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观的演变及社会作用认识
1949以来中国发展观的演变及社会作用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有其形成、发展与创新的历史演变过程，建国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历史任务，对如何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中国特色的发传统发展观——改革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形成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一脉相承和历史超越。
一、传统发展观
新中国成立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围绕如何调整和恢复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把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等课题，进行了一系列积极而艰辛的探索，在借鉴苏联发展观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传统发展战略：以追求经济增长为基本导向；以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发展目标，通过外延式与粗放式发展，提高工业总产值及规模；在发展态势上，提出在短期内赶超西方先进国家；在发展动力上，强调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推动经济发展。这一发展观，顺应了中国发展初期通过工业化奠定发展初步基础的要求，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二、改革发展观
改革发展观概括地讲就是在经济领域中对改革发展的本质理解和根本观点，它是发展改革的观点和基本准则，简而言之，就是改革
发展的指导思想。在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甚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改革发展观都有可能是不同的。我国改革发展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终于由片面走向了全面，由主观走向了科学。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改革发展观又一次提供了新的思路。
三、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统筹协调、与时俱进、社会和谐等重要理念，正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
第二篇：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观的演变及社会作用的认识
1949年以来中国发展观的演变及社会作用的认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实现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相比之下，建国初期，我国的发展比较落后，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萌芽阶段，社会比较落后。由于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本质，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事实证明，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规律的，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以目前来看，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大革命不仅没让社会发展起来，反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
建国以来，中国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做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全党围绕着以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核心，拉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帷幕。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全党围绕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领导核心，中国又迎来了另一个新发展，科学发展观也渗透到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2012年14月，全国上下喜迎十八大，中国人民迎来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第五代领导核心。我们相信在新一届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国的发展会更上一层楼，我们憧憬未来，中国这条东方巨龙正振翅欲飞，而它背后的一个民族正在加速前进。
第三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演变
19国贸（中加）彭家静 大作业1
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国进出口总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又叫对外贸易系数。或（进口）出口依存度。一国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一般可用对外贸易依存度来表示，体现该国经济增长对进出口贸易的依附程度，也是衡量一国贸易一体化的主要指标。比重的变化意味着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变化。对外贸易依存度是衡量一国国民经济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的重要指标，它以该国对外贸易总额在该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表示。为了准确地表示一国经济增长对外贸依赖程度，人们又将对外贸易依存度分为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反映一国市场对外的开放程度，出口依存度则反映一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一般来说，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表明该国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越大，同时也表明对外贸易在该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
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改革开放进入扩大阶段，与此同时随着9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开始，大量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看中中国大量的劳动力市场，相对低廉的原材料价格，丰富的资源供给，使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对外贸易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逆差为主逐渐转变为贸易顺差为主并不断扩大，中国实现了从一个贸易进口为主向贸易出口为主的国家转变。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随之上升，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提高，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其他经济体紧密关联在了一起。
2.WTO阶段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后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开放，由于入世后进出口贸易壁垒的取消，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加工贸易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和中国贸易导向战略的实施实现了中国2001年~2007年对外贸易的飞速增长，成为了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递增的超高速增长期，这一阶段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远远高于世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平均水平并且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国GDP的增速，使得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带动国内经济持续增长，经济总量不断增大，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超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可控的外部风险，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动力不足，满足了国内需求之后的过剩产能，只能通过出口贸易依靠他国市场来解决，导致了对外贸易依存度偏高，对外贸易在中国GDP的比重不断增加，中国经济发展对外的依赖性也随之增加，受外部不利因素影响的风险加大。
3.2008年金融危机阶段至今
