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概述

第一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概述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概述

关于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内涵，学界有一定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内涵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意识形态当作否定性概念来对待，通过批判解开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社会真实，以社会的真实矛盾推演意识形态产生的机制和中介，从而宣告一定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些学者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内容的增加使其背离了马克思意识形态论的原有内涵，成为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理论变迁，把批判的理论变换为建设理论$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即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掩蔽社会真实的精神力量，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反映，但其原意并非指其为虚假的观念体系和骗人的谎言，应当理解为一定阶级利益与社会总体利益相背离的结果。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源初语境。青年马克思深受康德与费希特哲学及其方法的影响，沉湎于“应有”而忽视对“现有”的研究，这种做法使马克思在学术生涯肇始阶段便误入法

学研究的死胡同，因而抱怨康德与费希特做法的失当，这种抱怨后来转化为思想上的系统清算: 康德与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地上遇 到的日常事务。在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之缺陷深刻认知的基础上，马克思坚信: 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据此，马克思从康德和费希特哲学转向对“应有”和“现有”做了辩证理解的黑格尔主义，开始求助于黑格尔式的整体论和历史主义方法: 理性是历史的本质与动力，历史则是理性的辩证展开(高扬理性或自我意识的旗帜，正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特征，这必然与宣扬上帝意志的宗教发生冲突，在向黑格尔进行思想与方法上的巨大借贷之后，马克思又开始同黑格尔主义的保守方面——至高无上的上帝般的绝对精神分道扬镳了(在其博士论文序言中，马克思鲜明地表达了他对宗教的批判立场: 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 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哲学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在他看来，宗教就是一种玄学或悬在半空中的假设!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开始将意识形态与空洞的假设相提并论: 不要认为，对天体现象的研究，无论就整个研究而言或就个别部分而言，除了和研究其余的自然科学一样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和坚定的信心之外，还能达到别的目的(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恬静的生活(正如生理学的任务一般是研究最主要的事物的原因一样，这里幸福也是建立在对天体现象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关于日月出没的学说，关于星辰的位置和亏蚀的学说，本身并不包含有幸福的特殊根据;不过恐惧却支配着那些看见这些现象但不认识它们的性质及其主要原因的人!将意识形态与空洞的假设并置，视其为科学理性的对立面和人类不幸之源，这是对意识形态的隐性批判，也表明马克思最初是在哲学认识论层面触及意识形态概念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多次使用意识形态一词，这种使用频率上的增加，表明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内涵的认识日渐清晰。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开始以意识形态术语来表达一种社会意识(林木盗窃法)的虚假性与欺骗性。至此，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开始成型。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向度。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是从批判哲学尤其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的。为了更好地对黑格尔彻底的批判,马克思研读了大量的西方古典哲学著作,包括亚吸卜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休漠的哲学著作。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赞成伊毕鸡鲁的哲学,因为它将人类看作是自我决定的。这为马克思后来将哲学批判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提供了可能性,于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就具有了明显的实践性特质。即使在早期,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也没有局限于纯粹的哲学领域,而是与社会生活实践紧密相连,这明显表现于马克思在特里尔时期,对普鲁士政府的种种现实政策的批判上,比如对普鲁士新闻出版的批判等。

通过这些具有实践和唯物主义性质的批判活动,马克思认识到哲学的批判不能脱离实际生活，基于此认识,马克思决定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政治析学是为普鲁长政府辩护的思想体系,所以,他要系统地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可以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是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分不开的,这也为其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批判阶段打下了方法论基础,这也是马克思整个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沦基础,即实践性、唯物性和辩证性。意识形态批判的作用已经清晰地展现在马克思的面前,那就是:从抽象的理性批判中转向对现实生活的批判;从对现存制度和国家的维护转向对之进行无情的批判并致力于建立新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马克思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向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得出的结论是:法的体系和政治制度不能通过自身或在所谓的一般人类理智的发展基础上得到理解,相反,它们只能在物质生活实践中找到其根源,黑格尔和18世纪英国、法国思想家称之为市民社会的,也只能在政治经济中得到解释。从此,与克思开始了其意识形态批判的第-个阶段—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这个阶段是第一阶段哲学批判的深人和发展。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的批判中,马克思还停留在人道主义的阶段,那么在后一阶段,马克思开始转变为一名唯物主义的战士,也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阶段,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同时,他用这一崭新的理论武器作为其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工具。所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变成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主导线索。

