是，由于经济过热，这次精简的机构很快又膨胀起来了。１９９３年——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这次机构改革是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任务是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市场经济的同时，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次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按照政企职责分开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

这次机构改革的历史性贡献在于：首次提出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是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但从学术观察的角度，１９９３年的政府机构改革“目的清楚、目标不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改革任务就是要减少、压缩甚至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但从１９９３年机构设置来看，这类部门合并、撤销的少，保留、增加的多。如机械电子部合并本来是１９８８年改革的一个阶段性成果，１９９３年改革时又被拆成两个部——机械部和电子部；能源部本来是在１９８８年撤消了三个专业经济部门的基础上建立的，１９９３年改革又撤消能源部，设立了电力部和煤炭部。给人的印象是，目的与目标背道而驰。１９９３年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实行了中纪委机关和监察部合署办公，进一步理顺了纪检检查与行政监察的关系。１９９３年实行中纪委机关和监察部合署办公的这种做法，是统筹党政机构设置的重要方式之一。

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２日，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根据这一方案改革后，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４１个（包括：国务院办公厅、外交部、国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地质矿产部、建设部、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国内贸易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卫生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加上直属机构、办事机构１８个，共５９个，比原有的８６个减少２７个，人员减少２０％。其中撤销能源部、机械电子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商业部、物资部等７个部，新组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国内贸易部，更名１个（对外经济贸易部），保留３４个部、委、行、署。改革后的综合经济部门中保留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专业经济部门的改革分为三类：改为经济实体的有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撤销后，分别组建航空工业总公司、航天工业总公司。改为行业总会的有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这两部撤销后，分别组建中国轻工总会、中国纺织总会。保留或新设置的行政部门包括：对外经济贸易部更名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撤销能源部，分别组建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同时撤销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撤销机械电子工业部，分别组建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同时撤销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撤销商业部、物资部，组建国内贸易部。

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９日，国务院决定，将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１９个调整为１３个（包括：国家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家土地管理局、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海关总署、国家旅游局、民用航空总局、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国务院参事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事机构由９个调整为５个（包括：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８个（包括：中国轻工总会、中国纺织总会、新华通讯社、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气象局、中国专利局和国家行政学院）。此外，国务院还设置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

１９９４年，继续推进并力求尽早完成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积极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重点是转政府职能，并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把属于企业经营自主权范围的职能切实还给企业；二是把配置资源的基础性职能转移给市场；三是把经济活动中社会服务性和相当一部分监督性职能转交给市场中介组织。

到１９９４年底，中国有１３０多万个事业单位，２６００多万从业人员。

１９９５年，机构改革的工作重点是抓好省级机构改革的方案和市地县乡的改革，制定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方案和主要措施，推动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深化。事业单位的改革是机构改革工作的一个重点。改革的原则是政事分开和社会化。目标是建立符合事业单位自身发展规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重点是搞好事业单位的分类管理。省级机构改革方案实施的关键在于搞好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工作。市地县乡的改革，要认真做到有利于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深化企业改革，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１９９７年，随着１月国家电力公司的组建成立，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深化，国家其他专业经济部门也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改组为不具有政府职能的经济实体，或改为国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单位，或改为行业管理组织，将原有的政府管理职能转移给政府综合部门负责。１９９８年——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０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

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改革的原则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实行精兵简政；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职责分工，完善行政运行机制；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

１９９８年改革的目的与目标高度协调。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目的，尽快结束专业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是目标。１９９８年改革历史性的进步是，政府职能转变有了重大进展，其突出体现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共１０个：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中国轻工业总会、中国纺织总会。这样，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众多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可以说是资源配置的载体，是落实经济计划的依托。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类部门的存在不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利于充分发挥企业的微观经济主体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撤销工业专业经济部门就是取消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二道贩子”，消除了政企不分的组织堡垒。

根据改革方案，国务院不再保留的有１５个部、委。包括：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国内贸易部、邮电部、劳动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地质矿产部、林业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组建新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将原国防科工委管理国防工业的职能、国家计委国防司的职能以及各军工总公司承担的政府职能，统归新组建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管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为了加强国务院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领导，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改为国务院高层次的议事机构，总理兼主任，有关部长任成员，不再列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

新组建的有４个部、委：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信息产业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

更名的有３个部、委：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更名为科学技术部；国家教育委员会更名为教育部。

保留的有２２个部、委、行、署：外交部、国防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事部、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农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４０个减少到２９个。包括国家政务部门１２个：外交部、国防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政部、司法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审计署；宏观调控部门４个：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专业经济管理部门８个：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水利部、农业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保障和资源管理部门５个：教育部、科学技术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国务院机构改革首先进行，随后党中央各部门和其它国家机关及群众团体的机构改革陆续展开；１９９９年以后，省级政府和党委的机构改革分别展开；２０００年，市县乡机构改革全面启动。截至２００２年６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１１５万名。２００３年——目标：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

２００３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３月６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五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３月１０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

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目标是，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这次改革重大的历史进步，在于抓住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比如，建立国资委，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银监会，建立监管体制；组建商务部，推进流通体制改革；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调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为国家直属机构，加强食品药品安全与安全生产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