2008年由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受到较大冲击，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出现了大幅回落。2009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了13.9%，贸易顺差减少，其中2009年1~9月份中国的进出口总值保持着平均-20%的增长。金融危机期间由于中国外贸出口对象国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都遭受到重创，出现了经济增长下滑，导致了中国出口产品主要的消费群体财富缩水、信贷规模大幅收缩、失业等困境，消费能力也随之下降，直接导致中国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为主的出口国外贸出口呈现下降趋势。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对外贸易占中国GDP比重达到了58%，中国为了降低出口萎缩带来的经济风险，也随之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应对措施：连续的降息降准、引导银行利率适当下行、降低首套房贷利率，释放居民购房需求、出口退税、人民币升值、扩大政府支出等。上述措施的实施一方面通过货币政策的引导和政府支出的加大释放了中国的内需动力，另一方面通过出口退税、人民币升值等手段增强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价格竞争力，使得中国的对外依存度在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回落，释放了一部分风险，中国的经济结构也随之完成调整摆脱了对外贸易的高度依赖，并且在今后数年内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一直保持在30%~40%的区间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大力鼓励出口，千方百计地通过出口进行创汇，为了调整进出口结构，我国运用了价格、汇率、利率、出口退税、出口信贷等手段调控外贸，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通过这些外贸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贸易规模列世界排名也不断上升。尤其是从1978年开始我国的FDI不断提升，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也不断提高，由1978年的9.65%上升至1996年的41.91%，与国际发展趋势基本一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提升也得益于这一系列的政策调控。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不断增长，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依存度也分别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和进口贸易依存度是差不多的，但在1985年到1990年，由于国内的资源短缺和大量技术设备的进口，我国进口依存度均连续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但自1990年开始，我国采取的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崛起，使得加工贸易发展迅速，出口快速增长，慢慢赶上并超过进口，进而出口依存度超过进口依存度。（1990年，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30%，其中出口依存度为16.05%，进口依存度为13.84%）
从1996年到1998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下降，总体在30%左右，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快于进出口增长。这一时期，受人民币贬值和以人民币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的双重影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出现了较大幅度上下波动。此外，我国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机遇，促进机电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大，在2000年外贸依存度再次达到43.9%。
以WTO为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是实现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渠道。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同时，我国完善和调整了吸引外资的政策，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投资更容易，使得境外投资者信心增强，从而更多外资流入中国，而FDI的流入对我国出口乃至整个经济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成为全球跨国投资的首选地，新一轮以IT行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向我国转移的高潮逐渐形成。加入WTO以后，FDI企业出口额已经超过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济，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出口主体的首要力量。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快速增加，由2001年的38.05%增加至2006年的64.24%。这一阶段也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贸依存度发展最迅猛的阶段，进口、出口依存度都达到了峰值，分别是28.97%、35.36%。
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经贸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外贸出口面临的传统贸易壁垒因为加入WTO而有所下降，对我国出口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此外，入世第一年，我国将总关税水平从15.3%降至12%。彻底放开外贸经营权，取消实行了50年的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度，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外贸依存度蹿升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我国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这使得我国不需要进口像能源、矿石等资源甚至还可以供国外从我国进口这些资源，我们国家也会进口一些资源，如中国钢材、氧化铝、铁矿砂、石油等在我国进口依存度中占很重要的比重。在入世后，中国也一直致力于提高自身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能力，并参与国际经济局势中的竞争力有所提高，且不断加剧速度的工业化进程也为中国外贸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条件。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依存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由2008的56.36%跌至2009年的43.23%。其原因主要由三点，第一是国际需求下降，出口订单减少；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2008年下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量价齐跌。国际购买力减弱，外销市场需求不足，出口货物闲置，订单减少，出口企业倒闭，代工企业关门，工业增长速度连月下降，美国做为我国的出口大国，发生次贷危机后，美国的采购量相比于上届大大减少。在第二是利润严重缩水，经济效益下滑；许多外贸企业出口产品到了进口国码头，买方不提货、不付款，甚至一走了之，下落不明，以及买方要求退货、降价及合同发生争议等法律问题，咨询解决的办法。与此同时，无数集装箱堆集码头，已装上货的轮船也不敢轻易发航。第三是部分产业减员停产，影响社会稳定。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沿海地区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了倒闭潮。截止2008年底，我国共有67万家小企业被迫关门，约有670万个岗位蒸发，失业人数远高于官方统计的830万。珠三角、长三角出口企业关、停、倒闭的情况更甚，仅广东省经贸委公布的数据，2008年1-9月该省就有7148家企业倒闭，其中尤以出口加工企业为最;关闭企业的经营涉及纺织服装、五金塑料、电工产品、陶瓷建材等;到2008年底，倒闭风潮进一步蔓延，个别地方企业关闭过半，工人失业数字急剧上升，农民工返乡流增多。
在2010年，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回升至48.95%，仅仅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就回升到一定的高度，并随后一致稳定在30%-40%这个区间。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开始复苏，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手段进行调控。特别是中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注重处理好扩张总量与调整结构，政府利用税收、财政、信贷、利率等各种经济杠杆，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调节各项对外贸易。货币政策由“从紧”急转向了“适度宽松”，下调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例如，央行从2008年9月开始，已多次调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还可以拓宽其他融资渠道，成立服务和专管机构。使得企业除了通过不动产抵押取得贷款外还可以股权质押取得融资，解决资金困难。其次，政府减轻企业税负，上调出口退税率。2008年11月1日至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已多次上调出口退税率，这使得企业的成本大幅降低，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从2010到至今，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所下降并逐渐趋于稳定。自2010年后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并在对外贸易上成为最二大贸易出口国，贸易顺差的国家。2015年后全球总体贸易依存度开始稳步下降，是稳步，不是迅速，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标是国际主义，所以不可能退出国际贸易，搞彻底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至此国家对不同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开始出现分化，对去工业化国家中国对其依存度极其低下，对于新兴经济体相反有一定依存，属于逆差，但不会影响中国本国经济，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几年中国可以对一些发达国家说”不“的原因。