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并没有对政治经济进行内在的或本质的批判,也就是说,马克思批判还不是将政治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科学”,而是将政治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想象。所以,马克思的批判实际上是直接批判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体系是根本违反人类本性的。所以说,尽管在《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对象主要转向了政治经济学,但前一阶段批判的对象—哲学的影子还在。换句话说,马克思在批判政治经济学时并没有停止哲学批判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及其后继者不是试图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的这种非人性的方面,而是试图为之辩护,所以,它们的理论批判只能是纸上谈兵的非批判的东西。为了澄清自己的批判与黑格尔学派的批判的不同,马克思在1845年出版了《神圣家族》,该书的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主义的批判—反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同伙。这里的“批判的批判主义”指的就是青年黑格尔派所使用的批判方法,指青年黑格尔派所谓的批判现状的最佳武器。但在马克思看来,批判理论只不过是批判实践的智力基础。布鲁塞尔时期的马克思在前一段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反思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论基础,并逐渐得出了比较明确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通过《费尔巴哈论》反映出来的。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自己的批判工作总结道:批判理论必须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导致有效的社会变革的发生,“哲学家们仅仅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改造世界”这些思想转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方法论基础。1859年,马克思回忆说:写作《形态》是为了“自我澄清”和对自己“以前的哲学思想”做一次清算。可以说,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最重要的思想都包含在了《形态》之中,因为在这本著作中,马克思对前一阶段在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即在《形态》中将自己的意识形态批判方法首次详细的揭示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们可以将《形态》的内容概括如下:1.以黑格尔后继者们为主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一般概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实质和一般概貌。2.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和结论;对历史唯心主义概念的一般批判,尤其是对青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3.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起源。4.生产力、分工和财产分配形式的发展;社会的阶级结构、政治结构以及社会意识结构。可以说,这些内容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一次富有成果的总结,它包含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两大方面: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两大批判方面的一次完美结合,并绽放出重要 的理论之花—历史唯物主义。

综合地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阐述(包括其理论的未来进展)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 其一，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在对宗教异化与唯心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将意识形态阐发为虚假的意识，并以认知发生学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神秘化与异化的缘由、特点与机制(马克思考察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理论上的失足，其理论上的考察和批判对象主要是青年黑格尔派。其二，马克思在社会形态的结构框架内即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联中研究了意识形态与阶级、权力、统治的关系(马克思将意识形态阐发为经济基础的副现象、阶级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制度化的思想体系和思想型权力，从而实现了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功能学解读(在政治社会学层面上，围绕着统治权问题，马克思主要考察和批判了各式各样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观念。其三，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异化劳动以及相关经济关系的分析，揭露了资本奴役劳动物统治人等弊端，分析了意识形态的各种经济样式、经济领域内的各种拜物现象，进而阐述了扬弃异化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

总之，在这些异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马克思既揭示了意识形态理论的#一般!，又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个案分析，同时还绘制了一幅通向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路线图(据此而言，马克思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意识形态概念和一个颇具理论统摄力的意识形态分析架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3.4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孙伯，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 第 1卷［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 人民出版社 4.邓小平文选: 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5.张秀琴-马克思意识形态论发展的三个阶段.［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5).6.周宏:理解与批判_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M］.上海三联学术文库，2003.

第二篇：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从意识形态看人的自我意识和他者意识

信管

090506120

张婷

人的主观世界从何而来？

意识问题算得上是千古之谜，几千年来一直引起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浓厚兴趣。意识，进而意识形态，被学者们给予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并伴随着时代的变革有了崭新的发展。意识形态长久以来有着政治、社会、权利、经济等等的重要因素，但在此，我仅重点谈论意识形态与其主体人的意识联系。

一、对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追溯

意识形态无时无刻都影响着你，它已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然而在使用意识形态这一词时，或者别人使用它时，含糊性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一个具有长期、复杂历史的概念。“意识形态”这个词最初是由德斯蒂·德·特拉西①用来指一门他提出的观念科学，很快却成了政治斗争的武器，被指认为空洞无物。马克思、恩格斯时常被引述的的一段话：“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在意识形态概念历史上占有中心地位，尽管缺乏对于意识 形态的不同形式、内容和功能的深入思考。人们在分析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的时候，发现了马克思不同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观念：第一种意识形态概念是“意识形态是一种理论学说和活动”，这就是说，那些把人的观念看作是独立于社会历史条件的思想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第二种意识形态概念是“副现象概念”，根据副现象概念，意识形态是一种观念体系，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以幻想的形式代表阶级关系，意识形态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第三种意识形态概念是“潜在概念”，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是一个代表体系，是一种维持现状，或者维护统治阶级的观念体系，它通过使人们着眼于过去而不是将来，或者着眼于掩盖阶级关系和脱离对社会变革的集体追求，用以维持显存的统治阶级关系。对于马克思来说，虽然不同的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掩盖事实的真相，这些与一定的阶级利益相关的意识形态常常是一种幻想，但是，既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要相互斗争，那么其中必包含某些正确的东西。因此，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虚幻的意识或颠倒的意识，而且还是物化的社会现实。

二、弗洛伊德影响下的的意识形态

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弗洛伊德把一切文化现象看作是意识形态的理论，这是因为，人来到了世界就处于一种被改造的状态，人的本我就被扭曲了。在这个文化的世界中，人永远不可能是真正的“我”，当一个人会说“我”的时 候，人的本我就已经彻底丧失了，我已经成为文化体系所改造的“他者”了。于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不是不同阶级的意识之间的斗争，而是“我”和自己内心中的“他者”和文化形式出现的“他者”之间的斗争。一切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都是“意识形态仪式”。人如同进入了庄子梦蝶的境界：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正的我。按照这个思路，在超我的压制下，人对于什么是真正的“我”缺乏意识了，而个体在文化中所构建的“我”是一个残缺的“我”，而不是真正的“我”，是按照文明要求建构起来的“我”，从本质上说，这是“他者”，但是人却把“他者”当作自我。这是一种完全的“颠倒意识”，但人却把这种颠倒意识当作正确的意识。

三、自我与他者与意识形态

人类在自身的发展中，随着知识的增加、文化的累积、思维能力的提高，被迫地同时也是越来越自觉地注意把知识的光芒指向自我。苏格拉底曾经呼喊“认识你自己”，在今天更变成了灿烂的现实。因为人们已经不再简单地思考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怎样的存在者，而是把注意力更深入地投进了自己精神世界的认识。思想的被思想或意识的被意识，这个自我意识现象的深度探测，难度大大超过了对自我存在的意识。

马克思说过，“人是由两个人生的——肉体的人是这样生的，精神的人也是这样生的。”他也非常赞同费尔巴哈的“只有社会的人才是人，因为有你存在和与你共处，我才是我。只是由 于你作为一个明显的可触知的我、作为一个他人而与我的意识相对立，我才意识到我自己”，认为人的自我是在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人在社会中，借助他人而认识自己。一方面，每个主体的我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必须让自己社会化，比较着自己与他人的差异，认同着社会对人生的要求，逐步形成“我”的概念，形成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能力。这种情形表明，主体要看见自己，必须知道他人看见自己，必须培养一种把自己变成他人或站在他人的立场来看自己的意识能力。人把自己设想成他人，正是人把自己作为思考对象的前提，又把自己的类本质当成对象的结果。因为，人只有在社会、文化关系中，把自己与类联系起来，把我类化，将类我化，意识到同“类”中的每一个他者具有同一性。当人的意识走向比较成熟的时候，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会引导人的自我意识走向一个更高的境界，这种个体的自我意识发生了转变。

意识的自我意识，也就是意识自我的意识，或是自我对意识的意识。这项意识活动的进行者，始终是主体的在意识层面的自我，即意识自我。对思想主体来说，主体的自我特质、人格，凝聚在其意识之中，意识是主体自我特质、人格的晶体与集中体现。作为一种意识或思维能力，自我意识诞生于人类创造和实用工具的生产劳动中，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分化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分化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由此，人对自我的认识不断地建立起来，发展起来。现实主体的身份总是在某种文化形式（意识形态 是其核心）的扭曲中形成的，主体是被文化符号秩序建构的产物。主体的建构过程同时是被某种文化系统压抑曲解的过程，主体身份的获取是以丧失“真实界”的原初形态为前提的。或者说，主体的形成是真实界被意识形态扭曲的产物。处在“真实界”的“原初自我”才是真实的主体，以原初本能形式表现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因此，主体的建构过程同时就是“真实自我”缺失的过程。面对真实自我的缺失，意识形态为人们提供了“幻象客体”，使主体实现自我满足。然而这一欲望客体并不是主体自发产生的，而是“他者”——意识形态为我们提供的。乔杰克②

认为，“我们或许在意识中认为我们并没有完全认同于某种意识形态，可恰恰此时，意识形态认同真正地控制了我们。我们尽可以说意识形态并非一切，在意识形态面具下，我还是个人，可这正是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正是在此时意识形态显示出它的实用效力。”主体其实不是一个主动性的存在，而是一个被动的存在，它的生成过程就是原初自我不断回答他者所提出的问题的过程，也就是说主体是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个体成为主体，并把这个主体即文化上建构起来的主体当作了自我。而实际上，相对于文化体系这个“大他者”来说，这是“小他者”。意识形态已经“客观化”、“物质化”，我们就生活在意识形态为我们创设的社会环境中。意识形态就其基本维度而言，“它是用来支撑我们的‘现实’的幻象结构：它是一个‘幻觉’，能够为我们构造有效、真实的社会关系”，并由此来协调符号秩序的不一致性。通过“意 识形态梦”的分析，意识形态告诉（甚至强加于）我们：这个“真实的自我”是梦，只有在文化符号中的自我才是真实的。其实这个“文化符号中的我”才不是真实的我而是“虚幻的我”，在这里真实的我和虚幻的我被颠倒了。意识形态就制造了这种颠倒的关系，这种颠倒了的关系就是意识形态幻象的结果。意识形态的全部目的在于尽力掩盖、克服现实中的裂缝，营造一个完美的社会存在。意识形态构建了我们的社会现实，并赋予现实存在以合理性，从而构建了一种“理想自我”的社会。