（1）提升资源禀赋结构。
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主要体现在数量充足和廉价上面而在劳动力的素质方面依然处于劣势。根据H-O模型贸易理论我国外贸产业只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获得较少利益。所以我国应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加大培养和引进人才的力度把劳动力的数量和价格优势转化为劳动力素质优势，同时还应该更多地挖掘其他优势并创造出新的资源优势口从而优化资源禀赋的结构和特点。
（2）加快产业升级改善贸易结构。
我国要降低外贸依存度在对外贸易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是改善贸易结构，一方面是升级资源禀赋挖掘其他资源优势使我国出口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化另一方面是优化国内资源配比重视产业的优化布局口最大限度利用国F源口并协调地区资源口从而达到资源利用配置最优化。
（3）拉动内需
从目前来看，美国、欧洲和日木经济的衰退己成定局，依赖国外经济的出
口和投资则会出现滑落，那么扩大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选。首先国家应
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网络，让城乡居民拥有同等的养老保障，这样可以将城
乡居民的储蓄转化为消费：其次，开拓农村市场，进而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当然这是一个长期收效的过程：最后，加大农村、城镇、小城市等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开发西部的力度，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平衡中国地域的经济发展。
（4）提供政府信用担保
协助出口企业融资商务部联手外汇管理局，正在酸酿放松企业预收货款融资。这次调整，将有望取消10万美元以下每单的预收货款管制，届时，企业将可以对预收货款采用即时结汇，以增加企业资金流动性。
2.企业层面
面对国际市场严峻的竞争压力，国内企业应该加大改革力度，实施品牌战略，以适应市场竞年。要坚持自主创新，加快培养核心竞争力和自有品牌，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坚定不移的推进出口品牌发展战略，建立有效的出口品牌政策支持提系，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集中实力打造产品国际品牌，提高产品档次，形成产品的个性化竞争优势，从而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提高经营效益。
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改革开放、加入WTO、2008年金融危机三个阶段，现在正在伴随着国家经济结构性调整的趋势步入新常态。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创新性企业的崛起，金融改革的推进，对外贸易的结构会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自有贸易区战略政策的落地实施对维持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保障。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会经历一个以第一第二产业在对外贸易中占比逐渐下降、第三产业在对外贸易中占比快速上升、逐渐向第三产业倾斜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内生动力的兴起，内需求不断扩大，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会经历一个从小幅波动到长期稳定的过程，随着“一带一路”和自由贸易区的积极推进，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水平会逐步下降，最终保持在一个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合理范围。
第四篇：改革开放以来外企在中国投资战略演变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外企在中国投资战略演变历史沿革！
【导言】
尽管所有在华跨国公司都提到中国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经济转型、经济增速下滑所带来的扰动，但是从中长期战略的角度，考虑到中国城镇化进程仍未结束，中产阶级正处于壮大的趋势，绝大多数跨国公司重申中国市场的战略重要性并未改变，中国仍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重点布局的区域。【正文】
第一章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历史回顾
跨国公司作为推动当今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历史发展的过程必定会引起诸多学者的探讨。在华直接投资的外资企业是指在中国直接或间接投资的外来公司或个人组织。投资的形式包括出口、设立公司、寻找合作代理等。外商对华投资至今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外商对华投资呈现了鲜明的阶段性特点。系统的概述外来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一方面，有助于总结历史教训，彻底明白经济上的独立是以政治独立作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对未来外商在华投资与经营提供风向标，使外商明白中国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19世纪末至21世纪，中国是外商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自从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也是许多跨国公司投资的热土。现阶段在吸收外来投资建厂的同时，我们需要对过去外来企业在华投资的历程进行详细的概述，以便为未来如何吸收外来资金进行更好的发展提供借 鉴作用。本文首先对在华跨国公司在华的发展进行概述，时间跨度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在分析的同时吸取各阶段发展的特征共性，做出外商对华投资发展的轨迹模型，我们发现当前外商对华投资正处于从调整阶段至稳步的过渡期。
一、1949-1978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概况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华外资企业根据形势纷纷将企业资金外移。以上海为例，1949年5月，上海外资企业为910家。其中，属于英、美、法、瑞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有685家，雇佣工人5万多人，资产总值估计约为5亿美元;属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为225家，但多数是小工商企业，资产很少，职工数也不多。新中国成立时期，国家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建厂，积极引导投资方向的问题，政府制定投资条例。据统计，1950年至1952年三年期间华侨投资稳步增长，投资设厂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从投资的方向来看，主要通过国家银行和投资公司的投资，投资行业主要是商业、工业和运输业等行业。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国家，原来的外资企业被改造成国有或集体控股的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企业，外资企业也渐渐地退出中国。
二、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对华直接投资概述
进入新时期，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鼓励外资企业引进来，本国企业走出去。在一系列优惠政策的鼓励下，外商在华投资在环境稳定的情况下呈现强势的劲头。本文将这时期跨国公司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至1988年，1989年至1997年。
(一)1978-1988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
1978年底中国正式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8-1988年是吸收外商在华投资的起步阶段。1979年至1982年期间，外商直接对华投资累计达到60.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1.66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3)。外资在华投资的行业分布没有一定的规律，但主要还是以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为主。1983年至1988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累计221.55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工业投资达到120.95亿美元，第三产业投资为95.79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受政策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沿海大城市成为吸收外来直接投资的先头兵。外商对华投资的区域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一时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资金规模较小，但从1978-1988年的这段时期我们可以看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资金规模变化起伏不大，较为平稳。
(二)1989-1997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
这一阶段是中国吸收外资在华投资的成长以及发展阶段。我们从投资金额、投资行业、投资方式以及投资国别等角度分析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特征。
1.投资金额
外资企业对华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其他投资为辅。1979-1991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保持平稳增长，但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1996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额增长很快，最高达到1993年的1114.36亿 美元。虽然1997年外商直接投资额有所下降，但实际利用外资额1989-1997年基本上是稳步上升的趋势。
这时期能够吸引大量外资来华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原因是政策上的鼓励和引导，政府通过各项措施包括开放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等免税政策吸引外资企业纷纷进入中国。1997年外资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数量相比往年有所减少，原因之一可能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前奏的影响，但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增加显示了外资企业对在华投资的信心较高。
2.投资行业
外商在华投资的行业分布主要以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为主。在这个阶段，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额在1989-1993年呈现发展的劲头，并且制造业的投资额要大于第三产业。1993-1997年制造业和第三产业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渐渐在缩小。
外资企业热衷于投资中国的制造业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外资企业最初来中国时对中国的市场不熟悉，不知道风险的高低，只能先以投资制造业获取回报后再考虑投资其他行业;二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助于制造业的发展。
3.投资区域
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西部的比例较小。外资企业主要投资在东部地区除了受政策和历史禀赋的原因影响之外，还有人文原因。来中国大陆投资的外资法人主要是来自于香港、台湾或者部分华人，恰恰是这些人构成了来华直接投资的主体，而东部沿海省份受 地域的影响离港澳台较近，便于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中国海外的华人也大多来自于东部沿海省份，既然选择在中国大陆投资，首选地方当然是自己的家乡。
4.投资方式
外商在华投资的投资方式这时期主要以合资经营为主，随后是独资经营和合作经营、合作开发。在1991年之前合资经营与独资经营、合作开发的差距并不大，但从1991年至1997年合资经营占据主要地位，其次是独资和合作经营。1995年至1997年合资经营与独资经营的差距正渐渐缩小。外资企业喜欢以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主要原因还是对中国市场的不了解，采取合资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降低外资企业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本土企业可以更好地学习外来企业的技术和经验。
5.投资国别或地区
关于外资来源的国别或地区，我们收集的数据主要源于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几个国家。1985年至1997年之间，来中国大陆投资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来自亚洲地区，其次是北美和欧洲。亚洲地区的中国香港和台湾、新加坡、韩国是亚洲地区的主要投资地，究其原因还是地理位臵的相近性以及文化、风俗的同源性。北美地区主要是美国，这与它强大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欧洲主要是英、法、德三大国家，其他欧洲国家的比例较小。此外，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可能是受地理区位和移民的影响，相比于大部分欧洲国家对华投资的额度较大。
三、黄金十年(1998-2012)外资对华直接投资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外资对华直接投资无论从投资额、投资行业、投资区域、投资方式以及投资国别或地区都与前一阶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未来的社会是一个越加开放的时代，吸收外资投资仍然是大势所趋，外资企业未来对华直接投资的趋势值得我们探索。分析这种差异性对未来利用外资在华投资具有借鉴作用。
这十年是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高潮阶段。无论是从投资规模、投资行业或投资方式等来讲，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经历了全方位的发展过程。
1.投资金额
这一时期外资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投资额逐年增长的趋势较为明显，不存在前一阶段大起大落的状态。实际利用外资额平稳较快增长，但实际利用增长率起伏的波动很大。这些情况表明，从1998年至2008年外商在华投资的实际金额每年都有所增长，但增长的幅度变化不定，甚至在1998年至2000年之间出现了负增长率。
2.投资行业
外资投资的行业主要还是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但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差距从2004年至2008年的差距又在进一步的缩小。2008年外资投资制造业的金额为498.95亿美元，投资第三产业的金额为413.09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经贸统计年鉴，2009)，第三产业与制造业投资额旗鼓相当。第三产业投资金额超过制造业的原因还是中国最近这十几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因为从国外发展的经验来看，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是看这个 国家的服务业。前一阶段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再加上国人教育素质的提高，许多人投入到服务行业中客观上也吸引了外来直接投资。
3.投资区域
投资的区域主要还是以东部地区为主，中西部随后。然而，从2005年开始东部地区的比重出现下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比重上升。
我们分析中部地区比重上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随着交通的不断便利，人员之间的流动性加快，中西部地区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才，这为直接吸引外资提供了人才资本;(二)中西部地区本身的自然资源相比于东部更为丰富，这为吸引外资直接投资提供了资源资本;(三)中西部政府为响应国家号召，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优惠的条件，毫无疑问，这就是政策资本;(四)东部地区在吸收外资方面突显了各种问题，例如环境污染、资源滥用等。许多外资企业需要换一个新环境进行投资。这为中西部更好地吸引外资提供了客观条件。
4.投资方式
从投资方式来看，最显著的变化是外资独资企业飞速发展，合资企业的比重随之较少，但趋于平稳。相比于前一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了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的情况，但占总金额的比重较少。
这一时期外商独资企业的飞速发展与外商逐渐了解中国市场不无关系，外商对中国市场的学习加速了外商成立独资企业的进程。另一方面，出于技术保护以及知识溢出的作用，外商也会乐衷于独资企 业，因为这有利于保护自身企业的核心资源和技术。
5.投资国别或区域