对于意识形态和意识问题的探究道路是长远的，更多的问题等着人们去发掘并解释，人们必须在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不断进步。

2010/12/21 注：

①艾米特·肯尼迪《革命时代的一位“哲学家”》 ②乔杰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第三篇：学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际上一些人断言“马克思主义终结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国内也有一些人产生了“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的困惑。面对种种蛊惑和疑虑，邓小平同志坚定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

败了。哪有这回事！”近20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温这些论断时，由衷感到是多么正确！历经时代的洗礼，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不仅不倒，而且更加光彩夺目！中国人民从实践中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引领我们前进的旗帜，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

1.为什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我们为什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被10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科学真理，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真理性，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的事业需要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于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把生产力作为推动社会前进最活跃、最革命、最根本的力量，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历史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甚至一些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史上不朽的思想丰碑。一位法国学者说，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也就没有将来；不去阅读而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近年来世界上兴起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在全球“千年思想家”、“最伟大的哲学家”等评选活动中，马克思以高票位居榜首；，当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时，马克思的鸿篇巨著《资本论》在欧洲销量成倍增长……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其科学性和真理性，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于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全部理论都立足于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全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不谋求任何私利、不抱有任何偏见，是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理论。恩格斯说过：“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历史上，也曾经有过种种同情、关注人民群众的思潮和学说，但从来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与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位德国作家在谈到19世纪以来的历史巨变时说，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马克思，当今世界5/6的人口将依然还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状态之中。正因为马克思主义鲜明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以它一经产生，就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还在于它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不是故步自封的学说，而是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的科学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曾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强调：“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邓小平同志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总书记同志强调，只有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发展的，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进步而不断丰富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始终反映时代和实践的要求，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活力，始终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已经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所证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中国人民正是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长期奋斗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近代以来，为拯救民族危亡，先进的中国人尝试过、寻觅过西方的各种思想武器。西方的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等，都在我国先后出现过甚

至流行过，又都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因为它们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科学的宇宙观，为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引领改革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指导作用。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真理、坚持科学、坚持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是坚持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这种坚持是“必须”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要坚定不移。

2.指导思想不能搞多元化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要回答为什么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的，而不能搞多元化。实际上，古今中外，任何国家和社会，不管社会形态多么不同，不管社会思想多么复杂，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或者说指导思想都是一元的。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有一元的主流意识形态，统治者都努力用各种手段来维护其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要确立儒家正统思想的独尊地位。在中国多年封建社会中，多数时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意识形态。在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基督教思想处于统治地位，教会信条成了“任何思想的出发点和基础”，任何“异端邪说”都受到排斥甚至制裁。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标榜“思想自由”，但以个人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始终是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各种思想主张五花八门，甚至允许批评资本主义乃至宣传马克思主义，但任何主张改变私有制、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思想，都会受到攻击和限制，更不允许其占主导地位，不可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在任何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思想，都是由其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指导思想一元化，正是这一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同时，指导思想作为上层建筑的核心和灵魂部分，它既是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又对维护上层建筑起着关键作用。社会制度的巩固和完善，需要指导思想或者主导意识形态提供理论指导、价值导向和精神支撑，它必然要集中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思想。

有人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是不是指导思想可以搞多元化呢？毫无疑问，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利益主体的存在，肯定会出现多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但是，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并不等于指导思想就要多元化。事实上，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大多数时候经济成分都是多样的。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但在相当长时期中有封建地主经济与它并存。即使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同时存在小作坊、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个人土地所有者，公营性的“国有企业”，外国公司，特别是股份制的出现，使所有制形式更是复杂化多样化。然而，尽管所有制形式多种多样，但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并没有变，始终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始终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同样，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成分多样化，但并没有改变我国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地位，没有也不能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道路,这就决定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有人提出，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利益关系多样化，是不是就要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呢？要看到，利益关系多样化也是很多国家、很多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比如，美国可以说是利益集团很多的国家，资产阶级、农场主阶级、工人阶级是最基本的阶级，这些阶级又分为大、中、小不同的阶层；此外，还存在大量的诸如管理人员、教师、律师、医生等社会阶层。不同的阶级、阶层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尽管利益多样，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及其内部都有激烈的斗争、冲突、较量，但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不会容许不符合其利益的思想占主导。在我国，虽然利益关系日益多样化，各阶层、各群体的具体利益有所不同，但无论各方面的具体利益如何多样，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这就必然要求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只有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或主张，能够最广泛地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引领社会发展进步，这理所当然应当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还有人提出，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指导思想是不是可以搞多元化呢？首先，我们要看到，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和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一个是指现实社会中各种思想存在的状态，一个是指这个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是什么。社会思想的多样，并不等于这个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就要多元。恰好相反，正是因为它占支配地位，必然要求通过一元去引领多样。其次，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并不排斥意识形态领域的有序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是一种正常状态。社会思想的多种多样，有利于促进思想的解放，激发起社会的活力，推动理论、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但是，社会思想的多样化，必须以有序化为前提。杂乱的、无序的多样化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如果一个社会缺乏统一的价值导向，或者这种导向很苍白乏力，社会运转就会或者陷入混乱，或者陷入停滞，社会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讲，就是既要允许社会思想和个人价值追求的多样性，也要坚持社会价值导向的一元化。概括地说，就是多样并存、一元指导。