我们选取了2004-2011年中国大陆外商直接投资累计金额前十位的国家或地区作为分析对象。这十个国家或地区占总投资额的95.14%。在这十个国家或地区中，亚洲的地区和国家仍然占主流。中国香港地区仍然是在大陆投资的主要区域，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紧随其后。美国和欧洲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的金额数占总比例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综合1978-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吸引外资的历程，我们发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特征主要如下：投资金额的规模不断增长(中间由于金融危机或者社会稳定性的原因导致投资规模总体上有所下降，但这并不影响总的上升趋势);投资行业由重视制造业逐渐转向以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的区域虽然仍然以东部地区为主，但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增长率渐渐地超过东部;外商在华投资的形式由早期的以合资形式慢慢地转为独资或股份制等形式;在华外商投资的国别或地区始终以亚洲国家或地区为主，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也渐渐地转向我国投资，还必须记住免税国家和港口在对华直接投资上发挥的巨大作用。
四、金融危机后(2009-2012)外商对华直接投资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由于经济危机影响，2008年全年我国新批设外资企业27514家，总量略有下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23.95亿美元，全年而看第四季度开始明显的回落态势。
2009年以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仍然呈现增长的势头，并且有稳步增长的趋势。外商在华投资行业的重点分布转向了第三产业。2010年外资投资制造业的金额为517.35亿美元，投资第三产业的金额为520.88亿美元(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经贸统计年鉴，2010)，第三产业的投资金额首次超过制造业。外商在华投资的区域虽然仍然以东部为主，但东部金额所占比重下降较快。
外商投资的方式还是以独资为主。投资的国别与1998-2008年相比，特征变化不大，亚洲国家或地区、免税的国际性港口仍然是在华投资的主要国家和地区。2009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同比下降了14.8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00.33亿美元，金额呈现微量下降趋势。亚洲十国对华投资实际投入外资额出现了增长，欧美国家则出现下降。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欧美国家在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目大幅度下降，但实际投入资金额并未明显减少。
2006-2010年是我国“十一五”发展重要阶段，随着国际和国内经济及社会环境的变迁，我国利用外资的目的、渠道、产业和地区布局结构等因素都发生了变化并进一步促进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进一步完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吸引外资重视其对我国资金的补给作用，现背景下国际竞争激化，我国引进外资更加重视外资的整体质量，如技术引进、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十一五”期间的政策调整逐步带动我国外资投资格局合理化，研发设计为主的新领域逐步替代了传统的简单机械加工模式和初级低水平制造模式。外资企业不断引导、辐射国内企业，激发我国企业不断创新参与国际竞争，有利于我国建立 更加开放的自主创新体系，重视知识产权的开发与保护。更加重视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有助于我国社会环境的优化。鼓励外商投资于我国服务贸易领域，承接全球服务外包，并且深化改革，在新兴产业创造新的市场需求。通过完善外资产业准入制度，我国将以国家经济安全为落脚点，毫不动摇的把握关系国家命脉的重点产业的控制权，不断加强对外资并购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行业重点企业的审查和监管力度。
诚然全球经济危机对FDI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跨国公司资产收缩和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都促使作为投资主体的跨国公司开始谨慎投资，规避风险。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必然更加重视利用外资的质量，逐步扭转外资增速放缓的局面，发挥外资在我国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我国利用外资进入了新时期。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利用外资与我国的技术进步相结合，重视管理经验的引进与人才的培养;重视国家发展战略，引导外资流向，特别是重视外资与中西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相结合，引资方向逐步转向农业和服务业;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注重生态保护、低碳发展与能源节约。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政府通过政策方面的调整和支持，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国内企业通过自身的发展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将更有助于我国引入优质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后经济危机时代更显重要。
二、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战略调整的原因分析
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战略调整，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经 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种种动机并没有发生变化，然而其投资战略却不时的做出调整，那么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仔细研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始动机，然后才能通过结合动机分析具体剖析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战略调整的原因。
(一)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机导向
根据企业海外投资利益诉求不同，可以将FDI分为四类：效率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技术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各类型FDI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别，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不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也会发生变化。
1.效率寻求型FDI基于要素禀赋进行产业链全球布局
效率寻求型FDI是指跨国公司为了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基于东道国的投资政策、要素禀赋、区位优势差异性进行生产链全球化布局，以实现生产成本最小化，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对于这类跨国公司，东道国的劳动力、土地及运输成本优势往往是其投资决策的根本因素。
一方面，廉价的、在很大程度上不可流动的熟练劳动力的供给是效率寻求型FDI最重要的决策影响因素。这里的供给不仅强调量的充裕，而且强调相对生产率来说是低成本的。只有其他因素给定的情况下，低工资才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这就意味着，跨国公司不仅仅单纯考虑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还要综合考虑其劳动效率和熟练劳动力的可获得性。
另一方面，东道国特殊的投资政策和区位优势决定了跨国公司在该国经营的效率和全球化生产网络的运营成本，从而也是效率寻求型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例如，东道国为吸引某类产业投资，可能会为该产业企业提供特别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土地使用政策;同时，临近更广泛的销售市场的国家或临近跨国公司母国的国家通常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满足跨国公司维护国际生产网络运营的需求。
2.资源寻求型FDI面临较高的政策风险
资源寻求型FDI是指跨国公司为了以相对于国内来讲更低的成本获得更高质量的战略性资源以及为降低由资源性生产要素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进行海外投资。资源寻求型FDI国际投资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国际资源的价格波动、母国的能源战略、东道国的资源充裕程度、东道国资源投资政策等。
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发达国家较高的能源消耗及能源金融成为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重要推动力。在此背景下，资源寻求型FDI投资规模快速增长，并面临多方面挑战。
首先，国际能源价格的持续走高不仅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经营的不确定性，也使很多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面临重大资源瓶颈。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企业具有通过国际投资保证能源供应和价格稳定的要求。另一方面，国家层面也希望通过战略性能源规划解决实体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瓶颈，而这种国家战略也成为近年来能矿资源国际投资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其次，2003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国有化浪潮加速，跨国公 司面临的能源政策风险上升。国际能源国有化浪潮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拉美和中东地区国家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能源国有化浪潮，但这种趋势在70年代中期之后被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国际化所取代，国有化趋势有所减弱。而2003年以来，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使能源充裕的国家面临巨大的发展机遇，能源国有化再度兴起。很多发展中国家、非洲低收入国家或面临财政困境的中央政府希望借助国家资源优势获得国家发展战略基金或解决财政问题，采取了形式多样的能源政策。然而，这种能源政策对跨国公司的经营可持续性和盈利能力造成重大冲击，成为该类型跨国公司面临的最重要的国家风险之一。
最后，从微观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看，东道国主要能矿资源的充裕程度和能源政策是资源寻求型FDI进行投资决策的首要关注内容。相关研究对能矿充裕度通常用储量、产量、储产比、能源出口规模等指标衡量;而能源政策主要是通过国家能源战略、国家能源投资政策的深入研究进行定性分析。
3.技术寻求型FDI
技术寻求型FDI为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将获得某一产业的核心技术作为海外投资的首要出发点，在东道国满足相关技术水平要求时，投资企业才会对其他因素如投资环境与政策、市场规模、经济增长等因素加以进一步筛选。技术既可以是有形资产，也可以是无形资产。有形资产包括先进生产装备、销售网络、通讯设施等;无形资产包括商标、专利、自主知识产权等。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 的关键时期，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产业层面看，技术导向型FDI在未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中占比趋于上升。
4.市场寻求型FDI以两类市场为目标
市场寻求型FDI是指跨国公司为了扩大市场、绕过东道国投资壁垒或者进入更广泛的国际市场，在东道国进行的直接投资。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认为具备垄断优势的企业，为了在国外市场上获取更大收益而有动力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根据目标市场不同，市场寻求型FDI可以区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以东道国国内市场为目标。从产业层面讲，当东道国高关税或配额限制时，通常会引发大量制造业跨国公司以进入市场为动机的直接投资;同时，由于部分服务业的非贸易性，跨国公司为服务当地市场必须保持商业存在。第二类是以与该国有投资贸易协定的其他区域性市场或其他国家市场为目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区域性贸易一体化或贸易保护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从而企业有动机借道某国进入更广泛的国际市场。例如，中东欧地区国家与欧盟之间的较低贸易成本，成为部分其它地区企业投资该地区的驱动力之一。
市场寻求型FDI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增长率、居民消费能力、市场结构及贸易情况。第一，市场规模及其增长率与一国国内市场的广度成正比。第二，居民消费能力与一国国内市场深度呈正比。中等收入人口通常是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人群，因此该部分人群比重越高，一国国内市场消费能力越强。第三，东道国市场结构将直接影响跨国公司面临的竞争程度及利润水平。完全竞争的市场 结构将使跨国公司面临巨大的市场份额、价格及利润压力;如果东道国某一市场是寡头或是垄断的，这将对跨国公司形成更大吸引力。最后，东道国的贸易情况反映了其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合作的情况，较大的贸易规模通常发生在具有较好国际经济合作环境的国家，通过投资这类国家，通常可以使跨国公司以更低成本进入其他国际市场。
(二)跨国公司在华战略调整的原因剖析
结合上一小节所提到的四类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动机：效率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技术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我们不难发现，推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指数型增长的主要动机在于：一是降低运营成本、寻求效率;二是谋取中国巨大的市场份额，而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效应恰好是上述两类动机的加权平均和，随着两类动机的效应值及相应权重出现变化，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策略也将做出对应调整，以下我们将分别从效率寻求和市场谋取两类动机出发具体剖析跨国公司在华战略调整的原因。
1.从效率寻求动机出发
(1)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正在失去
从2007年开始，相比其它一些更低成本的国家，中国正在失去作为制造基地的竞争优势。而究其原因，主要是人民币升值，其次是工资成本上升，导致中国失去竞争力的另一个原因是员工流失。在该情况下，跨国公司主要有两类应对策略，其一是向东南亚等地区产业转移，其次则是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其中以代工产业的转移最为明显。
以下我们以代工企业为例进行说明。代工企业由来已久，主要分 布在纺织服装、玩具、鞋帽、电子等制造业，代工的环节也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这个环节。代工企业迁移也早有先例可循，迁移路线总是从发达地区向相对不发达地区，相应带来的是产业的转移和承接。我们可以看到，相关产业从最初的欧美地区向日、韩、台湾等地区，再到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现在开始向中国内陆地区转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澳、台湾地区的产业迁移曾经推动珠三角地区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相关地区的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也明显优于其它地区，可以说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奠定了产业转移的基础，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交通运输业务量的快速增长。
通过对代工企业迁移路径的分析，我们认为，迁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成本、劳动力资源和市场。对于国内代工企业内迁也可以用这几个因素解释。第一，通常代工企业主要是按照需求企业的要求，组织工人进行生产，人力成本占比很大，利润也相当有限，随着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的上升，代工企业客观上将不断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第二，近两年，代工企业面临招工不足、结构性短缺的问题，内迁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第三，金融危机使得外贸需求不足，向内地迁移能够接近内地庞大的消费市场。在这些因素的驱动之下，根据不完全统计，仅粤浙沪闽几个省市转移的产业总值将达到1.4万亿，而制造相关产品将会带来大规模的物流活动。
从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来看，代工企业会重点考虑区位、交通和人力资源等因素，包括人力、土地、物流成本等在内的综合成本将是决定企业内迁的重要因素。根据现有代工企业已经明确的项目来看，劳务输出大省、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良好、政策支持力度大、配套完善的地区有望成为企业优先选择的地区，并且产业的转移具有一定集群性和规模性，服务于产业链的物流等配套设施也将相应进入该区域，因此这些地区有望成为货运、客运业务率先发生明显变化的地区。
综上所述，代工企业内迁并不是个例，其实质是产业的转移和承接。目前，中西部地区已经出台多个区域发展规划，其中承接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转移的产业是其考虑的重要方面，有的规划已经明确提出这一点。而发达地区除了向本省相对不发达地区转移产业之外，也有选择性的向外省拓展，包括四川、重庆、江西、湖南、安徽等。在产业转移过后，不仅交通基础设施发挥作用，业务量上升，并且能够将发达地区先进的物流配套带入相关地区，从而提升整体的物流水平。我们建议关注产业转移带来的陆路运输、路桥、现代物流板块的投资机会。
(2)从内部运营出发降低交易成本
合资公司同独资公司相比，内部存在着较高的交易成本，所以外资希望通过对公司的绝对控制来实现降低公司内部交易成本的目的。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和逐渐开放的世界市场，在给跨国公司带来更多利益的同时也使跨国公司面临着全球范围的激烈竞争，原有的市场份额和垄断格局不可避免的面临着挑战和重组，为了尽快提高全球市场占有率和取得全球的利润，跨国公司必须要改变在华的投资战略，增强独资和并购的趋势，扩大在华的投资规模。
2.从市场谋取动机出发