我们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与各个历史时代统治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思想武器,不仅仅因为它反映了我国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且它来自于实践，同时是为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客观真理是一元的。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可以不同，但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理性认识只有一个。当今世界的理论虽然有许多种，但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中国实际，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科学真理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必然把谬误同真理混为一谈，其结果，绝不是为当代中国发展寻找什么新的理论支持，而是否定、消解真理的指导作用。这种思潮的泛滥，必然动摇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进而动摇我们的整个事业。

3.指导思想一元化不会影响思想文化的繁荣

有人担心，强调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会不会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会不会影响学术和艺术上的自由争鸣，会不会影响我们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有益文化成果呢？我们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首先，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不会妨碍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实际上，我们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说要简单照搬它的现成结论，用它代替具体的科学研究，用它裁剪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而是强调要善于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既是近现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伟大成果，也是引领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正确向导。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才获得了一系列重大发展，形成了新的科学方法、思维方式、学术范式和学科体系。即使在西方，一些著名学派，也不讳言自己的学说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有五项功能：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可以说，无论哪项功能，要想发挥得好，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别的理论能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不断打开广阔视野，注入新的活力，开拓新的境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需要，是哲学社会科学坚持正确方向的重要前提。

其次，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不会影响我们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所说的“指导思想”，是指各种学术学派、艺术流派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我们所说的“百家”、“百花”，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应允许有不同的学派和流派。只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避免思想停滞、观念僵化、声音单调，增强社会主义学术和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使各种流派和学派更好地把握正确的方向，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好地服务人民、服务社会。所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生动局面，促进各种学术学派和艺术流派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其三，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不会影响我们吸收和借鉴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有益思想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既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同时也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开放的思想体系。它勇于和善于汲取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马克思主义正是批判地汲取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内核、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精华，才得以创立；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汲取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和中国传统思想精华，才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使它既能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又能扎根实践、坚持根本。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仅不会阻碍对其他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吸收和借鉴，而且只会有利于我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包容的胸怀，去学习、去吸收、去借鉴。

4.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才能坚持得住，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才能发展得好。

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历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把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具体论断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看起来好像很“坚持”，实际上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另一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拘泥于具体词句，而是要坚持它的基本原理，并把它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一种态度不仅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只会窒息马克思主义甚至误党误国；而第二种态度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就是最好的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做到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相反，一些曾经执政的共产党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深刻教训。可以说，在相当长时期中，这些国家共产党内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理论创新滞后，提出的某些“新观点”，往往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者囿于成见和教条没有新突破，党的理论不能对实践提供新指导，对党员和群众越来越缺少吸引力；后来一些领导人又迷信西方理论，在西方思想文化渗透面前放弃阵地，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搞乱了党员和群众的思想，结果导致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这些教训说明，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行，不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一思想、指导实践也不行。上世纪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世界风云变幻之时，邓小平同志曾说：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不要动摇。当时，我们党在思想理论方面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大力推进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我们之所以能够处变不惊，稳定大局，凝聚和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靠的就是科学理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强大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个理论体系，包含一系列独创性成果，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指导作用。历史和现实表明，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近些年来，一些人不顾我国国情，不顾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无视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历史结论，鼓吹要搞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声称西方所说的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我国的发展要以它们为准则。这些观点和社会思潮的实质，就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取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看到，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都不会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如果引进和盲从它们，必然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这方面，我们可以从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中得到警示：西方一些人在拉美、非洲等地区推行新自由主义，不仅没有给那里带来福音，而且它推行到哪里就把风险和灾难带到哪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又把灾难带给了全世界；苏联、东欧等一些国家的执政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搞民主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出现繁荣，反而导致了亡党亡国的结局；西方把他们的“民主、自由、人权”等美化为所谓“普世价值”，使许多人上当，并成为策动一些国家“颜色革命”和一些地区**的思想武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干涉别国内政、实现自己战略图谋的工具。我们要深刻认识这些错误观点和思潮的危害性，决不能让它们干扰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事业。