20世纪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呈迅猛之势，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愈加激烈，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生存下来，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在全球范围内的重组。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新兴市场，必然成为跨国公司瞩目的焦点。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使得市场总量不断扩大。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政局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居民购买力水平的提高、市场规模和容量的扩大，正是跨国公司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因素。在整个世界市场上，发达国家的市场相对饱和，而此时的中国市场是个新兴的市场，因此，能否进入中国市场，扩大其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对于增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作为外来者的跨国公司要想取得中国市场份额，其最关键的战略就应该是本土化经营策略。
(1)在新兴市场里，本土公司有几个先天的优势，它们对当地消费需求有着较好的理解力，能够维持较低的成本水平，还熟悉当地的政策环境。但如果假以时日，跨国公司学习掌握了当地市场的复杂性，它们依然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这往往需要对产品进行基本的变革，如改成更小的包装、使用非传统的分销渠道和开发适应当地口味的产品等。
如宝洁公司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消费牙膏上的偏好和健康的理念，推出了含有中药成分的水果味或绿茶味的佳洁士牙膏，当它们调查发现中国消费者相信盐能够美白牙齿后，还推出了盐白牙膏。从1997年到2007年的10年时间里，宝洁的本土化策略让它在中国的 牙膏市场里从市场份额几乎为零的新兵发展成为占据了25%市场份额的主力。
(2)实施人力资源本地化战略可以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用人成本。众所周知，成本控制是所有企业追求的目标，也是增加企业利润、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手段。所以，在华跨国企业在制定针对中国市场状况的人力资源战略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企业用人成本的因素。根据企业研究的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目标就是大幅削减开支，保证人力资源的优势得以发挥。当今，很多的跨国企业纷纷选择落户中国，恐怕不仅仅是暌违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更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可以帮助企业大幅降低成本开支。例如，美国的苹果公司就是在华的大型跨国企业，他们不仅在我国内地开展一系列的市场营销活动，而且针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实施了切实有效的本地化战略。我们熟悉的苹果iphone手机，其加工、组装和零部件制造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由我国的制造类企业完成，比如富士康公司。富士康公司每组装一部iphone手机，只能拿到8美元的酬劳，相比其他国家技术研发、软件开发得到的酬金，这是很低的报酬。其实，这就是苹果公司人力资源本地化的一个策略，其实施的前提就是考虑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低廉。
(3)实施人力资源本地化战略，可以有效减少文化差异和冲突。很多的跨国企业，其总部往往设在北美、欧洲，但是子公司却遍布全球，其中中国、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尤其受到跨国企业的钟爱。跨国企业之所以实施人力资源本地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规避 因为国家、民族文化的差异而带来的损失。曾经有权威研究表明，大部分跨国企业开展国际化失败的案例中，因为文化差异和冲突导致失败的比例达到了40%左右。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华的跨国企业要坚决的实施本地化的人力资源战略了。可以试想，跨国企业在总部的管理机构和研发机构都是基于企业所在地的文化、环境所设臵的，如果将其强行复制到子公司所在地，往往很难成功。所以，现在在华跨国企业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华的跨国企业子公司上至管理人员、研发人员，下至普通的员工，基本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这其实正是跨国企业本地化的核心诉求，就是要用本地人来管理企业，实现企业文化的无缝链接，保证企业在华的稳定和健康运行。
第三章 跨国公司业务经营情况分析
本章我们对跨国公司2014Q1财报中的中国业务运营情况进行了整理和分析，重点关注这些公司一季度中国业务的发展情况，管理层对中国市场未来的展望，以及一些景气度较高的细分领域。就一季度中国区业务整体运营情况来看，科技类(半导体为主)和工业类公司较好，而原材料公司较差，消费类公司的分化较大。跨国公司提到的景气度较高的细分方向包括：
油、气(包括LNG)相关领域的设备及上下游产业链。罗克韦尔和斗山机械均提到中国油气领域的需求比较旺盛。而查特工业和康明斯则提到柴油国四标准实施将有利于LNG在交通领域的推广。
在大规模存量电梯上延伸出来的电梯服务业。Otis电梯一季度订单同比增速仍然维持在25%，成都、深圳的地铁项目带动了需求，而 地产的负面冲击尚不明显。更重要的是，公司认为中国市场能够在服务方面提供持续的需求增长，公司甚至明确表示Otis电梯服务业务的未来在中国。
DRAM存储芯片及半导体行业仍比较乐观。海力士半导体和美光技术均表示中国4G网络的建设以及智能手机的推广将持续拉动DRAM存储芯片需求。应用材料一季报显示中国大陆的订单增速显著高于台湾，电子行业生产端从台湾向大陆转移的趋势非常明显，而半导体的景气度显著高于显示器和太阳能。
科技方面，智能手机、智能汽车、云计算风光依旧。一季度半导体公司在中国的业务普遍处于景气改善的状态。智能手机普及以及4G网络建设带来了旺盛的芯片需求(海力士半导体、美光技术)。应用材料的财报显示，来自大陆的订单增速远超台湾，显示半导体加工正在从台湾转向大陆的趋势。
多个公司提到将加大中国市场销售渠道建设，包括发展三四线城市市场。包括工业类的ABB公司、斗山机械，以及消费类的苹果公司、特斯拉等。
最后，尽管所有公司都提到中国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经济转型、增速下滑所带来的扰动，但是从中长期战略的角度，考虑到中国城镇化进程仍未结束，中产阶级正处于壮大的趋势，绝大多数公司重申中国市场的战略重要性并未改变，中国仍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重点布局的区域。
第五篇：如何认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正确认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成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产生深刻的影响。
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交融。先进的健康的文化对社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文化建设唯经济建设提供正确的方向保证，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及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在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中，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不断地突显：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在不同时间、不同文本的论述，显现出的一个在逻辑上一致的重要思想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在于变革社会存在，尤其是变革现实的物质基础；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意识在社会发展中不起决定性作用。
不过，随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诞生，也产生了一种像历史唯心论一样偏离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社会存在是社会发展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意识仅仅是被社会存在决定的附属物。这种观点虽然距离唯物史观要近一些，但是，当它被用来指导社会发展时，常常会使人们产生对社会发展的简单化看法，忽视影响社会发展的其它因素，尤其是忽视作为社会意识组成部分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精神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使原本可以更好、更快地发展的社会出现一些本可避免的问题，甚至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
一、几种社会发展理论的共同缺陷
二战以来，社会发展理论专家在追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滞后的原因时，形成了三种解释框架：殖民论、依附论、种族论。殖民论把发展中国家不发展的原因归咎于宗主国长期对殖民地的掠夺和控制。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获得发展，就必须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二战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反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依附论的解释框架是，在政治上取得独立的民族国家仍然不发展的原因，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中心——边缘结构体系，处于结构中心的是少数富国，绝大多发展中国家则处在结构的边缘。边缘的穷国受到中心的富国的欺压，那些富国压低世界市场上的基本商品的价格，抬高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其跨国公司靠损害穷国利益而赚取额外利润。因此，落后国家要发展，关键在于脱离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体系，走自己独立的发展之路。按照种族论的解释框架，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不同种族之所以会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在于这个社会中存在对这些种群的种族歧视。