我们党是一个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我们国家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面对深刻变动的国际国内环境，面对人们思想观念多样多元多变的新情况，我们只有坚持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始终保持团结稳定，始终保持生机活力。

5.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打牢马克思主义主心骨，是我们团结和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

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朴实的道理，是人民群众所需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论。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深奥，不容易理解和把握。这是因为，我们的理论工作，在通俗化、大众化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绝不仅仅是改变语言表达方式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理论指导作用的问题。列宁曾经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本《大众哲学》，让许多进步青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要义，成为坚定的革命者；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编写系列通俗理论读物，为人们释疑解惑，加深了干部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会和认同，增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人心，使科学真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历史和现实表明，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的方向盘和稳定器。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社会就会失去共同的思想基础，导致人心涣散、社会混乱。近代中国之所以长期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凝聚全民族的共同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之所以能形成全民族万众一心、共同奋斗的强大力量，就是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强大精神动力。当代中国，实现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任重道远，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引领作用须臾不可或缺。要通过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好坚持和实践，也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坚持和实践。要通过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的认识，不断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的认识，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进一步深化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认识，不断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坚定性。

回望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给黑暗的中国带来光明，给贫穷落后的中国带来富强的希望，给涌动改革春潮的中国注入强大活力。面向21世纪，我们必将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历史的昭示，人民的选择，实践的呼唤，是我们永远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

第四篇：从语言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

导论

语言是我们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恪守语言的工具性,是语言学家关注的语言自律性问题;突破语言牢笼,将语言置入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即他律性,是诸如詹明信之类的文学/文化批评家的兴趣所在。詹明信的《语言的牢笼》⑹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的重要典籍。他在批判英美经验主义语言观和欧陆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基础上,将上述这两种语言观融合起来,提出了辩证主义语言观,力图彰显语言的“辩证性”。语言并非中性的“零度写作”,它无法脱离言者所处的社会上下文,并充满了意识形态因素,因此,从语言内部批判到语言外部的意识形态批判是语言本身的逻辑发展之必然,这也顺应了各种后学思想从语言到言语的转向。詹明信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其思路因而是从索绪尔语言学起步,然后考察语言学理论在文学中的运用,即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对詹明信而言,语言所构成的文本总是包含乔姆斯基所言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deep structure)或弗洛伊德的显义/隐义(manifest meaning/latent meaning)。表层结构就是由语言构成的文本,而深层结构则是历史句法(the syntax of history),即政治无意识,语言的深层内涵是意识形态⑺。这样,语言本身就突破了自身的牢笼而进入到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

一、建构主义语言模式及其局限性

回到问题本身,语言、思想、世界之间的三维运关系到底是如何运作的?语言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中介,也是我们自身的存在状态。我们通过语言形成对世界的看法,外部世界也以自身的存在方式丰富我们的语言,这就是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至于我们的思维问题,康德已经作了回答,我们的知识有一部分来自于后天,即经验部分;有一部分来自向先天因素,即先验部分,先天和后天的知识部分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知识,只不过是康德将其研究对象限定在我们先天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上而已,并没有否认经验部分。我们的思想就是如此这般的,既有先天因素,又有后天的习得因素。只有先天因素,就不会有狼孩的产生;只有后天因素,就不会有失语症。关键的问题在于先天/后天因素产生的机制以及语境问题。关注先天因素是乔姆斯基关心的生成语法问题;关注后天语境问题是北美语用学的兴趣所在,将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化简为前者或后者都无法回应对立面所提出的挑战,也无法形成自圆其说的超理论。学术界的这种“超级理论”理应成为批判的另一种压制性的总体性霸权话语,这是学术上的假大空现象,是虚无主义。语言和人类的知识运作呈相同的取向,对于由语言构成的文学现象也是如此。当然,遮蔽某种视角可以更好地研究另一视角,这是另一问题,否则便是学术上的意识形态问题了。

索绪尔语言学模式之所以在英语世界如此富有魅力,答案很简单,因其简单性和灵活性⑽。索绪尔语言学本身框架系统及其问题系列本身是十分复杂的,而其基本理念被理解得非常简单和图式化,核心在于其任意性理论,即相关的三个命题:语言不是世界中事物名称的罗列,而是形式差异系统;差异系统为人们使用语言赋予了逻辑先在的必要条件;语言系统尽管经历历史变化,但是,语言系统能够进行共时研究。尽管这三条原则并非不可分割,但文学/文化理论家们总是按照自身的目的而各取所需。所以,一些理论家将这三条原则合而为一成为理论上强有力的形式主义,凸显文学/文化文本乃共时、约定俗成的系统之产物,与外部世界没有联系。有的强调语言的任意性和差异性性质,凸显漂浮的能指(the floating of signifiers),使得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而有的则根据语言的任意性提出系统的压制性本质,因此,“索绪尔的理论可以任意解释,历史的或非历史的、系统的或非系统的、个人的或社会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依靠你所认同或拒斥的方面,或根据自身的理解对其展开的特定之扭曲”⑾。所有这些依据的是符号的任意性和系统约束个体即个体成为系统之函项两个概念。任意性概念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使用,从文学作为完全不同的自治的语言体系到将文学的虚假性拓展到所有语言,现实本身因而成为语言诗学的产品。而系统原则促成了欧洲自二战后盛行的反人道主义(anti-humanism)。在此理论之下,我们同世界集体关系以及我们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都是超个人(suprapersonal)系统的效果。在表征和社会生产结构中,任意性关系为权力游戏提供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答案,即索绪尔语言学模式为解读后现代语境中各种压制性话语提供了理论支撑。

将索绪尔语言学模式用于当下的文学/文化批评无可厚非,关键的问题是注意其限度问题,詹明信在将语言模式运用在文学/文化批评中并没有充分考量其语言模式的局限性。这是詹明信留下的盲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索绪尔本人警告不要将其理论任意引伸和发挥,他说道,“人类的这样一种习俗,如果我们相信除文字以外向一切人类的其它习俗的类推的话,那么这些其它习俗只能使我们对这种类推的真正本质产生错觉和感到失望”⑿。施特劳斯将语言学系统用于亲族和经济分析,都不是合适的对象,因为那是有意识的活动。经济关系同样经不起检验,经济根植于物品及其自然关系,例如,一小块土地的价值与其生产能力有关。亲族关系和词语本身也不具备可比性,交谈者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词语而不受约束,而婚姻则不同于对话,结了婚的妇女不能由其父复原到“女儿身”。再者,语言/言语之间的关系成为主体/结构之间的关系也颇成问题。语言结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发展相对缓慢,而政治、经济和宗教结构变动的速度要快于语言结构,语言结构相对稳定,而社会结构则相对不稳定。言语不受物质约束,是自由的,而其它社会实践则要受到自然资源的影响,人、商品、劳动力等等都不能随心所欲地产生。这些问题都说明了语言模式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巨大差异,二者甚至不能同日而语,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运用语言模式来分析文学/文化文本时,要充分考量语言模式的限度性。詹明信的尝试值得借鉴,但也留下了诸多悖论。比如,关于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问题,语言到底是否能够建构外部世界?詹明信语焉不详。作为一个文学/文化批评家,詹明信并不具备分析哲学家对语言分析的严密性,对语言问题的探讨也略显简陋,对于语言模式的局限性也没有给出充足的说明。所以,詹明信的立场含糊,很难清理出其线索分明的思路,其模棱两可、文字晦涩的行文风格从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其理论立场的莫衷一是及其折衷主义。

二、主体与结构

三、总体性问题

四、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及其意识形态的叙事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詹明信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主导话语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金油式的话语分析。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对有些社会现象有其适存性,但是它并非对任何社会任何特定的问题都具有普遍有效性。语境不同,分析批判的工具也应该相应转变。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是否有效,应该具体文本具体分析。过于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毕竟无法解释后现代众说纷纭的精神分裂症式的多元异质话语。在有些语境中,精神分析话语、女性主义话语、权力谱系学也许更有针对性和具体性。马克思主义过于总体化的主导话语遭到女性主义等话语批判也绝非偶然现象。话语分析具备自身的层次性和适存性。詹明信应该为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厘定其有效性的范围。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主导话语的同时,又赞同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微观叙事。詹明信所提倡的文学/文化批评是一种辩证式的文学/文化批评,这就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吸收迥然不同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从而展开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批判。詹明信一方面要坚持总体性立场,另一方面又要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因此,悖论不可避免。詹明信的理论话语主要集中在由语言构成的文本层面,因而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批判力量从现实回归到文本层面,最终也无法起到改造世界的目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总是诠释世界,而关键的在于改变世界。所以,詹明信的辩证批评理论有意无意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锋芒和改造现实的巨大作用。詹明信没有在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之间划定边界线,削弱了其理论锋芒。语言模式对于外部的社会历史语境必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语言本身也具备意识形态,詹明信因而冲破语言的牢笼,展开对话语意识形态的分析,实现了从语言批判到意识形态批判的转变。意识形态是阶级对话的产物,通过意识形态素(ideologem)体现。意识形态素是社会之间基本上是敌对的集体话语中最小的意义单位。任何意识形态无法自行显示出来,需要通过文本叙事表现出来,而叙事文本将意识形态素作为表现对象,意识形态就成了“意识形态素”和叙事文本之间的中介。任何一个由语言构成的文本都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体现了敌对阶级在文本深处的对抗和斗争。对于詹明信而言,意识形态理论只能作为阶级话语冲突的符码而存在,这种象征性既为真实决定,又消解了真实。这和他的历史观如出一辙,历史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无法把握,我们只能通过历史事先的文本化来把握,所以,无论是历史观也好,还是意识形态也罢,都只是限定在文本的框架内进行把握。这和詹明信本人批判的形式主义有何区别呢?也正是因为如此,詹明信只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模式,将文本和现实拉开了距离,将现实看成无法把握的实体,仅仅在文本之内才能解决,但是,文本和现实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文本实践有助于实现人们的审美活动,通过社会活动改变和改造现实,但其作用的大小应该受到质疑。詹明信认为阶级概念越来越模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阶级界限的模糊不能否认阶级存在的客观性,尽管其存在方式越来越隐蔽,也不能否认其规律,更不能否认阶级存在的理由。这是詹明信意识形态理论的困境所在。