应该承认，上述三个方面的确是造成一些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原因。但是，当我们把不发展的原因全部归结为上述三个方面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而忽视从民族国家自身，尤其忽视从民族国家自身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精神上去反省的时候，不但会形成一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不健康的民族心理，而且无论历史事实还是客观逻辑都在提醒我们，上述观点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从历史事实来看，二战之后有一大批民族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政治上的民族独立，但是当我们回顾二战以来的社会发展史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期间发展得最快的国家还是那些原宗主国，以至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时期”。殖民论在解释历史事实上的不完
备性，使人们再度去寻找不发展的原因。于是人们开始转向依附论。依附论带来的结果是，不少国家开始脱离国际分工体系，关起门来搞建设。事实说明这种自绝于世界文明大道的发展模式，不可能享受到国际分工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带来的好处，只会使自己离世界先进生产力水平的距离越来越远。
从逻辑上来说，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是内因。宗主国的掠夺、中心国的剥削、种族歧视这都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还在一个社会内部。世界近代来的强国无不是经过内部变革或在外力的压迫下进行内部变革而发展起来的。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有过殖民地的历史，它们能挤入世界强国之列，并保持不竭发展动力，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内部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制度的创新。此外，殖民论、依附论、种族论还仅仅是从社会存在这个方面来认识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忽略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意识，尤其是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精神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二、社会发展中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精神
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精神上来解释不发展，曾经是社会科学界的主流。在西方社会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首推马克斯·韦伯。二战之后对社会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作过研究的社会发展理论专家也不在少数。但是，人们对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的认识常常被一些历史现象所迷惑。尤其当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实施正确的内部经济、政治变革而表现出巨大的增长活力时，一些对真实、持久的社会发展起制约作用的深层的文化价值因素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回避。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曾经使不少人，尤其是亚洲人骄傲地宣称，21世纪将是东亚的世纪，并由此引申出“亚洲文化价值观”优越论，甚至当“亚洲金融风暴”出乎人们的意料发生的时候，不少亚洲人还把这场金融领域的“雪崩”完全归咎于某个西方金融“大鳄”的恶意炒作和破坏，而较少反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所谓“亚洲文化价值观”对于形成这场危机的作用。看来反省自己文化中的弱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从哲学上来分析，原因在于我们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总体上把握住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客观真理，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以及各项改革措施之间的配套推进都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客观规律，即使出现暂时的、局部的背离，也能很快重返这条正确的轨道上来。不过，在社会总体上快速、健康发展的进程中，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精神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值得深入反思。一百多年来，在追求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曾两次从文化的层面来揭示中国落后西方的原因，并对民族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作过深刻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反思和批判。但是，由于这两次文化反思都只是在少数知识精英中进行，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效应，因此，至今民族文化中一些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观念、思想仍然渗透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的健康发展不但要反省和批判落后的文化观念，更离不开先进文化理念、文化精神的引导和支撑。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这样写到：“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1]对马克斯·韦伯的这段话我们有三点评论：第一，仅从文化层面认识资本主义的产生，从而仅从文化层面认识社会发展，把文化精神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把文化问题的解决当作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的解决，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真理；第二，认为只有基督教文化精神才能引导出现代社会，进而把其它类型的文化精神(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完全对立起来，这是一种偏见；第三点，也是本文要肯定的一点，就是马克斯·韦伯看到了文化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重要的作用，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给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提出了适应这一改革创举的要求。我们看到，这一举措的提出和实施，不但引发了微观经济领域的革命，而且也使政府职能的转变、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等政治领域的变革提上了日程。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文化精神的变革，并未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的培育滞后于经济、政治领域的变革，很多人的精神世界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呈现出混乱和空白。培育引导社会发展的文化精神的重要性、紧迫性正日益显现出来。
强调文化精神的培育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改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不是要颠倒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两次文化反省，都存在这种倾向。无论是“全盘西化”论，“西体中用”论还是“中体西用”论，都犯了与马克斯·韦伯相同的错误：把文化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的层次，把中国文化的出路等同于中国社会的出路；而且在拔高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的同时，对不同文化类型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强调文化精神的培育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改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也不是如马克斯·韦伯要求的那样，用基督教文化精神或别的宗教文化精神引导中国社会发展，引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只能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正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含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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