结束语

语言性问题、主体性问题、整体/部分、同质/异质、宏大叙事/微观叙事等问题的纠缠使得詹明信徘徊穿梭在理论的森林中,有点找不着北,找不到一条打通其间的道路。詹明信始终无法逻辑一致地将其理论融会贯通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而这正显示了其思辨风格,同时也将其弱点暴露无遗,或多或少削弱了詹明信理论的锋芒。但这也许正是詹明信所希冀的风格,不给出问题的答案,只提出问题给人思考。一种多向度的社会批判理论能够提供对对社会现实之间不同层次与领域的相对自主性的分析,从而使其相互作用形成特定的具体分析方法。辩证理论能够将各种社会现象彼此联系起来,一方面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动因如何使得各种现象产生;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剖析特定的社会想象从而了解广泛的社会力量。多向度的社会批判理论强调每一向度的相对自主性,允许从不同视角来探讨社会现实领域,揭示其构成及其运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是詹明信多重视角的辩证思维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财产。但是,辩证思维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展开多重视角来探讨各种后现代景观,也可能带来折衷主义毛病。詹明信折衷主义道路给我们提供了全方位视角去审视后现代的各种文学/文化文本。但如果说折衷主义就是詹明信所言的辩证思维,那么,多重视角往往使得詹明信没有视角。这可能就是辩证思维本身的辩证法。但无论如何,詹明信的多重视角,以及其突破语言牢笼,实现从语言批判到话语(意识形态批判)批判的叙事,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开辟了新的航线,拓宽和加深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的内涵和外延,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建立了新的里程碑,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并非科学中的科学,预示了其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述（模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述》

小组调研中期报告

组长：兰海鹏、邵薏婷

组员：杨曲、杨敏、马英品、傅羿程、雷祖家、韦高西、于璠、梁宇婷、牟昭锦、包鹤

时间：2014年3月24日至2014年4月9日

一、调研课题

科学技术的作用

--以交通工具“行”的变化为例调研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利与弊

二、调研思路

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以三次科技革命为调研明线，剖析在此三次革命中交通方 向发生的巨大变革以及这些变革对社会的利弊影响。并以此为立足点，辅之以 交通工具时代的发展--双腿时代、车轮时代、航空时代等，联系实际，通过调 查问卷的发放、实地访谈考察以及参观中国科技馆等，搜集实际中反映科技对 社会作用的实例，探究交通变革对社会经济、产业结构以及人们生活，甚至上 升到人们思想层面的影响，进而了解科学技术功能与作用，探究其利弊关系。

三、调研计划

3-24——3-30：小组讨论，确定调研课题。

3-31——4-6：初步完成调研行程安排。同时完成调研问卷的编写，小组特色活动的策划。

4-7——4-13：确定问卷的最终版本，同时完成问卷发放、统计与分

析。

4-14——4-20：到中国科技馆进行实地调研，并完成相关访谈。在去中国科技馆的途中，完成视频的拍摄。同时进行

最后资料整理与完善，形成调研报告。

4-21——4-23：查漏补缺，并进行最后汇报准备。

四、拟达到的调研目标

1.在中央民族大学发放240份左右，回收率达95%以上，有效问卷数达230份以上。

2.在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科技馆等地进行访谈，访谈人数达20人以上。

3.全组去中国科技馆参观“科技与生活”展厅，采集能反映科技对百姓生活的衣食住行的实例。

4.拍摄能实际反映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的视频，其中的实例全部采集自身边的细节。

5.通过调研和小组讨论，联系马克思主义，得出调研结论，并就此调研过程及结论完成最终的调研报告。

五、调查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